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体育二级证怎么考:朱德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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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自述》
继《刘少奇自述》后看的第二本自述了。来自朱德自述的手抄本。
印象最深的是朱德很多次说“很有趣味”：带兵很有趣味，在德国旅行很有趣味，长征很有趣味。。。没想到，但再想想，就觉得挺亲切。
他无意中揭开了一个我长久以来想要弄清的问题的答案，即：中共是如何赢得中国的。他总结成两句：土改给了我们人，我们又学会了打大城市的方法，这样，我们就没有理由不赢。
其中提到最后人民解放军中60%的战士都是俘虏国民党战士转化而来的，也令人惊叹。
他说，读书要记笔记。所以看了一遍书后，又回过头记了一遍。确实，记下来的过程，让我发现很多看的时候没有发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非常关键。
下面是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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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时家里很勤苦，很有规则。祖母给大家分工很好，管束很紧，大家很早就起来各做各的事，没有一个人敢懒，谁也不闹什么，这对我影响很好。
十一岁时我跟席老师读书，他的思想是开展的。他说历史上都是为了个人的，周朝是假的，那些历史上的人物都是假的，从古至今都是一样坏。他佩服做事业的人。认为要能做事，才能救世界，只有没有路的人，才去做神仙。他说做得好只是用人处事得当。他对我们的学业抓得很紧，不断逼着我们交卷，这样好，进步很快。
到了街上，痞子很多，要靠另一种本事来支持，要不就要吃亏。在街上几年，人情世故都通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人家都以为是老手。从最下层到最高层你弄我我弄你的那些曲折道路都清楚了。那是十几岁的时候，思想复杂得很。
二十岁的时候去考试，结果在一千人里考在了前二十名。家里还不相信，确认后就决定叫我读书了。到了成都。
办学的人是和戊戌变法有关的。校长叫张澜，热烈地鼓吹"要牺牲身家性命救国家"。我的思想更开展了，读科学更愿意读。此时市面上发展很快，各方面多在变迁。当官的虽然压迫百姓，但对学堂很客气，还看看望望的。当时学生都自命为中国主人翁，一般人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学校很郑重其事，认真搞，比后来的学校要好。只是内容不够。这时革命思想也多了起来，想的是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
毕业后回到县里办学校，我管经济，庶务。以前管理书院的秀才举人们和那些顽固绅士们和我们作对，这一年不断地和人吵，得到很大的经验教训是科学和封建的斗争。一切龌龊事都来了，闻所未闻。人情世故懂得更多了，但也学得很多办事的本领。
既然非得救国不可，就下了决心去云南参加新军。在讲武堂参加了同盟会。学校管束很严，生活很苦，但我学习得很舒服。这是一个特别专心学习的时期。军事和普通科学方面都有一些心得。学校差不多都是同盟会的人在办，一切动作都实际化，拼命地练，很艰苦的。那时最爱练体操，在学校算一个好手。经常去教别的同学们，自己也就学得更快一些。
新军里很多四川人，仰仗乡土关系，我们可以得到掩护。我当司务长一个月，士兵就运动到手了。碰上打人的官长我们就对士兵表示同情，再帮他们写写家信，多上上课，感情好一点，士兵就听话了。那时候兵也算好带，可是你要是没有一点本事，他就会欺负你。旁人带不下，我们就行。兵说不打人就好，好得要命。我们也觉得带兵有味道。
云南起义后进入四川，我们到处都被老百姓欢迎。我们自己预先还没有感觉到，老百姓对"革命"都有着那么好的兴趣。但我们就因为没有大计划，没有把队伍整理一下，顺长江下武汉，而坐失了控制赣皖的可能。实际革命没有一个计划是不会成功的。
回到昆明当讲武堂学生队长，有些学生是革命过来的，不太容易管。所以把军事学等都重新温习了一回，好镇住他们。
云南起义后，蔡松坡干了两年，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军队真正看做是国家的军队。革命后孙先生的妥协我们感觉不太好。旧势力本来在那儿崩溃，可是我们只想快点成功，拉拢拉拢，结果旧势力反占了优势，新势力站不起来了。其实各方面都可以打的。另外，在新势力中也发生了腐化，大家都想做官、搞钱，不去搞军队了。终究过不了封建势力这一关，处处用旧势力、用官僚，不破格用人，新的人多不敢用，整个政策妥协，同时也不知道巩固根据地。
1921年我的特殊战术已经出名，令人害怕。这套战术是我驻在印度支那边界时和部落土匪作战的经验中学到的机动游击战术。我和他们打过硬仗，从中学到的经验，特别有价值。当然，我把我的经验和书本及学校里学到的知识结合了起来。
我和弟兄们共同生活，打成一片，得到他们的信任。每次作战，无论大小，事先勘察地形，精密计划每项细节。细心处理一切，亲自领导部队。坚持从各方面弄清敌人阵地的情况。和民众的关系很好，这给我很大帮助。蔡锷以其指挥战术著称，他教了我很多东西。此外，要对政治形势了解，这样，战士们就会有为主义而坚决战斗的高昂士气。
我很佩服两个德国人-兴登堡和麦金森，后者是运动战专家。法国的福煦将军、苏联的加仑（布卢彻）也经验一流。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拿破仑，也喜欢华盛顿，我知道总有一天中国农民也会像美国革命中农民志愿军那样，为自由和独立而战斗。
在中国方面我钦佩蔡锷，他是最优秀的军事专家。而在政治方面，我一向敬服孙逸仙。
中国士兵只缺乏政治训练。他们能吃苦，在精神和肉体上能忍受极大困难，依然保持士气，正如中国苦力在吃苦耐劳方面举世无双一样。中国只是军官坏、不称职。
蔡锷从北京逃回来，领导第二次云南起义。我带了两个团。打了几个月，六千人抵着敌人几十万，打得很苦。那时就是专靠打游击战，专靠群众拥护，不完全阵地战，给了很大锻炼，在整个中国打出了名。每当一条战线要垮了的时候，我到了就支持住了。有一次只带了两个炮步新兵连，几乎被捉，结果以一千发炮弹打退了敌人。那时候指挥员的威信是需要的，干部多是讲武堂练出来的，有了信心，就支持着。敌人也不凶。打大仗，我还是在那时学出来的。指挥三个团，一条战线，还是可以的。
在泸州有一次恶战，把衣服帽子都打烂，马也打死，只我没有受伤--打仗只要胆子很大，又沉着。我一次没有受过伤，是怪事情，而且每次都在子弹射程范围内呢？
敌人内部总有矛盾。张敬尧骄傲得很，上奏折要把败将处死，这些人就不干了，和我们通气，不打，还提供子弹给我们。所以我们就集中力量打张敬尧，一下就把他打下去了。
每一次总是垮了再来。队伍少，只能抽出一两个连来冲锋。一次在一个山坡上守了四五十天，后来很困苦地下来了，赶了一天路到一个山地里，隔了几天就反攻回去了，一个夜袭，还是又把敌人打败了。还有一次，被敌人围着。敌人又有炮。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一炮打来，房中间的人都打死了，我只溅了一身泥。最后敌人自己的炮反而打垮了自己的军队。四川的地形也怪，我们爬进沟沟去，不出来，炮也打不着，等到夜里就冲出来了。这样到山地里又守了两个多月。
你仗打得越多，就越能掌握局势。
袁世凯死了，蔡松坡做了四川督军。害病，35岁就死了。这次战争，我们懂得了做统一战线，也知道了要群众（辛亥革命时还不懂得），还保留了云南的根据地。可是蔡锷一死，便全部又重新造了反。四川根本不是革命的根据地。又打了很多仗，把四川让给敌人了。
那时我们蠢得很，抱精兵主义，不知道扩大革命军队，搞来搞去还是那些人。后来人渐渐打少了。我们帮一些同盟会的朋友建立了军队，结果后来他们变封建主义了，回过头来打我们。
打来打去，又回到了云南。很多从前的革命分子，都升官发财去了，实际革命并没有成功。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苏俄革命的胜利让我们思想起了很大变化。自己对苏联那种"不做工不吃饭"的办法很感兴趣。自己周围的旧势力、封建的一套很厉害，想甩都甩不掉，天天就是官场上那一套。那时除了读《新青年》，还看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自由论》等。
那时已经想出洋。虽然感到打来打去没有出路，但也没有悲观失望。到了上海，主要是寻找新革命的道路。都说我有钱，其实是个穷光蛋。都来找我，简直有绑票的形式，就离开上海，往北方跑了。朋友和李大钊、陈独秀都认识，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看了些革命的书籍。到北京觉得封建味道太浓了，街上弯腰请安的人很多，中国已是破烂不堪了。但共产党还是没找到。我又回到上海，不敢在上海久住，上海太乱，不成样子，是一个少数人穷奢极欲、贪污腐化，而多数人昼夜工作、受苦受难的地狱。每当我看到垂死的人躺在人行道上，或工人象一股暗流从工厂里出来的时候，以及看到外国人把中国人推出人行道外时，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一支大军，跟随着我去战斗。
