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传统服饰女:徐坤: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2 10:02:52

 

徐坤: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

  

 

 第一章

终于迎来了1996年。陈米松的新单位分给他们一间房子,在北三环边上。房子不大,建筑面积四十八平方米,使用面积才三十六平方米。但这毕竟是他们来京后第一个像样的家。况且他们第一次有了厨房,有了在室内的厕所。还可以在分离开的卧室和书房。这一切是多么重要!这一切对于长年在家上班的她和不能够闻汉族油烟味的他是多么重要!

她第一次有了书房。有了书房的兴奋和喜悦就不必说了;关键是她第一次有了厕所!室内的洗澡间和抽水马桶在一起的独立的厕所!算算,从她十五岁离家住校,到省实验中学念高中起,到她上大学、读研究生以及婚后来北京为止,她已经整整住了十五年的筒子楼,跑了十五年的公共厕所!

尤其,在她来北京以后,1990年到1995年之间,她住的都是陈米松的男教工宿舍,女厕所和寝室都不在一层楼上。白天还好,她跑上跑下的,晚上,他们就只好用夜壶。如果第二天一大早陈米松忘记了倒夜壶就上班去了,毛榛起来以后就得披头散发,像个偷儿似的,看楼道里没人,就赶紧捧着夜壶往三楼猛跑。她觉得那段路好长,好长,厕所位于筒子楼中间,又是那样一座大楼,她要提拎着夜壶从二楼中间再走到三楼中间,才能到达三楼的女厕所所在位置,把尿倒掉,涮净夜壶,再按原路,把夜壶捧回来。

那可真是让人羞惭死了,尴尬死了。毛榛熬夜写作,起得又晚,每次醒来总有八九点钟,正是学校里的人全都上课上班、一楼办公室里人员来回走动、二三楼教职工来回走动的时候。毛榛就想出办法,把夜壶用报纸包上,一路捧着来回。后来发现报纸太容易洇水,索性就用一个大塑料袋提住,晃晃悠悠,上楼下楼。

就是在白天,也很麻烦。不知怎的,毛榛一用力思考、高度凝神、注意力过度紧张时,就不由自主会有尿意。每次一考试复习的时候,也经常会紧张出一股股尿意。她就只好放下笔,简单记录几个字下边该写什么,然后转身爬上三楼。到了那里,其实也并没有撒出什么实质内容,脑子里还在合计着写作的事儿,再下来,思

绪却已经衔接不上了。

等到她随陈米松搬进新居后,她想什么时候上厕所就什么时候上,思维一点不受阻碍,有时还要在马桶光洁的瓷器上留恋地多坐一会儿,摆出一副思想者的形状。后来她就明白了为什么许多人都喜欢坐在马桶上看书、坐在那上边思考的道理:因为坐在马桶上,下边比较透气、风爽,每一块阴私部位都可以得到充分放松和休息。他们这个职业,每天坐板凳的时间太长,疯狂地压迫、掘取着身体下方某个部位的力量。他们不是有个职业口号嘛,叫做“板凳要坐十年冷”。

所以,马桶,就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思考休憩的地方。

终于可以有一间独立的屋子了!这对陈米松来说有多么重要!对于他的人格自尊和自信来说有多么重要!从今往后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低三下四求爷爷告奶奶,请求人家允许暂住一会儿了,再不用去给房产科送礼,也不用安慰被撵出去的同屋了。从今往后,就可以和妻子堂堂正正住进国家分配给他们的(理所当然应该分给他们的)单元房子里了。

这时距他1986年来北京已经有十年!十年!他才熬出了四十八平方米的一个小间。十年是个什么概念?黑发人虽然还没有熬出白发,但是他们眼看着楼道里同时分来的小伙子彭书林家的小女儿彭文颖已经出落成七岁的“楼道之花”,刚住进来时,她爸她妈还不认识呢。一转眼,孩子就在楼道里长大了。楼道里另两家的孩子也埋哩埋汰地滚到了三四岁。夏天大家都敞门时,司机家的小孩刚会爬,有一次自己从屋里爬出来,爬到楼道里。他妈妈去水房淘水,也没看住。陈米松从外面走进来差一点一脚把孩子踩上。他顺手把孩子从地上捡起来,把一个肉乎乎的小东西又给扔回屋里。

他们怎么能不生感慨呢!如果他们最初的孩子要下来的话,现在也已经四五岁了。

他们真是兴高采烈、满心欢喜!摸摸这儿,摸摸那儿,有点不相信似的。也就因为没要孩子,分房的时候就少加了几分。不然他们应该分得更大些。

不过,就这样他们也已经知足了。相对于那些还在学校三尺围墙内,还在筒子楼里奋战的同龄人来讲,又有了一个稳定的家。相对于他们的过去,相对于他们的昨天,他们的确已经是很满足了。

他们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简直不知道该怎样规划才好。

厨房和浴室的地面、墙砖,都是单位出钱给统一铺好了的。连同厨房墙上的小立柜、过道上方的挂墙衣柜箱,都被单位给事先安置好了。这些东西,后来只象征性地收他们一点点钱。

有个单位可多好啊!这就是在国家大机关所能享受到的好处。

 

 第二章

现在,他们居住在温暖灿烂的小家里,享受着温馨平静的、有了户口本的家居日子。他们头一次有了户口本,以前在学校住筒子楼时,他们的户口都是“集体户”,因为没有房子,没有固定居住地,所以就没有户口本。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单独的将两个人写在一起的褐色皮的本子,户主是陈米松,毛榛与户主的关系是“妻子”。他们觉得两人是第一次真正独立了。

陈米松高高兴兴去上班,毛榛安安静静在家里守着马桶写作,一边还享受着阳光、下午茶、小公园里的旖旎风光。电话直通四面八方,电脑、打印机、上网软件、扫描仪、传真机……各种办公设备齐全,全是当时的最好配置,因为毛榛离了这些没法工作。毛榛先熟悉附近的菜市场和商场。无论走到哪里,只要先搭好睡觉的地方,有个厨房,再找到菜市场,另外再有两盆花,就可以活得很好了。这是典型的女人的感性活法,也许来自于祖上遗传的巨大的农民基因。反正毛榛是很容易知足、很容易快乐的。

陈米松开始给自己找事做。他本来是一个欢笑、活泼的耐不住寂寞的人。他决定要写一本书,写一本海峡对岸出版史方面的书,因为他1994年曾去过台湾,发现对方的出版制度行规比大陆要健全。后来想找这方面的资料来看,想参考、学习和借鉴。但是发现对岸竟没有一部近乎完整的出版史,大陆也没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于是,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选题,写一部完整的海峡对岸出版史。没有人逼他做,完全是他自己要这么做的,完全出于个人志趣的爱好。

就是这本出版史,就是这本倒霉的、该死的、狗日的出版史,断送了他们的幸福生活、断送了毛榛和陈米松的幸福婚姻。

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当时他也意识不到。他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准备填补空白,准备做大陆专门研究这方面的第一人。

哪里想到,他这是挖个坑,先把自己埋下去了,接着,又把毛榛拽了下去。此后,他们漫长的一生中,都要在这个坑里扑腾,在婚姻失败的阴影里扑腾。

他当初在选题立项的时候,完全是年轻力壮,初生牛犊不怕虎,成竹在胸志在必得。

实际上他选的是一个需要由一个课题组来共同完成的、可以申请国家课题基金的大项目。

现在,他却要单枪匹马来干,而且,完全要在业余时间内完成。其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她最初,对他的选题很不以为然。最初觉得太枯燥了,担心他会做不下来,觉得没意思。她知道其实他是很性情的人,诗书画摄影下棋,他什么都会,什么都热爱。第二她也担心资料会把他卡住,说不定哪一天就把他卡住,做不下去了。她是专职搞学术研究的,深有体会和经验,哪怕就是一个索引,一个小小的索引来历不清,也会给搅得十分闹心,整个题目都做不下去了。

她倒宁愿他写一些性灵随笔啊、散文啊什么的,那些东西都是边角余料,纯粹怡养性情的,千把字小文,不用动脑筋。不像写一个完整的长东西,需要记,像下棋一样,一步一步记,不能写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伤筋动骨,耗尽心力。

况且,他这又是学术著作啊!老天啊!一个人要完成一部学术著作,完全是业余时间,是一个没有任何人涉足过的领域、又想在短时期内出成果。啊!天啊!诗歌、散文、随笔、小说、报告文学、评论、政论小品……写什么不好?写什么不行?写什么不都能见出你的才智?

不。他就认准了,就要写这部出版史,而且势在必得。

他要成为行业里的专家。要成为本行业中最好的。

有什么不对?

想想,对。他是对的。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太难了。太难了。难得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而且,他这是自己逼自己。自己跟自己较劲。

他总是要当最好的。

实际上,他已经是他这个年龄里最好的了。在同班同学里,在同龄人当中,他都已经做到了他的力量所能达到的最好程度。

他相貌英俊,一表人才;他洁身自好,清正廉洁,奉公守法;他知识渊博,喜爱读书冥想;他对朋友谦逊,仗义疏财,两肋插刀;他爱护公物,经常打扫楼道公共卫生,常给楼下的树丛剪枝;他孝敬父母,尊重老人,给弟妹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可是啊,这北京啊,无边无沿、无洲无际、日益全球化了的北京,让人生长的欲望太多了!让人能奔的目标太高远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目标总是长着脚,自己总在往前跑,让人总是能追上,却又总也够不着。

他也是太要强了,太好强了,对自己的期望值永远是很高,很高。但是,这却像是没有尽头的马拉松。这一跑,就是三年。

三年呐!

三年,正是他们搬到北三环、他的选题立项开始,到1999年他书稿完成、提出离婚的这三年。这三年,他是被这部书稿压着过的。直到书稿完成的一刹那,交到出版社里的一刹那,实际上他就已经崩溃了。这个无边无际的压力,他再也承受不住了。

一个星期后,他留下一封信离家出走,提出与毛榛离婚。

 

 

第三篇

其实,那时候陈米松也说不清自己为何要仓皇出走,为何要将发妻毛榛甩下。毛榛现在是明白了,他就是因为那一阵儿连续的工作压力太大,书稿的压力太大,一旦完成,就立刻崩溃了。

他只是想躲出去清静一下,想找一个地方清静一下,远远地离开那个压了他三年的书桌、书柜、铺天盖地的堆砌资料,他只想换个环境呆一会儿。

只是,他的话没说好,他的事没做明白,脑子昏昏的,一下就把事情引到邪路上去了,一下就把两个人,都打进深渊里去了。

一封离婚出走的信,一下就把两人全都打入深渊。

毛榛也被他吓得立刻崩溃了。因为那会儿毛榛刚报考博士,正是最后的复习冲刺阶段,大脑神经已经高度紧张,容不得有半点闪失和惊吓。后来,她才明白,在离婚两年多后,毛榛一点一点平静下来,治好了自己的精神抑郁症,沿着因特网上介绍的有关陈米松这部出版史的事迹,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往回捋,才把事情捋出个头绪来,才明白了导致他们婚姻离异、后两年他们俩婚姻陷入沉闷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里。尤其她见了一个条目上写《历经三载,血浓于水》,她一下子就联想到已崩溃的婚姻。她眼泪出来了。得慌。

她一下子就知道这症结出在哪儿了。不是“血浓于水”,而是“呕心沥血”。他是真正的呕心沥血,为了这部书,把自己都熬干了,急躁干了,焦虑干了。以至于他最后连家也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他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了。他完全是给累昏了。他完全是给累坏了。

他是在一个长途马拉松跑到终点后,一头栽下去的。

但是他却把危机转嫁出去,以一种昏头涨脑的离婚出走方式,转嫁到毛榛身上。可惜毛榛当时一点也没意识到。她一点也没能体会到这些。

假如她能当时就明白这些多好!假如她能当时就明白这些该多好!其实他当时迫切需要的,不是闹离婚。他当时需要的,最迫切需要的,只是去休假!

