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那三国战魂重置:调查显示近十年为人际信用关系最差时代(《小康》 2009-8-3)

调查显示近十年为人际信用关系最差时代(1)
http://www.financeun.com/ 2009年08月03日 14:24　来源:《小康》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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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人际信用
本文摘要：2008～2009年度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为61.1，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2008～2009年中国信用小康指数 61.1

　　信用最差和最好的时代

　　文 《小康》研究中心

　　2009年6～7月，《小康》杂志联合新浪网，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对我国“信用小康”进行了调查。其中，网络调查人数为3376人。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和大量的社会信息，得出2008～2009年度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为61.1，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调查结果显示:国人对中国整体信用的满意度在逐年温和向好；相对企业和个人信用，政府信用更受民众的关注；更多的网友认同诚意在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中的功用，但依然有近四成的人并不认为人际交往中的“诚”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和成功；最近十年被认为是人际信用最差的时代，而社会环境的急功近利成为主要“杀手”；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被网民选为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

　　谁是诚信杀手

　　在《小康》杂志近四年的信用监测中，人们对中国整体性信用状况的满意度虽温和向好，但仍进展缓慢。2006年的调查显示，高达75.7％的人对中国的信用情况“极不满意”或“很不满意”；2007年的调查显示，73.3％的人对中国的整体信用表达为“不太信任”或“非常不信任”；2008年的调查显示，这一数字降至66.2％。

　　有关专家指出，中国民众信用满意度的逐年攀升与近年来网络民主对政府治理的推动密不可分。从“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到“七十码案”、“邓玉娇案”，网络对政府诚信监督的巨大影响日渐显现。

　　然而，在本次调查网友们的开放式评论里，留言依然言辞激烈，甚至有人说，“中国人一说诚信，上帝就发笑。”网友们仍然表现出了对中国社会信用的担忧。

　　《小康》调查结果显示，最近的十年被认为是人际信用关系最差的时代。将近九成的人将原因归咎于“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

　　政府信用最受关注

　　调查显示，相对人际信用和公司信用，公众更担心政府的信用。有49％的人对政府、人际、公司三类的信用危机表示“都非常担心”；37.8％的人则更担心“政府”的信用危机。2009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有所降低: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调查中，认为“仅作参考，掺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的比例高达91.1％；而在2007年的调查中，这个比例是79.3％。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度直降10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失信问题相当严峻。

　　政府公信力频频遭到践踏，主要表现为:第一，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有失公正，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地方保护主义是假冒伪劣，走私偷税漏税的行政根源。打假难的原因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为了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默许、支持甚至纵容造假。第二，工作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少地方领导从自利性原则出发，对已经生效实施的政策、合同任意修改、废止，要不就是“新官不理旧账”，“计划赶不上变化”，“变化赶不上领导人的一句话”。第三，行为决策有失科学。为了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很多地方不考虑市场需求因素和自身的承受能力，纷纷举债大上“拍脑袋”决策的项目，结果造成“一届的政绩，几届的包袱”，留下大批的胡子工程。第四，工作缺乏公开性，透明度不够，暗箱操作过多，轻诺寡信，给投资者上当受骗的感觉。

　　然而，另一方面，相对行业自律、舆论监督和个人自律，人们对政府行为的规范也报以了最大的期望。94.6％的网友认同“带着诚意和责任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才能赢得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在诚信中国建设最有效的措施中，“政府执法和监管要公正透明、有力度”以84.9％高居首位。

　　相比对政府信用的较高期望，人们对人际信用的期望则相对较低。

　　只有六成左右的人认同 “带着诚意与人交往的人会更容易体验幸福感，也更容易成功”。 民意调查结果反映了人们心理的矛盾，一方面，人们对解放后到“文革”前那段单纯而互相信任的生活普遍怀念，另一方面，却缺乏改善个人信用现状的动力。

　　性工作者诚信高于教师

　　在对49类不同群体的诚信度调查中，结果显示: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被选为本年度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房地产老板、秘书、经纪人、演艺明星和导演排在末位，成为诚信最差的五个群体。

