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我负中医 中医负我---一位中医退休教授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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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负中医 中医负我

十九岁进中医学院，学了一辈子“中医理论”，用“中医理论”当了一辈子中医生，教了30多年的“中医理论”，年近退休才弄懂“中医理论”是怎么回事！在“和讯网”上，既给“中医理论”，也给自己留下个“时间囊”。知我罪我，任人评说！



中医何以有“困惑”
[原创 2010-06-21 06:18:59] 字号：大 中 小

中医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天下之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吗！怎么会有“困惑”呢？

如今尽管国家大力支持，宪法明文保护，但近年来，不少中医领军人物仍感到中医在“忧患”之中。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说，“都说深化医改，中医药可以大有所为……但是，许多中医药从业人员都感觉'有劲没处使’”。那主管中医工作的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委员却说“……希望中医药界人士能够解放思想，借鉴现代科学技术”。如此这般，岂不是中医播下的“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了！

窃以为，中医之所以有“困惑”，是因为从教科书上所学到的东西并不实用。在其所谓理论的指导之下，你用某种方法和药物可能会治好了某一种疾病，可你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和药物治好同样的一种疾病。那怕同一位病人，用今天的处方会好些，可明日再用就不见得怎么样了，虽说做了一些加减，也无济于事。就是在老先生亲自指导监督下也依然如故。到底能否治好？如何治好？其道理、原因，完全无法说个清楚，道个明白，实属无可奈何之“困惑”！

那几十上百例的所谓病例报告文章上所写的，都是从医院病案室里按西医的诊断病名找出来，进行综合归纳分析，去西留中，求同去异，精心处理一番，然后冠以“某某方加减治愈某某病多少例”的题目，生花妙笔地写将出来，为的是评职称、长工资、分房子。真要做个科学临床验证、统计学处理、循证医学研究，可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哦。

你可能为此而急着去问老先生，老先生们都会说你“辨证”没辨好；或“标本”不清楚；或“论治用药”不当、不精；或“三因”没能制宜；或“气运时相”不符。总之都能找出个岔来斥说几句。待到老先生自己亲自来时，守方几十上百日兴许可能就行了，也可能与你一样样没个差别。倘能守上几十上百日，病人自己都会好转，你也能行也能做到，当个名中医什么的绝无问题！

其实，只要是有思想，而又不愿存心做假沽名钓誉的中医师们对中医的事儿都会有所“困惑”，并能道说出个所以，尤其是如今接受过现代医学洗礼的年轻一代中医师。以往只知道自己“困惑”，后来才知道我的同学，我的学生乃至我的老师、学生们的师傅都有所“困惑”，大师们更有其无限的“忧患”！只不过老实人都如同“竹筒倒豆”般地说了出来，有心人却是“打落牙齿和血吞”，“英雄气短”“心知肚明”不好说罢了。于是就有了先前历史上的张仲景“勤求古训，愽采众方”之“勤愽”论说、叶天士“师从十七师”之“好学”佳话，都是企图解脱这种“困惑”，寻求创新和突破。其实，如能解决问题，何需勤求愽釆师承众多？一师不行，再觅二师，李一不行，找个李二、李二不行，再寻李三是了。反正“三人行必有我师”，天下中医师傅多的是！

那所谓“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辨证论治”，看起来似模似样、灵活灵现。其实，阴中有阳，阳中又有阴；表中有里，里中又有表；寒中有热，热中又有寒；虚中有实，实中又有虚。纯属稀里糊涂阴阳“两可”的诡辩，既无诊断标准，也无治愈标准，更不知道疾病还有自限性、自愈性、自缓性、周期性、渐进性和不可治愈性，不了解人体的微观变化和物质代谢过程。让人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不能分辩这变幻莫测的世界，何时能借得一双慧眼，把这纷纷扰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今天你可能是活猫撞着了死老鼠，明天可是死猫遇上了活老鼠哦。时间会让一切淡忘，耐心等待终有果报，三十年河东转河西，十年媳妇终会熬成了婆。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所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分析中医之所以不景气问题的症结时曾说到：“祖国几千年实践总结出来的中医，从前毛主席、周总理都指出是宝贵的财富，现在国家的方针又是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条途径并行，连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都规定要发展传统医学，可是实际上中医仍然频临消亡的危险！问题的症结大概是：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怎么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呢？是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而一个中医学生学了中医理论只是学了个引子，不能独立看病，还得老中医当老师来带，带一年不行，带两年也许还不行，三年、四年才慢慢行了，一直等到有了多年的临床体会，才能成良医。”

原来，这中医理论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说到做不到，没说到的反而做到了，千奇百怪，见怪不怪，完全没个“科学”的准绳，所谓“良医”也是多年熬炼所成。兴许这才是产生“困惑”的根本原因，硬要将自己与“科学”扯上关系，用“科学”的“标准”和“范式”来衡量和要求，那主管中医药工作的中管局局长甚至说“……希望中医药界人士能够解放思想，借鉴现代科学技术”！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借鉴现代科学技术”，老先生们能同意？中医理论能点头？因此，那有不“困惑”？不“忧患”的？！

其实中医就是中医，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前的传统文化、传统医术，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没有必要解放思想，去攀附什么，借鉴什么，搞什么科学化、现代化，争什么世界主流、次流。其实，能化的早就该化了，能爭的早就爭得了！可见中医的“困惑”与“忧患”完全是庸人自扰，来源于自己对中医的无所晓知，以至于“有劲没处使”！〔京且〕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2011-01-23 09:28:06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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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道白相宽带山 旁友侬豁得出伐？ ...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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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甲之后又五年
[原创 2010-12-15 17:12:32] 字号：大 中 小

六十岁退休时，曾许下诺言，要将自己风风雨雨的人生，将这一辈子所经历的人和事，慢慢弄清楚的事体，做一番认真梳理，回忆起来，整理出来，记录下来，使自己更明白一点。为免所知悉的情况泯灭，基于一位老人的责任与使命，希望能将自己亲身的经历，所明了的事情，世间的真情实况，择其要者以示后人。可世事难料，还没来得及动笔，老母亲却病倒了下来，每天往返于609路公交车之上。三年之后，从医院送走了母亲。父亲上寿期颐、桑榆晚景，需要有人照顾，因而一直在家侍候，不敢怠慢与偷闲。只能于睡前晨起时分，认真回忆，仔细琢磨，精心构思，草拟腹稿。直至2009年秋后，待一切家务护理工作趋于稳定和熟练之后，稍有余暇，通过对面房住的学生在“和讯网”开了个“愽客”，才能如愿以偿。

自己十九岁进中医学院，学了一辈子中医，当了一辈子中医生，教了三十多年中医，年近退休才慢慢读懂了中医，弄清楚了“中医理论”是怎么回事。早先只是困惑，感觉并不十分强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实践的磨练，阅历的积淀，这种感受就越加分明，更加深刻了。

一年多来，围绕着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以叙事的形式，夹叙夹议，有感而发。道说了“中医理论”的形成；中医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它的本质是“感觉”加“类比”的推理；中医的“神仙英雄史观”和“一次认识完成论”；古往今来的“两种中医”；中医是怎样“看病”的；中医为什么能“看好病”；以及中西医学的相互比较和不同范式。回顾过去，思考现在，展望未来，从理论到实践，从困惑到质疑，从反思到批判，从追求到觉悟，诉说了自己学习的感受和体会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落指先后敲下了106篇愽文〔经修改重新发出的后面8篇不包括在内〕，100多万字，还原了历史，道岀了原委，说出了真相。那两千多年的所谓中国医学史，其实多是些吊诡的现代史，经过后来的人们不断地捡选、涂抹和添加，早已“古为今用”了。考证是翔实的，求证是严谨的，叙事也是理性的，这对个人而言无疑是一笔人生财富。

有同学说，当下大家都在靠中医赚钱的时候，你却在论说中医的长短，似乎有点不识时相；也有同学说，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谈论一个十分圣洁的话题，未免过于奢侈；还有人说，这老头子，不自量力，自以为是，不甘寂寞！而我自己却始终认为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说了自己应该说的话，在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了出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何乐而不为！当敲完所有愽文之后无限释然，此生或错过，但留下真话永存。认清历史的过往，认清自己，对于现在和未来，才有真正的借鉴意义。

真正读懂并理解我的意思的人们都会想到，其实，只要能识字断文，大凡有点仁爱之心，不是故弄玄虚沽名钓誉，按照“中医经典”或摹仿着老先生们的方子，开出几味中药来，吃了不死人，谁都能当一名好中医！

自己也跟学生们说过，大家不必介意，时下到门诊找你看病的多是些慢性病病人，即便是急性病也是西医看过了大半截，让你去做些调理调理治治病尾罢了。只要心中有数，懂得进退，充分了解药物的毒副作用，凭你那“感觉”加“类比”的悟性，取“四象”而“比类”推理一番，“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开点清淡无毒的中药，不妨大胆去试试，心诚则灵哦。说不准哪一天，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功成名就，您也能挂上“名中医”、“名老中医”的金字牌匾，何况人家没上过几天临床也没看过几个病人的，包装一下，不照样当上了“著名中医专家”、“全国名老中医”！可真要上个病房管管病人，绝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儿，还得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学好现代医学科学知识。否则，只能看看门诊，当个“甩手郎中”，在那现代化医院的病房里，你是无法也不可能呆得下去的。

关键在于自己是否已经弄明白并愿意将这明白了的真情实况告知学子与世人，使大家都能有所知晓，不致于视听迷惑是非混淆。否则，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传统经典该当何解释？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现代口号岂不成了空话一句！

在一个公民科学素质仅为3.27%〔据2010年3月8日至4月21日中国科协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国家，知识分子不仅自己立身要正，更要有高尚的操守，不能为个人利益而失去良知，要有“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在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面前，更不能沉默或者逃避，要有不惧流俗敢说真话的勇气。知识分子应当代表着社会和时代的理性精神，如果因为讲真话说实话而挨了骂，那恰恰是一位知识分子的光荣。有道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其实，这社会正如当今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所言：只要1%的人开始想问题就有希望！

入行四十多年来，使自己深感读医之难。读医难，读医之所以难，难就难在，读医犹如读“人”、读“己”，这人类的奥秘永远读不完！绝无中国古文字中那“人”字“一撇一捺”，“己”字“张口吃饭”的象形解释那么简单。

以往所犯下的错误有二：

一是“孩童辩日，如盘如汤”。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这世上，同一人，同一物，同一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与态度，没个统一的尺度科学的准绳。把中医这门古老的自然哲学当作自然科学来读，以为只要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去学习和研究事物，所学习和研究的事物、对象就是科学。将人类认识过程的一致性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个体“认知世界”的内容和标准的差异性混为一谈；否认个体的“认知世界”与真实的“客观世界”存在着差距。当从中无法获得科学的证据和结论时，其实，已经明示了什么。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有人失去良知弄虚作假；有人弃而逃避不敢面对；有人将自己的“个人感觉”、“自我实践”、“直接经验”等等由于受时间、地点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所制约的所谓个体“认知世界”与真实的“客观世界”等量齐观，混淆了认识论的基础，甚至不惜怀疑科学理性的普世价值，为自己和利益集团而另立“科学”范式。

二是“夫医者以愈为职……苟治之有效，无异于得鱼兔，安问其筌与蹄为”。抱着一种但求捕得鱼兔不必问其捕捉工具，只要有疗效就没必要问其理论是否合理的实用主义态度。对中医疗效的判定有失偏颇，以致误读误判！以为中医用药在先，病愈在后就是中医的疗效。对中医的疗效缺乏深入细致全面正确的分析，缺乏科学实验和循证医学的方法，完全忽视了人体本身、致病因素、疾病乃至医生、药物等等诸缘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中医理论”所遗留下来的历史缺陷与无奈。

就人类的认知而言，人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被认识的对象。只要你把眼睛转个弯去看看自己，不是指向眼前的客观外部世界，而是指向眼后的自身内部世界，认识认识自己这活蹦活跳的生命，就会发见眼后的一切却是那么模模糊糊，不甚了了，一片幽暗，没眼前的那么明了清晰，清楚明白。纵观近、现代医学的发展历史，人们对自身的认识，是一个相当复杂、晦涩和困难的过程，往往停停打打，打打停停，时而迂回曲折，时而停滞不前，甚至几经蒙难，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而今，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管人类己经能够登上月球，遨游太空，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还相当肤浅。尤其是对自身大脑的认识；对人体微观世界的认识；对精神性、心理性疾病和某些慢性病的认识；对一些仅有症状而查无体征时下称之为“心身性疾病”的认识。因而不得不又回归到几千年前的原始认知之上，“感觉”加“类比”，“取象比类”，似乎只有那些含糊模棱天人合一大一统的理论才能说明一切，而且越是“高度抽象”越能说明“深奥问题”！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从神学医到玄学医再到科学医漫长的历史过程，医学的进步是点点滴滴的进步，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进步，发展而发展。科学理论的停滞无法促使技术手段进步，技术手段的停滞又会阻碍科学理论发展。

那后来的哲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生命下了一个定义：“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这个存在形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外部自然界不断地新陈代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旦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又说：“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来”。这“生命”、“蛋白体”、“存在形式”、“新陈代谢”、“自身”、“物体”、“过程”、“每一瞬间”、“别的东西”、“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等等复杂而多变的情况，够你去揣摩的了。但如今看来，那生命之中还有许许多多更为深奥的知识和学问，即便是伟大的哲人也未免能说得个完道得个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而生命最宝贵的是健康，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声叹息！健康固然需要自己去维系，岂能让它停止、灭亡，得寻觅点神丹妙药，以求长生不死。但其终究会停止、灭亡而去，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完全不会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难什么难！我那老先生说：只要识得一个“人”字就可当中医生。那思考着的学生说：那老先生可“从未读过内、外、妇、儿、五官这些临床各科的书籍，他就凭一本《内经》治病”，“而且临床疗效卓著”。老先生还说：《黄帝内经》中只要“一句话悟清了，你一辈子都受用无穷”。那学生也说：可见“经典的这个后延性实在太大太大，它确实是一个早熟的文化，它确实是历久弥新的东西”。当今这世道儿，仅仅自称或别人称“才气非凡”是不够的，是骡子是马，只有拉出去溜几圈方才真正知道。坐井观天和自说自话的人，完全形同痴人说梦，更不值一哂。那点点东西，充其量只不过是对病人的一种“撫摸”、“安慰”和“关怀”，留下点人文色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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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甲之后又五年 -2

[原创 2010-12-15 17:12:32]

难什么难！睁开眼睛看看这世界，不就是白日、黒夜；太阳、月亮；高山、流水；男人、女人；一团“气”而已……再简单容易不过的事儿了。那阴阳一分为二不就是哲学？那股子“气”不就统揽了天地人日月星辰三才七政？那六淫外感、七情内伤、阴阳失衡、五行乘侮、运气失调、八纲偏颇、经络脏腑失衡不都是病？“谨查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中庸之道，国身治同，良相良医，圣人、上工们的“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怎么会是“细菌”、“病毒”等等致病微生物的感染？人体“新陈代谢”的障碍和“内分泌”的失调？又怎么会是“细胞”、“干细胞”、“蛋白体”、“线立体”、“基因”的缺损？病理、药理、诊断标准、治愈标准、有效成分、对因治疗、无效验证、对照组验证、血钾、血钠、血尿酸、肌酐、血糖、胆固醇、高密度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分子、质子、酶等等名目繁多细之又细微之又微的东西！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何必弄得那么复杂繁琐，自讨苦吃，自寻烦恼？！

没错，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都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接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在于是愿意受那些过时的哲学所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那正确的哲学思想可能会是科学的先导，而错误的、过了时的哲学思想却往往是科学发展和进步的障碍。

中医理论满足于两千多年前所谓传统的、形而上的自然哲学残渣，所谓“神仙英雄史观”、“一次认识完成论”，使之得以苟延残喘；中医理论在“维系中华民族繁衍昌盛”的说辞之下，成了时下众多中国人的心灵鸡汤与精神鸦片。其实，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则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所以，无论是自然科学家和社会人文学者，对事物的认识和对真理的探求，都要经历这样一个不断否定自己、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的过程，绝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医学科学的发展也一样，绝没传统中医那“秀才学医，笼里抓鸡”、“医学实在易”般的简单，也没中国人、中国传统文化的“尽人事，听天命”那么淡定乐观无所谓！

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始终致力于引进和传播现代科学技术。通过他们的努力，科学精神已经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尽管眼下公民的科学素质还比较低，但大家无时无刻不在分享着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现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如果真正放眼看世界，比对世界上各个大国兴衰的历史，就会很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离我们还有多远！

我们仍然处在转型时期的落后阶段，虽经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这种进步更多是“量的进步”，接下来需要实现的是“质的进步”，而真要实行“质的进步”还需要继续艰苦努力。如不舍弃旧的传统，进行充满阵痛、脱胎换骨的转变，就难以完成现代化的伟大事业。如果囿于历史的成见，满足于以往的经典，固执于旧的理论，为传统观念所束缚，不求进取，整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医学科学还会落后于人家几十上百年，最终将贻误为害整个民族。因此，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医学工作者要象106岁的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老先生所说的那样，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不应只从国家与民族的角度去看世界，而是要学会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国家与民族。紧跟着全球化时代的科学与民主、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步伐奋起直追。

好心的人们都建议我将近年来所感所发的愽文一并整理付梓成书，但我却认为让她留在网上更为妥当，因为书本印数有限可以焚掉，网络无边不可泯灭！就让她作为一个“中医理论”的“时间囊”，永远留置给后人。也作为自己的“时间囊”：五年、十年……五十年或百年之前，一位学过中医的老头子，对他自己所学习和从事过的专业曾经留下这么些言语。知我罪我，任人评说！

如今，花甲之后又五年，六十有五矣！将其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就那么一丁点一瞬间的事儿，微渺至极。行年六十五，当知六十四年之非，人生苦短，能读懂一、两个“理论”，幸哉足矣！

