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袁涛 张江集团:《1887-1975蒋介石全记录》（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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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1975蒋介石全记录》（4-2）
“谁搞台独，我就搞谁的脑袋“、“实践三民主义，复兴三民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 。
《蒋介石全纪录》一书（上中下）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部以纪录片的形式全面介绍蒋介石生平的版本。本书以大事记的形式多视角并配以同时期大量珍贵图片，采用图文并茂形式展现一代枭雄蒋介石复杂多变的人生，客观公正的全面评析了其在大陆和退守台湾后的是非功过，将一个真实、个性鲜明的蒋介石展现在世人面前，书中配有大量购自国民党党史馆和英国盖蒂图片网弥足珍贵的历史图片，大部分为首次披露。迄今为止是国内最完整，最权威的研读蒋介石的图文版本。
第二部分 11.不甘被人利用的光杆司令（1）
陈其美作为发现蒋介石的伯乐和领路人，让蒋介石野心勃勃的目标有了具体实现的道路。没想到正迈开大步向前走时，陈其美却突然一头栽倒，蒋介石随即感到前方的道路马上浓雾弥漫，天地也变得迷茫起来。他经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沉浸在和陈其美一起从事革命运动的回忆之中。每当想到陈其美已经被杀害后，他眼睛里那种燃烧的光芒立即就黯淡下来。中国的局势越来越复杂，他不知道自己的路该怎么走。
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了两个政权，一个是北京政府，另一个是孙中山在广州领导的政府，但是实际上全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1917年7月，张勋曾经带着3,000辫子军到北京发动政变，企图重新恢复清王朝的统治，但张勋复辟★仅仅维持了11天就失败了。事实上，不管是北京政府还是孙中山的广州政府都没有实权，几乎所有省份都为当地军阀所统治。军阀之间连年混战，争夺地盘，战争的胜负决定了其势力范围的大小。这些军阀肆意残酷地剥削老百姓，收敛钱财。他们拼命增加苛捐杂税，开烟馆设妓院。他们强迫农民在地里种鸦片，结果造成各地区普遍饥荒，商人们也被迫向军阀纳贡，以免被公开掠夺，当时的鸦片监督局不进行毒品控制，却巧立名目强征税款。
从当时的形势看，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继任总理，是当时实力最大的北洋军阀派系。他依然实行对外卖国，对内镇压的反动专制统治。他拒绝召开国会和恢复《临时约法》。他认为辛亥革命所创造的民国，在溥仪复辟后就已经灭亡了，他的执政是“再造共和”，因此他拒绝召开原来的国会，拒绝恢复原来的《临时约法》。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再次举起了护法的旗帜，再次领导革命阵营展开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但是当时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经过多次的起义失败，已经溃散无力，名存实亡了。孙中山没有自己直接掌握的武装，于是只好依赖西南实力派军阀和与段祺瑞政府不合的力量。
8月中旬，各派议员南下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50余人，但是由于还不够召开正式国会的法定开会人数，于是决定召开“非常国会”，讨论护法问题。
孙中山又以大元帅名义任命章太炎为秘书长，许崇智为参军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林葆怿为海军总司令，方声涛为卫戍总司令，李福林为福军总司令，李耀汉为筹饷总长，陈炯明为第一军总司令。护法军政府严正地指出北京的“总统”是革命的叛徒，宣布段祺瑞、梁启超为叛逆，准备北伐。
陈其美的被刺，对于孙中山的反袁事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对于蒋介石本人的政治前途来说，则是祸福参半。陈其美的去世使蒋介石一下子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政治靠山，看似对蒋不利。但是，这时蒋和孙中山已有很密切的联系，而蒋一直在陈其美的身影下，陈其美的去世，使蒋一下子成了孙中山的参谋重臣，直接和孙中山打交道。这使蒋能够在孙中山面前直接显示自己的才华，为以后的飞黄腾达创造了条件。当孙中山准备北伐时，蒋介石正在上海，他凭着军人的敏感立即感到自己的军事才能有了用武之地，于是接连给孙中山呈上了两份军事计划。在
北方政府所辖之军队，约在三十万以上，然实际上可为其动员者，即以冯（国璋）、段（祺瑞）二派势力合计，则其数亦不过六万。……我军乃在十师以上，其总员几倍于敌军各师之兵数，或者不足，虽折减至二成，则亦多于敌军三分之一也。至于实力之比较，唯战用器材不及敌军外，其余如给养力、人马之战斗力，不甚上下也。而敌军南来，其地势不宜，气候不惯，则南军较胜一筹也。”
根据上述分析，蒋介石认为作战应采取如下方针：
第二部分 12.不甘被人利用的光杆司令（2）
吾军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先克武昌，决定南京，击破敌军长江一带之势力，再图直捣北京，以为作战之方针。作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央军由两粤进击长沙，肃清湖南全境，待左翼军解决四川、东下湖北时，与之合攻武昌。左翼军解决四川后，当派一支队拒守川北，牵制秦、晋之敌军，使第二期作战北伐时，即可道出秦、晋，与本军互相策应，而其主力乘势东下与中央军合攻武昌。右翼军与海军共同作战，合攻闽浙，连下淞沪，待中央军与左翼军克复武昌；然后与之合师南京，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海军与右翼军占领淞沪时，即以吴淞为根据地，封锁长江门户，扫除长江下游之敌舰，声援上海陆军之作战，待各军会师南京时，与之合力攻城，同时搜捕长江舰队，俾第二期作战时海上全权归于我有，不使复为东北海岸之患也。
第二阶段作战运动开始，乃在明年之三月间也。各军进发之道，以中央军由津浦路北进；左翼军由京汉路北进；右翼军由海道前进，在辽西登陆。三军分道并进，而左翼军之一支队则由川北而出秦、晋，以袭敌军之左，为本军之声援。各军会师燕京，为总攻击最后之准备也。
从以后北伐战争的战况看，蒋介石的这一作战计划是相当高明的。1926年的北伐和1928年的北伐基本上就是对这一作战战略和作战计划的具体实施。但是蒋介石的计划是建立在具备有相当大的数量、并且战斗力非常强大的正规军队的基础上的，而孙中山当时手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南方军阀的军队，即使真正听他的指挥，按当时的兵力，不要说分成三路，即便是集中成一路进行北伐，相对于北洋军阀的力量来说，都显得非常弱小，何况那些军阀骨子里本是在利用孙中山，哪里会真心实意地听他的调遣。因此孙中山没有采纳蒋介石的计划是正确的。
1917年11月，蒋介石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以表彰他的计划书。但是蒋介石似乎对这个职务并没有什么兴趣，他并没有到广州就职，仍然留在上海，纵情享乐。
此时，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组成了以湘、桂、粤军联合组成的护法联军，与北洋军阀在湖南开战。双方各自都投入了十万多人的兵力，战场横跨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等几个省，规模非常可观。护法联军在战争中渐渐取得了优势，其他各省的军阀看见形势很好，也有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动向。正在这样的时候，英、美帝国主义开始干涉护法战争。在他们的授意下，北洋军阀和桂系军阀边打边秘密谈判，而护法联军的其他军阀也都开始有了停战的打算。原来孙中山南下护法，本来主要借助的是陆荣廷和唐继尧的力量，但孙中山和陆荣廷、唐继尧的目的显然不同。孙中山的目的在于恢复辛亥革命后为袁世凯所废除的《临时约法》，而陆荣廷和唐继尧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孙中山的政治威望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陆、唐支持孙“护法”的真实目的不在护法，而是抵制段祺瑞的“武力统一”。
北洋军阀政府那边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后，采取了“和平统一”的政策，在北京与主张“武力统一”的段祺瑞产生严重的分歧。而在湖南与护法军作战的主力，是直系的吴佩孚师，吴佩孚也主张南北和解，在攻占衡阳以后，便按兵不动。孙中山主张武力北伐，段祺瑞主张武力南伐，而各自使用的军队，却都不听从他们的命令。
远在上海的蒋介石审时度势，觉察出了护法军内部的对立和冲突，
我军主作战地，当定于东南沿海一带之地区，而于湘省暂取守势。先以海军为主力，向东南沿海一带之闽浙两省，扫除北军之势力，击攘淞沪之敌军。以吴淞为海军根据地，封锁长江之门户。东南之势力不难完全造成矣。若西南战局能有转机，则与之互相策应，出入于长江沿岸一带，肃清长江下游之敌军，则第二期作战北伐之基本定矣。
但是孙中山感到这个计划难以实现，于是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湖南前线停战前后，由于孙中山的主战已经引起主和的陆荣廷和唐继尧的不满，又不便直接将孙中山从大元帅的宝座上硬赶下来，便给孙制造种种事端，赶他下台，阻挠护法军北伐。掌握广东省财政的桂系拒绝支付军政府的开支和其他物资需要，陆荣廷指派的广东代理督军莫荣新通电主张成立湘、粤、桂三省联合“都司令部”，以岑春煊为都司令，借以排挤孙中山。他命令广州电报局限制大元帅府的对外联系。他又指使部下拘杀大元帅府卫队数十人，暗杀了支持孙中山的海军总长程璧光。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坚定了要拥有自己的军队的想法。
孙中山一直苦于自己手中未能掌握一支忠诚的军队，被迫采用拉军阀打军阀的策略。在南方军阀开始阻挠护法北伐的时候，他更加迫切地感到了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的重要性，于是决心组建起自己的队伍。在护国战争的时候，担任广东都督的陈炯明就在广东建立了20个营的民军。后来这支军队在袁世凯整顿地方实力派的时候，收归广东省指挥，称为“省长亲军”。1917年孙中山护法到达广州，时任广东省省长的朱庆澜支持孙中山组织军队的计划，将他控制的广东省府“省长亲军”20营约8,000人交给了孙中山，让孙中山作为组织军队的基础。但是这时代表陆荣廷控制广东的是陆荣廷的亲信、广东督军陈炳，桂系不愿孙中山插手军队，所以“省长亲军”迟迟不能移交。由于“省长亲军”的移交问题，孙中山和陈炳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最后，陆荣廷为避免矛盾激化，将陈炳调离广东，改派莫荣新代理广东督军。莫荣新到任后，答应将“省长亲军”20营交给孙中山，但条件是必须离开广东，就食他省，孙中山答应了莫荣新的条件。1918年1月，军队终于移交给孙中山，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这支军队的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许崇智为第二支队司令。“省长亲军”刚刚移交马上就产生了出路问题，按照约定，这支军队不能待在广东境内。好在经过和福建督军李厚基协商，李欢迎该军开往福建。这样，朱庆澜送给孙中山的“省长亲军”20营便以“援闽粤军”的名义，由陈炯明、许崇智、邓铿等人率领，开往汕头闽南一带。
第二部分 13.不甘被人利用的光杆司令（3）
当“援闽粤军”组成时，孙中山对它抱着极大的希望。以后，因“援闽粤军”经费困难，他甚至将他在上海，由南洋华侨捐助购买的住房抵押，借钱充作“援闽粤军”的经费。
在和蒋介石的交往中，孙中山也认为蒋是难得的军事人才。
此时，南方军阀对孙中山的反对也到了极点。他们首先刺杀了海军总长程壁光。孙中山明白，暗杀程壁光，矛头完全是指向他的，因为程壁光是坚决拥护他的护法主张的。在同安舰上，孙中山、程夫人和水兵们向程壁光的遗体志哀。孙中山命令，放炮21响，祭奠程总长的英灵。1918年5月，程璧光的死因终于查明，原来是陆荣廷花重金买下刺客，将程璧光置于死地。程璧光一死，孙中山护法运动的主要军事力量受到了沉重打击。紧接着，陆荣廷等人操纵非常国会，竟然收买国会议员，于
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桂、滇军阀及其附庸非常国会里的政学会控制。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孙中山虽然离开了广东，但是对“援闽粤军”却寄予了厚望。他不但到粤军驻地视察，而且会见了陈炯明、邓铿、蒋介石等人，鼓励大家努力建设好自己的革命军队，并尽快讨伐福建的北洋军阀。
在孙中山的督促下，1918年6月，粤军与福建北洋军的战争正式爆发。粤军旗开得胜，向福建迅速推进。而在“援闽粤军”中，蒋介石也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一切作战计划，均由蒋介石一手草拟”，蒋在粤军中的地位也逐渐提高，先为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随后任第2支队司令官、第2军参谋长、第2军前敌总指挥等。并且，蒋介石在几次战役的关键时刻也确实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即便是对蒋并不信任的陈炯明，也在1918年蒋介石第一次辞职时，给蒋的亲笔挽留信中称“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可见蒋地位的重要。
因为蒋在福建运筹帷幄，指挥作战屡战屡胜，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也急剧提高。到了
蒋介石加入“援闽粤军”，并任作战科主任，负责“援闽粤军”一切作战计划的草拟，背后又有孙中山这个大后台，看来是可以宏图大展了。可事实却恰恰相反。战争结束后，粤军上下对于蒋介石的成功均抱之以嫉妒和戒备的心理，时刻排挤着他。
原来蒋介石是浙江人，“援闽粤军”主要是由广东人组成的。蒋介石的家乡观念很重，喜欢重用同乡；而恰恰广东人的乡土观念也很重，不愿一个外省人在他们头上指手画脚。陈炯明甚至提出“广东人的广东”的口号，以拉拢人心，驱逐盘踞在广东的广西军阀陆荣廷★。事实上，虽然蒋介石的顶头上司陈炯明、许崇智、邓铿等人一方面自己内争不息，但是另一方面在防止蒋介石分享他们手中的权力这件事情上，立场却是出奇的一致。而蒋介石又是一个权力欲很强，很想有所作为的人，这样冲突也就难免了。蒋介石自己也对粤军非常反感，知道那里不是自己的地方，于是就坚决地提出了辞呈，回上海的交易所赚钱去了。
1918年9月，经过一次辞职抗争，在孙中山的要求下，蒋介石回到了“援闽粤军”中，并得到提升，晋升为粤军第2支队司令官。此时“援闽粤军”正和福建督军发生争夺地盘的战争，陈炯明拨给他1,000人，命他驻守距漳州城北30里的长泰镇。
11月，粤军兵分两路，自漳州出发，会攻福州。12月初，蒋介石部占领嵩口。
第二部分 14.不甘被人利用的光杆司令（4）
永泰是福州门户，关系福州安全甚大，蒋介石占永泰，为李厚基所不能容忍。于是，李厚基也不顾停战协议，于
当蒋介石在永泰被袭击时，陈炯明在漳州并未发兵援助。蒋介石失败回到漳州后，虽仍任第2支队司令官，但实际上已被取消了对军队的指挥权，仅从事设计营房、练兵一类的事。他感到闷闷不乐，也很无聊，于是于
孙中山1918年离粤回沪时，护法军政府在桂系把持下，虽已无护法之实，但广东这块地方却被他们盘踞着。孙中山为了继续护法，就须首先打倒桂系，夺取广东和统一南方。他把实现自己计划的全部希望，寄托于他全力培植起来的陈炯明所部“援闽粤军”身上。1920年粤军从开始的8,000人，已发展到2万余人，扩编成两个军。孙中山把这支部队视为最可靠的革命力量，经常派他最亲密的战友廖仲恺、朱执信到粤军中去送军饷和传送指示。