在上海见到孙中山。他想拿钱叫我回已经到广西的滇军去，然后去打广东的陈炯明。我拒绝了。孙先生很仔细地听我们拒绝的原因。我们说我们对与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已经失去信心了。我们要去看看俄国人的方法，他们似乎采用了我们从未听过的理论和方法。我说要出国。孙先生问我们为什么不去美国。我回答说欧洲的社会主义最强大。孙先生同意我们的意见。他说他正在制定国民党的新政策。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在和苏联合作。
我去见陈独秀的时候满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就可以被接受，因为国民党就是如此。结果受到了冷落。我默然地离开了。那些日子真难过。
途中路过四川的时候刘湘急于给我一个师长的位子，我拒绝了。这是我读了俄国革命的书籍后产生的想法。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军阀混战的局面让我非常失望。我认识到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彻底地、更深入地进行中国革命。我从上海找到北京，又从北京回到上海，到处乱跑，就是找不到共产党。当时孙中山的机关报《民报》的编辑也和我一起去找共产党。回到上海后我见到了孙中山。他是一个非常真诚、坚决、明智的领导者。我想去德国学军事，亲眼看看世界大战的后果。
坐船去法国一路上感到海的宽阔，这对我来说是特别有趣味的。到哪里就买个地图旅行指南，照上面的到处走。一路上贫富悬殊太大了，穷人到处受压迫。到了巴黎就和章伯钧那些人，统统去了柏林。
1922年到了柏林，感到很舒服，象疯狂了一样，一切目的都达到了，快乐得很。而且在柏林不久就找到共产党的关系了。
买了一张柏林的地图。电车不敢坐，硬是走路。那时还带着军事眼光，一过哪里，就想："这里要是打起仗来，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里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现在想起来，逛柏林很有趣，我连城外几十里以内都走遍了。就这样每天买书、逛街。几个月以后，德文好了些，就开始坐火车出去转了。差不多旅行了全部的德国。真是舒服极了。
然后又到哥廷根念书，听社会科学、哲学。。。挂在学校里，干了错事，警察看看护照就算了。每周都开两次讨论会，讨论形势和革命的理论问题，读的都是马列主义。然后回到柏林专门做革命运动。当时德国的共产党、学生运动都做得很好。后来参加德国共产党的大会被捕，中国公使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不保释我，就在美国革命者抚恤会的帮助下，到了苏联。
在苏联进步很大。关于中国的统计表、数字很多，把中国的事看通了。接着又研究世界的经济地理，打下来很坚固的根底，以后看什么书都有把握。根据数字来判断政治是很容易的，没有数字判断事情就是空洞的。越是复杂的数字越要记清楚。一天就老是学习，研究，另外就忙着参观，博物馆、学校，工厂、军队，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影响。在苏联的这一段是最愉快、最舒服、最快乐的一段。
我那时还带有中国旧社会的好的道德，同时也是革命的前进者，一般人听了我的劝告的话，感想相当好。我还喜欢处处去讲世界上的事情，有些人很爱听。我也看清了各种组织和它们的相互影响，这对于我回国后在一般团体里对同志的爱护都有影响。
我有一种习惯，喜爱名山大川。在苏联跑了不少，顶高兴的是那些森林。大革命起来，就被催启程了。
到了上海，开始做秘密工作，当时北伐军正要出发，利用我的上层关系就去调查北方军队的布置。然后又去四川做杨森的工作。当时四川是顶乱了，一县就是几个团，搞得民不聊生。然后到南昌朱培德处。他是我云南的同学、同事，那里也有许多当年我的部下。一般人对我是十分欢迎的。就在那里搞各种活动：军校、工会、工农训练班、农民讲习所，后来井冈山上很多干部就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这时有一个缺点，就是党没有把大批的学生送到军校里来，增强我们自己的力量。国共分裂，因为和朱培德感情还好，博得一个"欢送"。当时把共产党员限在5万的数目上，没有好好发展；还不晓得要武装。
南昌暴动的队伍如果大大地组织一下，搞好，连队伍带群众组织二三十个团是可以的。但那时只知道单凭几个人打天下，同时也不知道改造军队。一些在革命势力威胁下同情的队伍，后来又走了。那时部队充斥着家乡观念，还是依靠那些旧军官，没有在党的观念上带兵。平时没有决心，当时急着干，那还行？！天又热，行军又急迫，不久就带垮了一些。那时我带了两连人，和郭沫若他们一起，在前门做宣传、找粮食。都有经验，一到了地方，事情便办起来了。群众很欢迎。那时宣传的还是国民革命。
撤往江西、湖南，开始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阶级斗争，组织起一两千人的红军，有陈毅、林彪。沿途部队跑了许多，到了山上就开始坚决地组织队伍。干部相当多，组成了教导队，重新组织了党的教育机关，建立党的支部。大家兴趣很高，热烈地开会，组织，连伙夫都如此，都认为必须阶级斗争、组织红军。和云南起义的同志范石生建立了统一战线，得到他的支援。军阀们混战，没来打我们，得到了休息。
到韶关组织农会，打土豪，打得稀烂。这样一来，统一战线建不起来了。去井冈山。走时，范送来一万块钱，来信说：你们是会成功的，我劝你几件事，政治上不要好杀人，军事上多走大路，不要走小路把部队搞掉。
搞暴动，就是把当地县长、土豪抓住、城市控制住，然后分兵下乡打仗，组织苏维埃，迅速组织农会、工会。
围剿的来了，我们依靠着山和群众。刚刚宿营，去看地形，好布置步哨，离山顶百把米，许克祥的一连人竟占领了山顶。我们边打边退，然后派一连步哨从他们后面插上去，就打垮了。追击，到了一个地形险要、群众又好的地方整理了一下，又打出来。我们没有一个不奋勇地追赶，大家都感到热闹有趣。打垮了5个团，我们大发其财，把散兵军官也通通编起来，充实了自己的队伍。群众听说打垮了许克祥，都高兴地跳起来，因为他实在杀了太多的人。
到了唐生智的阵地，面前那些农民、地方党的同志都高兴地跳起来说：去报仇、去报仇！又告诉说：那里只有六个连。就一支队伍插到后面去，正面小小地一打，后面再一打，一下搞得沟里去了。六个连通通缴了械，全收编了。然后当地的同志都兴奋起来，要暴动暴动。这情绪是压不下去的。不暴动是不行的，就带兵去支援。民团根本不大坚决，一个班去就缴了八十支枪。然后就打土豪、分田地。一个月不到，就暴动完了，组织了湘南苏维埃，主席是陈毅。
不久敌人五个师的"会剿"来了，就一面打，一面收缩，在各处山上布置好，留下些游击队，其余队伍上了井冈山。
那时群众真正鼓起劲来了，打土豪打得很彻底。只是湘南党的负责人整个是盲动主义，到处乱杀乱打。。。一般缺点是盲动主义相对浓厚，农民有报复主义现象，因为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受的摧残太厉害了，结果一翻转，就盲动主义。同时，党的政策方面，抱精兵主义，没有放手干，没有很好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新的力量。而组织的军队中因为农民乡土观念重，很多都送回去了。因为盲动，又把好多同情分子给搞翻了。县城里有钱的跑掉了，杀的杀掉了。总之策略上有些过左。
打游击太辛苦了，都是单衣，吃饭困难，天天吃南瓜，就这样还干得热火朝天。没仗打的时候就训练干部、训练队伍，积极整顿，发动和武装群众，建立政权，组织少先队。。。敌人军心相当动摇，过来了好几个营。在群众中艰苦地熬过来了。势力不大，'会剿'也多，可是慢慢地军队有了力量了，政治也坚定了。曾在山顶存了很多粮食，寨子也修得很漂亮、很好。
下山以后，在江西、广东、福建之间打来打去。有时候还挺危险的。有次受到围攻，应该急行军撤走的，结果没撤，又没集中力量打，结果死伤了二三百人。有时一路遭受堵截，没有一点地方不是。有次很疲倦了，准备宿营，这时地方党的同志来报信说敌人来了，就赶紧撤走，如果被偷袭，就会被敌人搞垮了。有次通过了一半被敌人发现了，掩护部队非常少，陈毅同志几乎被捉，敌人拼命抢东西，他才逃掉了。我带三个人打后卫，一下十几里。有次碰上打完一个旅的敌人，就再走，下起大雨，路又滑，大家又得抬着伤兵。。。有次刚刚睡好，侦探很确实地报告说：敌人来了!我们不相信，还把他说了一顿，结果那边敌人就打响了。就趁晚上赶紧布置好，一打打过去了。那是挺紧张有趣的一段，小仗天天打，团防常常向我们打两枪，就这样打破了敌人的"久困穷追"的计划。
蒋介石打完阎冯联军，发到第一次围剿。这时我们的情报工作比过去好得多了，我们估计敌人的战线非常准确。国民党实在很愚笨，他们把自己的军事计划、军队调动都登在报纸上。我们的战略是诱敌深入，而我们在敌人进来的时候在后方训练新兵。那时新兵实在很多。我们然后突然包围敌人，消灭他们。敌人的司令很愚笨，急于获得蒋介石的欢心，贪心地深入苏区。我们用五倍的兵力围住，当然全部消灭他们。
我一生保持很早起床的习惯，并要把工作都做完后再睡觉，通常在12点以后。我这一生是从要求有严格纪律的工作和学习中训练出来的。但因为我们的战斗要听从于司令部，所以我的实际工作学习却从来没有规律。
我时常给部队上军事课，也时常视察部队，看看他们的组织和活动。参加参谋会议、党的会议、司令部的党组会议、部队各部门首长之间的会议、特殊问题出现时的会议。每次战斗前开战斗部队的动员会议，由指挥员报告我们的计划和敌情，政委讲解战役或战斗的意义，及在战争中瓦解或争取敌人的政治战术。每次战斗后总要有两个会议：指挥员会议和指挥员与战士的联席会议，对战斗进行分析。我争取参加每一次会议，因为这种会议对于我们部队具有最大的技术和教育价值。在会议上战士和指挥员都充分发言，他们可以彼此批评，也可以批评全部战斗计划和计划执行的得失。这样我们就能改正错误，发现能力不足的指挥员，提升有功的战士。我们通过这种措施，消灭了封建遗风，保持了军队民主化，并在战士之间发扬了自己的纪律。任何人如果有畏缩不前或判断错误，或在战斗中破坏命令，都必须说明原因，保证改正；任何指挥员如果打骂战士，违反军事规则，都必须在这公众舆论的法庭前解答。罪名一旦成立，就由司令部处分。而会议结果最后印出小册子，作为全军的学习材料。
