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头饼做法:亦忱：贪官与清官的永恒话题——从陈同海与张家明的不同结局说起

  　　前言：近日，网友秋月平湖写的博文《曾经的同事：陈同海和张家明》，迅速成为一篇热的发烫的文章，仅仅在网站博客编辑放到博文首页推荐栏目短短40个小时，就点击量飙升到11200多，跟帖评论超过了360。
　　由于博文的作者与文中所说道的贪官陈同海和清官张家明，早年在一个单位供职且同处一个处室，是一度感情投契关系密切的好同事，所以，这篇文章写的感情非常真挚。文中无论是对处于"死缓"状态开始吃牢饭的贪官陈同海，还是对世纪之交年仅49岁就早已入土为安的清官张家明，博主都以一位知识女性所特有的悲悯情怀，而给予了一个人道主义者的深切感叹。
　　自然，作者对这两位早年同事所发出的感叹，有着绝然不同的意境。对陈同海，作者是这样写道："陈同海，高干子弟，有良好教养，（早年）心怀天下，俭朴勤快，高雅平易。但是，后来怎么成了万夫所指的'不仅收受巨额贿赂，而且挥霍人民血汗简直如同粪土，他每月用公款花天酒地达120万元之巨，平均每天达4万元（的巨贪呢？）'"对此，作者发出了令人揪心和扼腕的对天发问："（究竟）是什么毁了他？！"而对在援藏时积劳成疾，清廉至死时，其妻儿还是农村户籍的同事张家明，作者在悲哀中却无以表达她对这位好同事的惋惜、沉痛和感慨莫名，只是写下了这样寥寥不到三十个字：与贪污2亿的陈同海相比，"家明呢？他又何苦？冥冥中，我听到一种声音：他是光，是昏暗中的一线光明。"说实话，虽然我在虚拟世界向以目空四海而令人生厌，且极难在博友的文后留言，但是，看到此文后，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写了如下短短的感言："如此感情真挚的好文章，是我近年在网络上仅见的唯一。"下面，我就狗尾续貂，接着秋月平湖展开的话题，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说贪官和清官这个似乎永恒的话题。
　　一．先说一个简单的事实：只有拔尖人才方能做成大贪官我一直以为，可怜的中国百姓在憎恶贪官时，往往会忽视一个很基本的常识：虽然大家很容易发现，中国历代被揭露的贪官，仅仅是整个贪官阶层这座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小截的基本历史事实，但每个被人牢牢记住的大贪官，无一例外都是中国社会拔尖人才的事实，却往往被人有意无意地加以熟视无睹。这个道理，其实反之也能成立，一个傻子或蠢蛋，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在中国现代，他们都是当不成大贪官的。
　　在此，我想请那些和我一样呆如木猪的中国呆子们好好想想这个问题：撇开那些在各个朝代的政争中被人以贪腐为名而整肃其实不怎么贪的大贪官而不论，中国历代以巨贪东窗事发倒台才被清算的大贪官们，有哪一位不是具有过人之才华，过人之胆量？
　　古代的贪官已经远离我们而去，就不必说再去说他们的过往劣迹了，说了也没有多大的意思。
　　下面，仅就最近数年中国的贪官屡屡刷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的历史记录来看，有谁敢说，当代中国哪位巨贪在其东窗事发之前，有哪一位不是公认的拔尖人才呢？坦率地说，至少在我的印象中，那些经媒体遮遮掩掩报道的落马大贪官，在其趾高气昂高踞政治舞台扮演社会精英的角色时，几乎全是出口成章出手不凡的人中俊杰。
　　在此，我就不逐一去清点这些落马大贪官的大名了，以免自己被人视为只会控诉贪官罪孽的屁民，而是不会探寻贪官之所以会落入法网的白痴。
　　早在2006年10月，重庆网友犬耕地在博文《贪官应不应该宽宥？——也来谈谈王昭耀》中，曾这样写道："贪官值不值得宽宥？从法治的精神和世俗社会的秩序而言，贪官不能宽宥！但贪官值不值得同情？从人性本身而言，抛开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同态复仇'的血酬心态，任何人的悲剧都让人同情。撇开'人民'这个概念不谈，作为社会的任何一个成员，其悲剧都应该是社会的悲剧，应该为社会（及其全体成员）所悲悯。"我一直以为，在当代中国，一个人是否实现了思想现代化，可以从他对贪官是否产生真正悲悯的情怀而得出结论。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我才高度认同犬耕地网友的下列说辞："我无意为任何贪官辩护，只是我在网上反复看到的关于王昭耀的报道中，嗅到了国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恋尸、食腐、窥私似的病态欲望。"可怜的中国病人恐怕永远也看不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所有巨贪在遭到清算之前，无一不是这个病态社会的精英和栋梁？为什么其才华、见识和胆量并不虚妄，他们均毫无疑义是这个可怜的民族中，高踞金字塔顶端的那一小撮人中令人垂涎的一分子？
