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出生的孩子:[青年中国说]笑蜀：不从改变自己做起，世界永远不可能改变

2011-10-22 15:3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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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的问题正是当下社会的问题

主持人：有请笑蜀老师，笑蜀老师也是中大的校友。

笑蜀：我跟大家是校友，30年以前，我跟你们一样坐在中山大学的大教室，这么多年，我是为自己是中大毕业生而自豪的。不客气地讲，我不需要恭维谁，说心里话，我认为至少在最近十多年以来，中山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取代北大在中国高校的位置（全场欢呼、鼓掌），这主要是在开放、在包容、在自由，在这些方面不论北大或是清华，都不能与我们亲爱的中大相比，所以我感觉作为中大的校友很自豪。

下面进入主题，讲青年与时代。在知道这个主题之后，我想了很久，我是写评论的，青年与时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或是青年在我们这个时代遭遇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是心态的问题，就是说内心的无组织，内心的无序，这是我们一个时代中青年最大的问题。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改变内心的无组织、无序，进而就不可能在社会上建立起一种组织，建立起一种秩序，当然谈不上改变世界。

心态的问题，我认为主要是严重的无力感、无助感，主要来源于严重的挫败感和失败感。理想在现实中到处碰壁，看不到出路，而理想好像在现实中凝固了，看不到尽头，看不到任何的变化，有了这种挫败感和失败感，导致无力感和无助感，然后导致绝望感和失望感，然后产生一种强大的自我压迫，一种焦虑，这是我所接触的各种各样的青年问题中，我认为最突出的一个问题，这恐怕也不只是青年的心态问题，我认为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整个社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解决内心无组织、无秩序的问题，首先要承认这种心态有它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因为我们现在所处这个时代，必然导致这样的心态问题。

社会力量成长是30多年来最伟大的成就

我前天在北京与南方报业原来的掌门人范以锦互动，范以锦老师讲了中国舆论监督的历史，我听了之后感觉到很新奇，没想到50年代是中国舆论监督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舆论监督曾经那么繁荣，这是第一个繁荣期。另外，80年代舆论监督也曾经非常繁荣，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范老师不断地发出感慨，所有发生在50年代、80年代，那些时代中的故事，放在今天，是完全不可以想象的。我对范老师的回顾有一点点评，50年代、80年代之所以一定程度放开舆论监督，是因为权力有充分的自信，不怕批评，当时的利益团体没有像现在这么巨大。在这种情况下，青年的心态问题，社会的心态问题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是一种无力效应，这种心态是极端的心态，我愿意去理解他。但理解不等于同意，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国家还有温暖，还有明亮，还有光明，并不是黑暗可以遮蔽的，因此我们看到黑暗的时候，还要看到整个社会的光明。

3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成果，我认为就是一个新的力量生长起来了，那股力量主要就是社会的力量，在这之前中国是没有社会的，只有权力，但在这之后，社会力量在权力控制之中，一点一点成长起来，这是30多年以来，最伟大的成就，比起经济成就，更让人自豪和自信。

我有一篇文章，叫做《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围观"是什么样的围观？围观就是社会的围观，是社会在围观。关注是谁在关注？是社会在关注，如果没有社会力量的生长，这种关注和围观都无从谈起，因为关注的本身就是社会的力量，我们要看到正面、积极、向上的一面。如果我们的视野放在这样的程度，我想在内心没有组织、没有秩序，内心的狂妄和迷乱，多少可以平定一些。

我的朋友梁文道在很多场合说围观不能改变什么。我不认为围观可以改变一切，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万能的东西，没有可以解决一切的东西，如果一种东西号称它是万能的，号称可以改变所有东西，那这个东西一定是邪教。围观不能改变一切，如果围观可以改变一切，围观就失去了意义。正因为围观可以改变很多东西，我们才更需要围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重庆钉子户"事件，江西宜黄自焚抗强拆事件，就是围观改变的。

当然，相对于现在某些朋友主张的一种公民行动，围观好像是不那么激动人心，不那么高调，不那么让人血脉贲张，但如果公民行动没有围观，那么很难有这么大的进步。很多行动者，革命家在以前那个时代被枪毙，其余没有被枪毙的，就坐穿了牢底，但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是因为没有围观。现在有围观做背景，有围观做声援，如果没有这个声援，就会被封杀了。

中国的媒体为什么很大程度上有力量，敢去挑战这个极限，固然是因为媒体自己的职业操守，职业的伦理，更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社会的围观，有社会的强大关注，这使媒体的社会地位高到不可估量的程度，所以任何一个当权者都不能有所忌惮。围观的力量就是来源于社会的自身，社会开始崛起了，这是30年以前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是不是你那种焦虑感、压迫感会缓解一些。

