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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戴旭：中国鹰飞向何方？（上）

作者　壶公评论　2011－04

目录

序：岳飞与秦桧的历史意义

一、关于琉球群岛――与戴旭上校观点的异同

二、关于中国鹰派：中国鹰飞向何方？

三、大国情怀――关于中国局势，与戴旭上校观点的异同

四、关于东亚社会的运命--驳戴旭上校

五：从【2012】到达赖

六：世事如棋局局新

七：多出几个朱成虎，少出几个戴旭

八、中国梦与美国梦

九：“C”型包围圈要包围的是谁？

结束语：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评戴旭等中国鹰派

序：

明代史评家文衡山有词《满江红》评论民族英雄岳飞往事，词曰：

“拂拭残碑，谕飞赦，依稀堪读，慨当时，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会死，可怜事往言难赎。

最无幸堪恨更堪怜，风波狱，岂不惜，中原蹙，岂不念微钦辱，但微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康王自怕中原复，叹区区奸桧亦何能，逢君欲。”

岳飞是南宋中兴名将，但是他的军事胜利并不符合统治者宋高宗自保的意愿，更不符合当其时的大局势。绍兴十一年（1142）十二月二十九日，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毒死于临安大理寺狱中。

对于这一段历史，基于皇权天理论，后世文人的评论有了两个忌讳，也就导出了两个错误：

其一、书生无能而移情岳飞：

激奋书生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情绪固然可佳，并且在后来不断深化的民族危机中越来越形成激愤的思潮，但是，当一类思想走向极端化，也必然复盖了社会的自然属性，而为社会自身所否定。在这里，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出现了，越是爱国也越是亡国，因为缺乏理智的爱国只能是亡国之道。当其时，螳螂捕蝉而黄雀在后，在宋金强对抗的时候，蒙古人迅速崛起，宋人败于金却再亡于元，汉人因此悲悲戚戚地活了一百多年。

我们来看看那些慷慨激昂的人们最后能够做什么？

《宋史》载：

“十六年二月.诸军溃。。会暮，且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陆秀夫走卫王舟，王舟大，且诸舟环结，度不得出走，乃负昺投海中，后宫及诸臣多从死者，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杨太后闻昺死，抚膺大恸曰：‘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尔，今无望矣！’遂赴海死，世杰葬之海滨，已而世杰亦自溺死。宋遂亡。”

赞曰：“宋之亡征，已非一日。历数有归，真主御世，而宋之遗臣，区区奉二王为海上之谋，可谓不知天命也已。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撰宋史者如此评论，已经没有多少同情了。

宋鉴不远，再鉴于晚明，近日笔者撰文评吴晗与晚明党争，感慨由之。所谓激昂者，即所谓愤青，其观念即处于低层次的情绪化，其思想只能导致社会大众的分化，二者都是民族之殇。

其二、秦桧冤乎？求和何罪？

秦桧的和平主义不能救国，如同现代南方报系的，以宣扬普世价值而认同西方的价值观，最终导中国进入西方的新殖民主义体系，为先富一族奠定高人一等的地位，却置社会大众于水深火热。

但是文衡山并不认为岳飞之死是秦桧的错，秦桧不过是迎合宋高宗的意愿而已，他结论于“千载休谈南渡错，康王自怕中原复，叹区区奸桧亦何能，逢君欲。”

当然，文衡山把错定位于宋高宗也并不正确，这一点见证于高宗之后的史实：

1162年，宋孝宗时诏复（岳飞）官，谥武穆，并剥夺秦桧的官爵。同时，宋孝宗的登基是宋朝皇位再次回到宋太祖的长房，皇位传承的正统是宋仕文化的重要内容，宋孝宗的登基引起当时仕阶层的激动，似乎看到复兴的曙光。

但是宋孝宗对宋高宗的两个纠正并没有改变宋朝没落的趋势，老将张浚北伐中原大败。之后，宋孝宗专心理政，南宋出现“乾淳之治”的小康局面，只是终究无法改变落花流水的态势。

可见，大势使然，岂人力可兴废？只有摆脱表层性的庸俗而进入深邃的思维，或者能够明潦时代的大趋势。所谓大趋势，即老子的大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它包括两个部分，即农民起义改变了社会大众的贫富差异；即边疆部落入主中原改变了不同区域的贫富差异。

