汉代钱币:中国共产党90年的光辉历程及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光辉历程及基本经验

从1921年到2011年，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建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90年来的发展关键是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那么，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怎样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长盛不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我们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开创了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

1、中国共产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诞生。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但必须指出，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中国人民空前觉醒，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拥护十月革命、信仰共产主义并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等来中国。维经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同李大钊、陈独秀联系，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随后，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在日本、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也建立了这样的组织。1921年6月，共产国际民族殖民地委员会秘书马林，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来到上海，帮助筹备党的成立大会。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按照列宁的建党学说，建立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列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主要是：“㈠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㈡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㈢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个纲领实现后，再进行“第二步奋斗”，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中国各族人民指明了奋斗目标和远大的革命理想。这表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才能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基本矛盾，反映中国人民的要求，明确指出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

2、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浴血奋战。国民军北伐时，由蒋介石任总司令，周恩来奉命去上海准备起义，协助国民军攻占上海。周恩来当时是个年方28岁的青年，并未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工人阶级中间也很少活动经验，更没有什么手册指导他怎样发动起义，没有什么人给他出主意（主要的俄国顾问都留在蒋介石那里），因此他到上海的时候唯一的武装是他的革命决心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1927年3月21日，共产党下令举行总罢工，使上海全部工厂都停闭，又把60万名工人派到革命的路障后面去，这是他们一辈子中第一次被组织起来，而且有战斗意志。他们先占领了警察局，又占领了兵工厂，接着占领了警备司令部，最后取得了胜利。有5万名工人武装起来了，编成了六营革命军，“人民政府”宣布成立。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次政变。这样，当蒋介石几天以后到达上海近郊时，发现他已不战而胜，可以进入南市，从获胜的工人军手里接受政权。这样，在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发动他自己的右派政变，开始杀害激进分子时，他的黑名单上名列第一的就是这个把胜利送给他的危险青年——周恩来，因为这位总司令明白，这个青年也可能把胜利从他手中夺走。而和周恩来在上海起义中的亲密合作者中有好几十人被捕处决。据斯诺的记载，“上海大屠杀”人数达五千。自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到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之后，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二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2月11日，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除了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党还先后领导了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的武装起义。朱德、陈毅率部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当地农民举行湘南起义后，向井冈山转移，于1928年4月下旬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在湖南平江举行起义，组成红军第五军，12月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在各地武装起义烽起的时候，中共中央仍然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依旧放在城市。实际上，从外国搬来的“城市中心论”是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在如何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苏维埃政府后，红四军接连击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次“会剿”，井冈山根据地得到发展和巩固。1931年周恩来终于“闯破封锁”来到江西和福建的苏区，他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在第五次反共围剿中，国民党将领在许多地方下令要杀光全部老百姓。这被认为是军事上的必需，因为蒋总司令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凡是苏维埃政权久已确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例如，徐海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说：“我家的人全部给杀了，只留下一个哥哥，他现在四方面军。”“你是说在打仗的时候打死的？”“哦，不是！我的哥哥只有三个是红军。其余的都是汤恩伯和夏斗寅将军枪决的。国民党军官一共杀死了徐家66个人。男的被砍了头，女人小孩被枪决。”这种杀光的办法执行得特别凶残，在第五次围剿结束时，苏区人口减少了60万人。

3、中国共产党万里长征的人间奇迹。共产党从几百个衣襟褴褛、食不果腹的年轻革命者建立起一支有好几万工农所组成的军队，最后到1930年时已经成了政权的争夺者，其威胁严重到使南京不得不对他们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在每次战役中红军都几旅几旅地、整师整师地消灭了国民党军队，补充了自己的武器和弹药，招来了新兵，扩大了地盘。那么，红军取得人民拥护的基础是什么呢？土地给重新分配了，捐税给减轻了；集体企业大规模地成立了，到1933年仅江西一地就有一千多个苏维埃合作社；和平地区的工人和贫农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失业、鸦片、卖淫、奴婢、买卖婚姻都已绝迹；群众教育特别是在扫除文盲中所取得的成绩，比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在共产党模范县兴国，80%的人口是有文化的——连洛克菲勒资助的晏阳初 “定县群众教育试验”都无法比拟。到了1933年10月，南京发动了第五次最大的反共战争，一年之后，红军被迫实行总退却。当时几乎人人都认为完了，认为这是为红军送葬出殡。这种估计错误到多么严重的程度，两年之后西安发生一场惊人事件，连蒋介石总司令的性命也掌握在了共产党手中，这样的卷土重来在历史上是很少有先例的。而在这以前，蒋介石有一阵子却真的相信了自己的吹牛——他已经“消灭了共产主义的威胁”。

