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光辉的历程读后感800:新世纪周刊：疯狂的石头-荒诞现实的病态样本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7 07:31:00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9日16:13 新世纪周刊
荒诞现实的病态样本
300多年前，一部堪称伟大的作品叫“石头记”--《红楼梦》。300年后，又有了另一部不知能否堪称伟大的“石头记”--《疯狂的石头》。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一部作品诞生后，它的阐释权不仅属于创作者，也属于所有阅
读者，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密事。”
尽管导演宁浩一再宣称这只是一部普通的商业片，无意于其它，但在《疯狂的石头》中，人们仍然清晰地看到转型期中国社会特有的暗疾。
从保卫科科长包世宏身上，可以看到莫名的焦虑；从小偷“脑有病”身上，可以看到社会的断裂；从地产商冯董的身上，可以看到的则是彻底的疯狂。
BMW是“别摸我”；工艺品厂被拆；可口可乐成了行骗工具；夜巴黎旅社共用厕所，澡堂是声控灯；关公和自由女神并存；重庆话、河北话、普通话、粤语、英语共生；“华夏之魂”售价15元～80元；“脑有病”在下水道里入口和出口被堵；奸商害人；假冒伪劣横行；爱情时刻需要“忘情水”；吞并成了深度合作……
隐喻，全都是隐喻。
暗疾随处可见，隐喻无时不在，从这个角度看，《疯狂的石头》展示的既是真实的荒诞，更是荒诞的真实，作品的优劣，此时似可忽略不计。
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句台词是，反面人物道哥说：“世道变了，就是没有好人了。”至少从这个电影看，这句话是正确的--唯一正常的主人公(HERO)包世宏因为前列腺炎也小便不畅。
更具隐喻色彩的是，道哥和包世宏其实只有一墙之隔。
人人心中都有一块疯狂的石头，这石头就是物欲或情欲。
这是一个“明说吧，how much”的时代，是一个“狼吃肉，狗吃屎”的年代，是一个“鬼迷心窍”的年代，是一个“脑有病”的时代，是一个“要浪漫，先浪费”的时代。
300年过去了，石头没疯，疯的是人。 编辑：蒋志高 jiangzg@twmcn.com
剧情简介
重庆某濒临倒闭的工艺品厂在推翻旧厂房时发现了一块价值连城的翡翠，厂长谢千里为经济效益特此搞了一个展览，希望卖出天价。国际大盗麦克受想购买工厂地皮的冯董之约前来盗取，而由道哥、黑皮(脑有病)、小军组成的小偷三人帮也盯上了翡翠。两派人马在相互拆台的同时，又要共同面对工艺品厂保卫科长包世宏这一最大的障碍。在经过一系列明争暗斗的较量及真假翡翠的交换之后，故事有了一个意料不到的结局。
好大一个“拆”字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9日16:13 新世纪周刊
好大一个“拆”字
本刊记者/王巧玲
“拆”是当下中国城市中最普及、最霸道的词语
“四眼”助理拿出一罐喷漆，在墙上喷下了一个大大的“拆”字。这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大字了，文盲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拆”是目前中国城市中最普及、最广泛运用、最霸道的词。它出现在大街小巷里，有红色的，有白色的，有写得好看的，有写得难看的，它是阅读中国城市的关键字。
城市在不停的“拆”中变得面目全非。城墙拆了、胡同拆了、四合院拆了、庙宇拆了、角楼拆了、石库门拆了……现实和影片合而为一，电影中那座古老的庙宇也将被拆去，取而代之的会是一座拔地而起的酒店式公寓。
故事的发生地重庆和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都成了巨大的工地。城市，每日每夜都在紧张的施工当中，四处都是被绿布遮盖的没有完工的庞大建筑和高高的铁架子。四眼助理说“早死早超生”，而城市的居民则说“早晚都要拆”。中国城市正照着国际大都市的样板大刀阔斧地改造自己，像失去控制的机器，停不下来。艺术家王劲松的《百拆图》是城市最真实的文化图景，中国成了“拆那”。对于四眼助理的那个“拆”字，很多中国人已麻木了。
标语的历史
中国人有写标语的传统，对标语有着无法割舍的情结，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散布着大量有中国特色的标语。标语是时代的口号，是时代的注脚。
“打倒孔家店”的标语，记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后来的“抵制日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记录了抗日战争艰苦卓绝。而在“文革”中，整个中国变成了标语的海洋。那时的标语分红、白两类。红色标语是正面宣传，如“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白色标语类似大字报，通常是批斗“阶级敌人”的战书。常见的有“舍得一身剐，敢把×××拉下马”、“×××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砸烂×××的狗头”。这些标语同样也记录了那段特殊的历史、那个疯狂的年代。
时代变了，标语的内容也变了。在紧抓计划生育的八九十年代，大量的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散布在中国大地。比如耳熟能详的“贫困山区要致富，少生孩子多种树”、“只生一个好”、“经济搞上去，人口降下来”、“见证怀孕，持证生育”等等。
中国人从小就生活在标语的世界里，受着各种各样标语的教育。上学时，教室墙上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间就是生命”、“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等，每天都在督促着学生们。
走在大街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标语，让人人觉得自己是个重要角色。
当然，标语却并不总是严肃响亮的口号，也可以是“此处禁止大小便”、“便后请冲水”之类，都能从中看到某种时代的精神和潮流。
霸道的标语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教授曾对全国各地的标语进行收集，著有《口号万岁》一书，他说：“汉语具有凝练、精辟的艺术性特点，容易写成口号，而中国人具有喜欢‘诀窍’、喜欢‘念咒’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口号就在20世纪的中国特别发达。口号是我们永远打不倒的，相反地，永远是口号打倒我们。”
回到《疯狂的石头》。那个大大的“拆”字，的确把很多人都“打倒”了。
在写着“拆”字的墙体上，一条大大的标语映入眼帘：“精心安排今天明天后天”。写这条标语的人显然做事非常规矩并擅长人生规划，但显然缺乏思考。在这个影片中，谁能把明天后天的事安排了？道哥不知道自己明天会被车撞死，地产大亨不知道自己明天会被国际大盗杀死，包士宏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勇抓大盗的英雄。而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不知道明天的房价会不会涨，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失业，不知道明天亲密爱人会不会出轨，不知道明天火星会不会撞地球，不知道明天世界末日会不会来临。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让人无法安排。
影片中工艺品厂的破败厂房里，挂着这样一条标语：“解放思想，勤奋学习，善于思考，与时俱进”。这个工厂和现实中的很多国有企业一个样，好几个月开不出工资，工人面临下岗。“善于思考”的谢厂长本想“翡翠搭台，经济唱戏”，来挽救厂子，但最后却“与时俱进”，把厂子卖了。再看看这条标语，端的是意味深长。
鲜活的语文，混杂的现实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9日16:13 新世纪周刊
鲜活的语文，混杂的现实
本刊记者/王巧玲
影片中的杂乱口音和现实中小人物的生活一样混乱
导演宁浩让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在电影中操着五花八门的方言，也许是出于增强喜剧效果的考虑，或者是为了笼络各地观众的欢心。当各路人马操着各地方言粉墨登场时，人们明显感受到了来自民间鲜活而混杂的生活气息。
“流动人口”的外地口音
保卫科长包世宏操一口重庆话，小偷道哥说河北话，小偷小军操北京郊区方言，小偷黑皮说一口标准的山东青岛话，国际大盗麦克一口粤语和香港普通话，酷爱泡妞的谢小萌说的是港台腔普通话夹带个别英语，而环球大发展公司的冯董则操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影片中的杂乱口音和现实中小人物的生活一样混乱，像不断拆除和重建的城市一样混乱。
故事的发生地重庆，偏居西南，不是政治中心，不是金融中心，也不如广州深圳这样的沿海城市富裕。它刚被定为直辖市，显然也正在朝着“国际大都市”的目标改造自己，混乱而充满欲望。
“流动人口是最大的隐患”，保卫科长包世宏的这句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道哥、黑皮、小军、麦克这伙盗贼就是操着各地口音的“流动人口”。人口流动已经是中国大地上最普遍的现象。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2005年中国民工流动量达到9500万人。巨大的城乡差距使大量农民进城，和包世宏一样，很多人都把他们视为隐患和危险因素。在现实中，城里人也总认为那些偷盗、抢劫、杀人等恶性事件都是流动人口干的。于是一些没有安全感的民意代表和院士甚至提出要强制限制农民进城和恢复收容制度。
但在《疯狂的石头》中，这些外地盗贼却并不是包世宏的最大隐患，他的最大隐患恰恰是出卖了工厂和工人的厂长。而那些说着外地口音的盗贼们却陷入悲惨的命运，道哥惨死，小军被抓，黑皮则为了填饱肚子在城市中玩命奔跑。这是一群让人同情的笨贼。
人人都有“精英妄想症”
“注意素质，素质”，当道哥用河北话一本正经地说出这句话时，所有观众都可能笑。因为这话显然不应该从道哥这样的小偷嘴里说出来。但是在整部影片中，道哥时常会这么出其不意地违背身份，幽默一把。恐怕道哥是患上了精英妄想症。
什么人说什么话，语言就是辨别人物身份的重要特征，就像衣服上的标签一样。
“道哥”，与“dog”谐音的这个名字，是道哥身份的注解--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像他这样的小人物通常是被人质问“什么素质”的人，现在却反过来学会了那套“精英腔”。“你不仅侮辱我的人格，还侮辱我的智商”、“我现在正处于事业上升期”、“这回咱们有项目了”、“要有智商，才能上档次”，当这些话语从道哥嘴里吐出来时，无疑痛快地把精英阶层调侃了一把。这些话，都是西装革履、手提公文包的精英常挂在嘴边的。被称为社会中坚的精英分子通常自诩“高智商”、“高人格”、“高素质”、“高档次”，在周末时“去香港购物”或“8分钟约会”，往往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抛下一句“什么素质”。他们是社会标榜的楷模，是下层人羡慕的阶层，也是很多人奋斗的目标。道哥把自己幻想成精英的做法，是具有普遍性的。谁不想做高素质、高智商、高档次的人，谁不想在周末的时候和女朋友去香港购物，谁不期盼事业的上升期？人人都想做精英，道哥也不例外。
而道哥的两个小弟，显然也充满了妄想。“高科技”、“专业”这样的词语在他们的口中也是频频冒出。
艺术家也是精英，所以谢小萌把自己伪装成了艺术家。“每当我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就强烈地感觉到，城市是母体，而我们生活在他的子宫里面。”谢小萌抠女时的这段“艺术家”式的书面语表白正像那位大嫂点评的那样，很“流氓”。小报记者谢小萌也得了妄想症。
疯狂英语和强势文化
来自香港的国际大盗麦克说的是粤语和香港普通话，“我顶你个肺”是他的经典语录。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港台流行文化吹向内地。谭咏麟的粤语情歌、周润发的黑帮电影、《射雕英雄传》等电视剧在全国各地传播开来。内地人从香港人那里知道了什么是流行文化。而这种流行文化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
前段时间，有人批评内地主持人满口的港台腔。这也能看出港台流行文化的强势，因为港台地区的电视娱乐节目比内地发展得快，所以许多内地节目就纷纷抄袭和模仿，结果把人家的语言和腔调也一起模仿过来了。说一口香港普通话，往往被认为是时髦和潮流。
在90年代，当广州深圳地区的经济领先其他地区而迅速发展起来时，粤语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类拔萃起来。春节联欢晚会上，讲一口粤式普通话的人，身份基本上都是老板。
比港台腔更强势的则是英语。当谢小萌抠女时，通常是这么自我介绍的：“我叫谢小萌，你叫我查尔斯好了。”在这个年代，谁没有个英文名字啊。在某些高档写字楼里，白领、金领们通常也是这么打招呼的：hello Judy，hello Sam。
英语是世界性的强势语言，“英语热”在中国空前高涨。当李阳带领着成百上千的人，龇牙咧嘴、声嘶力竭高呼“I can speak English!”时，中国人果真是“疯狂”了。中国人已经“以不会说英语为耻了”，所以谢小萌成了查尔斯，四眼助理在和麦克谈交易时，张口就是：“明说吧，how much？”