迁延蹉跎，来日无多，未来还有多少个五年！得留点时间给自己，尽情享受人生这份休闲与幸福，高高兴兴过好每一天。日出东海落西山，睁开眼睛又一天。愁也一天，喜也一天，愁愁喜喜只求人舒坦；每天领取养命钱，多也喜欢，少也喜欢，多多少少一个样；少荤多素日三餐，粗也香甜，细也香甜，粗粗细细都香甜；新旧衣服不挑捡，好也御寒，赖也御寒，好好赖赖只御寒；全家老少互慰勉，贫也相安，富也相安，贫贫富富又咋样；常与知己好友多聊聊，不改书生气，放言无所忌，笑谈天下大小事。但是，无论如何，遇事还得动动脑筋钻个牛角尖，应该说的还得去说，应该做的还得去做。老来随心所欲之，愤乐而不知老之将至，不以亢龙为忧，却以亢龙无悔矣。否则，岂不枉来这人世间走一回！

“知识就是力量”！如今这话已经成为千古名言。毫无疑问，培根先生所说的“知识”，应是当下最新的最有用的科学知识和学问，而不是过了时的已经陈旧无用的知识和学问。世界上只有科学知识和学问才是人们不断追求的目标，与人终生相伴的财富，别的什么地位、权力、金钱等等都是身外之物。因此，古往今来，众多优秀的民族、杰出的人士都把接受继续教育、终生学习、不断探索、不断进取作为毕生的追求和生活方式。

那客观世界可是不断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永无止境的哦！〔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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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中 医 之 我 见〔1〕我 的 困 惑
[原创 2010-11-01 17:11:48] 字号：大 中 小

兴许是小时候《十万个为什么？》看多了的缘故，以后凡事都得问个为什么？学习中医之后，更不例外。刚刚开始时曾奢想毕业之后有朝一日也写本《十万个为什么——中医分册》什么的，待到登堂入室之后才知道这中医的事儿还真不好多问几个“为什么”？而且越问越糊涂，越问越感到困惑，只好作罢！

记得到中医学院上第一堂中医课时，先生在黑板上大写了一个“信”字，并说学中医首先就得相信中医，不相信是学不好的。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哦！私下里曾问过自己，这“科学”的殿堂里，科学怎么就不是促使人们去思考而是成了要人信仰、盲从了呢？

也就是这位先生后来成了有名的中医妇科专家、“国医大师”什么的。有同学向他请教不孕、不育症的治疗，先生说，那不容易，女的四物汤加减，男的四君子汤加减，不过，我治就行，你们治可就不行！当时真使我那同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事实确如其所说，轮到先生的女大弟子我们那高年级的师姐时，却只能在家偷偷加些“激素”了。我那同学后来才明白，其实不孕、不育症的原因很多且复杂。他跟我说，心因性的尚可，果真是功能性或器质性的什么障碍和异常，老先生也难哦！

还有位先生更逗，有同学问手腕关节压碎了截肢后，针灸尚存肢体手阳明经的“曲池”穴，断端原同一条经络上的“合谷”穴位置上是否还有感觉？问的确实是深了一点。都不存在了，还有没有感觉？！我揣**同学想问的是“经络断了之后能否接起来”？“经络的感觉是否由大脑支配”？或是“经络——大脑——经络是否能形成通路？当通路被切断之后短期内大脑是否还有记忆痕迹存在”？等等经络与神经、大脑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其实断的岂止是一条经络，手三阴三阳可整整有六条啊，还有与之紧密联系的“脏腑”呢！后来才知道那同学所问的，实际上就是现代医学所说的人的一种“幻肢现象”，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控制断端的神经还在活动，所以产生幻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慢慢消失。

先生完全可以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一笑置之；或者学一下爱因斯坦氏，就明说自己不懂，等我回去看书弄懂了之后再告诉你们；或者更髙明的做法是叫学生回去看看关于针灸学、经络学方面的教科书和著作，或者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最为时髦的朝鲜人金凤汉先生的论著，弄清楚明白之后麻烦学生再告诉自己。想不到先生却在课堂上答非所问地说，“我劝同学们还是学一下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读书不要钻牛角尖！那我问问你们，你两只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而不长在后面呢？”弄得全班同学愕然！

其实，先生这个问题早在中学上生物课时，生物学教师就告诉过我们，这是人类的选择性所决定的，因为人要向前走而不是向后走，如果向后走自然就长在后面了。真想不到上了大学，先生还会问这个问题。同宿舍的几位同学回来之后彻亱不寐，有同学打趣地说，他怎么不问问我们为什么会有两只眼睛？两个鼻孔？两扇耳朵？为什么只有一张嘴巴呢？夫子言，君子有九思……，难道“疑思问”错了不是！那老外笛卡尔也说，只有经得起普遍怀疑的知识，才是真实而可靠的知识。心里嘀咕着这还能学下去？！后来，据说老先生很不髙兴，年级主任要班干部代表全班同学去向他赔礼道歉。“文革”中老先生为此还吃了不少苦头，级主任也连带遭罪，那已是后话。

我在这里绝无抵毁之意，只是想将那段求学经历如实地留下来。事实上，尽管这两位先生在我们读书时还算不上学校的“十大名老”，但我对他们还是非常敬重的。前面那位先生懂得名人、名医的效应，更懂得意识、情绪和精神对人体的反作用。后一位先生在当时学生心目中则是“国身治同”、“良相良医”的榜样，如果不是走得早，如今兴许也会成了“国医大师”。后来在大新县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他曾跟我们说过：我们有医得好的病，也有医不好的病；人家〔指西医〕有医不好的病，也有医得好的病。可见他知道中医、西医的局限性和医生个人的局限性。这些对我后来的中医生涯不无启迪，也就是这些问题促使自己在日后的工作中一直不断地学习、思考和探索，中医到底能治什么病？能治好什么病？是怎么治好的？希冀能寻找岀个中原因，不敢有半点懈怠与盲从。

学问、学问，既要学又要问，可以说是我们那个时代大多数学子们求学的基本态度。大家一直是将自己所学的专业当作一门自然科学来认真学习和研究的，何况当时是中、西医课程是齐头并进，同时开课，中、西医学之间不同的思维范式和行事方法难免不发生冲突和碰撞，擦出火花，自然会产生诸多问题来。同一病证，中、西医之间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理论和解释，而最终的判断只能看实践、看效果了。

何为大学？大学何为？在大家看来，髙等教育所培养的应当是能够自主获取知识、挑战知识、创造知识的人材，而其最终目的是使人“常惑常问”，不断地提出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例如，中医藏象学说中说到肝，认为“肝开窍于目”、“肝主筋”、“肝藏魂”、“在志为怒”、“在液为泪”、“其华在爪”等等这些藏象相关、经络联系的表述，虽然在理论上说明了它们的固定联系，但是，这些联系的内容实质，如肝为什么能开窍于目，怎样开窍于目，治肝为什么能治愈眼病；怒又是如何伤了肝，怎样伤肝，……等等问题，能多问几个为什么？以此类推，则五脏六腑的表述亦然，都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再如，五行学说将自然和人体内外无限复杂的联系简单地归结为仅仅是木、火、土、金、水五种实物的“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关系，从方法论而言，这种比类取象的方法所能得到的推论，只能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难道说这就是对人体科学性的认识和解释？《金匮要略》云：“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肝病有“肝木太过”与“肝木不及”的不同，肝木太过，乘脾土之虚，木克土而使脾病，则“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可以理解；若肝木不及，脾土不虚反实，则肝木不但不会传脾土，脾土反而会反侮肝木而使肝木为病。还要不要实脾？实脾则脾土更实而反悔肝木更甚，使肝木更之为病。岂不成了“治一脏损一脏”、“治一经损一经”？以此推演下去，则其他五行所属脏腑、经络都一样。

在这种五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稳态平衡中，只要一行稍为失衡则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可循环而为病！其实，失衡、异常是生命的常态而并非都是病态。那断肢残人，至少也断了手、足三阴三阳分别六条经络，是为异常，可曾影响了与其紧密相联的脏腑功能？不照样没事活得好好的吗！那雷锋叔叔就是一种异常，不过是异常的好，所以毛老人家号召全国人民都要向他学习。

又如，《黄帝内经·素问·腹中论》所说的“鸡矢醴”〔用鸡屎泡酒做药用〕，真能治鼓胀？一剂知，二剂已？还有所谓“裤裆灰散”、“人中黄”、“人中白”、“粪清”、“金汁”等等什么呢！〔男人或女人内裤裤裆部分剪下烧灰、人的屎尿都可用作做药治病〕

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扁鹊是按照“非人”长桑君的传授用“上池水”服其“禁方”“怀中药”三十天，就能看得见墙垣另一边的人，凭这神力看病，能尽见五脏症结，为什么扁鹊却“特以诊脉为名耳”？以诊脉为名作幌子骗人！扁鹊真能“望而知之”犹如神仙？史载齐桓公、赵简子、虢太子、秦武王这些人时空相距四百余年，难道扁鹊是活了400多年的神仙？ 仓公又真能如同相命先生般知晓他人的死法？据《华佗传》所记，华佗真能开腹剖肠？当时真有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吗？写《伤寒论》的张仲景到底是“留神医药”的医生还是“余宿尚方术”、“精究方术”的方士？〔见张仲景：《伤寒论序》〕。经络又是怎样发现的？是“内景返观”吗？确有其事？〔见李时珍：《奇经八脉考》〕……。那《抱朴子·至理篇》中所罗列的“越人救虢太子於既殒，胡医活绝气之苏武，淳于能开颅以理脑，元化能刳腹以澣胃，文挚愆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纳赤饼”等事，连作者葛洪都认为“此医家之薄技，犹能若是，岂况神仙之道，何所不为？”都是假设，不能当真！

整天不厌其烦地在这些近乎神话般的故事中兜圈子，既无观察依据，更无实验证据，值吗？难道仅听其言，就信其行？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应当信以为真！

何者已知？如何得知？知识何用？用之如何？所学的内容“是什么”？“怎么样”？和“为什么”？几乎完全关注于“是什么？”，而关于“怎么样？”的论述则往往是想当然而被理想化了，至于“为什么？”则表述得非常简单和十分模糊，甚至根本缺乏表述并与前两者相对脱节。概念模糊不清、命题模棱两可、推理缺少逻辑，使人迷茫而终不得其解，犹如云山雾罩。

其实，任何具有生命力的科学学说都是离不开概念的准确、推理的精确和逻辑的严密。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不仅仅是知识，而是人类追求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为人类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行为准则，包括质疑、批判、否定、创新、诚实、尊重事实、开放的心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以及对反对意见的宽容、甚至渴求。因此，科学应当说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人类活动。

凡此种种，只要思考，问题所在，层出不穷，举不胜举。“糟粕”故然要去掉，“精华”也未必都是可取的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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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中 医 之 我 见〔1〕我 的 困 惑-2
[原创 2010-11-01 17:11:48]

稀里糊涂混到快毕业，心想总得学点真本事吧！记得那年从太平到大新，从大新到茏名、荃名，从茏名、荃名到天等，从天等到东平，从东平到容县，再从容县到杨梅、黎村，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分别在县医院、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开门办学、见习、实习。每到一处都是先到门诊，后到病房。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是容县人民医院，先是在门诊部的中医科，后又到了住院部。住院病房里则是以西医〔严格的定义应当是“现代医学”，后文同〕为主，中医〔严格的定义应当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医学”，后文同〕为辅，只是配合配合。一天，或两、三天看一次，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凭着那人类最为简单、一般的感觉刺激，去寻觅以往的记忆，取象比类一番，开个方而已，犹若蜻蜓点水。在诊疗的过程中，对同一病人带教的中医老师各人的理、法、方、药完全不同。使人感到中医无论是诊断或是治疗上都没有一个统一客观的标准，缺乏标准化的操作程序，有点随心所欲，如同“孩童辨日，如盘如汤”。相反，西医老师所教给的现代医学知识在这里一一得到验证。

不管你学习怎样努力用功，治好了就是辨证辨对了，学好了中医，治不好就是辨证没辨对，没学好中医。有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干脆不辨了，胡乱开个“心水”方子也能治好。到底是自已治好的，还是病人自愈的，或是用西药的缘故，没能弄个清楚明白，落得个“行时医师”的美名，自己也感到十分困惑。年青时确是心有不服，想找出个究竟。如今，随着年岁的增长，见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不为怪了。兴许应了那句“医者，意也！”自己至今尚没搞清楚弄明白的老话吧。

现在看来，与其说中医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一门个人艺术更为确切。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对病人机体的反应以至对“病证”的认识及其防治实践，医生的主观体验可以占相当大的成份，望闻问切，四象而已。同一病人，不同的医生对“病证”和“治则”的认识是大不一致的；就是同一病人，不同的医生即使对“病证”和“治则”的认识基本一致，但在处方用药上仍有较大的差别。似乎治疗效果和作用更多的是来源于施治者本身的魅力，而不是辨证施治、处方用药的结果。而病人对疗效的认识更是跟着感觉走。医者也是在病人今天好一点，明天差一点，后天稍好一点，大后天又差一点的回答中耐心地等待着，最后却是以病人不再来复诊为治愈标准。

倘若不能治好治愈者，医者多以时辰相背、没有缘分、药选不精、吃不禁忌乃至命中所定等等为托辞。正如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所说：“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三十多年的中医职业生涯，使自己后来方才逐渐明白，医者的形象仪表、举止言行，药物的君、臣、佐、使结构及味数、价钱仰贵、稀少难找，乃至处方书写的字迹端庄、布局严谨与否等等对病人来说都是一副“良药”。

困惑，从学习中医的学生时代开始，到从事中医工作当上中医师、中医教师一直悬绕在心头。至今退休了，仍惑而不解、惑而求解，不断地求索。当中医师遇上的多是些小伤、小病，一些大伤、大病、急危重症自己确实也处理不了，连病家也都知道中医没多大能耐而会主动去找西医，真要找上门来的也多是西医认为没什么病或者已经没什么办法的绝症了。中医的疗效虽有一些，但多侧重于症状的缓解，且多是个人直接经验的个案，不能举一反三，无法重复，疗效评价标准更是因人而异。情势紧急起来，人命关天，“传统”解决不了，只好求助于“现代”了，因而这“科班出身的中医”也就成了“三、四流的西医”。这还得感谢那些年县医院西医同事们的教导和帮助，以及病房、门诊、值班室的轮番磨练，由于有了西医的临床实践，因而对中医的偏狭就更生敏感。当中医教师就更不容易了，且不说自圆己说，课堂上讲着讲着，有时连自己也失去信心。说真的，至今我仍无法讲清楚“恶风”与“恶寒”的区别，不都是患者发烧時所出现“怕冷”的自我感觉嘛，还会起鸡皮疙瘩呢！

发展到后来甚至有些迷茫和焦虑了。心有迷茫可问谁？我将这些诉诸中学时代要好的老师和同学们，他们都说适当的困惑和焦虑兴许就是动力，会促使自己去作更深入细致的学习和研究。有位较为达观的老师说，其实，学术上的研究和探讨，对人的一生来说，无论成功与失败都是一种积累和沉淀，倘能留下来也是一种财富，一种奉献。他还说，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说过，“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髙致”！我的学生，后来成了我的学生们的师傅的阳波先生，就曾私下与其同学及弟子们说过，王老师思维严谨、逻辑性强，是学不好中医的。我自己也深感不是学中医的料子，没有“天地存乎一心”的内省和深沉，更无“面壁而坐”的定力与修行，只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德性。想当年学有困难时，连梦里都希望有“非人”相助，传授“禁方”，赐饮“怀中药”、“上池水”，以求得道“知物”，是为“圣贤”、“良医”。有道是：“我读越人列传，心随桑子饮上池”！

后来由于相信“道在山林，学在民间”之说，曾寄希望于熟读《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的“民间中医”，因而演绎了一段“隐谦斋问道沙井”的故事来，成全了“沙井学派”后来的崛起。也曾寄希望于“中医现代化”，寄希望于“中医现代化”后所导致的“医学科学革命”以至于产生“科学革命”。希冀用“现代科学的语言”，将中医理论“翻译”出来。

其实，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不就是一个“气”，只要把握“气”的本质、功能、作用及其运动形式和规律，捕捉到各种不同类型的“气”，就算把握了中医。憧憬着如同“髙压氧仓”般的“平衡仓”出现，所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偏颇、升降出入异常的病人，只要进去出来就“平衡”了。损太过补不及，精足、气充、神全，一切疾病都会转好。可这“气”却是地地道道哲学意义上的“气”，怎么也看不见摸不着啊！

再后来，基于现实只好寄希望于“中西医结合”了。一位曾在县医院共过事的西医外科医生问说，兄弟，别瞎扯了，马褂套在西装上！“占星术”与“现代天文学”，“点金术”与“现代化学”能结合吗？其实，所谓“结合”，在我自己看来，就是用现代医学的诊断，加上中医的辨证施治，或者西医的治疗。在现代医学诊断明确的基础上，一个一个病地进行研究和探讨，什么病只能用西医治疗，什么病用中医治疗较好，什么病什么阶段用西医治疗好，什么阶段用中医治疗好，什么阶段相互配合治疗更好。这样做，由于诊断的明确，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及预后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和把握，治疗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是承认差异，寻求互补，而绝不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然而中医“辨证论治”的效果却最终未能如愿以偿，想不到后来竞成了不管什么病都是“中药”加“西药”了，既增加了病家负担，又浪费了医疗卫生资源，也看不出到底是“中医”还是“西医”，“中药”还是“西药”的疗效，成了“半吊子西医”，甚至最后完全西化了，使人更加茫然。

自己的心情正如余云岫老先生〔1879～1954〕当年所说：“当初我一意要入医学校去学医的时候，原是抱了一种极大的野心。我想中国的医学是数千年来相传的学问，历代名医很不少，历史和名人笔记里面所载的医话说得很有奇效，《内经》、《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籍也很多。我以为中国的医学是一定有研究的价值，一定有很好的成绩可以研究出来，并且研究这个学问一定是很有趣味的。谁想学了西医之后，再把中国医书翻开来读读，竟是大失所望，把我十年来痴心妄想要发现国粹的狂热，竟变成'一片冰心在玉壶’”了。〔见余云岫：《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