l920年8月12日，孙中山命令粤军誓师回粤，分兵三路出发，进攻陆荣廷等桂系势力。此时蒋介石并没有在军中，而是在家乡游山玩水，过得非常快乐。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军阀在广东横征暴敛，强行推出“以粤养桂”的政策，引起了广东人民的强烈不满。粤军趁机打出了“粤人治粤”、“实行民主政治”的旗帜，得到了广东人民的热烈响应。粤军所到之处，人们热烈欢迎，军事进展非常顺利。但是孙中山最重要的军事智囊和助手朱执信却在
许崇智一向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的重要军事干部，二十多岁就被誉为“军界前辈”。蒋介石通过关系，与许崇智结为拜把子兄弟。许崇智对蒋介石非常器重，并多次在孙中山面前夸赞蒋。鉴于粤军中反对蒋介石的人很多，许崇智公开对各将领说：“服从许总司令就要服从蒋参谋长。以后凡总司令的命令，无论盖的是许崇智还是蒋介石的印章。都同样有效。”蒋介石到任第4天，许崇智因作战疲劳患病离军，陈炯明任命蒋介石为第2军前敌总指挥。
粤军收复广州后，蒋介石率粤军第2军追击粤西北一带桂军残部，但是不久，有些粤军将领就担心蒋介石反客为主，因此处处刁难，不听命令，蒋被迫于
蒋介石的这次离职，仍旧是受到粤军各将领的排挤。许崇智和蒋介石本也是盟兄弟，蒋介石任第2军参谋长之初，许虽然在其高级将领会议上公开声称，各将领要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但在内心深处，许崇智和陈炯明一样不信任蒋介石，他们都看到了蒋的才干，想利用他帮助自己作战，但是他们骨子里都是军阀心态，都把军队当作自己的私产，决不容许其他人来分一杯羹。许崇智生病之初，让蒋介石带他的第2军，但病情一好，就马上想把蒋介石赶走。他自己不好直接回第2军向蒋介石夺权，就暗中指使第2军的其他将领不听蒋的命令，处处设置障碍，逼迫蒋介石离开。实际上，蒋当然知道第2军的将领为什么突然反抗自己。军队是别人的，自己无法中途插进去，也就只能悄然出走。蒋介石走之前还专门去见孙中山，把自己为什么要离开的事情解释了一番，并且提醒孙中山警惕陈炯明等人，多加防范。但是孙中山并不以为然，蒋介石在尴尬之下，只好心情抑郁地回家乡去了。
蒋介石在粤军中屡获提升，实际上主要得力于孙中山的赏识。陈炯明、许崇智、邓铿等人在蒋辞职期间，虽然也多次给蒋去电去函，用相当恳切的言辞要求他重出任职，但是实际上，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孙中山当时的威望是相当高的，孙中山希望蒋介石重出任职，他们不便反对，只能附和。而蒋介石在粤军中其实始终没有什么实权，从作战科主任到第2军参谋长，其实只是小幕僚和大幕僚的区别，他还是光杆司令一个。蒋介石对这一点看得也很清楚，他知道粤军各将领不会让他有掌握军队的机会，他只是在“替他人做嫁衣裳”，所以后来干脆不干，返回奉化，整日忘情于山水，乐得逍遥自在。后来戴季陶还专程跑到溪口来劝他回去，但是二人很快就激烈地争吵起来，戴季陶后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蒋介石事后感到自己有错，于是就给戴写了一封信，言辞恳切，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第二部分 15.拜青帮老爷子为师（1）
蒋介石深切地感受到了怀才不遇的滋味，感到了被小人所嫉恨的滋味。他经常咬牙切齿地大骂陈炯明，同时也对孙中山和自己保持距离感到郁闷烦躁。春天来了又走了，一年又一年，蒋介石从参加辛亥革命时的24岁，弹指一挥间马上就到30岁了，却始终无法受到孙中山的信任，把他纳入革命的核心圈子，自己的理想抱负始终只是心中的凌云壮志，并不能得到施展。他怀念陈其美，也怨恨时光的无情。这段时期，他纵情上海滩，日子过得倒也惬意，但是他的内心却感到空虚和时光流逝所引起的烦躁郁闷情绪。
自从袁世凯死后，国际风云变幻，世界上也发生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重大事件。1917年11月，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得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虽然对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并不了解，但是凭着政治家的远见，他向被帝国主义列强孤立的新生苏维埃政权致电祝贺。
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所有的中国人都满怀希望，要求中国作为战胜国收回清朝时被外国人占领的土地和给予外国人的特权，尤其是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美国总统威尔逊至少三次提出和平公正地解决战后问题，他的著名的“十四点计划”（
1919年7月，苏俄人民外交部宣布了《第一次对华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它宣布苏俄政府将把沙皇时代割占的中国领土全部归还中国，中东铁路也将交还中国，苏俄放弃庚子赔款中的应赔偿给俄国的那部分，苏俄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但是已经沦为帝国主义傀儡的北洋政府却不敢接受这个惊人的礼物，没有外国主子的同意，它不敢承认苏维埃政权。最后，产生了一个妥协的办法，这就是北洋政府宣布不承认沙皇政府。即使这样，那些外国主子仍不满意，但北洋政府决定不再后退了。
与此同时，“五四”运动也为中国聚集起了新的革命力量，促进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革命团体的建立。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其中的成员包括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他们两人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精力充沛、正在寻找救国之路的毛泽东当时是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助理员，他也积极组织和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些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力量都聚集在北京，而他们的行动注定要让中国以后的革命焕然一新。而蒋介石此时对这一股新兴的力量一无所知，他在干着别的事情。
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这个乐园里有战场、商场、情场和赌场，也有让许多人一夜暴富、一夜跳楼的股票交易场。当年蒋介石在上海这个“乐园”里也是各种事情都尝试过。包括加入在孙中山授意下创办的交易所。在陈其美被暗杀后，从1916～1922年之间的6年时间里，蒋介石如果感到不如意了，一般就会回到上海来观望新的时机。在此期间，他不但参加了证券交易所赚钱，拜了上海滩青帮老爷子黄金荣为师，而且娶了自己的第二个妻子陈洁如。蒋介石加入的这家交易所其实是在孙中山的授意之下创办的。在孙中山倡导的历次革命中，最让他头疼的事之一，就是缺少革命经费，于是他不仅在海外华侨中广泛募捐，和外国政府、商界频频接触，而且在辛亥革命中，有一次为了能从日本政府借钱，他甚至想把著名的汉冶萍公司抵押给日本，以至引起当时全国舆论哗然。1918年5月护法运动失败，孙中山被迫回到上海，在款项无处筹措的情况下，孙中山看上了在上海刚刚兴起的交易所，觉得交易所买空卖空，不花本钱，是革命党人筹措经费的最好办法。1920年秋，他命在上海的国民党人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以筹措经费，救助牺牲的革命党人的家属和掩护革命工作。
但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真正创办人是上海滩文人虞洽卿。1917～1918年间，他就一直提出办理申请，直到1919年才得到农商部的批准。到1920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才正式开张。虞洽卿和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一些国民党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和陈其美、张静江、戴季陶等人，关系更为密切，所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张之初，革命党人便参与了进来。
参加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国民党人很多，最主要的是张静江和戴季陶，蒋介石虽也参加，但是他主要参与的是由张静江、戴季陶等共同组织的经纪人牌号“恒泰号”，并且参加的时间很短，因为这段时间，蒋介石主要是去广东从事军事活动，空闲时间不多，在上海待的时间并不很多，而且他的心思也并没有在经商上面。事实上，张静江等人也并不希望他多参与经商活动，他们认为他应该在广东的军事方面担当重任。这样等蒋介石发迹了，对大家都有利。因此，蒋介石的职责，经常就由陈果夫代理。
第二部分 16.拜青帮老爷子为师（2）
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交易所的经纪人要有殷实商号作担保，并交纳一定数目的保金才能参与业务。据说，蒋介石担任经纪人的经纪牌号是“恒泰号”，资本共有35,000元，1,000元一股，共35股，蒋介石的经纪人保证金是由张静江代交的，张还代他认购了4股恒泰股份。
交易所开张初期，由于所有成员都热情高涨，非常卖力，在当地赢得了很好的信誉，因此生意兴隆，门庭若市。整个股票行情也不断看涨，人们纷纷看好恒泰号。不到半年，利润就达到了50万元，蒋介石作为重要股东，自然分得了不少红利，他的手头一下子宽裕起来。著有《蒋介石全集》的秦瘦鸥称：“先生（指蒋介石）即离党部，只身留沪，无聊殊甚，偶遇同乡周佩箴，劝之习商。先生以既已闲居，不妨一试。时上海交易所正当全盛时代。先生乃从周略习其术，即于证券物品交易所充经纪人，出其优越之天资，周旋商场，每有测度，无不中的，而办事时精神勇毅，尤为他人所莫及。经营未及半载，选获巨利，母子相加，竟达十数万元，俨然富商矣。”日本人石丸藤太也说蒋介石在投机事业上“也是一位常胜将军”，“一时被同志认为潦倒的蒋氏，竟在投机事业上成功”。蒋介石有了钱之后，生活上也恢复了以前的一些习气，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认识了只有十几岁的陈洁如，穷追不舍，终于让陈成为他的第2个妻子。他还给粤军资助了一些钱，为家乡溪口武岭小学承担了开办经费。但是后来由于大家看到交易所的赚钱优势，于是纷纷开办自己的交易所，很快竞争就非常激烈，于是恒泰号很快就倒闭了，而且欠了大量的债务。蒋介石也一夜之间又变成了穷光蛋，而且背了一身债，整日提心吊胆，担心债主上门催要。他只好请青帮的黄金荣为自己疏通了解，然后在他们的资助下，悄悄地离开上海，一走了之。
在孙中山的心里，陈炯明要比蒋介石重要得多
蒋介石在上海滩过得花天酒地，依靠青帮，没人敢惹，和张静江等巨富称兄道弟，迅速暴富，而且又追到了15岁的少女陈洁如，让她成了自己的第2个妻子，但是却经常显出阴郁的神色，让周围的人感到害怕。政治和军事才是蒋介石真正的舞台。对于无职无权的蒋介石来说，接近权力、掌握权力才是他最大的梦想。因此他虽然大多时候在上海过得还算惬意，满足了很多个人的欲望，但是内心却感到空虚难耐。因为孙中山虽看重他的军事才能，但限于种种因素，并未重用他。使得蒋介石负气难忍，一触即发。
对孙中山来说，一直苦于没有自己的独立军事力量，而粤军则给了他这个机会，是他领导的唯一的军事力量，因此对这支军队寄予了厚望。正因为如此，他对于带领粤军的陈炯明充满了信任和期待。在“援闽粤军”最困难的时候，他几乎是发动整个国民党的力量，支持“援闽粤军”维持和壮大起来。这些努力，他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援闽粤军”由8,000人发展到2万余人，并于1920年8月在福建漳州誓师，打回了广东。而孙中山也因此得以在桂系被逐出广州后，于
可是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很快就陷入了困境。留守后方的陈炯明此时随着军队的增加、野心的膨胀，已经萌生了反叛之心。原来，当孙中山在桂林设北伐军大本营时，已和湖南军阀赵恒惕商定，北伐军可以借道湖南，直接进攻直系控制的湖北。这种远离后方的作战计划，马上遭到陈炯明的反对。陈炯明并不反对北伐，但他认为，两广刚刚平定，内部尚不稳定，目前应该“保境息民”，待条件成熟，力量准备充足，再北伐不迟。而孙中山则想乘平定两广的余威，一鼓作气。从当时的形势看，陈炯明的看法实际上更为现实，所以也得到了当时在广东的一些知名人物包括陈独秀的支持，这使陈炯明在和孙中山对抗时更加自信。由于北方直系势力正盛，赵恒惕害怕孙中山北伐不成反给湖南引来兵火，又看实力在握的陈炯明反对贸然北伐，赵恒惕也就改变了允许北伐军假道湖南的初衷，不允许孙中山通过。同时，陈炯明还断绝了北伐军的粮弹供应。当实力派人物、陈炯明的表弟、粤军参谋长邓铿问他为什么不供应军火时，他回答说，蒋介石建议孙中山要撤他的职务，因此他不会帮助想对付他的人的。后来邓铿私下买了些军火打算送到前线去，但是被陈炯明发觉。他竟然指使部下刺杀了邓铿，并指使粤军不参加北伐。
第二部分 17.拜青帮老爷子为师（3）
借道湖南的计划失败了，孙中山不得已，于
孙中山之所以敢迫使陈炯明下台，是因为他把粤军当作自己的军队，认为自己在粤军中有足够的威望，陈炯明不能也不敢反抗。所以于
但是孙中山没想到陈炯明确实敢于反叛他，而且他自以为忠于自己的粤军主力竟然也会跟着陈公开反叛他。其实蒋介石很早就对他说陈炯明有野心、不可靠，但是他始终不相信。
当蒋介石在“援闽粤军”中时，就对陈炯明非常不满。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不想让有军事才能的蒋介石在自己的军队中发展壮大，待到羽翼丰满时成为自己的竞争者。所以每当局势紧张时，陈炯明也和孙中山一样，一再给蒋介石发电，用恳切的言辞要他回去“共赴时艰”；而当紧张局势过去时，陈炯明就立刻改变了态度，要么让蒋介石成为无所事事的闲人，要么唆使蒋介石的部下和同僚，制造各种事端，把蒋介石气走。蒋介石在粤军中前后总共4年，当他
1920年11月，孙中山写了一封情真意切而又严肃的信给蒋介石，劝他留下来并努力与陈炯明搞好关系。起初，蒋介石还能听进孙中山的劝告，但他对陈炯明的不满还是有增无减。陈炯明未采纳蒋介石的意见，结果没有全部消灭桂系军阀。蒋介石愤怒之下，拂袖而去，前往上海。他打电话给孙中山，解释他离职的原因，但此时孙中山已无心思听蒋介石的抱怨了。在他看来，陈炯明已实现了他的目的，即将桂系军阀赶出广东，虽然桂系军阀还有残余势力，但是却已经无妨大局，孙中山决定返回广州，重建军政府。孙中山要求蒋回广州，履行自己的职责。蒋一气之下，回到老家溪口探家去了。
蒋介石由于和陈炯明长期共事，对陈炯明“外宽内忌，难与共事”的性格是相当了解的，对于陈炯明的想法和野心也非常清楚。
陈炯明自从率“援闽粤军”打回广东后，孙中山就对他信任异常，把他看做自己的大功臣，给他的地位相当于辛亥革命前的黄兴和革命二年后的陈其美。所以，陈炯明除了继续任粤军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外，回到广东后，又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省长、陆军部长和内务部长，他的职务头衔甚至超过了孙中山。在国民党中，他掌握着军权，俨然一人之下，众人之上。
陈炯明★的权力野心其实由来已久。早在辛亥革命中，他当时就和胡汉民争权夺利。广东独立后，众人公推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对此就大为不满，但是苦于那个时候自己力量还比较弱小，所以暂时忍了下来。等到1920年陈炯明带领粤军打回广东并进占了广西后，孙中山给了巨大的权利，让他身兼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陆军部长和内务部长四职，可以说权倾一时，但这并没有让他满足，反而激起了他更大的权利欲。
与此同时，蒋介石却因为不断地提醒孙中山要注意陈炯明的野心，被认为有嫉贤妒能的嫌疑，因而和孙中山的关系经常处于不和谐状态。