每天也有许多情报和其它报告要研究、处理。凡是我能找得到的书，都反复研究。一次我们缴获了许多有关军事战略和战术的书籍和小册子，我都看了，对我们部队很有好处。
每个师有一个士兵委员会，管理军需，维持风纪，负责教育和娱乐活动。我们在部队里订出了正规化的学习时间，学习军事和政治科目，进行扫盲。到春耕秋收，就要帮助农民干活，这是维持健康的好方法。我们帮助农民，开垦荒地，但这里的地太贫瘠了，粮食还是个严重问题。4月，为了避免动用战争储备粮，我们向农民借粮，农民问我：怎么能够订出归还的日期呢？我就反问道：有没有答应还而还不出来的事呢？他们说没有过，我们就都大笑起来。农民知道这里面的意思。
这时我们把军队、人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组成的行政机构、群众组织进行了清楚的分工。成立了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二次围剿前，AB团到处加强活动，为此我们有时彻夜开会。
二次围剿时我们有缴获的无线电的帮助，第一次战役中获得的经验也很有用处。我们在15天内扫过800里战线，利用的战术是现代战争中突破敌人防线的最高明的战术。这次胜利大大提高了红军的自信，同时也激起了苏区群众热烈的反应，大家给红军大大的帮助。
我们对敌人的工事和计划了如指掌，因为修筑工事的农民告诉了我们一切。下达战斗命令后，成千上万的群众带着担架、扁担、箩筐到各地集中，准备配合我们。
前两天寂静得有些蹊跷。我便带着参谋长和两连卫队下山去看个究竟，突然迎面来了敌人的前卫部队，我们就在林木丛生的山坡上散开，边打边退。敌人也十分谨慎。打了三个小时后，敌人开始撤退，远处我们的主力开始攻击敌人的后方了。然后我们攻打遂安。敌人丢下充实的军需仓库四处逃窜。群众收拾完军需仓库后我说：我不是早说过按期还粮吗？。大家就都大笑起来。
我们攻势连绵不断，打完了睡，睡完了打，这段时间我几乎记不起有睡觉的事，一直干了15天，在敌后展开了扫荡战。我们边打边唱、边呼口号。我们把敌人赶到水田里，再把他们拉出来。敌人的高个北方大汉频频摇头，说不能在山地、雨中作战。
这次战斗中国民党军官开始鼓励他们的士兵为非作歹，好让他们不敢向我们投降。这有一定的成效。但国民党的每一个部队都有人来给红军送信，报告自己开往何处。红军的情报工作满布苏区，并深入敌区。我们开设特别训练班训练情报人员，其中不少妇女和儿童，另有一些小贩和手艺人。他们可以到有钱人家工作、在国民党区域买东西，或混入敌人营盘活动。有一组人专门研究敌人各种电码、出版物，和俘虏谈话；另一组人负责从新占领区收集情报；还有一组人专研究历史工作-敌人每个军的军官和士兵的背景；从哪个省来的；过去的历史和组织；战斗力，军里有什么变化，等等。我们然后决定应付他们的最好办法。
我军伤亡也很严重，但我们依靠的是群众的帮助和自己的战斗力。在一封彭德怀的信中他说：群众深恨白匪，对我军帮助极大。我军前进过远，部队甚感疲劳。在一次攻占敌人工事后，他又报告说：我方伤亡达全师三分之一。有的部队干部伤亡过半。
第三次反围剿，天气热得可怕。敌人先兵分四路，我们就占领了四路中间的空隙，不断袭扰他们。吃掉了几个较弱的部队。敌人然后改变战略，集中到一起，我们就搬空粮食，让游击队去袭扰他们。这时我们因打了一些胜仗，骄傲起来，不慎重行事，愚蠢地攻击19路军。他们是生力军。我们陷入胶着状态。
这时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进和巩固苏维埃运动。建立了许多小学，还做了许多其他的工作。
第四次反围剿我们经济情况不太好，因为我们已经把所有地主的财产没收光了，这样我们的经济来源就断绝了。同时我们战略也不太好，我们先攻击后方的粤军，减少我们后方的威胁，然后再进攻蒋介石，这是错误。我们试图在陈诚没有发动前突破他们的防线，战争非常激烈。
第五次反围剿我们经济情况不太好。这是敌人封锁的结果。战事非常激烈，双方损失惨重。蒋介石对部下军官给以法西斯训练，获得了很大效果。这些军官更坚决地奔赴战场。蒋介石改组军队是由德国将军西克特主持的，他采用的是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抵抗德国时用的战术。
几个仗打得很坚决，每次都打了胜仗，但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计划突围，但对突围没有丝毫的经验，搞得像搬家一样，太累赘，很吃亏。没有带给兵的人就会搞空头计划，新兵没有补充到营里去，结果让新兵去搬东西。所以，需要的掩护部队就更多了。
张国焘在四方面军里培养个人势力，搞独裁，做实力派。总之一切从个人出发，反对他的都被他赶走了，或杀掉了。共产党里讲实力派的只有他，还没有第二个人。我们从正面宣传党，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红军的方法，制度和法令，起了影响。过草地艰苦，只有我们这么搞才搞得好，所以他虽然不希望我们接近队伍，也觉得我们带得好一点。我们也就抓紧进行群众工作，比如打骂现象。。。都渐渐改了。他最后公然成立第二中央。以不正确的路线反对正确的路线，实无话可说。他们只有不讲道理，动不动要打，我们十分艰难。
他悲观失望。觉得革命没有前途，想向西去西藏，青海这些偏僻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但那哪能支撑住这么大的队伍呢？到西藏去，非常不好走，在四川又蹲不住。扯上扯下损失了三分之一的部队，没办法了，就去做土司。我们用中央苏区那套办法，一路打，一路改造部队，坚决有些头绪，他才又下来，这时我们实际上已经胜利了。
最后准备北上，中央苏区都派部队来接了，他又不顾大家的反对，还是扯着部队就走。走了一程，天下大雪，大家对雪山，草地都怕伤了，不愿意再爬了，都同意回来。从此他在部队里的信仰大大减低下去了。
我是很习惯于接近群众的。不是个别谈话，就是开群众大会。有时一天开几个会。那时搞政治工作的同志经常把我们当宣传品，开会讲讲话。对党内同志，我经常爱对他们讲列宁主义一些条文和苏联的事情，故事，他们听得很有味道，爱听。这些问题也的确使一般人受了相当的影响。
打仗我们历来抱定民主作风的精神，处处以身作则，这形成了普遍的影响，打仗总是自己带着打。以前在部队里就老在营地里转，同弟兄们坐在一起，讲故事，打球。很多人从来没看过我发火。
随时这样一个主意，又那样一个主要是没有过的。不管对部下还是同事，都能采用人家的长处，谁主意对就用谁的。只要事情能成功，不管谁的，胆量相当大。人一辈子能成些事，对于用人是很大关键。你能用人所长，人家才乐意被你用，因为这样可以发挥他的才干。
读书，在我是一辈子最苦的。一直到现在，都没感觉一天是够过。太不过了。。。也从没懒过，只要有功夫，就读。因为小时侯没书，想读读不到的困苦。
处世，对人是乐观的。从清朝决定革命起，已经把生死看得很清楚。谁知道这么打却打不死。对财产观念也这样，几千万到了手里反而觉得累赘。要想做事业，就需要钱。但对理财却是不情愿的。事实上却是好手，很懂得经济来源及发展。因为小时候对农民经济是很清楚的，大了读书时更是自己想法挣钱。后来算术也学得比较好。始终不乱花钱。一般来说很节省。
长征中身体很好。人感觉很爽快，不感觉如何愁苦。每天走，每天都有新的地方发现。我觉得和从前打游击差不多。我的脑筋和身体相同，问题就从来没有放松过，处处想得到，也想得远。再怎么困难，也解得开。从来没觉得什么是没办法的，相当地有点乐观主义。过草地时大家都认为极困难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都是，还有大的森林与树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牛羊在草地上无拘束地自由上下，也是极有趣的。
作为一个领导者，越是困难，越要镇静。遇到极困难时期，旁人看起来极复杂，十分难解，但我们好像没事一样，他也就变得好些，不慌张了。曹操打了败仗还能笑得出来，就是安慰群众的办法。所谓履险如夷，也还是平平常常就过去了。越危险，越需要冷静，平淡，就越容易把事情处置得很恰当。草地是人生最艰苦的节点了，我觉得是很有味道！
最后一方面军看见我了，觉得欢喜得要苦的样子。而得到了很宝贵的书籍，是我最大的安慰。看了些书，新书都在屋里堆起来了。很多年在路上没看书了，真是高兴。
到延安后主要是看书上课，做点反张国焘问题的斗争。不久国共合作去南京。第一天到了西安，看看真是别有风味了。十年过着苏区的生活，又看到了封建的社会，各种各色的老套。自己想了想，是有非常大的感受的。。。新兴资本主义也在发展着，公路，洋楼，汽车，飞机，工厂，表面上更为西洋化。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的母亲，特别是她勤劳的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再也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只有这种知识和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产。
与敌伪战斗时，经常遇到碉堡与运动战中的临时土工作业，要组织炮队，解决打碉堡问题。
47年7月：
炮兵已经成旅。炸药前途大有希望。火力是很强的。敌人处处有碉堡，应有炮随行。
地方动员因土改不彻底，难动员来，来了也跑得快，因此充实兵员是一大困难。野战军重组后，只管训练与打仗，部队轻快有力，能灵活使用。野战军准备了一个以十个旅打敌人十个团的计划进行部队教育。这十个旅在一处作战的指挥艺术，尚未练熟。组织队伍／巩固队伍尚差。但军队锐气很好，将来是可以成为很好的队伍。
