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汉争霸电视剧黎耀祥:理解百年中国转型本质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

     理解百年中国转型本质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

   Marx's Social Development Theory：An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a century China's transformation 

                      胡正豪

[内容提要]：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百年中国转型的本质，其理由有三：其一是马克思的以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为依据的社会“三形态”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百年中国由人的依赖性的传统农业社会向人的独立性的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本质，清醒认识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避免马克思所说的“时代错乱”。其二是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整体”演进与民族国家发展类型和道路多样性相统一的理论，特别是以历史环境和经济政治制度安排为特征的发展类型学说，有助于我们理解百年中国选择一条充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积极性的后发现代化道路的必然性；最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既是历史的进步又有痛苦的代价的学说，特别是其所揭露的以物的依赖性和利益冲突为特征的现代性弊病，为我们读懂百年中国的曲折进程和当代中国的矛盾冲突提供了理性分析的框架，从而为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国家权威如何进一步完善未完成的现代化方案提供了历史性的实践指导。

1911-2011的百年中国，是中华民族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从一个被边缘化的落后大国向和平崛起、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中心的新兴大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历史片段。总结分析百年中国的历史足迹，对于中华民族继续未完成的现代性方案、基本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毕竟百年中国不等于是现代化发展的全过程，中国现代化迄今为止的结果也只是阶段性成果。因此我们今天对未完成现代化结果的百年中国的理解，不能不受到自身的实践需要、现实利益的制约，不得不被我们对自己时代的解释和对自己行为的宣言等一系列自我心理意识所局限。所幸的是，如同马克思认为1843年的德国制度相当于1789年以前的法国年代一样，20-21世纪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同18-19世纪欧洲所处的历史方位，就现代化发展阶段而言是类同的。由于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对欧洲现代化发展的思考和分析之上，马克思的思想被普遍视为一种关于社会变迁和发展的理论。因此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蕴含着可以解释百年中国之谜的许多线索。运用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摆脱历史幻象、避免马克思所说的“时代错乱”，深刻理解百年中国转型的本质。

一、 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为依据的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型本质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强调（一）判断社会发展的根据不是那些法律、政治的意识形态而是物质生活的矛盾，生产力与交往形式是划分社会形态的决定性标准；（二）伴随生产力提高和交往形式扩大而产生的社会重新改组或革命，是人类历史的进步，“反映了整个世界的要求”；（三）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这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化过程，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根据唯物史观原理和人类历史知识，对社会不同经济形态或社会形态的演进作出了不同角度的概括。

一是从所有制或生产方式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五形态说”。1845—1846年，马恩从所有制的角度分别提到前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形态：“部落所有制”、“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1859年，马克思从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的总和”角度提出了社会“四形态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如果加上马克思语境中暗含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便成为社会“五形态说”。 

二是从人的生产能力及其生活状态的角度，提出了社会的“三形态说”。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长期以来，中国思想理论界一直奉社会“五形态说”为正统和经典，原因不仅在于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谓经典性表述的全盘接受，更在于社会“五形态说”所隐含的历史进化论和“生产关系总和”（经济）决定论，对于被“历史循环论”和“帝王将相决定论”等虚幻意识遮蔽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尽管“五形态说”的考察依据是基于客观生产力的所有制和占有主体等“生产关系总和”，但是由于其并没有直接显示“生产力”标准，与“三形态说”所考察的人的生产能力和生活状态等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等客观标准相比，更容易产生所有制、占有主体或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形态的主观误解。

在中国，正是这种主观误解，导致我们长期以来在社会发展的目标设定中，重视所有制、占有主体或生产关系的变革胜过重视物质基础、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变革，导致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因有这种主观误解而发生许多理论与实践上的幻象。例如，早期中共领导人曾经把占有主体的变迁当成社会性质变化的标志，把辛亥革命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中国视为资本主义，误以为当时中国最需要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建立独立、统一民族国家的政治革命。又如，在新中国的工业化高潮中，我们又把所有制改造当成社会形态变化的标志，把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的农村合作社、人民公社和为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而实行的国家对资源的集中占有当做社会主义，误以为中国接着需要的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向消除分工和三大差别的共产主义过渡而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去完成发达国家已经完成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从而奠定现代社会的基础。