在这场热闹的“全民英语运动”背后，其实是强势的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侵蚀。大多数人已经缴械投降，甚至乐于被俘。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教授张闳对《新世纪》周刊说：“中国人得了英语强迫症，表现出一种病态。‘全民英语运动’的背后是语言的霸权，是西方文明的霸权，也体现出落后国家的文化焦虑。具有‘被支配人格’的人们希望通过强势的西方文化来寻找自身的文化认同，这也是本民族的价值尺度失效所造成的。”
宝马、班尼路、可口可乐和夜巴黎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9日16:13 新世纪周刊
宝马、班尼路、可口可乐和夜巴黎
-本刊记者/王巧玲
消费主义的大浪打了过来，把所有人都卷入其中
走性感路线的黑皮扯着自己的衣服，用山东话说：“牌子，班尼路。”一个店员也扯着衣服喊道：“牌子，扯都扯不烂。”包世宏拿着尼康相机的镜头盖说：“耐克，也出相机啊？”在《疯狂的石头》中，牌子时时闪现：可口可乐、宝马、尼康、耐克、红塔山、QQ……
牌子果然很重要，在电影中不仅起到增加笑料的作用，还代表着不同的阶层和身份。而当世界性的各种品牌在日常生活中聚一堂时，全球化的魔力显而易见。
“别摸我”的霸道
两年前，发生在哈尔滨的“宝马撞人案”引发了巨大的社会讨论。在1死12伤的“撞人案”中，有太多暗藏的问题暴露了出来。此案件发生后，很多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宝马撞死人白撞？”在这一事件中，宝马作为一个符号，被抽象出来，当成财富夹杂特权的象征。
随后，另一部影片《天下无贼》中，刘德华扮演的小偷对保安怒吼了一句“开好车的就是好人？”同样发人深省。
而在《疯狂的石头》里，四眼助理的那句“别摸我”，一如既往地显示出财富和特权阶层的霸道。
一个民工的“班尼路”梦想
有句话说“你就是你穿的衣服”，简单粗暴的黑皮穿上班尼路，就觉得很时髦了。班尼路曾经在内地风行一时，是最早进入大陆的服装品牌之一。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像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年轻人也曾以一身班尼路而自我感觉良好。而如今城市中的年轻人对班尼路已经不感冒了，他们的眼光已经瞄向那些更高档更昂贵的品牌，此时黑皮冒出一句“牌子，班尼路”，显然他已落后城市潮流好几年了。一句话立即暴露了不同阶层之间的隔裂。
但是黑皮对于班尼路的追求，却足见“牌子”这种东西对于各种人群的巨大吸引力和影响力。当黑皮们也加入品牌消费的队伍时，消费主义已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开了花。区别只是在于不同阶层的人消费不同的品牌，黑皮消费班尼路，而地产大亨消费宝马。消费精神是一致的，消费主义的大浪打了过来，把所有人都卷入其中。
可口可乐文化的侵蚀
在上世纪90年代，行骗工具是本土的健力宝，现在是国际化的可口可乐。
作为美国消费文化代名词的可口可乐，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日常饮料。在“地球村”时代，世界各地的文化差异越来越小，“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品牌”成为一个现实。
《文化帝国主义》一书的作者汤林森说，“世界各地被一种类似蜘蛛网似的交流复杂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得人们生活的地域与人们生活本身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因为交流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文化体验已经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比如饮食，二三十年前，人们吃的东西主要是本地生产的，现在则可以很容易地消费其他地方的东西。这种文化体验与生活空间的关系发生的变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我们正在经历着这种全球性的文化体验。
“品牌是全球化的重要现象，它不仅仅是一种商品，而且是价值和文化的体现，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符号。美国通过品牌战略，比如广告宣传、本土生产，把西方的价值和文化渗透到世界各地。全球化不可避免，我们已被带入到全球化的氛围中，并融入其中，甚至产生了亲近感和依赖性。比如，当我在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的欧洲街头，看见可口可乐的广告牌和麦当劳时，竟然产生了一种亲切感，我们都被俘获了。”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教授张闳说。
夜巴黎的隐喻
西方的元素在中国大地上四处开花。道哥、黑皮所住旅馆叫“夜巴黎招待所”。这家旅店已经在招牌上表明了其现代性，但在“夜巴黎”这块国际化的招牌下，却是一个管理水准低下、逼仄、肮脏、混乱的小旅店。
当你嘲笑这不伦不类的“夜巴黎招待所”时，你自己却可能住在“罗马花园”，“加州小镇”、“赛洛城”、“柏林爱乐”里。在这些房子里，有白色的罗马柱，有喷泉，还有断臂的维纳斯。谁也逃不掉全球化的影响。喝着可乐，吃着汉堡，穿着耐克，看着好莱坞大片，过着2月14日的情人节和12月25日的圣诞节。并且，有人俨然习惯了。
“疯狂”的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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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语录
谢小萌：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我天天坐索道过江，居然从来没有看到过你，也许是我太关注这个城市的风景了，谁叫我是摄影师呢？噢，我叫谢小盟，叫我查尔斯好了。每当我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就强烈地感觉到，城市是母体，而我们生活在她的子宫里。刚才我正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一抬头就看见你，你身上有一种东西深深地打动
了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母性，伟大的母性气息。
秦丰收：早点喊大家下岗，这个才是做善事，早死早超生呀。
道哥：敬礼，作揖，你要是什么都不会，我可就把你给微波了啊。
秦丰收：狗日的，高科技啊，无人驾驶，没看到，别摸我。
谢小萌：与爹地斗，其乐无穷。
谢小萌：搞定没，要浪漫，先浪费啦，没钱怎么抠女啊？
秦丰收：百步穿杨，百步穿杨。
小军：大哥，演了一上午，也没收成，这招我们不专业啊。
麦克：我顶你个肺啊。
道哥：你们这些个女人啊，就是不明白，这个阶段正是我事业的上升期，我怎么能走开呢？
包世宏：公共厕所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包世宏：小船要过千番浪，大水不淹一家人，袍哥人家从不拉稀摆待。
道哥：你这里边的衣服花里胡哨的，要走性感路线啊，刚入行要低调，懂不懂？
脑有病：牌子，班尼路。
道哥：干咱们这一行，要有智商，才能上档次。
道哥：注意你的素质，素质。
脑有病：你直接上不就完了么，你费这事。
谢小萌：不用他砍，我在创作的时候，已经死在你手里了。
棒棒：不就是烤个羊肉串，连消防车都喊起来了，太夸张了。
脑有病：今天绝对是火线追击令，绝对厉害，我就说有高科技吧，你还不信。
道哥：床都上了，你还没干，你当我是二啊。
小军：你到底看上他哪一点？他比大哥强吗？他比我强吗？你怎么能做出那种事来啊？对得起大哥，对得起我吗？
小军：我是对不起大哥，这肥水也没留外人田啊，不吃亏，对吧？
道哥：我的媳妇被人睡了没人管啊。我们是没有结婚，但我们有真感情啊。结了婚都没人管？还有没有王法？你是他妈的什么律师啊？
道哥：我最恨的就是欺骗女人，你就拿这么个玩意儿，糊弄我媳妇啊。
道哥：你侮辱了我的人格，你还侮辱了我的智商。
脑有病：我跟你说，你这纯属道德问题，我都不稀说你。
道哥：世道变了，就是没有好人了。
道哥：没见过这样的爹，简直禽兽不如。
泡妞男：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彩铃：今天好运气，老狼请吃鸡，你打电话我不接，你打它有啥用啊。
麦克：我的招牌是讲诚信。
秦丰收：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
(整理：蒋志高)
厕所、罗汉寺和大厦模型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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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罗汉寺和大厦模型的隐喻
-本刊记者/李梓
在诸多场景的暗示下，一个真实的中国展示在我们面前
当谢小萌被一只华丽的高跟鞋踩上去之后，听够了他那套“母体”论的观众终于发出了第一次哄笑。这只是整个剧的开始，平均2分钟一次的笑声，每个精心建造的场景和对白，因为与生活的呼应而勾起观者兴趣。对于这样一部剧情紧凑、画面不甚清晰、镜头还经常摇来摇去的小电影来说，有些情景稍纵即逝，以至于它虽然已经与我们内心的某个场景重合而导致大脑的兴奋反应，而眼睛却还没反应过来。
厕所：人生的暗疾
五谷道场是让人原形毕露的场景，这里既隐藏着包世宏的暗疾，又隐藏着谢小盟的诡计。而在电影一开始，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在工艺品厂推倒重盖的厕所里发现了价值800万的翡翠。
人到中年的包世宏患上了最不能为人道的疾病：前列腺炎。电影一开始，老包为尿不出的问题不得不去找医生，他只能对着一个漏水的水龙头发呆。而当老包以为保卫翡翠的大任已经失败后，他在厕所里踢坏了所有的小便池。到最后，当老包终于擒获大盗麦克，胜利完成任务，并顺畅地解决了人生面临的所有紧急问题：钱、感情、自尊，他在厕所里终于一泻千里，那种陶醉和满足甚至让他忘记了还要去领奖。
罗汉寺：窘迫的传统
被高楼大厦环抱的古刹罗汉寺，被选定用来陈列从厕所里发掘出来的瑰宝。老包对此处颇不满意：“一个破香堂，门都关不拢。”
电影里所有象征着传统的场景都面临着现实的窘境，工艺品厂面临着被一栋高楼大厦取而代之的危险，罗汉寺的处境也不妙，年久失修，摇摇欲坠。与旁边华贵的都市高楼大厦相比，罗汉寺尤其显得破落残败。
而在这个方寸之地，到处充满对道德和传统的揶揄。
厅堂里陈列的偶像各式各样，既有中国传统的关公和罗汉，也有西洋的自由女神和古埃及的法老像，显得不伦不类。在这座庙堂里，上演着种种好戏。比如真翡翠被人不辨真假地换来换去，而大门外的小摊上就在叫卖“仿真翡翠，便宜实惠”。
大厦模型：不伦不类的中西合璧
冯董拿起一个中式凉亭的模型，随手扣在他梦寐以求的大厦顶上，秦秘书立刻拍手叫好：“中西合璧！”
一位德国建筑师，这样描述了北京给他留下的奇特印象：“这里所有的高楼都长着一个美国式的门脸，拥有欧洲的身躯和中国式的顶。”长安街沿线以及北京西客站，以及中国各种大大小小的城市，无不留下这种粗糙的“中西合璧”的影子。
除了这座小小的模型，影片到处充满了西洋文化对中国的冲击，破落的招待所叫做“夜巴黎”，奸商冯董的公司叫做“环球大发展公司”，行骗的道具是一罐“可口可乐”。
当谢厂长走进大厅，看见两个工人闲着没事在画画的时候，也许有观众会注意画的内容，其中一幅是关公，而另一幅则是自由女神。
诚信的缺失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9日16:13 新世纪周刊
诚信的缺失
本刊记者/王巧玲
诚信危机就像瘟疫一样迅速在整个社会中蔓延开来
“这年头自己的亲身儿子都靠不住。”当环球大发展公司的冯董吐出这句话时，也说出了目前中国社会的一大弊病--诚信危机。
假政绩、假数字、假文凭、假学术、假账、假药、假奶粉、假广告、假新闻、假发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遭受了严重的侵蚀，人与人之间的可信度下降，诚信危机就像瘟疫一样迅速在整个社会中蔓延开来。
“自己的亲身儿子都靠不住”
谢厂长显然对“亲身儿子靠不住”深有体会。他的儿子谢小萌腿上打着石膏假装出 车祸，从他那骗走了3000元钱，还教唆朋友策划假绑架骗老爹一笔钱。一句“与爹地斗其乐无穷”让老谢彻底失去了对儿子的信任。所以当儿子真被绑架打电话求救时，老谢直接把电话挂了。这是发生在父子之间的信任危机。
中国人向来讲血缘亲情，把血缘关系看作是最可靠最重要的关系，而如今像老谢和小谢这样不信任的父母与子女却非常普遍。也许这和“文革”中那段红卫兵揭发、批斗自己老子的历史有脱不开的关系。
最近出现的“女儿揭发父亲包二奶”的事件也让人联想到这种信任危机。那位在网上揭发父亲“包二奶”的女儿，甚至还专门建立了“反包二奶”的网站--“父亲不如西门庆”，义无反顾地“大义灭亲”。这对父女之间的强烈不信任已发展成了白热化的斗争关系。
“我媳妇被人睡了没人管”
当道哥看见女友和别的男人一起躺在床上时，他悲愤交加地扔出了一把菜刀。而作为观众的我们对这种场面早已有了心理准备，甚至觉得道哥的反应太过夸张。戴了“绿帽子”的道哥试图寻求法律的帮助，律师却告诉他“结了婚也没人管”。还是黑皮看得明白--“这是道德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男男女女的相互背叛和出轨已屡见不鲜。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信任与忠诚已荡然无存。在这个“天亮以后说分手”、一夜情泛滥的年代，男人和女人之间要保持相互信任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难怪近年来做DNA亲子鉴定的人越来越多。