47年12月
练兵练了一段，大清河北战役本想打一打仗，结果围敌太多，只得撤离。此时敌第三军来援，给我们造成了运动战的机会。结果开创了打歼灭战的好例，士气更旺。我军有一定伤亡，但士气未损。
这几个战役中，学会了打运动战、防御战、攻坚战。但一般干部仍不爱学习战术，只凭老习惯去打，乃是一大缺点。此次在攻石家庄之前，在安国曾号召以学习攻城战为主。各级干部先开会，打时又开会，打不进时又开会，火线上三五人仍是开会，特别是支部开会，起了领导作用。老兵带新兵，促进了学习，结果群策群力，取得了胜利。
打完石家庄后，已托杨得志同志将我收集的材料加以补充，写出一本小册子，做我军未来攻城之用。关于攻城战，只要准备充分，没有打不下的。在中国来说，敌人的城防工事，仍然无法做得极坚固。
兵员补充方面，土改后已不感缺乏。解放战士经过诉苦运动，阶级觉悟易提高，大多数很顶用。
最近攻城的经验，以手榴弹为主，炸药和炮弹助之，充分配合，充分准备，数量足用，则坚可下。
解放张家口后，工人运动走错了路，发双薪，遗祸至现在。工资高，做出来的东西质量又坏，成本又高。工人与管理人员对立。我当面和工会负责人说，这是自杀政策。我说：只顾改善自己生活，不顾大局，以致工厂关门，工人失业，是损害工人根本利益的。这次解放石家庄后我发现工人又来同样的一套，立刻纠正过来。
48年6月
打长春可强攻，可合围。
强攻不在人多。两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即够，其它部队打援。准备20万发炮弹，30万斤炸药，200万个手榴弹，即可能打开，再准备伤亡3万以上的人。
打法以坑道为第一。以工事对工事，进一步巩固一步，做好工事再进。将敌人分割或混乱后，敌人坚强性即减小，有可能有投诚的。
必须有计划，收集各种专门炮工人才，组织指挥所。必须用攻城战术，实事求是地、一步一步地进攻，带一种学习态度，决不可性急，准备两月三月打下，也算是快的。
如有家底，可强攻。否则不如长围。
48年8月
攻克石家庄是攻敌人坚固设防城市第一个实验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军工生产上努力，今后没有有攻不下的城市。
争取俘虏的成功是一个大胜利。现在军队中60%-70%是解放战士。土改、工商业等政策方面的问题都解决得差不多了。
48年10月
今年的任务是消灭敌人100个旅，三年内发展解放军到500万人。中原我们的有利条件为：1）群众是我们的。2）我们的力量较大；3）运输线较顺利；4）我们有自己的兵工厂，能生产大量弹药。敌人的兵工生产不如我们，它们主要靠美国帮助。
炸药，敌人不敢用，怕炸死自己，而对我们却能起很大作用，它比炮厉害得多。
农民为保卫家乡的土地财产可以拼命，但打出去解放别人却不一定那么坚决，需要在思想上进行教育。
美国人曾经叫蒋介石撤出东北，他不愿撤出。现在打下锦州，他想撤也撤不出来了。蒋介石最近也跟我们学，放弃城市，机动作战，不要后方，大队行进。但他没有群众，所以没有饭吃，而且这样做已经迟了。美国叫他撤到长江以南，这对我们倒比较麻烦。
现在对接收城市有经验了。济南解放后，一个星期商店即开业。
48年11月
徐州决战，人数上比敌人多一点，质量上比敌人高得多，武器上不比敌人差，弹药我准备了8个基数，这就是我们决战的物质基础。
冯部的起义对战局影响很大，使敌人原部署大为混乱，这时兵家之大忌，特别是大部队更是不能马上部署调整好。这是我们的同志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
徐州集中了三个兵团不易打，我主力已经去打黄维。黄维来得远，走得急，过河多，受我游击队袭扰，辎重掉在后面，汽车没有油，机械化反成大害。他情况不明，根本不晓得我军在哪里，这时因为我们有群众基础。他共十一个师，兵力大，估计我们不敢打他，实际上兵越多越容易乱。他没有强固阵地依托（黄百韬厉害处是他不乱，分村固守，丢一个村不去救援，使我们吃了点亏）。我们在侧翼打他，队伍一乱就很快可以把他解决。我们不怕伤亡，随时补充俘虏，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只有无产阶级的队伍才能如此。等把黄维这些游动的部队解决，徐州挤在一团的三个兵团也跑不了，他们没有粮吃，没有援兵。
带兵的要诀：
1、要团结
2、戒骄戒躁，做事不要粗枝大叶，要细心谨慎
3、注意组织军队，保证满员
4、注意连队工作，加强深入下层，帮助连队
5、干部有问题，要直爽地和他谈，帮助他
6、注意巩固部队
7、注意纪律，保证物资交公，为筹款做贡献
8、威信问题：上下级间有问题可以疏通，不要顾虑过多，把工作做好。
9、处事处人要有严密戒备，不要乱说话，要谨慎，不要慌忙，不要口松，多听人说，自己少说，生活、工作态度均要如此
10、关心机关干部，注意对下层实际问题的帮助、解决，团结他们
11、静坐当思己过，反省旧日说话、做事对人不周之处，加以警惕、反省、纠正，加以这方面的学习，团结大家、锻炼自己
12、一切问题注意调查研究，加以综合，综合群众的意见后再发言、再说话
13、了解情况、了解干部（谈话、征求工作意见），否则不发表意见
打石家庄前，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大搞军事民主运动。大家共同研究对付各种困难的办法，然后进行攻坚作战的各项科目的演习。再次审讯俘虏，了解敌情，并结合实地叫被俘的原守军的司令介绍设防情况，容易突破的地方和敌方防御重点。打时充分保护了里面的工厂，就连民族资本家都很受感动。
现在我们学会了打大城市，土改后又不愁没有兵，革命成功是一定的了。
50年9月
进西藏是一个长期工作，不可过急，公路修到何处，就进到何处，不可冒进，要步步为营地稳进，对西藏内部生活习惯熟悉后再进去。
58年11月
小平：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恰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
62年二月
这次七千人大会，畅所欲言，上下通了气，我很满意。
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一个偏向来了，掌握不住，越走越偏。"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住。反右比较容易。"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
不能用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的办法，不能那样搞，而是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搞。党委不要把大小事务都揽在身上。要相信农民会种地。许多事务由人民政府出面来搞。
65年4月
儿子，你过去的思想是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交叉的，总是想往上爬，越走越不通，屡说也不改，这使你混过了你的宝贵时间。现在去蹲点，通群众看齐，对改变你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很有好处。
71年10月
林彪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的剥削阶级思想在井冈山就有表现，那时党为了武装地方游击队，从他所在的连队调人调枪，就调不出来。他也不接受政委的领导，不与政委合作，甚至把政委排挤出来。他从来看不起上级，井冈山时他当连长就看不清营长，当营长便开始反对团长。遵义会议他带头攻击毛主席。他这次妄图谋害毛主席，犯上作乱，是有历史根源的。
读书要写读书笔记，这是帮助记住重点，锻炼思考、分析和概括问题的能力和学习的好方法。
孩子，这次坐专列正好你当司机。你学会了开火车，这很好。学到了本领，就能更好为人民服务。你应该到基层去锻炼，从头学起，踏踏实实地干下去才能学会管理工作的经验。
要接班，不要接官。只想着自己的名誉、地位，早晚要被人民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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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十年：康克清
文革开始，他常一个人独坐默想。后来被揪斗，他说：历史终归是历史。历史是最公正的。
67年我被批判为走资派，思想上很难接受。朱老总说：只要主席、恩来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你也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了。不会总这样下去的。
逆境中，他仍充满乐观主义。他说：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会长久的。但他担心的是生产。他说：我只要看到工人在生产，庄稼长得好，心里就踏实。现在文革已破坏了生产，这如何得了！
74年江青把手伸进了部队。我着急地告诉朱老总。他听后没有马上说话，半晌才胸有成竹地说：整个军队他们是拉不走的，广大干部是不会根他们跑的。江青的本事有多大，你不知道吗？去问问工人、农民、战士和知识分子，谁愿意回到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去？
75年他写了一个条幅，贴在墙上："革命到底"
75年总理逝世，他眼泪一滴滴地往下流，嘴里念着："恩来，你在哪里？"吃不好，睡不着。