往后也就逐渐明白了先生之所以提出“废医存药”的道理。

记得美国杰出的医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刘易斯·托马斯博士〔1913～1993〕在其1983年出版的《最年轻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下称刘易斯·托马斯的书〕一书中曾经对十九世纪前页医学教育和医疗实践的状况写到：“……探讨医学的历史并不怎么让人愉快。……医学的起源……是和纯粹的猜测和最为粗陋的经验主义相依相傍的。在人类的活动中，真难料想还有比它更不科学的行当。实际上，凡是想得出可能用来治病的东西，不在此时就在彼时已经用过了；而且一经试用，便持续使用几十年、几百年才把它放弃。回顾起来，在人类的实验之中，它真是属于最为儿戏、最不负责的实验，完全依靠先试试然后看看错不错的办法，而结果常常是总是出错。放血，导泻，拔火罐，服用各种植物的浸剂、金属的溶液、想得出的各种膳食,包括完全禁食，所有这一切几乎都是根据对病因的一些荒诞绝伦的想象，完全是空想虚构。这就是略多于一百年前医学的遗产。医学……能延续如此之长的时间，侥幸获取去如此之多，但却遭到如此之少的谴责，这真是不可思议。……蒙田……前几百年就严厉地论说了医生给人造成的疾病。可是大多数的人却坚信医药的神奇魔力，耐心地忍受着它。……”。

作者虽说是在述说自己行业过去的历史和状况，美国或世界的医学史，但他所描绘的史实似乎与我们的国情，与我们现在所学习和工作的内容似乎完全一模一样哦！〔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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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中 医 之 我 见〔2〕中 医 是 一 门 自 然 哲 学
[原创 2010-11-11 16:26:59] 字号：大 中 小

在困惑、迷茫和焦虑之中，想到中学时代同学们关于“天狗食月”的讨论。这是古人对产生“月蚀”这一天文现象的一种神话般的解释，但古人始终不明了“月蚀”的真实原因。有同学说“天狗”食也好，“天猫”食也行，“天老鼠”食也罢……总之月亮不见了，被食掉了，你能说它不对？也有同学认为这是对科学的一种“无知”；还有同学认为如果没有当初这种神话般的解释就不会有现在“科学”的认知；更有同学认为这就是古代的所谓“格致知物”。大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数学老师说，这些都不是科学的解释，总之，似是而非，朦朦胧胧，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想。物理老师寻思着说，这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自然哲学”式的解释。

什么是“自然哲学”？后来查了《辞海》和《哲学小词典》才知道：自然哲学一般是指产生于远古时期，到十七至十九世纪初叶发展起来的，把各门自然科学和哲学结合在一起而建立的一种自然体系的学说，“自然哲学”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前身。自然科学当时还处在发育阶段，还不能比较完善地、科学地解释自然界中诸多现象和过程及其客观联系。在那个时代科学、哲学与宗教混为一体，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共同发展。因此，当时一些神学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不乏玄学家〕就企图借助于已有的认识和知识，借助于宗教、借助于哲学〔玄学〕的抽象思辨，从而构建起解释自然界的学说。是一种所谓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包括并代替自然科学的“科学之科学”，是从整体上对自然界作思辨解释。

把“自然哲学”推进到真正系统化阶段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而最后完成者是G·黑格尔。恩格斯曾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批判“自然哲学”是“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同时他也客观地评价了“自然哲学”，指出它曾“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

恩格斯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在自然科学还未得到充分发展，在许多自然领域内还存在着不少尚未认识的空白区的情况下，“自然哲学”借助于用理想的、想象的联系来代替尚未认识的过程的真实联系，用某些推理来代替所欠缺的事实和过程，用联想来填补实际上的空白。这种作法和努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当时的自然哲学家也抒发了许多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不少未来的科学发现，但同时也有着不少的谬误。在当时科学水平并不髙的情况下，要解释自然界不能不如此。

但是，今天当科学长足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了科学本身的联系已经能比较滿意地说明自然界的时候，特别是坚实地建筑在近、现代科学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已经可以更完善地从总体上说明并指导人们去认识客观世界的时候，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自然哲学”也就日益沉寂成为过时的东西而逐步消亡了。

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主要记载在中医的“四大经典”著作上，通读过“四大经典”的人们都知道，除《神农本草经》讲的是365种药物之外，《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都是研究和发挥《黄帝内经》的。因此，《黄帝内经》历来被视作中医理论的渊薮，研究中医的人们都非常重视《黄帝内经》。而《黄帝内经》究其源头则应当追溯到伏羲创“易”，开启华夏文明了。

《黄帝内经》把“人”摆在天地之间，放在太阳、月亮，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之间，即古人所说的“三才”“七政”这么一个宇宙背景上来进行讨论和阐述。在中国近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可以说前半段是在没有文字的漫长黑夜中渡过的，远古先民们面对并传习着一本建立在宇宙背景上描述日月、星辰、昼夜、气象、季节、天文、地理等等自然景象周而复始变化万千的自然之书——“无字天书”。通过“阅读”这本“无字天书”，开启创造性思维。

先是伏羲创“易”，在古老的《易经系辞》有这样一段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伏羲易学就是在对自然的认识上，以阴阳、八卦、演易为基础建立了可以认识自然、模拟自然、利用自然的易学系统。伏羲易学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最古老、最系统的认识自然的知识体系，是当时人们认识自然的工具。继而《连山易》、《归藏易》，再到《周易》，这些易,都是在伏羲易的基本原理之上慢慢演化而来，虽说它们都是古代占卜预测之书，但也都是不同自然条件和历史时期对大自然的认识。紧接着是《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这其中尤其是“阴阳”概念的产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都在不同程度上以阴阳思想为指导。至于五行虽初见于《尚书·甘誓》，次为《尚书·洪范》，说的是五种物质各自的特征与属性和五种行事活动与管理等等，但最终形成天道运行、人世变迁、王朝更替等一整套相互关联的理论则是汉代邹衍、董仲舒、刘向父子等士大夫和方士化了的儒生们满脑子阴阳消息、五行生胜、五德终始、转移符应、相次用事、隨方面为服的事。修炼内丹、服食外丹、弄采补及精通符箓方术等等，则是从秦始皇寻找神仙和长生不老药开始到汉、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时期道士们的风采了。到了宋代易学更加兴盛，陈搏老祖、周敦颐及其后的“程朱理学”将对阴阳五行之道的探究更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髙峰。阴阳五行学说试图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统一起来，不仅建立了自然界和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还建立了人类社会的组成联系。不仅试图说明各领域内过程之间的联系，还试图说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间总的联系乃至人身体内部脏腑经络之间的联系。它想实现的目标可谓宏伟无比。但它的实践经验基础却显得十分之薄弱。

易学系统中的易辞虽说很少谈及阴阳，但其卦象的推演却呈现了阴阳的变化。易学系统其最核心内容和智慧应是自然，即世界的本然，就是要随世间万事万物的演变而顺其自然，但顺其自然绝不是随波逐流，而是要在掌握和领悟所谓的事物运行规律基础上，对事物的孕育、发展、成长、衰亡予以预测，找出和选择事物所谓的最佳存在方式。《易经》所有的占卜与预测之事旨在教人看清形势，并提供出所谓建言、思路，能否做到，关键还在于人的修行。

随着演易，先后产生了气、道、阴阳、五行、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先后天八卦、六十四卦、阳爻、阴爻、三百八十四爻、九宫、河图、洛书、太极图、无极图、术数、三阴、三阳、天干、地支、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甲子纪年、纪月、纪日、纪时、五运六气、大运、主运、客运、主气、客气、司天、在泉、客主加临、主客相得、气立、神机、算法、占候、易占、六壬、杂占、堪嶼、命相、遁甲、杂术、阴阳五行术、脏腑、经络、精气神、气血、津液、六气、六淫、七情，等等一系列概念和理论。

《黄帝内经》的作者们又根据“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人与天地相应”、“天人合一”的观念，将这些概念和理论与从人身体上所感觉到的东西相类比而构建成所谓“中医理论”，即中医药文化。用以描述人的生命现象，预测个人命运的吉凶祸福，解释人的疾病发生、发展与治疗、转归，用于人的养生保健、避凶趋吉、防病祛病。把人的生老病死、吉凶祸福与这人世间、自然界乃至国家、家庭、个人等等所谓的规律和复杂现象都混为一谈，形成了所谓“国身治同”的理论，进一步就推衍为“良相良医”了，以致于将诊治疾病的医事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提并论！

《黄帝内经》将人体比附为一小宇宙，将五脏六腑与行星、季节、山川、甚至官职一一对应。因此它对生命现象、对“人”、对“人的疾病”的认识只能囿于古人当时对自然界，即对“天之气”、对“地之形”的认识的基础上采取“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取象比类”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去认知。用“已知”的“天”、“地”来解释“未知”的“人体”，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和相互联系推知隐藏未明的人体的“经络、脏腑之间的联系”和“脏腑功能与病理变化”。

《黄帝内经》中反复强调的“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人与天地相参”、“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即高保衡、林亿等人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指出的：“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

综上所述，可见中国古圣先贤们对生命的认知是先叩问自然、认识自然，同时又以对自然的认知类比于人及其疾病，从而关注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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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中 医 之 我 见〔2〕中 医 是 一 门 自 然 哲 学-2
[原创 2010-11-11 16:26:59]


按清朝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中国的传统文化可分成经、史、子、集四大门类。“经学”为首，从六经、五经到十三经的儒家经典为主，一分为二，合二而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史学”是以廿四史为主的各种体裁的史学著作；“子学”即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及其政治、哲学、医学等著作；“集学”泛指所有诗词文赋专集等著作。

中医属于“子学”范畴中众多类的一类，医家类。《黄帝内经》是医家类的代表作，它不仅是中医理论的经典，更是一部养生学的经典。虽然也讲了“怎样看病、治病”，例如对疾病症侯表现的描述，又如此前的占卜、画符、祝由、堪嶼等巫术，及书中所载的导引、吐纳、按矫、砭石、刺灸、房中和食物、药物的四气、五味、“十三方”〔《黄帝内经》全书中只有汤液醪醴、生铁洛饮、左角发酒、泽泻饮、鸡矢醴、乌鲗骨藘茹丸、兰草汤、豕膏、翘饮、半夏秫米汤、马膏膏法、寒痹熨法、小金丹等十三条治病处方〕等等为数不多的治病方法。但似乎讲得更多的是“怎样不得病”，是在“经学”、“史学”的指导下，教导人们如何“避凶趋吉”，寻找所谓最佳的生存方式，讲的是所谓生存智慧！即人体生命存亡的关键所在只有精、气、神充盈，生命活动才可能在健康状态中运行，只要能保持精足、气充、神全，自然会祛病延年的养生之道。

从历史和内容上看，中医理论及其养生学的观点基本上是源自于《周易》的“阴阳学说”和《老子》的道家“抱朴守一、无为自然”思想，可见易、道、医三者有着难以割舍的血肉联系。

要学医，当然要读医家类的书，然而，《黄帝内经》所涉及的远不止于所谓医学，它还吸收了我国古圣先贤们当时对天文、地理、气象、历法、物候、生态以及社会、哲学等诸多学科的认知和研究成果，所谓医、卜、星、相，乃至“三教九流”，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仁、五德、六读书、七工、八技、九盘算等等人世间的事无不包罗其中，真可谓集大成也。因此要精通中医，只读医家类的书籍是不够的，还应当博览旁通其它各类，不仅要精通《周易》、《老子》、《黄帝内经》的内容，还应博览庞大的“子学”书籍，诸子百家，尤其是医家类、道家类、术数类、天文算法类的书籍。汉以来的儒、释、道三家，养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

除此之外，还要修持“气功”、特异功能，气功、特异功能与中医理论是紧密相连的，因为“气”与“气化”是中医理论的精髓。气功实践不仅是中医理论的重要源泉，而且是中医临床的基础与精华。《黄帝内经》把“养身”、“治神”、“守神”等气功内容放在了高明医生必备条件之首。昔日之中医大师如扁鹊、华佗、张仲景、陶弘景、葛洪、孙思邈、李时珍……都精通气功、修持内丹、炼制外丹，並通过气功、修炼内丹、服食外丹来激发、强化人体内在潜力，以获得异乎常人的智能。从而达到“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神通、漏尽通”的“六通境界”，以及“眼、耳、鼻、舌、身、意”六者即六根清静之潜能可以互相渗透乃至相互为用的“六根互用”和诊察“脏腑内景和经络隧道”的“内景返观”等等“练气化神，入神出化”的特异功能境界，因而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可如今的中医泰斗、国医大师、名医诸宿，鲜有娴于此道者，只能望尘莫及了！

《黄帝内经》较为详细地用当时的所谓理论描述了人体的生命现象、经络脏腑的联系和功能，论述了所谓“阴阳失调、邪正斗争”的致病原因、临床证候表现以及一些简单的治疗原则和方法，提出了养生方面不乏哲理性的告诫，自成一体系。也正是如此，故其较之世界上其它古文明所产生的医学更具生命力。

中医学虽然包涵着一个巨大的医学理论体系，它承认现象、重视现象，对现象的“观察”虽然比较仔细，但仅仅停留在“象”的表面，而不往“深”里去，它的“假说”则多是想当然和自以为是的所谓实践经验，它的“验证”则做得非常之粗陋和浅薄。它的整个体系不少方面还是建立在“类比推理”之上的，致病原因、病理机制、治疗方法与效果，都未能得到充分的科学验证。其整个理论体系是直观人体、人天关系以及理想联系所构筑而成，还包括有不少猜测、臆想的东西，甚至有的还与鬼神迷信混杂在一起。概念不明晰、理论不精确、名词术语多义性突出、内容交叉、分类模糊、层次界限不明了……。所以，它毕竟是当时的认知水平，运用的是所谓整体性、直观性的古代哲学思辨方法而缺少分析性、综合性和解剖性、还原性的科学实验方法，不能不带一定的朴素性和猜测性，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记载、归纳和总结。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就显得有些粗浅、笼统和不清晰了。虽然也能“治好”一些疾病，但它毕竟不懂得人体结构、生理机能、代谢过程，更不能科学地、准确地解释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本质。

总之，设想太过而求证不足，辨证太多而实证不够。更何况自古以来人们进行真理性判断的方法极其落后，实验科学和逻辑推理至今还不发达，“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甚少，全民族的科学素养远没达到自觉自醒的水平。

毫无疑问，中医理论具有自然哲学的特征和性质，中医是华夏民族古老的一门自然哲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看过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老先生所写的有关中医、气功、特异功能以及人体科学方面的文章，先生也认为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不过他所说的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

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曾说过：“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却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但是这部分'自然哲学’却万万不能让它消亡，因为现在还没有代替它的科学理论，中医现代化还没有实现”。 1984年6月12日，他在给湖南医学院黄建平先生的复信中指出：“什么是自然哲学？什么是自然科学？我以为凡不是自然科学的、从经验概括起来的理论，都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因为它必然包括一些猜测、臆想的东西。那么，什么叫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学问是：一方面研究一种对象的学问，但一方面又和全部自然科学有机的结合成一个整体，如现代科学的物理、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天文学、电子学、机械学、水力学、海洋学、气象学等等，都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所以，中医理论是自然哲学，它独立于现代科学之外”。〔见黄建平：《祖国医学方法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钱老在给山东中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祝世纳讲师的回信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医学是“前科学”，即待进入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不能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知识是很多很多的，一切从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即经过整理的材料，都属于这一大类。〔见：《钱学森同志谈中医学的科学水平及其发展》，山东中医学院学报，1986年第十卷第一期〕

但是，无论如何“经典”，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医学家等等古圣先贤们只是凭自己个人的感觉来感知这个世界，是用各自不同的形式来解释世界，用自然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自然现象，用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来解释生命现象。这种个人的认识、实践与经验，由于时间、地点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并不能得出“灼见真知”。其对世界、对自然现象、生命现象等等往往可以提出好些不同的解释，而且看似都有道理，能够自园其说，甚至说得神乎其神。到底哪一种解释、哪一套体系是正确的呢？人们只能在各自的说法上争来辩去，谁也说服不了谁。

直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经过漫长地摸索，人们逐渐发明了“观察——假说——验证”的方法，以及后来成为现代科学发展依靠的两个基础，即实证方法和形式逻辑体系，才解决了这些纷争。通过观察，提出假说，然后用科学实验方法和形式逻辑体系来验证假说。一旦实证方法确立起来，也符合了逻辑检验，假说就得到了科学验证，自然哲学就变成了大家所公认的自然科学。否则就得抛弃，或者重新再来。不断地探讨，不断地扬弃，不断地求索，不断地进取。

既然自然哲学最终不能不为自然科学所淘汰和替代，那么，作为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中医学也必然同样会被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所取代，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尽管中医理论是一门自然哲学，它包括了很多猜想的东西，不是科学，但它还不会很快就消亡，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学尚未能完全征服人类所有的疾病，人类的探索将永无止境，所以它还会伴随现代医学共存下去，只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医学不断地发展而逐渐式微，逐步边沿化，最终消亡。〔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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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伙很懒，什么也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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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鸡一声，其道大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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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中 医 之 我 见〔3〕中 医 的 本 质
[原创 2010-11-11 16:31:44] 字号：大 中 小

中医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是钱学森先生所提出来的。钱老所谈论的本质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医理论”的形成以及中医“望闻问切”、“辨证论治”的诊治过程。

钱老对中医理论曾做过一番认真地研究，至今可以查找到钱老的文章、书信、谈话记录共223篇，其中与中医和人体科学有关的就有31篇之多，顺带谈到中医的就更多了。他认为中医理论有着极其珍贵而丰富的内容，一再强调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理论三者是一整体，应结合进行研究。他多次撰文希望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並以此从人天观、系统论、气功、特异功能等方面对中医理论作现代总结阐述，创立中医唯象科学，人体科学，以促进和实现中医现代化。

他在“全国首届思维科学讨论会上题为《开展思维科学的研究》的发言中说道“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很多东西，其中有些东西还没有进到科学的结构里面去，是经验。比如，现在爭议很多的中医是不是科学？……我想，问题的症结是，中医不是现代科学，是经验。中医治病确实有疗效，但是怎么回事，恐怕老中医自己也说不清楚，中医书上也说不清楚。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是想说明，中医上的东西是知识，但不是科学。”

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分析中医不景气问题的症结时曾说到：“祖国几千年实践总结出来的中医，从前毛主席、周总理都指出是宝贵的财富，现在国家的方针又是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条途径并行，连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都规定要发展传统医学，可是实际上中医仍然频临消亡的危险！问题的症结大概是：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怎么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呢？是科学，那理论就能指导实践，说到做到。而一个中医学生学了中医理论只是学了个引子，不能独立看病，还得老中医当老师来带，带一年不行，带两年也许还不行，三年、四年才慢慢行了，一直等到有了多年的临床体会，才能成良医。”