中国历史的演变符合“天之道”的特性，在中国这个地理概念中，南宋面对的这样两个改变是非常明显的，南宋处于又一个大变革、大融合的趋势中。论历史，大道昭然，现代一部分精英撰理论论“民主”而拒绝从先富走向共富，究其实不过是“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而已，这种努力终究导致大祸临头，这也是南宋、晚明两代仕子的共同经验。

而秦桧从此在西湖边上长跪近千年，冤乎？清代的文学家袁枚与秦松后人秦大士有一个对话也颇有意思：

袁枚在燕子矶石壁上见到秦大士的题詩：

“渔火只疑星倒出，钟声欲共水争流。”两人逐成莫逆之交。相偕畅游秦淮河，秦大士咏出七绝一首：

“金粉飘零野草新，女嫱日日枕寒津。伤心慢莫悲前事，淮水而今尚姓秦。”

这是秦大士对自己祖宗的一次辩解，之前他却不是这样想的。如《清朝野史大观》记载，乾隆十七年，秦大士考中进士，在殿试时，乾隆皇帝对他的身世有所疑惑，因为宋代奸相秦桧也是南京秦淮人。于是问他是否是秦桧的后代。秦大士先是跪地半晌不起也不做答，直到乾隆许诺恕其无罪后，他才巧妙应答道：“一朝天子一朝臣。”果然乾隆皇帝听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龙心大悦，破格点其为状元。

秦大士高中状元后，同诗友相约一起到杭州游览了岳王庙，诗友们戏谑其也姓秦，是秦桧的后裔，让其题对以记此游。秦大士挥笔立就，对联是：“人自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对于战争的理解，也是对“天之道”的理解：

在中国文化中，“武”与“文”一样都根植于“德”，而不是水上浮萍。对于战争的意义，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就有一个极为精彩的评论。

宣公十二年夏六月，楚、晋师争于郑，楚大胜。楚臣潘党建议，把晋国士兵的尸体堆砌起来作为“京观”，即“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

潘党不知“武”的内涵“德”，而以炫耀武力为能，楚庄王却不同意，他说到：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

在这里，他不是把战争理解为武力的征服，而是理解为“德”行的表达式。

所谓“德”，在当代中国又表现为四个方面：

其一、把握和平发展的机遇：

自明后中国动荡近450年，中华民族陷入水深火热；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华民族终于赢得了和平建设的时间，尤其是当代中国。珍惜机遇，坚持和平发展，富民强国，这就是最大的德，而陷民族于战乱的水火则是最大的失德。

其二、东、西并举平衡发展：

清末有一个著名的国策争论，即李鸿章主张的海防与左宗堂主张的塞防，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鸿章的海防是失败的，而左宗堂的塞防是成功的。如果当时没有采取塞防的措施，现代中国的西部边界只能在川、陕、甘一带，国势不能不进退维谷。

现代中国东部的高速发展受到美日势力的挑衅和制约，而西部的上海合作组织、与西南亚、东北部欧洲国家的互惠关系却有方兴未艾之势。是否在东部海洋上与美日势力拼得你死我活？或者是保持东部的的平稳而把国家发展的重心移向西部？中国向西应该是明智之举，即解决国家发展的平衡问题，也是趋吉避祸的必须，即使在国际战略的上，也给美日势力一个思考的时间—和中国对立好吗？

其三、中、西文化局的差异：

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共和；而西方文化的本质是民主—即分裂。

中国文化核心在“人性善”，倡导教育以实现社会的和谐；西方文化核心在“人性恶”，社会的发展是以人的私欲为动力的，于是西方主导的社会充满剥削、压迫，掠夺与战争。

中国文化崇尚“天之道”，寻求天人统一，而西方文化崇尚“人之道”，个人的发展即与公众的利益相冲突也以破坏大自然为代价。

其四、无论是中国文化的大同理想，还是西方文化的共产主义信念，都只能是人类共和的产物，而不是战争的产物。

本篇以批判中国鹰派戴旭为主题，其主张即如“序”说，以下的讨论是在《外交军事纵横谈》圈子中发生的，网名和一些场景是虚拟的，只有讨论的内容是真实的，在此拾摭成集，以宣扬一种观点。