　　像秋月平湖和犬耕地网友把巨贪们还原为有血有肉的凡人的尝试相映成悲的是，中国的众多媒体在犹如硕鼠的贪官们高踞台上时，极尽阿腴奉承之能事，而当贪官遭遇清算的厄运降临之时，则对其妖魔化无所不用其极。像陈同海每日平均靡费金钱4万，王昭耀与其妻弟共享情妇的新闻都能堂而皇之登上主流媒体而肆意招摇，按犬耕地的话来说，中国的媒体中无不充斥着那些被抽走了才华和见识，却只能展现贪官的污浊劣迹的丑陋报道。这一深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其实也从根本上衬托了以中国媒体的卑污和堕落为代表的民族劣根。至少我一直认为，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朝着万劫不复的深渊正在急速坠落的明证。
　　在我看来，当我们这个社会从官本位进化到金钱本位和官本位并驾齐驱的时代，所有的中国贪官其实并不是孤立地毁于自己的贪欲，而是毁于糟糕制度环境的吞噬。只要制度不改，环境不变，我们就得无奈地接受中国的贪官们与时俱进，频频刷新共和国贪腐记录的残酷现实。
　　如果按犬耕地网友的话来说，"没有人性化的社会思想价值体系对人性的疏导，人性中的恶总有一天会爆发。"这个道理看起来是如此地简单不过：因为任何一个犹如硕鼠的贪官他首先是个人，人所具有的缺陷他也有，你若想寄希望中国的官员们尤其是无人可以监督的贪官们不具备人人都有的劣根和缺陷，如果你不是幼稚，那么就一定是愚昧。
　　二．清官难为，庸官好当：中国官场无奈的现实作为一名在中国基层官场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的小吏，我虽然官当的小到不值一提，但是，我在官场的丰富阅历，却足以使我拥有厚实的资本，在虚拟世界开一个培训小官们如何在官场活得如鱼得水和怎样获得步步高升的培训班。
　　以我为官不怎么成功的体会，在时下的中国为官，其最核心的要诀，也就四个字可以概括："外圆内方。"我甚至以为，这才是当好一个庸官的不二法门。
　　或许，有人会说，我是一个拥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热血青年，我不仅内心能做到方方正正，我的外在形象也能保持方方正正。如果你真是这样想，那么，我要恭喜你，你作为官场的螺丝钉，30岁是颗小小的螺丝钉，到50岁时也肯定依然还是颗小小的螺丝钉。
　　说来，我丝毫也不怕熟悉或不熟悉我的网友们见笑，敝人在官场踯躅多年，蹉跎岁月，怀才而不遇，提拔却无门，就是因为做人过于方正和清廉，而被官场逆向给过早地淘汰出局。
　　记得那是在1997年夏日的时候，我在一家工厂里帮扶这家困难企业脱困，正在使用强力清理一些烂债，给那位手无缚鸡之力的李厂长弄些活钱来用用。
　　一天上午，我的顶头上司政法委书记把我喊到办公室里，嘱咐我必须在15日内，把24户住在厂房之内的职工给拆迁出去，以腾出这块地方出让给地产商人盖商住楼。因为地产商人只有看到这块地方开始拆房，才愿意将工厂等着救命的60万元的土地出让金汇到工厂的账上。
　　那时，我正40出头，完全是以一副狗不吃屎的做派来完成书记交办的这个艰巨任务。结果，我铁面无私，大刀阔斧，在促请检察机关刑拘了一位既贪污又捣乱的厂房管员之后，居然在13天之内，就把这24户职工的房子给顺利地拆成了一块硕大的空地。为此，书记很是好好地表扬了我几句。
　　可是后来，当市委组织部一个姓杨的混蛋部长，通过厂长介绍一个包工头来承揽那安置24户职工的平房建设工程时，以报价280元/平米的造价吓了我一跳，而这位姓李的厂长又非常阴损地不向我挑明，此人是组织部长介绍而来。于是，我便在盘算项目资金难以承受如此高的造价之后，用同意这个家伙参与招标为由，而将这位组织部长介绍来的包工头给挡在了私下向这位厂长承揽工程的交易之外，并力排众议，把这个工程发包给了出价168元/平米的另外一个包工头去做了。虽然我这一出于公心的清廉举措，给这位阴损的厂长至少减少了近20万的支出，而让他轻松混完任期，随后在组织部杨部长的关照下，而出任了一个高新区管委会主任肥差去了，但我的政治前途却从此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