红军成功地突破了第一道碉堡线以后，就开始走上它历时一年的划时代的征途，首先向西，然后向北。这是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远征，一般都叫“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进军到战略要地西北去，无疑是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要对中、日、苏的当前命运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强调这个原因是完全对的。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4、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1937年9月25日，林彪指挥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精神和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接着，八路军又配合国民党军进行了忻口战役。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军的进攻战。参战部队开始是22个团，陆续发展到100多个团，被称为“百团大战”。敌后抗战的发展和百团大战的事实表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已经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心。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华抗日根据地实行大“扫荡”，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在困难面前，敌后军民结合，运用和创造了许多极为有效的抗击敌人的形式，诸如麻雀战、地道战、破袭战、地雷战、水上游击战等等。日、伪军好象被打瞎眼和打聋耳的野兽一样，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茨曾哀叹道：“华北敌后战场是一个谜一样的战场，这里有谜一样的组织，谜一样的军队，谜一样的战技，是一个永远猜不透的谜。”华北方面军特务长平次郎也说：“华北共产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苦干精神尤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将来扩大充实，实为帝国大患。”到1945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上升到91万，民兵220万，抗日根据地发展到19块，逐步脱出战略相持阶段，实现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为对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

诚然，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主要担负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人民和人民军队，主要担负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八年间，正面战场兵团级的会战，像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等打了20多场，大规模战斗也发生过上千次，伤亡官兵达300万人以上，这是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不朽历史篇章!当然国民党错误也没少犯，败仗也没少打，那是另一回事。然而，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斗争中，共产党却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八年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敌后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伤亡指战员60余万人，各抗日根据地群众伤亡600余万人。事实说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为在持久抗战中消灭日军有生力量，发展人民抗日力量，逐渐转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关键性作用。

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把日本侵略军全部赶出了中国国土，并使日本于1895年通过《马关条约》侵占的中国台湾省和澎湖列岛等地，回归祖国。这一胜利，扭转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在抵抗外国武装侵略作战中屡战屡败的局面，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起的转折点。在抗日战争结束时，蒋介石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点，当时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威望、军事力量也达到了高峰，军队总人数接近500万。国民党军队中最强的就是陆军，陆军主流部队的装备和当时反法西斯战场上的盟军是一样的，就连士兵的鞋带都和美军的一样，更不要说武器了——轻武器都是盟军装备，重炮都是美式榴弹炮。

1945年8月中下旬，蒋介石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前往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当时毛泽东兜里也有个清单，是刘少奇从延安发过来的，当做谈判的筹码。这个清单上写着的军队总人数是127万。其实，这个数字大有水分，当时我们的正规部队可以计算出来———抗战期间八路军有3个师，新四军基本上没有了，哪里来的127万人？那只能算上民兵了。但最重要还不是人数，是武器，我们最好的主力部队装备就是步枪，部队的火炮就是缴获的日本山炮。而我们的民兵甚至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手持大刀就上战场。

经过四十三天复杂而艰苦的谈判，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110万军队，分三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图谋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进而占领整个东北。党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抽调11万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的军事进犯坚决反击。

 5、中国走向光明还是黑暗的大决战。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力图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用内战的方式来剥夺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使中国社会退回到抗战前一党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一场关系中国走向光明还是黑暗的大决战不可避免。

在战略防御阶段，上党战役胜利后，人民军队连续进行邯郸、平绥、津浦三个战役，阻滞了国民党军深入华北、进军东北的行动。在战略进攻阶段，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陈谢大军和陈粟大军在党中央指挥下分别进入豫陕鄂边地区和豫皖苏平原；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谭震林、许世友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聂荣臻率领的晋察冀野战军，徐向前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等，也渐次转入反攻；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战略决战阶段，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