此后，他说：总理不在了，主席身体也不太好，我要更多地做工作。反复强调此时领导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的班子不能动。
76年逝世。
收藏日期：2011年10月27日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继《刘少奇自述》后看的第二本自述了。来自朱德自述的手抄本。
印象最深的是朱德很多次说“很有趣味”：带兵很有趣味，在德国旅行很有趣味，长征很有趣味。。。没想到，但再想想，就觉得挺亲切。
他无意中揭开了一个我长久以来想要弄清的问题的答案，即：中共是如何赢得中国的。他总结成两句：土改给了我们人，我们又学会了打大城市的方法，这样，我们就没有理由不赢。
其中提到最后人民解放军中60%的战士都是俘虏国民党战士转化而来的，也令人惊叹。
他说，读书要记笔记。所以看了一遍书后，又回过头记了一遍。确实，记下来的过程，让我发现很多看的时候没有发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非常关键。
下面是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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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时家里很勤苦，很有规则。祖母给大家分工很好，管束很紧，大家很早就起来各做各的事，没有一个人敢懒，谁也不闹什么，这对我影响很好。
十一岁时我跟席老师读书，他的思想是开展的。他说历史上都是为了个人的，周朝是假的，那些历史上的人物都是假的，从古至今都是一样坏。他佩服做事业的人。认为要能做事，才能救世界，只有没有路的人，才去做神仙。他说做得好只是用人处事得当。他对我们的学业抓得很紧，不断逼着我们交卷，这样好，进步很快。
到了街上，痞子很多，要靠另一种本事来支持，要不就要吃亏。在街上几年，人情世故都通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人家都以为是老手。从最下层到最高层你弄我我弄你的那些曲折道路都清楚了。那是十几岁的时候，思想复杂得很。
二十岁的时候去考试，结果在一千人里考在了前二十名。家里还不相信，确认后就决定叫我读书了。到了成都。
办学的人是和戊戌变法有关的。校长叫张澜，热烈地鼓吹"要牺牲身家性命救国家"。我的思想更开展了，读科学更愿意读。此时市面上发展很快，各方面多在变迁。当官的虽然压迫百姓，但对学堂很客气，还看看望望的。当时学生都自命为中国主人翁，一般人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学校很郑重其事，认真搞，比后来的学校要好。只是内容不够。这时革命思想也多了起来，想的是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
毕业后回到县里办学校，我管经济，庶务。以前管理书院的秀才举人们和那些顽固绅士们和我们作对，这一年不断地和人吵，得到很大的经验教训是科学和封建的斗争。一切龌龊事都来了，闻所未闻。人情世故懂得更多了，但也学得很多办事的本领。
既然非得救国不可，就下了决心去云南参加新军。在讲武堂参加了同盟会。学校管束很严，生活很苦，但我学习得很舒服。这是一个特别专心学习的时期。军事和普通科学方面都有一些心得。学校差不多都是同盟会的人在办，一切动作都实际化，拼命地练，很艰苦的。那时最爱练体操，在学校算一个好手。经常去教别的同学们，自己也就学得更快一些。
新军里很多四川人，仰仗乡土关系，我们可以得到掩护。我当司务长一个月，士兵就运动到手了。碰上打人的官长我们就对士兵表示同情，再帮他们写写家信，多上上课，感情好一点，士兵就听话了。那时候兵也算好带，可是你要是没有一点本事，他就会欺负你。旁人带不下，我们就行。兵说不打人就好，好得要命。我们也觉得带兵有味道。
云南起义后进入四川，我们到处都被老百姓欢迎。我们自己预先还没有感觉到，老百姓对"革命"都有着那么好的兴趣。但我们就因为没有大计划，没有把队伍整理一下，顺长江下武汉，而坐失了控制赣皖的可能。实际革命没有一个计划是不会成功的。
回到昆明当讲武堂学生队长，有些学生是革命过来的，不太容易管。所以把军事学等都重新温习了一回，好镇住他们。
云南起义后，蔡松坡干了两年，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军队真正看做是国家的军队。革命后孙先生的妥协我们感觉不太好。旧势力本来在那儿崩溃，可是我们只想快点成功，拉拢拉拢，结果旧势力反占了优势，新势力站不起来了。其实各方面都可以打的。另外，在新势力中也发生了腐化，大家都想做官、搞钱，不去搞军队了。终究过不了封建势力这一关，处处用旧势力、用官僚，不破格用人，新的人多不敢用，整个政策妥协，同时也不知道巩固根据地。
1921年我的特殊战术已经出名，令人害怕。这套战术是我驻在印度支那边界时和部落土匪作战的经验中学到的机动游击战术。我和他们打过硬仗，从中学到的经验，特别有价值。当然，我把我的经验和书本及学校里学到的知识结合了起来。
我和弟兄们共同生活，打成一片，得到他们的信任。每次作战，无论大小，事先勘察地形，精密计划每项细节。细心处理一切，亲自领导部队。坚持从各方面弄清敌人阵地的情况。和民众的关系很好，这给我很大帮助。蔡锷以其指挥战术著称，他教了我很多东西。此外，要对政治形势了解，这样，战士们就会有为主义而坚决战斗的高昂士气。
我很佩服两个德国人-兴登堡和麦金森，后者是运动战专家。法国的福煦将军、苏联的加仑（布卢彻）也经验一流。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拿破仑，也喜欢华盛顿，我知道总有一天中国农民也会像美国革命中农民志愿军那样，为自由和独立而战斗。
在中国方面我钦佩蔡锷，他是最优秀的军事专家。而在政治方面，我一向敬服孙逸仙。
中国士兵只缺乏政治训练。他们能吃苦，在精神和肉体上能忍受极大困难，依然保持士气，正如中国苦力在吃苦耐劳方面举世无双一样。中国只是军官坏、不称职。
蔡锷从北京逃回来，领导第二次云南起义。我带了两个团。打了几个月，六千人抵着敌人几十万，打得很苦。那时就是专靠打游击战，专靠群众拥护，不完全阵地战，给了很大锻炼，在整个中国打出了名。每当一条战线要垮了的时候，我到了就支持住了。有一次只带了两个炮步新兵连，几乎被捉，结果以一千发炮弹打退了敌人。那时候指挥员的威信是需要的，干部多是讲武堂练出来的，有了信心，就支持着。敌人也不凶。打大仗，我还是在那时学出来的。指挥三个团，一条战线，还是可以的。
在泸州有一次恶战，把衣服帽子都打烂，马也打死，只我没有受伤--打仗只要胆子很大，又沉着。我一次没有受过伤，是怪事情，而且每次都在子弹射程范围内呢？
敌人内部总有矛盾。张敬尧骄傲得很，上奏折要把败将处死，这些人就不干了，和我们通气，不打，还提供子弹给我们。所以我们就集中力量打张敬尧，一下就把他打下去了。
每一次总是垮了再来。队伍少，只能抽出一两个连来冲锋。一次在一个山坡上守了四五十天，后来很困苦地下来了，赶了一天路到一个山地里，隔了几天就反攻回去了，一个夜袭，还是又把敌人打败了。还有一次，被敌人围着。敌人又有炮。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一炮打来，房中间的人都打死了，我只溅了一身泥。最后敌人自己的炮反而打垮了自己的军队。四川的地形也怪，我们爬进沟沟去，不出来，炮也打不着，等到夜里就冲出来了。这样到山地里又守了两个多月。
你仗打得越多，就越能掌握局势。
袁世凯死了，蔡松坡做了四川督军。害病，35岁就死了。这次战争，我们懂得了做统一战线，也知道了要群众（辛亥革命时还不懂得），还保留了云南的根据地。可是蔡锷一死，便全部又重新造了反。四川根本不是革命的根据地。又打了很多仗，把四川让给敌人了。
那时我们蠢得很，抱精兵主义，不知道扩大革命军队，搞来搞去还是那些人。后来人渐渐打少了。我们帮一些同盟会的朋友建立了军队，结果后来他们变封建主义了，回过头来打我们。
打来打去，又回到了云南。很多从前的革命分子，都升官发财去了，实际革命并没有成功。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苏俄革命的胜利让我们思想起了很大变化。自己对苏联那种"不做工不吃饭"的办法很感兴趣。自己周围的旧势力、封建的一套很厉害，想甩都甩不掉，天天就是官场上那一套。那时除了读《新青年》，还看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自由论》等。
那时已经想出洋。虽然感到打来打去没有出路，但也没有悲观失望。到了上海，主要是寻找新革命的道路。都说我有钱，其实是个穷光蛋。都来找我，简直有绑票的形式，就离开上海，往北方跑了。朋友和李大钊、陈独秀都认识，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看了些革命的书籍。到北京觉得封建味道太浓了，街上弯腰请安的人很多，中国已是破烂不堪了。但共产党还是没找到。我又回到上海，不敢在上海久住，上海太乱，不成样子，是一个少数人穷奢极欲、贪污腐化，而多数人昼夜工作、受苦受难的地狱。每当我看到垂死的人躺在人行道上，或工人象一股暗流从工厂里出来的时候，以及看到外国人把中国人推出人行道外时，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一支大军，跟随着我去战斗。
在上海见到孙中山。他想拿钱叫我回已经到广西的滇军去，然后去打广东的陈炯明。我拒绝了。孙先生很仔细地听我们拒绝的原因。我们说我们对与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已经失去信心了。我们要去看看俄国人的方法，他们似乎采用了我们从未听过的理论和方法。我说要出国。孙先生问我们为什么不去美国。我回答说欧洲的社会主义最强大。孙先生同意我们的意见。他说他正在制定国民党的新政策。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在和苏联合作。