一、关于琉球群岛――与戴旭上校观点的异同

数日的颠波终于回到故乡，令人高兴的是赵老师也回来了，一些久存于心的问题可以得到解释。次日，登门拜师，寒喧之后即入正题――当然也是闲聊。

鹅湖书生问：

赵老师，关于琉球群岛地位一直是民间十分关注的问题，尤其是鹰派人物，对此有一种舍我其谁的信念。例如戴旭上校在一次深圳的演讲中说到：

“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罗斯福两次向蒋介石提出，把琉球群岛还给你，你能不能派孙立人的远征军到日本来作为占领军。当然美国军队非常害怕日本人。。。他就发现这根本不是人类，这个民族非常凶悍，他就怕美军登陆日本以后，可能对美国的占领军引起很大的麻烦。”

琉球群岛真的是中国的吗？我们能够把它收回来吗？

壶公评论答：

琉球群岛是否是中国的？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从美国的角度言：

其一、美国的政体是民主政体，民众的牺牲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个头等重要的大事。这个重要性不是对于国家而言，因为执政者如果做得不能令民众满意，随时可能被赶下台。这个重要性是对美国国内的民众而言的，战争牺牲的是民众，如果不是非常必要，民众是不会同意战争的。

这一个特点在二战中有显著的表现，例如美国在针对西太平洋战争时，外交和战争上有三个重要的措施：

1、邀请苏联参战，是以中国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为筹码的；

2、请求中国军队参与日本本土的战争，是以承认中国占领琉球群岛为条件的。必须知道，美国在占领日本领土的预算中，估计美国军队将牺牲40万人，这一点对于美国来说是极其可怕的，所以罗斯福以琉球群岛换取中国人的牺牲。

3、核平日本。

关于第3点，很可以因之了解美国文化的特性，也就是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对待内部民众的极大宽容和对于外部民众的肆无忌惮，这个文明的特点是从希腊斯巴达文明传续下来的。

其二、土地占领是封建制度下战争的特性，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战争的特性。资本主义制度下战争的特性是占有市场和资源，例如英国建立了“日不落”帝国，但是它主要的是掠夺市场和资源，土地的占有并不重要。当它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行的时候，就承认被殖民国家的独立，只是尽量保留即得利益。

这种利益的保存方式还相当有效，一直到当代，中国和非洲发展关系，在中国对非洲大量介入的时候，才从根本上帮助非洲人民摆脱对殖民国家的依赖。西方在苏丹、津巴布韦等非洲问题上对中国进行不懈的攻击，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非洲政策动摇了西方殖民利益的基础。

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掠夺始自600年前，葡萄牙人从非洲海岸运走非洲的棕榈油，将1000万非洲人卖到美洲大陆做奴隶。09年11月8日，尼日利亚《每日信报》文章写道：

“法国应该记得他们的亲戚比利时国王1884年在柏林用一支铅笔瓜分非洲”；

100年前，英国人“让非洲小学生唱诵‘大英帝国的太阳永远不落’，他们忙于运走非洲的可可、棉花、兽皮”；

“更别说德国了，他们19世纪殖民非洲时，在纳米比亚、多哥和喀麦隆做了什么？”

以攻城掠地为主业的蒙古帝国只存在了88年，其遗族的日子都不好过，但是西方的殖民政策延续600年至今，其经济、政治利益仍然得到保障，不能不承认资本主义的战争特性优于封建主义的战争特性。

美国与英国同属于盎格鲁－萨克逊文明，它们在殖民主义时候所表现的特性是相同的，只是美国对土地的占领更少了兴趣。这是因为美国是后于英国开始进入国际的竞争，有一个否定老殖民者对待殖民地人权的问题。

对于这一个文明而言，对人的天赋权力是必须尊重的，土地的占领也意味着对当地民众生存状态的担当。美国人连墨西哥人的责任都不愿意有直接的担当，他又怎么会担当起关照西太平洋民众的责任呢？

换句话，如果美国以军力和法律占领西太平洋上的岛屿，今天的菲律宾、台湾、日本和朝鲜半岛都只能是美国的，中国人要收回台湾难乎其难。美国不愿意对这些地区有直接的担当，但是出于战略需求美国对于日本等地区仍然还是有所担当，例如当前的军售台湾也是一种担当。但是我们能够注意到，美国的这种担当对于它自己来说已经显示难以承受之重，美国的方式也正在成为强弩之末。

关于美国式“担当”的观点是很重要的，它是判断美国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从中国的角度言：

其一、自明朝晚期，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人总是在不团结中度过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国家领土问题，都是民族不团结造成的后果。蒋介石就是希望战胜共产党，一让外蒙古以换取苏联对中共的不支持，二拒琉球群岛以聚集镇压中共的能力――美国所要的进入疏球的十万中国兵，后来就是国民党投入东北战争的军队；