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为老百姓做得最具体的一件事就是解决了土地问题，这一举措使得大量普通百姓、穷苦农民信任共产党，愿意跟党走。当时的土改文件有一个条款很有意思，是这样写的：“在分土地的时候，如果本村有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现役的官兵家人，一视同仁，一样分地。”当时国民党军队被包围，最害怕我们喊“兄弟们赶紧过来吧，回家吧，你们家分地了”。这造成国民党军队成建制地往这边投诚。淮海战役时，江苏、河南、山东，约 590万老百姓推着小车支前，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可以享受那么强大的后勤支援。后来有位老人回忆说，他当时参加支前大军，推着小车，车上装着两发炮弹，从山东推到淮海战场，推了三四百里，半路上天一下雨，怕炮弹受潮打不响，他就把衣服脱下来盖在炮弹上。运到淮海战场后，组织上给他发钱，让他赶紧回家，但他并不急着回去，一定要在旁边看着炮弹打出去了才放心。这是何等的虔诚。所以，解放战争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了人民大众一边。

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28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鲜血和炮火换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

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曲折道路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功的30年。诚然，党在这段历史中也曾犯过错误，但却是靠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为性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错误。那种认为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成功者，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却是失败者的论调，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无论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们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建设的成就也不容磨灭。

1、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济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不停顿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转变。在短短三年内，我们就医治了长期战争所造成的巨大创伤，胜利地完成了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并且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把国民经济恢复到旧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1952年底，党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为了实现这个总任务，我国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它标志着我国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虽然我国的工业已经恢复并且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工业化的起点仍然很低。1952年现代工业在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毛泽东有一段给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我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和受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极端落后状况的客观要求显得更为紧迫。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参照苏联的经验，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

“一五”计划规定，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达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8.2%用于工业，其中又把88.8%用于重工业建设。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得到苏联政府的很大帮助。中苏双方谈判确定苏联帮助中国兴建156个项目，这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但是，党仍然坚持和强调自力更生为主，凡能自己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在“一五”计划期间，国家财政中来自国外的贷款，只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7%。这些贷款，从1955年开始，就以我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分年偿还。1956年，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方针。这些对于后来在国际关系剧烈变化中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具有深远的意义。
    国家工业化建设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工人阶级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知识水平的基础上，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运动逐步发展成为以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的全国范围的技术革新运动，涌现了孟泰、马恒昌、王崇伦等一大批劳动英雄。农民用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支援工业建设，并出现了李顺达这样的劳动模范。工程科学技术人员在工业化中大显身手。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不惧艰苦，奔赴祖国各地工业建设的最前线。为从组织上保证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1953年，中央从全国一次调集一万多名优秀干部到工业战线，培养他们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党中央号召：新老干部都要钻工业建设的业务。我们已经进入了钻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的国防和原子能的历史新时期。

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各条战线喜报频传。1953年12月，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举行开工生产典礼。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也先后正式开始施工。到1956年，中国第一家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家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1957年建成。青藏、康藏、新藏公路相继建成通车。大大小小的建设项目不胜枚举。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企业，开始一个个建立起来；一大批能源基地和工业化原料基地的建立，使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建，使旧中国工业过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得到改善。“一五”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在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的艰苦奋斗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步伐在扎扎实实地向前迈进。