我去见陈独秀的时候满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就可以被接受，因为国民党就是如此。结果受到了冷落。我默然地离开了。那些日子真难过。
途中路过四川的时候刘湘急于给我一个师长的位子，我拒绝了。这是我读了俄国革命的书籍后产生的想法。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军阀混战的局面让我非常失望。我认识到必须像俄国革命那样彻底地、更深入地进行中国革命。我从上海找到北京，又从北京回到上海，到处乱跑，就是找不到共产党。当时孙中山的机关报《民报》的编辑也和我一起去找共产党。回到上海后我见到了孙中山。他是一个非常真诚、坚决、明智的领导者。我想去德国学军事，亲眼看看世界大战的后果。
坐船去法国一路上感到海的宽阔，这对我来说是特别有趣味的。到哪里就买个地图旅行指南，照上面的到处走。一路上贫富悬殊太大了，穷人到处受压迫。到了巴黎就和章伯钧那些人，统统去了柏林。
1922年到了柏林，感到很舒服，象疯狂了一样，一切目的都达到了，快乐得很。而且在柏林不久就找到共产党的关系了。
买了一张柏林的地图。电车不敢坐，硬是走路。那时还带着军事眼光，一过哪里，就想："这里要是打起仗来，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里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现在想起来，逛柏林很有趣，我连城外几十里以内都走遍了。就这样每天买书、逛街。几个月以后，德文好了些，就开始坐火车出去转了。差不多旅行了全部的德国。真是舒服极了。
然后又到哥廷根念书，听社会科学、哲学。。。挂在学校里，干了错事，警察看看护照就算了。每周都开两次讨论会，讨论形势和革命的理论问题，读的都是马列主义。然后回到柏林专门做革命运动。当时德国的共产党、学生运动都做得很好。后来参加德国共产党的大会被捕，中国公使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不保释我，就在美国革命者抚恤会的帮助下，到了苏联。
在苏联进步很大。关于中国的统计表、数字很多，把中国的事看通了。接着又研究世界的经济地理，打下来很坚固的根底，以后看什么书都有把握。根据数字来判断政治是很容易的，没有数字判断事情就是空洞的。越是复杂的数字越要记清楚。一天就老是学习，研究，另外就忙着参观，博物馆、学校，工厂、军队，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影响。在苏联的这一段是最愉快、最舒服、最快乐的一段。
我那时还带有中国旧社会的好的道德，同时也是革命的前进者，一般人听了我的劝告的话，感想相当好。我还喜欢处处去讲世界上的事情，有些人很爱听。我也看清了各种组织和它们的相互影响，这对于我回国后在一般团体里对同志的爱护都有影响。
我有一种习惯，喜爱名山大川。在苏联跑了不少，顶高兴的是那些森林。大革命起来，就被催启程了。
到了上海，开始做秘密工作，当时北伐军正要出发，利用我的上层关系就去调查北方军队的布置。然后又去四川做杨森的工作。当时四川是顶乱了，一县就是几个团，搞得民不聊生。然后到南昌朱培德处。他是我云南的同学、同事，那里也有许多当年我的部下。一般人对我是十分欢迎的。就在那里搞各种活动：军校、工会、工农训练班、农民讲习所，后来井冈山上很多干部就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这时有一个缺点，就是党没有把大批的学生送到军校里来，增强我们自己的力量。国共分裂，因为和朱培德感情还好，博得一个"欢送"。当时把共产党员限在5万的数目上，没有好好发展；还不晓得要武装。
南昌暴动的队伍如果大大地组织一下，搞好，连队伍带群众组织二三十个团是可以的。但那时只知道单凭几个人打天下，同时也不知道改造军队。一些在革命势力威胁下同情的队伍，后来又走了。那时部队充斥着家乡观念，还是依靠那些旧军官，没有在党的观念上带兵。平时没有决心，当时急着干，那还行？！天又热，行军又急迫，不久就带垮了一些。那时我带了两连人，和郭沫若他们一起，在前门做宣传、找粮食。都有经验，一到了地方，事情便办起来了。群众很欢迎。那时宣传的还是国民革命。
撤往江西、湖南，开始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阶级斗争，组织起一两千人的红军，有陈毅、林彪。沿途部队跑了许多，到了山上就开始坚决地组织队伍。干部相当多，组成了教导队，重新组织了党的教育机关，建立党的支部。大家兴趣很高，热烈地开会，组织，连伙夫都如此，都认为必须阶级斗争、组织红军。和云南起义的同志范石生建立了统一战线，得到他的支援。军阀们混战，没来打我们，得到了休息。
到韶关组织农会，打土豪，打得稀烂。这样一来，统一战线建不起来了。去井冈山。走时，范送来一万块钱，来信说：你们是会成功的，我劝你几件事，政治上不要好杀人，军事上多走大路，不要走小路把部队搞掉。
搞暴动，就是把当地县长、土豪抓住、城市控制住，然后分兵下乡打仗，组织苏维埃，迅速组织农会、工会。
围剿的来了，我们依靠着山和群众。刚刚宿营，去看地形，好布置步哨，离山顶百把米，许克祥的一连人竟占领了山顶。我们边打边退，然后派一连步哨从他们后面插上去，就打垮了。追击，到了一个地形险要、群众又好的地方整理了一下，又打出来。我们没有一个不奋勇地追赶，大家都感到热闹有趣。打垮了5个团，我们大发其财，把散兵军官也通通编起来，充实了自己的队伍。群众听说打垮了许克祥，都高兴地跳起来，因为他实在杀了太多的人。
到了唐生智的阵地，面前那些农民、地方党的同志都高兴地跳起来说：去报仇、去报仇！又告诉说：那里只有六个连。就一支队伍插到后面去，正面小小地一打，后面再一打，一下搞得沟里去了。六个连通通缴了械，全收编了。然后当地的同志都兴奋起来，要暴动暴动。这情绪是压不下去的。不暴动是不行的，就带兵去支援。民团根本不大坚决，一个班去就缴了八十支枪。然后就打土豪、分田地。一个月不到，就暴动完了，组织了湘南苏维埃，主席是陈毅。
不久敌人五个师的"会剿"来了，就一面打，一面收缩，在各处山上布置好，留下些游击队，其余队伍上了井冈山。
那时群众真正鼓起劲来了，打土豪打得很彻底。只是湘南党的负责人整个是盲动主义，到处乱杀乱打。。。一般缺点是盲动主义相对浓厚，农民有报复主义现象，因为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受的摧残太厉害了，结果一翻转，就盲动主义。同时，党的政策方面，抱精兵主义，没有放手干，没有很好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新的力量。而组织的军队中因为农民乡土观念重，很多都送回去了。因为盲动，又把好多同情分子给搞翻了。县城里有钱的跑掉了，杀的杀掉了。总之策略上有些过左。
打游击太辛苦了，都是单衣，吃饭困难，天天吃南瓜，就这样还干得热火朝天。没仗打的时候就训练干部、训练队伍，积极整顿，发动和武装群众，建立政权，组织少先队。。。敌人军心相当动摇，过来了好几个营。在群众中艰苦地熬过来了。势力不大，'会剿'也多，可是慢慢地军队有了力量了，政治也坚定了。曾在山顶存了很多粮食，寨子也修得很漂亮、很好。
下山以后，在江西、广东、福建之间打来打去。有时候还挺危险的。有次受到围攻，应该急行军撤走的，结果没撤，又没集中力量打，结果死伤了二三百人。有时一路遭受堵截，没有一点地方不是。有次很疲倦了，准备宿营，这时地方党的同志来报信说敌人来了，就赶紧撤走，如果被偷袭，就会被敌人搞垮了。有次通过了一半被敌人发现了，掩护部队非常少，陈毅同志几乎被捉，敌人拼命抢东西，他才逃掉了。我带三个人打后卫，一下十几里。有次碰上打完一个旅的敌人，就再走，下起大雨，路又滑，大家又得抬着伤兵。。。有次刚刚睡好，侦探很确实地报告说：敌人来了!我们不相信，还把他说了一顿，结果那边敌人就打响了。就趁晚上赶紧布置好，一打打过去了。那是挺紧张有趣的一段，小仗天天打，团防常常向我们打两枪，就这样打破了敌人的"久困穷追"的计划。
蒋介石打完阎冯联军，发到第一次围剿。这时我们的情报工作比过去好得多了，我们估计敌人的战线非常准确。国民党实在很愚笨，他们把自己的军事计划、军队调动都登在报纸上。我们的战略是诱敌深入，而我们在敌人进来的时候在后方训练新兵。那时新兵实在很多。我们然后突然包围敌人，消灭他们。敌人的司令很愚笨，急于获得蒋介石的欢心，贪心地深入苏区。我们用五倍的兵力围住，当然全部消灭他们。
我一生保持很早起床的习惯，并要把工作都做完后再睡觉，通常在12点以后。我这一生是从要求有严格纪律的工作和学习中训练出来的。但因为我们的战斗要听从于司令部，所以我的实际工作学习却从来没有规律。
我时常给部队上军事课，也时常视察部队，看看他们的组织和活动。参加参谋会议、党的会议、司令部的党组会议、部队各部门首长之间的会议、特殊问题出现时的会议。每次战斗前开战斗部队的动员会议，由指挥员报告我们的计划和敌情，政委讲解战役或战斗的意义，及在战争中瓦解或争取敌人的政治战术。每次战斗后总要有两个会议：指挥员会议和指挥员与战士的联席会议，对战斗进行分析。我争取参加每一次会议，因为这种会议对于我们部队具有最大的技术和教育价值。在会议上战士和指挥员都充分发言，他们可以彼此批评，也可以批评全部战斗计划和计划执行的得失。这样我们就能改正错误，发现能力不足的指挥员，提升有功的战士。我们通过这种措施，消灭了封建遗风，保持了军队民主化，并在战士之间发扬了自己的纪律。任何人如果有畏缩不前或判断错误，或在战斗中破坏命令，都必须说明原因，保证改正；任何指挥员如果打骂战士，违反军事规则，都必须在这公众舆论的法庭前解答。罪名一旦成立，就由司令部处分。而会议结果最后印出小册子，作为全军的学习材料。