　　调查的结果令人意外:原本在社会中拥有较高社会声望的职业群体，如科学家、教师，在本次诚信调查中的信用度都很低，不及学生，更不及农民、宗教职业者，甚至不及性工作者。大学教师原本应该作为引领社会变革的精神领袖，但这一年里，媒体不断曝光的学术腐败导致了这些群体的信用度急剧下降。从浙江大学到西南交大，从辽宁大学到清华大学，从29岁清华毕业生当选市长到其导师被曝年赚超过1000万元……专家们指出，大学教师群体的诚信危机带给社会和未来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向来最受网友关注的政府官员群体。

　　最令人意外的是，性工作者成为最讲诚信的群体之一，也因此引发了较大的争议。有网友在留言中因此而尖锐地质疑我们这个时代整体的诚信水平:“最诚信的职业中包含‘性工作者’，可见中国的诚信已沦落到什么程度！”

　　专家建议，未来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快信用小康的建设进程:第一，加快信用立法工作，建立信用法律体系。首先是修改现行的相关法律和法规，为提供不真实数据进行惩罚做准备；其次尽快建立并完善失信惩戒机制。第二，培养人们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第三，加快信用信息开放的步伐，依次建立全国统一的有关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系统。第四，成立信用行业协会，以对现有信用中介机构进行整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方面的沟通研究。

　　94.6％网友认同“带着诚意和责任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才能赢得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小康》调查:(2006-2009年)最讲信用的五个职业群体

　　2006 2007 2008 2009

　　农民(63.00％) 农民(60.8％) 农民(58.4％) 农民(17.3％)

　　军人(57.5％) 军人(56.4％) 军人(56.8％) 宗教职业者(9.7％)

　　工人(50.9％) 科学家(51.4％) 科学家(48.4％) 性工作者(8.9％)

　　科学家(49.2) 工人(48.2％) 工人(43.6％) 军人(8.7％)

　　农民工(45.3％) 农民工(45.2％) 农民工(42.4％) 学生(7.9％)

　　《小康》调查:(2008-2009年)中国信用小康指数

　　一级测评指标 权重(％) 2008年 2009年 增减

　　政府公信力 40 61.5 62.2 0.7

　　人际信用 30 66.2 67.0 0.8

　　企业信用 30 53.0 53.6 0.6

　　中国信用小康指数 100 60.4 61.1 0.7

　　(感谢国家统计局吕庆博士提供智力支持。)

　　《小康》调查: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最好的时代

　　解放后到“文革”前 52％

　　解放前 16％

　　上个世纪80年代 14％

　　不好说 13％

　　“文革”期间 3％

　　上个世纪90年代 1％

　　最近10年 1％

　　失信的知识精英

　　中国的知识精英纷纷卷入各种丑闻风波，一个纵容失信的环境，比失信行为本身更加可怕

　　文 本刊记者 张旭 孙晓青

　　公众眼里，他们是距世间真实最近并为古今真理代言的人。因而，理应也是最可信赖的人。然而，从高考身份造假到学位论文抄袭，再到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开撒谎，中国知识界的失信之举，正在使这个圈子里的所有人变得可疑。

　　校园诚信的沦陷

　　2009年高考身份造假事件发生后，汹涌的舆情对相关部门的责任一一发起追问。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教育界，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会使这些考生为求利益而置诚信于不顾？重庆市文科状元卷入此案则令知识界的前景更加堪忧，未来中国知识精英的诚信水准难道如此？

　　一个无可置疑的结论是，当前中国教育“重利轻义”的倾向与知识界的信用坍塌有着必然的联系。

　　事实上，早有专家指出，今日中国的各类学校，特别是大学，已经变成单纯的知识技能传授场所，而其应有的德性培育职能正日渐丧失。在这些地方，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备受推崇，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论则遭遇冷落，习得更多的知识以便获取更大的利益，似乎成了人们求学的唯一目的。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包括诚信在内的各种道德价值皆被视为次要。

　　一场围绕诚信展开的科技对抗与反对抗颇具讽刺意味。

　　2009年高考期间，北京市首次利用无线电监测设备对作弊行为进行侦察。为此，相关部门在全市特设9个无线电固定基站，派出若干辆监测车定点巡查，并责成专人在指挥中心进行全天候监控。据介绍，此次用于每个监测基站的设备成本高达千万元之多，如此大手笔投入的目的只有一个——防范考生利用微型耳机、带有LED屏幕的特殊橡皮等高科技工具实施作弊。