“我什么时候偷过您东西啊？”
“我什么时候偷过东西啊？我什么时候偷过您东西啊？”--这是小军最精彩的一句台词。小军跟着道哥混，也算是道哥的朋友，但是让道哥戴“绿帽子”的不仅有谢小萌这样的伪艺术家，还有作为兄弟的小军。小军以“肥水没流外人田”为自己对道哥的背叛找到了一个理由。当他一脸无辜、一本正经地向道哥表达忠心时，看不出有任何的内心不安。“朋友妻不可欺”，小军已经连这点江湖义气都没有了。
“你个龟儿子把全厂人给卖了！”
包世宏一直很信任领导谢厂长，兢兢业业地守护翡翠，相信老谢会让厂子重新开工。但是最后包世宏不是栽在各路盗贼手上，而是栽在寄予充分信任的谢厂长身上。谢厂长被地产商收买，把厂子卖了。受到欺骗的包世宏愤怒地离去。和包世宏一样被欺骗的，还有全厂的两百多名职工。
而冯董的助理在乞求无用的情况下，试图倒戈一击，威胁冯董，最后死在冯董的“百步穿杨”之下。影片中的这些情节，映射的正是职场中的信任危机。
“真正十米，保质保量”
国际大盗麦克精密的“高科技”盗窃方案却被一个不讲诚信的小商贩给毁了。小贩嘴里说着“真正十米，保质保量”，手上却短了尺寸。麦克再次被顶到了肺，《碟中谍》中汤姆·克鲁斯的完美表演变成了狼狈不堪的出丑。一身高科技装备的大盗也只能气愤地骂一声“奸商”。在影片中，那个小商贩不过是个小奸商，而做着暴利生意的房地产老板冯董则是一个大奸商。他收买了谢厂长，夺取了昂贵的地皮。真是应了那句话“无奸不商，小商小奸，大商大奸”。
在现实生活中，开发商不兑现承诺、房屋面积测量不准等欺骗业主的事情屡屡发生。冯董的那句“狼吃肉，狗吃屎”道出了目前社会中恶劣的竞争法则。
当麦克从通风道里爬出了来后说“我的招牌就是讲诚信”，此时观众已笑翻了天。“诚信”已成为一个可笑的充满反讽意味的词语，还有多少人会相信这两个字呢？最讲诚信的麦克，最后却为了一块假翡翠把雇主杀了，这无疑是对“诚信”的莫大讽刺。
爱情需要忘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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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需要忘情水
本刊记者/李梓
当爱情已经简化成肉欲，一切就变得简单直白
你可以把《疯狂的石头》看作悬念片、警匪片，但很难看作文艺片，这部影片里没有正经的情感戏，影片中到处穿插着对所谓爱情的调侃，但这部戏里又确实有一个完整的情感路线贯穿其中。
从一开始，没个正经的扣着“文艺青年”帽子的浪荡公子谢小萌出场，以一段“城市是母体，而我们都生活在她的子宫里”开场，揭示了他眼中所谓情感与肉欲的模糊距离。
暧昧的暗示，从这里开始。在电影前半段，安排了一个人在汽车里偷情的场面，不同身份的偷窥者都是一样暧昧的表情，而黑皮更是配上了旁白：“你费这个事干吗？直接上不就完了嘛！”
情圣谢小萌四处出击，在城市里不停地开展他的猎美行动。当他终于看到心仪的女人菁菁又一次出现时，他从摄像机镜头里看到的不是对方的脸，而是身上的文身，这个摄像机镜头透露了主角的审美趣味。
当他又一次将自己包装成艺术家，并在天桥上用一段文艺开场来求爱：“杀人不见血，我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感觉到美像一把利刃一样，瞬时间把我的心灵给穿透了。”可惜，对方并不是文艺青年，“拍得真难看。”谢小萌领教了什么叫对牛弹琴。
在厕所里，谢小萌曾经教导狐朋狗友：“要浪漫，先浪费啦，没钱怎么抠女啊？”为了美女，谢小萌铤而走险，应用他的摄影常识和身份掩护，成功地拿到翡翠送给菁菁，果然得到了和美女上床的机会。
在“要浪漫、先浪费”得到实践后，影片安排了一段“痛打狗男女”的戏，但这边道哥哭天抢地：“我们是没有结婚，可我们有真感情啊！”那边小军躲在一边阴阴地质问：“你这样做对得起老大吗？对得起我吗？”当菁菁反问：“为什么我和你上床就对得起道哥，和他上床就对不起呢？”小军的回答竟然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看到这里，也就明白小军刚才的愤怒从何而来。
在本片中，对道德的追问都由贼首道哥完成，在把赤身裸体的谢小萌揪起来后，他对谢小萌说：“我都不屑于说你道德问题。”
在法律宣称管不到情人出轨后，道哥亲自出马，把谢小萌打得死去活来。然后，道哥把破坏了他感情的坏人装在箱子里搬来搬去，显然，他气坏了，但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处理办法，这个箱子就像他心里的包袱一样，只能偶尔对着它踢两脚出气。
在电影中，安排了多场与出轨相关的暗示，而刘德华的《忘情水》在片中先后出现了三次，这不能不说具有某种暗示。而当道哥最后骑上摩托去袭击包世宏时，他竟然让一对正在路边汽车里乱搞的男女偶尔拉开的车门打飞了。此时，汽车中的一对男女正在对话：“你不觉得我们太快了一点了吗？”“太快了？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秉持好人必有好报的传统审美观，导演仍然给这部电影的正面主角包世宏设计了一个光辉的结局，当他善良的女朋友(或者是老婆，电影里没有交代)拿过他申明是假货的翡翠后，依然欣喜地靠在爱人肩膀上，两人共同看着大江边上的夕阳。这个光明的大众结局，给大多数自认为善良之辈的普通观众松了一口气。
脑有病：出口和入口的双重陷阱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9日16:13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李梓
民工在城市里生存环境的险恶，集中体现在脑有病的遭遇中
宁浩说，《疯狂的石头》剧本前后准备了6年。距离“十年磨一剑”尚远，整体优劣难以臧否。但一个民工的生存境况通过很少的几笔被勾画出来，则足够传神，足以显示现实的
险恶。
当被安排保卫翡翠时，包世宏以他的刑侦常识定义说：“流动人口是最大的隐患。”当罗汉寺内出现了盗匪踪迹的时候，这位保卫科长首先想到了门口的棒棒。为此，本已囊中羞涩的他凑出一盆礼物，以一番“袍哥人家”的“江湖行话”企图敲山震虎，让这群他眼中的“歹徒”远离他所看管的地盘。
但很显然，包世宏的“江湖”已经脱离了民工所接触的现实。一群民工在暗里地琢磨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城管”，然后，又有人理解为“便衣在文明执法”。
在相互的险恶推测中，代表城里人偏见的包世宏，显然并没有棒棒们推测的那么文明，他在看到一条歹徒袭警的新闻时说：“要我说，对待这种人就不要讲什么文明执法。”
民工在城市里生存环境的险恶，集中体现在脑有病的遭遇中。
在影片一开始，脑有病就努力扮演好一个憨厚无知的乡下人的角色，企图靠这个来诱骗城里人上他们的“易拉罐陷阱”，但谁知城里人早有“外来人口是最大的安全隐患”的认识，他那一身装束把人吓跑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镜头是，所有城里人都跑到另一个车厢，民工与城市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在那一瞬间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脑有病依然有他关于道德的判断标准，他依据传统的道德，认为“老大的女人是不能动的”。当他在澡堂里遇到同样全身青肿的包世宏，还好心地帮他按摩。
当黑皮被派到下水道作业时，他不知道他已经踏上了一条险恶之路。他努力地在下水道里爬，没想到出口已经被包世宏用一尊法老压死，而他企图退回去时，麦克的宝马又不偏不倚地压在井盖上。法老是权势的象征，而宝马则是财富的象征，两座大山把脑有病在城市的通道毫不客气地堵上了。
这一场景表征了所有民工的现实处境：当他们进城务工的时候，其实已经踏上了一条两难的不归路。城市里充满了未知的险恶，没有人把他们当作城市的主人，正如片中彩铃所说，“你打电话我不接，你打它有啥用啊”。而在城市里无法生存想回到农村的时候，却发现那头的路也被堵死了。当前中国农村人口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在华北平原人口密集的地区，人均耕地不足半亩，农村剩余人口除了进城，更无其他出路可言。
当然，并非城里人就没有生存危机可言。从繁华的香港来的麦克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也被困在一段黑乎乎的管子里。导演用一段上下并列的管道，喻示了两人的根本区别：即使是受困，城里人也是被困在上面的管道里，而民工被困在城市的底部。当最后麦克终于从通风口爬出来，而黑皮也终于挣扎出下水道，两贼在罗汉寺门口巧遇，对视无语，这是整部影片最可乐、也最无语的一个场景。
影片的结尾仍然以对民工的暗喻结束，黑皮为了两个面包而被人在立交桥上追逐，他奋勇奔跑，却没有看清他所跑的路线是一个环形，尽管他要解决的只是温饱问题，尽管他以60迈的速度在城市中奔跑，却依然看不到出路。
脑有病前传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9日16:13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李梓
我始终认为，脑有病才是这部电影的真正主角，于是，我虚拟了这个故事
我叫脑有病，但我向你保证，我的脑子一点病都没有，我从小热爱劳动，刻苦学习，我只是不希望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罢了。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出了一道题：一个水池以一小时20立方米的速度进水，以一小时10立方米的速度排水，问20分钟后水池里有多少水。
我眼前立刻想象出一种正在哗啦啦漏水的水池。于是我对老师说，干吗不把出水口堵上，这样既节约水，题目也变容易了。但老师罚我站了一节课，说我不懂“规则”，并指着我的头说：“脑子有病啊！”从此，“脑有病”这个绰号就一直伴随着我，从小学到中学，从农村到城市。
很多年以后，我一直想写信告诉老师，我不是不会解那道题，而是爸爸妈妈一直教育我要节约用水，知道吗，浪费是最大的犯罪。
我有一项长项，我的两条腿跑得飞快，刚上初中，我的百米速度就达到12秒6。每次运动会，我都能带回一堆奖状，钉满家里的一面墙。我有时候甚至幻想自己能参加奥运会，跑得像那个飞人一样快。后来，我终于知道百米世界纪录是9秒78，但我相信我再长高些就能冲刺这个纪录。
高二那年，老爹指着我说：“这娃儿脑子不太好使，考大学估计是没希望了，不如早点进城赚钱。”我想反驳，这节约不是你教的嘛，咋拿到老师那里就变成脑有病了呢？想想又算了，家里早就想让我去打工了，同一个村的娃儿，脑子好使不好使，出路都一样。
要说我文凭没多高文凭，要力气没多大力气，所幸俺跑得快，有同乡就给俺介绍个工作：速递员。和那些上工地的同乡比起来，俺这个工作不算累，也不算太复杂，还有一身制服。
我整天奔跑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我送过很多种东西：家电、盒饭、包裹信件，以及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我必须跑得很快，在指定的时间将包裹送到指定的人手中，我敢说在城市里我的百米速度肯定跑进12秒了。
我不怕刮风下雨，最怕出状况，因为钱收不到公司是要从我们的薪水里扣掉的。有时候你跑得再快也没用，比如机票送到了却没有人签收，比如快餐送到了客户却不付账，因为菜已经凉了。当又一次有人企图找毛病拒不付账时，我一把夺过他手里挥舞的那张钞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掉了。我觉得特别自豪，门口两个保安都没有把我拦住。但那个客户打电话到公司，我被解雇了。
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我只是想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但却丢了饭碗，我的事情在网上传开了，再也没有速递公司愿意雇我。
后来我遇到小军，遇到道哥，我的速度又给我谋到了另一份饭碗。我们的活说起来也倍儿容易，我们只要穿上搬家公司的制服，瞅准人不在的时候，把需要的东西拿走，而且不用看人脸色。不是他们，我在这城市里早已无路可走，不过，也正是遇到他们，才让我现在卡在这个下水道里，不见天日。
现在是我卡在这里的第五天还是第六天，记不太清楚了。这都怪道哥，我早说了，小小一个翡翠，搞那么复杂干吗，用锤子哐啷一敲拿了就跑，谁能跑得过我。可简单的方法就是没人喜欢。道哥老把“素质”、“专业”挂在嘴边，可跑步才是我的专业长项，现在卡在下水道里，又能体现出什么素质呢？
等了那么久，终于听到上面有动静，卡住出口的那个鬼东西--一辆汽车--终于开走了。我终于重见天日了。如果让我知道是谁堵住我的出口的，我一定要他家里全部家具大卸八块，再对着那辆车踹上100脚，最后开走。不过眼下我可顾不上这个，我得赶紧找点吃的。
看见玻璃后面那堆金灿灿的面包时，我的脑海里同时涌出几个方案：说我是被盗的外地人让老板给我个面包充饥、拿身上的名牌抵--它现在全身污泥湿漉漉地淌水，或者站在门口不给就不走。我知道这里通行的规则是，我可以去买，去骗，或者可以去讨，但演戏和敲诈都不是我的专长。
我拿出锤子，哐当一声，拿了我想要的东西就跑。我跨过围栏，跳上台阶，跑过马路，跑上立交桥，动作像007一样一气呵成。死胖子竟然一直在后面追，我没想到他居然还有个小摩托。回首一瞥间，小摩托竟然已经打到60码了。让体育老师看见了，会为我骄傲的。
旁边的大广告牌上，写着12〃88，前两天我问了人才知道这是刘翔的新纪录。刘翔算什么，我已经跑得比他快了，只要跨过这个围栏，前面就是出口。我跑，我跑，我跑跑，可出口在哪儿呢？