要纠正理论和实践上的幻象，必须恢复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客观标准的绝对权威性，恢复马克思的社会“三形态说”在百年中国社会转型本质认识中的指导地位。“三形态说”不仅是对“五形态说”的本质抽象，而且比“五形态说”更具备对人的生产能力和生活状态等“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客观可能性。例如所谓人的依赖性形态即自然经济形态或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渔猎农业为谋生方式，手工劳动，工具使用再生性、生物性能源（人力与畜力），相当于常识中的传统农业社会；所谓物的依赖性形态即商品（市场）经济形态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工业制造为主导产业，机器生产，工具使用非再生性、非生物性能源（煤、石油及其转化的热能、电能等），相当于常识中的现代工业社会；而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形态即产品经济形态或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当于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的第一阶段）。

依据“三形态说”，我们可以确定百年中国的转型本质是中华民族从维持了几千年的人的依赖性阶段开始向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的历史变迁。在这个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阶段，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其中生产力与交往形式向现代的变化具体表现为百年中国从以手工业劳动为主的农业国向以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国、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向商品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的地域性交往向统一的全国性和开放的世界性交往、从血缘等级性和狭隘的乡村熟人社会向绩效分工和独立平等的城市生人社会的迅速变迁。一个世纪以来，为适应生产力与交往形式转型的需要而产生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政权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变革，其根本的趋势就是现代化，其主要矛盾就是现代性与反现代性、非现代性之间的冲突。百年中国所经历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前后相继的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形式的斗争不外是这个矛盾冲突的表现形式和解决前提。

脱离了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本质，我们对百年中国理解只剩下了抽象的阶级、所有制和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更替。我们曾经以为自己早已超脱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关系，从封建的、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了后资本的社会主义社会。直到1978年以后，我们才意识到这只是一种良好愿望。其实，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乃至于1956年以后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其在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等方面尚未达到现代工业社会形态的条件，因此仍处于现代化转型和过渡的发展过程中。对于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本质的自我觉醒，打破了关于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幻象。

首先起来破除幻象的就是邓小平。早在“四人帮”大肆鼓吹限制商品、货币、按劳分配等“资产阶级法权”、割资本主义尾巴的1975年，邓小平就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很穷，很落后，按经济发展水平来说还是一个小国；和欧洲、日本相比落后五十年，实现现代化就是中国的中心议题。后来他进一步从经济事实和逻辑推理上揭示中国社会的真相：在第三世界里，中国算是穷的，将来再发展一个时期，中国还是不发达的国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虽说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21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

邓小平对百年中国社会转型本质的自我祛魅，源自他对唯物史观的坚持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如他自己所说，“一个真正聪明的政治家，应该懂得中国究竟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对自己有清醒的估计”。要“说老实话，吹不得牛”、“不行就是不行，再吹也不行”、“本来长得很丑，为什么要装美人呢？苏联就吃这样的亏，自以为什么都是自己的好，其实农业、技术都很落后，结果是自己骗自己”。总之，我们的框框太多了，要解放思想，“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1987年中共十三大把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最终完成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设计”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发展阶段前面还冠以“社会主义”的前缀，并不符合马恩关于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的科学理论，只能解释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心理符号（具体阐述见下文），但这并不妨碍十三大以后的历次党代会都认同中国将长期处于这个初级阶段，从而不断确认了百年中国转型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现代化本质，为我们彻底摆脱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已经超脱资本主义各种关系的虚幻意识和“时代错乱”指明了方向。

     二、以历史环境和经济政治制度安排为特征的中国社会的发展类型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是社会形态的“世界历史整体”演进与民族国家发展类型和道路多样性的统一。

马克思在谈到《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时候，曾经深刻地指出，“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关于普遍发展如同分娩一般具有痛苦“能缩短和减轻”与否的区别，实质上表明了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在各民族国家具有共性的基础上，“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这种区别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比比皆是，如马克思曾一再提到“工业较发达国家”与“工业较不发达国家”、“大工业发达国家”和“非工业国家”，“古老的国家”和“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才开始自己发展”的国家，文明国家与半文明国家、野蛮国家，比较先进的国家与落后国家等不同差别。他还提到，资本主义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在不同的国家有高有低，无论是痛苦的灾难还是变革的方式在英国与欧洲大陆不同，在大陆法国与德国不同，在世界宗主国与殖民地不同，在核心国与从属国不同。例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在德国“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德国“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马克思在他的论著中还至少谈到，社会发展由于不同的条件产生了以下不同的特点：自发的与强制的，原发性的与继发性的，典型的与畸形的、缓慢的发展与异常迅速的发展，较残酷的形式与较人道的形式等等。

