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帽子:谁是中国民主的最大潜敌？（之二）

没有肃清的封建主义残余，成了当今中国民主的大敌。封建主义残余有两个，一是居庙堂之高的“专制集权”幽灵，二是处江湖之远的“人情世故”鬼魅。

中国人的人情世故，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延续，也是刻在中国人骨髓里的一种精神面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中国人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其他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是立在一个平面上的。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是有差序的格局。中国人的圆滑老成、中国人的含蓄内敛、中国人的规矩礼数，林林总总都与这种深层的人伦国民性和文化特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人情世故，每个中国人都从小耳濡目染。从字面意思解释，“人情”就是人与人融洽相处的方式与情感，用现在的话叫做人际关系；“世故”指的是社会百态的变迁，包括文化习惯、风俗习惯、处事习惯和道德习惯等。人情世故作为中国礼仪之邦的人际礼节，是应当推崇的美德。

但不幸的是，人情世故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蹂躏践踏下，演化出各色各样的潜规则，成为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积淀的消极国民性，成为中国实现民主的惰性力量和最大潜敌，沦为阻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文化屏障。无论是中国的商场还是官场，人情世故就是潜规则，人际关系就是生产力。当官的靠后台，经商的靠人脉。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成为制约中国民主发展的最大痼疾；诚信和理性的严重缺乏，则成为制约中国民主发展的两大硬伤。

著名学者吴思专门写了一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他在仔细揣摩了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之后，发现支配统治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嘴上说的，与实际做的，完全两回事。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潜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吴思称之为“潜规则”。

中国人喜欢私底下办事，不喜欢遵守明文规定的章程和要求，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许多人宁愿不接受规则要求，却力求从规则中挖掘潜规则，并十分乐意地欣然接受，且甘愿为它去冒险。跑了送了不一定提拔，但不跑不送一定不提拔。讨好领导不一定提拔，但得罪领导一定倒霉。这是官场潜规则。露了脱了不一定唱主角，但不露不脱一定不唱主角，这是演艺界潜规则。哗众取宠不一定被关注，但不哗众取宠一定不被关注，这是学术界潜规则。有后台撑腰不一定做好生意，但没有后台撑腰一定做不大生意，这是商界潜规则。

在当今中国，潜规则成为找部门办事的第一世故。要是不懂这第一世故，十有八九吃闭门羹。在利益驱动下，某些政府管理部门通过暗箱操作，将手中的管理权视为权力寻租的“资本”，部门创收的工具，甚至是个人致富的捷径。这种“行业潜规则”，损害公众利益，败坏执法部门形象，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披着人情世故外衣的潜规则，就像一块臭豆腐，闻闻臭，吃吃香。谁都在痛骂，但谁都会在暗地里悄悄去做。

人治的中国，造就世世代代的草民。在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下，善良的人也会被其怪异的政治气氛所熏陶或被胁迫。为了求得一席生存之地，普通民众往往违心地去经营各种让人不齿甚至也让其本人所不齿的关系，人人互相戒备，彼此猜测，相互利用，为的是在其圈子里谋得仅有的生存下去的权利。一个人一旦踏入官场，必须遵循其潜规则，学会用斗争来保全自己，否则会非常狼狈地被剔除出局，甚至可悲下场。在专制统治的国度里，民众的权利意识是扭曲的、压抑的、变形了的，根本就没有民主意识真正觉醒的土壤和环境，国民的依赖服从型的性格特征也就无从改变了。因此，在中国人的心理深层，在中国人的人情世故中，封建专制政治文化根深蒂固，已经内化为稳定的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势。

想起一个笑话：有一个中国大陆男生在美国找了一个女友，有一次开车经过十字路口，看看没车没人，就闯红灯过去了。美国女友就怒斥他：“你连红灯都敢闯，还有什么坏事不敢做的？”吹了。他很沮丧。回中国后，又谈了一个女友，又一次开车经过十字路口遇到红灯时，他记住教训就老老实实等绿灯亮再通行。结果中国女友大骂他：“你连红灯都不敢闯，还能做什么大事？”又吹了。