不从改变自己做起，世界永远不可能改变

第二方面，我们能不能更多从自身做起。我非常欣赏李敖两句话，第一句是"这是我的国家，我要使它自由"，这就是说青年与时代的关系应该是什么关系，应该这种关系。第二句话是"不要是去责备环境，责备制度，责备体制"，当然都是可责备的，但永远不是责备外力因素，不从改变自己做起，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改变。比如说我刚才所讲的，我们的社会在成长，你是这个社会中的一员，如果这个社会是广袤的植被，广袤的森林，你是其中一棵树，你做一片树林的机会就是在你的身边。刚才闾丘也讲过，广州有很多公民行为，我之前讲的公民行动很多是一种竞争，还有另外一种公民行动，就是从爱出发，这种生长性的公民行动。不要高估了管制的力量，低估了自己，低估了爱的力量，善的力量，而高估了爱和善对立的力量。

我也曾经非常恐惧，我的内心也曾经非常焦虑，说这一句话，我自己也没有完全走出这种恐惧和焦虑，我的内心仍然在增长，只不过我明白这个方向，我要从这种增长中走出来，从什么增长，从恐惧增长，因为我后来发现其实我恐惧，他们更恐惧，恐惧不只是我们自己，他们比我们更恐惧，就是他们的恐惧最终造成我们的恐惧，如果我们不恐惧，如果我们更自信，我们的公民行动是以爱为主题，以生产、建设为主题，有何恐惧？公民行为，在生活中随时都有空间。

我举一个例子，美国有200多万NGO，他们的主题绝大多数都是公益性质，就是做好事，就是在自己的生产生活中就地出发，随时出发做好事，每一个美国人在他们的一生当中，有可能同时属于不同个NGO，在一生当中属于一个或是N个小的精神共同体，在美国，有宗教支持的精神生活，还有丰富多彩小的小共同体在支撑精神生活，中国没有。在座的有多少参加了民间社团，坚持在日常生活中做好事？我想应该不会太高。

在广州，公民社会的一大特点是草根的NGO非常发达，绝大多数根本不去申报，不去备案，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只要志同道合，有时间，有财力，马上做起来了，这种NGO与管制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找不到这样的空间？我想其实我们并不是那么无力，并不是那么无助，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过上我们愿意过的那种公民的生活，在这种公民生活中训练自己，培养自己的公民素质，为自己做准备，在内心里面做准备，在内心里面建立一种力量。如果大家都那么去做，那么我想一定能够成长起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

骂不出新中国

你们要内心之中建立一种力量，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天都在做准备，一旦这个社会转型，哪一天突然来临，因为我们的内心已经有准备，我们的社会已经有准备了，这个转型可以是非常平稳，非常平和，非常自然地，它的代价就是最小的。如果每个人内心根本没有准备，我们把一切的责任都推给体制，把体制当成垃圾筒，什么脏的都往体制里面甩，自己是干净，自己是清洁的，自己是没有责任的，自己什么都不用做，坐在那里骂体制就可以了，但骂体制可以骂出新中国吗？我曾经想写一篇文章，标题就是《骂不出新中国》，人家不怕骂，现在人家对骂的承受力已经是史上最大的承受力。所以最重要的，我作为一个评论员，我始终坚持自己批评的职责，首先我的义务是批评，但我不认为批评就是骂，我更不认为骂可以改变一切，我不认为口水上的英勇可以改变中国，要改变自己，从自己的脚下，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每一天做起。

最后，我简短地结束我的演讲，大家会怀疑，会问有没有用，要多久，会不会要30年、50年、60年。这样的问题，在22年以前，我也曾经问过自己，结果是越问越焦虑，越问越压迫自己，后来我觉得不行了，再这样下去，我会成为一个病人，然后我开始调整自己，不问了，我再也不问了。我没有目标，有一种势力认为我是不对的，有怀疑，认为我老谋深算，别有用心，那是大错特错，其实我自己是一个无敌的人，做事情要完全抛弃了功利，才能做好，要能够用这种放松的心态去面对。

的确，面对体制这个机器，个人太弱小，什么都不是，弱小到跟一根稻草差不多，但是有一句名言叫做"最后一根稻草可压倒一头骆驼"，你的确就是一根稻草，但是说不定有机会有很多无数的稻草，放在你的肩膀上面，你就是成为压倒骆驼的那一根稻草，但成为稻草的机会是亿万分之一，比中彩票的机率还低，但是我们不要自馁，因为最后一根稻草要由无数根的稻草来累加而成的，所以要每个人成为无用的稻草，我们就不断地累加吧，这是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