广东的革命政府最愁的是缺乏经费问题，而征收关税是筹集资金的最佳办法。但问题是在北京的外国使馆和公馆不承认广东军政府，拒绝与之合作，而陈炯明也支持外国使馆的态度。正是这个原因，促使孙中山进行选举，以当选非常大总统。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得他和北洋政府的首脑一样，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蒋介石却再三劝告孙中山不要搞这个选举，因为这种选举未达法定人数，缺少法律效力；而且一旦南方联合瓦解，不再效忠政府，这种选举便毫无意义。蒋介石说，任何不同意见都应被考虑。1921年5月，蒋介石写信给孙中山，表示完全反对这个选举计划。他认为：广西的军阀还未彻底清除，西南部也还未得到控制，此刻没有时间进行选举。更何况，选举因议员不够法定人数而缺乏法律依据，他写到：“在平息广西的叛乱后，我们可望继续向东北进军、直捣敌人的心脏。”他还充满信心地写道：“统一全中国并非一个非常艰苦的任务。”在信的最后，他再次提醒孙中山不要轻信陈炯明。
第二部分 18.拜青帮老爷子为师（4）
当时踌躇满志的孙中山并未重视蒋介石的这封信。蒋介石没有参加平定广西的战役，
但是蒋之所以仍然回到广州，一方面是由于孙中山再三催促，另一方面是他一直渴望有机会彻底铲除广西的残余桂军。
而陈炯明却在孙中山打算北伐时，和孙中山因为看法不同，而迅速对立起来。蒋介石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屡次直言自己对陈炯明的怀疑，即使遭到了孙中山的冷遇也在所不惜。
在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等人的多次电报催促下，直到
这次孙中山也被陈给激怒了，
从当时的局势和孙陈的关系看，蒋介石的主张是非常高明的。但是，由于孙中山过于相信陈炯明，并没有采取行动。蒋介石看到局势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自己无力扭转大局，便一气之下于
03在广东为军事统帅
北伐风起云涌，陈炯明关键时刻叛变，蒋介石“临危赴难”，与陈炯明对峙五十余天，并亲自到永丰舰护卫孙中山。孙中山看到危难中不远万里，勇入虎穴的蒋介石时，心中的愧疚和感激一起涌上心头，感慨地说：“蒋君一人来此足当两万援军。”从那一刻起，蒋介石在孙中山的心目中的位置一下重要了起来。本来机遇垂青了蒋介石，他却一次次地以敷衍和不满来抵制。访苏归来，他直接回了溪口，仅以一份《旅俄报告书》敷衍孙中山。在众人争抢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时，蒋介石宁愿待在家乡，看日出日落。军校筹建工作全面展开、人手缺乏的时候，他却突然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拂袖而去”。在一次次的不合作中，蒋介石获得了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的高位。
第二部分 19.乱军中始终护卫在孙中山身旁（1）
当时，孙中山为了稳定局势，避免陈炯明产生疑忌，把服从自己的军队几乎全部派往了江西前线，只带领了500多人的警卫团坐镇广州。而陈炯明在广州控制的军队有25,000人之多。但是孙中山没有想到追随自己十几年的陈炯明居然真的叛变了。
早在
据说陈炯明、叶举等在召开秘密会议计划叛变时，曾经为谁先发难进行过讨论。当时陈炯明问：“各位，谁愿意担任进攻总统府的重任？”各将领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后来陈炯明急了，鼓励大家说：“谁先发难，就是首功！”但是依然没有人响应。
最后陈炯明只好下命令：“既然诸位都不肯主动担当重任，我只好亲自来点将了。我命令湘军的洪兆麟部担任先行发难部队！”
原来这也是陈设计好的借刀杀人、一箭双雕的阴谋。洪兆麟的一支部队恰好就驻扎在观音山后，正好就近担任围攻总统府的任务，而陈炯明自己的军队则负责巡查街道，把守重要地段。陈炯明本人则在石龙坐镇指挥，等待消息，表面上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如果湘军进攻总统府，孙中山不幸遇害，陈炯明就进军广州，装作为孙中山举哀，非常悲痛，然后发表通电，把杀害总统的罪名全部推给洪兆麟、李云复和湖南士兵，而自己则带兵作为复仇之师去围捕洪、李及湘籍军官，并趁机给这支湘军加上大逆不道的罪名，解散了事。事实上，洪兆麟向来在陈炯明面前就不驯服，现在也正好可以借机除掉他。
由于这个电话是匿名的，孙中山认为是谣言，或者是陈炯明的手下有意在对他进行恐吓，所以不曾理会。半夜里，他的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急匆匆地喘着气跑进来报告说：“今夜可能陈炯明会采取行动，为了安全起见，请总统离开总统府暂时躲避一下才好！”
但是孙中山却说：“我认为陈炯明虽然恶劣，还不至于敢叛变我。即使他有不轨打算，粤军那么多将领难道都会跟着他一起反叛吗？这些将领曾经追随我奋斗多年，而且将领中也不乏正直之辈，我想他们必然不会不明是非，听从陈炯明摆布的。”
林直勉着急地喊着说：“总统，粤军本来就很蛮横，那些将领也人心难测，不可不防啊！如果他们真做出不利于总统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孙中山说：“我把在广州的警卫军都已经全部撤到韶关去了，这就表示我对陈炯明没有什么敌意。我这样待他，他即使对我有什么想法，也不至于发动叛变吧。如果他果真明目张胆，作乱谋叛，就是叛徒贼子，天下人人得而诛之。我身为总统，不能不重职守，如果临时退缩，屈服于暴力之下，岂不贻笑中外，污辱民国，轻弃人民之付托！”
林直勉等人见孙中山这样说，而且态度非常坚决，也就不敢再多说什么，只得暂时离开了。
在林直勉等人离开后，电话铃声又不断地响起来。拿起话筒，电话里的内容几乎都一样，都在向孙中山报告粤军很快将有行动的消息，并劝孙中山尽快离开总统府。林直勉等人也不断得到新的消息，于是赶紧再次报告孙中山，但是孙中山仍然不信。到了16日凌晨2点左右的时候，陈炯明手下一位忠于孙中山的军官从军营中跑出来，亲自到总统府来报信。他喘着粗气对孙中山说：“粤军各营已经提前吃了早饭，约定立即反动叛乱。陈炯明还准备了现金20万元，来奖励杀死大总统的人。他并且向各军许诺，如果叛变成功，将放假三天进行庆贺。”孙中山默默地听着，没有说话，然后说：“我还是不相信陈炯明会叛变。”
这时大本营陆军总长程潜★穿着军装，着急地跑到粤秀楼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临时住处。“报告大总统，我刚刚从郑仙祠叶举的司令部出来。他们那里好像已经做好了叛变的准备。我本来打算劝他们效忠总统，顾及国家大局，不要擅自驻兵广州，威慑政府。可我发现陈军将领翁武亮、熊略、陈炯光、杨坤如等都集聚在那里，司令部里里外外都杀气腾腾。我看出叶举的辩辞纯粹是口是心非。另外，据确切情报，原来驻守淡水附近、陈炯明的18营湘兵，下午也已紧急调进广州，布置在东堤至观音山之间的要道上。我担心陈炯明这畜生会抢在大总统返回韶关之前下毒手。为了安全起见，我觉得大总统和夫人最好现在就离开总统府。”
第二部分 20.乱军中始终护卫在孙中山身旁（2）
孙中山听罢，过了一会儿才以低沉的嗓音对大家说：“我对陈炯明始终以诚相待，他决不会背叛我。”凌晨3点多的时候，总统府四周忽然响起了尖厉的号声，接着到处都是枪声，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陈炯明叛变的消息被证实了。众人这时一齐在孙中山面前跪下，带着哭腔劝谏说：“大总统身负国家命运，万不敢半点意外，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孙中山依然非常镇定，他沉着地对大家说：“陈炯明果然谋逆作乱，那么戡乱正是我的责任，我怎么能放弃职守、逃避责任呢？万一力不从心，我也只有一死殉国，以谢国民。”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等人急得简直要自杀来劝谏，后来不管孙中山的意见如何，两人互相使了个眼色，连拉带拽，强行把孙中山带出总统府。
这时，总统府附近已经被粤军控制，到处都是他们的岗哨，对路人盘查得非常严格。林直勉等一群人目标过大，被叛军步哨盘查了好几次，但是最终都侥幸通过。孙中山一行人到了财政厅门前的时候，叛军的大队人马由东边冲了过来。孙中山的随从人员多受到盘问，无法通过。可是孙中山一个人却趁着天黑，混杂在叛军中间向前走去。在深夜里，叛军看不清人，只当是自己的同伴。孙中山步行到了永汉马路口，终于摆脱了叛军，于是他直接走进了设在海珠的海军总司令部。
海军总司令温树德此时已经知道了粤军叛变的消息，现在忽然看到总统一个人竟然出现在自己面前，于是非常高兴。
孙中山见到温树德后，面色平静地对他说：“我们先上军舰去吧。”于是温树德赶紧率领高级海军军官陪同孙中山登上了楚豫舰，并紧急召集各舰舰长前来商量平乱之事。
到16日上午的时候，陈炯明的叛军已经控制了全市的交通要道，占领了各个重要机关。首先发难的洪兆麟以为孙中山还在总统府内，于是率领部队在黎明时分开始向总统府发起进攻。叛军先后组织了十余次冲锋，都被只有50多人的总统卫队用机关枪击退，叛军的死伤达到三四百人。叛军见仅靠步兵无法冲进去，于是就动用大炮轰击总统府，并且倒上煤油，放火焚烧粤秀楼的栈桥，以烧断总统府的出路。
由于寡不敌众，弹药也打光了，16日上午12点左右，总统卫队的官兵决定开始突围。卫士姚观顺、黄惠龙、马湘负责护送孙夫人突围。姚观顺突围时不小心腿部中弹，于是4个人只好在总统府后院藏起来。这时候，叛军已经冲了进来，情况非常危急，幸好叛军此时开始疯狂地抢夺总统府的衣物，于是马湘、黄惠龙趁机护送着孙夫人从第一公园的小巷里逃了出来。总统府卫士只有50多人，却能以少敌众，激烈战斗十几个小时，以自己伤亡1/3的代价，杀死叛军300多人，这个消息很快就在中内外引起了轰动。
当天下午，孙中山率领海军舰队的永丰、永翔、楚豫等七艘军舰从黄埔出发，经东歪炮台，来到白鹅潭水面，随即他下令各军舰向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五层楼等处的叛军开炮射击。下午5点，他又带领舰队向东航行，下令各舰用炮火击毙了沿途的几百名叛军，此后，叛军只要一见到军舰，就纷纷逃散。可是令孙中山感到失望的是，他发现市区里没有陆军的任何回应。原来，魏邦平手下的旅长陈章甫已经被叛军策反，因此没有策应海军。孙中山无奈，只好命令舰队驶回黄埔港。
孙中山随即把指挥部设在了黄埔。不过此时虎门要塞已经被叛军攻占。陈炯明看到海军在全力支持孙中山，于是便想收买海军。不过当时海军官兵都一心拥护孙中山，因此他们的收买没有奏效。
陈炯明见海军无法收买，于是又演了一出假求和的戏。他假惺惺地在信中说：
大总统钧鉴：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自十六日奉到钧谕，而省变已作，挽救无及矣。连日焦思苦虑，不得其道而行。唯念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不图兵柄现已解除，而事变之来，仍集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现唯恳请开示一途，俾能遵行，庶北征部队，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国难方殷，此后图报，为日正长也。
孙中山严辞拒绝了陈炯明的求和诡计。然后焦急地等待着李烈钧等人的援兵，但是他也知道他们此时根本无法立即回到广州。这个时候，孙中山不由得想起了蒋介石的直言进谏和种种好处，于是在6月18号用蒋纬国的名字发电报给蒋介石，以便保密。电报中孙中山要蒋介石火速前来广州。蒋介石一见电报，立即安排好家里的事情，于
第二部分 21.乱军中始终护卫在孙中山身旁（3）
孙中山看到危难中不远千里、勇入虎穴的蒋介石时，心中的愧疚和感激一起涌上心头。据说陈炯明听说蒋介石到达广州后，惊惶失措。汪精卫在
从那一刻起，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一下子重要起来。孙中山当时也确实是把他当作“救星”来看待的，他发自内心的说：“蒋君一人来此足当两万援军。”随即孙中山把海上全权指挥的大权交给了蒋介石。蒋介石也立即向孙中山表示，在任何时候他都会保护在孙中山身边，以自己的生命来保卫他的安全。孙中山听了非常感动。舰上当时非常闷热，又缺乏食物和淡水。蒋介石对孙中山说：“再这样下去，我们在舰上就会被饿死或者渴死，让我带人去岸上找些食物吧。”
孙中山说：“岸上都是叛军，非常危险，你到晚上再去吧。一定要注意安全。”此后，每天晚上，蒋介石就带人上岸去找食物，天亮时就回到舰上睡觉，或者在甲板上巡查岗哨。
此时在江西前线北伐的各军，从
当许崇智等将领火速向广州赶的时候，海军方面也出现了叛变。由于陈炯明的全力收买，海军司令温树德的态度开始动摇，各舰长也有了反常之心。
由于海军的三个战舰叛变而去，平叛的力量骤然减弱，孙中山只好改变了依靠海军进攻叛军的打算，决心坚守长洲要塞。9日下午1点，鱼珠炮台的叛军钟景棠部向长洲要塞发起攻击。要塞司令马伯麟率领军队奋起还击，打死打伤叛军多人。可是没想到海军陆战队的孙祥夫部竟然在这个时候叛变了，并带领叛军攻上要塞，长洲要塞很快就被叛军占领。孙中山认为，长洲要塞失守，必须全力进攻东歪炮台，他说：“我们如往西江，必须经过中山、鱼珠各炮台，何况三大叛舰驻守沙路港口，正监视我们各舰行动，就算我们能冲过中山、鱼珠，三大叛舰也会阻挡我们，到那时岂不是进退两难。所以我们唯有出击东歪炮台，驶入省河，别无他途。”
此时，孙中山就在枪林弹雨中，沉着地立在永丰舰的甲板上，率领各舰企图驶入白鹅潭。而蒋介石一路上也一直陪同在孙中山的左右。当永丰舰被炮火击伤后，蒋介石着急地对孙中山说：“大总统还是返回船舱里吧，外面实在太危险！外面就由我来指挥吧！”此时孙中山才返回舱里，由蒋介石继续指挥其他战舰前进，一直驶入比较安全的白鹅潭。
白鹅潭水面有许多外国的军舰，陈炯明、叶举等担心不慎击中外国军舰，造成外交事端，因此就停止了对孙中山舰队的进攻。可是他们却并不甘心，而是想出了用水雷炸死孙中山的阴谋。一天，只听见白鹅潭水面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却没有见到任何军舰被炸伤。原来这个水雷爆炸力很小，加上潮水涨满后，永丰舰的位置出现了偏移，才幸运地躲开了水雷。当时，执行爆炸任务的刺客很快就被水兵抓获，终于查出了陈炯明的阴谋真相。由于白鹅潭内有英、美、日等国的军舰往来，叛军的水雷自然会威胁到外国军舰的安全，所以各国领事纷纷向叛军提出抗议，陈炯明才停止了这种暗杀行动。
第二部分 22.乱军中始终护卫在孙中山身旁（4）
陈炯明在处于后方的广州发动叛乱，使得正在江西前线作战的北伐军一下子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7月下旬，北伐军被迫分路向江西、湖南边境撤退，并企图回援广州。但是回师的北伐军第1师竟然投靠了陈炯明，海军中的三大巡洋舰也背叛了孙中山。至此，败局已经无法挽回。孙中山原来打算留在广州，以维持人心和军心，伺机打败叛军，现在，他看到没有什么结果，继续留在广州反而会有很多危险，于是在蒋介石的劝说下，他决定暂时离开广州，以便等待新的时机。
对于这次事件，宋庆龄后来有详细的回忆：
我想他带着一位妇女在身边很不方便，于是便催促他暂时把我留在后面。我说，对我这个普通眷属来说不致有多大危险。他最后才同意我的主张。但是，他当时定要留下我们所有的50个卫兵保护这所房子，然后只身离去。
他走后半小时，凌晨2时半左右，附近枪声响了。我们的房子在半山腰，由一条约一里路长的小道与观音庵的总统府连接起来，这条小道凌空穿过街道和房屋，像一座小桥。敌人居高临下，从左右向我们开火，并大声喊着：“杀死孙文，杀死孙文！”在漆黑的夜里，完全看不见敌人。我们的小卫队只好保持寂静。在黑暗中，我只能辨出我们的卫兵蹲伏在地上。
拂晓，敌人用野炮射击，我们的卫兵开始用步枪和机关枪还击。我的浴室被击毁。我们这支小卫队伤亡已有1/3，但剩下的卫兵抵抗的意志更加坚决。一名勤务兵爬到高处，杀死了一大批敌人。到8时，我们手头的弹药越来越少了，于是我们决定停止射击，把剩下的弹药尽可能留到最后的时刻使用。
现在留在那里似乎也没有用了。队长建议我离开，卫兵们同意他的建议，答应他们这部分人留在这里，以便阻止敌人可能发动的追击……后来，据报道，50名卫兵全部牺牲。
为了躲避敌人，我们4个人，孙先生的外国随员鲍上校，两个卫兵和我自己，只携带着最必需的日常用品，沿着那桥梁式的小道匍匐爬行。敌人立即把火力集中到这条小道上来，飞来的子弹从我们耳边呼啸而过。尽管我们当时由于桥两边结实的栏杆而受到很好的掩护，子弹还是两次掠过我的鬓角，但我没有受伤。不久，到了栏杆已被炮火炸毁的一个地方，我们不得不猛冲过去。突然鲍上校大叫一声，血从他的腿上流下来。他的大腿被射中，一条大动脉被打断。两位卫兵架着他走。
经过几个钟头，我们才走完这条小道，进入总统府的后花园。到达那里半小时后，我们看见火光一闪，一段桥完全被炸毁了。联系完全断绝了。敌人的火力现在集中在总统府，我们不能还击，因为它四周是私人住宅：我们把鲍上校带到一间卧室，粗粗地包扎了他的伤口。
我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感到很伤心，可是他却不停地安慰我，说：“胜利总有一天是属于我们的！”
从早晨8时到下午4时，我们简直像葬身于炮火连天的地狱里。子弹从四面八方飞来。有一次，在我离开一个房间仅仅几分钟之后，房顶中弹，整个天花板坍塌下来。