契约社会的被放逐人群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9日16:13 新世纪周刊
吴金勇
一个人是通过财产才被整合进入社会的，而大多数人没有这些
《疯狂的石头》的场景在告诉人们：多年来，这个社会确实以世界瞩目的速度在发展，并出现许多经济现代化的迹象。强盗头道哥的女人听着MP3，玩着电动游戏，小弟黑皮穿着
“班尼路”，另一小弟小军整天喝着可口可乐；他们光顾的普通家庭里不仅有微波炉，还养着一条可爱的宠物狗；环球大发展集团这类公司里，一个秘书都能开上“宝马”……看来这个社会确实在日新月异地进步着。但是大多数人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生活幸福，甚至连强盗也沮丧地开始反思。
作为一个“飞车党”的典型代表，道哥死在了“事业正处于上升时期”的最关键时刻。撞车的一刹那他明白了，作为一个强盗，他是失败的，但值得欣慰的是，大多数观众并未就他的职业和悲惨下场而给出“罪有应得”的评语。于是在寂静的另一个世界中，他继续深刻思考自己生前提出的“道氏猜想”--“为什么世道变了，没有好人了？”这句疑问反映的是这个疯狂的群体对整个现实社会的困惑。
事实上，那些现代化的小玩意不仅未能改进反而弱化了个人功能和社会功能，并使之滑向了契约依赖。这是新古典经济盛行的一个主要前提，即契约自由→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同时有限资源→以议价方式→转移到最珍视它的人手中→实现私人产权清晰→高效率。这一路径导致的结果是一个没有财产或资源的人，就没有契约能力，也没有社会权利。用亨利·梅恩的名言：历史已从身份转移到了合同。他的意思是说，以前身份的确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再衍生出人和财产的关系。现在则是财产与财产之间的关系--合同的本质--决定着没有其他社会关系的人们之间的身份关系。换言之，个人是通过财产才被整合进入社会的。
因此，在这个社会中，强盗们的个人功能必然地游离于契约社会的主流。“骗，我们不专业呀！”“绑架，我们不专业呀！”当三个盲流无产者在畅谈“这回就有项目了”、“事业处于上升期”等契约语言时，只能说明契约价值观在这个社会的传播是成功且有效的。一个没有什么任何能力，也没有任何权利的人都在深信契约的市场法则。
事实上，正如德鲁克分析的那样，对于无功能又无身份的个人而言，社会是不合理的、不可测的。无根的个人是一个被放逐者。因为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的缺失把人逐出其同类的社会，他看不到社会存在，他只看到种种恶势力。他就像一个被蒙着双眼的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玩一种他不知道规则的游戏；而赌注则是他自己的幸福，他自己的生计，甚至是他自己的生命。
另一群月薪仅几百元且6个月没发工资的工人们同样是没有契约能力的，依靠“翡翠搭台，经济唱戏”来挽救自己。这其实只能叫戏文，不是现实，而现实规则是大发展集团的冯董所说：“狼吃肉，狗吃屎。这是竞争法则。”
契约法则意味着整个经济领域都得服从市场。市场因为不干涉主义的理论要求，不仅仅保护了自身免受政治政府的干预，它还形成了自己的制度规则而天然地将公权力拒之门外。保卫科长的车撞上了宝马车后，交警来到现场。“公了？私了？”“私了。”这时财产与权利是同一性的。宝马车主不仅没收了保卫科长的驾照，而且在蔑视正义的公权力的情况下，自定赔偿价格8000元。让公众气愤的是他猖獗的表演行为却是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同样,曙光工艺品厂被私企兼并，厂地将建成酒店式公寓。当愤怒的工人质问厂长：“你为什么把厂子卖了？”厂长的回答只一句：“我会给你发工资的。”这一瞬间，一句话，几百名工人也脱离了这个社会。
若干个只能出现在戏剧中的千载难逢的巧合，使得保卫科长成了幸福的人。“好市民”奖是政府的一种鼓励。但这事显然不如他能撒出尿来更让他满足。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什么是决定权力以及什么是决定性制度组织，并不总是以法律规定为依据的。换言之，社会的控制力量并不总是与政治政府是同一的。
第十二篇文章标题：人伦在颠覆权威在瓦解 -本刊记者/蒋志高
副标题一：只有在中国的中国人，才能深刻理解人际关系与权威的颠覆与消解，才能发现其中的可笑之处
从艺术和技术的角度而言，《疯狂的石头》是个老套的笨贼故事，其叙事方式也并不新鲜，对于受过《两杆大烟枪》、《偷拐抢骗》、《低俗小说》等电影教育的中国影迷来说，甚至会感到失望。
但是，就是这样一部成本不足300万元的电影，却在一个月内拿下1660万元的票房。以每张票30元计，这意味着至少有55万人走进电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此外，大街小巷流通的盗版、正版影碟，后面的观看人群则无法计数。
难道真如有人所讥讽的那样，是因为中国观众见识不够、太容易满足，小小一块石头，就让大众癫狂？
一个有趣的对比是，一位新加坡人看完这个电影后，茫然不知旁边的中国人为何而乐。
是什么东西深深地打动了这些本土观众？答案很显然，是影片所在的语境与场域，是影片中展现的颠覆的人际关系与被瓦解的权威。
“脑有病”和关公
通过谎报火警，道哥这个小偷团伙成功地骗开了保卫科长包世宏，一身CS造型的“脑有病”潜入罗汉寺。请注意一个细节：在正式作业之前，“脑有病”用香烟给关公上香。
关公之于中国，一直具有特殊的地位。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神祠存废标准令》，其中首先保存的是先哲类，“凡有功于民族、国家、社会、发明学术、利溥人群及忠烈孝义，是为人类矜式者”，具体列属有12人，关羽与伏羲、神农、孔孟等并列。
另一个与此相映照的细节是，包世宏讲到罗汉寺为什么没被拆时，是因为“这里几朝几代都是万人坑，一到晚上就呜呜响”。虽然表面上包世宏和三宝都无所畏惧，但旁边的四眼小保安还是吓得紧紧捏住了三宝的腿。
儒、道、佛等三教九流加上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以及神话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中国人的神，此外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鬼，使得中国人的信仰系统规模庞大，几乎无法理清头绪。《疯狂的石头》也展现了中国的多偶像现实。
“为什么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有那么多鬼神系统？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中国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能没有权威。”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翟学伟分析。
“假定中国人的信仰系统中像西方基督教那样只有一个神，会如何呢？答案只能是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平等，因为人们借来压倒对方的神源自同一个神，那结果只能是除了此神之外，人无法在信念上比别人更强大。”翟学伟说。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脑有病在关公面前烧香，却是要其保佑自己盗窃之事，其功利性显而易见，这种“被借用的文化权威”在事败之后，得到的是一句--“你娘！”
城管、警察和棒棒军
当包世宏误以为展厅外面的棒棒军是图谋盗窃翡翠的小偷时，他和三宝买了烟和酒，跑到他们的宿舍，说：“小船要过千番浪，大水不淹一家人，袍哥人家从不拉稀摆待，今儿把大家请起来，就是希望跟大家沟通沟通。罗汉寺这一块呢，请大家高抬贵手。”
令人感兴趣的不是包世宏的这番具有中国特色的表白，而是棒棒军对这种对等沟通方式的相顾愕然及对包世宏身份的下意识判断。
一位棒棒说：“城管。”
另一位棒棒纠正：“便衣，文明执法。”
此时笑声足以哄堂。
不妨从一条近期大热的新闻中去寻找笑声的现实来源，在8月1日新浪网“深圳市城管队员遭街道办城管当街扒裤(组图)”这条新闻下面，链结了最近3个月内的10条与城管有关的新闻：
陕西安塞城管殴打13岁男孩被停职
城管查违章两民工被打 执法队称没打人
农民因在街头卖玉米被城管人员打折肋骨
北京城管围殴商贩 大学生拍照被打倒在地
西宁数名城管人员执法被打伤
南沙执法人员遇暴力抗法 违建屋主殴打城管
呼市赛罕区城管人员拆除临建被六人打伤
交警查小公共被打城管清理黑三轮遭围
协管员揭城管黑幕：用铁锤打人逼吃烟灰
北京摩的司机打伤城管
这些新闻一个共同的关键词是“打”：城管打人，或者被打。社会学者丹尼斯朗把权威分为“强制性权威、诱导性权威、合法权威、合格权威和个人权威”。所谓合法权威，是一种权力关系，即掌权者拥有公认的发布命令的权力，而权力对象有公认的服从义务。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城管还是便衣，所拥有的都是一种典型的合法权威，但在上述新闻中，掌权者和权力对象之间的剧烈冲突让这种合法性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且一个“打”，更突显了一种紧张关系。
这部影片中还有一处也出现了“文明执法”，在听一条“光天化日，歹徒行凶，人民警察英勇负伤”的新闻时，包世宏笑了，他说：“要我说，对待这种坏人，就不要讲啥文明执法。”这是权力对象的另一种黑色幽默。
谢千里和谢小萌
父子关系在中国文化中历来具有突出地位。
学者许火良光分析过中国传统父子中的权威关系：“表面上看，父子关系似乎是单方面的，即：与父亲倚赖儿子相比，儿子更倚赖父亲。但事实上，这种义务完全是相互的，儿子须向父亲提供各种服务：绝对服从和尊重，竭尽全力地侍奉生前和死后的父亲；父亲对儿子则要在安排儿子婚事、保护儿子以及财产继承权方面尽其所能。”
在《疯狂的石头》中，父子关系已经与此背道而驰：父亲谢千里和儿子谢小萌总共只有两次见面，两次皆以父亲痛打儿子结束；儿子谢小萌信奉的是“与爹地斗，其乐无穷”；谢千里在儿子的情事上彻底丧失发言权；至于财产，更需要谢小萌行骗才能获得。
更意味深长的是，这不仅仅是谢小萌的个人故事。在谢小萌偷换翡翠前，包世宏不答应打开展柜的玻璃盖，“这个不得行，你老子不开条子，是哪个也不得打开”，但谢小萌一句“我父亲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让包世宏会心地笑了，随后将展柜打开--在和上一代隔裂的认识上，下一代人已经达成了共识。
冯董、秦丰收和工艺品厂员工
直到电影结束，人们还不知道冯董究竟叫什么名字。
任何权威的表达，都需要某种形式外显出来才能更具有合法性，话语表达就是其一。他不需要名字，一个“董”字，就足以代表了背后的金钱和力量，而且更多时候，他都不需要自己亲自出面。
因此，人们看到冯董的代理人秦丰收可以理直气壮地命令工人“搞快点，搞快点，拆了，拆了，全都拆了”，也可以“指点”厂长谢千里：“早点喊大家下岗，这个才是做善事，早死早超生呀。”
金钱代表的权威在影片一开始就展示得淋漓尽致，当包世宏的面包车撞到秦丰收的“别摸我(BMW)”时，一个车灯的价格是5000元，与此相对比，是包世宏半年的工资只有4800元。
在现实生活中，到处都可以找到这种投射，例如同样是地产大亨的任志强就公然说过：“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如果考虑穷人，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投资者是让我拿这个钱去赚钱，而不是去救济穷人。”
所以，人们完全可以理解三宝整天想着买彩票中大奖，更可以理解当包世宏误以为同样开着“别摸我”的国际大盗麦克是秦丰收时，他用嘶哑的嗓子喊出“不就是5000块钱么，想逼死人啊”是何等悲愤。
副标题六：谢千里和包世宏
谢千里和包世宏同属工艺品厂，是“一个单位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家全面占有和控制各种社会资源，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进而形成对单位的绝对领导和支配；单位全面占有和控制单位成员发展的机会以及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中必需的资源，绝对的优势地位进而形成对单位成员的绝对领导和支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汉林分析。
在影片中，依然可以看到个体对单位的这种全面依赖性，用冯董的话说，厂长谢千里管的是200多张等着吃饭的嘴。
但这种依赖性因为社会的转型而迅速消解。例如，包世宏半年没有发工资，三宝家人的几百元医药费至今未报。
包世宏受命保护翡翠，既是为了饭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传统单位权威的一种尊崇，而谢千里把厂子卖了，他突然间有种被欺骗感。包世宏最终对谢千里吼出了一句：“你个龟儿子把全厂人给卖了！”
个体与单位权威的最终决裂，在这一吼中无奈地成为现实。
副标题七：冯董和媒体
“炒作！玉皇大帝拉出来的胆结石，也值不了千八百万！”冯董拿着一张都市报，拍案而起。
这是冯董第一次和媒体发生关系。此时，媒体在他眼中，充当的是哄客角色。
冯董第二次面对媒体是在影片的结尾，他站上了罗汉寺的展堂，镜头俯拍下去，看到了这位董事长光光的脑袋和墨镜。
“媒体的朋友，大家好！”哄客一样的媒体，在这里与财富结成同盟，在两者“你拍一，我拍一”式的双人舞中，媒体的权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嘲弄。