　　再后来，1999年秋天，当我市的一位农业局的胡局长，在我深入该局一个处于远郊的基层单位开展治安整治而大获全胜的基础上，他实在是因为欣赏我的才干而发出邀约，希望我去该局先出任纪检组长再过渡为副局长。我则在要死不活的境遇中，欣然应允。谁知，当农业局的胡局长找过组织部那位混蛋部长之后，立马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永远记得并感谢这位情如兄长一样厚道的胡局长，在一天下午特意打电话把我约到办公室来谈心的情景。
　　那天，胡局长单刀直入地告诉我："小陈，我要很遗憾地告诉你。你恐怕来不了我们局工作了。原因很简单，组织部杨部长对你有恶感，他非常坚决地反对提拔你。至于你为何与杨部长结下怨恨，你自己好好回忆一下。看看能否请你们政法委书记出面，给化解化解。"我听完胡局长一席话，只是说了一句："谢谢您告诉我这些原本毫无义务告诉给我听的信息，我一定会去想办法'化解'这个怨恨的。"说完，我就离开了胡局长的办公室。
　　当日下午，下班之前，我推开了自己顶头上司市委常委、政法委李书记的办公室。
　　书记极为诧异地看着我以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对她发出最后的通牒："李书记，从明日开始，我不会来办公室上班了。我准备天天跟踪组织部那个混蛋杨部长三个月，看看这个歹徒整日出现在何处，是和哪些混蛋搞在一起，以及有谁去他家给他送东西。直到这个混蛋给作出我为何不能得到提拔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或者政法委把我给辞退。"说完，我掉头就离开了李书记办公室。
　　半小时之后，赶在下班之前，李书记给我手机打电话，说是要听我详细谈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于是，我便再次来到李书记的办公室，把事情的原原本本说了个详详细细。
　　当李书记听完我的讲述，她非常严肃地给我做了以下庄重的承诺："关于你的提拔问题，其实并不是杨部长一人可以拦得住，我会专门给市委舒书记详细说清其中的原委。请相信市委主要领导一定会公正地对待你的进步问题。如果我说到没有做到，你再来胡闹也不迟。"至此，我这个做人做事一直以方正而著称的呆子，在当了7年堪称政法委台柱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科科长之后，提拔问题才正式进入不受那个混账杨部长操控的流程。
　　最后，我于2000年8月，才被边缘化给安排去了一个政法部门出任副调研员。从而，为我最终通向虚拟世界做个靠涂鸦打发垃圾时间的职业网民，而开启了一条左道旁门。
　　三、官民冲突：官主社会无法不做的噩梦中国古代社会自商鞅施行制度变革，进而由秦始皇把整个中国社会拖入皇权专制的深渊之后，历2000多年而在官民和谐与冲突的治乱循环中，折腾复折腾，苦难叠苦难。
　　当世界历史演进到开放和民主成为社会潮流的时代，中国社会虽然也好不容易在近百年前终结了帝制，始兴共和体制。但是，由于浸透于中华民族骨髓中的皇权专制基因屡屡在神州显现神奇的作用，从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我们的前辈把一个名义上的共和国，长时期地搞的比任何皇权专制的时代都要封闭、禁锢和野蛮，乃至整个社会甚至一度完全浸泡在血泊之中。我想，在人类历史上虽然有很多国家和民族屡屡发生过种族灭绝或屠城的悲剧而令人黯然神伤，但是，世界上还有那个国家和民族施行过按1/1000的指标，进行同种族内的疯狂杀人游戏呢？恕我无知和孤陋寡闻，我确实不知道在历史上究竟是不是还有第二个国家和民族玩过这种把戏。
　　当年，我读吴思写的《血酬定律》时，确有醍醐灌顶之感。始而相信，当今世界，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和民族在依然信奉靠暴力夺取政权和维持政权的理念，从而把本国人民当作战利品对待之外，整个人类社会确实已经接近于走出血酬出政权的旧世界，而快要全面进入票箱出政权的新时代了。
　　说白了，中国人数千年来津津乐道的所谓贪官和清官的概念，其实，仅仅只是适用于官主社会而完全不适用民主社会。当代政治学和社会的常识告诉我们，也只有在官主社会，才会出现利用好制度的漏洞而谋私的贪官，同时，又出现利用坏制度的空隙做好事的清官。而在一个民主社会的众目睽睽注视之下，任何一个民选的官员，他在制度的约束和选民的监督之下，除了在制度的框架之内利用自己的主动性为选民服务外，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谋私空间。例如，我的一位法国朋友曾大惑不解地对我说，他搞不懂中国的贪官弄来成千万的金钱，究竟怎么能把它花掉？那是因为，撇开西方国家对官员有着申报个人财产等有效监督的制度不论，仅仅是西方国家的银行制度和消费模式，就非常容易发现一个官员的收支出现失衡的现象，从而，使官员贪腐成为一个风险高到不值得拿体面的职位和社会形象去冒险的地步。