彻底的休假!彻底的放松!哪怕一个星期、哪怕三五天也好,远离工作环境,把书稿的程序也彻底从脑子里删除,一心一意,什么也不想,哪怕就是回一趟老家,回到父母身边,和弟弟们玩一玩牌,和小侄子讲一讲童话故事,只要有那么三五天,紧张的情绪立刻就能缓解过来。

只需要那么三五天,换上一个环境,缓解一下心情。

可惜,中国人不懂。刚刚学会进入现代社会进程的中国人民还没有“休假”这个概念,还没有每年的“带薪休假”这个概念。个别单位有这个假,也都是虚设的,没人确切知道该怎么用。

他就疯狂地、看似不知疲倦地这么转哪,转哪,结果,神经绷断了。“喀嘣”一声,断了。

可怜的是,断了之后,他们俩都不知道原因出在哪儿。还在到处找毛病,总是在旁门左道上找毛病。

毛榛想,假如我能早一天认识到这些,我还能有以后一系列的悲剧事件发生吗?假如我早一点有这方面的认识和常识,当时立刻停下手头的工作,立即陪陈米松去休假,出去呆上那么三五天,把神经休息、缓冲那么三五天,我的个人生活,我和陈米松的家庭生活,还至于像今天这样糟糕、落得个这么糟糕的下场吗?工作,是永远都没有个完的;焦虑,有时也是能够焦虑死人的。

这三年,从1996年底到1999年底陈米松最后完成书稿的北三环这三年,他披肝沥胆、焦头烂额,全部心绪都凝结在他的出版史上。

1997年,他第二次去台湾,这回是有目标的,广泛接触业界有关人士,搜集出版信息、资料,拍摄大量照片。回来时,什么也没给她买,只带回一箱子出版年鉴,里头全是大三十二开本的硬皮年鉴两箱子资料。行李超重了,在机场还被罚了款。第一次去,1994年,盲目游玩,新鲜无比,给她带回大量好玩的东西:包、手表、金戒指、情趣内衣……现在,他已没有那份心思。并且,也觉得他们已是老夫老妻,没必要再来那一套了。

这几箱子材料,更增加了他的信心。

他的全部生活目标,就变成了只有这一个:一定要把这个出版史写出来。可事实上,一天天过去。离完成仍旧很遥远。

一个人,完成一部庞大的书写历史计划,首先遇到的障碍是他没有时间,没有整块整块的时间来供他写作。

一般来说,作为一名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他的作息时间是这样:早上差十分钟七点起床。七点零五分,会听到楼道里各家各户防盗门使劲撞响的声音,所有坐班车的人全都下楼,往停车的地方赶。每天还都有一个小学生嗲声嗲气说话、咚咚咚跑下楼梯的声音。那个小孩是五楼一户人家的孩子,天天跟他爸搭乘班车往城里上小学一年级。毛榛算了一下,每天从七点零五分出门,到晚上六点钟左右陈米松再坐单位班车归来,他每天共要在外面呆上十一个小时!这其中包括了路上来回的两个小时。

 

 

第四篇

1997年,北京的私家车开始发展,交通状况开始拥挤不堪,尤其每天上下班高峰时间;1998年,北京城市的大气污染一下子就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猛增的车辆,让北京在那一年里,几乎就没见过蓝蓝的天。城市上方,永远是灰蒙蒙、雾蒙蒙的。陈米松就一路带着被交通堵塞、被大气污染过的脑袋,带着一天在外十一小时积累的病毒,疲倦地赶回家来。往床上一瘫,就什么也不想干了。

但是,他还不能像那些一下班回家就没事干、就不想事儿的人一样瘫过去,自由自在地看肥皂电视剧、无所事事地休闲。他还要爬起来,搞他的科研,完成他的著作。

等到他吃完饭,洗洗脸,看完新闻联播,已经八点来钟了。开电脑,上机,进入写作状态。将近十一点左右,脑子已经烧起来,正好使的时候,一看表,必须关机睡觉了,否则明早起不来。

洗漱,躺下。大脑仍处于兴奋思考状态,关不上了。于是就失眠,辗转反侧。第二天一早,又要在六点五十分起来。又要去赶班车。又是在外十一小时。每天每日,周而复始。

三年,三年呐!

这三年,他可是怎么过来的?

这期间他还要不停地出差、不停地处理日常的大量的繁琐家务。每一件事,都能使他的写作中断。于是他就焦虑,愈发着急没有整块时间。

他已没时间没有心思干别的了。心思被缠绕着。吃饭饭不香,睡觉觉不甜。因为写作,他已变得孤独、焦灼,内向,沉湎于内心。原来生龙活虎、有说有笑的一个小伙子,逐渐变得沉默寡言。

这时他的身体完全进入了“亚健康”状态。莫名其妙的就浑身疼,胃疼,头也疼,关节疼,总是便秘。心脏不对劲。频繁地跑医院检查,查不出什么来。他总怀疑自己有病。每次验血、验尿,全都正常,没问题。查不出问题究竟在哪儿。

同时,研究资料的问题对他也构成了一个大难关。

他打过多少港台电话,写过多少封求助信?不记得了;求过多少人帮忙,认识的、不认识的、转弯抹角搭上关系的同行,帮他在那边查找、复印、捎带、邮寄资料?不记得了;他跑过多少次图书馆、台办等,为着一个索引、一个人名,查烂了抽屉、一查就查掉了大半天时间?也记不得了。

家里变得书山书海,全是陈米松的出版资料,卧室里、书房里、柜子顶上、地上到处都是,简直已经下不去脚了。家里空气也变得异常沉闷而紧张。白天,当陈米松上班时,毛榛就抓紧时间写字和工作,等到晚上回来,就把地方全让给他,能躲就躲,能让就让,尽量不去打扰他。

他们不再一起散步,没时间一起玩,连两个人的亲昵地打打闹闹也没有了。白天他不在家,晚上回来了又没有力气说话,星期天和节假日他要么闷头写作,要么出去查资料。他的全部心思,满腹牵挂,都集中在这部著作上头。

第二章

新东方的大楼很有气势。毛榛来这里报名上学习班的时候正是“十一”,陈米松陪她来的。当然不是专为陪她报名而来,而是因为“十一”放假,陪他们家的两个台湾来的亲戚家小孩出来玩,请他们到海淀黄庄的“鸿宾楼”吃饭,顺路过来的。台湾来的两个小亲戚,是堂姐弟俩。姐姐在中国音乐学院,学二胡(一个台湾小姑娘花着钱,拿着父母给的可以随时签航班和日期的open机票,来大陆就学个二胡!)弟弟则随他父母来大陆做生意,上高中,正在新东方复习托福,准备到美国去念书。

两个小孩都很可爱,很健康,说着嗲声嗲气的国语。不像他们家大人那样来做生意时,一门心思赚钱,市侩气,充分免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陈米松他们家在大陆方面的亲戚资源,而且用人白用,分分计较。小孩子永远是可爱的。那个姐姐一个劲儿的教育弟弟,那个一米八五的豆芽菜弟弟就驼着个腰,不爱说话,憨厚地笑。姐姐的眼睛很圆,弟弟扎耳朵眼儿,戴耳环。席间陈米松听他们俩老是叨咕托福、雅思、GRE分数和学校什么的,他就像顺便说起似的,说:“哎,你嫂子现在也正准备考博士,正准备跟班复习外语呢。”

毛榛听得出来,陈米松这是有点炫耀、有点在人前找平衡的意思。不管怎么说,她是他的骄傲。毛榛很得意。她一直是陈米松在外面的娇傲。这一点她心里有数。陈米松在外面是个要脸面、要强的人。她就间接听朋友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你们家陈米松在外总夸你,动不动就说‘我们家毛榛如何如何,我们家毛榛如何如何’……”

这回听到小堂弟堂妹说到考试什么的,他就忍不住又提了一下毛榛。

他堂弟就说:“那就让嫂嫂上新东方吧。新东方出来的人,一考一个准儿。”

毛榛以前早听说过新东方,但自从几年前考完职称后,再没有什么外语考试机会,也就没太注意打探这方面的事情。

于是他们吃完饭,就四个人打车,陪毛榛去观摩新东方。

 

第五篇

一见到熟悉的路,陈米松和毛榛都百感交集!尤其一见新东方大楼里出出进进一张张朝气蓬勃、布满雄心壮志的脸,年轻的脸,他们的热血又不免沸腾!这是跟机关里完全不同的脸;是跟酒吧里、跟古老的研究院里完全不同的脸,是朝阳般的、新鲜的、未来栋梁的、睥睨一切的、狂热妄想的、生猛激情的、自负而又稚嫩的脸!

说这里凝聚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一点也不夸张。

虽然,这么说话看起来太官腔,有点《人民日报》社论色彩,但是它真的一点也不夸张。而且,毛榛和陈米松当时真就是实实在在这么想,只能用这样的形容词这么想。

三十六岁的处长陈米松和三十四岁的作家毛榛看得怦然心动!被社会生活折磨得、拖拽得疲沓的陈米松和毛榛怦然心动!甚至陈米松的兴奋劲儿比毛榛还甚。这次对他们震动很大。回去的车上他们默默无语。

正是在实地考察了新东方后,见到了那么多张脸以后,才唤发起他们的书生意气,引起他们向前走的激情。

陈米松下定决心,一定要在本世纪末以前把自己的书稿完成;毛榛则在这时候,才下定了一定要考取博士的决心。

毛榛在最初决定考博的时候,想法是朦胧的、模糊的,微微怀有一点浪漫色彩。就像陈米松最初决定写出版史一样,只觉得兴奋、刺激、好玩,而且知道一旦成功之后,会很受用。

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同类人。她和陈米松是同路人,书生意气,浪漫十足。现在,他们要把它当成一项事业来完成了,要脚踏实地,把它完结,获取成功。他们都摩拳擦掌,加油努力。

毛榛一旦开始报名、报考后,就无法再停下来。

有各种辅导班,专为对付国内外各项考试而设,真可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什么样的病毒,就有什么样相应的杀毒程序、软件问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水涨船高。托福、GRE,雅思,为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准备的水平考试,现在叫WSK ,应有尽有。破解题型,讲解规律,辅导词汇、语法、翻译、写作几大项。

毛榛报的是周末班,每周六、日上课,每天六小时,从早八点半开始上课。报名的人十分之多,学校租了万泉河畔原来印刷厂废置的厂房作为授课地点。到了那个厂房一看,十分空旷,比一般学校的阶梯教室的容积还要大,是平面的并且各种设施齐全,桌椅板凳、黑板黑板擦、播音器小喇叭,应有尽有,后排的同事也能清晰听到声音。

看来这里早就是他们专门的授课地点了。隔壁教室还有托福班在上课。连门前卖煎饼的、卖汉堡包和热牛奶的,也都拉着煎饼鏊子车、端着微波炉,每天中午学生们下课放学时按时开业。