下午4时，一直保持中立的师长魏邦平派遣一名军官同我们讲和并提出投降条件。我们的卫兵提的第一个要求是保证我的安全，那名军官拒绝作出保证、说他们没有权力指挥另一个人的军队；即使敌人的指挥官对这些士兵也无可奈何，因为他们到这时已完全疯狂起来了。我们的铁大门立即被毁坏了，我们面对叛兵们嗜血的刺刀和左轮手枪。他们猛冲，不是为了要消灭我们这几个人，而是要抢走我们手上那些包裹。我们迅速看准机会，跑进两股散兵游勇之中，各自夺路而逃。一股是逃跑的士兵，一股是抢劫的敌兵。我头戴鲍上校的大帽子，身披孙先生的雨衣，于是逃脱了。
一队敌兵从眼前迅速掠过，企图去抢劫财政部和海关督察署。我们从暴徒人群中择路而行，终于来到一条小巷，这时才算躲开了那些抢劫者。我已精疲力竭，要求卫兵打死我。他们没有这样做，一边一个架着我向前走……尸体遍地，有的是党员。有的是普通老百姓，他们胸膛开了花，胳膊被砍掉，腿打断了。我们曾看见两个人面对面地蹲在屋顶底下。就近一看、发现他们已经死去，眼睛还睁着。想必他们是被流弹打死的。
第二部分 23.乱军中始终护卫在孙中山身旁（5）
我们的路再一次被一伙从小巷跑出来的暴徒切断了。我们一行人互相悄悄传话说，我们应当直挺挺地躺在街上装死。这样我们总算躲过去了，后来我们爬起来继续赶路。卫兵劝我不要看那些尸体，怕我要昏倒。半小时后，枪声渐渐稀疏了，我们来到了一家小农舍。主人要赶我们出来，怕受连累。可是，就在这时候我晕倒了，他才没有这样做。
我醒来，发现卫兵用凉水敷我的头，替我扇扇子。突然一连串的枪声响了，一个卫兵跑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况。屋内的一个卫兵冲过去关上了门。他告诉我，外边的那个卫兵被子弹打中，也许已经死了。
枪声平静下来时，我自己打扮成一个老农妇。同伪装成一个小贩的卫兵离开了这所农舍。我提着一个篮子，在路上拾了一些蔬菜带着。最后我们到了一个朋友家中，那天上午这里已被搜查过。继续赶路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我们就在这里过夜。
炮声通宵未停。最后听到炮舰开炮的声音，我们才大为宽慰。孙先生已安全无恙了。
……
第二天早晨，我仍然一身农妇装束，和另外一些人一起来到沙面，那里有另一位朋友，他是一个翻沙工人，为我安排了一艘小汽艇，我们乘这艘小艇来到岭南的另一所房子里，珠江上壅塞着挤满姑娘和物品的小船，她们是被送往安全的地方。
据说，两位相貌与我相似的妇女很不幸，被投进了监狱。当天下午我离开广州，我晚上留宿的那所房子又一次被搜查。
那天晚上，我经过一场出生入死的搏斗终于在军舰上见到了孙先生。我们不久就化装前往香港。
陈炯明跟随孙中山十几年，在军事上一直是孙的得力助手之一。孙中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陈炯明不仅背叛了他，而且还想置他于死地。陈炯明的叛变，也使孙中山数年的辛苦经营和满怀的希望一扫而空，被迫重新回到上海租界，去等待新的时机。对于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认为是“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因而非常痛苦。
在这段处于逆境的日子里，蒋介石一直追随在孙中山左右，忠诚不移，尽管他并不事事服从。事后，蒋介石很快写成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记录了陈炯明叛乱期间长达62天孙中山的事情。
此记为余极沉痛之作，付印尤为余所不获已也……广州叛乱，谋害总统之事实，其历历可数者不下六七次。至余所闻而尚未发现者，又不知凡几。叛逆之智，不为不足。今既事过境迁，如其苟为天地父母之所生者，应有天良。于此当侮昔日之非，幡然自新，以恢复其堕落人格之暇，奈何必欲置其十余年父事师事之长上于死地，而后甘心乎？
呜呼陈逆！即使汝能谋害总统一人，其能谋害三百万之党友乎！即能掩盖中华民国四万万国民之耳目，其能抹杀汝遗臭万年之历史乎？……
孙中山看后，非常感动，亲自为《蒙难记》写了一篇序，序中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人舰日待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
孙中山也因为这件事情终于认识到，此前曾给予他良好建议并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的人，不是别人而正是蒋介石。此后，孙中山认为蒋介石对于自己是“如身之臂，如骖之靳”。他还赞扬蒋介石说蒋“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孙中山说：“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这些资料都被蒋介石很好地保存起来，经常拿出来，以便显示自己和孙中山的特殊关系。
从此蒋介石开始了自己飞黄腾达的人生道路。
第二部分 24.国共合作为蒋介石提供了天赐良机…
随行孙中山左右的蒋介石，神色谦恭，小心谨慎。他现在很少同孙中山争吵，反而经常有意识地在安慰孙中山。他目光中的浮躁之气似乎在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后一下子给蒸发掉了。他走路时还是看着远方，但是已经不再咄咄逼人，而是多了一份从容和自信。他甚至经常会莫名其妙地流露出一丝令人难以觉察的笑容。虽然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现在处于巨大的低谷之中，但是对于蒋介石个人来说，却是人生境运开始蒸蒸日上的转机。他现在是民国之父最信赖和最亲近的人。每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在心里都会长舒一口气，同时告诫自己不要把这种得意流露出来。
如果没有孙中山以非凡的胸怀和魄力做出的联俄联共主张，那么就不会有中国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就不会有黄埔军校的诞生。而蒋介石的崛起，也许永远也没有条件实现。蒋介石正是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历史性的机遇，从而在几年之内，就从一个前途渺茫、屡受排挤的军人，转变为统一中国的一代枭雄。
陈炯明的叛变，对于孙中山是一生中最大的打击，他的头发一下子白了许多。孙中山来到上海后，住在法租界附近一幢二层楼上，很长时间心情非常沉重。据马湘回忆：“此次孙中山来到上海，心情苦闷极了。他不出门，也很少同别人说话，甚至楼都难得下。每当他在楼上不停地踱步，宋夫人总是不让我们打扰他。”在饱尝失败的痛苦后，他对自己领导的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过去提出的以旧三民主义为代表的政治路线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的批判，意识到只有把反对满清的民族主义调整到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只有发动最广大的民众参加革命，才能真正推动国民革命的进行，才能最终打倒列强和军阀统治。他同时感到，只靠国民党来进行革命，是难以成功的，而十月革命的成功则让他看到了新的希望。十月革命后才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短短几年时间，已经迅速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主要政治力量，这让他看到了把希望变成现实的途径。苏联这时候也对孙中山和国民党采取了积极的帮助和合作态度。
早在
这一系列友好的声明深受中国人民的欢迎，但是最初，苏俄只把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看作南方的一个小集团，并不重视。苏俄当时的主要联系对象还是北洋政府，但是北洋政府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控制，各届北洋政府都拒绝了苏俄的善意，于是，苏联领导人转而决定发展与国民党的关系。
苏联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代表是斯内弗利特，化名为马林，他以旅游者的身份于1921年春来到中国。1921年底，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的引荐下，孙中山在桂林约见了苏联代表马林。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两点建议：要建立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要有革命的武装和革命军官学校。
这次和孙中山的见面，使马林认识到国民党才是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主要代表。回到莫斯科后，马林向苏联领导人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建议，中国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和国民党结成联盟，同时在内部对国民党进行改造，二者联合起来，共同完成中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同时，苏联领导人也接到了十月革命后派往中国的另一个苏联代表的报告，这个报告主张与北方军阀发展关系。最终苏联采纳了马林的建议。
共产国际在这个时期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马林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魏金斯基的推动下，中国各地分散的共产主义小组，于
1922年8月，马林与孙中山在上海举行了第二次会谈。马林认为孙中山应该学习共产党的群众宣传和群众组织等经验，并正式向孙中山提出建议，认为中共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孙中山此时也认识到国民党力量过于弱小，于是欢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
1922年8月，苏联原驻柏林大使越飞代表苏联，到上海与孙中山进行进一步的会谈。而越飞和廖仲恺在日本的会谈也让国民党左派放下了疑虑。越飞针对廖仲恺的担心说，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还是非常遥远的事，因此廖仲恺不必担心，可以依旧去宣传三民主义。而共产主义者是三民主义者的好朋友。越飞还对廖仲恺说：“以往中国的革命，过于借重军阀之力，因而常导致失败。国民党必须组织培养自身的军队。”
廖仲恺听后觉得很有道理。会谈后，廖仲恺与越飞达成协议，苏联政府每年向国民党提供200万元的援助，其中70万元用于军官学校。苏联将帮助国民党建立军官学校，并参照托洛茨基所订立的红军制度来建立这个军校。
第二部分 25.国共合作为蒋介石提供了天赐良机…
廖仲恺由日本回国后，向孙中山汇报了会谈的经过，从此就称为孙中山联俄工作的急先锋。孙中山和苏俄的关系越来越亲近，马林每周有三四次机会去见孙中山。5月初，苏联政府对孙中山说，苏联准备派第一批军事顾问5人，由苏联驻华武官阿纳托里·伊里奇·格克尔带领来到中国。
越飞君此次在沪，曾与孙逸仙博士谈数次，关于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而以下列数端尤著：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主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到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始克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就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之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及特别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向孙逸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意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思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阻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敌对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
越飞君与孙博士以最为亲挚与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中国南方访问，然后赴北京。
虽然双方主要领导达成了合作的意向，但是要分别统一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部的思想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分别作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当时，大多数共产员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不愿加入国民党。
这个时期，南方的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孙中山的变化，也为国共合作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在广东兵败后撤往福建的许崇智率领部队攻克了福州。孙中山非常高兴，于是调兵遣将，决心夺回广州根据地。9月，孙中山把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黄大伟、许崇智（兼）、李福林为第1、2、3军军长。
蒋介石虽然担任了参谋长这一要职，但是在战争期间，他始终和其他将领冲突不断，于是两次离开了前线。
在这段时期，孙中山所做的两个主要工作：一是决定接受苏联和中共的帮助，改组国民党；二是着手建立现代化的军校。
第二部分 26.国共合作为蒋介石提供了天赐良机…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马林、陈独秀等人主张共产党员应全体加入国民党，在工人群众中也应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张国焘、蔡和森等人反对全体共产党员都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
马林说：“中国的劳动运动太软弱无力，实际上等于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但是它必须进行改组。现在我们有了改组国民党的机会，也有了这种可能。共产国际以为国民运动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苏维埃俄国应该支持国民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工作和发展国民党。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之外，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治宣传工作都应当在国民党内进行，全国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国民党。只有在国民党内的工人阶级觉悟提高之后，才能产生国民党左翼。只有到那个时候，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形成。中国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现在就企图建立一个独立的、群众性的共产党是一种梦想，我们的团体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党组织只在一些大城市的工会里与工人有些联系。”
