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凰txt:闽文化概论（一）

闽文化概论 第一章 闽文化的源流和特点

一、闽文化源流

闽文化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其过程是极为复杂的。从总体上看，它的形成与以下几个方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古越文化的遗风。古越族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福建的土著居民是古越族的一个分支，称为闽越人。虽然随着中原汉族人民南迁入闽，闽越人在福建各地主人地位逐渐被替代，但其悠久的文化传统却不同程度地被保存。

中原文化的传入。其传入方式主要以大量移民的途径为主。中原汉族曾四次大规模进入福建，这四次大移民和陆续进入的大量移民，都不程度地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加快了福建的开发和进步。此外，名士南下和闽人北游也或多或少地带来了中原文化。

宗教文化的传播。四大宗教在福建极为兴盛，传播速度极快，对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福建的民间宗教也颇为风盛，其中最著名的是天上圣母、临水夫人、保生大帝这三“神”。这三尊神原型都是人，后被逐渐演化为神，赋予类人而又超人的“神”力，再借以护佑人们自身。民间宗教虽带有区域性，但其因有旺盛的生命力而持久不衰，对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海外文化的冲击。海外文化的冲击主要通过国际贸易、外商定居闽地、闽人越洋后归里等几个途径。他们将本国的风俗民情信仰融汇在当地居民之中，日久天长，海外文化便与闽文化水乳交融地渗透在一起。与外商定居闽地一样，也有不少闽人定居海外，宋元之后，逐渐增多，几乎遍及日本、朝鲜和整个东南亚。这些华侨大多与家乡保持程度不同的联系，并时时有不少人回乡里探亲，带来了形态各异的海外文化。

台湾文化的交融。台湾文化也对闽文化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同种方式：

(一)大量台湾人到闽地任职。台湾赴福建任职者分布很广，足迹几乎遍及沿海及山区各地，带来了台湾的本土文化，有的还撰文介绍台湾的风土人情。

(二)台湾本土艺术输入福建，最有代表性的如台湾的“歌仔戏”输入福建。在台湾十八个地方戏曲中，歌仔戏是唯一产生于本土的剧种，它发祥于台湾宜兰县，源自闽南的锦歌，经过台湾艺人不断加工、提高，终于成为完整的大戏，后又由台湾传入闽南，成为福建五大剧种之一的芗剧，至今已有400多个传统剧目，受到漳州、厦门观众的喜爱。

(三)访祖探亲。 闽籍台湾人返回闽地探亲时，带来了台湾的风俗民情。以饮食文化为例，每当夏季来临时，闽南街头常有人挑卖一种叫石花的食品，形同冰冻的藕粉膏，它是由薜荔藤汁制成，凉爽可口，已成为闽南人解渴消暑的佳品。薜荔性清凉，原产于台湾嘉义山中，由祖籍同安的居民发现制作，后由台湾的福建移民回乡探亲访友时传到福建。

(四)经济贸易。台湾与福建早就有经贸往来，台湾历史上最早的郊行为北郊、南郊、港郊，其中南郊主要负责将货物配运闽南。台湾商人不仅将货运闽南，还带来了台湾商人的做生意方式和生活习俗。

邻域文化的渗透。福建北连浙江，南接广东，西临江西，这几个邻域的文化长期对福建渗透，特别在周边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影响闽文化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一)历史沿革。从历史上看，福建有不少辖地曾是今天邻省的辖地，因此与这些邻域关系始终很密切。

(二)交通往来。唐中期之后，闽人与外界接触逐渐频繁，因应试、为宦、从商、访学等原因北上外出者增多，浙、赣为外出的必经之路，闽人因此与邻域文人来往较多，频繁便利的往来，促进了周边文化的渗透。

(三)人口迁移。邻省长期陆续向闽地迁移人口，至明清达到高潮，他们不仅为开发山区做出了贡献。而且带来邻省文化，使闽人学习了不少新的耕种技术

(四)经济贸易。福建与周边毗邻地区的贸易一直极为频繁，这些贸易活动促进了两地文化的交融。

(五)互派官吏。闽人热衷科举，不少人被派往浙、赣任职，亦有不少浙、赣官吏在福建供职，此举促进了文化的互相渗透。



二、闽文化的发展历程

闽文化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 远古及商周时期的闽文化

远古及商周时期闽地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古文化遗址遗物。

据60年代前的文物普查，福建古文化遗存达1100处左右。其中有代表性的有：

1、漳州旧石器、新石器、商周时代文化。

漳州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即漳州市北郊的莲花池山和竹林山，为1989年兴建公路时发现，并从原生层中采集到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27件，其中出自莲花池山的23件，出自竹林山的4件，分为石核、石片、砍斫器和刮削器四种。

漳州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如漳州市郊的覆船山、龙海的万宝山、漳浦的香山、东山的大帽山和诏安的腊州山等。其遗物多为陶片、石器、石片、兽骨、贝壳等。从中看到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居民过着狩猎、捕鱼、捞贝和采集的生活。

漳州商周时代文化遗址，据专家考证，目前全区共发现274处商周时代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山岗、台地和缓坡、及滨海台地，小岛顶部和河流入海处的三角洲地区，遗物主要有石器、陶器、青铜器三大类。

2、平潭壳丘头文化。其遗址在福建最大岛──平潭县平原乡南垅村壳丘头，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距今为5500－6000年以上。其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和骨器，如打制石器、磨当的石锛、石斧和骨箭镞、骨匕，以及大量贝壳和兽骨，可看出当时以渔猎为主。出土的陶器以手制夹砂陶为主，变圆底器形，有釜、罐类和豆、盘、碗与纺轮等。

3、闽侯昙石山文化。其遗址在闽侯县甘蔗镇，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距今5000多年。共出土陶、石、骨、玉、牙、贝等6类33种，近千件文化遗物。其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其中石锛为多，还有石镰、石镞、骨镞和陶网坠等。陶器以釜为多，其次是豆、罐、杯、碗、壶、簋等。

据考古学家统计，远古及商周时期福建古文化遗址还遍及闽江下游及东部沿海地区、闽江上游及西北山地地区、汀江流域及闽西山地地区。由此可看出，新石器时代福建居民的聚集与江、海、山地关系密切，当时福建居民的足迹已遍及闽江、汀江、九江龙、晋江、沿海及有关山地。

（二）福建远古及商周时期的原始艺术

福建远古及商周时期的原始艺术，主要为散落在各地的石刻，其中华安仙字潭岩画最有代表性。

除了仙字潭石刻外，在漳州附近各县还发现了三十一处岩画，构成一条延绵数百公里的弧形岩画分布带，其题材多样，如蹄印岩画、月亮岩画、蛇岩画小圆穴岩画、手印岩画、人脚印岩画、符号岩画等。

此外，福建各地都存留各类图象文字。近几年漳浦县佛昙镇大坑村大荟山西面还发现了商周时期组画面极为原始、神秘的岩画。这批岩画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最重要的岩画之一，反映了东南沿海地区居民对于生殖、图腾和星象的崇拜意识。对于研究我国原始人类的宗教史，美术史和聚落形态等方面有重大意义。



武夷悬棺葬



福建这一时期文化的典型代表，还有武夷山悬棺葬。武夷山的悬棺葬分布在武夷山九曲溪流两岸的悬崖绝壁上，或置于高耸岩峰的洞穴内，一般距地面六、七十米。1500年前，曾有史籍载谓武夷：“半岩，有悬棺数千。”清《武夷山志》统计尚存十六。据1979年8月有关部门的调查，目前尚存的船棺和遗迹约20余处，但保存完好的已不多了。

1978年9月，福建省博物馆考察队从白岩高出地面51米的洞穴内取下一具完整的船棺，通过考察，得知其船棺距今3445（＋－150）年，其纺织品残片有大麻、萱麻、丝、棉布四种质料，麻织品工艺水平略高于商代中期；丝织品为家蚕丝，接近商代期丝织品水平；棉丝织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棉布实物资料。由此可看出，当时先民已有了高超的纺织水平。船棺为船形，可看出当时先民生活在溪河山谷之间，与舟船结下不解之缘，死者入葬时，削棺为船，让死者在幽冥中继续享用。



二、秦汉时期福建文化

据《史记·东越列传》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秦已并天

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这是福建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列入中华民族统一版图，但秦设闽