因为中午只休息一小时,老师们是上下午轮流换人的,可以回家吃饭,学生就只能简单对付一口,下午继续听课。

就业紧张,留京难,新世纪未来对高素质高学历人才的需要,都促使世纪末的时候考研的人呼啦一下比往年多出几倍。高学历也许不等于高素质,但是没有这个学历,招工单位根本就不要啊!这个事实是客观的,也是无情的。像毛榛她们研究所,以后只进博士了。

一共八周课,这八周却正好横跨了北京秋冬季最冷的季节。从11月底到12月中旬。暖气烧得半死不活,况且屋子太大,顶棚太高,只能稍微有点热乎气,保持在不冻手的状态。但是脚还是凉的。

坐到这里,毛榛才能明显感觉出自己岁数大了,体力不行。一天六小时冰冷的屋子坐下来,窝得肚子疼,腰疼,腿脚关节凉。这等于是强化体力训练,更是强化脑力训练,大量大量的语法往脑子里硬灌,塞得满满登登,脑仁儿都发胀得慌,消化不了,必须经过一星期的反刍,回去之后自己做题、复习一遍,才能加深一点印象。否则,讲完课就全忘了。

再一看,来的基本上都是应届生,往届生也有,但是少。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那正是十三年前毛榛第一次来北京时的青春年龄,无论是体力上,还是心理上,毛榛怎么能跟他们相比呢?他们的体格多好,骑起自行车来,欢蹦乱跳的;再说,刚刚二十出头的小孩儿,脑子多空啊!除了复习、考试,偶尔可能再有一点校园恋爱,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对未来,只有期盼,憧憬。

毛榛不行。参加工作十多年来,带着一脑子的社会病毒重新走进课堂,难以精力集中。况且,吃饱穿暖喝酒聊天的舒服日子过惯了,再去艰苦,就有些承受不住,身体本能的抗拒性反应。在第一天听课时,课堂上就冻得跑了两趟厕所(老师压堂,不及时下课)。中午一小时休息她顾不上吃东西,打车就跑回家,现套上条厚毛裤又忙打车跑回来。陈米松在家开着电脑写出版史呢,对她突然跑回来略觉诧异,因为他知道她要上一天的课。毛榛对他表示羡慕,说:“你多幸福,暖暖和和在家写字,我都快要冻死啦!”

陈米松给她冲上一杯热咖啡,她匆匆忙忙一口喝下,转身背着书包又跑掉了。

  

第六篇

艰苦的复习,就从万泉河畔的印刷厂厂房里开始了。新东方的老师是厉害,对于历年的考研题了如指掌,出了一个句子,一个句型,一个单词,一个语法现象会告诉你说这个在哪哪年的题里出过,然后举一反三。讲课完全是有针对性的,就告诉你面对考试怎么处理。作文写作,完全是八股式的,三句话就得分,单词别错,语法别错,就得了,不需要你像写中国文章似的非要天花乱坠。

毛榛就暗自感慨:考硕的学生,这要是考不上就只能怨自己太笨,太笨。应试训练已经练到这种程度,怎么说也得考个及格。新东方,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难怪人说,托福600分以上的,都是在新东方学过的学生,曾经有几个答满分的同学,更是新东方老师一手调教出来的。因为新东方讲课的老师本人就曾得过满分,据说他的脑子,不装别的,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题库。一考一个准,一答一个准。

中午休息的那一个小时,有的学生骑车回附近学校吃饭,有的买盒饭(盒饭也

跟进来了),煎饼、汉堡包,在教室里吃。

毛榛通常一个汉堡包一杯热奶,先端教室里吃完了,然后自己出去走走,沿着万泉河边散步。室内暗无天日,外面,冬日的阳光却正好,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荡着些许寒意,也漾着几丝温暖。

去的时候,是迎着阳光,太阳在东南方向,和蔼地照耀。枯了的树梢,是金色的,行人的脸上、自行车轮廓也是金色的。回来的时候,是背着太阳,能够看到自己的一点影子,在真实的自我前面跑。她在踩着自己的影子跑。得出这个念头,她感到好笑。

她并不知道,自己这样悠闲的走着的时候,离陈米松离家出走提出离婚的那个时刻,愈来愈近了。

一天天地临近了。

家里。陈米松也在进行写作冲刺。他的出版史书稿已近尾声了。他为了尽快了结这桩心事,曾经租单位旁边的招待所住,为了能离得近点,为了能熬夜,能早点起,能有充足的睡眠。离家时他把电脑搬走,拿去写。她不用电脑,她只是做题和背单词。但他只住了不到一个月,心疼钱,一个月要三千多块钱,又回来了,在家里继续完成剩余的一小部分。

家里的气氛异常沉闷和紧张。两个人几乎是顾不上说话,一人伏一张桌子,各干各的。她疯狂地做题,复习、预习;他疯狂地在电脑上敲击;她恨不能长出八个脑袋来,按题型分别记忆,一本书只输进一个专门的脑袋里;他则恨不能长出二十六根手指,一根负责敲击一个字母,最后它们自动归总、将意思合拢。

他们不怎么说话,按时髦的说法是“都在为自己的事业而拼搏”。这两个月,就在1999年最后这两个月里,他同时要应付的还有最后一班福利分房问题。分房子,评职称,提升……每次都是为这种事打破了脑袋。这就是体制下所统辖的各机关单位的特点。人们要去争,去说理,盯着上家,防着对家,踏破房产科门槛。尤其是,这是最后一次福利分房,谁都不愿错过这最后一班车,错过去,以后就没人管了。

他们也不例外,也得去争,去游说。

这个艰苦的任务完全落在陈米松身上,因为是他们单位在分房,她的分数累加在他的分数上面共同计算。能够分上显然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要分得位置好一些,楼层好一些,这个就显得比较困难。

陈米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吵了不少架,红了不少脸,才争到了安贞桥一带三环边上塔楼的一个大两居,建筑面积有八十多平方米,比现在住的房子大了一倍。但是他仍然不敢懈怠,不到最后签字画押时,是很难说最后就分到了你手里。他们都战战兢兢,同时又热切等待着。知道年底以前,肯定要全部分完,要落实下来的。

毛榛这时候也赶到了节骨眼上,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工作又在这时候开始了。她要参加高级职称。在她们这种科研单位,每年的职称评定是一件惊天动地振聋发聩的大事。因为这种单位惟有学术头衔是认定其自身价值、成果高低的标准。毛榛已经连续两年参加述职,但是没有评上。名额少,人员多,每年还总有新来的博士要插队、转正,优先参加评定,一下子就把名额搞得更紧张。毛榛受刺激,这也是她想考个博士、准备以后直接去插别人队的原因之一。

说起来很痛苦。尽管痛苦,也得进入游戏,不然,也没别的选择呵!

又是一大堆手续,虽然是重复的,但一年比一年增加了新内容:今年又做的工作,今年又出的新书……一项一项,加在去年的工作述职里。填表,打印,请人推荐,给评委送书,将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复印若干份送评委会审定……

这时已经进入了12月,她在准备这些材料时,与准备博士报考资料时间完全撞在了一起。报考是在12月初进行。先期要找单位领导谈话,倾诉自己求学的意愿,希望他们能允许她边工作边读书。他们表示支持。然后是一大堆复杂的表格和材料,从单位意见、研究室意见、人事处盖戳,到十年前的那些硕士学位证书、考试成绩、硕士论文评审意见,再到体检表、两名具有高级职称的推荐人意见……就光是为了填这一大堆表,跑来跑去找人,就忙晕了头了。

第七篇

毛榛在忙着这一大套赶到一起的各种表格,一边在做着新东方教材上的题。陈米松则一只眼睛在电脑上完成他的书稿的最后一遍统稿,另一只眼睛死盯着即将到手的房门钥匙。

12月9 号,陈米松去安贞桥看房,决定楼层和楼号。剩下可供挑选的不多了,一般是分数高、职位高的人首先挑选。分到大两居的队伍中,他们排到了后边,因为没孩子,吃亏,少了一份“独生子女”分数,比同时参加工作的一家三口的人要少几分。那天上午,恰巧毛榛要填职称申报表和相关的一系列材料,很不好填,不能写错,不能打印和复印,一张一张全是手写,下午就要求送到所里去。

陈米松要她一道去看房,毛榛说:“我太忙了,要赶紧把这些表填完交上去。

你去看吧,看完你就拍板决定。”

她怎么能知道,这番话,竟成为她终身的痛,和永久的悔!

那个大房子,他们共同居京十年,苦苦等来的分在北三环安贞桥边的单位分的大房子,她今生竟然连看也不曾看过一眼,从此就永久不翼而飞了。

连同她的家!她的家人!她自认为已然铁板一块的家!她自认为已然是生死不渝的爱人!

11、12号是双休日,毛榛依旧去新东方上课。

接下来的一星期平静如水。画在毛榛挂历备忘录上的,每个小格里都只有匆匆几个字:13号,周一,复习;14号,周二,上班。下午“星期二对话:女性话题”,请几个当红女作家到场;15号周三,复习;16号上午,单位会议室,当代文学研究会二十周年纪念会;17号上午,师大,取样书二十八本,“90年代文学思潮丛书”,她是其中一卷的主编。18号周六,新东方上课。

19号,周日,1999年冬季里最冷的一天,-13℃。新东方考研辅导班最后一次课。

1999年12月19日呵!你让我忘了今生吧,我也不会忘了这个日子。

1999年12月19日

1999年12月19日

1999年12月19日

这一天,早晨起来,毛榛照旧简单喝一杯牛奶,啃了两口面包,就背上大书包,匆匆出门了。今天是新东方考研辅导班的最后一次课。总算就要结束、脱离苦海了。自从上了这个班以来,她差不多已经有两个月没休息过星期日,每天连续六小时的课,就跟挣命似的。

陈米松依然酣睡在床上,睡得扁扁的,一点声音都没有。他睡觉从来都是很老实。毛榛一边在镜子前边梳妆一边还在想:两个人好久没好好在一起过个礼拜天了。

今天晚上回来买两条平鱼烧着吃,好好吃一顿。电视晚上要直播澳门回归,吃完可以横躺竖卧地歪在沙发里看。

走到书桌前收拾笔记时她发现上面放着一张纸,是昨晚陈米松打印出来的,为她的文集做的一张详细的宣传企划方案,准备提供给出版社。这是他的职业。对他来说,出版是个“产业”,版权是种“贸易”,整个这一套出版活动都是工艺流程。他多次给毛榛灌输这种观念,毛榛每次都左耳朵听右耳朵冒,还嬉皮笑脸说:“我知道那么多干啥,我只管把文章写好,剩下的事,咱家有你就行了呗。”气得陈米松也懒得跟她说。毛榛的所有的出版合同都是他代议代签,凡是有跟出版方面打交道的事,全被他大包大揽。毛榛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他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

毛榛记得昨天晚上睡觉前,陈米松在电脑上一边敲字一边问她:“李越的‘越’字怎么写?张潘的‘潘’字是哪个潘?”毛榛在睡意蒙目龙之间告诉了他。李越和张潘都是电视台女性节目和读书节目的著名主持人,他知道她跟她们相识,在一起玩过,希望文集出版后能请她们帮助在电视上做一做。