2、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建设。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在这次大会以前和以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两篇重要著作和“八大”的主要文献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它们的基本内容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1958年，毛泽东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主持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激励和鼓舞下，全国人民发挥出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探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途径，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和科学研究领域。但是，我们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开始不谨慎了。比如：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由于这些“左”的错误，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废止合同、撤退专家，我国国民经济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党中央和毛泽东很快觉察到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中的错误，并领导我们着手纠正。为此，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必须反对平均主义、重视商品生产、遵循价值规律、切实注意综合平衡、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要鼓实劲不鼓虚劲、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一系列指导思想。1962年初召开的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并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加深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1964年底，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一定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其间，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我国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十年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到1965年已经实现原油的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兴工业逐步建设起来，初步改善了工业布局，形成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十年新修铁路8000公里，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了铁路，宁夏、青海、新疆等第一次通了火车；十年全国农用拖拉机产量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十年高等院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为前七年的4.9倍。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取得突破性进展；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集中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达到的新水平。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成就是在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在国际上遭到战争威胁和巨大压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长期封锁禁运，苏联撕毁合同、撤销援助)的情况下取得的。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顶住压力，战胜困难，表现出无比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涌现出像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解放军战士雷锋，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等先进人物；还有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国防尖端科技事业和三线建设中默默无闻地作出奉献的许许多多干部、职工、科技人员和解放军指战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他们的精神鼓舞下同甘共苦，昂首前进。社会主义建设在战胜严重困难后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3、“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经济建设。“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是我国执行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当时我国经济正处在蓬勃发展之中。经过五年调整，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高涨的形势，l966年继续发展，与上年同期比较，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20.3％，基本建设完成的很好，财政收入增长15.7％，几乎所有工业产品的经济技术指标都创历史最好水平。这说明1966年虽然“文化大革命”已产生了对经济的破坏作用，但还是局部性的。1967年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发展，全国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政治局面，国民经济状况急剧恶化。通过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和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先后成立，到1969年，国内政治局势趋于稳定，使经济有了初步回升。1971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成绩较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2.2％，其中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1％，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9％。1972年、1973年两年工业生产逐年上升，国民经济形势有所好转。1974年1月，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使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又陷于动乱，国民经济的发展又再次受到破坏。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设想。大会以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以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他召开一系列会议，采取果断措施，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通过全面整顿全国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l.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4.6％，工业总产值增长15.1％。然而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国民经济再度下降。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的损失，但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国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进展。1976年粮食产量达到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1835.6亿斤；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同期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由544斤增加到610斤，增长12.1％ 。1976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15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65年增长172．6％，平均每年增长9．5％。特别是石油工业的发展更为迅速，到1976年底，原油产量达到8716万吨，比1965年增长6.7倍；原油加工能力1975年为6764万吨，为1965年的4.8倍。我国广大科技人员冲破压力，克服重重困难，在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推广、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培养水稻杂交种，国外几十年前就有人研究，但一直未能用于生产。1964年袁隆平等农业科学工作者开始进行研究。1972年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共同组织全国性的科研协作，配制出一批一代籼型杂交水稻种，一般比水稻良种增产20％，为我国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我国自从1964年10月6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1967年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在空间技术方面，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导弹飞行正常，精确命中目标。1970年4月，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5年11月，我国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在正常运行后，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使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

应当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问题在于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林彪、“四人帮”之流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但是，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各级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的抵制、抗争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了一定限制。也由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顽强努力，经济建设仍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历史是复杂的，极为单纯的时期，即白璧无瑕或漆黑一团的情况，在任何时代都是没有的。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就像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孩子一定会摔跤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总不会说自己小时候摔跤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我们党从来是在纠正失误、总结经验教训中发展壮大的。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经过32年的不懈奋斗，我们胜利实现了党提出的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战略目标，正在向第三步战略目标阔步前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取得飞跃，就在于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

1、以1978年为转折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十年动乱之后，中国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1978年中国人均GDP低于印度，只有日本的1/20，美国的1/30。科技发展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40年左右，落后于韩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年左右。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万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1分钟起落1架飞机，1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1小时起落2架，还搞得手忙脚乱。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之大令人震撼，党和国家事业面临的压力之巨，也前所未有。要么继续“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沿着“左”的道路走下去；要么否定“文化大革命”，但重新回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上去；要么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要求，从中国实际出发，开辟一条新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改革开放成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性决策，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伟大历史转折的先导。今天回顾起来，倍感亲切、倍受鼓舞。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经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实际上批判了“两个凡是”，因而立即引起“两个凡是”同实事求是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持。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号召“一定要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行程数千里，走一路讲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他反复强调说: “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那个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他呼吁: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要讨论经济工作的，许多同志不满意，希望首先解决思想路线是非和重大历史是非问题，陈云率先提出这个意见，引起大多数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从而改变了会议议程。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终于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提出了改革经济体制的重大任务。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时，华国锋仍然担任党中央主席，但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决定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政策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2、以1982年为起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把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旗帜。大会通过胡耀邦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制定了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奋斗纲领，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大会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这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1984年10月20日，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决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提出要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促进各项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提倡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胡耀邦积极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但未能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予应有的重视。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批评了胡耀邦的失误。会议批准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请求，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同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了这项决定。