其二、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者也不是土地崇拜者――从朱元璋时代开始，中国政治家就不是土地崇拜者。早期革命者的目标是想把满清作为殖民者从长城以内赶出去，他们的目标疆域并不包括东北，后来蒋介石在东北问题上的优柔寡断是有其思想基础的。当然，这一代人对于琉球群岛也就更能够放得下了。

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以中国复兴为前提的。而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华民族的自然疆域为出发点的，这种关注实际上必然承认，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甚至更广阔的太平洋区间上的土地和岛屿上生存的人群都应该是中国人――或者是另外一种称呼。这一个观点是与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阐述的观点基本一致的。

当然我不是大国主义者，而是共和主义者；当然，我不是战争贩子，自古知兵非好战。所以，我的观点与戴旭上校的观点是完全不同。我讲战争，是从防卫的角度说的，也就是墨子的非攻理论，因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较之资本主义者更加重视社会大众的生存状态以及民众的生命。

二、关于中国鹰派

鹅湖书生问：

老师的谈论是否说明戴旭上校等中国新一代的鹰派缺乏文化的承载力？

壶公评论：

是的，戴旭上校想当南宋的陈亮。当其时，朱熹就严厉批评了陈亮。

朱熹是福建尤溪人，闽学之祖，与意大利人阿利盖利－但丁同为人类新文化的奠基人；

陈亮，浙江永康人，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为浙东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

永康学派的哲学及政治主张上与朱熹学派存有论争。

永康学派在外交上“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在国家治理政策上主张“简法重令”。在学术上主张“经世致用”，倡导有益国计民生的“事功之学”。永康学派在宋后的中国有极其广泛的影响，例如章太炎、鲁迅一脉即传续于此；而现代的新自由主义和军事上的鹰派都具有永康学派的特性。近期的《大秦帝国》有一个大的影响，但是写的其实不是卫鞅而是陈亮和现代的中国鹰派和功利主义者。

１１８１年朱熹任两浙东路官员，陈亮与朱熹相识。两人见面，有十日之游，谈论甚欢。他们的论争开始于１１８４年，４２岁的陈亮被牵连进一起讼案，被捕入狱，释后，朱熹在连去三封信，出于对朋友的负责，对陈亮的为人及理论严厉指责。陈亮收到朱熹的信，给朱熹写了一封长信，两人的论争正式开始。两人的辩论的主题即：

道德与事功是否内在统一？

朱熹主张“尊王贱霸”而反对陈亮概括的“义利双行，王霸并用”；陈亮坚持道德与事功是统一的，道德应见于事功之中。

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将两人的观点概括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或“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到偶济，何必有理”。

著名思想家叶适集永嘉学派之大成，成为吕祖谦之后又一个颇具理论功底的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永康学派与永嘉学派又构成浙东学派，其基础理论即事功主义。

浙东学派的形成，与南宋时期浙东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联，浙东学派是一些代表新兴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他们著书立说，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减轻捐税，恢复工农生产，强调买卖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实事和功利。

重要的是，浙东学派缺乏深厚的文化承载。陈亮认为，世界是经验的，是现实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论学术。而朱熹则从人的价值本体出发，研究文明的形成，道德的存在，而人类的实践都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之中，并且导向进一步的文明。

当然，由于彼此的思想存在于不同的层面，处于较低层次的陈亮一直不是朱熹的对手，不仅仅表现为辩论技巧和思考深度的差别，也证见了陈亮立场的不稳定――是对历史、哲学――对文化理解的不透彻的结果，陈亮的思想体系带有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而朱熹的理论体系，是完善彻底的理论体系，朱熹乐辩，在辩论中完善自己。

理论不能建立于情感之上，理论以实际为基础而以理性为引导。戴旭上校等鹰派的观点有明显的情感痕迹，而大局观不足，这是他们缺乏文化承载的縁故，也就难以说服人，只能作为一类口号，求其激昂而无其它。

场景：

毕竟是在在春节期间，人来人往，谈话时常中止，断续直到夜色阑珊，相约讨论在明日。

三、大国情怀――关于中国局势，与戴旭上校观点的异同

雨浙沥沥地下着，好象没有停止的意思，母亲说：“怎么就象春天一样呢？”