　　在中国未来知识精英的后备力量中，诚信状况如斯，大学里的学术造假事件亦屡禁不止。2009年，高校学术造假再现“井喷”。

　　3月，浙江大学贺海波论文造假，被撤销副教授职务和任职资格；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被指论文抄袭，论文鉴定结果为“过度引用不当”。

　　4月，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陈湛匀因论文抄袭被撤行政职务；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血液病专家陆道培开发布会指认弟子、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黄晓军，存在剽窃、造假等严重学术不端行为。

　　5月，东北财经大学2007年某篇硕士学位论文，与南京财经大学2006年一篇硕士学位论文惊人相似，两篇论文整体框架完全一样，除了把地点“江苏”两字替换成“山东”，被网友称为“史上最牛硕士论文抄袭事件”。

　　6月，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在核心期刊发表的《何谓“理论”？》一文被曝涉嫌抄袭；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被举报其博士学位论文抄袭。

　　7月，西南交通大学对其副校长黄庆的论文涉嫌抄袭一事，给出了处理意见，认定黄庆的博士论文有抄袭行为且性质较为严重，取消其博士学位，撤销其博导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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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仅仅是当代中国学术造假史上的一个片段。有相关机构对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学术造假问题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将近5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学术不端行为“相当普遍”；超过50％的科技工作者对学术不端行为抱以宽容的态度——这让人对知识精英的诚信意识感到不安。

　　　知识精英遭遇集体考问

　　知识精英对诚信价值的不敬无异于向其身份的权威性发起了挑战。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知识精英始终兼具道德楷模与学问领袖的双重身份，而他们的天职则是通过知识的生产与传承来践示社会道德。关于知识精英的理想人格，《左传》曾有言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显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评判体系中，知识分子的顶级业绩应是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建功立业和著书立说则次之。其中， “信”又是根本。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即人若不讲信用，则与之相关的一切便皆难辨真假，学问自然包括在内。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公众对知识精英抱有的道德期待，要远高于政界或商界领袖，于是，当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精英群体也变得不可靠时，公众的失落可想而知。这种失落在一些事情发生后，轻易即可变为群情“激愤”，不久前曝出的余秋雨“诈捐门”便是一例。

　　涉嫌少捐多报赈灾款的余秋雨在这个夏天成了众矢之的。曾经美好的公共形象瞬间坍塌，余秋雨为他的谎言付出了20万元换不回的代价。

　　易中天在质疑余秋雨时表示，“在我看来，捐不捐款，是每个人的自由。面对质疑，也有权保持沉默。但一旦开口，就不能撒谎。实际上，余秋雨的问题，不在捐没捐款，而在撒没撒谎。这就必须质疑，必须追问。这种质疑和追问，既是对公众负责，也是对余秋雨本人负责。”

　　“全民骂杀余秋雨”的批判运动对于余秋雨个人而言也许有“用刑过猛”之嫌，但作为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诚信考问却也在情理之中。人们的愤懑源自被愚弄之后的发泄，更源自一种深刻的忧虑——从此以后，以这个名字为注脚的话语均需辨识，而在此之前，人们曾将这样的话语视作知识并对之深信不疑。当身负知识精英角色的人公然撒谎时，令公众忐忑的不是此人的失信之举，而是将来，人们还能把探求真实的希望托付给谁？

　　“知识分子说谎是一件特别让人沮丧的事。这就好比从书中引用数据，当已经引用了成千上万个数据之后，你突然发现书中的一个数据是错的。这时你的感受就是知识分子说谎给社会造成的影响。”一位知识分子对余秋雨事件如此评价。

　　有研究信用问题的专家指出，个人的失信行为往往会使其所在的组织、社区遭遇信用危机。如果社区成员的公共意识淡漠，那么一方面，个人的失信行为会相对无拘无束；另一方面，这个社区的其他成员也会频遭诚信质疑。

　　事实上，余秋雨的“诈捐事件”使知识精英作为一个群体遭遇诚信追问，就连极力揭露余秋雨的易中天也不得不公示其捐款证明，以此洗清公众对自己的怀疑。

　　如果中国的知识精英纷纷卷入各种丑闻风波，我们是否应当追问:到底仅仅是这些精英本身出了毛病，还是整个社会出了毛病？根据知名学者丁东的观点，对于知识精英失信行为的讨论不应仅停留于当事人是否应受责罚或者如何受责罚，而是应该由此反思，导致这些现象的体制性、社会性原因是什么？