1877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坚决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反对那种以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僵硬观点。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根据这个观点，马克思指出：在落后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从而成为社会新生的起点。近年来有不少把马克思关于俄国从原始农村公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假设说成是东方社会形态理论并以中国为成功范例的议论。这些议论显然把假设当做真实，完全忽略了马克思的假设是以迄今为止从未出现的“世界革命”即“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为前提的，而这个前提还被马恩称做当时“唯一可能的答复”。根据马克思的逻辑，没有“世界革命”条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是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

马克思“跨越论”的真正方法论的意义在于指明了落后国家由于其进入现代社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不同，可以选择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殊的发展道路。这些条件是（一）处于世界历史的环境，生存在现代世界和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不得不被资本主义“普照之光”所支配、掩盖和改变。因此完全有可能吸取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或成就，可以不“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而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也“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二）既不脱离世界孤立生存，“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而是“能爆发革命”或适时地发生革命以便使国家“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存和保证传统土地公有制的自由发展，使传统的公有制“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而变为“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资本主义私有制国家的赶超因素。

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现代化特殊条件的分析，已经被世界现代化实践经验所证实。世界各国由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拥有的资源基础和国际环境的不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产生了先发内源型和后发外源型两种不同类型的发展道路或模式。一种是以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的先发内源型模式，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以社会民间力量和经济竞争为主导，主要通过海外殖民等途径加快资本原始积累、通过发挥自身力量的比较优势、循序渐进地实现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的农矿、轻纺向资本、技术密集的重化、军工和高科技升级；其资源配置方式主要以自由市场为导向，其产权制度以民营（私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股份制为主。另一种是以苏联等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的后发型模式，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国家政府力量和国际政治竞争为主导，主要通过剥夺国内小农等途径进行资本原始积累、通过集中本国资源和学习、引进国外资源的后发优势实行赶超战略，超常规、跨越式地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和军事工业，以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其资源配置方式也必然以计划统制为导向，其产权制度也以国营（公有）以及以此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为主。

百年中国的历史证明，自由主义“全盘西化”和“普世价值”论者只看到中国必须遵循世界历史整体演进规律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是沿着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模式的后发型现代化道路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中国道路的真正特点就是马克思所预见到的两个特征：其一、通过1911年到1949年的政治革命，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阻断在列强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私有化导致的破坏解体进程，保存和利用土地国有的传统公有制，建立资源集中和政府主导的政治经济运行体制，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赶战略。其二、通过1949后对苏联相对先进的工业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学习和1978年后全面改革开放，充分利用全球化的机遇，承认并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体系，学习和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经验以提高国家工业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邓小平曾精辟地总结了从中国历史环境出发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国内，就是立足于自己，也要照顾自己的特点”，“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但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建设也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我们的发展。”所谓自己的特点，“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所有解决困难的办法“最后落实到集中统一”，“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决心要下”，“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只要把“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解决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邓小平所概括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被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是一条成功之路，也与当前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模式”就是“全球化＋政府主导、集中领导、举国体制”的共识是基本一致的。

由于“集中统一”即“政府主导”、“举国体制”起源于苏联，一直被当成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被误解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卡夫丁峡谷”的跨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马恩关于跨越必须的“世界革命”“唯一可能”的前提），我们也习以为常地把“集中力量办大事”及相应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制度作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其实，国家的“集中统一”与落后国家赶超战略有关，与社会主义没有必然联系。马恩生前非常厌恶那种“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冒牌的社会主义”。恩格斯曾经辛辣地讽刺道，如果说“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涅特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甚至连“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一本正经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普照之光”下，因为广泛的国际交往而不可避免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竞争体系，产生类似的经济矛盾，任何民族的国家占有资本和控制经济的“集中统一”制度，虽然与经典资本主义不同，但也还只能服从资本竞争逻辑的、与私人资本主义相对应的“国家资本主义”。