3、以1987年为标志党贡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批准了赵紫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的突出贡献，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报告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这个阶段。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1989年春夏，“物价闯关”引来通货膨胀，极少数敌对分子借群众悼念胡耀邦逝世这件事，在北京地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占据天安门广场，冲击党政首脑要害部门。关键时刻，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并在6月4日一举平息了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4、以1989年为发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党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和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郑重提出:现在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这个核心，这就是江泽民同志。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两个月后，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邓小平的这一请求，同时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顺利交替，保证了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国家的稳定，使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够继续前进。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江泽民作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明确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向党的十五大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迈向新世纪的政治宣言，是中华民族再创辉煌的行动纲领，系统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是报告的核心内容。1997年7月1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期盼已久的时刻。在如期举行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1999年12月20日，中国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在澳门也如期举行了政权交接仪式。澳门的回归，标志着在中国国土上彻底结束了外国列强的占领。这是旧中国的政府不能也不敢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2000年2月，江泽民到广东茂名高州市考察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三讲”教育，明确提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由此产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与完善，创造性地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现实问题。

5、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党的十六大在北京举行，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作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始带领我们跨入新征程。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在发展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矛盾和问题逐渐显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突出。对于这些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认识到。但2003年初“非典”的发生，使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了，有了紧迫感。“非典”暴露的突出问题是社会事业发展落后、城乡发展不平衡。这在卫生事业落后这个最薄弱环节上突出表现出来。对此，胡锦涛在总结抗击“非典”工作的讲话中说得很清楚，他提出要进一步研究并切实抓好的九方面工作中，第一是“要进一步加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工作”；第二是“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2003年 4月10日至15日，胡锦涛到广东视察时讲到：“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通过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不断增创新优势。”在这里，第一次使用了“全面的发展观”的概念，作为“观”来看待，标志着具体的发展问题已经上升为特殊的新发展观，开始从全局战略高度思考发展问题。2003年9月2日胡锦涛在江西考察时发表的讲话中，新发展观已被表述为“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发展观”前面增加了“科学”这两个字的限制词，在内容上增加了“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随后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以人为本”的提法，形成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表述。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对科学发展观完整地概括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显然，增加了“以人为本”的提法以后，科学发展观不仅具有了统领全局的普遍性品格，而且具有了广泛适用的实践性品格；只有当科学发展观内在的包涵着以人为本的规定性、又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之后，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的有机统一才在理论形态上得以实现。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党的十七大在北京举行，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概括。邓小平理论主要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解决执政党是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这个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主要解决社会主义为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就为新形势下继续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南。所谓构建和谐社会，从对内关系来说，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它最初见诸于党的十六大报告，即确立了“社会更加和谐”的目标，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中。党的十七大则明确提出，我们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对外关系来说，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主张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中国谋求发展，只能走和平的道路。我们决不会象历史上某些国家那样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掠夺别国资源而实现自己的发展，也决不会像历史上某些国家那样通过冷战对抗、追求霸权主义来谋求自己的发展。和平发展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利益，中国将一直坚持走和平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对别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若不给别国提供机遇，中国自身也将失去机遇。中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建设力量而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将一直坚持走和平的发展道路。

四、中国共产党长盛不衰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在实践中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重大转型，在理论上实现了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两次飞跃,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党的历史决议和重要文件对这笔巨大财富，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进行过总结，并列出若干条基本经验来，但最重要、最基本的有以下三条，其中每一条都关系到党的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

1、坚持不懈地推进理论创新。中共为什么能取得全国政权？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为什么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稳坐钓鱼船？……这一个个“奥妙”的精髓就在于：党始终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它是从西方国家传来的一种主义。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转变成中国革命自己的理论，开辟中国革命自己的道路，还需要经历艰难和曲折，即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它以实事求是为思想内涵，具有中国风格与中国气魄。邓小平理论的确立，则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它以思想解放为切入点，具有改革开放的时代气息与鲜明特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它以与时俱进为生命力，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植根于这一肥田沃土之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的逻辑必然，它秉承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系统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和价值取向，凝聚着我们党几代领导集体的艰辛探索和宝贵经验，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它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又构建了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理论来源于实践，又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创新。