每天也有许多情报和其它报告要研究、处理。凡是我能找得到的书，都反复研究。一次我们缴获了许多有关军事战略和战术的书籍和小册子，我都看了，对我们部队很有好处。
每个师有一个士兵委员会，管理军需，维持风纪，负责教育和娱乐活动。我们在部队里订出了正规化的学习时间，学习军事和政治科目，进行扫盲。到春耕秋收，就要帮助农民干活，这是维持健康的好方法。我们帮助农民，开垦荒地，但这里的地太贫瘠了，粮食还是个严重问题。4月，为了避免动用战争储备粮，我们向农民借粮，农民问我：怎么能够订出归还的日期呢？我就反问道：有没有答应还而还不出来的事呢？他们说没有过，我们就都大笑起来。农民知道这里面的意思。
这时我们把军队、人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组成的行政机构、群众组织进行了清楚的分工。成立了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二次围剿前，AB团到处加强活动，为此我们有时彻夜开会。
二次围剿时我们有缴获的无线电的帮助，第一次战役中获得的经验也很有用处。我们在15天内扫过800里战线，利用的战术是现代战争中突破敌人防线的最高明的战术。这次胜利大大提高了红军的自信，同时也激起了苏区群众热烈的反应，大家给红军大大的帮助。
我们对敌人的工事和计划了如指掌，因为修筑工事的农民告诉了我们一切。下达战斗命令后，成千上万的群众带着担架、扁担、箩筐到各地集中，准备配合我们。
前两天寂静得有些蹊跷。我便带着参谋长和两连卫队下山去看个究竟，突然迎面来了敌人的前卫部队，我们就在林木丛生的山坡上散开，边打边退。敌人也十分谨慎。打了三个小时后，敌人开始撤退，远处我们的主力开始攻击敌人的后方了。然后我们攻打遂安。敌人丢下充实的军需仓库四处逃窜。群众收拾完军需仓库后我说：我不是早说过按期还粮吗？。大家就都大笑起来。
我们攻势连绵不断，打完了睡，睡完了打，这段时间我几乎记不起有睡觉的事，一直干了15天，在敌后展开了扫荡战。我们边打边唱、边呼口号。我们把敌人赶到水田里，再把他们拉出来。敌人的高个北方大汉频频摇头，说不能在山地、雨中作战。
这次战斗中国民党军官开始鼓励他们的士兵为非作歹，好让他们不敢向我们投降。这有一定的成效。但国民党的每一个部队都有人来给红军送信，报告自己开往何处。红军的情报工作满布苏区，并深入敌区。我们开设特别训练班训练情报人员，其中不少妇女和儿童，另有一些小贩和手艺人。他们可以到有钱人家工作、在国民党区域买东西，或混入敌人营盘活动。有一组人专门研究敌人各种电码、出版物，和俘虏谈话；另一组人负责从新占领区收集情报；还有一组人专研究历史工作-敌人每个军的军官和士兵的背景；从哪个省来的；过去的历史和组织；战斗力，军里有什么变化，等等。我们然后决定应付他们的最好办法。
我军伤亡也很严重，但我们依靠的是群众的帮助和自己的战斗力。在一封彭德怀的信中他说：群众深恨白匪，对我军帮助极大。我军前进过远，部队甚感疲劳。在一次攻占敌人工事后，他又报告说：我方伤亡达全师三分之一。有的部队干部伤亡过半。
第三次反围剿，天气热得可怕。敌人先兵分四路，我们就占领了四路中间的空隙，不断袭扰他们。吃掉了几个较弱的部队。敌人然后改变战略，集中到一起，我们就搬空粮食，让游击队去袭扰他们。这时我们因打了一些胜仗，骄傲起来，不慎重行事，愚蠢地攻击19路军。他们是生力军。我们陷入胶着状态。
这时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进和巩固苏维埃运动。建立了许多小学，还做了许多其他的工作。
第四次反围剿我们经济情况不太好，因为我们已经把所有地主的财产没收光了，这样我们的经济来源就断绝了。同时我们战略也不太好，我们先攻击后方的粤军，减少我们后方的威胁，然后再进攻蒋介石，这是错误。我们试图在陈诚没有发动前突破他们的防线，战争非常激烈。
第五次反围剿我们经济情况不太好。这是敌人封锁的结果。战事非常激烈，双方损失惨重。蒋介石对部下军官给以法西斯训练，获得了很大效果。这些军官更坚决地奔赴战场。蒋介石改组军队是由德国将军西克特主持的，他采用的是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抵抗德国时用的战术。
几个仗打得很坚决，每次都打了胜仗，但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计划突围，但对突围没有丝毫的经验，搞得像搬家一样，太累赘，很吃亏。没有带给兵的人就会搞空头计划，新兵没有补充到营里去，结果让新兵去搬东西。所以，需要的掩护部队就更多了。
张国焘在四方面军里培养个人势力，搞独裁，做实力派。总之一切从个人出发，反对他的都被他赶走了，或杀掉了。共产党里讲实力派的只有他，还没有第二个人。我们从正面宣传党，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红军的方法，制度和法令，起了影响。过草地艰苦，只有我们这么搞才搞得好，所以他虽然不希望我们接近队伍，也觉得我们带得好一点。我们也就抓紧进行群众工作，比如打骂现象。。。都渐渐改了。他最后公然成立第二中央。以不正确的路线反对正确的路线，实无话可说。他们只有不讲道理，动不动要打，我们十分艰难。
他悲观失望。觉得革命没有前途，想向西去西藏，青海这些偏僻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但那哪能支撑住这么大的队伍呢？到西藏去，非常不好走，在四川又蹲不住。扯上扯下损失了三分之一的部队，没办法了，就去做土司。我们用中央苏区那套办法，一路打，一路改造部队，坚决有些头绪，他才又下来，这时我们实际上已经胜利了。
最后准备北上，中央苏区都派部队来接了，他又不顾大家的反对，还是扯着部队就走。走了一程，天下大雪，大家对雪山，草地都怕伤了，不愿意再爬了，都同意回来。从此他在部队里的信仰大大减低下去了。
我是很习惯于接近群众的。不是个别谈话，就是开群众大会。有时一天开几个会。那时搞政治工作的同志经常把我们当宣传品，开会讲讲话。对党内同志，我经常爱对他们讲列宁主义一些条文和苏联的事情，故事，他们听得很有味道，爱听。这些问题也的确使一般人受了相当的影响。
打仗我们历来抱定民主作风的精神，处处以身作则，这形成了普遍的影响，打仗总是自己带着打。以前在部队里就老在营地里转，同弟兄们坐在一起，讲故事，打球。很多人从来没看过我发火。
随时这样一个主意，又那样一个主要是没有过的。不管对部下还是同事，都能采用人家的长处，谁主意对就用谁的。只要事情能成功，不管谁的，胆量相当大。人一辈子能成些事，对于用人是很大关键。你能用人所长，人家才乐意被你用，因为这样可以发挥他的才干。
读书，在我是一辈子最苦的。一直到现在，都没感觉一天是够过。太不过了。。。也从没懒过，只要有功夫，就读。因为小时侯没书，想读读不到的困苦。
处世，对人是乐观的。从清朝决定革命起，已经把生死看得很清楚。谁知道这么打却打不死。对财产观念也这样，几千万到了手里反而觉得累赘。要想做事业，就需要钱。但对理财却是不情愿的。事实上却是好手，很懂得经济来源及发展。因为小时候对农民经济是很清楚的，大了读书时更是自己想法挣钱。后来算术也学得比较好。始终不乱花钱。一般来说很节省。
长征中身体很好。人感觉很爽快，不感觉如何愁苦。每天走，每天都有新的地方发现。我觉得和从前打游击差不多。我的脑筋和身体相同，问题就从来没有放松过，处处想得到，也想得远。再怎么困难，也解得开。从来没觉得什么是没办法的，相当地有点乐观主义。过草地时大家都认为极困难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都是，还有大的森林与树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牛羊在草地上无拘束地自由上下，也是极有趣的。
作为一个领导者，越是困难，越要镇静。遇到极困难时期，旁人看起来极复杂，十分难解，但我们好像没事一样，他也就变得好些，不慌张了。曹操打了败仗还能笑得出来，就是安慰群众的办法。所谓履险如夷，也还是平平常常就过去了。越危险，越需要冷静，平淡，就越容易把事情处置得很恰当。草地是人生最艰苦的节点了，我觉得是很有味道！
最后一方面军看见我了，觉得欢喜得要苦的样子。而得到了很宝贵的书籍，是我最大的安慰。看了些书，新书都在屋里堆起来了。很多年在路上没看书了，真是高兴。
到延安后主要是看书上课，做点反张国焘问题的斗争。不久国共合作去南京。第一天到了西安，看看真是别有风味了。十年过着苏区的生活，又看到了封建的社会，各种各色的老套。自己想了想，是有非常大的感受的。。。新兴资本主义也在发展着，公路，洋楼，汽车，飞机，工厂，表面上更为西洋化。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的母亲，特别是她勤劳的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再也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只有这种知识和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产。
与敌伪战斗时，经常遇到碉堡与运动战中的临时土工作业，要组织炮队，解决打碉堡问题。
47年7月：
炮兵已经成旅。炸药前途大有希望。火力是很强的。敌人处处有碉堡，应有炮随行。
地方动员因土改不彻底，难动员来，来了也跑得快，因此充实兵员是一大困难。野战军重组后，只管训练与打仗，部队轻快有力，能灵活使用。野战军准备了一个以十个旅打敌人十个团的计划进行部队教育。这十个旅在一处作战的指挥艺术，尚未练熟。组织队伍／巩固队伍尚差。但军队锐气很好，将来是可以成为很好的队伍。
47年12月