在中国从国际环境和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现实状况出发，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方法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方法，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路线和纲领早已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不但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而且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基石的唯物史观的坚持。后来我们用社会主义这个名字替代高度集中的国家资本主义，一方面有超越西方的政治愿景和光荣自豪的心理诉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以社会主义名义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确具有私人资本主义无法企及的低阻抗、高效能的优越性。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的国家占有和经济的政府主导发挥了超强的推动作用，它可以“社会主义”（原则是公有制占主体）的名义对社会资源实行不等价的交换，如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先后获取最低廉的农产品、农民工和农用地，实现了中国现代化的原始积累和剩余积累；也可以“社会主义”（本质是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名义“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如引进外资、改制国企、大举进行海外投资和国际竞争，提高了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实力和地位。实践证明，“中国模式”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对国家资本主义积极性的利用。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因国际环境和国内基础的变化存在相对封闭单一和全面开放多样的差别，但是两者都以追赶发达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战略目标，以资本占有的国家主体和资源配置的政府主导为基本经济制度安排，以共产党长期执政及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为政治思想上层建筑，本质上就是一条与经典资本主义竞争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是后发现代化类型在中国的实现。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统一原理，关于世界资本主义普照之光和落后国家根据自己的历史环境可以不通过资本的私有制而享用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假设，为我们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清晰的理论解释。由于中国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方位即国际环境的特殊性，由于自身国情如人口资源、经济政治社会结构、历史与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必然有着自己特殊的发展形式，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追随世界现代性潮流，但又决不能丧失独立自主的主体性地位，因此中国决不能照搬照抄发达国家的现成模式即经典资本主义（私有制主导）的现代化道路，而必须走一条非经典资本主义（国有制主导）的、被我们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现代化道路。

     三、以物的依赖性和利益冲突为特征的中国社会发展的代价和未来趋势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贯穿着深邃的历史辩证法，强调社会发展既是历史的进步又有痛苦的代价，既要认同现代性的发展成果，又要批判现代性所带来的各种弊端。早在1856年马克思就向世人宣布，在现代工业的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一方面是机器、技术、财富、科学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即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饥饿、疲劳和贫困、道德败坏、愚昧无知、人对人的奴役和人的物化即社会关系和政治上的巨大倒退。他尖锐地指出了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象，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在从人的依赖性向人的独立性转型时陷入物的依赖性即所谓物化、异化现象进行了无情批判。在马恩原著中，对现代化的代价或弊端的描述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全面紧张。现代社会关系的冲突起源于旧势力的解体没落和新势力的发育崛起。起初后者利用国家权力即“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依仗货币这个“一切权力的权力”为现代生产方式奠定基础，前者因“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为挽救自己的厄运和争取生存的权利而进行抗争。冲突的根源是资本逻辑的普遍化，是社会化（全球化）的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的和国家的）占有之间的矛盾导致世界的一极是资本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冲突最充分地反映在流行于现代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竞争。这个为了生存、为了物质财富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战争，不仅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不同阶级的各个成员之间进行，而且也在世界各个民族国家之间进行。

从世界范围看，以国家（民族）关系形式出现的资本原始积累首先表现为欧洲各国对美洲金银矿井的开发、土著的剿灭、非洲黑奴的猎获和买卖，表现为他们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得到继续。近代中国曾经一度沦为国际资本的牺牲品，迫使作为农民民族的东方大国从属于作为资产阶级民族的西方列强。

从一国范围看，以阶级关系形式出现的资本原始积累首先表现为资本权力对农民及其土地的剥夺，迫使农民及其子女丧失了靠祖传手艺谋生的机会成为流入城市的无产者，或“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或成为“资本的轻骑兵”。资本按照需要让他们“流动”、“露营”，用在建筑、水利、铁路的工地。工人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挤在工厂里，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在被雇主剥削、领取微薄的工资后，又马上面对房东、店主、债主的剥削。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一支产业后备军在繁荣时期可以随时使用，而在萧条时期又可以随时被抛弃街头；资本在全世界追逐新的市场，却在国内用低工资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在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在资本逐利驱使下产能的盲目扩张，面对不确定的世界市场，不断陷入商业停顿、银根收紧、信用停止、公司破产等周期性瘟疫而无法自拔。

其二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现代社会中的人与自然关系包括人与资源的矛盾和人作为个体的身心矛盾。对物的依赖性导致了人类因为物欲而过度地攫取土地、森林、矿藏、水等自然资源，但是每一次人对自然的胜利的结果就是自然界对人的报复。人类也因为物欲而透支自己的生理、心理健康，承受着肉体的折磨、智力的荒废和精神的摧残，所有的人都是片面发展的人，都是形形式式的物欲奴隶，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种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自己肉体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专业教育和终身从事一个职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

但是，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敢于揭露现代社会的弊病，更在于如何看待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马克思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全球性扩张时，坚持了历史辩证法的观点。他不但站在道义的、纯粹人的感情的立场上评判价值的善与恶，而且站在历史的、理性分析的立场上评判事实的新与旧。在马克思看来，尽管现代社会变革可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资本在“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因为要完成“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所有的这种苦难正是我们依然处在“物的依赖性”时代的最充分证据。