如果《疯狂的石头》还算是一种艺术的话，它再度证明这句话：艺术来源于生活。如果不是艺术，则只能证明：它就是生活。中国社会正在新的财富价值观下重新组合，前景如何无法描绘，但现实，是一滴水或者哪怕一块顽石，都能映照出只鳞片爪的。
荒诞现实的病态样本
300多年前，一部堪称伟大的作品叫“石头记”--《红楼梦》。300年后，又有了另一部不知能否堪称伟大的“石头记”--《疯狂的石头》。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一部作品诞生后，它的阐释权不仅属于创作者，也属于所有阅
读者，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密事。”
尽管导演宁浩一再宣称这只是一部普通的商业片，无意于其它，但在《疯狂的石头》中，人们仍然清晰地看到转型期中国社会特有的暗疾。
从保卫科科长包世宏身上，可以看到莫名的焦虑；从小偷“脑有病”身上，可以看到社会的断裂；从地产商冯董的身上，可以看到的则是彻底的疯狂。
BMW是“别摸我”；工艺品厂被拆；可口可乐成了行骗工具；夜巴黎旅社共用厕所，澡堂是声控灯；关公和自由女神并存；重庆话、河北话、普通话、粤语、英语共生；“华夏之魂”售价15元～80元；“脑有病”在下水道里入口和出口被堵；奸商害人；假冒伪劣横行；爱情时刻需要“忘情水”；吞并成了深度合作……
隐喻，全都是隐喻。
暗疾随处可见，隐喻无时不在，从这个角度看，《疯狂的石头》展示的既是真实的荒诞，更是荒诞的真实，作品的优劣，此时似可忽略不计。
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句台词是，反面人物道哥说：“世道变了，就是没有好人了。”至少从这个电影看，这句话是正确的--唯一正常的主人公(HERO)包世宏因为前列腺炎也小便不畅。
更具隐喻色彩的是，道哥和包世宏其实只有一墙之隔。
人人心中都有一块疯狂的石头，这石头就是物欲或情欲。
这是一个“明说吧，how much”的时代，是一个“狼吃肉，狗吃屎”的年代，是一个“鬼迷心窍”的年代，是一个“脑有病”的时代，是一个“要浪漫，先浪费”的时代。
300年过去了，石头没疯，疯的是人。 编辑：蒋志高 jiangzg@twmcn.com
剧情简介
重庆某濒临倒闭的工艺品厂在推翻旧厂房时发现了一块价值连城的翡翠，厂长谢千里为经济效益特此搞了一个展览，希望卖出天价。国际大盗麦克受想购买工厂地皮的冯董之约前来盗取，而由道哥、黑皮(脑有病)、小军组成的小偷三人帮也盯上了翡翠。两派人马在相互拆台的同时，又要共同面对工艺品厂保卫科长包世宏这一最大的障碍。在经过一系列明争暗斗的较量及真假翡翠的交换之后，故事有了一个意料不到的结局。
好大一个“拆”字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9日16:13 新世纪周刊
好大一个“拆”字
本刊记者/王巧玲
“拆”是当下中国城市中最普及、最霸道的词语
“四眼”助理拿出一罐喷漆，在墙上喷下了一个大大的“拆”字。这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大字了，文盲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拆”是目前中国城市中最普及、最广泛运用、最霸道的词。它出现在大街小巷里，有红色的，有白色的，有写得好看的，有写得难看的，它是阅读中国城市的关键字。
城市在不停的“拆”中变得面目全非。城墙拆了、胡同拆了、四合院拆了、庙宇拆了、角楼拆了、石库门拆了……现实和影片合而为一，电影中那座古老的庙宇也将被拆去，取而代之的会是一座拔地而起的酒店式公寓。
故事的发生地重庆和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都成了巨大的工地。城市，每日每夜都在紧张的施工当中，四处都是被绿布遮盖的没有完工的庞大建筑和高高的铁架子。四眼助理说“早死早超生”，而城市的居民则说“早晚都要拆”。中国城市正照着国际大都市的样板大刀阔斧地改造自己，像失去控制的机器，停不下来。艺术家王劲松的《百拆图》是城市最真实的文化图景，中国成了“拆那”。对于四眼助理的那个“拆”字，很多中国人已麻木了。
标语的历史
中国人有写标语的传统，对标语有着无法割舍的情结，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散布着大量有中国特色的标语。标语是时代的口号，是时代的注脚。
“打倒孔家店”的标语，记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后来的“抵制日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记录了抗日战争艰苦卓绝。而在“文革”中，整个中国变成了标语的海洋。那时的标语分红、白两类。红色标语是正面宣传，如“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白色标语类似大字报，通常是批斗“阶级敌人”的战书。常见的有“舍得一身剐，敢把×××拉下马”、“×××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砸烂×××的狗头”。这些标语同样也记录了那段特殊的历史、那个疯狂的年代。
时代变了，标语的内容也变了。在紧抓计划生育的八九十年代，大量的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散布在中国大地。比如耳熟能详的“贫困山区要致富，少生孩子多种树”、“只生一个好”、“经济搞上去，人口降下来”、“见证怀孕，持证生育”等等。
中国人从小就生活在标语的世界里，受着各种各样标语的教育。上学时，教室墙上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时间就是生命”、“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等，每天都在督促着学生们。
走在大街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等标语，让人人觉得自己是个重要角色。
当然，标语却并不总是严肃响亮的口号，也可以是“此处禁止大小便”、“便后请冲水”之类，都能从中看到某种时代的精神和潮流。
霸道的标语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教授曾对全国各地的标语进行收集，著有《口号万岁》一书，他说：“汉语具有凝练、精辟的艺术性特点，容易写成口号，而中国人具有喜欢‘诀窍’、喜欢‘念咒’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口号就在20世纪的中国特别发达。口号是我们永远打不倒的，相反地，永远是口号打倒我们。”
回到《疯狂的石头》。那个大大的“拆”字，的确把很多人都“打倒”了。
在写着“拆”字的墙体上，一条大大的标语映入眼帘：“精心安排今天明天后天”。写这条标语的人显然做事非常规矩并擅长人生规划，但显然缺乏思考。在这个影片中，谁能把明天后天的事安排了？道哥不知道自己明天会被车撞死，地产大亨不知道自己明天会被国际大盗杀死，包士宏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勇抓大盗的英雄。而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不知道明天的房价会不会涨，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失业，不知道明天亲密爱人会不会出轨，不知道明天火星会不会撞地球，不知道明天世界末日会不会来临。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让人无法安排。
影片中工艺品厂的破败厂房里，挂着这样一条标语：“解放思想，勤奋学习，善于思考，与时俱进”。这个工厂和现实中的很多国有企业一个样，好几个月开不出工资，工人面临下岗。“善于思考”的谢厂长本想“翡翠搭台，经济唱戏”，来挽救厂子，但最后却“与时俱进”，把厂子卖了。再看看这条标语，端的是意味深长。
鲜活的语文，混杂的现实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9日16:13 新世纪周刊
鲜活的语文，混杂的现实
本刊记者/王巧玲
影片中的杂乱口音和现实中小人物的生活一样混乱
导演宁浩让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在电影中操着五花八门的方言，也许是出于增强喜剧效果的考虑，或者是为了笼络各地观众的欢心。当各路人马操着各地方言粉墨登场时，人们明显感受到了来自民间鲜活而混杂的生活气息。
“流动人口”的外地口音
保卫科长包世宏操一口重庆话，小偷道哥说河北话，小偷小军操北京郊区方言，小偷黑皮说一口标准的山东青岛话，国际大盗麦克一口粤语和香港普通话，酷爱泡妞的谢小萌说的是港台腔普通话夹带个别英语，而环球大发展公司的冯董则操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影片中的杂乱口音和现实中小人物的生活一样混乱，像不断拆除和重建的城市一样混乱。
故事的发生地重庆，偏居西南，不是政治中心，不是金融中心，也不如广州深圳这样的沿海城市富裕。它刚被定为直辖市，显然也正在朝着“国际大都市”的目标改造自己，混乱而充满欲望。
“流动人口是最大的隐患”，保卫科长包世宏的这句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道哥、黑皮、小军、麦克这伙盗贼就是操着各地口音的“流动人口”。人口流动已经是中国大地上最普遍的现象。世界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2005年中国民工流动量达到9500万人。巨大的城乡差距使大量农民进城，和包世宏一样，很多人都把他们视为隐患和危险因素。在现实中，城里人也总认为那些偷盗、抢劫、杀人等恶性事件都是流动人口干的。于是一些没有安全感的民意代表和院士甚至提出要强制限制农民进城和恢复收容制度。
但在《疯狂的石头》中，这些外地盗贼却并不是包世宏的最大隐患，他的最大隐患恰恰是出卖了工厂和工人的厂长。而那些说着外地口音的盗贼们却陷入悲惨的命运，道哥惨死，小军被抓，黑皮则为了填饱肚子在城市中玩命奔跑。这是一群让人同情的笨贼。
人人都有“精英妄想症”
“注意素质，素质”，当道哥用河北话一本正经地说出这句话时，所有观众都可能笑。因为这话显然不应该从道哥这样的小偷嘴里说出来。但是在整部影片中，道哥时常会这么出其不意地违背身份，幽默一把。恐怕道哥是患上了精英妄想症。
什么人说什么话，语言就是辨别人物身份的重要特征，就像衣服上的标签一样。
“道哥”，与“dog”谐音的这个名字，是道哥身份的注解--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像他这样的小人物通常是被人质问“什么素质”的人，现在却反过来学会了那套“精英腔”。“你不仅侮辱我的人格，还侮辱我的智商”、“我现在正处于事业上升期”、“这回咱们有项目了”、“要有智商，才能上档次”，当这些话语从道哥嘴里吐出来时，无疑痛快地把精英阶层调侃了一把。这些话，都是西装革履、手提公文包的精英常挂在嘴边的。被称为社会中坚的精英分子通常自诩“高智商”、“高人格”、“高素质”、“高档次”，在周末时“去香港购物”或“8分钟约会”，往往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抛下一句“什么素质”。他们是社会标榜的楷模，是下层人羡慕的阶层，也是很多人奋斗的目标。道哥把自己幻想成精英的做法，是具有普遍性的。谁不想做高素质、高智商、高档次的人，谁不想在周末的时候和女朋友去香港购物，谁不期盼事业的上升期？人人都想做精英，道哥也不例外。
而道哥的两个小弟，显然也充满了妄想。“高科技”、“专业”这样的词语在他们的口中也是频频冒出。
艺术家也是精英，所以谢小萌把自己伪装成了艺术家。“每当我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就强烈地感觉到，城市是母体，而我们生活在他的子宫里面。”谢小萌抠女时的这段“艺术家”式的书面语表白正像那位大嫂点评的那样，很“流氓”。小报记者谢小萌也得了妄想症。
疯狂英语和强势文化
来自香港的国际大盗麦克说的是粤语和香港普通话，“我顶你个肺”是他的经典语录。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港台流行文化吹向内地。谭咏麟的粤语情歌、周润发的黑帮电影、《射雕英雄传》等电视剧在全国各地传播开来。内地人从香港人那里知道了什么是流行文化。而这种流行文化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
前段时间，有人批评内地主持人满口的港台腔。这也能看出港台流行文化的强势，因为港台地区的电视娱乐节目比内地发展得快，所以许多内地节目就纷纷抄袭和模仿，结果把人家的语言和腔调也一起模仿过来了。说一口香港普通话，往往被认为是时髦和潮流。
在90年代，当广州深圳地区的经济领先其他地区而迅速发展起来时，粤语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类拔萃起来。春节联欢晚会上，讲一口粤式普通话的人，身份基本上都是老板。
比港台腔更强势的则是英语。当谢小萌抠女时，通常是这么自我介绍的：“我叫谢小萌，你叫我查尔斯好了。”在这个年代，谁没有个英文名字啊。在某些高档写字楼里，白领、金领们通常也是这么打招呼的：hello Judy，hello Sam。
英语是世界性的强势语言，“英语热”在中国空前高涨。当李阳带领着成百上千的人，龇牙咧嘴、声嘶力竭高呼“I can speak English!”时，中国人果真是“疯狂”了。中国人已经“以不会说英语为耻了”，所以谢小萌成了查尔斯，四眼助理在和麦克谈交易时，张口就是：“明说吧，how much？”
