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动山河艹后母:1958年周恩来总理辞职内幕

1958年周恩来总理辞职内幕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委婉地提出，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主席。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周恩来提出辞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指出：“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
　　从时间节点上看，周恩来辞职和中央下发《通知》高度相关，两件事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关联性？可以肯定的是，周恩来提出辞职时不可能不知道中央第二天要下发《通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经过改革，国务院的职能弱化，甚至被转移，这是否为周恩来提出辞职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呢？为此，本文通过对当时经济背景和政治背景的分析，来解读周恩来辞职的原因。
　　经济背景：毛泽东提出反反冒进
　　1955年，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由于经验不足，都对经济形势判断较为乐观。结果，1956年出现了经济过热，资金、原材料和市场十分紧张的现象。周恩来、陈云等人发现这一问题后，当机立断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压了下来。周恩来、陈云刹车了，但毛泽东还没有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虽然没有反对，但当1957年他准备开展“大跃进”的时候，却开始批评周恩来和陈云。
　　为此，在1957年末至1958年初那段时间，毛泽东有几番讲话。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说：
　　1955年来了一个高涨，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主要是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多快好省，一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是促进委员会。……1956年的毛病是基本建设多用了30亿元，生产了600万部不适用的双轮双铧犁。这可以组织个临时促退小组来解决，但共产党总的方针是促进而不是促退。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
　　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篇社论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和政治局讨论过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1958年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的批评，是直截了当的：“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11日晚，毛泽东进而又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6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篇社论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三扁担，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毛泽东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毛泽东”。他在这篇社论上批注：“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毛泽东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反冒进的，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于1月19日晚在南宁作了检讨：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表示，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
　　2月18日，毛泽东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
　　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3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曾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工作人员梅行这样回忆：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他见我去了以后叫我等等，一会儿把我带到他办公室去，跟我谈工作，十几分钟就完了。谈完以后我就很奇怪，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置被免了。总理因为做惯了工作，没有工作他会很难受。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回忆：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我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来表达他想说的话。
　　在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对国务院的工作进行了检讨：
　　在经济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报告，更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即使请示了，报告了，也不是“毛毛细雨”，而是“倾盆大雨”，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对于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来不及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
　　南宁会议后，毛泽东掌管了经济大权。反反冒进的气氛则一直延续到了八大二次会议。
　　这场对反冒进的批评是毛泽东发动和主持的，被批评的是在中央和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批评者言词猛烈，且有痛快淋漓之势，而被批评者却几乎没有可能进行说明和申述，只能一个劲地做自我批评，包括不得不发一些违心之论。在这种气氛下，周恩来的心情可想而知。风头过后，他向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也就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