　　以学术造假为例，支撑学术成就虚假繁荣背后的那一套“只重发表，不问其他”的知识生产机制和各种鼓励政策屡糟诟病。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柯杨在谈及学术造假问题时认为，“工作本身如果变成一个谋生手段的话，每个行业都难免功利。老师们同样存在这个问题，目前中国学术研究所含的功利成分较多。因为现在的教师还没有达到衣食无忧地做学术的地步，这个现象属于导向性的问题和体制性的问题。”

　　丁东曾发表文章指出，诚信的大面积坍塌，仅仅归因于某些个人的道德缺失是不行的。某些失信行为渐成常态，意味着整个社会的伦理导向出了偏差，维持正义的社会基础秩序已被破坏。传统属于清流的领域现在已经浊浪滚滚，污水四溢。

　　诚如其所言，一个纵容失信的环境，比失信行为本身更加可怕。

　　章政:信用是资源和生产力

　　未来中国社会信用的建设，一方面应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改善商业环境，同时强化企业的商业伦理意识和公民的社会公共意识。另一方面，还应该将信用作为资源和生产力来使用，从而使信用在社会经济中发挥更大的功效

　　文 本刊记者 张旭

　　与信用经济发展相对成熟的国家相比，中国在社会信用方面存在哪些明显的不足？关于信用机制的建设，发达国家有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可以记取的教训？日前，《小康》记者就这些问题对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章政进行了采访。

　　《小康》vs 章政

　　就现象而言，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社会信用方面存在哪些明显的差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

　　就个人而言，中外之间的差异不是很明显。由于失信会直接影响个人自身的利益，所以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比较在意。就政府而言，由于中国政府属于强势政府，因此中国的国家信用也比较有保障。

　　目前中外间的诚信差异大多存在于企业层面。比如，产品质量的诚信。我们经常看到外国公司召回存在质量问题的产品，特别是汽车，但是中国企业却很少主动召回。实际上，任何一种商品中都蕴含生产者对其质量的承诺。企业召回有问题的产品说明它在认真地履行承诺，是守信的表现。在合同诚信方面，中国也和发达国家有些差距。对于西方国家的企业来说，签订合同就像服下一粒定心丸；但是在中国，签约之后的事却仍然充满变数，可能还有很多的扯皮和痛苦会随之而来。据统计，目前中国每年不执行合同的价值总额高达数亿元人民币。再有就是税收。西方国家的企业是主动缴税，而中国企业是被 征税。如果税务部门不去征收，那么很多企业就不上缴。

　　那么，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外企业的诚信差异？

　　中外企业在履行信用责任方面的差异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其一，当前人们对发展的评估仍侧重考量经济效益而不是社会整体效益，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成熟度还有待提高；其二，中国经济的市场度不高，商业信用不发达。信用还不具备决定企业命运的意义。

　　比如，对于欺诈行为，中外都会通过法律进行制裁，但是社会谴责却不一样。在西方，有过欺诈行为的企业很难再从事商业活动，因为这样的企业已经为社会舆论所不容。但是在中国，很少有企业因欺诈行为遭到严厉的社会谴责，所以企业承受的社会压力要比西方小得多。换句话说，在法律之外，中国尚缺少对企业行为的有效约束。事实上，社会谴责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和我们的信用产业不发达有关，同时也说明我们在完善信用机制的过程中，还应加强社会谴责系统的建构。

　　就信用机制建设而言，中外存在哪些差异？外国有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发达国家的信用立法要比中国完善得多。美国有17部与信用相关的法律，涉及很多方面的内容，比如规定拥有个人信息的机构只能在确定范围内使用这些信息，并须对其加以保护。但是在中国，个人信息被当作商品使用。我们收到的垃圾短信，很多就是拥有我们个人信息的机构不履行保护义务的结果。现在我们还难以通过法律追究类似机构的责任。中国并非没有信用方面的法律，但总的来说不及欧美国家成熟。西方国家的信用产业都比较成熟，有很多信用产品和信用服务。除了加强立法外，中国还应在信用产业建设方面多向西方国家学习。