中郡后，势力并没有进入福建。

汉初，无诸为闽越王，建都城于福州。当时福州是福建的政治、经济中心。

闽越国前后存在了92年，后因余善反抗，被汉武帝所灭。为了彻底征服闽越人，汉武帝采取迁其民、墟其地的政策，将部分人口集中的闽越人迁徒到江淮。但随后散居故土的闽越人又逐渐聚集，自立治县。同时，北方南下的汉族人民也与日俱增，汉族和闽越族开始杂居混合，并开始融合。这一时期出土的陶制器皿，如鼎、豆、壶、罐等，已有浓厚的中原文化特征。关于闽越国文化，目前可查阅到的史籍记载极少，但不断出土的文物，极大丰富了人们对闽越国文化的认识。



武夷山汉城遗址



武夷山汉城遗址是最具代表性的闽越国文化遗址。汉城遗址发掘于1958年，近几年又有新的进展和发现，。古汉城的面积为48万平方米，南北长850米，东、西、北三面被崇阳溪环绕。城墙为夯土板筑，周长2896米，至今完好无缺，是我国江南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城遗址。其建造时间，有认为是汉武帝迁移闽越人之前建造的，有认为是迁移后散居故土闽越人聚庥后所建，但从规模和发掘中遍地瓦砾、处处炭遗和烧痕，应认为是迁移前建造的，当时居民在汉军押解下而弃城北迁。

古汉城遗址的发掘，填补了秦汉时期福建文化的空白。其如：

（一）建筑业。古汉城的建筑风格独特，特点有五：

1、因地制宜，城市面积虽似长方形，但并不规则，而是充分利用自然地势，将城墙筑在山脊之上，高台建筑利用山坡，排水系统利用沟谷；

2、空室为“干栏式”建筑，即用矮柱将整座房屋架起，下部空敞部分往往作为牲畜和堆积杂物之所，上层前为廊及晒台，后为堂屋与卧室；

3、路面铺河卵石；

4、方砖和土砖被广泛应用；

5、独特的排水、用水设计。

（二）制陶业。出土的陶器，可分为炊煮器、储容器、日用器等，具体分为31种，其制法有轮制、模制等，绞饰以简单的弦纹、水波纹和方格纹为主要装饰纹样。有的器物纹样单一，有的器物则有两种以上的纹饰相组合，装饰手法可归纳为压印、旋压、刻划、缕孔、附加等数种。可看出当时闽越人在制陶工艺各个方面与整个东南水平是一致的。

（三）治铁业。汉城出土的铁农具有凹字形镬、方形直銎镬等；铁工具有斧、锤、凿、锯、环首刀、小刀削、铁环、曲形铁条；铁兵器则有长、短铁矛弓、刀、剑、匕首、镞；日用杂器为釜底、支架、圈、叉形器、钩形器等。汉城遗址中还发现治铁作坊区，可见当时冶铁业已有一定规模。



闽越文化的兴起和发展经历了秦汉时期，其最兴盛期应为战国晚期至东汉初年。

闽越文化的历史内涵和特点可从建筑、陶器、墓葬三个方面体现。

其建筑特点为：城邑建设一般选择在山陵上，临近溪流和开阔地，布局上因地制宜；城邑规模不算大，但多有宫殿、宗庙和仓禀，带有强烈的军事堡垒色彩。

其陶器特点是：造型奇特，形制大多与广州西汉前期墓葬出土的“南越式”一致；装饰手法基本分为拍印和刻划两种，制作以羼细沙的泥质灰硬陶为主。

其墓葬习俗为：墓葬形制一般是长方形坚穴土坑，有不使用棺椁或使用棺椁两种；随葬品一种以闽越式陶器为主，一种以汉式仿铜陶礼器为主。



三、魏晋南朝时期福建文化



魏晋南朝时期福建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北方汉人大批入闽，经过长期交融，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融为一体，先进的中原文化开始占主导地位，闽越文化的影响逐渐衰微而最终成为历史遗存。

从东汉末年起，北方汉人开始大批入闽，其主要构成者如：避乱入闽者、随军入闽者、逃户、流散者及罪犯、农民起义军余部、仕宦入闽者等。大批中原汉人入闽，他们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能、生产管理经验和文化知识，大大推动了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朝时期福建造船发达。三国时期孙吴把福建当作造船基地，在福建设立典船校尉，在今霞浦县设立温麻船屯，负责督造船只。其造船工场规模大、种类多、设备好，使福建成为当时造船中心。晋后期，民间造船取代官府造船。南朝时，福建已能制造远洋木船，驶往印度和南洋。

当时陶瓷制造业也有很大发展。魏晋南朝时期福建陶瓷以青瓷为主，各个时期造型特点鲜明，如西晋的扁圆矮墩，东晋的肥壮浑圆，南朝前期的高大圆鼓，南朝后期的趋向椭圆。一些精心制作的艺术品，表明福建青瓷已在中国青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福建的纺织业也有了发展，麻葛织品质量得以提高。

佛教于西晋之际传入福建。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晋安郡太守严高在郡北无诸旧城（即今福州市）建造绍因寺（后改乾元），这是见诸文字记载的福建第一个寺院。寺名绍因，有“继承”意义，可能在此之前福州已有佛寺。

南朝时期，福建佛教有进一步的发展。宋大明至南齐永明，在二十多年时间，福建就建有五寺，即侯官明空寺、妙果寺，长溪（今霞浦）建善寺、延福寺，松溪资福寺等，此时佛教已由闽中向闽北、闽东传播。

南梁时，福建佛教又有发展，全省共建佛寺二十八所，并开始建塔，福建尼庵的建立也由此开始，闽县（今福州）的法林尼寺，建于梁大通元年（527年）。

隋朝时福建建寺30座。

陈永定二年（558年），莆田郑生创建了广化寺前身──金仙院。同年，印度僧人拘那罗陀到泉州，挂锡延福寺三年，翻译佛经，由此拉开福建译经的序幕。虽然史籍对这一时期佛教在福建的情况没有更多记载，但已出土的文物中有大量是用于佛事的灯盏、博山炉、莲瓣碗、烛台等，由此可看出当时佛教盛行。



四、隋唐福建文化



隋唐时期大量外来移民进入福建，他们或随军入闽、或避乱入闽、或仕官入闽，推动了福建人口的持续增长。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从福州、建州各取一字，名为福建经略使（军区长官职），这是福建名称的第一次出现。唐代相继设置福、建、泉、漳、汀五州，至代宗大历六年（771年）正式成立福建观察使，成为地方最高长官，形成颇具规模的行省雏型。

隋唐福建文化的主要特点，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兴学热推动了科举业。教育的发展，推动了科举，据刘海峰统计，唐代福建进士为56人，虽然与中原相比并不太多，但为宋代以后福建文化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二）唐代福建佛教开始有较大的发展，全省新增寺院735所，但发展不平衡。唐代福建高僧辈出，一些高僧如怀海、希远、灵 慧海等都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代福建名刹林立，一些全国、乃至东南亚享有盛名的寺院，大都建于唐代，如建于唐建中

四年（783年）的福州鼓山涌泉寺、建于唐咸通八年（867年）的福州怡山西禅寺、建于唐咸通十一年（870年）的闽侯雪峰崇圣寺、建于唐中和元年（881年）的莆田囊山慈寿寺、建于唐长庆二年（822年）的泉州开元寺、建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的漳州丹霞山南山寺等。

（三）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等相继得以发展。制瓷业大部分在闽北和沿海一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纺织业以泉州为代表，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当时泉州土贡有绵、丝、蕉、葛等，其中绵二百匹，福州、建州有蕉布各二十匹；造船业以福州、泉州为中心，天宝年间，泉州等地制造了一批高大华丽的大海船，其长十八丈，次面宽四丈二尺许，底宽二丈，为尖圆形，银镶舱舷十五格，可贮货品二至四万担。当时东渡日本的僧人都设法到福建购买这种海船。



五、五代闽国文化



五代十国之一的闽国，为王潮、王审知所建，首府为福州。盛时辖境为福州、建州、汀州、泉州、漳州，约为今福建省全境。

王审知在位是闽国的黄金时代。王审知采取保境息民的立国方针，对外称臣纳贡于中原朝廷，对内则勤修政事，致力于发展经济，在拓展水陆交通，扩大内外贸易、鼓励农业生产、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王审知极为重视文化教育，注意延揽人才，曾组织大批知识分子搜集缮写各家遗书，以致教育较为普及，府有府学，县有县学，乡僻村间设有私塾。当时中原四分五裂，战乱不断，而闽国却成为安定的绿洲，堪称“世外桃源”。因此，地僻一偶的闽国文化盛极一时。