紧接着他又就中医的本质问题说到：“现在让我们来仔细推敲一下中医的本质。我在这里要引用河北大学袁鸿寿教授介绍的台湾己故黄亮先生的话：'西医有见于身体内在的变化，不能概以研究物质之方法，于是建立身心医学，然其注意范围祗及情绪，似嫌稍狭，进度甚少’。'我们对于以感觉研究神经之活动有长期之经验或论著，我们皆信任其为真，而西医则不敢遽信’。'中医以感觉测定病源、病状与药效的方法有多种。我大胆提出以感觉为研究之法，因外面表见之神经活动，舍感觉外，无法了解’。'袁教授还说黄先生提出三种情形。1、普通一般之感觉；2、利用睡眠之感觉；3、利用特殊运动如气功所得之感觉’。”

钱老接着又说：“是的，中医利用感觉，因为在中医创立的年代，没有探测活着机体的科学仪器，根本无其它办法。有了感觉，中医还得进一步把它组合成体系，才能形成理论。如何组合呢？这时中医的创造者不得不借助于类比，即把感觉的内容一对一地类比于人们可以从自然界观察到的东西，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四时寒暑，昼夜交替等，这就是中医的'人与天地相应’，再进一步就演化成规律性的'医易相通’” 。

仔细研究这几段文字，可见钱老认为“中医不是现代科学”只是“经验”、“知识”。它的本质是：“感觉”加“类比”的推理。原来，我们一向视之为经验医学的“中医理论”、“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并不是临床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利用普通一般之“感觉”，利用睡眠之“感觉”和利用特殊运动如气功、特异功能等所得之“感觉”，再加上“类比”和“比附”的产物。是中医理论创造者们借助于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运用“取象比类”的“类比”方法来说明人们对人体所“感觉”到的东西，是在做古老的所谓“思想实验”，是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思辨方法所创造的“理论”，是一种“取类比象”“类比推理”的古老原始的认知方法。其虽说是实践经验，但其实践经验的基础却薄弱得十分可怜。

由此可见，人们试图根据“中医理论”，去寻找和证明中医所谓“脏腑”、“经络”等等概念的客观存在、实质联系和功能，只能是徒劳！

钱老所谓中医的“人与天地相应”及规律性的“医易相通”，则是先有“天”、“地”，先有“阴”、“阳”，先有“易”的“槪念”和“理论”，才从“天”、“地”，从“阴”、“阳”，从“易”推导出对“人的生命”、对“人的疾病”的认识，因而“天”变、“地”变，“阴”变、“阳”变，“人”即“病”，“易”演，“病”亦“变”。

所谓“人与天地相应”最初虽由庄子所阐述，但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等士大夫们发展为“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中医学上的“天人合一”，本意是想用“已知”的天来解释“未知”的人体，即通过“已知”的自然现象和相互联系推知隐藏未明的人体的经络、脏腑之间的联系和脏腑功能与病理变化。其实早在战国时期荀子就在其《天论》一文中有力地驳斥了“天人合一”和“因循自然”的传统天道观，明确提出“天行有常”，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界，是按固有的次序运动和变化的。明确地提出了“明天人之分”；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等等。认为天不能主宰人类，人类也不能把主观意志强加于自然。

所以 “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 ；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生活资料充足而又能适应天时变化进行生产活动，那未天也不可能使人生病；遵循规律而又不出差错，那未天也不可能使人遭祸。所以水旱灾害不可能使人受饥挨饿，寒暑变化也不可能使人生病。

所谓规律性的“医易相通”中，“医”是什么？“易”又是什么？“易”就是变，就是要跟自然密切地结合，随自然之变而变。与之“相通”的医学难道不应随历史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吗？！

而如今能夠将“人与天地相应”，“医易相通”等理论串起来形成系统架构並付诸运用的唯“五运六气”了。就六十甲子流年推算的“五运六气”理论而言，则中医更确切的说是在“算病”而非“看病”，是根据人的年庚八字，五运六气，推算流年运气，以推测人之疾病。

正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岐伯答黄帝所问曰：“先立其年以明之气，金木水火土运行之数，寒暑燥湿风火临御之气，则天道可见，民气可调，阴阳卷舒，近而无惑”。因而根据每年五运六气的演变，推算出疾病的发病時间、易感人群、症侯表现、治疗用药、药之性味乃至药物配备等等都有约定俗成的规律和模式。所以推衍出“每至辰、戌之年初之气、卯、酉之年二之气、寅、申之年初之气、丑、末之年二之气、子、午之年五之气、巳、亥之年终之气都会有温病、疫病发生。”即“凡此定期之纪，胜复正化皆有常数，不可不察”。而在治疗方面，甚至按照“五运六气”选药的模式，根据药物的性、味，胪列方药，把甲子一周六十年的处方都开了出来。

这种将“五运相袭”、“六气复始”、“周而如环”的循环无端、亳无发展的认识视为千年不易的至理，完全是古老的“天命论”和“决定论”。

就连古人都表示质疑，认为：岂可胶于一定，不足为凭，无益于医。可惜的是《黄帝内经》将甲子一周六十年的“处方”湮轶，世人己不得而知，不亦悲乎！否则留传至今，则天下人都可试着套着使用，人人都可为中医矣。

清人张飞畴在《伤寒兼证析义·运气》中认为：“四序有非時之化，百步之内，睛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异，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司天运气论》中也说：“当時圣人不过言天地之气运行旋转如此耳，至于人之得病，则岂能一一与之尽合，一岁之中不许有一人生它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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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中 医 之 我 见〔4〕中 医 的 位 置
[原创 2010-11-11 16:39:56] 字号：大 中 小

1693年，当西方传教士用“金鸡纳树皮粉”给康熙帝治好“疟疾”时，在此之前皇上不是不给御医们机会，而是御医们在皇上龙体欠安、“打摆子”的时候束手无策，表现甚差。“伤于暑，秋为痎疟”的古训没用了，治少阳病“寒热往来”的“小柴胡汤”也不能主之。没了“阴阳五行”的说教，也没那“八纲辨证”的繁杂，更无所谓“三部九候”，单边手两百一十六种脉象，左右双手四百三十二种脉象之虚玄，只剩下“有是症用是药”的简单明了。不管是恶性疟、间日疟或三日疟都是小小的疟原虫在作怪，只是御医们不知道。只好将“御医”的位子让给了洋人，洋人做了中国皇帝的“御医”。

有人说，只要皇上患的不是“恶性疟”，御医们还是大有机会的，都怪他们没有把握好时机。“体若燔炭，汗出而散”，广西龙州地区的庶民百姓还知道用“赶鸡鬼”的土办法来治疗“打摆子”呢！只是汗出之后，“烧”虽暂时可退，“疟疾”却不能断根。可惜康熙帝到底患的是什么“疟”？如今已无法考证。也有人说，康熙爷倘使病在今日就好了，咱有唯一自主知识产权的“青蒿素”，再也不会受洋人那鸟气！可此之“青蒿素”已非彼之“青蒿”也。而WHO已经发现，“青蒿素”用于抗疟容易导致疟原虫的耐药性，目前已被禁止单方使用。殊不知，如今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正在非洲进行最大规模的“疟疾疫苗”临床实验了！


现代医学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学问，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一切都得看效果，而科学医学的效果不凭口说，是需要“验证”和“实证”的。效果就是实力，就是位置。中医如今在整个医疗卫生事业中所占的位置到底如何？倒是我们应当去认真考虑考虑的了。

从历史上看，在西方医学尚未进入中国时，中医占主要位置，是主流医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但不得不承认这种保障是低水平的，这是因为在全国人民靠中医活命的時候，人均寿命很低而病死率却很髙。直到解放初期人均寿命也仅35岁左右，还不到如今人均寿命的一半。当然，人的寿命与生活水准、精良的医疗技术，以及身体先天的遗传素质等等，都是有着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关系。

随着西方医学逐渐进入，西方医学在科学技术的指导下从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发展成了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就像中国传统的土枪土炮抵挡不住西方的“船坚炮利”一样，自从西方的“船坚炮利”破了中国的“龙门阵”以后，中医在与西医的较量中逐渐败下阵来。西医在中国逐渐取代了传统中医，占了主要位置，成为了主流医学。西医在疾病的治疗上虽然尚未尽人意，但诊断上还是可以逐步明确的，而中医却逐渐变成了次要了，这就是当今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现状。

如今到中医门诊就诊的病人可以说85%以上都会说西医诊断我是什么什么病，现在正在服用什么什么药；或者说西医说我没病，没什么药可用；或者说是西医没法子叫我找中医看看兴许有些办法。我想试试，食些中药调理调理，补一补，清一清什么的。而在中医病房住院的病人也都是以现代医学诊治为主，实际上中医只不过是点缀点缀而已，是“西医治病，中医收功”！

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30日的问卷调查显示，全国接受纯中医诊疗的人数只占就诊人数的3%。记得当年听重庆中医研究所所长黄星垣教授讲课时，先生曾悲叹中医只剩下“病毒”这一块阵地了！近年来，又退到了“养生”“治未病”，“按摩”“洗脚沐足”的地步，实属中医之无奈！也是为中医“正本清源”，还了其“本来面目”。

心理医师周正说，WHO认为现代医疗技术只能治疗8%的疾病，此话当真？可一直没法查个出处佐证。最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专栏节目中，当代著名中医、中国中医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曾任中央保健局高级顾问的陆广莘教授也说，“人类健康长寿的影响因素中，现代医疗占多少，只有8％，比六分之一还少，六分之一是16.6％，它只有8％”。我估摸这陆教授所言也可能是由此而来，时下的专家、教授们所论所说，不可不信，也不能全信哦！但只稍看看每年卫生部“年报”中所公布的具体数据，就不会相信此话。如果确有其事，我琢磨也是指病种所言而非病人，可千万别小看这8%的病种，这些疾病可是人类发病率最髙的多发病、常见病，其患病人数绝对是最多的，而非仅占8%而已。

应该说，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和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在治疗所谓8%病种的疾病中功不可抹！其功可归纳有三：一是预防疫苗注射，许多传染病得到了控制，如流感，麻疹，天花，脑炎，脊髓灰质炎……；二是抗生素的发现，许多急性炎症性疾病、外伤感染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三是外科手术治疗的开展，抢救了不少频临死亡的急危重症病人。许多昔日束手无策的疾病，如今有了预防、治愈和缓解的方法。

如果这8%的数字真是WHO所说，则WHO也告诉了人们，还有大约92%病种的疾病是不用治或治不了的。

其实，人类大约有60-70%的疾病是可以自愈的，即疾病本身的自限性。这是因为首先人类具有大自然赐予的抗病力，即已为现代医学所证明的人体免疫功能与修复功能。其次人体还具有自我生理、心理调节功能，由于人是有语言和思维的能力，因此这种调节很容易被暗示，相当多的患者无器质性疾病，但感到身体不适和痛苦，暗示疗法则是治疗功能性疾病最普通最常用的方法。也许这才是中华民族赖以繁衍生息的生物学原因，否则也就无法说明世界上没有中医中药的其他民族和地域何以得到繁衍生存和保留下来了！

刘易斯·托马斯在他的书中曾说到：“……到十九世纪初叶，医学界有些先进人物认识到当时所有的那些治疗措施实际上大都没有效用；有少数勇敢的医生提出，几乎大多数的治疗措施实际上造成的伤害多于起到的好处。此时，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就是一些疾病会'不治自愈’，而且可以说有它自己的'自然过程’。今天我们很难体会这个发现的重要意义和它对医疗实践的影响。自古以来医学就有根深的习惯概念，认为什么都需要用点什么处理一下；大家都认为每一种疾病都必须给予治疗，否则病人就会死亡”。他还说到：“1896年哈佛的克拉克教授……论及他认为过去五十年来医学科学中重大的成就，其中就包括通过研究证明了伤寒和班疹伤寒的病人可以不治自行痊愈，而且比用当时流行的一些罨剂、重金属或希奇古怪的草药去治疗还要好许多。……。此外，这时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但不那么雄心勃勃、光彩夺目的治疗方法，即所谓'支持疗法’。它大部分是些普普通通的常识：仔细护理，适当的卧床休息，适当的饮食，而不使用时兴的灵丹妙药。并且要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自然力量到时候会使情况有个使人滿意的结局。……”。

人类在与自身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往往会犯“唯武器论”的错误，只注重药物，而忘了调动病人的积极性，争取病人的配合，忘了希玻克拉底的教导：“医生神圣的天职在于唤醒患者的自愈力”，“人类最好的医生是人的本能……”。更忘了致病因素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忘了环境、致病原因、病人、医生、医疗技术水平和药物之间的互动。一名优秀的医师不仅在于其能创造“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奇迹，更在于其能否判断疾病的目前尚“不能治愈”或“不治自愈”。“不治自愈”，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鸡叫天也亮，鸡不叫天也亮”的事实所在。

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曾就中医的疗效问题说过：“夫医者以愈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施于事也；不贵其言有物，而贵其治有效也。苟治之有效，无异于得鱼兔，安问其筌与蹄为？”这种但求捕得鱼兔不问捕捉工具的实用主义态度，与当今某些人所强调的对疾病的治疗只要有疗效就没必要问其理论是否合理的看法是一致的，真不知道他们是否懂得疾病还有“不治自愈”的道理，了解疾病的自限性、自愈性和自缓性乃至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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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中 医 之 我 见〔3〕中 医 的 本 质 -2


即便在《黄帝内经·运气七篇》中也一再谆谆告诫，认为运气之说不能机械运用。《六元正纪大论》说：“行有顺逆，至有迟速，……至髙之地，冬气常在，至下之地，春气常在，必谨查之”。《五常政大论》说：“地有髙下，气有温凉，髙者气寒，下者气热”。《至真要大论》也说：“時有常位，而气无必也”。《气交变大论》更明确地提出“善言天者，必应于人；善言古者，必验于今；善言气者，必彰于物；善言应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变者，通神明之理”。倘若这“理论”不能“必应于人”，“必验于今”，“必彰于物”，不能指导临床医疗实践，又有何用？！

人们是通过眼、耳、鼻、舌、身等“肉体感官的感觉”所感觉到的色、声、香、味、触来感知世界的。人类的认识过程包括了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象、概念、思维等等不同层面的意识活动，人对外界认识是从“感觉”开始的，“感觉”可以说是一种最单纯的刺激，最简单的心理过程，受外界刺激环境的强度、对比、反复、整合等等因素所制约。由于个人动机、经验、偏见和生理条件的不同，“感觉”还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千差万别。人的感官系统可以说是人本身最灵敏的“仪器”，但这些“仪器”都是主观的。中医所谓“望闻问切”的感觉可以说十分复杂，其既可非常细腻而精确，又可十分粗陋而模糊，有人敏锐，有人迟钝，某人嗅觉特灵，视觉甚差，而某人视觉特灵，嗅觉却甚差。尽管人类的认识过程是一致的，但个体“认知世界”的内容和标准却因时代和每一个人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个体的“认知世界”与真实的“客观世界”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感觉”在感性、知性、理性的三个主观认识层次中是最低层面的认知，这三个层次标志着人们的认识需要不断深化才能形成文明最后和最髙的产物。人类认知的最低级阶段是“感觉”，次一阶段是“经验”，然后是“技术”，最后才能上升为“理论”，“理论”是否“科学”还需通过严格反复地“验证”。“感觉”也是一门功课，需要培养、修持才能成长、提髙，因而中医有所谓“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的“神、圣、工、巧”之不同，又有“上工”、“中工”、“下工”之别。

“望闻问切”的“感觉”是否敏锐，是否准确，还需找出“证据链”加以证实。“辨证论治”的“类比”虽然可以相对固定，但都是想当然而理想化了。因而根据“感觉”加“类比”所产生的“中医理论”是模糊而不准确的，是主观的。跟时下理性的科学理论和检测仪器设备相比，大相径庭。最少在人们对“感觉”、“类比”缺乏科学的度量之前是测不准的，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是不能准确地说明疾病本质的。其既不能识“病”，也不能识“不病”，反正在中医看来，来的都是“病”，都得好好“治一治”。其虽有一定的创造性，但是一种想当然的纯理论思维，它既不来源于临床医疗实践，也不是有效经验的总结，更不是科学实验方法的产物，因而也就很难准确地指导临床医疗实际。

爱因斯坦曾说过，使用直觉的方法虽然比较有趣，但是，是十分危险的！钱老也说过“我们在运用经验、形象〔直感〕思维或者相似论这样一些概念时，要有一点警惕性，弄不好就会犯错误，变成经验主义了，变得思想很保守。所以我以为，如何正确运用陶伯华同志提出的'类比推理’是个问题，要是机械地运用这种类比推理，就要犯错误，就会变成套框框。总之运用形象思维要小心，要用得对”〔在全国首届思维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可见，所谓“直觉”、“直感”这些人们长时间艰苦自觉而有意识思考的产物尚且如此，而属于认知感性阶段极为一般、简单刺激的所谓“感觉”就更不用说了。

记得，前几年所发生的震惊国内中医业界的福建中医学院中医博士生导师戴春福教授因给人治疗前列腺疾病而被病人戴宝鑫杀害一案。春福教授是笔者1980年卫生部委托陕西中医学院举办的全国温病学髙师班的同学同坐，那年他刚二十五岁，是福建中医学院林可华先生的髙足，当年深为陕西中医学院郭谦亨、杜雨茂、张学文诸先生赏识。郭老后来收为硕士弟子，后又师从南京中医药大学孟澍江先生，直至博士毕业。执教于福建中医学院，任基础部主任，博士生导师。他年青有为，谦虚好学，刻苦钻研，多才多艺。事发半年之前，曾来邕参加中医临床基础学术研讨会，我和教研室的史宏老师还到机场相迎，尽地主之谊。也就是在那次学术会议上，我才知道不少过去从事伤寒、金匮、温病等中医临床基础课程教学工作的同道们都成了中医男性科、性病科的专家哦。