毛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将是他们,她和陈米松在这间屋子里说的最后一句话。

她只匆匆扫了一眼企划方案,见一步一步都写得很详细,不由暗暗佩服他的能力。也没来得及多看,就赶紧出门赶车。

八点半赶到了印刷厂。人还是那么多,厂房还是那么冷。昨天上课时没暖气,工人说管道的哪个部位临时坏了。这是严冬里的12月18日呵!暖气管子冰冷,百十来号人靠彼此的哈气取暖,老师讲课也不敢脱羽绒衣。一天六个小时下来,毛榛冻坏了,回到家里一头就钻进被窝,气愤地跟陈米松叨咕。陈米松也生气,绷着脸,找出他们办公室的电话打过去,口气严肃地说:“你们怎么着?这么冷的冬天不及时把暖气修好?是准备负责包陪学生们的医药费是怎么着?”对方连忙道歉,说马上派人去修。毛榛猫在被窝里,从被头上只露出一个猫脸来对陈米松鬼笑,对他的像领导一样威严的有威慑力的声音表示佩服。陈米松没说话,那意思是这只是小事一桩,不值得一提。

 

第八篇

今天的暖气果然热乎点儿了。一切都如往常一样进行。下午的主讲老师又给从头到尾串了一下习题,讲了几点同学们在考场上的注意事项,并说凡是今年考研过关、分数达到九十五分以上的,可以拿着学员证回到新东方来,新东方将给退回三百五十元听课费作为奖励,另外名字还可以上光荣榜,鼓励下一届的学员们好好学习。

老师祝大学都能取得好成绩。同学们也“哗哗哗”地鼓掌,起立老师致意,一个个的年轻的脸蛋上都燃烧着兴奋的、志在必得的红云。

毛榛也很兴奋。经过这样一段漫长的预热,她的考试情绪终于被彻底调动起来了!尤其是当拿到研究生入学考试准考证的那一瞬间,更是一阵既兴奋又紧张的猛烈刺激。为什么考试前要跟班学习?意义就在于此,调动考试情绪,使整个大脑神经都处于高度兴奋状态,能从日常疲沓、松懈的状态中猛地紧绷起来,让浑身的每一根发条都上紧了弦。

早上打车来的,又窝了这么六个小时,身体已经窝瘪得难受。于是她就兴致勃

勃地走出课堂,抄近路穿小胡同到了硅谷,又路过“国林风”书店,从北大南门那条路一路走回来,迎着下午三点多钟暖融融的太阳。街上也是欣欣向荣,硅谷、海淀图书城、北大这一带,到处走动的都是学生,一张张年轻的朝阳般的面孔,生活在这里的人永远都年轻,永远不会变老。

她又兴致勃勃地继续走,往前是中关村电子城、海龙电子大厦、罗杰斯、艾德熊、麦当劳快餐店、海淀医院。再往前是人大出版社读者服务部、人大东门,对面是当代商城。这里的人流比较杂,人大门口的车站是七八条公交车线路交汇的地方。

当代商城为了促销,在门口摆上了一架巨大的退役波音747飞机。她家里的“海尔帅统帅”冰箱也是陈米松在这里买的。买完以后,在当年陈米松生日的时候,商场还给他往单位寄了一张生日贺卡。从那以后,他们果然对这家商城顿生好感,再买东西,首先想着来这里。一切都显得万分祥和,丝毫看不出灾祸即将来临的迹象。拐过立交桥,就到了三环路上,双安商城对面巨大的“利客隆”超市。毛榛进去,走到海鲜柜台前挑了四条中等大小的平鱼。陈米松喜欢吃海鱼。太大了味道烧不进去,太小了尽剩些骨头,不好吃。然后她又到面包柜台自选了一些松软的新烤出来的面包。也是挑陈米松爱吃的那种。看看表,已经四点多了,该回家做饭。于是过了天桥,到对面双安商场门前招手上了302路小巴,情绪热烈地奔赴回家。

一切都那么宁静、平和。毛榛上了楼,按了按门铃,没人应。心想陈米松可能又出去买东西了。没听他说今天有应酬、要去见什么人。于是她自己掏出钥匙来把门打开。

一进门,略微感觉到哪里不对劲儿。是哪里不对劲儿?她也没细想。换鞋,把手里的东西放进厨房,出来,脱衣服,挂在衣架上,又去洗脸池旁洗了洗手。这一切程序做完,才回身走进书房里。屋里收拾得很干净,很空旷。往常,陈米松的书总是堆得一座座小山一样的,把房间挤压得显得小。茶几桌面上也收拾得很干净。几页纸摆在桌面显眼的地方,让她一进门就可以看到。毛榛拿起来,厚厚的好几页,是陈米松留给她的:

榛儿:

我走了。

这十年是我永生难忘的十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彼此最相知的人,也是最志同道合的朋友。今后我想也依然会如此。

但理智告诉我,我们不会是完美的婚姻……

我必须得走了,如果再在你面前强取欢颜,我的精神就要崩溃了。

我本来应在你答辩完走开,可是,我必须要出差。

我在外面找了一个招待所住,希望你在此好好复习,力争考好试。当然,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考不上也没什么损失。不过,既然准备就要一心一意,全力以赴,你太贪玩了。

这间房就一直由你住吧,我新分的房子也会由你去住,直到你分上房子再说。

你周二上班可别忘了申请房子,这是最后一次了。我12月21日出差,25日回来,需要的手续我会立即办。

家里的一切如何处置,完全由你决定,只是我出差回来,先需要给我一点钱,我住招待所的钱是从单位借来的出差钱,回来后,我可能就没钱了。

我们分手,我尚未和任何人讲,如果家里来电话,你就先说我出差了吧。

我本来要去利克(客)隆为你买些吃的东西,但我心情太难受了,我做不到了。

我们虽然不再生活在一起,但我们彼此却依然会是最值得信赖、最真诚的人,是生死可托的朋友。

榛儿,希望你能坚强些。相信你会做到的。

我明天下午会在办公室,如果需要我陪你一会儿,请你打电话或传真到那里:

FAX :25341321

TEL :25432111-2701

又一页,只有巨大的一行字:

榛,我走了

米松

12,19,11.

 

第九篇

毛榛看了一遍,没看懂,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她手脚冰凉,站在那儿,又使劲定下神儿来,从头看了一遍。再抬起头来,有点看懂了。她的第一个反应是陈米松出事了!是走了,是人没了。她刚才进门来时的异样的感觉,就是因为屋里太整洁、太空落,所有他自己的东西:衣服、拖鞋、牙刷、书、日常用品,都没了,都拿走了。屋里陡然间显得空落、静寂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陈米松他究竟出了什么事?

毛榛慌了,带着一片空白的脑袋,来来回回,从这屋走到那屋,看看这儿又看看那儿,找不出任何陈米松出事的痕迹。

这可怎么办啊?这可怎么办啊?她望着外面五点半钟已经逐渐黑下来的冬夜,迷乱而又吃力地想这可怎么办啊?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我也就跟着从这个窗户跳下去得了。

她又拿着这封信傻呆呆地站在屋子当中,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那会儿陈米松还没有手机,那时候她也还没有手机,他们联系不上。她也根本无法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她想着该跟谁求救,就拨打了女友阿贞的电话。头一句话,她就发着哭声说:

“阿贞,我家里出事儿了。陈米松出事儿了。”

“人走了?”阿贞问。阿贞的反应极其迅速,甚至根本就没反应,而是本能地这么回问了一句。

“是。我刚下课回来,就见留下一封信,人走了。”她几乎要哭出来了。

“你别动,榛儿,你听着,千万别乱动。我马上过去,你在家等着。”

“唔。”

说着,她们同时撂下了电话。毛榛这回略觉有点心理安慰。她什么也不能做,现在只有等待阿贞来。什么叫朋友?朋友就是你遇到未知的险情时,能够第一个打电话过去求救的人。

她当时不明白阿贞为何反应得这么快?为什么一下子就猜中了“出走”这一要害?过后阿贞告诉她说:“咳!所有的家庭悲剧,其实都是一样的,大概就是那么几条路。”

阿贞从金台路开车到她这儿来,大概要四十几分钟。她坐立不安,望着茫茫的夜,黑沉沉的夜,还是想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要出事或要出走。一切都显得太正常了,一切都显得太平常了。她想她得问问,总得找个人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他发生了什么?

直到她想找人打听情况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平时原来是多么疏忽!多么的疏忽!自以为是幸福婚姻,却连他跟谁交往都不大知道,连他身边谁是了解情况的朋友她都不知道。他们那个班车“SX俱乐部”的好玩的列表还贴在门上,可她只认得那上面的汉字符号,至于那些人名都是谁,她依旧不知道,对不上号。

想一想,他每天上十一个小时班,他们每天都是十一个小时在单位上班,班车来、班车去,而她每天在家写作,每天只下一次楼,跑步、买菜、锻炼。他们彼此的作息时间是岔开的,遇不上,根本就碰不上。如果不是因为陈米松每天回家吃饭睡觉,与她同住一个屋檐下,也许他们俩也会同住一个楼里,而相互永远不相识、碰不上。

“各忙各的”。“各忙各的”是他常说的一句话。现在,“各忙各的”悲剧性效果显示出来了。她想找个人问问他出了什么事,都在忙啥,却不知道该找谁问。好不容易,等到阿贞来了。一坐下,毛榛就将信拿给她看。看了半晌,她也没看明白。又挨张纸“哗—啦”、“哗—啦”翻阅一下,说:“他最近到哪出差了吗?”毛榛看了一眼挂历上的简单记事表,说:“去过广东,打击盗版。”

阿贞接着又问:“他最近得过什么病吗?”

毛榛说:“……好像没有。他总是隔两天就去医院检查身体,也查不出个什么来。前两天说右腿关节痛,说抽空去北大医院检查一下。结果我也没细问。等着,我去找一下病历。”

毛榛一下子慌了,心想,对啊,他是不是有病?查出了什么不治之症找陈米松的病历。原先放病历袋的地方是空的。他连病历也带走了。

又迟疑了一会儿,阿贞翻看着这几张纸,又问:“你知道……他外面有人吗?”

毛榛说:“不知道。”

阿贞说:“你看他临走时情绪肯定特别不好,连利客隆的‘客’字都写错了。”

毛榛一看,可不是嘛。

阿贞说:“他在单位里没受什么刺激吧?”

毛榛想了想说:“不知道。”

阿贞又说:“肯定是有什么事。先别急,慢慢来。反正你们俩谁也跑不了。走,我先领你去吃点东西吧。”

毛榛这时已经略微镇定下来。本来她一点胃口都没有,可一想,让阿贞跑这么远,还没吃饭,是得陪着出去吃点东西。于是就锁上门,一起出去。

 

第十篇

上半天,还生龙活虎地从海淀镇直走到人民大学,这会儿,经过剧烈的打击和惊吓,她的腿却一下子就软了,下楼也下不动,在迈脚跨那几步楼梯的时候,双腿直要往下跪,直要往下坠,关节不好使,支撑不住全身的重力。阿贞扶着她,一步一步,艰难走到三环对面的马兰拉面店。

西北风呼啸。天气预报说这是今冬最冷的一天,-13℃,气温骤降。阿贞出来得匆忙,围巾忘了带,立起领子。毛榛则已浑身麻木,对冷热失去了知觉,只知身边还有个人,领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

面端上来,她没情绪吃。为了陪阿贞,还是假装往嘴里划拉。阿贞受她情绪影响,也没吃多少。两个人又出来,过天桥,顶着呼啸的西北风回得家来。已经八点多了。正是家家户户打开电视,准备看实况转播的时候。阿贞被冷风吹了一下,有点咳嗽,面颊上起了潮红。毛榛心里过意不去。她觉得已经定下了心神,就让阿贞先回去吧,没什么事儿了,明天她先打电话找陈米松问问情况再说。阿贞看她挺平静,说话很有理智了,也就表示同意,让她晚上先好好休息,等到天亮了再说。“反正陈米松又没有调动工作,总是可以找得到他的。”阿贞说。

毛榛一听,也是。他再走又能走到哪里去呢?