　　中外在信用方面的各种差异是否与文化差异有关？

　　守信是一种普世性的价值，所以文化差异应该不会导致信用认同差异。但是信用的意义、功能等却可能因为文明水准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所谓“不同”，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信用的基本认识，也就是道德底线可能会有差异。其次是社会评价体系。尽管法律可以对欺诈者进行制裁，但如果人们对欺诈行为抱有无所谓的态度，因而不对欺诈者进行告发，那么法律的制裁也很难实现。再有就是信用经济形态的培育。信用经济是比货币经济层次更高的经济形态。在信用经济时代，人们用信用来换取商品，其好处是降低了交换成本，所以我们说信用对社会经济具有放大作用。在信用道德底线较低的社会中，信用经济形态的发展显然会困难一些。

　　同欧美国家相比，中日两国在社会、文化及国民心理方面的相似性显然更多一些，因此，日本的发展经验也许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启示。您能否就中日两国在信用方面的差异做一重点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中国社会信用的发展提出建议？

　　中日两国在信用方面差异主要体现在商业伦理和守法程度上。现代商业伦理最基本的内涵是企业对产品负责。在日本，绝大多数企业都会自觉地履行这种责任，所以消费者在购买产品之后基本不必为质量担心，即使有问题，企业也会提供保修服务。中国企业在这方面还有差距。曾经有外资企业到中国采购，发现市场中同一种产品有很多种价格，询问原因得知，最贵的可以保证质量，便宜的则不能。这在商业伦理上是讲不通的，所以中国企业在商业伦理方面还要补课。

　　日本社会的特点是“和而不同”，“和”指的是所有人都遵守法律秩序，“不同”指的是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经常是“同而不和”，“同”是说人们的个体差异不大，“不和”指的是守法程度千差万别。有人认真履行法律责任，有人则做不到，还有人甚至蓄意进行破坏，所以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信用问题。

　　这些差异又和两国在教育水平及国民公共意识方面的差别有关。日本自明治维新起就致力于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并且强调德育。日本国民对诚信的珍视就应归功于此。此外，日本人还具有比较强的公共意识，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某个集体中的个体，因而认为自己的行为会对集体造成影响，个人的失信行为会使其所在的社区遭到谴责。这种公共意识对日本人的行为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中国人的公共意识相对差些，人们对企业、集体的责任感比较淡薄，这也是一种差距。

　　未来中国社会信用的建设，我认为，一方面应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改善商业环境，同时强化企业的商业伦理意识和公民的社会公共意识。另一方面，还应该将信用作为资源和生产力来使用，从而使信用在社会经济中发挥更大的功效。  http://www.financeun.com/news/200983/1435145556_0.shtml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7548631/ 网调显示性工作者信用度高说明了什么？类别：时事评论 作者：徐经胜 原创 浏览量：645　　发布时间：2009-08-17
版次：AA02 版名：社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09年6-7月，求是杂志社旗下的《小康》杂志联合某门户网站，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对我国“信用小康”进行了调查。其中，网络调查人数为3376人。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和大量的社会信息，得出2008～2009年度中国信用小康指数为61.1，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8月16日《重庆晚报》报道)

    调查显示，相对人际信用和公司信用，公众更担心政府的信用。有49%的人对政府、人际、公司三类的信用危机表示“都非常担心”；37.8%的人则更担心“政府”的信用危机。如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调查中，认为“仅作参考，掺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的比例高达91.1%。政府信用的丢失，原因多种多样。如不少地方政府纷纷举债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结果造成了“一届的政绩，几届的包袱”；一些地方政府工作透明度不高，暗箱操作，钱权交易，滋生大量腐败；不少地方政府工作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新官不理旧账”、“变化赶不上领导人的一句话”等现象大量存在。

    而令人意外的是，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被选为本年度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

    尽管性工作者在我国还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而且地位卑微，但性工作者竟成为网调中最讲诚信的群体之一，有网友在留言中因此而尖锐地质疑我们这个时代整体的诚信水平：“最诚信的职业中包含‘性工作者’，可见中国的诚信已沦落到什么程度！”这已经说明当前的社会整体信用水平已经大大降低了。　　　　□徐经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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