春福教授遇害的消息传来，令人谔然。据说当年在法庭上法官询问犯罪嫌疑人戴宝鑫为什么要杀害教授时，戴宝鑫的回答是：“我感觉他在骗我，我就要他死”！这就是他杀人的理由。戴宝鑫当时的“感觉”完全是一种猜测，一种臆想，这就是一种单纯的刺激、最简单的心理过程、粗陋而模糊的“感觉”害死人的典型例子！可是在网上的调查中竟然有80％的人表示“理解”、“同情”犯罪嫌疑人戴宝鑫的行凶杀人行为，可见大多数人是凭“感觉”行事，而不是理性。但愿我们的春福教授不仅仅是凭“感觉”、“类比”和“推论”在看病！

显而易见，中医只不过是华夏民族2000多年前的一门古老的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医术，是古代哲学思辨思维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有着完全不同的范式，是对病人的一种“人文关怀”。除外科、骨伤科等专科的一些技术层面的特殊治疗外，大多是在催生“人的本能”，唤醒“患者的自愈力”，是对病人的一种“抚摸”，一种“安慰”。

这种只凭个人“肉体感官的感觉”以及“感觉”加“类比”的所谓“取象比类”的认知方法既不是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的经验总结，也没能把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其过于相信自己个人或少数人的所谓“个人感觉”、“自我实践”和“直接经验”，完全是自以为是，自我欣赏。以此去认识客观世界的自然现象、生命现象乃至用以诊断疾病、治病救人，显然是十分肤浅和片面的。至于临床医疗实践中的有效无效也多是想当然而理想化了的，人们勿庸置疑，完全忽略了对“疾病”这一矛盾诸多方面的考量！

在中国医学史上，记载着不少英雄人物和奇迹般的医案、医话，不乏“望而知之”、“闻而知之”、“神乎神”、“识未病”、“治未病”的“圣贤”、“上工”。他们诊察疾病的技能神妙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若非亲见，必斥为荒诞，以致在今人眼中不啻神仙、神话。可见这中医理论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而且还是华夏民族中修炼“气功”，悉具“六通境界”、“六根互用”、“内景返观”等特异功能的古圣先贤们运用“感觉”加“类比”的所谓古代“形象〔直感〕思维”方法所创造，并通过所谓古代“灵感〔顿悟〕思维”一次认识而完成；是“神仙英雄史观”与“认识一次完成论”相结合的产物；且多是古圣先贤们 “述而不作”、“坐而论道”的杰作。

历史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历史的再现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有不少虚假的成分。其实，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不认真探究中医理论产生和形成过程的人们，差不多都会把纸上写下的，当成真的，书上记载的，当成实际上已经做到了的，并奉之为 “圭臬”、“经典”。于是乎，后来的人依样画葫芦，明显地带着描红的成分，而绵绵延续至今。〔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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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中 医 之 我 见〔4〕中 医 的 位 置-2

如果按WHO所给的百分数计算，则人类的疾病至少有8%是现代医疗技术可治的，随着现代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和提髙这个数字还会提髙。有60-70%的疾病是完全可以自限、自愈的。剩下的还有22-32%的疾病是目前现代医疗技术尚无法治愈的，即使是在这类疾病中，由于病人个体的差异，也有一定比率的病人是可以自愈的，还有一定比率的病人通过综合性、特殊性、辅助性的积极干预和治疗，采用姑息疗法，甚至临终关怀，会使病人的病情得到缓解，生活品质改善，生存期延长，生命得以延续。
刘易斯·托马斯在他的书中还说到：“霍姆斯博士有句名言，说想长寿最要紧的是要患一种慢性难治的病，同時要好好地进行保养。即使在霍姆斯身后150年的今天，这个说法还是很有道理，……”。霍姆斯是一位美国著名的医学博士，他没有学过什么辩证法，但他这话说得是多么辩证、多么具有哲理啊！
相信随着现代医疗技术水平的进步和人们自我保健意识的提髙这类目前尚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比率还会逐步降低。
除现代医学可治的8%疾病之外，还有60%-70%完全可以自愈的疾病和22%-32%目前尚不能治愈的疾病，加起来总共有92%的疾病是需要人们共同去作“人文关怀”。为医者，总不能轻言放弃吧。得给患者点智慧玄妙的精神安慰和鼓励，指点迷津，开点简单实用的灵丹妙药，补点“精、气、神”，使之树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何况大多数人们由于对疾病的“焦虑”，对死亡的“恐惧”，只要能治得好病，救得了命，能行、管用，谁不想试一试，搏一搏。这天底下最弥足珍贵的可是人的生命，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哦！
记得青岛医学院周惠民教授在其翻译完刘易斯·托马斯的《最年青的科学——观察医学的札记》一书之后，曾写下《〈最年青的科学〉读译后的感想》一文。他在文中说道，巫婆的香灰或咒语为什么能够治病？因为很多〔也许是大多数的〕病是靠着病人机体内的自我抵抗能力、修复能力自己痊愈的。加不加上香灰和咒语并无太大关系。巫婆的表演有可能会增强病人抗病的信心。所以如果不由于只相信巫婆，而不首先寻找科学的帮助，耽误了及时、正确的治疗，那么加上点香灰和符咒是无关紧要的。如有损失，损失可能也只限于金钱和时间。所以我们将这种治疗的效果称为“安慰剂”〔即不是有具体特殊的治疗方式，如“咒语”和“药物”，例如香灰〕的疗效。一般人都会低估安慰剂的疗效。而真正的医药卫生工作者知道它的疗效是大于60%到70%的。巫婆和江湖术士也在冥冥中知道他们的灵丹和法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疗效的,否则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大胆，也就骗不了那么多人和钱。
安徽医科大学流行病学与社会医学教授祖述宪先生也在其《为什么无效的药物治疗会被认为有效?》一文中分析说道，把无效的治疗误认为有效，不仅在大众中非常普遍，而且很多医生也常如此。造成这种疗效假象有许多原因，主要由于疾病的自愈或自发缓解、药物和治疗的安慰效应、缺乏严格的评价疗效标准以及诊断不确实，以及把良性疾病误诊为严重或恶性疾病所造成的。对传统医疗的信仰也是原因之一。因此，对任何药物或医疗的效果必须进行严格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并且得到同行的检验和公认。
说句不太中听的话，连巫婆神汉和江湖术士都敢做敢为的事，受过高等中医教育並略知点现代医学知识的人们为何不能比他们做得更好些呢！
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竞争。有92%疾病的市场份额，又何愁位置呢！
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近代医学究其历史也就一百五十余年，从近代医学发展到现代医学也还不到百年。1933年刘易斯·托马斯还是一位医学生，1983年他在他的书中回忆说：“在这些医院〔指1933年当时哈佛大学的几所著名的医院〕的病房里我们逐渐明白了：我们对真正有用的东西了解甚少；我们虽然繁忙地对疾病进行分析，但无法改变它们大多数的进程，表面上看来很有学问的医学专业，实际上却是个十分无知的行当”。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其他科学技术发展对医学的推动，尤其是显微镜的开发使得医生对患病原因、感染结果及治疗方法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医学才逐渐开始成为了一门科学。当1937年磺胺药临床应用产生奇迹时才是医学革命的开始，其后青霉素、链霉素等药物相继问世，才真正改变了医疗的面貌。
所以刘易斯·托马斯认为医学是所有科学中“最年轻的科学”。正因为它年轻，所以还不能尽善尽美，尚未能治愈的疾病不少，药物的毒副作用、不良反应也较多，因此还需要不断地探索和研究，且将永无止境；也正因为它年轻，所以前途无量，在新世纪中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在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带动下必将突飞猛进。
但是，无论医学怎样发达，人的疾病、衰老和死亡都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不治之症永远都会存在。只要现代医学还不能完全征服人类所有的疾病痛苦，中医还是有所作为的！国外的“替补医学”、“补充医学”、“另类医学”、“顺势医学”、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传统医学”的存在，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吧。
我的一位同学曾经十分吊诡地跟我说道，“王兄，其实中医就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所演绎出来的美丽传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医学’，专治一切'不治之症’、'疑难杂症’，彰显'人文关怀’”！此乃髙人，一语道来，真可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

如此观来，人类与自身疾病的斗争发展到今天，大抵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疾病的科学诊断和治疗；二是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前者是由现代医学来完成，后者是由现代医学和各民族、各地域的传统医学来共同完成。要摆正传统中医的位置，既不能髙估，也不能低砭，既不要好髙务远，也不要妄自菲薄，要洽如其份，实事求是。
只要你做得好，善待生命，并得到病人及其家属的认可和欢迎，就每一位个案病人及其家人而言，还有什么主、次之分呢？做得不好，主会变次；做得好，次也会变主。这大概就是辩证法也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吧！何况人们都知道人类的生、老、病、死是无法回避和抗拒的。〔京且〕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2011-01-25 12:58:25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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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中 医 之 我 见〔5〕灭 中 医 者 中 医 也
[原创 2010-11-11 17:31:55] 字号：大 中 小


中医的窘境不在于旁人说三道四、恶意攻击，也不是政府不支持、不重视，政策不保护、不发展。而在于中医业内人士的信心缺失。以至于“中医后继乏人、乏术”。

且不说中医医院内还设什么中医科！也不说中医医院内中医病床数占多少？中、草药使用率有几何？就说那大大小小的中医医院在介绍自己医院的实力时，都是以拥有现代化医疗仪器设备多少多少，以有什么什么是目前世界上、国内、省内、市内、县内数一数二的先进水平等等。

君不见中医一附院门厅内大幅的MRI介绍、中医二附院门口占门髙三分之一的“赛博刀”的大招牌吗？实在令人哑然失笑，犹如一名年老色衰的贵妇人向他人不停地炫耀其服饰、首饰、化妆品有多么奢华和名贵。但话又得说回来，如果没了现代医学的支撑，两家中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可能早已瘫塌！

但凡病人来诊，不是生化检验1、2、3、……，就是物理检查的x光、ECG、B超、CT、MRI……样样照做；输液管、输氧管、输血管、导尿管……管管齐下；抗生素、激素、这素那素、素素都上。这些东西，中医老祖宗们可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正如卫生部原部长崔月犁先生所说，是“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美声唱法音乐家〕的调子”！

走进中医学院《八桂名医苑》，“名老中医”当年靠卖“阿的平”、“奎宁”、“消炎片”等西药发家致富的且不说，而今年青的“名中医”中又有几个是不用“西药”的。即使是“铁杆中医”用起中药来，也只是对号入座，某病用某药、用某方，或凭意识流之“心水方”，随心所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八纲辨证，因人因时因地之三因制宜，一概不讲；气立神机、五运六气、守形守神全然不知；《内经》、《本草》、《伤寒》、《金匮》、《温病》等经典读之甚少，选读再选；更有甚者，药力不够西药来凑，“黄粉〔中药粉〕”不行加“白粉〔西药粉〕”，肖小之作，害人不浅。有人甚至痛心地认为，这些年来都在喊“与时俱进”、“与时偕行”，实际上却是“与西俱进”、“与西偕行”，是在人家西医的碗里讨饭吃了。

如今，又有几个完全真正能用中医理、法、方、药治病的中医呢？笔者所知，八桂大地，罗雀可数。早在十几年前，我的一位深受大家敬重的师长，目睹诸多状况，就曾自诩为“末代中医”了。入行四十余年，风风雨雨一路走来，几经中草药运动，此起彼伏的神医造势，养生食疗沐足治未病。这疗法那疗法；这功法那功法；这理论那理论；这研究那研究；这神药那仙水应有尽有。从针灸治截瘫到治聋哑再到针刺麻醉做手术；从透视到遥视再到气功治百病；从“轮子功”到如今的“绍龙观”、“悟本堂”、“大道堂”等等无不风靡神州大地。不都是昙花一现，不了了之！完全是在忽悠老百姓，连那中央电视台时常都在呼喊着：咱家的老人千万别上当受骗！

据《健康报》一篇文章的数字统计，我国传统中医，1998年是5000人，到八年以后的2006年减少了90%以上，总人数已经不足500人了。现在，又过了几年，传统中医真不知道还有多少？又据《健康报》2009年5月22日报道〔记者严少卫、通讯员冯广清〕，近日，江苏省中医药学会发布了一项关于青年中医从业人员现状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我国在青年中医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青年中医的现状仍不容乐观，甚至有53.68％的青年中医缺乏对中医药事业未来发展的信心；19.53％的青年中医表示如果有再次选择的机会，将不会选择中医专业；13.80％的青年中医表示自己患病時不会首先考虑中医药疗法；认为中医药使用率髙的青年中医只有19.53％。

其实，在诸多老中医心目中，早已认为中医院校所培养的年青一代中医，绝非什么接班人，而多是中医事业的掘墓人了！

中医业内的“以西释中”；主管部门的“以西律中”；人才培养的格式化；行业标准的西医化；组织结构的边缘化；学术观点的政治化。打着中医的招牌，干着西医的活儿，张之洞老先生当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政策用得可谓淋漓尽致。只是稍加了两个字，四言改为五言，不是“中学为主体，西学为应用”，而是“中学为体面，西学为实用”了。从而导致了中医业界内部严重的“去中医化”和信心动摇。也反映了中医业界的自卑与无奈，中医在忧患之中！

也许有人会说，这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西医能用，中医咋就不能用呢？还有人会说这是中医现代化使然。

中医乱象丛生更在于管理者的无知以及业内人士对自己的专业及其未来发展方向毫无定见。时而是传统文化，时而是中医科学研究；时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保护使之原汁原味，时而又是中医现代化，要大力发展；时而要保持和发扬传统特色，时而又要走现代化之路。何去何从？心中了了，脚下难明！那“经络实质的研究”、“脏腑功能的研究”、“中医基本理论的探讨”……犹如“指鹿为马”、“皇帝新衣”，不知浪费了多少纳税人白花花的银两。

嗚呼！中医特色早已荡然无存。

如前所说，中医是一门自然哲学，是华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它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它是对病人的一种“人文关怀”，除中医外科、骨伤科等专科的技术层面的一些特殊治疗之外，大多是在催生“人的本能”，是在唤醒“患者的自愈力”，是对病人的一种“抚摸”，一种“安慰”，而不是对疾病的科学诊断和治疗，是与现代医学“范式”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医学。

中医理论把人体看成一个以脏腑经络为核心的有机整体，把人和自然一切事物都看成阴阳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或两种属性的抽象概括。就人而言，阴与阳构成相容性对立，正与邪构成非相容性对立。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是阴阳的失调，邪正斗争的过程，“阴平阳秘”即健康，“阴阳失衡”即为病，“阴阳离决”即面临死亡；“有正无邪”即为健康，“正大于邪”即为未病，“邪大于正”即为有病，“有邪无正”即面临死亡。治病就是要调整阴阳，扶正祛邪。

中医所讲究的是人体的阴阳平衡、藏象经络和精神气血津液的重要性；所强调的是意识、情绪、精神及其对人体的反作用；所注重的是“感觉”、“类比”和《周易》“象、数、理、占”的认知方法；所看到的是人体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偏颇和升降出入的变化；所主张的是“顺四时、节饮食、慎起居、调情志”避凶趋吉的养生之道；所运用的是以药物的四气、五味来纠正人体的太过与不及使之达到平衡的治疗原则。是在治人，非治病也！而这些恰恰又是科学至今知之甚少，把握不多的。

在中医看来，“气立”也好，“神机”也罢，无论“六淫外感”，或“七情内伤”，只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心平气和，五脏则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即便病了，只要“谨查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平人者，不病也”。且待到正气来复，或五运六气的主气、客气、主运、客运、司天、在泉、“客主加临”、“主客相得”的不同；或伤寒“六病欲解时”，一切都会复归于自然好转。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此乃东方之智慧也！

如果我们的中医“科学家”们一定要用现代医学的解剖、还原，分析、综合，观察、假说、验证的科学实验方法来研究人体；用探索、怀疑、实证、证伪、理性的科学精神来研究中医；用基础研究、离体实验、动物实验、临床实验以及随机的、双盲的、有对照的、大样本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中医中药；用循证医学的方法来寻求科学的最佳证据。确确实实来真的而不是弄虚作假，就必然会置中医于死地，犹如饮鸩止渴。

中医业内人士都以为祖国医学是经过几千年实践证明了的，挂在口边经常说的是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老生常谈！认为吃药在先，康复在后，那么康复过程就是吃药所至，是药物的疗效，缺乏逻辑思维和循证医学的起码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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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是你 什果冰润唇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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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中 医 之 我 见〔6〕中 医 的 未 来
[原创 2010-11-11 17:39:46] 字号：大 中 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曾为我们勾画了中医现代化十分诱人的前景。他在1980年8月3日给原卫生部曾经主管中医药工作的中医司司长吕炳奎老先生的信中反复强调：“医学的前途在于中医现代化，而不在什么其他途径”，“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道路”，“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

钱老在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说道：“中医现代化的第一步应该是用本文所提出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体系，一个核心、八个基础，去总结阐述传统的中医理论”。他又说：“这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许是别有一番天地的事情吧？更何况这步工作将导致中医现代化，而中医现代化，按袁鸿寿教授的意见，是医学科学的革命；而医学科学的革命很可能不限于医学，是科学革命。这个前景不是更诱人的吗？”

应当说，钱老所提出和倡导的人体科学研究、中医现代化以及对中医、气功、特导功能的研究，是他最具独创性的科学贡献，充分体现了他非同一般的追求真理的勇气。

但是，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这期间，以近代医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迅猛发展。我们既没见到钱老所期待的中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总结阐述，也没见到中医现代化的诱人前景，更没见到河北大学袁鸿寿教授所说的所谓“中医现代化”如何导致了“医学科学革命”以至最后发生了“科学革命”。兴许还有待于时日，或许这项研究为李某人的什么“轮子功”所累，而暂时偃旗息鼓了。

不过，著名的美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科学史家蒂文·夏平在其近年所出版的《科学革命——批判性的综合》一书中却提出另一种观点，他以“根本就不存在唯一确定的科学革命这回事”开启全篇。正是这种别出心裁的、悖论式的语句，表达了作者对“科学革命”从根本上的否认。作者所谈的虽然是16、17世纪的事，但对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由中医理论、气功、特异功能引发的“中医现代化”所期待产生的所谓“医学科学革命”和“科学革命”也许同样适用吧。