五

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仁人志士，都深切感到进行思想的启蒙和文化的革命，是实现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先驱陈独秀也曾大声疾呼：“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政体，非得将这般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完全全洗刷得干干净净，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民主毕竟是一个由西方产生的政治模型，它自然地与西方的文化和社会相吻合。由于民主是西方政治形式，它显然会危及东方孔孟思想的基础。自“五•四”以来民主在东方的出现就似乎动摇了这个统治中国几千年的思想体系。中国人并未从思想上 真正接受西方个性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维，起码在主流意识上并未认同自由民主博爱的西方文化。文化的认同归根到底是思维的认同，中国人无法完全放弃孔孟思维从而也无法完全接受西方普世价值。中国人的民主意识真正在社会意识中的形成是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萌芽生长的。但民主政治模型在东方的应用，最大障碍其实是文化上的困难，这种困难就来自于内蕴着孔孟之道的人情世故与民主宪政思想的冲突。

虽然各国具体历史的进程虽然各不相同，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中，中国必须顺势而为才能真正实现伟大复兴。近代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下，发生了艰难的社会转型，从器物层面的革新到制度层面的借鉴，再到观念层面的痛苦嬗变。这一步履维艰的历史进程昭示了专制基础被彻底撼动与民主追求的最终确立是历史的选择，是不可扭转的历史发展规律。　　

民主和科学，是荡涤封建专制主义和传统政治文化的锐利武器。中国封建历史漫长，政治文化专制主义盛行，民主传统极度匮乏，作为现代政治文化要素的民主、平等精神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奏效。中国近代民主化运动，若从康梁维新变法算起到新中国成立，有半个多世纪，但民主政治一直处于“难产”的境地。究其政治根源有二：一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官僚专制；二是同样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沉疴。究其社会根源也有二：一是商品经济不发达，二是公民文化匮乏。公民文化不属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范畴。中国长期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一方面，臣民个人本位主义严重，对国家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另一方面，权力对人性的压抑又使得“民智”和“民力”难以得到充分发展。所以，公民文化一直没有形成，成为近代中国革命和现代民主宪政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公民既是一个法律主体，也是一个政治主体，拥有权利同时也承担义务。公民文化就是这一角色对其自身价值的认知和反映。公民文化是一种参与型政治文化，自己能够对政府事务施加各种影响；也是一种摈弃特权的政治文化，公民彻底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要求建立一种无论任何人，不管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不得违反的法律制度；公民文化更是一种自由的政治文化，公民的力量来自于自由，自由与专制格格不入，但对民主却必不可少。由此看来，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进程必须伴以观念的彻底变革才能进入更高境界。

六

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光靠国家领导人的施政纲领，远远不够。执政者要有为民族和国家负起历史责任的使命感，民众要有发自内心的民主意识和公民文化。推进民主进程，不仅仅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大事，更是每个中国公民义不容辞的大事。上下齐心发力，才能挪走千百年来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封建专制主义泰山。推动民主，匹夫有责。

政治家有改革的勇气，是国家之福；民众有改良的觉悟，是民族之福。

请允许我借用两位世界级政治家的话结尾：

一位是美国著名总统罗斯福，他说：“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对我们来讲，这是同战争本身一样严重的紧急状况。我们必须以同样的决心，同样的紧迫感，同样的爱国主义和牺牲精神来致力于我们的任务，就好象我们处在战争中表现的那样。”

一位是中国伟大领袖毛泽东，一九四五年他在《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中这样写道：“当我写这最后几行时，你们得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总算不是向你们‘肆意攻击’，仅仅提出一个问题，难道也不应该吗？难道你们也可以置之不答吗？你们得答复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愿意‘还政于民’，却不愿意实行民主改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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