在这场热闹的“全民英语运动”背后，其实是强势的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侵蚀。大多数人已经缴械投降，甚至乐于被俘。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教授张闳对《新世纪》周刊说：“中国人得了英语强迫症，表现出一种病态。‘全民英语运动’的背后是语言的霸权，是西方文明的霸权，也体现出落后国家的文化焦虑。具有‘被支配人格’的人们希望通过强势的西方文化来寻找自身的文化认同，这也是本民族的价值尺度失效所造成的。”
宝马、班尼路、可口可乐和夜巴黎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9日16:13 新世纪周刊
宝马、班尼路、可口可乐和夜巴黎
-本刊记者/王巧玲
消费主义的大浪打了过来，把所有人都卷入其中
走性感路线的黑皮扯着自己的衣服，用山东话说：“牌子，班尼路。”一个店员也扯着衣服喊道：“牌子，扯都扯不烂。”包世宏拿着尼康相机的镜头盖说：“耐克，也出相机啊？”在《疯狂的石头》中，牌子时时闪现：可口可乐、宝马、尼康、耐克、红塔山、QQ……
牌子果然很重要，在电影中不仅起到增加笑料的作用，还代表着不同的阶层和身份。而当世界性的各种品牌在日常生活中聚一堂时，全球化的魔力显而易见。
“别摸我”的霸道
两年前，发生在哈尔滨的“宝马撞人案”引发了巨大的社会讨论。在1死12伤的“撞人案”中，有太多暗藏的问题暴露了出来。此案件发生后，很多人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宝马撞死人白撞？”在这一事件中，宝马作为一个符号，被抽象出来，当成财富夹杂特权的象征。
随后，另一部影片《天下无贼》中，刘德华扮演的小偷对保安怒吼了一句“开好车的就是好人？”同样发人深省。
而在《疯狂的石头》里，四眼助理的那句“别摸我”，一如既往地显示出财富和特权阶层的霸道。
一个民工的“班尼路”梦想
有句话说“你就是你穿的衣服”，简单粗暴的黑皮穿上班尼路，就觉得很时髦了。班尼路曾经在内地风行一时，是最早进入大陆的服装品牌之一。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像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年轻人也曾以一身班尼路而自我感觉良好。而如今城市中的年轻人对班尼路已经不感冒了，他们的眼光已经瞄向那些更高档更昂贵的品牌，此时黑皮冒出一句“牌子，班尼路”，显然他已落后城市潮流好几年了。一句话立即暴露了不同阶层之间的隔裂。
但是黑皮对于班尼路的追求，却足见“牌子”这种东西对于各种人群的巨大吸引力和影响力。当黑皮们也加入品牌消费的队伍时，消费主义已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开了花。区别只是在于不同阶层的人消费不同的品牌，黑皮消费班尼路，而地产大亨消费宝马。消费精神是一致的，消费主义的大浪打了过来，把所有人都卷入其中。
可口可乐文化的侵蚀
在上世纪90年代，行骗工具是本土的健力宝，现在是国际化的可口可乐。
作为美国消费文化代名词的可口可乐，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日常饮料。在“地球村”时代，世界各地的文化差异越来越小，“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品牌”成为一个现实。
《文化帝国主义》一书的作者汤林森说，“世界各地被一种类似蜘蛛网似的交流复杂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得人们生活的地域与人们生活本身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因为交流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文化体验已经不再受到地域的限制。比如饮食，二三十年前，人们吃的东西主要是本地生产的，现在则可以很容易地消费其他地方的东西。这种文化体验与生活空间的关系发生的变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我们正在经历着这种全球性的文化体验。
“品牌是全球化的重要现象，它不仅仅是一种商品，而且是价值和文化的体现，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符号。美国通过品牌战略，比如广告宣传、本土生产，把西方的价值和文化渗透到世界各地。全球化不可避免，我们已被带入到全球化的氛围中，并融入其中，甚至产生了亲近感和依赖性。比如，当我在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的欧洲街头，看见可口可乐的广告牌和麦当劳时，竟然产生了一种亲切感，我们都被俘获了。”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教授张闳说。
夜巴黎的隐喻
西方的元素在中国大地上四处开花。道哥、黑皮所住旅馆叫“夜巴黎招待所”。这家旅店已经在招牌上表明了其现代性，但在“夜巴黎”这块国际化的招牌下，却是一个管理水准低下、逼仄、肮脏、混乱的小旅店。
当你嘲笑这不伦不类的“夜巴黎招待所”时，你自己却可能住在“罗马花园”，“加州小镇”、“赛洛城”、“柏林爱乐”里。在这些房子里，有白色的罗马柱，有喷泉，还有断臂的维纳斯。谁也逃不掉全球化的影响。喝着可乐，吃着汉堡，穿着耐克，看着好莱坞大片，过着2月14日的情人节和12月25日的圣诞节。并且，有人俨然习惯了。
“疯狂”的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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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语录
谢小萌：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我天天坐索道过江，居然从来没有看到过你，也许是我太关注这个城市的风景了，谁叫我是摄影师呢？噢，我叫谢小盟，叫我查尔斯好了。每当我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就强烈地感觉到，城市是母体，而我们生活在她的子宫里。刚才我正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一抬头就看见你，你身上有一种东西深深地打动
了我，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母性，伟大的母性气息。
秦丰收：早点喊大家下岗，这个才是做善事，早死早超生呀。
道哥：敬礼，作揖，你要是什么都不会，我可就把你给微波了啊。
秦丰收：狗日的，高科技啊，无人驾驶，没看到，别摸我。
谢小萌：与爹地斗，其乐无穷。
谢小萌：搞定没，要浪漫，先浪费啦，没钱怎么抠女啊？
秦丰收：百步穿杨，百步穿杨。
小军：大哥，演了一上午，也没收成，这招我们不专业啊。
麦克：我顶你个肺啊。
道哥：你们这些个女人啊，就是不明白，这个阶段正是我事业的上升期，我怎么能走开呢？
包世宏：公共厕所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包世宏：小船要过千番浪，大水不淹一家人，袍哥人家从不拉稀摆待。
道哥：你这里边的衣服花里胡哨的，要走性感路线啊，刚入行要低调，懂不懂？
脑有病：牌子，班尼路。
道哥：干咱们这一行，要有智商，才能上档次。
道哥：注意你的素质，素质。
脑有病：你直接上不就完了么，你费这事。
谢小萌：不用他砍，我在创作的时候，已经死在你手里了。
棒棒：不就是烤个羊肉串，连消防车都喊起来了，太夸张了。
脑有病：今天绝对是火线追击令，绝对厉害，我就说有高科技吧，你还不信。
道哥：床都上了，你还没干，你当我是二啊。
小军：你到底看上他哪一点？他比大哥强吗？他比我强吗？你怎么能做出那种事来啊？对得起大哥，对得起我吗？
小军：我是对不起大哥，这肥水也没留外人田啊，不吃亏，对吧？
道哥：我的媳妇被人睡了没人管啊。我们是没有结婚，但我们有真感情啊。结了婚都没人管？还有没有王法？你是他妈的什么律师啊？
道哥：我最恨的就是欺骗女人，你就拿这么个玩意儿，糊弄我媳妇啊。
道哥：你侮辱了我的人格，你还侮辱了我的智商。
脑有病：我跟你说，你这纯属道德问题，我都不稀说你。
道哥：世道变了，就是没有好人了。
道哥：没见过这样的爹，简直禽兽不如。
泡妞男：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彩铃：今天好运气，老狼请吃鸡，你打电话我不接，你打它有啥用啊。
麦克：我的招牌是讲诚信。
秦丰收：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
(整理：蒋志高)
厕所、罗汉寺和大厦模型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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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罗汉寺和大厦模型的隐喻
-本刊记者/李梓
在诸多场景的暗示下，一个真实的中国展示在我们面前
当谢小萌被一只华丽的高跟鞋踩上去之后，听够了他那套“母体”论的观众终于发出了第一次哄笑。这只是整个剧的开始，平均2分钟一次的笑声，每个精心建造的场景和对白，因为与生活的呼应而勾起观者兴趣。对于这样一部剧情紧凑、画面不甚清晰、镜头还经常摇来摇去的小电影来说，有些情景稍纵即逝，以至于它虽然已经与我们内心的某个场景重合而导致大脑的兴奋反应，而眼睛却还没反应过来。
厕所：人生的暗疾
五谷道场是让人原形毕露的场景，这里既隐藏着包世宏的暗疾，又隐藏着谢小盟的诡计。而在电影一开始，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在工艺品厂推倒重盖的厕所里发现了价值800万的翡翠。
人到中年的包世宏患上了最不能为人道的疾病：前列腺炎。电影一开始，老包为尿不出的问题不得不去找医生，他只能对着一个漏水的水龙头发呆。而当老包以为保卫翡翠的大任已经失败后，他在厕所里踢坏了所有的小便池。到最后，当老包终于擒获大盗麦克，胜利完成任务，并顺畅地解决了人生面临的所有紧急问题：钱、感情、自尊，他在厕所里终于一泻千里，那种陶醉和满足甚至让他忘记了还要去领奖。
罗汉寺：窘迫的传统
被高楼大厦环抱的古刹罗汉寺，被选定用来陈列从厕所里发掘出来的瑰宝。老包对此处颇不满意：“一个破香堂，门都关不拢。”
电影里所有象征着传统的场景都面临着现实的窘境，工艺品厂面临着被一栋高楼大厦取而代之的危险，罗汉寺的处境也不妙，年久失修，摇摇欲坠。与旁边华贵的都市高楼大厦相比，罗汉寺尤其显得破落残败。
而在这个方寸之地，到处充满对道德和传统的揶揄。
厅堂里陈列的偶像各式各样，既有中国传统的关公和罗汉，也有西洋的自由女神和古埃及的法老像，显得不伦不类。在这座庙堂里，上演着种种好戏。比如真翡翠被人不辨真假地换来换去，而大门外的小摊上就在叫卖“仿真翡翠，便宜实惠”。
大厦模型：不伦不类的中西合璧
冯董拿起一个中式凉亭的模型，随手扣在他梦寐以求的大厦顶上，秦秘书立刻拍手叫好：“中西合璧！”
一位德国建筑师，这样描述了北京给他留下的奇特印象：“这里所有的高楼都长着一个美国式的门脸，拥有欧洲的身躯和中国式的顶。”长安街沿线以及北京西客站，以及中国各种大大小小的城市，无不留下这种粗糙的“中西合璧”的影子。
除了这座小小的模型，影片到处充满了西洋文化对中国的冲击，破落的招待所叫做“夜巴黎”，奸商冯董的公司叫做“环球大发展公司”，行骗的道具是一罐“可口可乐”。
当谢厂长走进大厅，看见两个工人闲着没事在画画的时候，也许有观众会注意画的内容，其中一幅是关公，而另一幅则是自由女神。
诚信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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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的缺失
本刊记者/王巧玲
诚信危机就像瘟疫一样迅速在整个社会中蔓延开来
“这年头自己的亲身儿子都靠不住。”当环球大发展公司的冯董吐出这句话时，也说出了目前中国社会的一大弊病--诚信危机。
假政绩、假数字、假文凭、假学术、假账、假药、假奶粉、假广告、假新闻、假发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遭受了严重的侵蚀，人与人之间的可信度下降，诚信危机就像瘟疫一样迅速在整个社会中蔓延开来。
“自己的亲身儿子都靠不住”
谢厂长显然对“亲身儿子靠不住”深有体会。他的儿子谢小萌腿上打着石膏假装出 车祸，从他那骗走了3000元钱，还教唆朋友策划假绑架骗老爹一笔钱。一句“与爹地斗其乐无穷”让老谢彻底失去了对儿子的信任。所以当儿子真被绑架打电话求救时，老谢直接把电话挂了。这是发生在父子之间的信任危机。
中国人向来讲血缘亲情，把血缘关系看作是最可靠最重要的关系，而如今像老谢和小谢这样不信任的父母与子女却非常普遍。也许这和“文革”中那段红卫兵揭发、批斗自己老子的历史有脱不开的关系。
最近出现的“女儿揭发父亲包二奶”的事件也让人联想到这种信任危机。那位在网上揭发父亲“包二奶”的女儿，甚至还专门建立了“反包二奶”的网站--“父亲不如西门庆”，义无反顾地“大义灭亲”。这对父女之间的强烈不信任已发展成了白热化的斗争关系。
“我媳妇被人睡了没人管”
当道哥看见女友和别的男人一起躺在床上时，他悲愤交加地扔出了一把菜刀。而作为观众的我们对这种场面早已有了心理准备，甚至觉得道哥的反应太过夸张。戴了“绿帽子”的道哥试图寻求法律的帮助，律师却告诉他“结了婚也没人管”。还是黑皮看得明白--“这是道德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男男女女的相互背叛和出轨已屡见不鲜。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信任与忠诚已荡然无存。在这个“天亮以后说分手”、一夜情泛滥的年代，男人和女人之间要保持相互信任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难怪近年来做DNA亲子鉴定的人越来越多。