送走阿贞,毛榛就反复拨他办公室的电话。先是没人,十点以后是传真机的声音,证明这期间他到办公室来过了。

她就含着眼泪,写下一封信,发Fax 给他:

毛榛的传真:

TO:25341321陈米松收1999年12月19日

回家吧。今天下课回来,我在利客隆给你买了几条平鱼,想过一个“回归夜”呢。结果,一进门,就呆掉了……看了你的信,我只想从楼上跳下去,也一走了之……

你一定遭遇了什么突发事件,超出了你所能正常承受的能力。是工作吗?个人生活吗?还是身体?为什么不能事先让我知道?离开家,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吗?如果我们,或者我,做错了什么,你也应该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啊!

你这个样子出差,我不放心啊!明天回家来,后天从家里走,行吗?至少,陈述一下你的理由。有什么理由能致使我们连面也不能见、连话也不能对面说呢?

不知你这会儿在哪,不知你今夜怎么过?回归夜,真是一个惨痛的夜,我今生今世也不会忘了它。假如真的有人在你身边照顾,也好;假如是因为健康原因,更会让我心疼的———我才知道,这么些年来的共同生活,早已使我们骨肉相融,合为一体。现在,你突然抽去了我身体的另一半,像把一个健康的我,活生生劈开一样……我只有疼得鲜血淋漓……没有你,我什么也看不见了,眼前的世界模糊一片。你也不会不知道你对我的意义,怎能这样一狠心就走?

如果明天还见不到你,后天我会直飞你出差地点,去寻你。没有你,一切活着的努力,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回来吧!我是绝不会放你走的。你也冷静地想一想,这么做对得起谁。

爱你的榛儿

虽然我已经多年没说过“爱你”了,但此时此刻,我才知道爱你的分量,才知道它是一种怎样剜心挖骨的疼……

信发过去,然后再无动静。

毛棒两眼盯着传真机,盯着电话,等啊等啊,盼着它能突然间响起来,能够听到陈米松那熟悉的声音,能够告诉她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可是,一直没有声音。毛榛泪眼模糊,拿着陈米松的信,看一会儿,哭一会儿,终归想不出个道理来。电视机一宿一直开着,制造出一些声音,来给她在这个冬季最寒冷的夜晚驱寒、作伴。

她受了过度的惊吓,她太累,到早晨时,才肿着眼睛,疲倦地和衣上床倒了一会儿。十点钟时,电话铃响,她慌张想要爬起来去接,却发现身体怎么也起不来了。

过度的惊吓,太强烈的过激性刺激,一下子就击垮了她的身体。

她听得传真机响,大概是陈米松发来了回话。于是她深吸了两口气,手臂支撑着身体一点点从床上撑起来,到书房里去。果然是陈米松传过来的字迹。

榛儿:

我看到你的传真,大哭了一场。

榛儿,我不是有了其他人才离开的,我不会这样做。我们都是孤独地度过昨夜。

榛儿,不要问为什么了,好吗?就像我们当初走到一起一样。

我们过去的十年,我不后悔。因为那是我们的真情。

榛儿,到目前为止,你是我惟一志同道合的人。虽然不再为夫妻,但这一点不会变。在彼此今后的人生中,我想我们依然会最真心最无私地支持对方。因为我们有过十几年共同的历史。

榛儿,我们能慢慢平静地对待吗?

也许,我从长春回来再见面会更好。否则,我怕我们都太难过。

先写到这好吗?

米松

1999年12月20日

 

 第十一篇

看完信,毛榛又哭了。他这是干什么嘛?他这到底是干什么吗?看来他没事,各方面都好端端的,很理智,也很清醒。一切都是井然有序、安排稳妥的。她就慌忙地打电话过去,办公室没人接,一直都没人接。她想,不行,我得找他去,我得把他找回来,我得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毛榛简单抹擦一把脸,就出门、下楼。腿依旧是软的,像是骨质软化了。这次没人扶她,她就像个老太太一样,双手扶着栏杆,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蹭下去。在北三环路边上,招手,把自己的躯体挪上车,她好像就瘫在那儿,再也动不得。坐在车后座里,看着窗外忙忙碌碌的景色,看着冬日温暖阳光下来去匆匆的人们,看着雍和宫通往东四南大街路上仍挂着的那些建国五十年大庆的红灯笼,她恍恍惚惚,不知身置何处,仿佛做了一场噩梦,醒来睁眼一看,外面的世界依旧。

中午的机关大楼里很静。临近年底,刚刚精简完毕的机关里寂静得有些怕人。

以往这里是多么喧嚣的地方。这会儿,精简下来的送出去学习去了,一些处级以上干部到郊区去“三讲回头看”,还有一些人到各地检查打击盗版。在家的人也都吃饭的吃饭,休息的休息。毛榛上了7楼,从陈米松原来的716 找到新搬的701,都没有人。716 是敞着的,里面摆放着许多桌椅,像是变成了大会议室。701房门紧闭,毛榛敲了敲,没人搭理。她又不敢出太大动静,怕把别的办公室的人给敲出来。她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找他。想起他信上说的他租了招待所住下。她就下楼,出来,问门卫,这附近有哪些招待所。收发室里有几个汉子在聊天,抽烟,毛榛到现在还能记得那种干辣的烟草味落在她的头发上,堵在她的嗓子眼里的难受劲。那些都更增加了她悲痛欲绝的滋味。其中一个汉子瞟她一眼,没好气地说:“不知道哪有。你找招待所怎么找这儿来了?外边打听去。”

毛榛说:“我是来机关办事的,没找到人,需要在北京住下。”

汉子说:“那你就顺着马路往东走,去看看吧。”

毛榛就往机关收发室出来,顺着东四南大街晃晃悠悠往前走。看见路边有个旅店她就进,到柜台上低声下气问人家:“劳驾,请问一下有个陈米松陈先生住几号房?”

她这会儿的脑子已经全然不清醒了,只知道两腿拖着身子在往前走,在傻呆呆地问。她现在惟一的想法就是想见陈米松,想见到他。

1999年12月20日正午的北京东四南大街上,一个叫毛榛的精神痴呆的女人,在一步一晃,探寻着每一个招待所和旅馆,在找寻着离家出走的丈夫陈米松。

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走了多久,找了多久。她也不知道自己的腿又是怎样驮着自己的身体,打车回家,一步一步爬上楼来,一头把自己卸载在床上瘫倒的。她那时脑子里仍旧只剩一个念头:我要找到丈夫陈米松。我要找到丈夫陈米松。

她想也许她可以先飞去长春,住下来,然后再托当地的朋友帮助查一查,有什么出版方面的会议正在那里召开。剩下的事,到那儿再说罢。

她就起来,收拾行李,找出存折,要先去银行取钱,然后买机票,奔机场。看了一下表,发现已经五点钟了,银行已经关门。她全身无力地瘫倒在沙发上,知道今天是走不成了。陈米松也不知现在正在哪个地方。想到这里她不禁悲从中来,一个人在渐渐袭来的黑夜中,痛哭不止。

她现在既没有陈米松地址,也没有电话,无从去找他。他是故意不让她找到他,故意找个出差的机会躲起来了。

毛榛这时才想到他是故意的,一切都是预先策谋、计划好的。他这一走,她就连申诉和反抗的权利都没有了。

第二天的职称答辩,十几个评委全票通过。

从会议室出来,一直等待在办公室的同事告诉她,说刚才有个长春来的长途,一个男人,可能是你老公。问你答辩怎么样了,我说你已经进去、开始了。

毛榛听了,泪险些当着众人的面掉下来。

原来他是知道的,陈米松是知道的。她把自己的几件大事都记在墙上挂历备忘录上,他看见了。他是明明知道,却又在这个忙乱的时候走了。又知道会给我带来刺激,可还明知故犯,过后又表示担心。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第四章

毛榛个人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到来了。

接下来的日子,是冰里雪里,火里炭里。

无处去寻陈米松,她只有提心吊胆,惊恐张皇地过日子,每天都往他的办公室里打电话,都是无人接听。

终于等到那头有声音了,已经是12月27日,一听到陈米松“喂———”的声音,毛榛一下子就哭了,准备了好几天的一肚子的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陈米松也不说话,在那头等着她说。

她忍住泪,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才说:“你跑到哪去了,你?你这是为什么?”

陈米松那头也哽咽着说:“榛儿,我……”

毛榛说:“我以为你在单位出了什么事。到底出了什么事?”

  

 

第十二篇

陈米松咽了一口唾沫说:“没有,没事。”

毛榛说:“那么是你身体出问题了吗?那天去体检,结果出来了吗?有什么问题?”

陈米松抽动着鼻子说:“没事,榛儿,真没事。”

毛榛说:“都没事?那你为什么?”

陈米松又带着哭腔说:“没事。别问了,榛儿,我请你现在别问了,我……”

毛榛说:“你总得说出个理由啊,为什么要走?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陈米松说:“没有,榛儿,我能那么做吗?没有……”

毛榛说:“没有,什么都没有,你突然决定出走,总得有个什么原因?”

陈米松说:“真的,我不能说,榛儿,你先别问了,咱们俩都好好平静一下。

真没有,我就是听你们社科杂志社的张卫民说,礼拜二是你们最后一次福利分房交表时间,我想能给你一个身份,赶上这趟分房……”

毛榛听愣了,一时没明白,说:“什么分房?你是说想跟我离婚,然后我作为单身无房户可以向单位申请要房?”

陈米松:“唔……以前想分开,不是没有条件嘛。我寻思着你别错过最后一次分房机会……再有我看到我们单位李庆军也是分居,也给了他房子……”

毛榛脑子都乱了,说:“待会儿,我能不能待会儿再打过去?”

她放下电话,心乱如麻。他这叫什么话?!这是什么意思?!出走的信、劝慰我跟他离婚的信写得那么客气、诚恳、情意绵绵,惟一的目的,就是能立刻办手续,然后我到单位申请分房,他带着新分的房子走,是这个意思吗?并且他们单位已经有人这么做过了,而且得逞,是这个意思吗?

她又想不明白了,拿起电话打给他:“你是说,咱们离婚,只是一个苦肉计,

是为了能多占一套房子是吗?”

陈米松说:“榛儿,我能那么做吗?你还不知道我?”

毛榛说:“那么为什么?还是为了要离婚是吗?”

陈米松不吭气。

“可是,你究竟为什么要离婚哪?你总得让我知道个理由吧?”他还是那句话:“榛儿,你现在就别问了,问,我也不会说。”

她说:“你不给我个理由,不说明白,我怎么能平白无故就跟你离婚呢?我究竟哪点不好?究竟怎么把你逼出家门?”