2、坚持不懈地贯彻群众路线。中共为什么能建立新中国？为什么能在犯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后还能得到人民支持？为什么没有像苏东共产党那样丧失执政地位？……这一个个“谜”的底牌就在于：党始终贯彻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一是群众利益重泰山。毛泽东强调，一切空话都无用，必须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他说，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他们“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是想从牛身上挤奶；我们“爱民”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范畴主要是指物质和经济利益。然而，在市场经济利益多元化格局下，“利益”范畴理应有新的拓展，江泽民同志强调，要“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利益”范畴以更加丰富的内涵。二是党群关系生命线。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危险。邓小平强调，一定要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走群众路线解决问题。当土地承包在全国推行受到重重阻力的时候，他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说土地承包的发明权是农民的，我只是把它概括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对全国的指导。他指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三是群众工作新局面。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对党和政府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胡锦涛同志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出发，强调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为实现“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他号召全党：“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3、坚持不懈地进行反腐倡廉。人民也曾选择过国民党，否则它的北伐就不会成功，它就不会在全国掌权。说来国民党也是革命党，革命党是讲信仰的，所谓救国救民，舍生取义。信仰重不重要?很重要，但光靠信仰，不能解决腐败问题。电视剧《潜伏》里面的那个李涯李队长，到最后还说要坚持信仰，可是他的上司吴站长却拼命在那里搂钱，一看时局不利，就让老婆往广东转移财产。吴站长说他年轻时也有理想，后来“看穿”了。《潜伏》这部电视剧受欢迎，说明它反映了那么一点历史真实。国民党的中层干部如此这般，高层干部呢?以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老革命”汪精卫为例，当年在反清革命中，汪到北京执行暗杀摄政王的任务，事败入狱，那是九死一生，他的绝命诗写得慷慨激昂：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应该说是信仰使然。可是后来，汪与蒋介石争夺最高权力，最后竟然出走当了大汉奸! 回顾1945年抗战胜利后，一股不可遏止的腐败浪潮迅速席卷了国民党。当时全国上下大约有2300多个接收委员会。国民党的军政大员打着“接收”的旗号，把土地、企业矿山、国家财产都拿来中饱私囊，内部的腐败已经不可遏制了。这样来在全国执政，那不败就奇怪了。后来蒋介石到了台湾总结自己为什么失败，他说，“我们失败就失败在‘接收’二字上。”中共建党90年，执政62载。有舆论指中国是一个集权国家，并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屡屡非议。而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在危机关头，中国能高效率地进行抗洪枪险，抗震救灾，并能成功举办世界第一流的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在全球金融海啸背景下依然保持经济建设快速增长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系列重大成就和标志性事件，又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刮目相看。中共的执政能力，比西方政党一点都不差，毫无疑问是值得肯定的。但危险的是，目前腐败仍是多发高发。中共中央、中央纪委在一些权威的场合，对反腐败形势的估计始终是严峻的，始终是不很乐观的。中国共产党未来面临着五大挑战，分别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社会稳定和谐、中共自身建设、和平发展以及国家统一和民族宗教等，最核心的还是自身建设。“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这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弄得不好就会下台。所以，如果自身建设搞好了，其它问题就不在话下，无非是解决得更好一点还是差一点，早一点解决还是晚一点解决的问题。如果自身建设搞不好，一切都无从谈起。此前许多执政党出了问题，一方面可能是执政成就不够大，老百姓不满意；更关键的还是在于政党自身，老百姓不认可了。比如说或者党本身没有能力，或者特权严重，或者腐败严重。所以，核心问题是党的自身建设，而党的自身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反腐败问题。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对反腐倡廉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性的认识不断深化，防治腐败的思路不断清晰，工作力度不断加大，成效不断显现，完全有能力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好腐败问题，对此，我们应充满信心。同时，我们又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诱发腐败的因素很多，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反腐败斗争任重道远，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