　　由此，我们反观自己的社会制度在杜绝官员贪腐方面做了什么呢？惩戒的制度和法条的确不少，但防范和监督的制度却形同虚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走向穷途末路的中国贪官，都是坏制度的牺牲品和殉葬品。正是立足于这样的思考，我才一直坚持以为，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不变，清官和贪官的话题将会伴随者我们这个民族，在官民和谐与冲突的转换中，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
　　也许，有人会问我。你对当今中国的社会制度结构能做出什么像样的解读呢？对此，我想长话短说，用"奥卡姆剃刀"来解析一下传统的中国社会。由此，或许人们可以看到，2000多年来，支撑这个社会有序运行的四个关键支点，究竟发生了多少的改变：
　　1.国家最高统治权的传承，无论是世袭或禅让，都是专制者一人说了算数；
　　2.整个社会的有效治理形态，以郡县制的治理结构而归于高度统一，民间自治传统从来就没有逾越过乡一级；
　　3.统治阶级主要是用国家机器靠暴力手段而不是靠一种真正能够统摄人心的意识形态，来震慑群氓和镇制愚民；
　　4.当国者的治国方略和行政措施，从本质上来看，是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为敌，其最主要的功能，是用以维系一种官本位的社会秩序长治久安。
　　在此，可以断言，当这四个社会的坚实支撑点能依然有效地联动发生作用时，中国社会就从总体上而言，不会失序走向大的混乱，而当其中的一个或多个支撑点坍塌后，这个社会则必然走向混乱。
　　如今，中国社会官民冲突呈越演越烈的趋势，那是中国当代社会走向开放之路后，世界通行的普世价值为百姓们认同和掌握的必然现象。说穿了，当代中国社会之所以乱象初显，其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是我们这个国家按以往的治理结构来治理，已经消弭不了来自民间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异己力量，官员阶层想要竭力维系的官主社会秩序，已经开始面临民间社会的严峻挑战。
　　中国，确实到了改弦更张的时代了。我认为，只有官员阶层和民间社会在"和而不同"的气氛下和谐互动，则国家和民族幸甚。若官员阶层对民间社会的合理合法诉求，动辄用暴力打压，则社会秩序必将走向暴虐和失序。其最坏的预期是，在未来的某个时日，当中国社会产生不了一个或一群强人来调控社会矛盾，则中华民族再回到易中天所津津乐道的三国时代，大概真的会噩梦变成现实。
　　结语从善治通向民主：中国社会未来的可能前景如果我们不讳言历史演进的必然路径，中国社会若想一步登天在短期内从官主社会进入民主社会，如果不是痴人说梦话，也绝对是我们这个官僚制度的故乡不经历艰难曲折的社会转型而难以企及的遥远目标。
　　可能会有网友以台湾所完成的社会转型，而驳斥我的上述谬论。可是，当你考察了台湾社会的演进历史后，估计就不会如此幼稚地说道了。
　　关于台湾社会的民主化历程，我们其实要把眼光放到更远的日据时代。尽管海峡对岸在日本人占领50年之后回归国民政府后不久，从上世纪50年代就在县域施行民选行政长官的制度，但是，台湾人的民主实践，其实可以上溯到日占时期的1930年代。史载，1935年4月1日，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的总督府，曾发布了《台湾地方自治制度改正》，并于同年10月1日实施。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州协议会改为州会，州协议会员改为州议会员，性质由原来的咨询机关改为议决机关。州会议员由全部官选改为半数民选，其中市会议员和街庄协议会员具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非民选的半数由总督派任。二是市协议会改为市会，市协议会员改为市会议员，性质由原来的咨询机关改为议决机关。市会议员由全部官选改为半数民选。非民选的半数由州知事派任。所以，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台湾在上个世纪最后20年，由蒋经国力排众议主导开放党禁报禁发端，直到李登辉手里完成执政党轮替，其社会制度由权威体制向民主体制完成最终的转型，经历了不下65年的漫长历程。