陈独秀在报告中说，中共中央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他说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改变，以前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张国焘、蔡和森等人，担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削弱自己的势力，因而反对参加国民党。马林则坚持：“所有共产党员没有例外地都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与会者多数则反对张国焘等人的观点，也不全部接受马林“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观点。
毛泽东则认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此，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
大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后就进行表决，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通过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民主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旧保存共产党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共产党组织，谨严党的纪律，以建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并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党革命之需要。
孙中山在统一国民党内部思想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1923年9月，苏联派老布尔什维克鲍罗廷担任孙中山的军事顾问。孙中山授予他很大的权力，任命他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参与所有最重要的会议，接触最核心的政治文件。在鲍的推动下，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的步伐明显变快了。
国民党召开了恳亲大会，对国民党员耐心地进行思想动员。
但是国民党内部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国民党右派使用各种手段反对国共合作。
国民党左派则坚决支持孙中山的政策。廖仲恺说：“民国成立已经十余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还不能够实现，这明明是党的组织问题。我可怜孙先生奋斗一生，还未能够实现他的主义，所以非把国民党改组不可。我为国家，为本党，无论何人反对，我皆不畏，既击我杀我，亦在所不恤。”
孙中山于是授命廖仲恺改组国民党，并写信给国民党全体党员说：
第二部分 27.国共合作为蒋介石提供了天赐良机…
兹委廖君仲恺、邓君泽如召集本党特别会议，商量本党改组问题，悉心擘划，务期党基巩固，党务活动，以达吾人之宗旨目的。本总理有厚望焉！
廖仲恺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与重托，在他的主持下，改组国民党的进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今天在此开中国国民党全国大会，这是本党自有民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党以来的第一次，我们革命党用了30年功夫，流了许多热烈的心血，牺牲无数的聪明才力，才推翻满清，变更国体，但在这30年中，我们在国内从没有机会开全国国民党大会，所以，今天这个盛会，是本党开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国新纪元。
下午，孙中山又发表了题为《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演说：
此次改组，就是从今天起重新做过，古人有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由今日起，将13年前种种可宝贵、最难得的教训经验来办以后的事，以前有种种力量创设民国，以后便有种种力量改造政府，由今天起，按照办法条理，合全国而为一，群策群力，努力而行，则将来成功必定更大。
孙中山又向大会提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案。他说：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此宣言，今后即可管束吾人之一切举动，故须详细审慎研究。大家通过后，不能随意改变，都应遵守，完全达到目的，才算大功告成。
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中国国情，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
李大钊在大会上发言说：
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不过我们既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守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我们所希望于先辈诸同志者，本党既许我们以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猜疑，而再在加以防制。倘认为我们参加本党为不合，则尽可详细磋商，苟有利于本党，则我们之为发展本党而来者，亦不难为发展本党而去；唯有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
李大钊的发言感动了许多人，对会议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绝大多数的发言都反对右派的反动提案。廖仲恺发言说：
吾人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国民党？第二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的？是否要革命的？如果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此次彼等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想其意何居？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作的，请大家思之，重思之。
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总章》，挫败了方瑞麟等右派分子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的企图。
大会决定保留孙中山为总理，同时实行委员制，并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4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其中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林伯渠、毛泽东、沈定一、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为候补执行委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自此成功开始，为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为打倒北洋军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部分 28.回国后，对苏联非常失望（1）
1923年的一天，孙中山突然把蒋介石召来，兴冲冲地对他说：“我们决定联俄联共。苏联方面已经提出愿意大力帮助我们。他们答应帮助我们建立一所军官学校。你是军人出身，我决定派你带队去苏联考察一下，看看他们革命成功后的党的体制以及政治和军事组织状况。最好说服他们对中国革命进行进一步的帮助。”蒋介石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好，我一定满载而归。”
蒋介石后来说：“对于我们代表的参观和考察，无论其党政军各方面，到处都表示热烈的欢迎，并恳切接待。”（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第268页）但是回国后，蒋介石对苏联得出了与事实截然相反的结论，对他在苏联亲眼目睹的苏联革命非常失望和不满。在莫斯科时，他读到一份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的文件，立即说到：“我太绝望了！看看它都说了些什么？这么忽视一个友好的党，它怎么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呢？”后来蒋介石在文章里解释了自己对苏联失望的原因。
当时在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里，蒋介石乐观地认为，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思想基础的中国革命运动，将在两三年内取得成功。因此，他认为共产国际并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并且建议共产国际多派些人去中国进行实际考察。蒋介石和苏联的一些部长及一些地方官员进行了会谈，并且参加了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代表大会。在会上，蒋介石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但是他得出的结论却是，苏维埃政权是专制暴政。
领土问题也导致了蒋介石对苏联的失望和不满。在前一年元月份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苏联代表明确表示，苏联“无意继续奉行在外蒙古问题上的帝国主义政策，也无意使它脱离中国”。但是，当蒋介石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谈到这一问题时，会谈却总是就会“无结果而散”。
托洛茨基请蒋介石转告孙中山：“苏联将支持他的民族革命，将给予积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苏联不会直接出兵。”
蒋介石还一直认为苏联将会成为新的帝国主义。他认为中苏合作的基础非常脆弱，一旦苏联强大起来，就会恢复沙皇时代的帝国野心。蒋介石在返回上海的途中，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写了下来。回国后，蒋介石并没有首先去见孙中山复命，而是先回了老家溪口，只给孙中山交了一份《游俄报告书》敷衍了事。
孙中山认为蒋介石这样做是目无纪律的表现。
蒋介石只好很不情愿地回到了广州。他对孙中山说，在去苏联之前，他认为苏联对国民党的帮助是真诚的，但是，苏联之行让他感到失望。
孙中山认为蒋介石的建议是不成熟的。他认为，目前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国共合作，需要得到苏联的援助，合作成功，就联合起来进行北伐，北伐胜利后，就可以实现三民主义。
蒋介石回到广州后不几天，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隆重召开。但是并没有被入选由41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这让蒋介石感到非常不满，感到自己受到了孙中山的冷落。
其实孙中山并没有忘记蒋介石，而是给了他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差事。
当时广东各派力量，纷纷看好军校校长的差事，不断向孙中山推荐校长人选，并且不同意由蒋介石担任校长。事实上，当时孙中山在挑选军校校长人选时，也有自己的苦衷。在他的主要帮手中，最合适的人选自然是廖仲恺，可惜廖不是军事专业出身，并且当时肩负着难度最大的财政工作。而军人出身的李烈钧、程潜、许崇智等人，手里掌握着实际的军权，统帅着自己的本部人马。当时，军校能否顺利开办都是没有把握的，何况不小心可能还会把自己的政治资本赔进去。因此这些合适的人都不愿意当这个军校校长。
虽然蒋介石许多时候都给人一种目无纪律、难以合作的印象，但是他也是少数军事专业出身、担任过前线指挥官的人，并且，这些年来蒋介石一直追随在孙中山左右，还经历了陈炯明叛变的考验，他的忠诚是让孙中山感到放心的。
第二部分 29.回国后，对苏联非常失望（2）
但是蒋介石对与共产党进行合作始终不热心，而且一开始时他也对军校没有什么兴趣。当时许多人积极争取这个职位，但是蒋介石却宁愿待在家乡，也不愿意回到广州去办军校。后来蒋介石虽然勉强回到广州，却在军校的筹建工作全面展开、人手缺乏的时候，又以“环境恶劣，办事多遭掣肘”为由，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
原来，孙中山当时虽然决定让蒋介石筹办军校，却在内部协商，打算将来由程潜任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对此，蒋介石觉得自己又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所以才不顾大局，愤然提出辞职。他在辞职的同时，还派秘书前往军校筹备委员会，宣布筹备委员会正式解散。叶剑英★后来对这一情况作了详细的回忆。他说：“中山先生决定办黄埔后，便叫蒋介石负责筹备工作。我那时候是第2师的参谋长，廖仲恺先生邀我参加军校的筹备工作，于是我就暂时离开了第2师参加了筹备处工作。当黄埔军校的校舍已快修好，上海正进行招生考试，广州也进行招生的时候，有一天，蒋的英文秘书王登云突然召集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当场还宣布了每个人发多少遣散费。那时，筹备处的人大多是蒋邀请来的，听了后便想散伙。可是我与邓演达坚决反对，另一部分人也表示了怀疑，因此决定问廖仲恺先生的意见。可是那天适逢廖先生去象山县开农民协会去了，我们便等他回来。三四天后，廖先生回来了，他对我们说，‘应该了解，办黄埔学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请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因此开罪于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那一次是因为蒋个人闹意见，悄悄去了上海，后来中山先生表示要另请他人，他才回到黄埔来。”
事实上，当年黄埔军校的创办，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个烫手的山芋。首先招生就很困难。当时各省军阀为了遏制革命，想方设法阻止军校去自己的地盘招生，甚至限制自己地盘内的青年出境。因此，军校的前几期只得采取秘密招生的方式。
其次经费是个大难题。虽然大元帅府决定每月由广东省财政厅等机关给军校提供经费，但是广东的财政把持在滇军军阀杨希闵、桂军军阀刘震寰手里。他们一开始就反对这个威胁他们自身的军校，因此军校的军费非常让人头疼。
再次是武器弹药问题。当时的军工厂被滇系军阀控制着，这些军阀把军工厂生产的武器基本上都留给了自己，还采取各种办法抵制军校的发展。因此，军校的学生入学后可能会没有什么枪械。
对于蒋介石的辞职，后来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分析原因说：“蒋介石担心，在广州的军阀，其中包括滇系军阀，不赞成创办黄埔军校，因而会解除军校学生的武装，最后会跟他算账。”
方鼎英说：“滇军第3军军长范石生，曾当面奚落蒋介石曰：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你那几根‘吹火筒’，我只派一营人就可完全缴你的械。”
这些问题本身就让人头疼，而蒋介石当时在国民党中也没有多少权力和地位，很多实力派都不把他这个军校的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放在眼里，他要办成一件事，经常会受到各种刁难。孙中山当时也有意把他限制在军事领域，不让他过问党务和军政大事。况且，当时孙中山也并没有正式任命他为军校校长，社会上到处都是关于军校校长人选的传言。因此他也就感到自己其实并没有受到重用，对孙中山也多有抱怨。因此，他为了向孙中山要到更大的权力，才以退为进，再次提出辞职。