陈米松一听,又哭了:“不是,榛儿,不是你不好,是我,是我自己的原因…

…”又说不下去了。电话又哽噎着放下。

毛榛实在想不出个名堂来,又打电话向女友阿贞求助,把这番话复述给她。阿贞听了也觉得奇怪,想不出个头绪来,说既然所有能够想得到的离婚理由都被他否定了,那还能有什么原因呢?

毛榛说:“我也不知道。肯定有原因。肯定有什么事他在瞒着我,导致他做出离婚决策的大事,突发事件,被他隐瞒着。一问就哭,就说不下去。”

阿贞说:“那……现在,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要不,你们俩不好说,我去给你问问?”

毛榛说:“好吧。也许他当着第三者诉说时,就不会太感情用事,就能把话说明白。”

毛榛就把陈米松的电话号码给了阿贞。然后像等着上帝判决一样等着阿贞的回话。

好不容易到了傍晚,上帝的旨意由阿贞传了回来。阿贞说:“我跟他说了,你这么对待榛儿可不行,你得负责任。周围朋友谁不说榛儿是个好姑娘啊?怎么能毫无理由就提出离婚呢?”

陈米松说:“让我怎么说这个理由呢?婚姻就像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自己脚趾头知道。”

话说到这个份上,就没法再问了。

阿贞换了个话题,问陈米松说:“你产生这个想法,有多久了?”

陈米松沉吟了一下,说:“半年多了。”复述到这里,阿贞说:“我估计,他可能是外面有人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不能说。这半年多,你一点也没发现什么吗?”

毛榛此时的心,又一次被“鞋子理论”刺伤了,尤其当这话从自己的亲人陈米松口里说出来的时候,更显得毫不留情,冷冰冰的。听到阿贞的问话,“半年多”的时间概念,她一时也迷糊了,想了想,说:“没有。我根本没往那儿想,我根本没有怀疑过他。而且他的一切表现都挺正常,一直对我很好,就说这半年里,我感冒发烧,他陪我一起去扎点滴,报考博士生体检,他帮我找医院熟人,分房征求我的意见,临走前一天晚上还给我打印出我的文集出版的策划方案……有什么异常的。”阿贞说:“可能你太疏忽了。半年,是个不短的时间。”

毛榛说:“让我想想吧,让我想想。”放下电话,毛榛左思右想,欲想出个究竟。话说到这份上,她的心隐隐地被伤着了。现在已经不再是替陈米松担心,担心他在单位受了刺激、身体不适什么的。怨尤和忿恨开始袭上内心。她想自己多么可笑,首先想到的是他,是本能地为他担心。可人家好着呢,人家活得欢蹦乱跳的,而且这一切是精心策划的,早在半年前就开始琢磨着了。人家是嫌她这个“鞋子”不合脚了。

“半年前”这个时间概念伤了她,使她略微从最初的震惊和担心中清醒,开始怀疑和追溯他的不良行为。

 

  第十四篇

改天,毛榛打电话责问陈米松:“你有话好好说,就这么提走可不行。是不是你外头有女人了?是不是已经怀孕,弄大了肚子,逼着你离婚?”

陈米松说:“榛儿,没有,真的没有。你还不知道我,我能那么做吗?”毛榛说:“不管你是什么情况,肚子大了也好,要生了也好,你们都自己先去处理,不能这么拿我当垫背的。”

陈米松说:“榛儿,真的不是那么回事。”毛榛说:“不是那回事又是哪回事?

今天你不把人交出来,就别想跟我提什么离婚不离婚。”说罢,放下了电话。

他们的谈话进行不下去了。毛榛精神恍惚,胡思乱想,蓦地又想起陈米松提到的要房子。要房子?要什么房子?他又不是不知道,多年来她所在单位分房都是以男方为主,以职位高的一方为主,她根本就没有资格排队分房。再说,就是排队也排不上。她们这里是高学历高职称人员成堆的地方,是房子最紧张的地方,有的博士也还暂时栖居在一居室里,她从年龄和工龄上,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个小字辈,连评个职称也要等上三年,即便分房,也就会得个一居罢了。他怎么能这么浑哪,好端端就提起了给她一个单身身份、想让她现去要房的念头?况且,他也没事先问问,她们院里,单身未婚的,不到四十岁不给解决住房。他这是唱的哪一出啊他?

这肯定是那个小老婆干的,肯定是跟他勾搭上的那个小婊子干的。要不然他想不出来,他不会这么狠地对待自己,不会的。看在他们相识十七年、结婚十一年的分上,他也不会这么无情,这么绝情。

新房已经分到手了,这个房子肯定要给别人腾出来。万一到时她走投无路,无家可归可怎么办?

怀着这种模糊的恐惧,她悄悄打听了一下自己单位里,离婚以后她还能不能分得上房?单位答复她说:第一,截止到上周二为止,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已经结束;第二,院里有规定,离婚者必须经过三年以后才有资格排队。仅仅是有资格排队。分不分得上还不一定。

完了。这一条路是堵死了。

这下可怎么办啊?她可怎么办哪?陈米松如此绝情,铁了心要走,她怎么办?住哪?他们单位到时候来撵她怎么办?她还能跟他去新房住吗?他已经不想跟她过了。新房她还怎么搬?

怀着一大堆“为什么”,她走进了律师事务所。说起来,这个事务所还是她们同事的老婆开的,刚开不久,发了封函给她们这些相熟的作家学者,标明代理的业务,主要是说如有版权侵权事宜他们可以代理。同时若有婚姻、遗产什么的业务也可代理。同事的老婆小红还跟她通过电话,热情招揽生意。当时毛榛没放心上,把信随便扔在抽屉里。现在她在毫无主意之中,战战兢兢拿着这个有电话、有地址的信走进了律师事务所咨询。因为这会儿,她没个说话的人,没个讨主意的人。

小红很热情,还应她的要求,两人进了一间没有人的房间里聊。毛榛硬着头皮,说了一下大概情况,尽量遮遮掩掩不把家丑外扬,然后问:“如果我坚决不离,他制造分居坚决离,最后离婚官司打起来,法院会把新房子判给我吗?”

小红说:“不会。”

毛榛说:“为什么?我是无过错一方啊。”

小红说:“法院只是按法规办事,不追究你们之间的道德责任,会将房子平分,你们俩一人一半。”

“可是……同住一个屋檐下,怎么分?”

“那要由你们自己协商,你住大间他住小间,或你住小间他住大间。或者,再譬如,你们实在不愿意同住一个屋檐下,可以将房子折价,你给他钱或他给你钱,一个人留下,另一个出去找房住。再不行,也可以把新房子变卖,再买两个小间你们分开住。”

毛榛蒙了。她简直想象不到她和陈米松的未来将会是这个图景。

她又把陈米松的出走信以及他们俩在那晚通的传真件拿出来,递给小红看。小红看了一遍,说:“从这几份文件来看,一切对你有利。这并不是他要走,而是在撵你走。因为他明确提出,离婚动机就是让你去单位要房,新房只是暂借你住,到最后还是归他自己。”毛榛一听,脑子里“轰”的一声。

她垮了。毛榛彻底垮了。就是在她得知不是陈米松要走,而是要把她从这个家里、从这个房子里撵走这个结论时,她才垮掉的。

她害怕,害怕呀!相亲相爱的人,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这个样子?在她不知情,什么也毫不知情,完全一无所知的前提下,他把一切都琢磨好,一切都算计好,来制造一场骗局,来无情地盘剥她,无情地撵挤她。

她的精神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崩溃的。

她已经精神崩溃了。

见她痴呆呆地坐着,两眼发直,小红又说:“还有另外一种解决办法,就是新房你们干脆谁也别去住,你还留在原来这里,让他再补分一间房子,你们就此分开,也省得今后倒来卖去的麻烦。”

律师的话是客观的,冷冰冰的。

毛榛的心也是冷冰冰的。

第十六篇

那一阵子毛榛整个人神情萎靡,面目浮肿,表情呆滞。她记得4月初刚考完试那会儿,她去参加《小说选刊》的一个发奖会。这是囚居半年多之后,她第一次有心思出门,参加行业内的社交聚会活动。已经是春天了,别人都穿上了西装和裙子,她还穿着冬天考试复习时的那套厚衣服。那一天与会的人很多,都是熟面孔,彼此亲切地打着招呼。

到了中午吃会议自助餐的时候,一个常跑文学口的新闻社女记者名叫晓辉的朋

友,特地端着盘子走到她坐的位置来,看看四周无人,凑到她耳边悄声说:“毛榛,我跟你说,你可胖了。”

毛榛听了,还略微有些发愣,微微扬起头说:“是吗?”

晓辉接着说:“你现在可大变样了,比过去胖多了。你可得注意。”

毛榛说:“谢谢,谢谢你告诉我。”

晓辉说完这些话,就走了,忙着跟别人去打招呼。原来,她就是特地过来跟她说这些话、提醒她这一事实的,并且还特别注意给她留面子,不让别人把话听见。

晓辉曾去过她家采访过她,后来两人经常见面,成了好朋友。

毛榛一方面不解,一方面感激之情油然而生。这也就是真朋友才可能说这些体己话。

起初,她还在猜测,是不是晓辉听到了外界什么关于她的风言风语,然后一眼就观察出了她的非同常态?分居、离婚这些事传得快。尤其像她和陈米松,算是在一个相近的行业做事的,有点风吹草动,整个业界就都知道了。

回到家里,她站到体重秤上一称,天啊!她已经到了六十七点五公斤!这么个才一百六十厘米高的矮个子女人,体重在三个月之内达到了空前不可饶恕的六十七点五公斤!她已经好久都没有称体重了,不光没称体重,好久都没在镜子里好好看一眼自己了。

隔两天她收到了会议上照的照片,一看,那个双下巴颏、体态臃肿、眼睛挤成了两道缝儿、满脸蠢相的老娘们儿,果然就是自己吗?怎么会,怎么会?!

一夜之间丈夫出走的打击,三个月的考博冲刺复习,一次自杀未遂的生死考验,无数瓶大把大把的营养药片的吞咽,终于把一个还算是青春女子的活泼形象,变成了一个内分泌失调、胖得连裤子也快要提不上的老娘们儿!

太残酷了!太残酷了!

毛榛有点害怕起来。她有些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病?是不是落下了什么后遗症?这一阵子的刺激太大了,她的营养药也吃得太多了,它们的副作用终于一股脑儿爆发出来。

于是在那一年的4 月19日(毛榛现在翻查她的体检记录时见那上面写的是4月19日),她去医院查体,验尿、验血,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她把尿样送去,她把血也挤出去,坐在那里等待结果,内心变得十分忐忑。一会儿,化验结果出来,一切正常,各种指标都正常。毛榛大喜!这都是她年轻时注意锻炼、过着学生一样的有规律生活而储备下来的好身体啊!如今在关键时刻,它的各个零件都挺过来了,经受住了考验和压力。

紧接着就是一系列的锻炼、减肥计划。没出一个月,身体就又恢复如常。

身体肥胖问题得到了解决,可是内心的恐惧和抑郁仍旧不能平息。现在他们,她和陈米松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只好等待着,不知等什么,只能听天由命。他们的感情已经彼此伤害到了这个程度,一时根本不可能修复。他们都在等待着有个结果,但却又不敢想那结果究竟是什么。至少,在毛榛方面,不敢想,怕面对。

在这漫长的分居的岁月里,毛榛开始疯狂地想他、思念他,甚至比初恋、热恋时还要想,想得万分疼痛,想得不可遏止。

想的,都是他的种种的好。奇怪!人一走了,回不来了,从前他对她的种种好处,却又一一浮上心来。

到洗碗槽去洗碗,会想到陈米松在家时调皮捣蛋耍无赖的模样,每次吃完饭命令他去洗碗时,他就故意把水龙头的水放到最大,“哗———哗”地往碗和碟子上冲,然后把自己溅成一身水。一会儿扎煞着手过来说:“报告,碗给你洗完了。”毛榛一看他那浑身弄得湿漉漉的衣服,气都不打一处来,说:“还不赶快脱下来,扔洗衣机里?”