　　我一直以为，关于大陆中国社会制度的现代化转型问题，即：所谓民主制度的确立和施行问题，尽管大陆的村级民主搞了数十年，但其实在中国的熟人社会之外，尚未破题。
　　当下，对官民冲突越演越烈的社会发展趋势而言，施行民主制度虽然作为一个远期的美好目标确实值得追求，但是，对社会施行善治，其实才是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且是个迫在眉睫的真正的大问题。退一万步说，如果中国的民主被搞成泰国那样的夹生饭，隔三差五就闹成军事政变的糟糕局面，我估计到时所有中国人的肠子都会悔青。事实上，民主作为一种最不坏的社会制度，它不能解决的问题其实比它能解决的问题一样多。
　　有人或许会问，如何才能做到一个社会善治呢？
　　根据我的人生经验和阅读各种哲学、法学、社会学与历史学著作的感悟，我一直认为，无论古今中外，大凡一个社会要实现善治与和谐，社会秩序要做到良性循环而不是恶性循环，一般都要以下四个最基本的社会支柱来支撑：
　　一是要靠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信仰、道德、理想等组成的意识形态，来引领社会成员，促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生活能够获得一种有极终价值追求的人生目标和人生意义；二是要靠国家的强制力和公正的法律制度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以确保每个社会成员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都有大致相同的自由言论和自由行动的空间，而绝对不能听任地方政府将公权山寨化和碎片化；三是要有众多而不是单一的可供追逐的利益目标乃至人生目标，来驱使或诱使所有社会成员，把自己的才华和精力投向自己的利益偏好领域，以最大限度地使得所有的社会成员在追逐自己的利益目标时，不以损害别人的利益为基本前提，从而避免剧烈的族群冲突进而导致社会动乱；四是要建立一种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救济机制，来安顿和收容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竞争中被淘汰的弱势人群，而不能放任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竞争中失败的人群自生自灭，听任社会走向断裂或者被人为地撕裂。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还认为，一个施行善治的和谐社会，一个秩序优良的社会，一个社会成员各得其所怡然自乐的社会，它在道德伦理学的意义上，都是"金规则"和"银规则"能够较好地落到实处的社会。所谓"金规则"，是指"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去对待别人"；所谓"银规则"，是孔夫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践行"金规则"的人，才会为人处世积德行善，以慈悲观念对待自己的同胞，而践行"银规则"的人，则会秉持以己度人的自由观念。
　　显然，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和社会敢声称自己很好地做到了完全按以上四个社会支柱和"金银规则"来支撑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运行社会。但上述内容无疑是衡量一个社会优劣最基本的标准和原则。
　　所以，我最后的结论是：中国人在变革社会制度时，其方向性的错误是绝对不能犯的，只要方向对头，中国社会制度的和平转型，假以时日，应该是可以成功的。哪怕如今腐败现象遍及域中，其实也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当这个社会治理腐败时，却一而再地强化产生腐败的体制。那样一来，中国社会将南辕北辙，永远实现不了社会的善治，而遑论所谓实现民主制度了。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426847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