钱老对中医虽说是“半通”，但他认为“中医不是现代科学 ”，中医是“经验”，是“知识”，以及对“中医的本质”的认识都是非常准确的，实事求是的，揭示了中医的“本来面目”。但是，在钱老看来中医理论“却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所谓“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即其不同于恩格斯所批判的一般意义的“自然哲学”，一般意义的“自然哲学”，按照恩格斯的意思，迟早必然会被科学所淘汰和替代，而“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在钱老看来，其孕育着未来意义的科学。钱老说了，中医理论脱离“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就会变成一部唯象科学，实现中医现代化。

而事实上人们都知道真要将古老的中医理论与当今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混沌、分形、超循环论等等现代科学联系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河北大学袁鸿寿教授的所谓“中医现代化”会导致“医学科学革命”以致发生“科学革命”似乎是或者至少目前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无论用什么理由去拔髙或者套用现代科学理论去修饰中医理论，都无法改变其为科学前期古代的思想理论，是两千多年前人们对疾病的蒙昧认识，是人类早期医学的原始技能之一。古人绝不会比今人聪明到那里去，今人更不会向古人靠拢看齐，古人的东西只能供今人参考借鉴而已，不可能现代医学还要回头走到传统中医学的老路上去，如此走下去，岂不是从科学回到空想的倒退！

“解剖——还原——再解剖”，“分析——综合——再分析”，“实践——认识——再实践”，“观察——假说——验证”这些不断认识物质世界，探索自然奥妙的科学方法是一套获取科学知识、认识自然、改造世界的连贯的、普遍的、有效的、最基本的、超越时空的科学实验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说是人们对自然的“拷问”，是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它以实证为基础，以科学为依据，已被世人运用得非常成功，在科学研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不断地造福于人类。虽然也有其局限性，然而，由于科学经得起不断的批判与扬弃，科学体制本身具有完善的纠错机制，科学实验方法仍然可以成为最可靠的知识体系。因此，时至今日尚不可能替代，更无法超越。

不能因为几百年前有人犯过只重视分析与实验的所谓“形而上学”方法的错误，后来的科学家们都会犯同样的错。也不能只看到所谓“分析时代”的“坏处”，而未见其“好处”，就抛弃它。不能因为某某人肯定了所谓“系统时代”的好处，而只着重“综合”和“整体”，而忽视了“分析”和“局部”。事实上，在科学研究领域，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完成，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局部研究必须先行，整体研究才会成功，至少也得同步进行。整体研究的大门，往往要用局部研究这把钥匙去打开，否则科学研究就无门可入。更不应该把时下社会的政治纷争、转型的冲突、新旧体制的矛盾、人文教育的缺失所带来人际间的争斗与冷酷，人情味的淡漠与枯萎，人本理念的丧失和泯灭等等弊端都简单地归罪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斥之为“科学主义”、“科学至上”。试想当今这社会如果没了高科技成果，只剩下点点人情味儿，这世界将是如何一番景象？

科学的进步是不断地进步，是在原有科学基础上的进步，并不是推翻一切重来的一场大革命。尽管新的问题将层出不穷，新的争论也将不断地展开和进行，但科学实验方法不会变！

好在钱老在该文中也说了：“科学是不能嗐说的呀”！“当然，如果我错了，我一定改正。不然，怎么能全面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呢”？

1993年12月10日下午，钱老在与张震寰、陈信、林书煌、刘慧宜等四位同志谈话中说到，“我曾经听到一个外国学者说，现在心理学派很多，都是猜的，并不是真正的科学。我想人体科学恐怕也是这样，对它的科学研究比社会科学，比宇宙学还要难，也可以说到现在，人体科学与心理学一样，也不是科学，各家之言吧，这是我的一个认识”（见钱学森：《关于人体科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气功科学杂志，1994年）。

时下令人担心的是，有些人在寻找“中国传统科学”、寻找“东方科学”、寻找科学之外的“科学”无果的情况下，由于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对科学的戏谑与无知，迷茫之中，也许最终会滑入“反科学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泥潭，那才是国人的悲哀！殊不知，科学可不是按照当下某些哲学家的逻辑是定义出来的哦。科学只有范式没有主义，科学只讲理性但不至上。

尽管国家领导人大力支持，宪法极力保护，中医不但“后继乏人”、“后继乏术”，而且仍然频临消亡的危险，甚至还遭到“骗子”、“伪科学”声的围剿。问题究竟出在那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现状是否缺乏清醒的认识，是否应当多从自身查找原因，少责诸人，多求诸已！“自己正确，别人错误”可以说是人类探求真理的最大敌人。如果忽略自身的缺陷不加以正视，只是希冀通过“辉煌的历史”来炫耀未来，或怨天尤人，通过叫骂一舒胸臆中恶气，而不从产生问题的源头去查找原因，分析自己，解剖自己，那是对中医事业极不负责任。

有人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话原先说的是在处理文学艺术民族化与世界的关系时，众多评论者认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其实这是一个理论误区，存在着片面性、孤立性与保守性，在文学艺术上是这样，在科学技术上更是如此。所谓世界的，有世界上最差的，也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有了最先进的，最差的自然会被淘汰，最先进的还要更先进，这才是“科学发展观”。

与其说中医的未来倒不如说中医的出路更现实一些。眼下，摆在中医面前有两条路：

一是中医要生存，就必需严格遵循中医自身传统文化的特征和规律，实事求是地按照中医的理、法、方、药，去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看好每一个病，照顾好每一位病人，给每一位病人予科学的“人文关怀”。确立“唯象中医”，首先得实现“中医唯象化”，应当像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样，认真贯彻执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原汁原味地将其完整的保留下来。

正如钱老在其文章中所说：“中医理论不是现代意义的科学，却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但这部分'自然哲学’却万万不能让它消亡，因为现在还没有代替它的科学理论，中医现代化还没有实现！”钱老又说：“ 我希望这样做的结果能使中医理论脱离'自然哲学’，变成一部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唯象科学，作为建立人体科学基础理论的第一步，为下一步更深入的机理性人体科学基础理论做准备”。让我们待到“中医现代化”的实现，“人体科学”的最终确立，人们对“感觉”加“类比”、“取象比类”、“类比推理”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新的科学研究方法进一步发展，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未来意义的科学产生之后，再去研究它，发扬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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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蛮想知道，中医的切脉是不是有没有个准谱，比如拉出100个孕妇加100个男人混在一起，让一个老中医蒙上眼睛切喜脉，能做到100%准确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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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中 医 之 我 见〔6〕中 医 的 未 来-2


果欲真心习学中医的学子们，如今就得对其坚“信”不疑，学个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不钻牛角尖”。硬着头皮，耐着性子，一字字啃，一句句钻，一条条记，一篇篇融，尤其还得一病病看，一证证辨，一方一药体察，一案一例记录与总结成败。并修炼好气功，洞达气功，明了内景，将气功、特异功能与中医理论紧密结合起来。将这种所谓“经验”、“知识”好好地学下来，保留下来，用之于临床实际。“形乎形”，“神乎神”，既“守形”，又“守神”。拼弃一切幻想，潜心治学，否则“差之毫厘”，就会“谬之万里”！非积几十年乃至几代人的功力与经验难有大成。

二是中医要发展，就必须将传统的归传统，现代的归现代，文化的归文化，政治的归政治，哲学的归哲学，科学的归科学。将中医的理、法、方、药严格按照现代科学的科学实验方法去做，去验证，寻找出科学证据来。尤其是其中一些中药与复方的有效成分，对缓解症状，治疗某些疾病确有一定的疗效。其目的旨在于从这门古老的自然哲学中提析出科学的成份，有用的东西，确立标准化流程，而最终溶入现代医学、现代科学。

其实，这样做从一开始就摆脱了“中医理论”那一套经典的束缚，已经不是本来意义的中医，而是现代意义的科学、现代医学的科学方法了。应当说这条路并不顺畅，也不为中医业内人士看好，成效更是凤毛麟角。医学的发展，从自然哲学阶段到自然科学阶段，从神学阶段到玄学阶段，从玄学阶段再到科学阶段，经历了神学医、玄学医、科学医漫长的历史过程。世界上各民族原有的传统医学，终将汇流成为现代医学。

无论是神学医、玄学医须向科学医发展的看法，也无论是钱老的“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道路”和“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的观点，都不为当今一些中医们所认可，那曾经的“中医司令”吕炳奎老先生在其《一名老中医的心声》一文中就直言不讳地说道：“……反对中医药势力，采取了打着发展中医药学、弘扬中医药学、中医现代化的旗帜，进行着反对和消灭中医药的勾当……。”

因此，实际上只有第一条路，中医要生存就必须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坚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千万别人家还没说什么，自己却先“折腾”掉了！舍此之外，别无良策。切实回归到 “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髙”上来 。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是什么说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却硬要说是什么，那就是弄虚作假！没有必要去攀附什么，也没有必要去鼓噪什么。其实，该化掉的最终都会被化掉，该怎么样就让它怎么样，一切应当顺其自然！

那么，眼下如何将这种“人文关怀”做得更好些、更实际些、更人性化些呢？倒是业内人士应当去认真研究和探讨的课题，不思长远，必被超越！

夫子说“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表达和述说了他未能彻底领悟易学精髓的执着心情。鄙人不才，从学生时代开始，参来悟去，直至快退休了，方才慢慢悟出所谓“中医'治人’，重在'养生’”的道理来，用以去寻找人生那所谓健康、快乐和智慧的境界，抵御各种疾病的伤害。无知皆因读书多，事非经过不知难，从迷思到觉悟，为时晚矣！但总算是明白了。以往承担太多，如今也该放得下了！〔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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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挑西瓜的故事”说起
[原创 2010-09-29 17:24:26] 字号：大 中 小

“举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挑西瓜的例子。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在买西瓜的时候，面对一大堆西瓜，如何选出一个好的？有两类办法：一是把它切开，看一看，尝一尝，判断会准确。这就是解剖、分析、还原的方法，其优点是容易借助工具，结论准确；缺点是一旦切开，西瓜就不再处于本来的状态，有些东西已丢掉，至少切开后就不能再复原，空气和微生物进去了，切开的西瓜很快就会坏掉。因此，很多人不愿意用切开的方法。二是有人不用切开西瓜，根据经验，有办法同样可以判断西瓜的好坏。他们知道，西瓜是一个整体，其各个部分之间都有紧密联系。因此，只要仔细观察外部的信息，如用手掂掂重量，拍拍声音，看看颜色和瓜蒂形状，等等，就可以知道好坏。这就是'整体观’的方法。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医强调'天人合一’和事物的'整体性，用的就是这类方法。”

这是年青的中医教师们经常用以解释中医“整体观”所举的例子。后来有所谓专家、教授加了个什么“黑箱理论”，并联系到“系统论”、“全息论”、“人天观”什么的，似乎更时髦了。笔者也曾听说过，只是心里犯嘀咕口里不好说。其实，中国古人聪明得很，只需看看《灵枢·经水篇》、《灵枢·胃肠篇》等等经典的记载，就知道古代先人们早就把这“人体黑箱”打开过了，同時几乎天天在打开猪、牛、羊以及能站立起来的猴、猿、猩猩等等动物的“黑箱”。通过“感觉”加“类比”的认知方法去认识人体所谓“脏腑”、“经络”的概念、“气化功能”、“相互联系”和“运行路径”乃至“形态实质”，只是观察过于粗糙，信息釆集简单，判断只凭经验，假说缺少验证，更没现代医学那么精细、科学罢了！

近日，媒体上报道北京某姓曲姓黎的什么中医教授、专家在答媒体记者问时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医看病用的就是这种“挑西瓜的方法”。中医的专家、学者实在太多，可惜，有真知灼见、能解决问题的确实太少！

想来，西瓜呀西瓜，西来之瓜也，据载是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远征时将它传到印度，十世纪左右传到中国。如果面对那第一个在中国土地上长成的西瓜，我们的老祖宗有办法不把它切开，“用手掂掂重量，拍拍声音，看看颜色和瓜蒂形状”就能知道它好不好、甜不甜吗？如果现在从外边再引进一个新品种，例如泰国有一种西瓜长得就与中国的外貌不同，皮十分坚硬；又如日本有一种西瓜为运输方便而改良成四方形，色黄皮厚且不说，声音传导也不同，你还能用这种“整体观”的方法，不切开就知其好坏知其味道？

谁都晓得这是不可能的事！事情很简单，是先有把西瓜切开的事，然后才有“用手掂掂重量，拍拍声音，看看颜色和瓜蒂形状”的“整体观”方法，而且是经过千百万人反复无数次“切开——观察——掂掂重量，拍拍声音——再切开——再观察”的反复对比检验而得出的。世理相通，挑西瓜与任何科学研究都遵循一样的认知方法和规律。“解剖——分析——还原”，“观察——假说——验证”的科学实验方法是最基本的方法。解剖分析研究必须先行，至少也得同步进行，整体研究才会成功。整体研究的大门，往往要用解剖分析研究这把钥匙去打开。

看来，如曲专家黎专家所说，中医至今还没有“开过西瓜”，可能连开瓜的“刀”都还没有找着，那么，它的“整体观”方法怎么能可靠呢！

在“挑西瓜的故事”之中，即便是老手也难免岀错，会挑岀个“东瓜”来！因为这只是“经验”，何况每个人的感觉、听觉、视觉、手感乃至个人经历、阅历、体验大不相同，都会有很大的差异。完全是没有把握，撞大运，测不准的事儿，谈何容易。

从“挑西瓜的故事”使我想起另一件生活小事。

2003年为迎接教育部所谓“本科教学评估”，学院必须引进了一批博士、硕士以提髙所谓教师的学历水平，否则“评估”就过不了关。我楼上住的就是当时由学院人事处引进湖南某中医药大学毕业的一位中医硕士。连这房子都是我介绍他去要的，开始大家相处还可以，客客气气，口口声声说会把我们当作自家的老人看待。大概我当时还没退休吧，现在看来是“谦恭在外，奸诈在心”，典型的“笑面虎”！

后来因为晚上大人、小孩都很晚才睡，而我俩老是晚上十时半准时睡觉，十一时刚好入睡，楼上大人拖拉东西的、硬底拖鞋的拖曳声，小孩跳的、弹琴的，旱冰鞋、滑动踏板也在滚动了，闹个不停，有时甚到午夜一、两点。上了年纪醒了之后就再也不能入睡了，苦不堪言。内人及我都与房主说过多次，楼房年代已久，扩建之后震动很大，结构受损，楼板又很簿，请他们注意一点，最好是穿软底拖鞋。其实我们要求并不髙，只求睡觉时间在我们所住的卧室小间之上不吵不闹就行了，并告之我们不久会搬走的。不想，他竟对我内人说，这是他们的生活规律！而且很不服气、踢桌子、摔板凳的，骂骂咧咧，说这也算吵也算闹？凡事都认为我们是在与其作对。其实，你住楼上，我住楼下，难道无事生非，自找麻烦，坏了自己美好的退休生活不成。后来发展到经常故意跺跺脚、拖拉东西给你听听，看你奈何？小孩没家教且不说，大人总该讲点涵养德性吧！善待老人就是善待自己的明天，作为一名医生更应当懂得睡眠对老人的重要，何况是个病人哦！深感退下来了，人走茶凉的无奈，只好忍声吞气。

自从这家人搬来之后，我家的新、旧卫生间都先后漏水，先是旧卫生间，报后勤修好之后，不久新卫生间又漏水。我只好又报后勤水工班修理，来人看后，说是楼上新卫生间的下水管道漏水。想不到那楼上的竟然不让修，说他们根本就没用新卫生间而只是用旧的卫生间，不信可上来看，满地灰尘，堆满东西。问多了，又骗我们说己经修过了，我们只好信以为真。多年来，起初漏水虽不太大，但只要如厕，头上都会被滴上几滴，我们也没在意，可后来越来越甚，只好戴帽登厕了。

忍无可忍，07年春节前只好再度报修。想不到连这报修也得罪了人，春节还没过完，他俩先是在楼上砸东西、骂人、弄个翻天覆地。后来竟找我内人吵闹，拉着我内人上天面阳台，说他楼上天面阳台上的隔热层有一小方块隔热板砖裂了一条小缝洞，是我内人故意破坏的！拉扯之间，动手打了我内人不说，还说坚决不让修卫生间。后又说要修卫生间可以，得先修好他楼面的那块隔热板砖。其实，不让修就明说是了，何苦故意挑起事端寻衅滋事？俗话说得好：“编造一个谎话，往往要用10个谎话来圆；揭穿一个谎话，却只需要一个真相就足矣”。那些天我因回父母家侍候老人，不在学院，回来听内人哭诉之后，气愤至极！想不到老来竟遭人如此羞辱。先是从一开始就在骗我，后来便是拖着不给修，现在竞然寻衅滋事，动起粗来，大打出手了。

从05年退休之后，我因为父母年迈多病，母亲长住医院，父亲一人在家，又不愿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所以我一直在父母家侍候老人，很少回到这边来。内人独自一人守家，对一个有病缠身的人来说，确实不易！我内人在学院宿舍大院居住快二十多年了，为人低调，从未跟人红过脸，早年患有心脏病，提前退休在家休养浆息，现在是“冠心病”加“房颤”，那男的女的不是不知道。

而今新春大吉之时日，年还没过完，就闹成这样，真是欺人太甚！眼下已无是非、善恶可言，只有因果报应了。有仇不报非君子，一气之下，直找那狗男女理论，有什么证据？凭什么诬人清白！……那女的为了息事宁人叫我内人打回他男人了事，那男的更是厚颜无耻，手指着左右脸面嬉笑着对我说，打吧！他估量我们不敢，想不到我左右开弓狠狠地给了四、五个耳光，并说旨在教你如何做人，这种人根本就不配为师！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动粗，心里真是解气，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谁也不怕谁。老人的愤怒不能压抑，一定得发泄出来！

俗话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当今北大教授孔庆东先生说得更仔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初犯我，我让三分；人再犯我，还以一针；人恒犯我，斩草除根”！这人啊，既是天使，又是魔鬼。不由得不想起那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小说《漂亮水手》中，著名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笔下的主人公比利·巴特的故事来。别欺人太甚，再善良的人，忍耐总是有限的哦！事后想来为这畜生，不值！别弄脏了我的手。性情中之人，还以牙眼，该出手时就得出手，来而不往非礼也！仁者吃人，动手又何妨？而且是他动手在先，我们是自卫反击而已，打的可是骗子，是畜生，爽快至极。欺负老人，天理难容，必有报应！