傍晚时分，已经约好了几位回乡的同学一起访问赵师，这真是一个约客的时候。赵师昨天说了浙东学派，那些理论在脑海里萦绕不去，还真是“断梗桔槎无拍处,一川寒碧自萦回。”

此时坐在赵师的书房里，窗外的雨点敲打着芭蕉叶子披披啪啪地响，人离尘世似乎也远了一些。

占国是从北方回来的；陈君是从美国回来的，魏芸却去南边旅游了一回，也许是同来的路上把话都说了，现在都静静地品茶，听着雨打芭蕉。

赵师进来了，他吟着《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他说：“知道这是谁的诗呢？”那神态，好象我们还在中学生时代。

当老师的魏芸天天和学生打交道，她很老练地举手回答：

“我知道，是南宋诗人赵师秀的诗。赵师秀是永嘉人，宋太祖八世孙，与老师是有渊源的。”

赵师说：“呵，果然是从文的，于诗史也熟稔。赵师秀与徐照、徐玑、翁卷三人并称‘永嘉四灵’，诗开‘江湖’一派，学开‘永嘉’一脉。非等闲之辈也。”

茶过一圈，彼此谈论了各自的见闻，我觉得渐入主题，于是开始访谈：

鹅湖书生：

“老师，你昨天说了，不能带着情感谈战略。回去后，我总想起荀子在《性恶》里说的那句话：

‘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

荀子说：‘多言则文而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是圣人之知也。少言则径而省，论而法，若佚之以绳，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谄，其行也悖，其举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齐给便敏而无类，杂能旁魄而无用，析速粹孰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论曲直，以期胜人之为意，是役夫之知也。’

不过，我倒很难为现代中国的鹰派定位，说他们是‘士君子’吗，观“其行也悖”；说他们是小人呢，一个个倒也是昂扬丈夫，比那些‘其言也谄’的买办文人要高尚了许多。

老师，你又如何评价这些人呢？”

壶公评论：

“说起来，也有意思，美国著名的智库有几百家，一事发起，议论如过江之鲫，家家有鋰鱼跃龙门的志趣。据说中国的智库之数又何止几百家，不过论其质又难当智库。应该说中国没有智库，所以有了许多准智库，众说纷纭罢了。

中国的战略决策是执政核心的事情，这就注定了中国的战略决策有持续性和长久性的特点。例如毛泽东的大战略，其实完全包含了现代，而邓小平的战略，是毛泽东战略的一部分。

虽然‘韬光养晦’逐渐受到质疑，现代的鹰派就恨不得明天就取消了这一战略，但是我们知道‘韬光养晦’并非我们表面看到的那些现象，而是有许多深层次的内容，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解，决定着中国如何顺应人类社会的发展。

‘韬光养晦’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如何把它看成是准备接受招安的宋江，又为什么在美国举起G2的旗帜的时候，中国人无动于衷呢？为什么日本主张东亚共同体的时候，中国人没有一个热情的反应呢？同样的，中国人即没有响应俄罗斯升级上海合作组织的愿望，也没有接受伊朗、委内瑞拉等激进国家当头的祈求。

‘韬光养晦’就是一个冷静、沉思的老人，在劝导自己的子弟们不断地努力，积极地等待一个合乎中华民族战略地位的实现。

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并不是一种宣示，而是一个自然的形成，也许我们自己并不觉得，例如07年底我写《命题：中国的进退和兴衰正在成为全球性的事件》的时候，有些人就指责我‘意淫’，但是不过两年，所有的一切不也明白了。

中华民族真的站起来了，是听不到‘中国威胁论’的，因为西方文化有一个特点，是对强者的敬畏，例如他们至今还畏惧成吉思汗，认为他是全人类的君主。近来，听到‘中国威胁论’显然比较少了，因为真的威胁来的时候，说多了有什么意思？”

占国说：

“老师的观点与现代中国鹰派的观点大相径庭，听那些鹰派的观点有的时候是很解气，有时候，我又觉得很小气。”

“是的，是很小气，解气而已。”

壶公评论说：

“浙东学派的一些人是比较狭隘，例如陈亮，这一点与他们的理论的低层次有关。这一点直接导致了江浙区域民情的分化。

其激昂者如江阴人物阎应元等，1645年闰6月，鞑清贝勒博洛命重兵包围抵制剃头令的江阴市，城中年齡最长的老者们身上绑着火药假装投降，以人肉炸弹炸死王爷、将军及三千多士兵。江阴陷落之日，城中9万7千人无一人投降，女子全部跳河，自尽者无数。