练兵练了一段，大清河北战役本想打一打仗，结果围敌太多，只得撤离。此时敌第三军来援，给我们造成了运动战的机会。结果开创了打歼灭战的好例，士气更旺。我军有一定伤亡，但士气未损。
这几个战役中，学会了打运动战、防御战、攻坚战。但一般干部仍不爱学习战术，只凭老习惯去打，乃是一大缺点。此次在攻石家庄之前，在安国曾号召以学习攻城战为主。各级干部先开会，打时又开会，打不进时又开会，火线上三五人仍是开会，特别是支部开会，起了领导作用。老兵带新兵，促进了学习，结果群策群力，取得了胜利。
打完石家庄后，已托杨得志同志将我收集的材料加以补充，写出一本小册子，做我军未来攻城之用。关于攻城战，只要准备充分，没有打不下的。在中国来说，敌人的城防工事，仍然无法做得极坚固。
兵员补充方面，土改后已不感缺乏。解放战士经过诉苦运动，阶级觉悟易提高，大多数很顶用。
最近攻城的经验，以手榴弹为主，炸药和炮弹助之，充分配合，充分准备，数量足用，则坚可下。
解放张家口后，工人运动走错了路，发双薪，遗祸至现在。工资高，做出来的东西质量又坏，成本又高。工人与管理人员对立。我当面和工会负责人说，这是自杀政策。我说：只顾改善自己生活，不顾大局，以致工厂关门，工人失业，是损害工人根本利益的。这次解放石家庄后我发现工人又来同样的一套，立刻纠正过来。
48年6月
打长春可强攻，可合围。
强攻不在人多。两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即够，其它部队打援。准备20万发炮弹，30万斤炸药，200万个手榴弹，即可能打开，再准备伤亡3万以上的人。
打法以坑道为第一。以工事对工事，进一步巩固一步，做好工事再进。将敌人分割或混乱后，敌人坚强性即减小，有可能有投诚的。
必须有计划，收集各种专门炮工人才，组织指挥所。必须用攻城战术，实事求是地、一步一步地进攻，带一种学习态度，决不可性急，准备两月三月打下，也算是快的。
如有家底，可强攻。否则不如长围。
48年8月
攻克石家庄是攻敌人坚固设防城市第一个实验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军工生产上努力，今后没有有攻不下的城市。
争取俘虏的成功是一个大胜利。现在军队中60%-70%是解放战士。土改、工商业等政策方面的问题都解决得差不多了。
48年10月
今年的任务是消灭敌人100个旅，三年内发展解放军到500万人。中原我们的有利条件为：1）群众是我们的。2）我们的力量较大；3）运输线较顺利；4）我们有自己的兵工厂，能生产大量弹药。敌人的兵工生产不如我们，它们主要靠美国帮助。
炸药，敌人不敢用，怕炸死自己，而对我们却能起很大作用，它比炮厉害得多。
农民为保卫家乡的土地财产可以拼命，但打出去解放别人却不一定那么坚决，需要在思想上进行教育。
美国人曾经叫蒋介石撤出东北，他不愿撤出。现在打下锦州，他想撤也撤不出来了。蒋介石最近也跟我们学，放弃城市，机动作战，不要后方，大队行进。但他没有群众，所以没有饭吃，而且这样做已经迟了。美国叫他撤到长江以南，这对我们倒比较麻烦。
现在对接收城市有经验了。济南解放后，一个星期商店即开业。
48年11月
徐州决战，人数上比敌人多一点，质量上比敌人高得多，武器上不比敌人差，弹药我准备了8个基数，这就是我们决战的物质基础。
冯部的起义对战局影响很大，使敌人原部署大为混乱，这时兵家之大忌，特别是大部队更是不能马上部署调整好。这是我们的同志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的。
徐州集中了三个兵团不易打，我主力已经去打黄维。黄维来得远，走得急，过河多，受我游击队袭扰，辎重掉在后面，汽车没有油，机械化反成大害。他情况不明，根本不晓得我军在哪里，这时因为我们有群众基础。他共十一个师，兵力大，估计我们不敢打他，实际上兵越多越容易乱。他没有强固阵地依托（黄百韬厉害处是他不乱，分村固守，丢一个村不去救援，使我们吃了点亏）。我们在侧翼打他，队伍一乱就很快可以把他解决。我们不怕伤亡，随时补充俘虏，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只有无产阶级的队伍才能如此。等把黄维这些游动的部队解决，徐州挤在一团的三个兵团也跑不了，他们没有粮吃，没有援兵。
带兵的要诀：
1、要团结
2、戒骄戒躁，做事不要粗枝大叶，要细心谨慎
3、注意组织军队，保证满员
4、注意连队工作，加强深入下层，帮助连队
5、干部有问题，要直爽地和他谈，帮助他
6、注意巩固部队
7、注意纪律，保证物资交公，为筹款做贡献
8、威信问题：上下级间有问题可以疏通，不要顾虑过多，把工作做好。
9、处事处人要有严密戒备，不要乱说话，要谨慎，不要慌忙，不要口松，多听人说，自己少说，生活、工作态度均要如此
10、关心机关干部，注意对下层实际问题的帮助、解决，团结他们
11、静坐当思己过，反省旧日说话、做事对人不周之处，加以警惕、反省、纠正，加以这方面的学习，团结大家、锻炼自己
12、一切问题注意调查研究，加以综合，综合群众的意见后再发言、再说话
13、了解情况、了解干部（谈话、征求工作意见），否则不发表意见
打石家庄前，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大搞军事民主运动。大家共同研究对付各种困难的办法，然后进行攻坚作战的各项科目的演习。再次审讯俘虏，了解敌情，并结合实地叫被俘的原守军的司令介绍设防情况，容易突破的地方和敌方防御重点。打时充分保护了里面的工厂，就连民族资本家都很受感动。
现在我们学会了打大城市，土改后又不愁没有兵，革命成功是一定的了。
50年9月
进西藏是一个长期工作，不可过急，公路修到何处，就进到何处，不可冒进，要步步为营地稳进，对西藏内部生活习惯熟悉后再进去。
58年11月
小平：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恰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
62年二月
这次七千人大会，畅所欲言，上下通了气，我很满意。
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在群众运动中，往往一个偏向来了，掌握不住，越走越偏。"左"的倾向来了，也带群众性，制止不住，要到失败了，吃了亏，才制止得住。反右比较容易。"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
不能用那种几十万、几百万人齐上阵的办法，不能那样搞，而是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搞。党委不要把大小事务都揽在身上。要相信农民会种地。许多事务由人民政府出面来搞。
65年4月
儿子，你过去的思想是封建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交叉的，总是想往上爬，越走越不通，屡说也不改，这使你混过了你的宝贵时间。现在去蹲点，通群众看齐，对改变你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很有好处。
71年10月
林彪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的剥削阶级思想在井冈山就有表现，那时党为了武装地方游击队，从他所在的连队调人调枪，就调不出来。他也不接受政委的领导，不与政委合作，甚至把政委排挤出来。他从来看不起上级，井冈山时他当连长就看不清营长，当营长便开始反对团长。遵义会议他带头攻击毛主席。他这次妄图谋害毛主席，犯上作乱，是有历史根源的。
读书要写读书笔记，这是帮助记住重点，锻炼思考、分析和概括问题的能力和学习的好方法。
孩子，这次坐专列正好你当司机。你学会了开火车，这很好。学到了本领，就能更好为人民服务。你应该到基层去锻炼，从头学起，踏踏实实地干下去才能学会管理工作的经验。
要接班，不要接官。只想着自己的名誉、地位，早晚要被人民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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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十年：康克清
文革开始，他常一个人独坐默想。后来被揪斗，他说：历史终归是历史。历史是最公正的。
67年我被批判为走资派，思想上很难接受。朱老总说：只要主席、恩来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你也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了。不会总这样下去的。
逆境中，他仍充满乐观主义。他说：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会长久的。但他担心的是生产。他说：我只要看到工人在生产，庄稼长得好，心里就踏实。现在文革已破坏了生产，这如何得了！
74年江青把手伸进了部队。我着急地告诉朱老总。他听后没有马上说话，半晌才胸有成竹地说：整个军队他们是拉不走的，广大干部是不会根他们跑的。江青的本事有多大，你不知道吗？去问问工人、农民、战士和知识分子，谁愿意回到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去？
75年他写了一个条幅，贴在墙上："革命到底"
75年总理逝世，他眼泪一滴滴地往下流，嘴里念着："恩来，你在哪里？"吃不好，睡不着。
此后，他说：总理不在了，主席身体也不太好，我要更多地做工作。反复强调此时领导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的班子不能动。
76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