———从此,他就有效地逃避了洗碗这项劳动。

到微波炉前去做饭时,也会想到陈米松从前猫腰站在这里,拿着菜谱做清蒸鱼

的情景。他对吃鱼情有独钟,毛榛说他是属猫的,搬到北三环这边住以后,离大钟

寺水产批发市场近了,几乎每个星期天他都要去那里买鱼买虾。毛榛的任务是买回

后负责洗,负责备好葱姜蒜等作料,最后的一道工序:往鱼身上抹明油、再放进炉

子里以及按下电钮的工作就全归陈米松,然后这整条鱼的功劳就全算成他的。他做

得津津有味,她吃得乐此不疲,总是表扬他,不断鼓励他发扬光大这种爱好。陈米

松走了以后,她的微波炉除了热热牛奶,就再也没有发挥过作用,每天吃饭,都是

一个人瞎胡混着对付着吃。

  

第十七篇

变成一个人以后,每当她觉得身体疲倦,像要发烧时,就赶紧准备好一杯热水,再把各种药都拿出来,放在床头,然后立即上床拿大被捂上,手里还要拿上女友阿贞的电话和红十字急救中心的电话,怕万一起不来时好找人求救。一个人生活的张皇、不安全感让人对昨天的一切痛心疾首。回想从前这个位置,经常是陈米松一有风吹草动头疼脑热就立即爬上来歇着、拿大被捂汗的。他这个动作一出来,毛榛就要给端水送药、煮大米稀粥、做容易败火去燥的食物。后来毛榛也学会了,一旦当她什么时候有点心烦、不爱做饭也不想做饭时,她就故意当着陈米松的面,一个箭步跃上床去,然后拉开大被子钻进去,一手捂脑门,一手量体温计,嘴里还不住的哼呀嘿呀:“哎哟我不行了,我头疼,我要发烧。”

……

这也是陈米松,那也是陈米松,这屋子里的一碗一碟、一衣一柜,哪儿哪儿都是陈米松,都是跟陈米松的爱情、嬉戏、共同生活留下的痕迹。走到外面,碰到一点小事,也会联想起陈米松。看到吕梁人民送给他们这些去讲课人的大枣,她怕拿不动,又不爱吃,就说他们谁要就拿去吧。同去的葛米立刻接口就说:“不要就给我吧,我们家里红云特别喜欢吃枣。”红云是他媳妇,葛米平时在单位是爱家、爱妻儿出了名的。一句话又勾起了毛榛的伤心事。以前,陈米松在家的时候,也是这么时时刻刻惦记着她,知道她爱吃荔枝,他出差去广东,给她带了一箱回来,怕托运摔坏了,就把箱子抱着,在机场上那么抱着进进出出;还有一次,陈米松为给她买草莓,竟把照相机都落到卖草莓摊上,回到家想起来,惊出一头汗,忙又跑回去取……

那次,都在他们分居半年以后了,她去贵州,当地同行请吃饭,一见面还问:“陈处长好吗?等你回去给他捎两瓶茅台过去,我们这里正宗的茅台。”———当初他们通过毛榛求陈米松帮着办过刊号和评职称的事,彼此结下了善缘。毛榛嘴里答着“好,好,好”,心里却是充满苦涩。

那一年她在爱尔兰皇家剧院里看王尔德的话剧《莎乐美》,莎乐美和古代希律王爱恨情仇的故事震撼人心。台上莎乐美那反复吟颂的台词不断勾起她的心事:这月亮今天晚上好奇怪

它可真像是一个疯女人

一个发疯的女人在寻找她的爱人

她要取他项上头颅才会解恨

……

一出古老的话剧,经过改良,以俳优的形式,唱颂着反复表达,台词说得极慢,加上夸张舒缓的太空漫步式的身段舞步,把爱情杀人的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就连毛榛他们团里一点不懂英语的人也把这剧看懂了。

分居从来都不是和好的前奏曲,而不过是敲响了离异的自鸣钟。

陈米松突然之间提出离婚出走的奇异举动,把毛榛一夜之间推进了伤心抑郁症的泥坑;而毛榛死而复生后的绝情决定,又进一步推走了陈米松。陈米松按毛榛的要求,留下了原来的房子,将新分到手的大房子退掉,等待二次分房,按职位给他补差面积。他们谁也不知道,正是这一决定,将他们自己彻底交了出去,也将他们的婚姻最后断送掉了。原本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问题,现在变成了国家机关有关行政部门的分房问题。

从此他们谁也摆布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命运,连同婚姻,全都落在了分房

委员会的手里。

最后的结果,分房委员会说:你说你们夫妻要分开单过,有什么证据?拿离婚证来。要不,凭什么分给你们大房子你不要,非得要变成两处房啊?只要你拿出离婚证来,拿出来,我们就给你解决。那下面的潜动员词不便于出口,也就是:你们这是搞苦肉计、假离婚、想多占一处房是吧?

毛榛听了陈米松电话里的复述,不由得怒从心起,同时也悲从中来:这场离婚,闹得我都成什么样了,死去活来,差一点就丢了命。到了归齐,还要被人说成假离婚、苦肉计、多占房!我遭谁惹谁了?!

这个婚,要是不离,让人背后指脊梁骨说三道四,我还怎么做人哪?离!坚决离!我给你们离!

第六章

终于,终于,终于,他们走进了月坛公园,走进了那个离婚登记处。他们像两个被自己推上绝路的羔羊,无可奈何而又毅然决然地奔赴断头台。

进去,再从那里面出来,他们知道,那就已经不是他们了。

转眼又是冬天了。多快啊!转眼!离陈米松出走之夜,离毛榛自杀之夜,又过去了一番寒暑,春夏秋冬,四季循环。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变,只是他们的心变了,憔悴了,老化了,枯干了。

毛榛这时已经是一年级的博士研究生,陈米松的《海峡对岸出版史》也已经正式出版。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区民政部门的离婚登记处会设在月坛公园。这是他们俩今生最后一段共同走过的道路,是他们俩的双脚最后一次共同完成对北京大地的抚摸。

此时,距离他们俩1986年春天第一次来北京,已经过去十四个年头了。距离他们俩1982年在大学校园里的初次相识,也已经有十八个年头了。十八年,是人生不短的岁月。

 

第十八篇

离婚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这天,毛榛早早就起来。昨晚,她睡得很早,把那些离婚文书最后检查了一遍,发现没有什么遗漏的,这才放心地将它们放进夹子里,装进书包。她甚至还准备了一只黑色签字笔,水分充沛,很爱下油,不会到了关键时刻滞涩住、写不出字来。陈米松将“离婚登记须知”传真了一份过来,那上面提到要用黑色钢笔或圆珠笔签字。她担心登记处万一临时没有黑色笔,可就抓瞎了。实际上她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临睡之前,她又反复叮咛了自己几遍:不许哭,不许哭,千万不能哭!明天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现场掉眼泪,否则,人家一看立场不坚定,就不给办理,那可就白忙乎了。还是赶紧的,一次性办完吧!她可不想再第二次走进那个离婚办事处大门。她没那个勇气,也没有那么大的承受力。

早晨起来略微梳妆打扮。瞟一眼日历,见昨天的那一栏备忘录空格上写着:在单位开出离婚介绍信。痛断肠。

在月坛公园大门对面,车子停下。毛榛在车里给司机掏钱,然后下车,出来。

陈米松在车门口迎接着她。

两个人现在面对面了。已经有两个世纪不见面的一对分居夫妻现在终于见面了。陈米松首先受不住了,一见她,立即就哭了,转过脸去抹眼泪。毛榛的心也受不住了,眼圈红红的,眼泪只在眼眶里打转。千般恨,万般怨,一见了面,还是受不了,感觉上还是亲人,是那个认识了十八年、共同生活了十一年的亲人。就好像他们根本不曾分开过,根本不曾离开过。这半年,这十个月,这足足跨越了两个世纪时间的出走、分居,只是打了一场浑仗,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只是因为负气,谁也不肯服输,不知道这一仗后果的严重性,就互相把对方推到深渊里,互相把对方推到这里来,彼此要在这里团聚,为了分离而进行最后一次团聚。

陈米松擦干通红的眼睛说:“走吧,咱们进去吧。”

毛榛从后面看着陈米松,明显的,他瘦了,背也驼了下去,显得人像比从前矮了许多。尤其穿了一身黑,更显得人小。但是她不觉得有距离,也不觉得有陌生感,就像他们昨天还在一起吃饭睡觉、昨天还刚刚见过一样。毕竟,这是同床共枕了十一年的丈夫啊!

他们没有说话。陈米松在前,毛榛在后,离开半步的样子。她已经没法和他并肩走路,但是也没法拉开彼此间距离,步履走得很沉重,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知道是一步一步走向他们俩的断头台。

她的心里很慌张,很害怕,想拉他的手,想象他们生活中无数次共同携手克服危机时一样,紧紧拉他的手,靠在他的肩上。可是,她伸不出去手,已经不好意思、不能够伸出手去。这两三年,他们的生活太平静了,没有危机需要克服,所以他们很少拉手,感觉不到彼此的依赖和需要,尽管这种依赖和需要就发生在每天的日常起居饮食当中。只是,没有家庭大事的时候,就感觉不到。

这却是他们最后一次联手,去完成彼此的分手。

一步一步拖沓,走得慢了。陈米松走着走着,眼泪又掉下来,噼里啪啦,也不去擦。毛榛这时反倒坚强,没有落下泪来。通常,总是这样,他们俩偶有一方不顺心、身体生病或遭遇不测时,总会有另一方变得坚强,给对方打气。这已经成了夫妻间下意识的协调习惯。就像他有病感冒,她却从来不会同时染上一样,总是等到他得完了,她才找个机会得。一个家,总得有一个人挺住啊。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什么东西,都能够心照不宣。

陈米松伤心得厉害了,眼泪不住地往下掉,他就用手背去抹。毛榛上前一步,掏出包里的面巾纸递给他,说:“别哭。一哭人就不给办了。”

她并没有想到,其实,她在说这话的时候,还是在想着,我办的这个离婚手续,是为了给你单位办的,是为了能够安妥好你陈米松,让你能顺利补分上房子,而不是我们俩有什么理由非要分开,非要离婚不可。他们的离婚,完全是被他们自己逼到这份上来的,也并不是人家单位要逼他们。

但是,说这些已经晚了。没有什么用。

陈米松也并没有意识到。他接过面巾纸,把眼泪擦了擦,没说什么话。她能感到他的眼泪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出来,就说:“要不,咱们先在这里转转吧?月坛公园我还没来过呢。”