闽国文化的最大特点有三：一是文学兴盛，此内容“文学”章已有论及，此不赘述。二是佛教繁荣；三是沟通海外。

五代闽国，福建“佛法独盛于其时。”(19)王审知全力扶持佛教。如光化三年（900年），王审知在福州乾元寺开坛，度僧二千人。王审知还特地命令浮海运木料到泉州建造仁寿塔（西塔）。闽国王氏家族对佛教也极为热衷，王审知子王延钧于天成三年（928年）在福州开元寺开坛，度僧二万人。940年7月，闽王曦度僧万人，连偏远的顺昌县亦有百余受度。其侄王延彬在出任泉州刺史的16年中，优礼僧人，大造佛寺，对泉州佛教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据统计，王氏统闽时共新增寺院461座，连经济开发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孤岛厦门，也由僧清浩建造了第一座寺院──泗洲院。闽国佛教的盛极，吸收了众多的参学者，使闽中成为天下禅客辐凑之地。

王审知积极开拓海外交通，发展海外贸易，促进与东南亚的来往。王审知制定了优待外商的政策，鼓励自由贸易，并开辟了福州外港甘棠港口，极力扩大海外贸易，并在福州港置有榷货务，专门管理舶货征榷事务，使泉州从原来中转港口变为直接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当时，闽国北与新罗（今朝鲜半岛），南与南洋群岛以及印度、三佛齐和阿拉伯等国家，都有使者和商旅往来。舶来如象牙、犀角、真珠、香料等应有尽有。一些出土文物对当时的情况作了很好的印证。如1965年2月在福州北郊新店莲花峰南麓东宝山发掘的闽国第三主王延钧妻刘华墓，内有孔雀蓝釉瓶，据专家考证，应为波斯产品，是通过波斯人或经过阿拉伯商人输入闽国的。



六、宋代福建文化



北宋时期福建路行政区划，有福、建、泉、漳、汀、南剑六州，邵武、兴化二军。南宋时期设一府、五州、二军，皆为同一级行政机构，共八个，故福建号称“八闽”。由于长期北方汉人入闽，福建在隋唐及五代闽国时未受大的灾祸，再于由宋室南渡，政治中心转向东南，故宋代福建经济飞跃、文化发达。

福建北宋时期的进士为2503人，南宋时期为3482人，居于全国之首。北宋元丰时，福建户数居全国第八位；南宋嘉定时，福建的户数仅次于江西和两浙，居第三位。福建人位居宰辅之职的有18人，名列全国第三；《宋史》：“道学”、“儒林”列传的福建人有17人，位居全国之首。

在闽文化史上，宋代福建文化最为兴盛，其主要特点如以下几个方面：

1、闽学的产生和发展。

北宋仁宗时期为闽学发展的萌芽，一批闽地学者注重对儒家经典研究，不重训诂重义理，提倡儒家道

德，宣扬儒家“尽天知性”之说，强调儒家伦理常纲，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并热衷于授徒讲学。北宋末与南宋初是闽学的创始阶段，二程洛学入闽，在福建得以很好的传播和阐发。南宋绍兴至淳熙年间，是朱熹思想形成时期，也是闽学成熟发展时期。朱熹对北宋以来的理学思潮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建立了一个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闽学的产生和发展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不但属于福建、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2、佛教极为兴盛。宋代福建佛教加兴旺，其寺院之多为全国之冠。两宋时福建共新建寺院1493座，这些寺院不仅占好地，也建得富丽堂皇。两宋时期福建僧尼之多，亦为全国之首。由于当僧尼人过多，以至很多人为能出家当僧尼和住持而公然行贿。福州东禅院僧冲真在城东报国寺举行法会，《三山志》卷四十《土俗》卷载：“斋僧尼等至一万余人，探阄分施衣、巾、扇、药之属。”至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止，这种每年一次的大型法会共举行了４９次。当时出现不少出家的女性，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福州新尼在怀安景星尼院受戒，一次达398人之多。

3、刻书业为全国三大中心之一。宋代福建刻书的特点有四，一是地域广泛，其分布地点不但有各州

府、军所在地，也有偏僻小县，几乎无处不刻书；其中尤以福州地区和建阳地区刻书最盛，成为全国刻书中心。二是量大，如北宋时期福州雕版印刷的两部大藏经和一部道藏，总数达1.8万余卷， 是另外两个刻书中心浙江和四川所无法比拟的。三是所刻内容广泛，有较流行的经史百家名著和诗文集，史书节本和诗文选本，时文科举应试之书、字书、韵书、类书、农医杂书等民间日常参考实用之书等。四是编篡形式时有创新，如字体多样，最早使用黑口与书耳、经注合刊等。

4、 海上交通和贸易日趋繁荣。由于福建人多地少，海岸线绵长，长期有人从事海上贸易，宋代在泉州设市舶司，泉州港逐渐成为全国最大商港，与世界上40余国都有往来。据考证，以泉州为起点的交通航线，有六条之多，如：泉州至占城，泉州至三佛齐、 婆、渤泥等地，泉州经马六甲海峡至印度、波斯湾，泉州经南海、三佛齐入波斯湾，泉州至菲律宾古国麻逸、三屿等地，泉州至高丽、日本的船线。



七、元代福建文化



元朝至元十七年（1282年），在福建设“福建行书省”，虽然这是福建历史上第一次设省，但同时在福建还设立了泉州、隆兴二个行省，所以还不能代表整个福建省。后福建境内设八个路，归浙江行中书省管辖。至正十六年（1350年）成立福建省。

元代福建一些重要城市保存相对完好，如掌握泉州军政大权的蒲寿庚弃宋降元，使泉州港不但不因战乱而受创，反而继南宋后走向极盛。福建元代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闽学凭借天时地利得以发展。元代统治者大力褒奖朱熹学说，朱熹的《四书集注》被朝廷定为科

场试士的程式，由于当官要由科举，科举需要朱子学，因此福建涌现出许多研究、继承闽学的人才，他们都从不同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闽学。福建再次成为理学及文人士子朝圣之地。

2、海外贸易的兴盛。元朝积极鼓励海外贸易，泉州港在元代继续得以发展，泉州为元代四大海舶建造基地之一，海上易空前繁荣。元代统治者对市舶司的设置几经变动，但泉州市舶司均没有被废或合并，可见元朝统治者对泉州港的重视。与泉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从南宋时50多个增加到100多个，至元末年以后，泉州港被誉为世界最大港之一。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白图泰对泉州港都进行过描述。

3、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等外来的宗教的发展。元代许多穆斯林从海上丝绸之路直接涌入泉州，在泉州修建了多座清真寺，元代泉州由于伊斯兰教过于兴盛，以至不少汉人被融合而皈伊斯兰教。当时不仅泉州，闽中、闽北也出现许多伊斯兰教徒。天主教于元代传入泉州，元代中国天主教仅有两个教区，其中一个在泉州（另一个在北京）。天主教在泉州修建了许多教堂，泉州当时有许多信仰天主教的西方人士居住，至今还保留有许多天主教的遗物和遗址。



八、明代福建文化



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福建全省八路改为福州、建宁、延平、邵武、兴化、泉州、漳州、汀州八府。成化九年（1473年）,恢复被废为县的福宁州,直隶于布政司，合计“八府一州”。明代福建在造船业、印刷业、制瓷业等在全国继续保持领先地位。教育继元代中落后，又进入一个昌盛时期；虽然王阳阴学说的出现的冲击了朱子学说，但闽学在福建不但长盛不衰，还有创造性发展。在充满希望的十四世纪，福建如果凭借长期发展起来的工商经济机制，凭借其特有的沿海地理条件，应该在全国最早崛起。但明代统治者志在铲除东南沿海已有的城市经济基础，再加上倭祸严重，明代统治者多次在福建沿海实施严厉的海禁，规定濒海百姓不得擅自下海与番国买卖，违者正犯处以极刑，家人戍边充军，并强迫沿海一些岛屿居民内迁大陆。二百年的海禁，极大遏制了福建的发展。

民间走私贸易是明代福建文化一大特点。走私的中心是漳州龙海的月港。

月港

漳州龙海的月港，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逐渐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走私贸易港口。民间海商用多种方式隐蔽走私，参与走私者与日俱增，大小商船穿梭月港，一时成为闽南的一大都会，被誉为“小苏杭”。隆庆元年（1567年）后朝廷被迫开放洋市，月港贸易更加繁荣，与交趾、占城、吕宋、朝鲜、日本、琉球等四十七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 在外贸进出口商品中，输出量远远多于输入量，其中手工产品和土特产的输出量占较大比例。