蒋介石离开广州，悄悄地去了上海。孙中山对蒋介石辞职一事批示说：“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难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
蒋介石回国后一直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因此也感到自己受到了很多打击。蒋介石到上海后给廖仲恺写信说：
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唯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力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弟在俄行动，自觉无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刺，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愿与兄共勉之！
蒋介石的这封信在国民党常务委员中进行了传阅。但是，并没有什么结果。
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说：“这个胆小鬼是靠不住的。一有风吹草动，蒋介石为了躲避风险，总是逃跑，躲到一个安全地方。这次他逃跑了，下次他还照样逃跑。不能依靠他。”
蒋介石离开后，孙中山命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在廖仲恺的领导下，军校的一切工作都进展顺利，只等着蒋介石回来主政一切。戴季陶等蒋的心腹也多次对他进行劝说，提醒他机不可失，一定要牢牢把握住，日后一定会飞黄腾达。而
经廖仲恺的一再催促，经孙中山派去的许崇智的劝说，蒋介石终于在
1924年5月，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任命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任命王柏龄为军校教授部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张申府为副主任、李济深为教练部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周骏彦为军需部主任、俞飞鹏为副主任、林振雄为管理部主任、陈适为副主任、何应钦为总教官。
至此，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去，而且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一直以一个坚定的拥护新三民主义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甚至到了让右派把他当作坚定的左派，而对他进行刺杀的程度。
第二部分 30.把黄埔变成蒋家的黄埔（1）
夜幕降临，黄埔岛上，一身戎装的蒋介石站在一棵大树下，眺望着远处的江水。他，现在已经是黄埔军校的校长，但是却还没有一个学生。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敏感懂得这个校长职位的重要。当初的高兴和兴奋早已经过去。他只感到肩上的重任和重重的困难。但是无论如何，脚下的这块土地今后就是他的“根据地”了。
黄埔岛四面环水，岛上绿树郁郁葱葱，风景宜人。岛上方圆大约有20余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黄埔岛南连虎门，以前是广东陆军学校所在，但是因为年久失修，已经非常破败。2月中旬经过重新整修，焕然一新。这里就是被孙中山寄予厚望的黄埔军校的所在地。
由于军阀混战，中华民国建立十多年来只有民国的年号，而没有民国的事实。孙中山痛感革命的失败在于没有建立一支被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只能依靠军阀来打军阀，结果自然是失败。因此，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决心建立一个革命的军校，来培养一支独立的革命军官队伍。
1922年8月，苏联代表越飞拜见孙中山，商讨了建立军队的问题。
1923年2月，孙中山派廖仲恺到日本和越飞商议了建立军事学校的问题。
军校的考试非常严格，第一次考试只录取了200多人，因为学生不够才又重招了一次。
这一天，军校校门挂上了“亲爱精诚”的校训，二道门两旁悬挂着蒋介石手书的“先烈之血，主义之花”的对联。在操场一侧，用木头和向日葵秆搭成的主席台上方张挂着一条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几个遒劲的大字。两旁的横标上写着：“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赴义蹈仁，奋斗牺牲！”学员们嘹亮的军歌声从大操场上向四处传荡：“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
上午8点，13门礼炮连续轰鸣，激昂的军乐声振奋人心。随后，何应钦大声宣布：“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现在开始！”孙中山作为国民党总理和黄埔军校总理，身穿白色中山服，头戴礼帽，和夫人宋庆龄亲自出席开学典礼。出席典礼的还有国民党中执委委员胡汉民、汪精卫、张继、林森，大元帅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外交部长伍朝枢、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孙科、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等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略显兴奋地分别站在孙中山的两侧。
在热烈的掌声中，孙中山神采奕奕，走到主席台前发表了著名的讲话。
孙中山在讲话中明确宣布了创办黄埔军校的宗旨，并对全校师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殷切的期望。孙中山讲话完毕后，就郑重地把军校校印交到蒋介石手上。蒋介石手捧校印，禁不住心潮澎湃，他强烈地感受到整个会场向他投射来的充满敬意和期待的目光，感到自己终于正式走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黄埔军校可以说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鲜明特色的军事学校，一方面它像苏俄一样实行党代表制度，校党代表的权力和校长的权力是并列的，以加强党对军校的控制；另一方面，孙中山又在校长和党代表之上，亲自担任总理，以便使军校直接服从自己。孙中山逝世后，黄埔军校就不再设总理一职。
第二部分 31.把黄埔变成蒋家的黄埔（2）
黄埔军校下设政治部、教授部、训练部、管理部、军需部和办公厅，各部主任和教官均为精选之才。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国民党的理论家；黄埔军校的教师队伍以军事教官队伍最为出色。总教官何应钦，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教官中的顾祝同、刘峙、陈继承、严重、钱大钧都毕业于保定军校，既受过严格的军事教育，也有一定的带兵经验。
在黄埔军校开办不久，戴季陶、张申府相继离职，邵元冲继任政治部主任。邵元冲随孙中山北上后，便由周恩来继任。
当时的广东国民政府，四面都有敌人的威胁，陈炯明在惠州和潮梅一带；北方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虎视眈眈。孙中山不得不将国外正规军事院校3年才能完成的训练内容，压缩在半年之内完成，课程设置上以最急需的学科和术科优先安排学习。
黄埔初建时，蒋介石对军校寄予了无限的希望，所以工作和生活，都非常勤恳严谨。每天清晨，在学生未起床之前，他都要巡视校园。学生上操，他必到操场巡查。晚上他还会亲自查岗、查哨很晚才睡。他还会突然检查学生宿舍，查看鞋袜、被包情况，检查值日生是否负责，事后还要在全校进行讲评。
有一次晨练时，蒋介石发现有几个教官不在，于是生气得命令属下：“你们到教官宿舍去查一下，凡是没有参加早操的，立即到大操场集合。”很快，后来赫赫有名的军事教官刘峙、顾祝同等几个人从被窝里被拉了出来，满脸羞愧地站在自己的学生们和其他教官面前。蒋介石说：“你们是当教官的，有相当资格，本应为人师表，可你们只因为昨晚训练时间稍长了一点，就躺在被窝里不出操了。你们拿什么给大家作榜样？我希望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人站在你们今天这个位置。”刘峙、顾祝同这些日后国民党的著名将领当时被说得简直无地自容。
蒋介石还特别注意和学生建立起比较私人的感情。每个星期天晚上，蒋介石必亲自点名单独问话。这种方式让学生既激动又紧张，同时也和蒋介石加深了私人感情，蒋介石的嫡系人马就这样慢慢建立起来了。
蒋介石十分重视军校的工作，就学校的一系列方面，不断地发表讲话。从
他说：“军人字典里没有难字，军人的目的只有一个死字，要以杀身成仁的精神为主义而奋斗，要把不怕死的精神作为‘黄埔精神’！”
蒋介石还让学生学习曾国藩治军语录——曾国藩是他最钦佩的人物。
在治军方面，他强调必须绝对服从。同时蒋介石还特别要求学生讲究卫生。军校每月6元的生活费比外面士兵的军饷略高一些，但是蒋介石规定每人只许添一次饭，要穿草鞋，用冷水洗澡，以便像日本军校一样锻炼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学校比起旧军校来，黄埔军校更重视军人的政治改造和现代军事知识的学习。
蒋介石在军事训练上并不按照孙中山的规定和对军队的编制来进行，而实行自己的一套。孙中山为此曾经严厉批评他，然而他依旧我行我素。
蒋介石反对对孙中山的个人崇拜：“我们革命是以主义为中心，跟着这个主义来革命，认识这个主义来尊命的。决不是跟着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的。如其跟着一个人，或是认识一个人来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叫盲从，那就叫做私党，那就叫做把他人当奴才、走狗了。”“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到如今，仍旧是几千年前皇帝奴隶的恶劣思想。”
但是却千方百计建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不过这些矛盾在当时都没有明显显现出来。
黄埔军校区别于旧军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一切命令，都必须由党代表副署交校长执行，未经党代表副署无效。但是初期的政治部形同虚设。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建立，是由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开始的。
周恩来就职后，在政治部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重新制定政治教育计划，加授“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课程，主要是讲授中国怎样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中国的农工商各界怎样受封建军阀的压迫以及解脱的途径及办法。周恩来还在军校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以便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周恩来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目的，指出：“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以公开讲演，找士兵个别谈话等方式，“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
周恩来还从学生中选调了李之龙、蒋先云、李汉藩、洪剑雄等思想进步的青年到政治部任职或任见习干事，并在学生和军校一般军官中选拔人员，担任各级党代表职务。与此同时，每天工作之余，周恩来都到教官、一般军官、各学生队中去，和他们拉家常，谈工作和思想，以便改进自己的工作。
第二部分 32.把黄埔变成蒋家的黄埔（3）
周恩来平易近人，深得学生们的喜爱和尊敬，经常会看到他在军校内的大榕树下同学员们促膝谈心的情境。周恩来还提议在军校遍设“政治问答箱”，“凡学生关于主义及一切政治经济问题有疑问时，可投函于问答箱。每星期一各质问函件，由主任、教官复质问者。”后来，周恩来又把问答箱中所收集的问题及解答都分类印成小册子，下发给每一个学员，让大家学习和探讨。周恩来还在每周六晚上自由活动时间，在大操场组织每一次围绕一个论点的政治演讲。每次演讲时，大家都纷纷前来听讲。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学员们思想觉悟得到了迅速提高，军校一片生机勃勃的气象。
周恩来的成绩很快就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后来他亲自邀请周恩来担任军法处的处长。蒋介石当时认为，周恩来在政治部公布的服务细则将自己的权力、职责都具体明确公之于众，接受大家的监督和检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可以推广到全校，于是他决定在军校增设军法处，负责军校的立法和制度审查、督促，于是就让周恩来兼任军法处处长。
从黄埔军校1924年10月建立教导团开始，蒋介石开始逐步培植自己的嫡系军事力量。蒋介石让自己的心腹陈果夫等人去江、浙、沪招募新兵，又在广州招考学兵队，培养教导团下级干部。教导团1团团长为何应钦，2团团长为王柏龄，都是蒋介石的人马。不久，教导团被改编为党军第1旅，由蒋介石直接调遣。
在军校教导团成立的同时，军校又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建立了另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不过这支革命武装力量则是由周恩来领导建立起来的。铁甲车队有150人左右，其中正副队长徐成章、周士第以及军事教官赵自选，党代表廖乾五、政治教官曹汝谦都是共产党员。后来铁甲车队被扩充为叶挺独立团。叶挺★曾是孙中山卫队团的营长。孙中山派他到苏联学习，他在苏联加入了共产党，回国后叶挺便担任独立团团长。
黄埔军校成立后，就成功地平定了商团的叛乱，一时大名远扬。
第二部分 33.率领400名学生军平定商团叛乱（1）
1924年春天，广州城里城外都充满了一种生机勃勃的景象。国共开始合作，苏联的支援也将到来。在一间宽大的客厅里，广州商团团长陈廉伯一面恶狠狠地看着外面的标语，一面强压着自己那种跃跃欲试的野心。他憎恨孙中山和他的革命，但是现在，他却有点从心里在感谢孙中山，因为孙中山的存在，使得他儿时的一个几乎不能实现的宏伟梦想又重新复活了。他的耳边不断回想着英国人对自己说的话：“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他的嘴角不由得流露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微笑。
陈廉伯也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的买办，他利用英国人的背景和商团的基础，秘密组织中国法西斯党，积极进行颠覆广州革命政府的活动。
原来，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广州革命政府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得到了切实的实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也蓬勃地发展起来。1924年7月，广州工人和农民分别成立了工团军和农民运动讲习所，有组织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种革命形势的发展，让帝国主义与其走狗广州商团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利益，广州商团在团长陈廉伯的领导下，开始准备以武力来颠覆广州革命政府。