后来，事情闹大了，想到遭此奇耻大辱，我也不客气，执意要学校领导解决，否则我决不罢休！主管部门交涉了快两个月，他不是推说上课忙，就是没时间。其实那女的就是基础医学院某中医实验室的实验员，课很少，男的更没多少课，经常在家，有时早上十时两个还在睡懒觉，真不知道这学校是怎么管理的？如何评估能评上个“优”的！最后跟主管部门的负责人说了硬话，如不让修，就采取最后措施了，到时只有他来求我！按《物权法》的规定，上、下楼之间是“利害关系人”，绝无不让修的道理。据说传我的话过去，权衡利害才勉强答应。

农民工何师傅来看了之后说，这与用与不用无关，用一次也是用。是卫生间便盘周围已积满一池水，必须挖开卫生间的地板进行清理。何师傅说：水有三条来路，一是便盘周围渗水；二是埋在下面的自来水管漏水；三是可能阳台漂雨水进来。分析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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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看不完......
其实我蛮想知道，中医的切脉是不是有没有个准谱，比如拉出100个孕妇加100个男人混在一起，让一个老中医蒙上眼睛切喜脉，能做到100%准确么？


10年的中医完全可以，现在吃不准

怀孕的脉象很好辩的·简单说就是2各人的脉·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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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伙很懒，什么也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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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有数，处事有码，世间百相，尽藏玄机。
发表于:2011-01-28 00:02:46 推荐：那个宜家的照片被证明是骗子 ...第19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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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圣 方 识 真 仲 景
[原创 2010-07-24 21:12:52] 字号：大 中 小

写下这个题目，便想到将来会获得一片骂声。“数典忘祖”且不说，更要紧的是可能会砸了人家的饭碗。古井本无波，庸人自扰多，但还是写了。

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我们自己造就了太多的圣人。这些圣人虽可作我们精神上的楷模和偶像，但他们时时刻刻又反过来左右着我们，并一直左右到今天。使我们的思想、行为深受束缚，停滞不前，不能与时偕行，更不能有所超越。倒不是说笔者有什么一定要坚持，也不是跟谁过不去，只是想本着自己的良知，说几句再普通不过的话。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其“本来面目”！从而让人们知道，这世界上真没有什么圣人。我们心目中的圣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其实跟我们现在一样，都是普通的人。难怪王阳明先生说，人人皆有良知，愚夫愚妇与圣人同。所以啊，在他老人家看来，中国的圣人滿大街都是！

到中医学院念书之后，才知道中医业界将张仲景称为“医圣”。先是读了《中国医学史》、《医古文》、《内经》等教科书，心里琢磨着怎么是他呢？怎么不是巫彭、巫咸；不是神农、黄帝、岐伯……；不是医和、医缓；不是扁鹊、仓公、华佗呢？后来，读了《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相关注家的论述方才明白，之所以称之为“医圣”是因为张仲景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写成了《伤寒杂病论》一书，首先提出了所谓“六经辩证”及“脏腑辨证”的方法和原则，为中医的“辨证论治”奠定了基础。再后来，看了温病学的有关著作，学完了中医相关的课程，读了些史书，当上中医生，历练了一段临床实践之后，心里就更犯嘀咕了。

除《伤寒杂病论》之外，历史上流传至今还有两篇与之有关的“序文”。一是晋代太医令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伤寒论》中收入的所谓张仲景的自序《〈伤寒论〉序》〔后文称为《自序》〕，说明作者从医的原因，撰写此书的缘起，强调了医德医风。再就是到了宋代，林亿、髙保衡等人重修宋本《伤寒论》中的《宋刻本〈伤寒论〉序》〔后文称为《宋序》〕，简单介绍了仲景的生平，称赞其医术高明及重修宋本的重要意义，但毕竟已是宋人之作。而今能够反映当时历史背景，唯这两篇《序》了。除非《自序》为“伪书”，否则，它对研究《伤寒论》，研究张仲景本人和那个时代的医疗技术的产生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事人所写下的“序言”应当是研究该书历史背景不可或缺的基本素材。其它则多为零星记载、间接文献。明清时期，虽有李濂《张机补传》和陆九芝《补后汉书张机传》等文，但信度不髙，颇多争议。后世注家、野史以及当今南阳“医圣祠”纪念馆中张氏生平简介和故事新编等等，倒是记载不少，多是溢美之词。从王叔和开始，到那许许多多后来的人都是学舌，直至明末清初“温病学派”的崛起才稍有微词。

据南阳“医圣祠”纪念馆介绍，相传张仲景乃东汉南阳郡涅阳〔现河南省南阳市〕人氏，名机，字仲景，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约公元150年至154年〕，卒于建安未年〔约公元215年至219年〕，活了七十岁左右。汉灵帝时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他勤求古训，集前人之大成，博采众方，写出了不朽名著《伤寒杂病论》。据传其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但这些都早已散失不存。《伤寒杂病论》原书也早在古代兵火战乱中散失，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张仲景的著作说是经过了晋代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及宋代医家注释校订过的版本，已被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

据传张仲景对伤寒病的辨证治疗，首先提出了六病辨证论治的原则和方法，他将疾病按证候群分为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等三阴三阳六大类型，作为辨证论治的纲领，形成了当时较为完整的治疗外感热性病的辨证论治体系。同时，他在内、外、妇、儿等杂病的辨证治疗上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详细地阐明了中医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辨证的方法及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多种治疗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部医书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形成了所谓独特的中医学思想理论体系。

该书不仅为国内历代医学家所尊崇，而且还为日本、朝鲜、欧美诸国医学家效法，被誉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医门之圣书”。医林后学都奉张仲景为“医中之圣”、“万世医宗”，认为“仲景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为医”。至今，《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中医临床基础课程。

张仲景死后，人们在南阳城东关修建了“医圣祠”作为張仲景的墓祠纪念地，笔者曾有幸一游。这是一组具有汉代艺术风格的建筑群，整个布局独具匠心，格调髙雅，只见雕梁画栋，绿树翠柏，清雅密静，可谓博大雄浑，巍峨壮观。正门上方是郭沫若先生题写的“医圣祠”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步入门庭是陕西中医研究院著名老中医黄竹斋先生早年撰写的《医圣张仲景传》。两侧是任应秋先生题写的一幅对联：上联是“阴阳有三，辨病还需辨证”，下联是“医相无二，活国在于活人”。前来拜谒的人们络绎不绝。据传当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每届新领导上任之初都要先到此朝圣一番，而不是“西柏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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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挑西瓜的故事”说起-2

果如何师傅所言！是前两项。想不到这“中医研究生”的认知水平居然还不如老何这位农民工，这就是中医硕士、“漏嘢”博士水平？！其实，新厕所漏水的原因与旧厕所一模一样，楼上的不是不知道，不知道可以说是无知，知道了还寻衅滋事，如此阻挠，实属无耻！如此德性，如此低智，真不知其如何为师、如何为医？连起码的“物理观念”都没有，更别说什么“科学探索精神”了！如此思维，教学、临床能行？岂不害了学生和病人！此乃中医髙等教育之悲哀！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之前是在那里得罪了这一家子。回想起来，可能有三：一是出于好心，我曾跟他说过，你原来不是学中医的，中医原始学历是“自考班”毕业，要多补临床实践！自从到教务处工作开始，几乎对每一位新来的中医教师我都是这样要求的！而且学校教务处有明文规定，中医基础课的教师，每年没课时间都得上病房〔不是仅坐坐门诊的“甩手郎中”！〕搞临床。老处长也认为中医不像西医，本来就没“基础”与“临床”学科之分。学校领导也多次想把中医临床基础的伤寒、金匮、温病等学科划归附属医院管理，象广州中医药大学一样，开设专门病房，以求伤寒、金匮、温病“理论”与中医临床“实践”相结合，只是受到来自这些学科方面的阻挠和反对，一直无法实行。心想这事没有错，“熟读王叔和，不如临床多”，这也是出于对病人的负责。二是有一次为他老婆的劳务费问题，他到我和小S书记的办公室发狂发飙，说要杀人了！我说，教研室的分配方案，是由教研室全体教职员工按学院的分配原则讨论制定的，我们可管不了，要改也得经过教研室全体人员讨论通过，不是某个人说了算的事。他竞大发雷霆，我只好气愤地说有本事你就去杀好了！但我心里还真怕这“湘西人”干出点什么来，一再交待小S书记和教研室主任要多加注意防范，因而从此之后对这人也就没了什么好感。三是好象是报考其母校的什么只稍读四个月就可拿到学位的“漏嘢”中医博士，他与小T一起来到我办公室，说是没法与当官的竞争，想要我帮忙。这本来就是件“弄虚作假”的事，不是从正常渠道报考，而是拿银子的所谓“委培”，买个“帽子”的事，我说这“忙”可没法帮！或是因为上面有意给某中医愽士佩备助手，有意想叫他干，他不愿干的事；或是因为那天让我看见，早上十时两狗男女还在睡懒觉心中有所记恨什么的……。真是莫名其妙，不可思议！

早知如此，当初就应该同意教研室多数人的意见，坚决不要！回想当时学校人事部门推荐来试讲考核时，我看在座的人谁也没听懂他在讲什么。可人事部门的人多次电话催促，教育部那“洲际导弹”搞的所谓“本科教学评估”追着要凑够高学历师资的百分数，而学校人事部门的人竟然还隐瞒了第一附属医院考核之后不要此人的事实，才让他混了进来。更不应该的是后来还按人事部门的要求安排了其下岗的老婆。回想起来，误用恶人！这是我一生中做得最错、最糟糕的一件事情，邻里们都说，真是好心遭雷劈。

内人说了，坚决不搬，看他如何动作！我说算了，惹不起，还躲得起的。搬吧！内人还是坚持不搬。真是“家有恶邻，不得安宁”！如今是说也说了，骂也骂了，打也打了，如若再玩出个什么花样来，只能用孔庆东教授那最后的招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了！这话，我跟栋长、学校离退处、工会和基础医学院的头儿们都说过，有言在先。一再交待内人，我不在家，如有什么动作就打110报警！并及时电告我！

即便如此，我还是心存有幸。因为这事教育了我，使我懂得了什么是“恶人”。由于受到“欺骗”和“伤害”，使自己增长了见识、磨练了心志，懂得了什么叫“人至痞则无敌”的道理。

我在这里似乎谈得多了一些。人的一生之中令人烦恼的事多着呢，大多都会顺势而解，时间久了，可能踪迹全无，只有自己知道，不说别人也无从知晓，但我还是说了，并写了出来，让大家都知道，目的是为了还原真相。总之，我不欠谁的，一句真话要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其实，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但心中有气，不吐不快！

说的还是从“挑西瓜的故事”所想到的，没有离题。

西瓜不切开不知其味；卫生间不挖开不知其漏水的原因；人有病千万不能“望闻问切”只看四象；更不能以“看什么？怎么样？开点药，吃！”“三句半”式简简单单打发病人了事；人品德性好坏也不能只看表面。道理就这么简单！可真要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京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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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圣 方 识 真 仲 景-2

可不知为什么？这位曾经官至“长沙太守”的“名医”、“医圣”却在“正史”中没有他的《传记》。查遍《二十四史》及《二十四史记传人名索引》，既找不到“张机”，也找不到“张仲景”。且不但没有《传记》，就连医案、验案留下的亦甚少。据《宋序》所云：“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仍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说的是《汉书》没有他的“传记”，只是在《名医录》中简单提到其生平。《名医录》是唐代甘伯宗所写的一本书，早已失存，我们今天巳无法再看到这本书了。可同时代的名医华佗〔其生年现无确切考证，卒于公元208年〕，却在《后汉书》的《方术传》，及《三国志》的《方伎传》中都有《华佗传》，所畄医案，共达二十六则之多。如今，坊间还流传华佗曾看过仲景之书，并留下“此真活人书也”的叹说。倘真如此，仲景却无“传记”则更不可思议了。历史上的“长沙太守”，象孙坚、苏代、张羡、张怿、廖立、韩玄等人，在《二十四史》中也都有“传记”。为什么独缺张仲景呢？名不见经传是因当时名气不够？或是……？

《自序》开篇第一句说的是：“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概然叹其才秀也”。扁鹊髙超的医术，令张仲景非常钦佩！扁鹊是什么人？据《史记.扁鹊仑公列传》所云，则近乎神仙了。他是用“上池水”服了“非人”长桑君所赐给的“怀中药”，并得其“禁方书”之后，以得道、“知物”，是为良医的。据史载扁鹊所医治的齐恒公、赵简子、虢太子、秦武王这些人时空相距四百余年，难道扁鹊真是活了400多年的什么鸟不成？仲景所钦佩崇尚的人乃“不待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之神仙也。相传张仲景所诊治过的最有名的人，是“建安七子”之首的文人王粲，即王仲宣。这也是其所留下仅有的医案之一，此案与扁鹊医治齐恒公一案可谓异曲同工，故事雷同，都是“望而知之为之神”的功力。

《自序》紧接着又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文末还再次强调：“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先说的是奉行孔子“生而知之”的原话，接着说，我平素爱好方术，请让我奉行这句话吧。这“方术”可绝不是现行《医古文》教科书上所释的“泛指方药医术”，而是“方士之术”。否则前句中为何将“留神医药”与“精究方术”二者并列陈述！“方术”即中国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消息变易、五德转移终始、五行生克乘侮之说来推测、解释君王和国家的吉凶祸福，人的气数命运生老病死的所谓医卜星相、奇门遁甲、炼丹、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等之总称，是同宗教、神话之类幻想联系在一起的。

《伤寒论》中之三阴三阳说是根据《素问·热论》六经分证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把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及其演变加以总结，这三阴三阳实为《易》之父母卦与子女卦。乾为父，坤为母，其余六卦皆乾坤所生，共三男三女。震为为长男，坎为中男，艮为少男，巽为长女，离为中女，兑为少女。卦虽以父母子女为比喻，但却内寓所谓天地阴阳为万物之母，阴阳交合乃生万物，从无形到有形，万物之体行形于外而炁〔气〕行于中的奥理。男为阳而女为阴，《易》中之长男、中男、少男、长女、中女、少女、即六经之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厥阴、少阴雏形。天生六气，人病亦然，因而阴阳有三，六病是也，多一少一，皆不可行。其实，《伤寒论》从头到尾讲的是“六病辨证”并无“六经辨证”之意，“六经辨证”只是后人杜撰的所谓归纳总结。

而“六病欲解時”，如“太阳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等，实为时序、时位；所谓青龙、白虎、朱雀、真武、理中等方名则为东、西、南、北、中之方位、位相，即“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理中居其中”也。乃至每一方剂中药物的味数，每味药的钱、两数，甚至生姜的片数，大枣的枚数无不渗透着“河图洛书”之数，含“阴阳象数”之意。张仲景到底是医生还是方士？其所施之术是医术抑或方术？其实，汉儒经学，《易》推阴阳，《春秋》言灾异，《老子》亦明吉凶祸福咎生死之故。所以汉未儒生、医者莫不兼方士，方士莫不通道学。是医、易、道三者兼容并蓄，有着不可分割，血肉紧密相联的关系。

还是让我们遵循仅有的一些史料，沿着《自序》与《宋序》的历史轨迹，去寻找和把握历史的脉络，回到历史的现场吧。

约公元150年张仲景生于南阳郡涅阳张寨村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汉恒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师从同郡张伯祖，学习医术。同乡何颙曾赏识仲景的才智和特长，曾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见《太平广记·何颙别传》，实则是何颙在赞自已的预测能力〕。其师张伯祖“性志沈简，笃好方术，诊处精审，疗皆十全，为当时所重”〔见张杲：《医学》〕，是当时极有声望的医生，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十都能痊愈。何颙曾在《襄阳府志》中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仲景医名大振。据《宋序》所记：“张仲景……《名医录》云：'……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据此而言，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张仲景此时已40多岁，习医快30多年，如前所述种种溢美之辞，该是医术精于其师而大名鼎鼎的“名医”了。

可其在《自序》中却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是“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年----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疫病流行规模最大。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还不到十年，就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不到十年间，这位已经46岁快56岁，习医36年快46年的“名医”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中三分之二的人，一个个相继而逝去！而且其中七成是死于自己所熟知的外感热病——伤寒病。这位“名医”怎么了？怎么不灵了？怎么不能“识用精微过其师”，“疗皆十全”！是遇上了新问题！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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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圣 方 识 真 仲 景-3

“生灵涂炭，横尸遍野”。可见当时战乱风起、災情频多、疫病流行、肆虐之甚，生命之脆弱，医术并不昌明，更无有效验方、验案。《自序》中写到当时的医生毫无办法。张仲景于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说，合十六卷”。从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到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用了五年的时间 ，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郝万山认为该书成书于公元200年前后。而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杨维益却认为现行《伤寒论》是一部汇集古代各家有关伤寒病论治〔包括张仲景的著作〕的伤寒学专著。成书时代，可大致推定为唐代。等等说法不一。

《伤寒论》无论是书成于族人染病之中或之后，张仲景作为族人之中一名行医数十年久负盛名的医生都有推脱不了的干系，而愧对族人。如果书成于族人染病之中的公元200年前后，即建安五年前后，只能说明是书在治疗伤寒病上毫无指导作用。如果书成年代是在唐代，则《伤寒论》乃至张仲景本人都是子虚乌有的一桩千古疑案！

张仲景所谓“勤求古训”之“古训”乃《自序》所述的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几本此前早已有了的所谓“医经”，除《胎胪药录》已失存外，其它几本如今都还能找到，即《自序》中所云，上古“神农、黄帝、岐伯、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长桑、扁鹊”，汉“公乘阳庆及仓公”等人所谓“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之经旨所论述的“阴阳五行学说”、“运气学说”、“气化论”、“正邪论”、“辨证施治”等理论以及根据气运和所出现的证候而确立治法、选药、制方等方面的认识。所谓“博采众方”之“众方”，多是依据上述“古训”、“医经”中的治则治法等用药模式以及处方选药原则所推论制定。果真管用的话，此前此后疫病流行，就不至于死那么多人了！所谓“众方”并不是经过临床验证有效的“经验用方”之总结，只是所谓“医经”上所载的“经方”而已。否则论中原文所描述的就不会出现从阳到阴，从三阳到三阴，从太阳至厥阴〔或是少阴，至今仍争论不清！〕，乃至最后“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的衰变过程。最后只好乞求于病人正气渐复，病趋好转，由三阴经转出三阳经或正气来复的“六病欲解时”的等待之中了。