马克思的辩证思维，有助于我们对百年中国历史进步和沉重代价的全面分析。一方面我们必须充分肯定百年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政治组织制度、文化精神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历史性进步；另一方面，又必须不被表面的繁荣所沉迷，要看到这些进步背后的巨大风险和牺牲。由于这些进步最初伴随着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不但剥夺了中国人民的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还以强势的外来文化冲击，几乎割断了中国人民同自己文化传统的联系，致使中华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大门，但是由于“古老而陈旧”的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般的存在，我们在建设独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像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急躁冒进所带来的“人祸”。即便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在创造连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亿万人口脱贫的世界奇迹的同时，还是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破坏、贪污腐败严重、社会公德缺失等原先没有预料到或是不愿看到的消极现象。

像当年的马克思一样，敢于面对现代化分娩的阵痛，有利于人们理解百年中国的曲折进程，有利于帮助我们在支持维护现代化成果的同时，不掩饰其中前现代化的陈腐痕迹，无论这种陈腐痕迹来自何方。马克思揭露现代性的弊病，最终是要克服现代工业社会的物的依赖性，争取自由个性、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但是，现代工业社会“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因此，我们今天要做的绝不是政治激进主义，不是自由主义所鼓吹的“颜色革命”和“茉莉花革命”，也不是“文革左派”们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而是要遵照马克思关于既要现代化的“甜美的酒浆”，又要避免使用“头颅做酒杯”的现代悲剧的归旨，从文化上确立既讲效率又讲公平、既要发展又要共享的包容性价值，在制度安排中既要肯定现存生产方式对生产力的推动，又要努力实现生产力发展成果归人民所有、由人民共享的兼顾性目标，从而把现代性视为一项未完成的方案，不断通过批判现代性来推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全面改革，完善而不是颠覆现代化事业。

在完善现代性的过程中，国家权威具有极端重要性。当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时，为了使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国家权威。在马恩看来，转型社会的国家权威必须体现两个功能。第一，它必须承担组织和推动现代化的艰巨任务，以体现其有效性。它必须镇压一切“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的抗拒行为，包括用强制的手段教育一切旧社会过来的人们习惯于大机器生产方式所必需的纪律。它必须“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用人为的手段去大力促进从旧生产方式向新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第二，它必须“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使对立的利益集团“彼此保持平衡”以保护所有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利益以体现其合法性。它“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或者团结社会成员维护国家安全，从而为社会过渡提供一个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

百年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始终面临着发展与稳定，效率与公平和改革与认同等双重使命：一方面它必须告别传统社会、加速走向现代社会，加速变革亿万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它又必须防止过于急遽的、与广大农民相脱节、与历史文化传统相断裂的、引起尖锐冲突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同时是一个现代化成果为人民所共享的过程，是一个使农民等传统社会成员不断得到实际利益而又不断得到教育、改造与提高的过程。作为国家权威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深刻理解和自觉遵循马克思所阐明的国家权威的两大功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新时期先后由邓小平提出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由江泽民提出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由胡锦涛提出的“发展是第一要务，核心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等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和完善现代性方面的执政理念。

这一执政理念在当前现代化加速发展，因物的依赖性而导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新阶段，尤其需要突出解决广大人民共享现代化发展成果的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已经预见到，在中国发展起来以后，财富分配问题逐渐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中心课题”。他曾感慨地谈到：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在此前后，邓小平多次警告要在适当的时候解决分配不公、两极分化问题，否则中国就会发生革命，发生混乱。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党的所有政策措施和工作，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始终把握这个关系全局的、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必须正确反映并妥善处理各种具体利益关系，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必须统筹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的利益关系等。

当前中国社会正紧紧围绕利益分配和成果共享这个核心问题，在经济建设中加强宏观调控体系，制衡市场经济资本逐利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政治建设中建设法治国家和发展基层民主，培育与国家互补的公民社会，把利益和权力主体的诉求、表达和博弈约束在规范程序之内；在文化建设上建设以和谐文化为核心的包容性价值体系，引领日趋个性化、多元化的社会心理思潮趋向理性文明；在社会建设中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解决因鼓励竞争而“自然出现的两极分化问题”，构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理念和政策措施能不能帮助中国进一步完善未完成的现代性方案，仍然需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但是，它毕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代价和趋势学说的指导下，正在朝着克服“物的依赖性”的现代性弊病、完成中国未完成的现代性方案的正确方向勇敢前进。这一历史趋势昭示我们，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必将因在现代中国的实现而永葆真理的青春。（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