月港出现的意义不仅是它成为与福州港、泉州港、厦门港并称的福建古代四大外贸商港，还在于它是适应商品经济而出现的，它一改以往官府对海贸的垄断，成为民间经营的带有反封建束缚的自由贸易性质，并已具有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的经营方式。它对福建社会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中西文化的冲撞，是明代福建文化的另一特色。福建长期受海外文化的影响，处于全国中西文化对抗的前沿。特别天主教在福建传播，分别于明天启五年（1625年）、明天启于五年（1625年）至明末这三个阶段在福建传播，时而顺利，时而受挫，先是“三山论学”，即艾儒略与叶向高在福州关于中西文化接触与对话；最后因天主教教义与中国正统儒家思想的矛盾冲突，文人和僧人联合反教，著文“辟邪”。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九、清及近代福建文化



清代在福建设置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清初省下辖有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延平、建宁、邵武、汀州八府。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增设台湾府。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才分出台湾府设省。至清末，有九府二州、五十八县、六厅。

清初朝廷在福建沿海进行海禁，为断绝沿海人民与郑成功联系，不准本地商船运货出海，后又下诏大规模迁界，凡沿海地区内迁三十里，给沿海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到处是凋敝惨象，往日沿海繁荣如过往烟云。后来虽允复界，但又实行闭关政策，沿海一带仍然恢复缓慢。至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才准许商民出海贸易，福建对外贸易转至以厦门为中心，漳州、泉州为两翼。航船到东南亚的最多，冬去夏回。

清代福建教育制度发达，学风鼎盛，各府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书院，各县大部份书院都是新修建的，据不完整统计，清代书院约300余所。清代福建出现全省性书院，如鳌峰、凤池、正谊、致用四大书院。清末出现了官办的全闽大学堂、洋务派办的船政学堂、外国教会办的教会学校等。

教育的兴盛，推动了其它文化方面的发展：如清代福建理学更加兴盛，乾隆皇帝曾称福建为理学之乡，福建一些如鳌峰书院等著名书院，培养了大批理学人才，几十种诸如《濂洛关闽书》等闽学著作风行一时。乾嘉时代，汉学几成一尊之局，但福建理学不但愈趋兴盛，并有发展。清代福建研习理学，卓有成就者人

数众多。

清代福建还兴起了修纂地方志热潮，现在可查阅到的地方志大多是清代编纂的。以省总志为例，清至民国有代表性的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郑开极等人修纂的《福建通志》（六十四卷）、乾隆二年（1787年）谢道承等人编纂的《福建通志》（七十八卷）、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沈廷芳等人主撰的《福建续志》（九十二卷）、道光年间陈寿祺等人修纂的《福建通志》、民国时期陈衍等人修纂的《福建通志》等。



侯官文化



近代侯官文化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但至今尚未有人对此进行过探讨，即：地处一隅，远离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弹丸之地侯官，在极短的时间里崛起一批杰人出人物，如：林则徐、沈葆、林昌彝、严复、林纾、方声洞、林觉民、林旭等。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杰出人物门类齐全，有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外交家、思想家、翻译家，几乎囊括了各个领域，故有“晚清风流出侯官”之说。

近代侯官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如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渴望通过变革使祖国强大等。这些影响的产生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

（一）师生关系。近代侯官文化所以能造成了一大批杰人物，与师生相授有很大关系，其爱国思想一脉相承，如林则徐和林昌彝等都就读于鳌峰书院，林昌彝又林则徐次女林普晴和沈葆桢的老师。沈葆桢是严复所在马尾船政学堂五年的恩师，也是林则徐的女婿，对严复思想的形成及生活道路产生的极大影响。

（二）同学关系。沈葆桢开办船政学堂时，开始只收福州人，选派出洋留学了第一、二届毕业生，也多为侯官人。其中与严复一起出国留学者如林永升、刘步蟾、林泰曾、萨镇冰、蒋超英等，都为侯官人。

（三）外出任职后仍与侯官及侯官人士保持极为密切的关系。如严复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时，注意录取侯官子弟。1898年海军统领叶祖 巡视沿海炮台回闽时，严复托其在福州代选30名15岁左右的侯官子弟带来，以备考水师学堂，结果这30名子弟全被录用。

　　



二、闽文化的特点

闽文化的独特形成过程使闽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最鲜明特点,应为多元性和延伸性。

（一） 闽文化特点之一——多元性。

多元性，也称碎状性。闽文化与中原文化不同。中原文化据有正统性、传承性、稳固性、辐射性，源于本地的正宗文化对外来文化有很强的征服、融解能力。闽文化缺乏一种征服力极强的正宗文化，谁也征服不了谁，谁也代表不了谁，由此形成一种碎状割据的文化形态。

闽文化的多元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种区域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差异鲜明。有人将闽文化分为闽东、闽南、闽西、闽北、莆仙五个文化区，认为闽北文化为典型的山林文化、闽南文化为典型的海洋文化、莆仙文化为典型的科举文化、闽东文化为典型的综合型文化、闽西客家文化为典型的移民文化。有将闽文化分为闽东、闽南、闽西、闽北四个文化区，认为其差异极大，如闽东的求稳怕乱，闽西的宗亲内聚，闽南的过番出洋，闽北的安贫乐道。有将闽文化分闽东的江营文化、闽南的海播文化、闽北的山耕文化、闽西的移垦文化。有将闽文化分为六大文化区，即：福州文化区、莆仙文化区、闽南文化区、闽西文化区、闽北文化区、闽东文化区，每一区的精神文化都有其鲜明特点。如福州人的便宜行事，莆仙个人的精明省俭，闽南人的热情豪爽，闽西人的纯朴好客，闽北人的安分吃苦，闽东人的勤勉笃厚。

但各个文化区再细分，也有不少区别。如闽南指厦门、漳州、泉州三个市，这三个市的文化也有很大差异，如厦门人由于偏隅的地理位置和舒适的气候条件，因而悠然处在，易于满足，对外吸纳力强，却缺乏创意和创劲，稳健有余，虽说没在全国形成厦门旋风，但也从未出过乱而载跟头的事例，这种因过度中庸而缺乏磅薄气势，被人称为“小岛意识”。而漳州是鱼米之乡，花果之乡。但是，好的自然条件，长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成了比较浓厚的小农意识，而市场意识、商品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效益观念不强。比较容易满足于现状，保守有余而创新不足。泉州由于历史上长期受海外文化的影响，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古代万国商贾汇集之地。特别是晋江、石狮人商品意识浓厚，他们不信天命，不满足现状，讲究效率，勇于进取，百折不挠，敢于冒险。

　　 2、各地方言、民俗的复杂。福建方言极为复杂，在全国八大汉语方言中，福建方言就占三种，如果加上省界交叉地区，仅福建境内流行的就有汉语七大方言，真可以说是全国汉语方言的缩影。而其复杂性还在于同一方言区，如闽南方言区中的厦门话、龙岩话、大田话、尤溪话之间也有很大差异。令人惊异的是有的县同时说着几种不同区方言，如大田县通行着闽南话、大田话、永安话、客家话；尤溪县通行着闽南话、尤溪话、闽东话。而连城县、清流县、大田县等竟然没有本县通用方言。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的地方过了一座山、一条河就不能通话，这种现象在全国是罕见的。其民俗也是“十里不同风，一乡有一俗。”以民间信仰为例，有的同一县内，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特定的神灵为保护神，抬神出游一般不能越出本地界。如旧时泉州就奉有100多尊神灵，以致福建民间创造的神灵数量惊人，充斥天上、人间和地府。由于民俗不同，各地认识不同，民间谚语也有许多完全相左，仅以男女婚嫁年龄的谚语为例，如上杭谚语：“女大五，赛老母；女大三，抱金砖。”福州谚语：“男大三，门前立旗杆；女大三，井水会吊干。”