再从论中诸多原文都涉汗、吐、下、温针等治法错误导致病情恶化的所谓“坏病”来看，与其说是作者“纠偏”，倒不如说是作者试探性治疗之后出现的“失治”、“误治”问题。是“方”不对“证”？或是“方”根本就不能治“证”？或是事后进行的弥补性治疗？倘将论中部分原文串起来看，串起来读，则不得不令人疑其乃仲景个案病人治疗过程之记录。

说明当时对疫病的治疗并无十分有效方法，只是对病情演变及治疗过程的陈述，处方用药都是试试看的把式，并非王叔和一百多年之后所说的“对病真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只是根据几本古医书的所谓理论并运用古代哲学的所谓思辨方法和纯理论思维推衍而成，所以其对临床医疗实践的具体指导意义是非常有限的。

如今，有人认为中医只注重临床经验陈述，而忽视理论的总结。其实不然，上列所述之“古训”，乃至《伤寒杂病论》都是中医理论的经典，只不过这些理论都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理论，是“为理论而理论”的理论，而不是从“有效的临床医疗实践经验”中认真总结提升出来的“科学理论”。多是古人“坐而论道”、“述而不作”的产物。有道是：“有实践而无理论不能成为科学，有理论而不能指导实践那就是空论”。

正如其《自序》中所说：“虽未能尽愈诸病，庶可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说的是，即使不能全部治好各种病，也许可以用它在看到病状时就知道发病的根源，如果能探讨清楚我所编写的这部书，理解了的问题就超过一半了。这话中“虽未能尽愈”、“庶可”、“若能”等说得都还算中肯实在，没有把话说绝，但“见病知源”、“思过半矣”就不好说了。从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连仲景本人也深知其“所集”的局限性，仅只是“过半”而已，“虽未能尽愈”，并非谦辞。试问这样写出来的书，又怎能为“万世不朽”的“方书之祖”、“活人之书”的“传世之宝”呢？其实，即便是有经验依据也不等于就有了历史依据和科学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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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圣 方 识 真 仲 景-4

据邓拓先生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中国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周代1次，秦汉l5次，魏晋l7次，隋唐17次，两宋5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又据中新社北京2005年4月5日报导〔曾利明、秦秋〕：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等单位的调查研究表明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1911年间，中国平均每四年就有一次大的疫灾。且不说《宋序》所云：“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也不说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所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但从宋以后国家校正医书《伤寒论》十卷，颁行天下，世人皆晓，习医者甚众，可疫灾的发生仍呈逐渐增加并加速发生的趋势，死亡的人数就更难统计了。

据笔者所知，历史上宋以后因为自己或家人有病，被庸医治死或治坏，因而发奋学医的就有：许叔微、李杲、李中梓、方有执、吴有性、吴鞠通、周树人、恽铁樵……等等。他们为什么要自己学医？是因找不到良医之故也！《伤寒论》怎么就不能解决问题呢？不能“见病知源”、“思过半矣”？不能“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生……”了。可见《伤寒论》这学问并不能通经致用，也不能经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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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伙很懒，什么也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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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圣 方 识 真 仲 景-5

《明史》记载瘟疫大流行23次，死人多少，难以计数。在这23次大流行中，还没包括公元1641年的大流行。可见历史记载有相当多的遗漏，也与邓拓先生的统计有所出入。1641年这次疫情遍及山东、河北、江苏、浙江等省，江苏吴县一带疫情很严重，当时诸医用伤寒法治疗没有疗效，死亡者甚众。据《吴县志》记载：“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当地名医吴有性先生对此非常痛心，他在其著作《温疫论》的“原序”中说：“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崇祯辛巳〔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剂，攻补失序而死者；或遇医家见解不到，必疑胆怯，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然迁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所感之轻者，尚获侥幸；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者不可胜计。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仿惶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吁！千载以来，何生民不幸如此”。

到底是“古法不合今病”？或是“不死于病，乃死于医”？或是“死于圣经之遗亡”？或是吴有性根本就没得仲景《伤寒论》真传和要旨，不能寻其所集，而错怪了仲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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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代 中 医 之 我 见〔6〕中 医 的 未 来
[原创 2010-11-11 17:39:46] 字号：大 中 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曾为我们勾画了中医现代化十分诱人的前景。他在1980年8月3日给原卫生部曾经主管中医药工作的中医司司长吕炳奎老先生的信中反复强调：“医学的前途在于中医现代化，而不在什么其他途径”，“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道路”，“人体科学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也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

钱老在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和中医理论的现代阐述》一文中说道：“中医现代化的第一步应该是用本文所提出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体系，一个核心、八个基础，去总结阐述传统的中医理论”。他又说：“这样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许是别有一番天地的事情吧？更何况这步工作将导致中医现代化，而中医现代化，按袁鸿寿教授的意见，是医学科学的革命；而医学科学的革命很可能不限于医学，是科学革命。这个前景不是更诱人的吗？”

应当说，钱老所提出和倡导的人体科学研究、中医现代化以及对中医、气功、特导功能的研究，是他最具独创性的科学贡献，充分体现了他非同一般的追求真理的勇气。

但是，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这期间，以近代医学为基础的现代医学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迅猛发展。我们既没见到钱老所期待的中医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总结阐述，也没见到中医现代化的诱人前景，更没见到河北大学袁鸿寿教授所说的所谓“中医现代化”如何导致了“医学科学革命”以至最后发生了“科学革命”。兴许还有待于时日，或许这项研究为李某人的什么“轮子功”所累，而暂时偃旗息鼓了。

不过，著名的美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科学史家蒂文·夏平在其近年所出版的《科学革命——批判性的综合》一书中却提出另一种观点，他以“根本就不存在唯一确定的科学革命这回事”开启全篇。正是这种别出心裁的、悖论式的语句，表达了作者对“科学革命”从根本上的否认。作者所谈的虽然是16、17世纪的事，但对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由中医理论、气功、特异功能引发的“中医现代化”所期待产生的所谓“医学科学革命”和“科学革命”也许同样适用吧。

钱老对中医虽说是“半通”，但他认为“中医不是现代科学 ”，中医是“经验”，是“知识”，以及对“中医的本质”的认识都是非常准确的，实事求是的，揭示了中医的“本来面目”。但是，在钱老看来中医理论“却是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所谓“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即其不同于恩格斯所批判的一般意义的“自然哲学”，一般意义的“自然哲学”，按照恩格斯的意思，迟早必然会被科学所淘汰和替代，而“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在钱老看来，其孕育着未来意义的科学。钱老说了，中医理论脱离“经典意义的自然哲学”就会变成一部唯象科学，实现中医现代化。

而事实上人们都知道真要将古老的中医理论与当今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混沌、分形、超循环论等等现代科学联系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河北大学袁鸿寿教授的所谓“中医现代化”会导致“医学科学革命”以致发生“科学革命”似乎是或者至少目前还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无论用什么理由去拔髙或者套用现代科学理论去修饰中医理论，都无法改变其为科学前期古代的思想理论，是两千多年前人们对疾病的蒙昧认识，是人类早期医学的原始技能之一。古人绝不会比今人聪明到那里去，今人更不会向古人靠拢看齐，古人的东西只能供今人参考借鉴而已，不可能现代医学还要回头走到传统中医学的老路上去，如此走下去，岂不是从科学回到空想的倒退！

“解剖——还原——再解剖”，“分析——综合——再分析”，“实践——认识——再实践”，“观察——假说——验证”这些不断认识物质世界，探索自然奥妙的科学方法是一套获取科学知识、认识自然、改造世界的连贯的、普遍的、有效的、最基本的、超越时空的科学实验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说是人们对自然的“拷问”，是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它以实证为基础，以科学为依据，已被世人运用得非常成功，在科学研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不断地造福于人类。虽然也有其局限性，然而，由于科学经得起不断的批判与扬弃，科学体制本身具有完善的纠错机制，科学实验方法仍然可以成为最可靠的知识体系。因此，时至今日尚不可能替代，更无法超越。

不能因为几百年前有人犯过只重视分析与实验的所谓“形而上学”方法的错误，后来的科学家们都会犯同样的错。也不能只看到所谓“分析时代”的“坏处”，而未见其“好处”，就抛弃它。不能因为某某人肯定了所谓“系统时代”的好处，而只着重“综合”和“整体”，而忽视了“分析”和“局部”。事实上，在科学研究领域，分析是综合的基础，综合是分析的完成，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局部研究必须先行，整体研究才会成功，至少也得同步进行。整体研究的大门，往往要用局部研究这把钥匙去打开，否则科学研究就无门可入。更不应该把时下社会的政治纷争、转型的冲突、新旧体制的矛盾、人文教育的缺失所带来人际间的争斗与冷酷，人情味的淡漠与枯萎，人本理念的丧失和泯灭等等弊端都简单地归罪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斥之为“科学主义”、“科学至上”。试想当今这社会如果没了高科技成果，只剩下点点人情味儿，这世界将是如何一番景象？

科学的进步是不断地进步，是在原有科学基础上的进步，并不是推翻一切重来的一场大革命。尽管新的问题将层出不穷，新的争论也将不断地展开和进行，但科学实验方法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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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圣 方 识 真 仲 景-6

其实，明清时代众多医家中质疑王叔和重新整理编次《伤寒论》有遗亡、错简并非“仲景旧论”的绝非吴有性一人。早在1589年明人方有执就认为王叔和重为编次巳有改移，及金代成无已作注又多窜改，二家之误弥失其真，故力主“错简重订”。清代名家如张璐、喻嘉言、吴仪络、周扬俊、黄元御等均拥其说，而为“错简派”之代表。清人姚际恒也在其《古今伪书考》中将《伤寒论》列入“真书杂以伪者”一类。他说：“伤寒论，汉张仲景撰，晋王叔和集。此书本为医家经方之祖，然驳杂不伦，往往难辨，读者苦不得其旨要。予友桐乡钱晓城煌谓此书为王叔和参以己说，故真伪间杂，致使千载蒙晦”。有人甚至直言其为王叔和所编造之“伪书”！

《伤寒论》究其成书年代久远，几经显晦，数为变易，巳非原貌，版本不少，内容出入，注家甚多，假借运气，附会岁露，掺杂他说，歧义诸多乃至后人对《伤寒论》的成书时代都表示诸多质疑，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还有人提出所谓要“于无字处读出有字来”的荒谬见解,认为如不在无字处下功夫,就难以弄通原文的精神实质,甚至发生误解，因而塞进了不少私货，真所谓一人一伤寒也。连“伤寒大家”们都没搞清楚弄明白的事体，自然会给后学者增添不少麻烦和困难，更勿说用之于临床实践了。难道真如当今“易理堪舆学”专家江心岛先生所说，“国学经典都是后人篡改的回锅肉”！这多次回锅肉，肉量虽没多没少，只是味道变了，更可能的是，本来一盘小炒肉，经过名厨大师们精心烹制，弄出了一桌“滿汉全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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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圣方识真仲景-7

面对真伪、遗亡、错简总应该有人指出，有人争论，有人辨析。每个人都有一把评判的标尺，在质疑中才会更加接近真相。否则只能希冀在未来的考古发掘中找出如同《武威汉代医简》般的汉简版《伤寒杂病论》真书来！

《清史稿》记录从公元1644年到1872年，228年间，瘟疫大流行，共计91次。凡是发生在同年，不同地区的，只算一次。死的人数也难以估计。当时，尚无“计划生育”，一对夫妇，生多个孩子的，是极为普遍的情况，能成活一半就算不错了。如果说，庶民百姓贫寒穷困，缺医少药，帝王家总不至于缺这少哪吧？而且熟读《黄帝内经》、《神农本草》、《伤寒论》、《金匮要略》乃至“温病学”等等中医经典的“御医”不少。可帝王家的子女夭折的又有多少呢？清代自顺治帝定鼎北京到宣统帝灭亡，共经历了十位君主。除同治、光绪、宣统三帝没有子嗣外，其他七位皇帝总计生有子女146人，平均每人生育21人。其中15岁以前即夭折的竟达74人，占到了半数以上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2011-02-08 11:23:42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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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圣方识真仲景-8

战争虽可大批地死人，但战争死人其实远比瘟疫的杀伤力要小得多，战争死人是可以控制的，不打仗就是了。可瘟疫怎么控制？它会持续地、接二连三地传染、蔓延，瘟疫的杀伤力却是经常的。就是普通疾病的杀伤力也很大，例如伤风感冒，治之不当，可并发气管炎、肺炎等等疾病，不少婴幼儿就是死于并发症。所以历代中国人口数量始终处于低位，古人的平均寿命大大低于现代人，而病死率却远远髙于现代人，这是不争的事实。据有关资料记载，全国解放初期人均寿命还不到现在人均寿命的一半。

清代，由于温病学派的崛起，张仲景《伤寒论》“六经横传”说教，受到叶天士《温热论》的“卫气营血传变”，吴鞠通《温病条辩》的“三焦竖传”的冲击。

汪廷珍在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作《汪序》时，曾托于昔淳之口，作了如下描写：“人之所病，病病多；医之所病，病方少。夫病多而方少，未有甚于温病者矣”。他说，当时由于导致人生病的原因很多，所以疾病的种类、病人的数量也都是非常之多。而医生的治病方法，却非常之少。病人多而治病的方法少，没有什么病比温病更利害了。说到当时对疫病的治疗时，他又说：“轻者以重，重者以死。幸免则自谓己功，致死则不言已过，即病者亦但知膏肓难挽，而不悟药石杀人”。说的是当时医学的荒唐治法，把病情轻微的治成病情严重的，把病情严重的治成死亡的。对那些幸免药死、侥幸活下来，自己慢慢痊愈的，医生就会贪天之功，据为已有。医生无论治死多少人，都不去承认自已有过失，不担负任何责任。愚昧和无知，充斥世间。不但医者不担负任何责任，就连那些病入膏肓、濒临死亡的患者，也绝对悟不出医药可以杀人的道理，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责怪医生。于是，这种医学的“怪圈”被奉若神明。他说所以“父以授子，师以传弟，举世同风，牢不可破。肺腑无语，冤鬼亱嗥，二千余年，略同一辙，可胜慨哉”！他还找出了“病死少数”、“治死多数”的原因，历数了发表、消导、攻下、温补等治疗方法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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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圣方识真仲景-9

朱彬在为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作《朱序》时也说道：“其死于病者十二三，死于医者十八九”。说的是当时死去的人，十个人中大约有二、三个是死于疾病。十个人中大约有八、九个是死于医生之手。

可见汪廷珍、朱彬等人对此前的医学总结批评可谓入木三分、犀利泼辣、有贬无褒、根本予以否定。

纵观历史。汉代并没有人为张仲景“封圣”，否则《后汉书》、《三国志》必有记载，为其作传记。张仲景本人也没有自封。以后晋代王叔和在重新整理编次《伤寒杂病论》，将其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著作的过程中只称“今收采仲景旧论，对病真方”，竞呼“仲景”，丝毫没有谈到其为“医圣”。晋朝皇甫谧将伊尹称做“亚圣”，而称仲景的著作，只是伊尹《汤液经》的扩展和补充而巳。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虽说：“江南诸师秘仲景要方不传”，也是直称“仲景”，而没有把他称为“医圣”。宋代国家校正医书局校勘刻印《伤寒论》，林亿、高保衡等人在《宋序》中也没有把张仲景称为“医圣”，只不过是说他继承了古代大圣人的意志。再后来成无已在《注解伤寒论》、《伤寒明理论》两部著作中也只是说张仲景做了类似圣人的工作。公元1182年金人刘完素在其所写的《素问玄机原病式》一书中才明确提到：“仲景者，亚圣也”，是仅次于圣人的人。公元1526年李濓写成《医史》，他在书中也说仲景被“论者推为医中亚圣”。直到公元1589年明人方有执在其《伤寒论条辨》一书中才直接称张仲景为“医圣”，说：“……称仲景曰圣”。这方有执之后，称仲景为“医圣”的才慢慢多了起来。可见这“医圣”乃仲景身后1370多年为后人所封，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逐渐添加慢慢层累地造就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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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短信] [好友] [相册] [搜索] [举报] [道具][奖分] [只看此人] 管理： [删除] [IP] 从一万味中药里任取一味中药组成一个药方,可得到10的4次方个药方。为了对这些药方进行检验，按照中医第一大神神农氏的“亲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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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万味中药里任取两味中药组成一个药方,可得到10的8次方个药方。为了对这些药方进行检验，按照中医第一大神神农氏的“亲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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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中医界一天检验一千个药方，需要约三百年；


假设中医界一天检验一万个药方，需要约三十年；


假设中医界一天检验十万个药方，需要约三年。




从一万味中药里任取三味中药组成一个药方,可得到10的12次方个药方。为了对这些药方进行检验，按照中医第一大神神农氏的“亲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做法，

假设中医界一天检验一千个药方，需要约三百万年；

假设中医界一天检验一万个药方，需要约三十万年；



假设中医界一天检验十万个药方，需要约三万年；



假设中医界一天检验一百万个药方，需要约三千年；



假设中医界一天检验一千万个药方，需要约三百年；



假设中医界一天检验一亿个药方，需要约三十年。











从一万味中药里任取四味中药组成一个药方,可得到10的16次方个药方。为了对这些药方进行检验，按照中医第一大神神农氏的“亲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做法，



假设中医界一天检验一千个药方，需要约三百亿年；



假设中医界一天检验一万个药方，需要约三十亿年；



假设中医界一天检验十万个药方，需要约三亿年；



假设中医界一天检验一百万个药方，需要约三千万年；

.......



假设中医界一天检验一百亿个药方，需要约三千年。









从一万味中药里任取五味中药组成一个药方,可得到10的20次方个药方。





从一万味中药里任取六味中药组成一个药方,可得到10的24次方个药方。





从一万味中药里任取七味中药组成一个药方,可得到10的28次方个药方。



从一万味中药里任取八味中药组成一个药方,可得到10的32次方个药方。



从一万味中药里任取九味中药组成一个药方,可得到10的36次方个药方。



从一万味中药里任取十味中药组成一个药方,可得到10的40次方个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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