陈廉伯以沙面租界为据点，勾结北洋军阀和陈炯明以及省内各种反动商团、乡团，妄图建立自己的反动商人政府。陈廉伯在
8月初，陈廉伯和佛山商团团长陈恭受在香港向德商顺全隆洋行订购了大批军火——长枪9,841支，子弹330余发——并用悬挂丹麦商船旗号的哈佛号秘密运到了广州。
这个时候，恰逢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夜。1921年，孙中山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和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结成了反直三角大同盟，现在理应站在奉系一边。而孙中山感到广州的形势越来越危险，就决定趁反对直系的机会把大本营由广州迁往韶关，进行北伐。而把商团事件交给胡汉民和汪精卫来全权处理。
孙中山、廖仲恺一方面紧急派湘、滇、桂、豫各军1,000多人，驻防佛山市区和铁路沿线，进行军事准备；一方面劝告各地商会不要加入叛乱。不料，各地军阀竟然暗中同商团勾结起来。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滇军范石生、廖行超等人，都反对镇压商团。范还威胁孙中山说：“市面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万一变故发生，全局皆坏，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在此两三日内，无论如何，必要解决，否则，我撒手不理，将全军调回。”孙中山最后只好委曲求全。被迫让廖仲恺辞去了广东省长职务，改换广州市长和公安局长，并交还所扣商团枪械，商团更加嚣张起来。
第二部分 34.率领400名学生军平定商团叛乱（2）
蒋介石连连向孙中山的大本营告急，要求孙中山严厉镇压商团，并且急速率军回广州平乱。他在电报中说：“各军非先准备南下，击灭逆敌，断难北伐。中正当死守长洲，尽我职务。”中国共产党人也坚决主张镇压商团叛乱。
广东政府立即成立革命委员会，孙中山为会长，廖仲恺、许崇智、汪精卫、蒋介石、谭平山、陈友仁为委员，作为平定叛乱的最高指挥机关。
孙中山又任命蒋介石为指挥，廖仲恺、谭平山为正副监察，负责平乱。孙中山限令在24小时内，务必解除商团武装。孙中山下令由黄埔军校、铁甲车队、工团军、飞机队、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吴铁城的警察部队参加平叛战斗。
蒋介石立即行动起来。他把军校的日常事务托付给苏联顾问，随后秘密命令军校第2、第3队学生400余人，全副武装赶往广州市区，对外解释为夜间演习，以免市民惊慌。
学生军迅速平定商团叛乱，清除了广州革命政府的心腹之患，政局和人心也很快得到稳定。黄埔师生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也得到了真枪实弹的训练，声明远振。对于蒋介石来说，这次平叛不仅再度验证了他的个人能力，也使他在黄埔师生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在更高层面上树立了起来，为他发展自己的势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部分 35.孙中山逝世，谁将成为他的继承人…
原来是奉系军阀张作霖自任总司令，以姜登选、李锦林、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许兰洲分任6个军的司令，正向北京杀来。
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时任大总统的曹锟★无计可施，急忙向直系军阀的头领吴佩孚进行求救。
吴佩孚到北京后，亲自担任总司令，从容地在中南海四照堂召开了“讨逆军总司令部”军事会议。他露出一副成竹在胸、稳操胜券的样子，宣布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彭寿草为第1军总司令，王怀庆为第2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3军总司令，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
然后他以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说：“这次作战，我们有20万人马以逸待劳。但是奉军有日本的支援，而且有着较长时间的准备，开始时必然气势非常旺盛。我们不宜硬拼，应先利用坚固的工事消耗他们的锐气。等他们的人死够了，我们再杀他个措手不及，猛烈反攻，把他赶回奉天去！”
正当吴佩孚杀了几员大将，顶住奉系的攻势，形势正变得有利时，没想到自己一方的第3军司令冯玉祥★却忽然反戈一击。1924年10月中旬，冯玉祥突然命令自己的部队从开往北方前线的路上掉转头来向北京进军。
原来当时控制北方的三个主要人物是吴佩孚、张作霖和冯玉祥。吴佩孚控制了北京及其周围的省份。张作霖控制着东北。冯玉祥当时是吴的部属，控制着西北。他心宽体胖，脸庞宽大、身材魁伟，被人称为“基督将军”。据说他曾让自己的部队用水管洗身进行洗礼，以显示他的基督徒身份。吴佩孚与冯玉祥当时组成了针对张作霖的军事联盟。但是奉军在几年前的直奉战争失败后，很快又强大起来，经过几年认真的整顿和编练，奉军中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新派军官陆续担任要职，对士兵的训练也加强了，并建立了一支拥有飞机300架、军舰20余舰的相当强大的空、海军劲旅，这都是当时国内各地军阀所无法相比的。那两年，张作霖还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和住在天津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及浙江提督卢永祥联系，结成了“三角同盟”，并成功地策反了冯玉祥，使冯反对直系。冯玉祥兑现承诺，使得奉系迅速占领了平津地区。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军大胜结束。
北京政变后，孙中山感到北方确实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因此本着和平统一全国的初衷，在权衡轻重后，孙中山作出了北上商讨统一的决定。孙中山任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任命谭延■为北伐联军总司令，主持北伐。
“……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于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故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续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本党根据以上理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
在孙中山启程北上之前，鲍罗廷曾邀请他去莫斯科访问。孙中山就这件事曾经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认为，与俄国人的合作是中国争取自由和独立所必须迈出的一步，但共产党总是抓住一些事情大做文章。如果孙中山去访问莫斯科，那么俄国人肯定会就此事散布一些有害的谣言。孙中山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
随后，孙中山一行乘永丰舰到达香港，随后改乘日本邮船“春阳丸”号赶赴上海。孙中山一行在上海受到了各界群众1万多人的热烈欢迎。
第二部分 36.孙中山逝世，谁将成为他的继承人…
孙中山等人在上海停留了一个星期左右，然后继续北上。由于军阀割据，北方的交通和安全都有问题，尤其是当时津浦路受战争影响还没有通车，上海至天津的客轮头等舱客票已经售完，因此孙中山一行决定乘日本的“上海丸”号先去日本，从日本再乘船去天津。在途经日本的长崎、神户、门司等地时，孙中山受到了日本各界人士、旅日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的欢迎，孙中山沿途也多次发表演说和谈话，宣传自己对时局的主张。这个时候，由于旅途的劳累和频繁的政治活动，孙中山已经感到身体欠安。
此时，政变功臣冯玉祥已被入关的张作霖和狡猾的段祺瑞排挤出京。北京的局势和孙中山动身时已经大不相同。
到达天津的第二天，孙中山到张作霖处作礼节性拜访，以谋求建立统一的革命战线。
张作霖劝孙放弃联俄、联共政策，孙中山觉得可笑。
在政局的归属上，冯玉祥倾向于请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会议；而张作霖则倾向于支持段祺瑞，主张举行以实力派的代表为基础的善后会议，孙、段之间的联合终因政见不同而破裂，但是孙中山的风范和气度还是给张作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对张学良说：“中山伟人也，名不虚传，颇有容人之雅量，吾服矣！”
段祺瑞也派叶恭绰、许世英来到天津，名为欢迎孙中山，实则要劝说孙中山不要“过于激烈”，以免引起“列强干涉”。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了叶、许。许世英向孙中山报告了段祺瑞所谓“外崇国信”的声明和善后会议条例。孙中山大怒，厉声问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
孙中山本来已经得了重感冒，由于这次震怒，使他的肝病迅速加剧。孙中山打算扶病入京，进行政治斗争。
到北京后，有30多万市民前来欢迎。
第二部分 37.孙中山《总理遗嘱》
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逝世后，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孙中山是
训话中说，总理虽然逝世，他的灵魂在上，也是可以非常欣慰的，他的灵魂一定会来保护我们的，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总可不负我们总理的一番苦心。
从此，蒋介石就开始把自己当作孙中山的正宗接班人来看待，在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了欺骗舆论，更为了压倒国民党中的其他派系，马上着手在南京大规模进行孙中山的陵墓建筑工程。蒋介石在孙中山葬事上大做文章的目的就是要给世人造成自己是孙中山正统接班人的印象，谁要是反对他就是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就是叛乱，这样就可以为他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异己找到了借口。1929年，蒋介石政府成立了“奉安委员会”，于
第二部分 38.东征中，蒋介石被围，陈诚的炮终…
当陈炯明听说孙中山离开广州后，不由得哈哈大笑。他对左右说：“我报仇的时刻到来了！”
原来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商团叛乱、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之后，两广的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广州革命政府在江西和湖南的北伐行动受挫，面临着北洋军阀的凶猛反扑。此时广州的革命阵营由于孙中山不在而缺少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和力量制衡者，地方军阀人心不稳。当时广州革命政府名义上所属的军队就有粤军、福军、桂军、滇军、湘军等，但是大多没有战斗力，而有战斗力的滇军、桂军又密谋进行叛乱。但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南方的工农运动高涨，成为与反动军阀作战的强大支持力量。陈炯明占据着据说300年没有被攻破的惠州，在商团叛乱时已经攻占了保安、东莞等地，他乘孙中山北上之机更是自封为“粤军总司令”，下令进攻广州。在陈炯明的指挥下，叶举、洪兆麟部集中惠阳、平山，向石滩进犯，目标则是广州；林虎一部向龙门、增城北面进扰，以策应叶举部而夹击广州；林虎另一部则向赣边之南聚集，企图切断北伐军之后路。陈炯明的军队有7个军，10万之众，可谓来势汹汹。
在孙中山北上后，蒋介石也开始放手扩充实力。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共639人，这时军校又从浙江、江苏、湖南等地招到一批青年士兵，蒋介石于是以军校教官和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为骨干，组织了两个军官教导团。第1团团长何应钦，第2团团长王柏龄，都是他的亲信。每团下辖3营，每营3连，每连3排，每排26至30名士兵，分别由他的亲信刘峙、顾祝同、严重等人担任营长。蒋介石还新建了一个炮兵营。这样，蒋介石组建了一支3,000人左右的武装力量。
这两个团是国民党通过自己办的军校创建的、完全受自己指挥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对国民党来说分外重要。并且，这支军队是按照现代军事理论创建的，具有很强的战斗力。这支军队听命于蒋介石，而其中的成员，日后也多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抗战以后的战区长官、兵团指挥、军长师长中，绝大部分出身于教导团。可以说，第1、第2教导团是黄埔系的摇篮。
面对陈炯明的进攻，广东革命政府在代理大元帅胡汉民的主持下，于
东征联军分为左、中、右3路，其中以杨希闵的滇军实力最为强大，而且杨部滇军胡思舜部的主力曾万钟师和4个独立旅就驻扎在惠州地区，可以迅速对陈炯明发起进攻，因而大元帅府才任命杨希闵为东征军总指挥。但是杨希闵虽然接受了总指挥职务，却为了保存实力，不愿担任进攻陈炯明的主力，只答应配合作战。因此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建议，由右路军担任主攻任务。右路军有1万多人，由粤军和黄埔军校军组成，以许崇智为统帅，主要打击广九铁路沿线的敌军，然后向淡水、平山、海丰、汕头一线发起进攻。左路军3万多人由杨希闵的滇军组成，负责迎战陈炯明精锐的林虎部；中路军6,000多人，由刘震寰的桂军组成，负责直接进攻陈炯明的根据地惠州城。
黄埔学生军由蒋介石以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的身份亲自指挥，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苏联顾问斯捷潘诺夫、什涅伊杰尔也直接参加指挥作战。后来，粤军张民达的第2师以及第7独立旅，都归入校军统一指挥。周恩来让铁甲车队的一部也参加了东征。周恩来在战前组织了有效的宣传动员工作，让共产党员参加的宣传队将50万份致士兵的传单、10万份致农民的传单、5万份革命歌曲带到前线进行散发。他还规定了“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不用军用券”等纪律。
东征军军纪严明，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东征军还有“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的《爱民歌》。“革命军所到之地，人民乐于贸易，自愿帮助运输并代作侦探工作，所以作战顺利，一战而克服东江，此乃中国军队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之成绩。”
当晚，许崇智、蒋介石、周恩来、苏联顾问加伦等人经过研究后决定，从三个方向同时进攻淡水城，由蒋介石负责具体指挥，以黄埔教导团作为攻城主力。
第二部分 39.东征中，蒋介石被围，陈诚的炮终…
此时，敌军的援军洪兆麟部赶来救援，在淡水城东北同粤军第7独立旅、教导团一部展开了激战。当时，教导2团团长王柏龄竟然临阵逃跑，共产党员陈赓等人则主动率领学生军迎击敌人。师长张民达、参谋长叶剑英也率领粤军第2师及第7独立旅与敌军进行激战，到了傍晚，终于击败了敌人的援军。
至此，东征军完全占领淡水。战役结束后，东征军总部特意向远在北京的孙中山总理报捷。这一仗打得非常艰苦，蒋介石这次也奖罚分明，当即下令免去王柏龄团长职务，就地处决擅自退却的教导2团第7连连长孙良。蒋介石还提拔作战英勇的教导2团第1营营长沈应时为该团团长。但是沈因为负伤无法到任，就由钱大钧暂时代理。