他没有表示反对。他们就在假山石那里中途折转了方向,不去奔向那个离婚办事处,而是沿公园的甬路转起圈来,像是一对清早起来没事干闲着散步的夫妻,或是一对逛公园轧马路的恋人。他们都各自穿着一身黑色衣服,因为北京这个年头流行以黑色为酷,各自的身体型号经过一年的惨痛折磨后都有所变小,又都背着一个巨大的书包,所以远看起来,更像一对穿着情侣装、逃学出来谈恋爱的学生。

 

第十九篇

走到西北角的尽头,便是区政府办事处。进去一看,有各种办公室在此处办公。

其中结婚登记处在外头,离婚登记处在里头一间。

他们进去以后,见里面已经有两对在里头了。办公室不大,十平方米多一点,有三张桌子。进去后对门正中间的一张桌子后头有一个女工作人员,四十多岁,正在电脑前核准桌子外面坐着的一对年轻人的资料。外面两张桌子,是给来客准备的,靠里面窗的一张桌子前是一对中年夫妻,个子都敦敦实实的,男人穿皮袄,女人穿貂皮毛领大衣,很富裕有钱的模样,看样子像是商贾与他的原配,他们正在那里忙着理顺带来的材料。也没有人跟他们打招呼,毛榛和陈米松就很自觉地坐在靠外的一张桌子前等待。陈米松让毛榛把书包里的材料都拿出来,和他自己带来的那些一一往一起对。介绍信和介绍信放一起,身份证和身份证放一起,照片和照片放一起……

轮到那对商贾夫妇了。他们俩就走过去,也不坐下,就站在放钢印机的那个桌子前边开始了咨询。

工作人员先看材料,然后问话:“都商量好了吗?”两人先是默不作声,接着是男的声音:“是她非要离。”工作人员又问:“孩子的事商量好了吗?”女的一听,眼泪下来了,说:“孩子我自己养,我养得起。我要送他到国外去读书。”工作人员说:“去国外读书,要花大钱的,不是闹着玩。学费你们俩谁负担?”女的没说话,忽然间呜呜地哭起来。

工作人员说:“去吧,先回去,商量好了再来。”女的还在哭着说:“不,孩

子我带,我自己养活得起……”男的拽了她一把说:“行了,行了,走吧,我说你瞎扯淡吧。”说着,笑哧哧地把一个商人用的黑手包往胳肢窝下一夹,先往门外走去。女的也无奈地收拾起桌上的材料,跟在后边急匆匆追出去。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毛榛对那个女的产生了同情。一看就知道他们还处于风波乍起阶段,刚开始闹离,女人还一说就哭呢!如果是闹到毛榛这样已经有一年半载,恐怕,泪早已经就哭干了。轮到他们俩了。两个人过去,在钢印机前坐下,递上所有材料。工作人员先低头审核材料。毛榛脸上很平静,心里却稍微有点紧张,生怕材料有什么不齐备的地方,会一下子办不成。就像她去办准考证、办护照、办签证、办入学签到一样,凡是这种跟国家机器打交道的地方,毛榛都心怀忐忑,希望一次办成。

工作人员眉头紧锁,看得出她整天办这事,累坏了,烦坏了,好像她的心情,比前来办理离婚者更不好、更糟糕。把材料看过一遍后,她返身抽出一个厚厚的记录本,开始把情况往上边抄录。先抄两个人的名字,并大声复述一遍,给旁边坐在电脑前那个小打字员听,打字员同时往电脑里输入。

念完姓名,看看没有什么错误,工作人员又问:“离婚理由?”

有那么几秒钟的停顿和空白,毛榛哑住了,陈米松也哑住了,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为止,他们还不能正确说出他们俩的离婚理由是什么。说为了分房?扯淡,他们是房子分好后才闹离婚的。那么是为什么?说过得没意思了?太平淡了?离婚解闷儿玩?他们敢说吗?

工作人员已经翻着眼睛奇怪地看他们了。还是毛榛脑筋快,忙接上说:“都写着呢。您就照那介绍信上的抄吧。”工作人员白了她一眼,说:“你们总得说出个理由吧?不然我怎么给你往上写?”毛榛就压低声音,像背诵似地说:“婚后因为感情不和导致破裂……”

这些话全是电脑里打出来的《离婚介绍信》上的格式文本,适用于全中国人民或全北京市人民离婚之时共同使用。

离婚介绍信

东城区人民政府婚姻登记处:

我单位职工陈米松同志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毛榛同志1988年结婚,因感情不和导致破裂,经调解无效,要求协议离婚。

请协助办理有关手续。

知识产权部人事教育司(盖章)

二年X 月X 日

工作人员往登记簿上记,另一边的打字员往电脑里输。

把所有的情况一一登记完了,工作人员又坐回左边长条大桌前,打字员也将刚才输入的《离婚协议书》文件打印出来,一式三份,男女双方各留一份,办事处备份一份。

离婚协议书

男方姓名:陈米松工作单位:知识产权部

女方姓名:毛榛工作单位:社会科学研究所

双方于1988年X月X 日在辽宁结婚登记,经双方商定自愿离婚,已对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子女抚养无

二、财产处理财产分割完毕。无债权债务。

三、其他协议(如离婚后住房安排问题等)

西城北三环南里5 号楼2门602 买后归女方所有,过户给女方,男方自己解决住房。

上述协议内容是我们双方经过慎重考虑,反复协商的,保证执行,双方签字。

男方:签名(手印)女方:签名(手印)

男方单位盖章女方单位盖章承办机关盖章

时间2000年X月X 日

本协议一式三份,男女双方各执一份,婚姻登记机关存档一份。工作人员把文件又检查一遍,然后让他们签字、按手印,用大拇指蘸上红色印泥,往名字上面按,还叮嘱他们手指不要使劲翘,要用劲往下按。结果毛榛不知是技术没掌握好还是因为心跳过速,先按的两张还是翘了,被工作人员说了一顿,到了第三张才结结实实按下去。

 

 

第二十篇

所有的材料都填好了,陈米松也已经到隔壁交完了手续费回来。最后一项是收回大红色的结婚证书,换成两个绿色的离婚证书。工作人员拿起他们俩的大红缎子面的保存簇新的结婚证,翻开,掏出里面带有钢印和照片的一页,然后,“唰”、“唰”一甩手,将缎子面封皮飞快甩进靠角落的废纸篓里。接着,她站起身来,过到左边那小桌子去敲钢印。毛榛看着躺在废纸篓里的他们鲜红封面的缎子面封皮,鬼使神差,突然张口对工作人员说:“对不起,您能把那两个证留给我做纪念吗?”工作人员一怔,马上说:“拿吧,拿吧,反正我们留着也是要扔的。”毛榛就走过去,鬼魂附体一样,弯腰从废纸篓里捡出他们的结婚证封皮,还用手拂了拂表面的灰尘,又下意识地打开看了看,里面什么也没有,白白的,一片空白,像是被人掏空了心脏的病人。她把它合上,紧紧抱在胸前。一抬头,看见陈米松,坐在那里,瞅着她的行动,哭。

他们共同走到那个小桌前,听到钢印机面无表情“咔”、“咔”又响了两下。

都市里边又一个家庭宣告解体了。红色结婚证书换成了绿色离婚证书,双人合影换成了每证一张的单人照片。

今生今世,他们就这样分开了,在月坛公园大门口分开了,离散了。又是一个千年。将近一年后,毛榛的同居男友汪新荃刚一从南方回来,毛榛就约他到位于长安街上的国际饭店的旋转餐厅见面。汪新荃还觉得挺奇怪:“我一进门,还以为你能在家呢。干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回家里来说,还要跑那么老远?”

毛榛说:“没什么,只是觉得这里氛围好。”汪新荃说:“好吧。我就去。”

她要在这里把离开他的决定告诉给他,同时交还他的钥匙。

毛榛一个人等在长安大街国际饭店最顶层的旋转餐厅里。从这里可以俯瞰到北京全城。

当然这“全城”现在也已经很难规划了,四郊周围的卫星城正一座一座地建起来,“北京”的地理概念正在无限地扩大。

从这里可以望见市中心的她们单位古朴庄重的灰顶大楼,想当年,在1980年的时候,它还是这长安大街上惟一一座高层建筑,是经过中央特批的,那时正是迎接“科学的春天”来临的时候;

远一点,可以望见陈米松他们单位楼顶巨大的绿色帽子,绿帽子屋顶这两年在北京很流行,据说它保持了民族风格传统;

再往远,可以看见庞大固埃单位彩电发射塔的塔顶,它以毫不谦让的兀立姿势,宣告一个传媒产业时代的宏伟到来。

所有的记忆,都被凝结、串联在这条长安大街上。

这条长安大街,1986年春天毛榛和陈米松战战兢兢踏上的这条长安大街,如今已经找不到它当时的原貌。大街两侧的东方广场、贵友、恒基、中粮、长安、妇联……等等巨形建筑,都已经一座接一座拔地而起,快得简直让人目不暇接。

惟一不变的,就是那个广场,广场上的浮雕,那个天安门,那座天子明堂,多少年来,它们永远不变,成为北京永远的地理和文化坐标。

一晃,她定居北京已经有十年了。十年了呵!十年。

多快呵,十年!十年来,它们见证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它们也见证了毛榛在北京发生的一点一滴的爱情。有哪一个外省进京的小青年,不渴望着某一天能走在这条中心线上,成为它这里的主人?广场风筝仍在飞舞,清风依旧祥和。这里简直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若不是大街两侧的标语牌变了,人们就简直看不出一点北京翻天覆地的变化的痕迹来。她还记得1986年的长安大街两侧标语牌子上还写着:到二年,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

而2001年的大街两侧标语牌上写着:祝贺北京申奥成功!

祝贺中国成功加入WTO !

……

一切都变了呵,都变了。这些标语牌在告诉我们,时光流转,转眼又是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

下一个千年,还会有它们吗?这些青石水泥的建筑,这些古老的大街?它们依旧会有,会不断翻新重盖,升级换代。但是下个世纪,肯定不会有她,和他们了。

他们的恩恩怨怨,爱爱死死,都会随风而逝,不留任何痕迹和踪影。

人在时间中,显得多么渺小啊!

……

旋转餐厅入口处的门开了,汪新荃走了进来。

他还是那副清瘦白皙、风度翩翩的样子。

只有毛榛知道他不是故意想瘦,而是由于整日过度焦虑,他的胃口永远都消化不良所致。

毛榛看见他在向里面打望。她就抬起手,刚要向他招手致意,忽见他身后的门又一次开了,跟着进来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陈米松!

他身边还跟着进来一个港台商人模样的人。他们也在用目光寻找着座位。毛榛一下子就站了起来,在见到陈米松的那一刹那,她一下子就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她看见陈米松的背驼了,腰也有点弯,鬓角似乎还泛出丝丝银色。才一年不到,他就苍老了这么许多。她的心猛地又揪紧了一下子。

汪新荃看见了毛榛,向她挥手致意,然后就腋下夹着他的黑皮包,迈着商人特有的细碎步伐走了过来。

毛榛的目光,却直直望着前方,对汪新荃的到来视而不见,而是越过他的身形,把目光完全直直投落在他身后的陈米松身上。旋转餐厅的景物又一次在她眼前旋转起来,旋转,旋转……

她满含泪水,在心里低低呼唤:爱人啊,不要不告别就走啊!

衷心祝福你有个好的前程……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