其懦弱者又如钱谦益，他请求滿清豫亲王多铎不要滥杀，因为江南民众文顺柔弱。钱谦益又给苏州等四郡长官写信中，认为“大事已去，杀运方兴”，“为保全百姓之计”，不如举郡以降。

后人很喜欢颂扬激昂者而诟病懦弱者，其实激昂和懦弱都只是一类意识的两个侧面。

谁又能说钱谦益懦弱？是他培养了两个民族英雄瞿式耜和郑成功，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八年，倾全部财力支持抗清战争，一个殷富之室直至家徒四壁，甚至没有为自己留下一点操办后事的钱财。他的反清让鞑清乾隆暴怒，下令编修《贰臣传》，《贰臣传》专门为钱谦益等人而设，又有谁能够赢得鞑清酋长赠予的如此崇高的荣誉？

不过这一类意识无益国，更无益于民。我去东山旅游，导游一路上向我们介绍黄道周的事迹，黄道周是东山人，明天启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抗清而被俘殉国。我告诉导游不要再说了，我研究明史却不喜欢明代官吏，多数是庸人。现代的鹰派也是一群庸人，他们的观点反映的只是那些买办的另外一个侧面，一直构成一个庸人的思维体系。

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只言胜利，不言失败。人类历史演变至今，是中华民族大展宏图的时候，是中华文化传播天下的时候，畏畏缩缩，哭哭啼啼算什么？”

鹅湖书生：“所以老师特别钦佩毛泽东。”

壶公评论说：

“是的，我崇拜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越深入，对毛泽东的钦佩越是增加。钦佩毛泽东之处就是他对中国文化深刻的理解，就是他因中国文化而发生的自信和豪放，这是我们民族的自豪，发自内心深处的自豪。

世界上有两类文化是值得自豪的，一个是中华文化，另外一个就是犹太文化，一样的优秀，一样的恒久。不过中华文化尤胜于犹太文化，因为它过去牢固地维系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团结而融合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一点，犹太文化没有做到。

中华文化，由于它的以‘仁义’为核心的共和体系适应了人类寻求解放的目的，满足了人类不断走向幸福和尊严的需求。这是中美对立中，中国占据绝对优势的根本原因，或者说，社会主义一定战胜资本主义，东风必然压倒西风。

大家当然都记得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诗人登高望远，视猖獗的日本侵略军如无物。

诗人的豪情发生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中共红军从井冈山撤退后，二万五千里长征，如漏网之鱼，于此时只是一息尚存。而坐拥中国统治权，统领数百万大军的蒋介石却被日本压得楚楚可怜。

我在《别了汉唐》一文的前言中就说到了读《沁园春――雪》后对毛泽东的钦佩，是对一类开天辟地的壮阔豪情的钦佩。

毛泽东称颂前人，只写到宋祖，在我看来宋祖之后就是毛泽东，千年中国唯有此人，再开中华宏愿，又何止千年。而研究毛泽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之联系正统的中华文化，卷曲起元、清的野蛮和明朝的庸俗，感受中华文化的伟大。毛泽东的伟大，是中华文化的伟大。”

陈君说：

“美国人其实很看不起中国的所谓鹰派，而对毛泽东尤其尊重。所谓鹰派，在中国现代发展到这样的状态，比较1935年的中国几乎有天壤之别，可是鹰派依然总是胆战心惊，以能够对美国说‘不’为荣，与毛泽东相比，这些人不过‘蓬中雀’罢了。”

壶公评论说：

“缺乏中国文化的支承，甚至以满清文化为中国文化，自然如惊弓之鸟。所以我们总是认为中国鹰派缺乏文化承载力，瞎嚷嚷而已。”

魏芸说:

“我又记起赵师秀的《龟峰寺》：

石路入青莲，来游出偶然。峰之秋月射，岩裂野烟穿。

萤冷粘棕上，僧闲坐井边。虚堂留一宿，宛似雁头眠。

其实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于自然法则之上，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其中没有斧凿的痕迹，而总是根据事实的显现，透彻其内在的必然。马克思的这种思维特点与老子、孔子、朱子的思维特点颇为相似。

现在的中国鹰派即不能透过现象明白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更不能明暸此消彼长的规律。即无自知之明，又无胜人之智。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导引中国重复南宋、晚明故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