“我什么时候偷过您东西啊？”
“我什么时候偷过东西啊？我什么时候偷过您东西啊？”--这是小军最精彩的一句台词。小军跟着道哥混，也算是道哥的朋友，但是让道哥戴“绿帽子”的不仅有谢小萌这样的伪艺术家，还有作为兄弟的小军。小军以“肥水没流外人田”为自己对道哥的背叛找到了一个理由。当他一脸无辜、一本正经地向道哥表达忠心时，看不出有任何的内心不安。“朋友妻不可欺”，小军已经连这点江湖义气都没有了。
“你个龟儿子把全厂人给卖了！”
包世宏一直很信任领导谢厂长，兢兢业业地守护翡翠，相信老谢会让厂子重新开工。但是最后包世宏不是栽在各路盗贼手上，而是栽在寄予充分信任的谢厂长身上。谢厂长被地产商收买，把厂子卖了。受到欺骗的包世宏愤怒地离去。和包世宏一样被欺骗的，还有全厂的两百多名职工。
而冯董的助理在乞求无用的情况下，试图倒戈一击，威胁冯董，最后死在冯董的“百步穿杨”之下。影片中的这些情节，映射的正是职场中的信任危机。
“真正十米，保质保量”
国际大盗麦克精密的“高科技”盗窃方案却被一个不讲诚信的小商贩给毁了。小贩嘴里说着“真正十米，保质保量”，手上却短了尺寸。麦克再次被顶到了肺，《碟中谍》中汤姆·克鲁斯的完美表演变成了狼狈不堪的出丑。一身高科技装备的大盗也只能气愤地骂一声“奸商”。在影片中，那个小商贩不过是个小奸商，而做着暴利生意的房地产老板冯董则是一个大奸商。他收买了谢厂长，夺取了昂贵的地皮。真是应了那句话“无奸不商，小商小奸，大商大奸”。
在现实生活中，开发商不兑现承诺、房屋面积测量不准等欺骗业主的事情屡屡发生。冯董的那句“狼吃肉，狗吃屎”道出了目前社会中恶劣的竞争法则。
当麦克从通风道里爬出了来后说“我的招牌就是讲诚信”，此时观众已笑翻了天。“诚信”已成为一个可笑的充满反讽意味的词语，还有多少人会相信这两个字呢？最讲诚信的麦克，最后却为了一块假翡翠把雇主杀了，这无疑是对“诚信”的莫大讽刺。
爱情需要忘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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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需要忘情水
本刊记者/李梓
当爱情已经简化成肉欲，一切就变得简单直白
你可以把《疯狂的石头》看作悬念片、警匪片，但很难看作文艺片，这部影片里没有正经的情感戏，影片中到处穿插着对所谓爱情的调侃，但这部戏里又确实有一个完整的情感路线贯穿其中。
从一开始，没个正经的扣着“文艺青年”帽子的浪荡公子谢小萌出场，以一段“城市是母体，而我们都生活在她的子宫里”开场，揭示了他眼中所谓情感与肉欲的模糊距离。
暧昧的暗示，从这里开始。在电影前半段，安排了一个人在汽车里偷情的场面，不同身份的偷窥者都是一样暧昧的表情，而黑皮更是配上了旁白：“你费这个事干吗？直接上不就完了嘛！”
情圣谢小萌四处出击，在城市里不停地开展他的猎美行动。当他终于看到心仪的女人菁菁又一次出现时，他从摄像机镜头里看到的不是对方的脸，而是身上的文身，这个摄像机镜头透露了主角的审美趣味。
当他又一次将自己包装成艺术家，并在天桥上用一段文艺开场来求爱：“杀人不见血，我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感觉到美像一把利刃一样，瞬时间把我的心灵给穿透了。”可惜，对方并不是文艺青年，“拍得真难看。”谢小萌领教了什么叫对牛弹琴。
在厕所里，谢小萌曾经教导狐朋狗友：“要浪漫，先浪费啦，没钱怎么抠女啊？”为了美女，谢小萌铤而走险，应用他的摄影常识和身份掩护，成功地拿到翡翠送给菁菁，果然得到了和美女上床的机会。
在“要浪漫、先浪费”得到实践后，影片安排了一段“痛打狗男女”的戏，但这边道哥哭天抢地：“我们是没有结婚，可我们有真感情啊！”那边小军躲在一边阴阴地质问：“你这样做对得起老大吗？对得起我吗？”当菁菁反问：“为什么我和你上床就对得起道哥，和他上床就对不起呢？”小军的回答竟然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看到这里，也就明白小军刚才的愤怒从何而来。
在本片中，对道德的追问都由贼首道哥完成，在把赤身裸体的谢小萌揪起来后，他对谢小萌说：“我都不屑于说你道德问题。”
在法律宣称管不到情人出轨后，道哥亲自出马，把谢小萌打得死去活来。然后，道哥把破坏了他感情的坏人装在箱子里搬来搬去，显然，他气坏了，但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处理办法，这个箱子就像他心里的包袱一样，只能偶尔对着它踢两脚出气。
在电影中，安排了多场与出轨相关的暗示，而刘德华的《忘情水》在片中先后出现了三次，这不能不说具有某种暗示。而当道哥最后骑上摩托去袭击包世宏时，他竟然让一对正在路边汽车里乱搞的男女偶尔拉开的车门打飞了。此时，汽车中的一对男女正在对话：“你不觉得我们太快了一点了吗？”“太快了？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秉持好人必有好报的传统审美观，导演仍然给这部电影的正面主角包世宏设计了一个光辉的结局，当他善良的女朋友(或者是老婆，电影里没有交代)拿过他申明是假货的翡翠后，依然欣喜地靠在爱人肩膀上，两人共同看着大江边上的夕阳。这个光明的大众结局，给大多数自认为善良之辈的普通观众松了一口气。
脑有病：出口和入口的双重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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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李梓
民工在城市里生存环境的险恶，集中体现在脑有病的遭遇中
宁浩说，《疯狂的石头》剧本前后准备了6年。距离“十年磨一剑”尚远，整体优劣难以臧否。但一个民工的生存境况通过很少的几笔被勾画出来，则足够传神，足以显示现实的
险恶。
当被安排保卫翡翠时，包世宏以他的刑侦常识定义说：“流动人口是最大的隐患。”当罗汉寺内出现了盗匪踪迹的时候，这位保卫科长首先想到了门口的棒棒。为此，本已囊中羞涩的他凑出一盆礼物，以一番“袍哥人家”的“江湖行话”企图敲山震虎，让这群他眼中的“歹徒”远离他所看管的地盘。
但很显然，包世宏的“江湖”已经脱离了民工所接触的现实。一群民工在暗里地琢磨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城管”，然后，又有人理解为“便衣在文明执法”。
在相互的险恶推测中，代表城里人偏见的包世宏，显然并没有棒棒们推测的那么文明，他在看到一条歹徒袭警的新闻时说：“要我说，对待这种人就不要讲什么文明执法。”
民工在城市里生存环境的险恶，集中体现在脑有病的遭遇中。
在影片一开始，脑有病就努力扮演好一个憨厚无知的乡下人的角色，企图靠这个来诱骗城里人上他们的“易拉罐陷阱”，但谁知城里人早有“外来人口是最大的安全隐患”的认识，他那一身装束把人吓跑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镜头是，所有城里人都跑到另一个车厢，民工与城市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在那一瞬间展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脑有病依然有他关于道德的判断标准，他依据传统的道德，认为“老大的女人是不能动的”。当他在澡堂里遇到同样全身青肿的包世宏，还好心地帮他按摩。
当黑皮被派到下水道作业时，他不知道他已经踏上了一条险恶之路。他努力地在下水道里爬，没想到出口已经被包世宏用一尊法老压死，而他企图退回去时，麦克的宝马又不偏不倚地压在井盖上。法老是权势的象征，而宝马则是财富的象征，两座大山把脑有病在城市的通道毫不客气地堵上了。
这一场景表征了所有民工的现实处境：当他们进城务工的时候，其实已经踏上了一条两难的不归路。城市里充满了未知的险恶，没有人把他们当作城市的主人，正如片中彩铃所说，“你打电话我不接，你打它有啥用啊”。而在城市里无法生存想回到农村的时候，却发现那头的路也被堵死了。当前中国农村人口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在华北平原人口密集的地区，人均耕地不足半亩，农村剩余人口除了进城，更无其他出路可言。
当然，并非城里人就没有生存危机可言。从繁华的香港来的麦克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也被困在一段黑乎乎的管子里。导演用一段上下并列的管道，喻示了两人的根本区别：即使是受困，城里人也是被困在上面的管道里，而民工被困在城市的底部。当最后麦克终于从通风口爬出来，而黑皮也终于挣扎出下水道，两贼在罗汉寺门口巧遇，对视无语，这是整部影片最可乐、也最无语的一个场景。
影片的结尾仍然以对民工的暗喻结束，黑皮为了两个面包而被人在立交桥上追逐，他奋勇奔跑，却没有看清他所跑的路线是一个环形，尽管他要解决的只是温饱问题，尽管他以60迈的速度在城市中奔跑，却依然看不到出路。
脑有病前传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9日16:13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李梓
我始终认为，脑有病才是这部电影的真正主角，于是，我虚拟了这个故事
我叫脑有病，但我向你保证，我的脑子一点病都没有，我从小热爱劳动，刻苦学习，我只是不希望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罢了。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出了一道题：一个水池以一小时20立方米的速度进水，以一小时10立方米的速度排水，问20分钟后水池里有多少水。
我眼前立刻想象出一种正在哗啦啦漏水的水池。于是我对老师说，干吗不把出水口堵上，这样既节约水，题目也变容易了。但老师罚我站了一节课，说我不懂“规则”，并指着我的头说：“脑子有病啊！”从此，“脑有病”这个绰号就一直伴随着我，从小学到中学，从农村到城市。
很多年以后，我一直想写信告诉老师，我不是不会解那道题，而是爸爸妈妈一直教育我要节约用水，知道吗，浪费是最大的犯罪。
我有一项长项，我的两条腿跑得飞快，刚上初中，我的百米速度就达到12秒6。每次运动会，我都能带回一堆奖状，钉满家里的一面墙。我有时候甚至幻想自己能参加奥运会，跑得像那个飞人一样快。后来，我终于知道百米世界纪录是9秒78，但我相信我再长高些就能冲刺这个纪录。
高二那年，老爹指着我说：“这娃儿脑子不太好使，考大学估计是没希望了，不如早点进城赚钱。”我想反驳，这节约不是你教的嘛，咋拿到老师那里就变成脑有病了呢？想想又算了，家里早就想让我去打工了，同一个村的娃儿，脑子好使不好使，出路都一样。
要说我文凭没多高文凭，要力气没多大力气，所幸俺跑得快，有同乡就给俺介绍个工作：速递员。和那些上工地的同乡比起来，俺这个工作不算累，也不算太复杂，还有一身制服。
我整天奔跑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我送过很多种东西：家电、盒饭、包裹信件，以及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我必须跑得很快，在指定的时间将包裹送到指定的人手中，我敢说在城市里我的百米速度肯定跑进12秒了。
我不怕刮风下雨，最怕出状况，因为钱收不到公司是要从我们的薪水里扣掉的。有时候你跑得再快也没用，比如机票送到了却没有人签收，比如快餐送到了客户却不付账，因为菜已经凉了。当又一次有人企图找毛病拒不付账时，我一把夺过他手里挥舞的那张钞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掉了。我觉得特别自豪，门口两个保安都没有把我拦住。但那个客户打电话到公司，我被解雇了。
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我只是想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但却丢了饭碗，我的事情在网上传开了，再也没有速递公司愿意雇我。
后来我遇到小军，遇到道哥，我的速度又给我谋到了另一份饭碗。我们的活说起来也倍儿容易，我们只要穿上搬家公司的制服，瞅准人不在的时候，把需要的东西拿走，而且不用看人脸色。不是他们，我在这城市里早已无路可走，不过，也正是遇到他们，才让我现在卡在这个下水道里，不见天日。
现在是我卡在这里的第五天还是第六天，记不太清楚了。这都怪道哥，我早说了，小小一个翡翠，搞那么复杂干吗，用锤子哐啷一敲拿了就跑，谁能跑得过我。可简单的方法就是没人喜欢。道哥老把“素质”、“专业”挂在嘴边，可跑步才是我的专业长项，现在卡在下水道里，又能体现出什么素质呢？
等了那么久，终于听到上面有动静，卡住出口的那个鬼东西--一辆汽车--终于开走了。我终于重见天日了。如果让我知道是谁堵住我的出口的，我一定要他家里全部家具大卸八块，再对着那辆车踹上100脚，最后开走。不过眼下我可顾不上这个，我得赶紧找点吃的。
看见玻璃后面那堆金灿灿的面包时，我的脑海里同时涌出几个方案：说我是被盗的外地人让老板给我个面包充饥、拿身上的名牌抵--它现在全身污泥湿漉漉地淌水，或者站在门口不给就不走。我知道这里通行的规则是，我可以去买，去骗，或者可以去讨，但演戏和敲诈都不是我的专长。
我拿出锤子，哐当一声，拿了我想要的东西就跑。我跨过围栏，跳上台阶，跑过马路，跑上立交桥，动作像007一样一气呵成。死胖子竟然一直在后面追，我没想到他居然还有个小摩托。回首一瞥间，小摩托竟然已经打到60码了。让体育老师看见了，会为我骄傲的。
旁边的大广告牌上，写着12〃88，前两天我问了人才知道这是刘翔的新纪录。刘翔算什么，我已经跑得比他快了，只要跨过这个围栏，前面就是出口。我跑，我跑，我跑跑，可出口在哪儿呢？
契约社会的被放逐人群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09日16:13 新世纪周刊