淡水之战，是东征开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对整个战局影响非常大，可以说这次战役为第一次东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次获胜对蒋介石的影响也非常大，他是本次战役实际上的指挥官，因此名声大振，连正在病中的孙中山都说出了“国民党军事靠蒋介石”的话。事实上，东征的胜利是许多因素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有学生军的英勇作战，有来自被共产党发动起来的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而周恩来和加伦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就在右路军一路凯歌之际，没有想到却因为滇桂军阀刘震寰、杨希闵同陈炯明、林虎的互相勾结，而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原来这几个军阀之间早就秘密约定，在东征过程中，左路军和中路军始终按兵不动，这就使陈炯明的林虎部得以集中主力2万多兵力，顺利穿过东征左路军和中路军的防线南下，打算一举将右路军消灭在揭阳、潮汕之间。腹背受敌，形势危急，
12日晚，蒋介石命令何应钦的教导第1团进占棉湖，攻击和顺的敌军；命令教导第2团进占池尾，攻击鲤湖的敌军。命令陈诚部的炮兵跟随第1团进行作战。
13日早上7点半左右，没想到何应钦教导1团先头部队第1营在距和顺约4华里的曾塘村后遭遇了林虎部的先头部队。当时教导第1团总共不到2,000人，而林虎部却有1万多人。兵力相差非常悬殊，而且林虎军是陈明炯的主力，作战勇猛。
双方随即在棉湖拉开阵势，开始激战起来。
蒋介石不放心，于是亲自到教导1团指挥所进行督战，他命令陈诚的炮兵连配合第1团作战。这确实是一场恶战。黄埔教导团第1团首先向林虎军发起攻击，但是毕竟士兵数量相差太远，很快就被10倍左右的敌军包围起来。团长何应钦亲自率领卫士队机枪排，向冲入阵地的敌军射击，但是自己的卫士伤亡严重，形势非常危急。
蒋介石非常焦急，他对何应钦说：“何团长，你要坚持，必须想办法挽回局势，我们不能后退一步，假如今天在此地失败了，我们就一切都完了，再无希望返回广州了，革命事业也会遭到严重挫折。”
当两军交火后，陈诚的炮兵连就占领了曾塘村东北方的一个小高地，向对面山地敌军密集处开炮。但是因为距离太远，炮击多次都杀伤力很小，还使大炮的撞针发软，无法再发射炮弹。陈诚没有办法，只得命令士兵将炮拆下，抬到了团部。
这时，凶猛的林虎军已经攻占了曾塘村，缴了教导1团1营2连的数十支枪，把1连和3连也渐渐打退了。林虎军径直向教导一团的团部冲锋过来，先锋分队离团部指挥所只有200～
第二部分 40.东征中，蒋介石被围，陈诚的炮终…
陈诚把一门山炮调整了一下后，装上了炮弹，然后对准正聚集在前方小河对岸的几百名敌军，亲自拉火发射，没想到这一炮居然打响了，炮弹正落在敌人中间，发生爆炸后当场炸死了几十个敌人。敌人见状大惊，顿时开始向后奔逃。接着，其他几门炮都逐一打响，而且每炮都打中目标，敌军大惊，纷纷开始后退。黄埔军官兵看到这个情形，突然士气昂扬，对敌军发起了猛烈的反攻。陈诚★的第二炮向村东端打去，把林虎军赶入曾塘村中心。陈诚再向村中心发炮，又把林虎军赶出了村子。何应钦于是立即下令进行追击，并顺利占领了曾塘村。这个时候，粤军的一部也从右翼赶来增援，敌军于是开始后退。
在教导1团和林虎军浴血奋战的时候，担任左翼的教导2团在下午也迅速加入战斗，猛攻林虎军。林虎军的侧后方遭到猛烈袭击，感到非常意外，只好下令后退。林虎军顿时陷入混乱状态，不得不全线开始溃退。
棉湖之战，是第一次东征中规模最大、最激烈壮观、最具历史意义的一次战斗。黄埔学生军初次参加作战，就经受住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并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荣誉。战斗中，黄埔学生军以两个团战胜了林虎6个师，一时威名远扬。所以战后蒋介石说：“棉湖一役，以教导第1团，御万余精干之敌，其危实甚；万一惨败，不唯总理首创之党军尽歼，广东策源地亦不保。”
在这次战役中，第1团团长何应钦和炮兵连连长陈诚都表现出色。何应钦后来虽然历经百战，但是却始终认为棉湖战役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每逢棉湖之战爆发纪念日（
至此，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陈炯明再度逃到香港。
第一次东征胜利后，广州革命政府以蒋介石为潮汕督办，张民达为梅属“绥靖”督办，罗翼群为东江剿匪督办，叶剑英任梅县县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周恩来为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以巩固和稳定地方秩序。东征军本来打算继续战斗，但是没想到后方却出现了危机——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发动了叛乱。
杨、刘本来是起家于云南、广西的旧军阀，他们之所以参加孙中山的革命阵营，并非为了革命，打倒北洋军阀，而是因为他们各自在本省的实力太小，无法立足，因此才利用孙中山讨伐陈炯明的机会，成为迎接孙中山回广州重新建立政权的功臣。当革命形势发展之后，他们的真面目很快就暴露了出来。由于善于伪装，在国民党“一大”上，杨希闵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刘震寰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但他们占驻广州以后，搜刮民财，无恶不作，不听孙中山的号令。
刘震寰、杨希闵还勾结唐继尧、段祺瑞、陈炯明、林虎、邓本殷以及陈廉伯妄图推翻国民政府。
在第一次东征期间，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表面答应参加东征，暗中却和陈炯明的前敌总指挥林虎秘密约定，由杨希闵向林虎提供东征军右路军行动的情报，这差点造成右路军的彻底失败。杨、刘两军还找借口按兵不动。但是没想到杨希闵给林虎的情报被右路军中途截获了。于是蒋介石决定放弃已占领的潮汕地区，回师广州讨伐杨希闵、刘震寰。这时，杨、刘也积极进行准备，调兵遣将，随时准备进占广州。杨希闵的部队于
第二部分 41.东征中，蒋介石被围，陈诚的炮终…
开始的时候，胡汉民和汪精卫感到杨、刘的军队很多，怕打不过，因此主张妥协，还派专人去劝说杨刘。没想到杨刘放出话来：“你要打的话，我让你打三天不还手。”而廖仲恺和中共主张坚决镇压。广州政府最终接受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建议，决定讨伐叛军。
这次战役根除了杨、刘之祸，打破了唐继尧趁孙中山逝世而日益膨胀的野心，使广州的局势再次转危为安，为大本营的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4把水搅浑，夺得了最高权力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争夺继承权的斗争顿时激烈起来。
而国民政府的成立，事实上就是各方斗争后妥协的结果。在国民党内部各主要派系里，蒋介石当时并不起眼。他当时还显得年轻尤其是资历太浅，而且他是个军人，被认为和政治党务是不相干的专业人员。孙中山在世时就曾经有意不让他参与军事之外的政治和国民党的大事。
在当时，公认的候选继承人只有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他们三人都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可谓孙的左膀右臂。
廖仲恺被暗杀，胡汉民被逼走，汪精卫一个人从此可以稳坐国民党最高领袖的宝座了。而逼走许崇智，也为蒋介石扫除了攫取军事大权的最大障碍。汪、蒋两人开始了短暂的第一次“蜜月”。
伪装成坚定的左派
平定了杨、刘之乱后，汪精卫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在沙发上舒服地伸张开了身体，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个姿势对于一个党的领导来说，显得很不文雅，但是着实舒服。窗外有清凉的风吹进来，把花的香味也吹了进来。他满足地打了个哈欠。多少年来，他在外面一直保持着一个微笑、睿智、宽厚、众所瞩目的公众人物形象，也实在太累了。现在，他觉得自己所有的努力都已经开花结果，只等着他伸手去摘取了。他，汪精卫，作为总理的当然继承人，即将登上权力的最高位置。
第二部分 42.东征中，蒋介石被围，陈诚的炮终…
此时，善于抓住时机的蒋介石正迅速以孙中山逝世、自己作为第一次东征的功臣为契机，把自己装扮成当时影响最大的左派，以便向更高的地位攀登。他一方面积极地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一方面把自己的内心隐藏起来，反而装扮成一个激进的左派，到处说共产党和苏联的好话。
他说：
我们的三民主义，是整个的，在社会学名词中，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为无产阶级奋斗以求生存。三民主义的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
俄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呢？因为他们重在纪律，组织严密，党员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有自我牺牲精神，把苦留给自己，把乐让给人民，因而取得了人民的感佩。
他们为什么甘愿栖牲个人的自由呢？因为他们明白主义，决心牺牲个人的自由来救全人类的自由，所以他们成功就那么快，就能以一万五千人治平他一万万五千万人。我们党要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
他说：
有人说我们党里有许多俄国人在里面办事。这是共产的表示。我说这是谣言！俄国人来帮助我们，是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因为要中国能够更自由平等，才可以打倒帝国主义，俄国才不至于再受帝国主义的牵制和压迫，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才可以解放起来……我到俄国研究赤卫军那样守纪律，不骚扰人民，完全是为人民做工作的，和人民大众很相亲相爱的——人民同他们好，那么团结，这样的军队有什么打不胜的仗呀！所以我回国之后就决定了，如果使军队真个能为人民求自由安乐去打仗，真个能为党实行三民主义去打仗，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故此实行照仿这样方法训练我们的党军。
现在我们学校里，常常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之争，我以为这种现象，适足以使我们总理在地下痛苦。共产党员固然不应反对国民党，国民党员也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反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这样就是信奉三民主义，能做总理的信徒，反不如不信三民主义的好。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能下这么大决心，不为众论所动摇，并且总理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共产党，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产党。”我们要晓得“****产”这句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的毒计吗？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党罪人？我一个人的意思，我们国民党，现在只有左派与右派之分，不能有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分，更不可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分，如果国民党员有这种见解，那是无异于削弱自己革命的元气。
沙基惨案发生后，蒋介石哭着说：“帝国主义者，不以华人为生命，屠之如豕犬。国耻至此，我何以生为？”他在集会上说：“此案在惨烈中，有一种光明在。烈士们死得其所。我们要以烈士为榜样，为爱国而奋斗，而献身。现在已到了和帝国主义者决战的最后5分钟。如果我们真是三民主义的信徒，真能继续我们总理和先烈的精神，真能奋斗到底，帝国主义者，是会死在我们手里！”
蒋介石因为忙于治校治军，讲演，写文章，弄得鼻孔流血不止，头晕目眩，只好住院治疗。但是刚一出院，他就向军委会提出扩大根据地、反对帝国主义、北伐和统一军队名称等问题。
根据蒋介石的建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国民革命军的成立，具有巨大的意义，它使国民党从此有了自己的军队，结束了依靠军阀军队打军阀的历史。虽然上述部队政治目标也有冲突，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但是都愿意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也就是有了这支军队，国民政府才最终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争夺继承权的斗争顿时激烈起来。而国民政府的成立，事实上就是各方斗争后妥协的结果。在国民党内部各主要派系里，蒋介石当时并不起眼。他当时还显得年轻，尤其是资历太浅，而且他是个军人，被认为和政治党务是不相干的专业人员。孙中山在世时就曾经有意不让他参与军事之外的政治和国民党的大事。
在当时，公认的候选继承人只有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他们三人都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可谓孙的左膀右臂。
虽然汪精卫后来由于在抗日战争期间当了汉奸，受到了国人的唾骂，永远地成为了人民的罪人。但是在1920年，汪精卫却被公认为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他曾在1910年冒着生命危险用炸弹去谋杀摄政王，事败后被清政府关进大牢，要不是辛亥革命，可能永远也无法被释放。这成了他用之不尽的政治资本。汪在三个候选人之中，还是唯一一个陪同孙中山北上的人。在孙中山病危之际，是汪精卫负责起草了孙中山的政治遗嘱。汪精卫虽然比胡和廖都年轻，但是他更加善于把当时的各派势力团结在自己周围。他在公共场合总是强烈支持与苏联进行合作。因此，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个“真正的”左派。
廖仲恺富有献身精神，大公无私，是个真正的左派。当时右翼的国民党人都怀疑他其实是一个秘密的共产党员。他曾代表孙中山在日本与苏联代表越飞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谈判，最终开启了国民党与苏联的合作关系。
胡汉民属于保守派。他坚定地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胡汉民很早就开始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主要在香港编辑出版报纸，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胡汉民是一个学者，有理论修养，而且，在孙中山启程前往北京之前，任命他为代理大元帅——这对外界来说具有非常强烈的暗示性。
但是没想到国民党改组、国民政府成立后权力受到极大削弱的却是胡汉民。汪精卫则一举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成为最大的胜利者。因为汪精卫是左派和国民党右派都能够接受的人选。因为左派憎恶胡汉民，而右派要打击廖仲恺。这时，外界普遍认为汪精卫已经明显地登上了孙中山继承人的位置。此后，国民党内部右派与左派的矛盾不断激化，于是发生了两次针对左派的刺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