3、各种艺术难以交融，始终保持其鲜明地方色彩。福建的戏曲不象其它省市那样，有一种或几种为全省人民普遍接受的戏曲，如北京的京剧、浙江的越剧、安徽的黄梅戏、河南的豫剧、四川的川剧、云南的滇剧、西藏的藏剧、甘肃的陇剧等，在福建省上演的剧种有29个，但没有一个剧种能在全省流行，更没有一个剧种能代表福建。除流行于各城市的闽剧、莆仙戏、梨园戏、高甲戏、芗剧这五大剧种外，还有二十多个大小剧种流行于各山区沿海，仅今日可查的地方剧目就多达一万五千多个，故有地方剧省之称。正是由于福建的地方剧难以互相交融，所以在莆仙戏、梨园戏和南曲中，始终保留着一些宋元南戏的剧目，一些古本和古曲在全国其它剧种中早已绝响，而唯独在福建可以听到它的遗音。再如舞蹈，主要用形体动作表达感情，它虽不用唱，不存在方言障碍，但如闽南最著名的拍胸舞，很难在闽北找到知音。因为这与区域差异等有关。闽南人性格粗犷豪爽，拍胸舞极符合闽南人表达、渲泄感情方式；而闽北是理学的故乡，讲究克已谦恭，不可想象闽北人会赤课上身沿街拍打。而闽北的采茶舞细腻，规范性强，其独特的采茶步轻盈细碎，当然也不可能在闽南流行。福建民歌难以在全省流传，其原因也是很明显的。正是因为福建各类艺术难以交融，所以使福建各类艺术更加绚丽多姿。

　　 造成闽文化的多元性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三个方面：

　　 （1）地理环境因素。福建依山傍海，高山急流把福建分隔成几片自然区域，各区域内又由于山脉河流走向，再被划分为若干个闭塞的小区，因此难以交流、沟通。

　　 （2）构成闽文化的成份极为复杂。从前面“闽文化历程”中可知道，闽文化的形成与闽越文化的遗风、中原文化的传入、宗教文化的传播、海外文化的冲击关系密切，而其中各种情况也异常复杂，并不都是集中在某个局部，因此闽文化不会长期在某区域发展，其发展中心容易转移。如秦汉闽越文化、唐代漳州文化、五代闽国文化、宋代建州文化、元代泉州文化、明代月港文化、晚清侯官文化等都曾各领风骚。因此谁也垄断不了谁，谁也取代不了谁。

　　 （3）中原文化延伸至福建后不同程度受到闽地文化影响，无法形成坚强内核。虽然中原文化一次又一次的进入福建，时间之长久、内容之丰富，是全国其它省所罕见的。但由于中原文化分期分批进入，且闽地又较封闭，中原文化进入后又被隔绝，因此显示出寄居性质，难以一统闽地文化。



（二）闽文化特点之二——延伸性。

延伸性与辐射性不同，辐射性是向四周全方位成电波式射出，而延伸性则是有方向、有目标、有重点、有目的的发展。福建三面环山，一面靠海，向内陆延伸困难，因此转向海外延伸，以求发展，成为闽地（特别沿海地区）的传统，故有“门字里面是条虫，跳出门外便成龙”之说。

闽人的延伸性， 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向海外延伸。祖籍福建的华侨、外籍华人有800多万人，分布在全世界5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约90％居住在东南亚，不少人都获得成功，最新一期的美国《福布斯》杂志刊出全球前十大华人富豪，其中有4名祖籍福建，并都在东南亚从商， 即：祖籍石狮的菲律宾亚洲世界集团郑周敏(资产总值130亿美元，排名第一)，祖籍福清的印尼三林集团林绍良(80多亿美元，排名第四)，祖籍晋江的的菲律宾巨商陈永栽(70亿美元，排名第8名)，祖籍福州的马来西亚郭氏集团掌门人郭鹤年(70亿美元，排名第9名)。(二)向台湾延伸。闽南移民中有句俗语：“第一好过番，第二好过台湾。”经过长期移民，台湾有80％人祖籍福建,福建移民成为台湾居民的主体。(三)向省外延伸。闽人向省外延伸,不少人成为全国各个领域中出类拔萃者，如当代福州学部委员之多居全国之首，因而被称为“学部委员之乡”。此外，在文学艺术上的对外影响也是明显的，如严羽对诗歌的见解一直影响到王渔洋。

第二章 哲学

福建哲学发展概述

　　 福建最大的哲学学派是闽学。北宋仁宗时期是闽学的萌芽阶段。一批闽地学者注重对儒家经典研究，不重训诂重义理，提倡儒家道统，宣扬儒家“尽天知性”之说，强调儒家伦理常纲，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并热衷于授徒讲学。代表人物如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等“闽中四先生”及刘彝、黄　、章望之等耆儒。在“闽中四先生”中，陈襄最为重要。陈襄（１０１７－１０８０年），字述古，福州侯官（今闽侯）古灵人，曾任浦城等地方官多年，注重办学，曾劝县中富人出资建筑学舍三百楹，自己也常为诸生讲学，并作《劝学》，劝使年青人就学。其施政多效古人所为，平日以讲求民间利病为要务。其殁后，书箧中皆满纸小字书写有关人民疾苦之事。陈襄主张以仁义治天下，用封建伦理纲常来规范人们行为。《宋元学案·刘胡诸儒学案》中说：“闽中自古灵先生倡道，其后游（酢）、杨（时）、胡（安国）三子得程氏之传。”可见陈襄是闽中最早推行理学的先驱。

北宋末与南宋初是闽学的创始阶段。二程洛学入闽，在福建得以很好的传播和阐发。这一阶段是洛学到闽学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

南宋绍兴至淳熙年间，是朱熹思想体系形成过程，也是闽学成熟发展阶段。元代靠天时地利，闽学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元代统治者大力褒奖朱熹学说，另一方面福建涌现出许多研究，继承闽学的人才，他们都从不同方面进一步丰富和阐发了闽学。

明代，由于统治者提倡和推崇，朱熹学说在全国曾极为盛行，嘉靖初年出现王阳明学说后，朱熹学说开始由盛趋衰。但闽学在福建不但长盛不衰，还有创造性的发展。闽学者们不为界异端所惑，坚持以朱熹学说为正宗。清代福建理学更为盛行，乾隆皇帝曾称福建为理学之乡；福建一些诸如鳌峰书院等著名书院，培养了大批理学人才；几十种诸如《濂洛关闽书》等闽学著作风行一时。乾嘉时代，汉学几成一尊之局，但福建理学不但愈趋兴盛，并有发展。“至天下之士宗闽学焉”（清陈庚焕《惕园初稿·拟重修福州文庙碑》），可见闽学在全国的影响。


闽学特点
　　闽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闽学是福建最大哲学学派。闽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个方面特点：第一，闽学从其产生到终结，始终是呈动态，是不断发展的。其发展具体表现在补充、发挥、改动、超出、创新、总结等方面。第二，闽学具有极大的包容性。闽学善于采纳各家之长而加以融会贯通，并允许多种派别存在，它善于吸收理学中各种不同派别观点，还善于吸取佛教和道教中的精华，并能包容各种学派。第三，闽学学者大多注重节义，勤政爱民。闽学学者大都能身体力行儒家的义理，有强烈的务实精神和事业心，注重自身道德修养，讲清正廉洁。第四，闽学学者大都勤于著述，轻训诂重义理。闽学家大都不注重烦琐的文字训诂和名物的考证，而是通过注释来阐述书中义理，实际上是通过注释来表达作者的理学思想。第五，闽学家都注重收徒讲学，热爱于教育。


闽学的影响

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学派像闽学这样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作为闽学核心的朱熹学说其理论价值被统治者所认识后，逐渐成为控制整个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的官方哲学，成为政治、法律、道德、艺术、教育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指导原则。南宋末朝廷开始褒奖朱熹学说，整个元朝更是朱学天下，考试必须由朱熹所定“四书”出题，立论不能超过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范围。明代比元代更加提倡、推崇朱熹学说，考试仍以朱熹学说为主要内容。清代统治者认为朱熹学说是最好的思想武器，因此仍沿用元明以朱熹所定“四书”及其注释为国家考试和学校教育基本课本。有人把孔孟称为第一期儒学，把宋明理学称为新儒学。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闽学，就没有理学；没有理学，就没有新儒学。佛学东渐后，有的国家曾把它立为国教，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佛、道、儒在我国长期共存，有时佛学盛极一时（如唐代），似有要一统天下之趋势，但由于闽学及时为儒学注进了新内容，由此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使中华民族最终以儒学而不是以佛、道为凝聚点。其讲求“立意”、“修身”，以求达到“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民族感等，是有积极意义的。闽学还传入日本、朝鲜、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并和这些国家的社会现实相结合，产生了日本朱子学、朝鲜退溪学等，成为十四世纪后东方文化的主流。闽学还传入欧美，近年来西方研究朱熹之说极为活跃，开过多次研讨会，使之成为世界性学说。因此，闽学不仅属于福建、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闽学主要人物