吴金勇
一个人是通过财产才被整合进入社会的，而大多数人没有这些
《疯狂的石头》的场景在告诉人们：多年来，这个社会确实以世界瞩目的速度在发展，并出现许多经济现代化的迹象。强盗头道哥的女人听着MP3，玩着电动游戏，小弟黑皮穿着
“班尼路”，另一小弟小军整天喝着可口可乐；他们光顾的普通家庭里不仅有微波炉，还养着一条可爱的宠物狗；环球大发展集团这类公司里，一个秘书都能开上“宝马”……看来这个社会确实在日新月异地进步着。但是大多数人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生活幸福，甚至连强盗也沮丧地开始反思。
作为一个“飞车党”的典型代表，道哥死在了“事业正处于上升时期”的最关键时刻。撞车的一刹那他明白了，作为一个强盗，他是失败的，但值得欣慰的是，大多数观众并未就他的职业和悲惨下场而给出“罪有应得”的评语。于是在寂静的另一个世界中，他继续深刻思考自己生前提出的“道氏猜想”--“为什么世道变了，没有好人了？”这句疑问反映的是这个疯狂的群体对整个现实社会的困惑。
事实上，那些现代化的小玩意不仅未能改进反而弱化了个人功能和社会功能，并使之滑向了契约依赖。这是新古典经济盛行的一个主要前提，即契约自由→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同时有限资源→以议价方式→转移到最珍视它的人手中→实现私人产权清晰→高效率。这一路径导致的结果是一个没有财产或资源的人，就没有契约能力，也没有社会权利。用亨利·梅恩的名言：历史已从身份转移到了合同。他的意思是说，以前身份的确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再衍生出人和财产的关系。现在则是财产与财产之间的关系--合同的本质--决定着没有其他社会关系的人们之间的身份关系。换言之，个人是通过财产才被整合进入社会的。
因此，在这个社会中，强盗们的个人功能必然地游离于契约社会的主流。“骗，我们不专业呀！”“绑架，我们不专业呀！”当三个盲流无产者在畅谈“这回就有项目了”、“事业处于上升期”等契约语言时，只能说明契约价值观在这个社会的传播是成功且有效的。一个没有什么任何能力，也没有任何权利的人都在深信契约的市场法则。
事实上，正如德鲁克分析的那样，对于无功能又无身份的个人而言，社会是不合理的、不可测的。无根的个人是一个被放逐者。因为社会功能和社会身份的缺失把人逐出其同类的社会，他看不到社会存在，他只看到种种恶势力。他就像一个被蒙着双眼的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玩一种他不知道规则的游戏；而赌注则是他自己的幸福，他自己的生计，甚至是他自己的生命。
另一群月薪仅几百元且6个月没发工资的工人们同样是没有契约能力的，依靠“翡翠搭台，经济唱戏”来挽救自己。这其实只能叫戏文，不是现实，而现实规则是大发展集团的冯董所说：“狼吃肉，狗吃屎。这是竞争法则。”
契约法则意味着整个经济领域都得服从市场。市场因为不干涉主义的理论要求，不仅仅保护了自身免受政治政府的干预，它还形成了自己的制度规则而天然地将公权力拒之门外。保卫科长的车撞上了宝马车后，交警来到现场。“公了？私了？”“私了。”这时财产与权利是同一性的。宝马车主不仅没收了保卫科长的驾照，而且在蔑视正义的公权力的情况下，自定赔偿价格8000元。让公众气愤的是他猖獗的表演行为却是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同样,曙光工艺品厂被私企兼并，厂地将建成酒店式公寓。当愤怒的工人质问厂长：“你为什么把厂子卖了？”厂长的回答只一句：“我会给你发工资的。”这一瞬间，一句话，几百名工人也脱离了这个社会。
若干个只能出现在戏剧中的千载难逢的巧合，使得保卫科长成了幸福的人。“好市民”奖是政府的一种鼓励。但这事显然不如他能撒出尿来更让他满足。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什么是决定权力以及什么是决定性制度组织，并不总是以法律规定为依据的。换言之，社会的控制力量并不总是与政治政府是同一的。
第十二篇文章标题：人伦在颠覆权威在瓦解 -本刊记者/蒋志高
副标题一：只有在中国的中国人，才能深刻理解人际关系与权威的颠覆与消解，才能发现其中的可笑之处
从艺术和技术的角度而言，《疯狂的石头》是个老套的笨贼故事，其叙事方式也并不新鲜，对于受过《两杆大烟枪》、《偷拐抢骗》、《低俗小说》等电影教育的中国影迷来说，甚至会感到失望。
但是，就是这样一部成本不足300万元的电影，却在一个月内拿下1660万元的票房。以每张票30元计，这意味着至少有55万人走进电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此外，大街小巷流通的盗版、正版影碟，后面的观看人群则无法计数。
难道真如有人所讥讽的那样，是因为中国观众见识不够、太容易满足，小小一块石头，就让大众癫狂？
一个有趣的对比是，一位新加坡人看完这个电影后，茫然不知旁边的中国人为何而乐。
是什么东西深深地打动了这些本土观众？答案很显然，是影片所在的语境与场域，是影片中展现的颠覆的人际关系与被瓦解的权威。
“脑有病”和关公
通过谎报火警，道哥这个小偷团伙成功地骗开了保卫科长包世宏，一身CS造型的“脑有病”潜入罗汉寺。请注意一个细节：在正式作业之前，“脑有病”用香烟给关公上香。
关公之于中国，一直具有特殊的地位。1928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神祠存废标准令》，其中首先保存的是先哲类，“凡有功于民族、国家、社会、发明学术、利溥人群及忠烈孝义，是为人类矜式者”，具体列属有12人，关羽与伏羲、神农、孔孟等并列。
另一个与此相映照的细节是，包世宏讲到罗汉寺为什么没被拆时，是因为“这里几朝几代都是万人坑，一到晚上就呜呜响”。虽然表面上包世宏和三宝都无所畏惧，但旁边的四眼小保安还是吓得紧紧捏住了三宝的腿。
儒、道、佛等三教九流加上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以及神话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中国人的神，此外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鬼，使得中国人的信仰系统规模庞大，几乎无法理清头绪。《疯狂的石头》也展现了中国的多偶像现实。
“为什么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有那么多鬼神系统？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中国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能没有权威。”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翟学伟分析。
“假定中国人的信仰系统中像西方基督教那样只有一个神，会如何呢？答案只能是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平等，因为人们借来压倒对方的神源自同一个神，那结果只能是除了此神之外，人无法在信念上比别人更强大。”翟学伟说。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脑有病在关公面前烧香，却是要其保佑自己盗窃之事，其功利性显而易见，这种“被借用的文化权威”在事败之后，得到的是一句--“你娘！”
城管、警察和棒棒军
当包世宏误以为展厅外面的棒棒军是图谋盗窃翡翠的小偷时，他和三宝买了烟和酒，跑到他们的宿舍，说：“小船要过千番浪，大水不淹一家人，袍哥人家从不拉稀摆待，今儿把大家请起来，就是希望跟大家沟通沟通。罗汉寺这一块呢，请大家高抬贵手。”
令人感兴趣的不是包世宏的这番具有中国特色的表白，而是棒棒军对这种对等沟通方式的相顾愕然及对包世宏身份的下意识判断。
一位棒棒说：“城管。”
另一位棒棒纠正：“便衣，文明执法。”
此时笑声足以哄堂。
不妨从一条近期大热的新闻中去寻找笑声的现实来源，在8月1日新浪网“深圳市城管队员遭街道办城管当街扒裤(组图)”这条新闻下面，链结了最近3个月内的10条与城管有关的新闻：
陕西安塞城管殴打13岁男孩被停职
城管查违章两民工被打 执法队称没打人
农民因在街头卖玉米被城管人员打折肋骨
北京城管围殴商贩 大学生拍照被打倒在地
西宁数名城管人员执法被打伤
南沙执法人员遇暴力抗法 违建屋主殴打城管
呼市赛罕区城管人员拆除临建被六人打伤
交警查小公共被打城管清理黑三轮遭围
协管员揭城管黑幕：用铁锤打人逼吃烟灰
北京摩的司机打伤城管
这些新闻一个共同的关键词是“打”：城管打人，或者被打。社会学者丹尼斯朗把权威分为“强制性权威、诱导性权威、合法权威、合格权威和个人权威”。所谓合法权威，是一种权力关系，即掌权者拥有公认的发布命令的权力，而权力对象有公认的服从义务。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城管还是便衣，所拥有的都是一种典型的合法权威，但在上述新闻中，掌权者和权力对象之间的剧烈冲突让这种合法性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且一个“打”，更突显了一种紧张关系。
这部影片中还有一处也出现了“文明执法”，在听一条“光天化日，歹徒行凶，人民警察英勇负伤”的新闻时，包世宏笑了，他说：“要我说，对待这种坏人，就不要讲啥文明执法。”这是权力对象的另一种黑色幽默。
谢千里和谢小萌
父子关系在中国文化中历来具有突出地位。
学者许火良光分析过中国传统父子中的权威关系：“表面上看，父子关系似乎是单方面的，即：与父亲倚赖儿子相比，儿子更倚赖父亲。但事实上，这种义务完全是相互的，儿子须向父亲提供各种服务：绝对服从和尊重，竭尽全力地侍奉生前和死后的父亲；父亲对儿子则要在安排儿子婚事、保护儿子以及财产继承权方面尽其所能。”
在《疯狂的石头》中，父子关系已经与此背道而驰：父亲谢千里和儿子谢小萌总共只有两次见面，两次皆以父亲痛打儿子结束；儿子谢小萌信奉的是“与爹地斗，其乐无穷”；谢千里在儿子的情事上彻底丧失发言权；至于财产，更需要谢小萌行骗才能获得。
更意味深长的是，这不仅仅是谢小萌的个人故事。在谢小萌偷换翡翠前，包世宏不答应打开展柜的玻璃盖，“这个不得行，你老子不开条子，是哪个也不得打开”，但谢小萌一句“我父亲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让包世宏会心地笑了，随后将展柜打开--在和上一代隔裂的认识上，下一代人已经达成了共识。
冯董、秦丰收和工艺品厂员工
直到电影结束，人们还不知道冯董究竟叫什么名字。
任何权威的表达，都需要某种形式外显出来才能更具有合法性，话语表达就是其一。他不需要名字，一个“董”字，就足以代表了背后的金钱和力量，而且更多时候，他都不需要自己亲自出面。
因此，人们看到冯董的代理人秦丰收可以理直气壮地命令工人“搞快点，搞快点，拆了，拆了，全都拆了”，也可以“指点”厂长谢千里：“早点喊大家下岗，这个才是做善事，早死早超生呀。”
金钱代表的权威在影片一开始就展示得淋漓尽致，当包世宏的面包车撞到秦丰收的“别摸我(BMW)”时，一个车灯的价格是5000元，与此相对比，是包世宏半年的工资只有4800元。
在现实生活中，到处都可以找到这种投射，例如同样是地产大亨的任志强就公然说过：“我是一个商人，我不应该考虑穷人。如果考虑穷人，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就是错误的。因为投资者是让我拿这个钱去赚钱，而不是去救济穷人。”
所以，人们完全可以理解三宝整天想着买彩票中大奖，更可以理解当包世宏误以为同样开着“别摸我”的国际大盗麦克是秦丰收时，他用嘶哑的嗓子喊出“不就是5000块钱么，想逼死人啊”是何等悲愤。
副标题六：谢千里和包世宏
谢千里和包世宏同属工艺品厂，是“一个单位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家全面占有和控制各种社会资源，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进而形成对单位的绝对领导和支配；单位全面占有和控制单位成员发展的机会以及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中必需的资源，绝对的优势地位进而形成对单位成员的绝对领导和支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汉林分析。
在影片中，依然可以看到个体对单位的这种全面依赖性，用冯董的话说，厂长谢千里管的是200多张等着吃饭的嘴。
但这种依赖性因为社会的转型而迅速消解。例如，包世宏半年没有发工资，三宝家人的几百元医药费至今未报。
包世宏受命保护翡翠，既是为了饭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传统单位权威的一种尊崇，而谢千里把厂子卖了，他突然间有种被欺骗感。包世宏最终对谢千里吼出了一句：“你个龟儿子把全厂人给卖了！”
个体与单位权威的最终决裂，在这一吼中无奈地成为现实。
副标题七：冯董和媒体
“炒作！玉皇大帝拉出来的胆结石，也值不了千八百万！”冯董拿着一张都市报，拍案而起。
这是冯董第一次和媒体发生关系。此时，媒体在他眼中，充当的是哄客角色。
冯董第二次面对媒体是在影片的结尾，他站上了罗汉寺的展堂，镜头俯拍下去，看到了这位董事长光光的脑袋和墨镜。
“媒体的朋友，大家好！”哄客一样的媒体，在这里与财富结成同盟，在两者“你拍一，我拍一”式的双人舞中，媒体的权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嘲弄。
如果《疯狂的石头》还算是一种艺术的话，它再度证明这句话：艺术来源于生活。如果不是艺术，则只能证明：它就是生活。中国社会正在新的财富价值观下重新组合，前景如何无法描绘，但现实，是一滴水或者哪怕一块顽石，都能映照出只鳞片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