陈襄（画像）

陈襄（１０１７－１０８０年），字述古，福州侯官（今闽侯）古灵人。北宋仁宗时期是闽学的萌芽阶段。一批闽地学者注重对儒家经典研究，不重训诂重义理，提倡儒家道统，宣扬儒家“尽天知性”之说，强调儒家伦理常纲，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并热衷于授徒讲学。代表人物如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等“闽中四先生”等。在“闽中四先生”中，陈襄最为重要。陈襄曾任浦城等地方官多年，注重办学，曾劝县中富人出资建筑学舍三百楹，自己也常为诸生讲学，并作《劝学》，劝使年青人就学。其施政多效古人所为，平日以讲求民间利病为要务。其殁后，书箧中皆满纸小字书写有关人民疾苦之事。陈襄主张以仁义治天下，用封建伦理纲常来规范人们行为。《宋元学案·刘胡诸儒学案》中说：“闽中自古灵先生倡道，其后游（酢）、杨（时）、胡（安国）三子得程氏之传。”可见陈襄是闽中最早推行理学的先驱。

杨时

杨时（１０５３－１１３５年），字行可，后改字中立，号龟山，将乐人。北宋末与南宋初是闽学的创始阶段。二程洛学入闽，在福建得以很好的传播和阐发。这一阶段是洛学到闽学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其代表人物如“南剑三先生”杨时、罗从彦、李侗。杨时２９岁时和游酢往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学业突出，成为程颢最得意的门生。杨时离开颖昌时，程颢出门相送，谓“吾道南矣！”４１岁时，又与游酢往洛阳拜程颐为师，有程门立雪的故事。杨时继承发展了二程“理”的最高范畴，认为：“天下万物，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权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宋儒杨文靖公集》卷二十《答胡康侯其一》）他认为天下万殊之物，都是由一理之本派生出来的，而这一理之本又规定了万物之所以是殊异的。杨时提倡由诚意正心，推之以“平天下”的内外合一之学，强调人心、道心、天理、人欲的区别。杨时在二程和朱熹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朱熹

　　 （朱熹画像）

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年），字元晦，号晦庵。

朱熹继承、发展了二程思想，对北宋以来的理学思潮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建立了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集诸儒之大成。朱熹发挥了“理一分殊”说，指出“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朱子语录》卷十八）。认为总合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然千差万殊的事物都是那个理一的体理。朱熹的理，有多方面含义：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理是事物的规律、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理气关系，认为任何事物都有理有气，但理是“本”，众理之全体，便是太极，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太极散在万物，如月亮印在万川。朱熹不讲天命而讲理，全面系统地把封建的道德、政治包括在“理”之内，使闽学比汉以后历代儒学思想都高出一筹，成为哲学化的政治学和道德学。朱熹提出了系统的格物致知说和知行学说，建立起完整的人性学说和有关修养方法学说。朱熹还注重收徒讲学，热衷于教育。是个大教育家，有资料可查的朱熹门人为５１１人。
　　 熊禾

　　 熊禾（１２４７－１３１２年），字位辛，建阳人。元代靠天时地利，闽学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元代统治者大力褒奖朱熹学说，另一方面福建涌现出许多研究，继承闽学的人才，他们都从不同方面进一步丰富和阐发了闽学。熊禾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于武夷山中读书讲学，毕生致力于精研和传播闽学。他将朱熹章句集注“四书”和孔子整理“六经”并列，视为不朽功业，并认为朱熹是孔子第二。他对朱熹学说有深刻的理解，揭示了其本质：“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世运升降之会，天必拟大圣大贤以当之，三纲五常之道所寄也”（《考亭书院记》）他立志要象黄干那样阐发朱熹的学说，其一生著述活动，主要用朱熹的学说观点注释儒家经典。元人许衡称“其真才实学，著书立言实有功于文公也。”（《熊勿轩集序》）。

第三章 史学
　

　一、闽籍史学家著述特点

（一）著述面广泛，各种体制无所不包。《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将史学体例分为九大类，闽籍史学人才的著作几乎全部涵盖。

（二）体例上突破创新，开一代风气。宋代郑樵的《通志》，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体例仿照《史记》而有所创新,发挥了通史的作用,《通志》的体系和编纂方法对后代史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提出新颖的史学思想，表现出卓越的史识。如郑樵提出著书要独出心裁，创立凡例，成就一家之言；编纂史事要统一体例，要重视核实索象、区分类例和考镜源流等较为科学的治史观，表现了严谨的学风。袁枢认为治史应“有补治道”，寓道于史，要在史学发展史上有所创新，“成一家之言”。朱熹把“理”─元论从哲学领域引入史学领域，使其史学具有哲学思辨性，试图建立“天理”与“史事”统一的史学体系，提出明正统、斥篡贼、立纲常，扶名教等史学观，对封建社会后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贽将其离经叛道思想引进史学研究中，提出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历史标准，反对“践迹”“执一”的历史保守观，主张与“与世推移”的历史发展观，其《藏书》、《续藏书》、《史纲评要》等史学著作，表现出力主解放，不囿传统的史学观。

福建不少著名人物的著作中或记录了当时的材料，或集佚了有关史料，其著作在史学界也占有一定地位。如南宋末年爱国诗人郑思肖的《心史》，明代南安人郑鸿逵的《及春堂集》、惠安人王忠孝的《王忠孝公全集》、晋江人黄景　　的《国史唯疑》、《宦梦录》、长乐人谢杰的《虔台倭纂》、长乐人谢肇　　的《五杂俎(十六卷)》、松溪人魏　　的《西事珥》、《峤南琐记》，宋代宁化人郑文宝的《南唐近事》等著作。

　　二、福建地方文献

（一）地方志

福建地方文献极为丰富，以地方志为例，据有关专家统计，目前可以看到的福建志书(不包括专志)，超过300种，保存至今最古老的福建方志，是宋代的《三山志》、《仙溪志》、《临汀志》。

明代可考的福建方志约230种，幸存至今的有80种， 其中最著名的总志为《八闽通志》和《闽书》。

明代福建地方府县志著名的有侯官人王应山编撰的《闽都记(三十三卷)》，喻政主修、林烃、谢肇　纂的《福州府志(七六卷)》，苏州府长洲县人冯梦龙所撰的《寿宁待志》（所以不名县志而称待志，是作者寓“宁逊焉而待之”的自谦之词）。

清至民国，福建总志有五部，各具特点。第一部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郑开极等人修纂的《福建通志(六十四卷)》。第二部为乾隆二年(1787年 )谢道承等人编纂的《福建通志(七十八卷)》，其最大的特点，一是根据当时旧制沿革已发生的变化现实， “取旧制之烦芜末当者，删汰亢文，别增新事。其疆制度，悉以现行者为断”(《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二是增加了许多旧志未载的内容，“如沿海岛澳诸图，旧志所不载者，皆为详绘补入，足资考镜，于体例亦颇有当焉”(同上)。第三部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沈廷芳等人主撰的《福建续志(九十二卷)》，其特点是断代志，所载内容自乾隆二年至三十二年止。第四部为道光年间陈寿祺等人修纂的《福建通志》，志稿初成400卷，后由魏敬中主纂，增删为278卷，于同治十年(1871年)刻印成《重篡福建通志》，虽比原来少四分之一强，但质量显然较原稿提高不少。第五部为民国时期陈衍等人修纂的《福建通志》，也称《福建新通志》，由民国五年(1916年)起创，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才续成全书，总计６１１卷。

清代福建地方府县志中著名的有李元仲撰《宁化县志(七卷)》，曾日瑛等修、李绂等撰的《汀洲府志(四十五卷)》，林春溥总撰的《罗源县志(三十卷)》，徐景熹修、鲁曾煜撰的《福州府志(七十六卷)》，朱景星修、郑祖庚撰的《闽县乡土志(八卷)》等。



地方志中的专志，指专门记录某一项或主要某项内容志的志书，如山志、水志、寺庙、道观、书院、人物、艺文等。

福建专志的主要特色有二多。第一，寺庙志多。这与福建佛教长期兴盛不衰有关。第二，山水名胜志多。



除了方志外，福建的其它地方文献也十分丰富，其中主要以下几种：

(一)对地方史料的考订。

(二)对本地地理风物民俗的记载。

(三)对当时所发生事件的记载。

(四)对所见所闻之事的记载。

(五)对历代有关闽地史料、遗闻、逸事的辑录。



福建史学兴盛的原因，除了刻书业发达、重科举、读书蔚然成风、教育普及等原因外，还在于福建地处一隅，战乱较少波及，书籍相对保存完好，不少闽人以藏书为乐，使史学家有书可查。

第三章 文学

一、福建文学概述

福建在唐初还没有完全开发，几乎没有出现作家。唐中宗时期，福建文人开始活跃。安史之乱时，福建的经济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到了晚唐五代，大量中原文人避乱寓居福建，大大促进了福建文学的发展，如唐代郑露、薛令之、欧阳詹等，都写出了一些诗文，无疑在福建文学史上有其一定地位。但福建文学的兴盛，应从五代开始。

五代闽国文学兴盛的标志，是有较多数量的人加入文学创作的行列。其主要为：(一)王族成员。如王审知孙王继鹏、弟王延彬都创作了不少诗作。（二）外地宦游流寓闽地的文人。如进入闽地著名文人韩偓、徐寅、崔道融、刘山甫等。

宋代是福建文学的黄金时期，主要标志是：（一）作者众多。这个时期福建进士及第者6755人。他们是福建文学创作的基本队伍。这支庞大的创作队伍，不仅在福建是空前的，即使在全国也是罕见的。（二）作品众多。以词而言，至今可考的将近2000篇。诗作则更多。（三）闽籍诗人作家队伍的庞大，淹没了来闽流寓游宦的外籍作家。（四）出现了不少在全国具有声望的诗人，如杨亿、蔡襄、柳永、李纲、张元干、刘子 、刘克庄、严羽、郑思肖、谢翱等。

元代福建文学远不如宋代，但在诗歌、戏曲、文学批评等方面仍继续向前发展。其中较著名的有诗人（文学批评家）张载、卢琦、陈旅山，杂剧家陈以仁等。

明代是福建文学在元代衰微之后的复兴时期。其表现为：（一）诗人作家众多。明代福建科举成名的已不限于闽北、闽中、莆泉一带，也遍及闽西、漳州、闽东、以至海岛金门。仅状元、榜眼、探花、会元的总数就达31人。居全国第四位。加上难以数计的进士、举人，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创作基本队伍，从中产生了不少名家。清代郭柏苍《全闽明诗传》，就选评出闽籍诗人多达950多人。（二）产生不少文学创作的群体。如以林鸿为首的闽中十子之外，福州有九老会、鳌峰七友、鹤圃清音社、平远诗社、三山耆社，莆田有木兰吟社、逸老会，八仙会和玻璃社等。这些都是以志趣和崇尚相同而结成的地方的创作群体。互相吟唱，互相切磋创作的经验和探讨创作的规律，对于提高和发展福建文学无疑是有利的。（三）产生种种创作流派。如以林鸿为代表的倡导诗学盛唐的闽中诗派，台阁体代表人物之一的杨荣，主张诗学社甫的郑善夫，反对复古主义的唐宋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王慎中，力主情性的文学批评家李贽等。各种流派的产生和争鸣，既活跃了文坛的风气，又促进了福建文学的发展，乃至对全国文坛产生了影响。（四）创作的文体增多。除了诗、文、词之外，还有戏曲、小说、杂记以及文学批评等。可以说，明代福建文学，形成一种群花争艳，众体争鸣的繁荣局面。

清代是福建文学继唐、宋、元、明之后进一步发展和总结的时期。其标志是：（一）诗人作家仍然众多，产生了一些著名的诗人作家，如黎士弘、丁炜、张远、黄任、陈梦雷、陈寿祺等人。（二）题材有所开拓，特别是写乡土风物的题材较多。（三）风格多样，有一本性情的，有学唐的，有学宋的，有学人之诗，也有各类兼备的。（四）出现了诸多编缉前代闽人诗文的总集，对福建历代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有意义的编纂和总结。

近代是指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一时期。在这时期中，福建文学以反侵略反压迫为其重要内容，出现了大量的爱国诗人作家和作品，如谢章铤的《赌棋山庄集》、刘家谋的《捕盗行》、林则徐的《次韵答陈子茂（德培）》、林旭的《叔峤印伯居伏魔寺往访之》、《狱中示复生》等诗作；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文章；林昌彝的诗论《射鹰楼诗话》，陈衍的文学批评《石遗室诗话》等。



一、 福建历代主要作家及作品

（一）唐代

福建在唐初还没有完全开发，与中原各地蓬勃兴荣的文学盛况相比，福建几乎没有出现作家。唐中宗时期，常衮入闽任观察使后，一面大举兴学，一面积极荐举文人应试，福建进士第者在中晚唐络绎出现，唐统治者的诗赋取士制也使福建文人开始活跃。其中较有代表的人物是欧阳詹。



欧阳詹



欧阳詹（768－808？），字行周，晋江（今福建泉州）人。贞元末与韩愈、崔群、李观等同科联第，时称“龙虎榜”，欧阳詹则是闽人第状元之始。欧阳詹是闽中最早驰骋中原的文士之一，也是中唐时期热衷于“古文”运动的文学家。欧阳詹的创作，诗赋文兼擅。有《欧阳行周文集》十卷传世。



作品欣赏



想象精灵欲见难，通津一去水漫漫。

空余昔日凌霜色，长与澄潭生昼寒。

　　　　　　　　　　　　――《题延平剑潭》



（一）五代闽国时期

五代闽国之前的福建，还处于开发时期，虽然随着中原人士的南迁，一些如江淹等重要文人入闽，

推动了福建的文学创作，但远没有形成气侯。唐代郑露、薛令之、欧阳詹等，都写出了一些诗文，无

疑在福建文学史上有其一定地位，但福建文学的兴盛，应从五代闽国开始。

　

主要作家及作品



韩　偓



韩偓，字致尧， 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人，为唐室忠臣。因憎恶朱温，经湖南、江西入闽，自汀州入永春，至南安，再经永安、沙县、尤溪、南平到邵武，再掉头，一直住在南安。于后梁龙德三年（９２３年）卒于南安丰州东郊。其诗收入《全五代诗》，共３４５首，入闽前较多为抒写时尚的绮靡之作，入闽后诗风为之一变，写出不少伤时忧世和慷慨愤激的作品。



作品欣赏



守道得途迟，中兼遇乱离。

刚肠成绕指，元发转垂丝。

客路少安处，病床无稳时。

弟兄消息绝，独敛向隅首。

　　　　　　　――《向隅》





阳光不照临，积阴生此类。

非无惜死心，奈有贼明意。

粉穿红焰焦，翅扑兰膏沸。

为尔一伤嗟，自弃非天弃。

　　　　　　　　――《火蛾》



　　 　　　 黄　滔



黄滔（839－913），字文江，祖籍福州，后迁居莆田，唐昭宗乾宁二年（８９５年）进士，昭宗光化年间（８９８─９００年）除国子四门博士，因朱全忠篡唐，愤而归闽。昭宗天复元年（９０１年），王审知主闽，表请朝廷授滔为监察御史里行，充威武军（今福州）节度推官。当时入闽中原文人聚集黄滔门下，使其无形中成为当时福建文坛盟主。著有《泉山秀句集》。《全五代诗》收其诗２０１首，《全唐文》收其文集四卷。



作品欣赏

一声初触梦，半白已侵头。

余灯依古壁,片月下沧洲。

――《闻新雁》



寺寒三伏雨，松偃数朝枝

――《游东林》



谏草封山药，朝衣施衲僧

――《上李补阙》







徐 寅

　　

徐寅，字梦昭，莆田人， 曾为王审知礼聘入幕，官秘书省正字。《全五代诗》收其诗２６６首，长于赋，《全唐文》、《唐文拾遗》各收其赋一卷，《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赋“句雕字琢，不出当时程试之格，而刻意锻练，时多秀句”。

作品欣赏



到来峭壁白云齐，载酒春游渡九溪。

铁嶂有楼霾欲堕，石门无锁呼还迷。

湖头鲤去轰雷在，树杪猿啼落日低。

回首浮生真幻梦，何如此处傍幽栖。

　　　　　　　　　　　　　　――《春入鲤湖》







绿绮新裁织女机，摆风摇日影离披。

只应青帝行春罢，闲倚东墙卓翠旗。

　　　　　　　　　　　　――《蕉叶》

（二） 宋代

宋代是福建文学的黄金时期，出现了不少在全国具有声望的诗人、词人和文艺理论家，如杨亿、蔡襄、柳永、李纲、张元干、刘克庄、严羽、郑思肖、谢翱等。下面试举一二。

　　　　　　　　　　　　　　　　　　　杨　亿

杨亿（974－1020），福建浦城人，“西昆体”诗派主要作家之一。著作有《武夷新集》、《杨文公谈苑》、《西昆酬唱集》等。他文风雄健，才思敏捷，欧阳修称他为“一代文豪”。

此夕秋风猎败荷，玉钩斜影转庭柯。

　　鲛人泪有千珠迸，楚客愁添万斛多。

　　锦里琴心谁涤器，石城桃叶自横波。

　　程乡酒薄难成醉，带眼频移夸瘦何。

　　　　　　　　　　　　　　　　　――《此夕》



　　 梦兰前事悔成占；却羡归飞拂画檐。

　　 锦瑟惊弦愁别鹤，星机促抒怨新缣。

　　 舞腰试罢收纨袖，博齿慵开委玉奁。

　　 几夕离魂自无寐，楚天云断见凉蟾。

――《代意二首（其一）》



　　 兰夜沉沉鹄漏移，羽车云幄有佳期。

应将机上回文缕，分作人间乞巧丝。

――《戊申年七夕五组》之二

柳　永

柳永（？－约１０５３），北宋词人。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福建崇安人。景佑进士。官屯田员外郎。世称柳七、柳屯田。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创作慢词独多。铺叙刻画，情景交融，语言通俗，音律谐婉，在当时流传很广，对宋词的发展有一定影响。《雨霖铃》、《八声甘州》、《望海潮》等颇有名。但作品中时有颓废思想和庸俗情趣。诗仅存数首，《煮海歌》描写盐民贫苦生活，甚痛切。有《乐章集》。（《辞海》１９８９年版）。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

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

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雨霖铃》





伫立长堤，淡荡晚风起。骤雨歇、极目萧疏，塞柳万株，掩映箭波千里。走舟车向

此，人人奔名竞利。念荡子、终日驱驱，觉乡关转迢递。



何意。绣阁轻抛，锦字难逢，等闲度岁。奈泛泛旅迹，厌厌病绪，迩来谙尽，宦游

滋味。此情怀、纵写香笺，凭谁与寄。算孟光、争得知我，继日添憔悴。

――《定风波》



花心柳眼。郎似游丝常惹绊。慵困谁怜。绣线金针不喜穿。



深房密宴。争向好天多聚散。绿锁窗前。几日春愁废管弦。

――《减字木兰花》





花谢水流倏忽，嗟年少光阴。有天然、蕙质兰心。美韶容、何啻值千金。便因甚、

翠弱红衰，缠绵香体，都不胜任。算神仙、五色灵丹无验，中路委瓶簪。



人悄悄，夜沉沉。闭香闺、永弃鸳衾。想娇魂媚魄非远，纵洪都方士也难寻。最苦

是、好景良天，尊前歌笑，空想遗音。望断处，杳杳巫峰十二，千古暮云深。

――《离别难》





刘克庄

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福建莆田人，是南宋著名诗、词作家之一。与陆游、辛弃疾在南宋文坛上鼎足而三。他著有《后村先生大全集》、《后村别调》等传世。有诗5000多首，词200多首，及众多散文杂著。是南宋江湖派的最大诗人，也是南宋后期辛派最杰出的词人。



片片蝶衣轻，点点猩红小。道是天公不惜花，为何万般巧。

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

――《卜算子·片片蝶衣轻》



行营面面设刁斗，帐门深深万人守。

将军贵重不据鞍，夜夜发兵防隘口。

自言虏畏不敢犯，射麋捉鹿来行酒。

　

更阑酒醒山月落，彩缣百段支女乐。

谁知营中血战人，无钱得合金疮药。

　　　　　　　　　　　　――《军中乐》

（三） 元朝

洪希文（1282－1366），字汝质，莆田人。著有《续轩渠集》十卷500首诗歌。

未会羊肠世路艰，居家那得比居官。

布衣差胜轩裳好，食禄何如田亩安。

狭世出门原有碍，达官当道须从宽。

前修法语官知否，留取功名及远看。

――《黜官书》





（四） 明朝

林鸿（1383年前后去世），福建福清人，“闽中十才子”之首。著有《鸣世集》。



瓯闽古夷服，无诸汉英雄．

秦鹿既已死，却辞隆准翁．

组练照海色，旌旗来故宫。

赫矣茅土业，大哉开辟功。

事往沧海变，龙飞霸图空。

昔日钓鱼台，空余江水中。

桂殿苔色古，空陵云气红．

朝夕卷寒潮，隐隐闻雷声。

登临毕余景，感叹无终穷。

　　　　　　――《无诸钓龙台怀古》之二





（五） 清朝



黄任（1683－1768），福建永泰人。著有《十砚斋随笔》、《消夏录》、《鼓山志》等。

坐久月未出，微风吹我襟．

　　 星摇夜窗动，露下秋堂深．

　　 众响悠以寂，远生天外音。

　　 冷然不可写，传与朱丝琴。

――《夜坐》

今年百计少相关，终笑投闲未是闲。

　　 十载姬岩抛不上，借人亭馆看乌山。

　　 ――《闲居杂兴》





（六） 近代

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民族英雄。著有《林则徐诗集》等。

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辔望澄清。

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

――《次韵答陈子茂（德培）》

林昌彝（1803－1876），福建侯官（今福州）人，著有《射鹰楼诗话》、《敦旧集》等。

海涸山枯事可悲，忧来常抱杞人思。

嗜痂到处营蝇蚋，下酒何人啖 。

但使苍天生有眼，终教白鬼死无皮。

弯弓我慕西门豹，射汝河氛救万蚩。

――《杞忧》







二、 福建文学的发展与闽文化的关系

福建文学的发展与闽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科举考试使福建作家有机会走向全国。科举考试不仅为福建一些地处僻壤的贫寒之士提供了仕宦的机会，而且对福建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开拓了福建作家的眼界，丰富了福建作家的创作题材，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学氛围。第二，重教育使福建作家有较高的文化素质。福建历来被称为教育之乡，对教育的重视，在闽地有着悠久历史，这大提高了闽人的文化素质。第三，理学盛行对福建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思想上看，福建作家很少不受理学熏陶；从作家队伍组成上看，许多作家本身就是理学家；从学风上看，理学传播也束缚了福建文学家的形象思维。第四，五彩缤纷的艺术使福建作家从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以绘画为例，福建许多县被称为书画之乡，绘画对作家影响，使作家可谓“诗中有画”，同时丰富了题画诗内容，提高了画论质量。第五，刻书业的发达使福建作家在习书藏书方面得天独厚。福建刻书业在历代都很发达，它使福建文人有条件更好地习书，并由此使集子刻印而保存，促进了文化积累，还培养了一批文化人。第六，外地宦游入闽的作家为福建作家提供了学习交流的机会。福建有时远离战乱中心，不少外省著名作家常流寓福建，如南北朝的江淹，唐五代的韩亻屋 ，宋代的陆游、辛弃疾，明代的徐霞客、冯梦龙等，都到过福建。



三、福建文学的特点

在闽文化熏陶下，福建文学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

福建作家以长于文论而著于世。恐怕没有哪一个省的文学理论有福建这么兴盛过。中国的真正诗话产生于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魏庆之的《诗人玉屑》是研究宋代诗论不可或缺的诗话集；刘克庄的《后村诗话》和敖陶孙的《敖器之诗话》都是著名江湖派诗论代表作。元代杨载的《诗法家数》、《诗学正源》、《杜律心法》都是当时重要的诗话著作。明代高木秉的《唐诗品汇》拉开了唐、宋之争的帷幕，引导了整个潮流；王慎中的诗文主张曾被唐宋派奉为圭臬；李贽的“童心说”等文学理论成为明代后期新的文学思潮纲领；谢肇氵制 对小说戏曲的精辟论述大大提高了小说戏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清代和近代。福建的文学评论也毫不逊色，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梁章钜的《东南桥外诗话》、陈石遗的《石遗室诗话》、严复和林纾的文论等，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擅写山水诗，是福建文学的第二个特点。纵观唐至近代的福建作家创作的集子，最令人惊异的是山水诗在他们的作品中皆有重要地位和比重。其中有以写山水诗为主的作家，其大多为隐逸诗人和遗民诗人；还有以诗文而名的作家，如杨亿，刘克庄等以及以文论著名的作家，如严羽、李贽、林昌彝等，甚至连理学家真德秀、黄镇成等也写出了形象优美、感情真挚的山水诗。在中国山水诗发展史上，福建作家无疑应占有重要地位。福建山水诗发达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自然环境得天独厚。二是福建远离战乱中心。三是漫游生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