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二年级反邪教图画:诚信 – 社会稳定的基础

1989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的确，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稳定的社会秩序，稳定的民生，是必须的。然而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离不开诚信这个基础。失去了诚信，小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充满猜忌、仇视，大到政府失去公信力，政策、法令、法规得不到贯彻执行，人们对上阳奉阴违，对下坑蒙拐骗。这样的社会，自然谈不上稳定，所谓的和谐社会，也不过是空中楼阁、镜花水月而已。

什么是诚信

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以建立全民、全社会的诚信机制作为基础。什么是诚信呢？“诚” 是儒家为人之道的中心思想，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认为“诚”是一种真实不欺的美德。要求人们修德做事，必须效法天道，做到真实可信。说真话，做实事，反对欺诈、虚伪。至于“信”，就是无“伪”的意思。既不说假话，亦不做假事；既不自欺，亦不欺人。一切言行皆以诚实为本，排除一切虚伪、虚假。

儒家认为“诚”主要是从天道而言，“信”主要是从人道而言。所以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本是自然固有之，效法天道、追求诚信，这是做人的道理、规律。二者在哲学上虽有区别，但从道德角度看，“诚”与“信”则是同义等值的概念，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诚，信也。”“信，诚也。”基本涵义都是诚实无欺，信守诺言，言行相符，表里如一，这是做人的基本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大传统，受儒家的影响最大，孔子《论语》中，关于“信”字，就出现了38次之多，远高于“善”、“义”、“勇”等。可见，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对诚信的看重。关于儒家论到“诚信”的重要，可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诚信是架起人们沟通的桥梁，这种沟通包括与朋友的相交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交。《论语.学而》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意思是与朋友相交，必须言而有信，才能达到推心置腹、无私帮助的目的。否则，朋友之间充满虚伪、欺骗，就绝不会有真正的朋友，朋友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孟子说：“圣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敬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只有彼此之间，遵守诚信这个基本之德，社会才能安定和发展。同样，家庭内部的交往，同样要有诚信作为基础。唐代著名大臣魏徵说：“夫妇有恩矣，不诚则离。”只要夫妻、父子和兄弟之间以诚相待，诚实守信，就能和睦相处，达到“家和万事兴”之目的。若家人彼此缺乏忠诚、互不信任，家庭便会逐渐崩溃。“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结果只能是“父子相疑于家”，“兄弟而不主信则伤”。

其次在治理国家方面，诚信也是根本。《左传》中提到：“信，国之宝也。”指出诚信是治国的根本法宝。在《论语.颜渊》中孔子的学生子贡曾经去问孔子，治理国家什么最重要，孔子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子贡又问，如果三者中去掉其一，应该去掉哪个，孔子说那就“去兵”吧，子贡还不死心，又问：“如果还要去掉一个呢？”孔子说: “那就去食吧”。因为孔子认为“民无信不立”，如果人民不信任统治者，国家朝政根本立不住脚。因此，统治者必须“取信于民”，正如王安石所言：“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再次，诚信也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孔子很重视“信”，他认为人若不讲信用，在社会上就无立足之地，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他痛恨那些外仁内诈、巧言令色、里外不一的伪君子，痛斥他们为“德之贼”。他把“言必信，行必果”，“敬事而信”作为规范弟子的基本要求。

由此可见，中国儒家传统的诚信观就是以“诚”为内心信念，讲求信用，即，人无诚信不立，家无诚信不和，业无诚信不兴，国无诚信不稳。

当然在我们探讨中国儒家文化的诚信观对大传统的影响的同时，也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也受着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的深度影响，而这些影响，很大层度是对中国小传统的影响。

比如佛教教义当中，作为信的表现“不妄语”是五戒之一，意思是“所言至诚，所说审谛，所行如语，不两舌，不增减，无失说，当行觉意，如所闻见说护于法，宁失身命，终不妄语”。（《郁迦罗越问菩萨行经》）就是说话要符合真实情况、言行一致，不前后矛盾，不挑拨是非，以诚心护法，宁可舍弃生命。

道教对诚信也有着丰富的思想，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第八十一章》）意思是诚信之言不华美，华美之言不信实，因为诚信之言是质朴无华的。道教在自己的教律中将诚实守信作为一个伦理规范定了下来，认为善恶行为，终究逃避不了果报的法则，阴谋诡计，人或不能知，天地神明却不会不知。《太上感应篇》说：“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由此可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信作为一种道德的要求，被以各种方式规定了下来，要求人们处于任何环境，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必须遵守。回顾中国的历史，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佛教，道教文化，都对稳定中国的社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问题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中国文化是否依旧适用呢？

中国诚信之现状

既然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诚信文化，诚信也一度被认为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那么在经历了“五四”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诚信，这个作为一个社会、国家的稳定之本的标志，是否得到了很好的发扬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过程中，在人民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同时，却尴尬的发现中国人的诚信正面临着巨大挑战。往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冒充蛋白质、拿贝壳当原材料制造珍珠粉、知名教授毕业于山寨大学、江湖郎中的名片上写着“卫生部专家”，连考古队挖出的东西都有可能是假古董，如今恐怕没有人会否认，我们正置身在一个“全民造假”的时代，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假货市场，从假文凭、假证件、假发票、踢假球，到考试作弊、偷税漏税、骗取保险、虚假广告、假医假药等等，可谓层出不穷。

然而在这一片造假的事件中，最另人忧心的不是造假本身，而是社会对待这些事件的态度问题。就拿前一段时间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唐骏的假文凭事件来说，本来是很明显的造假事件，然而当方舟子将整件事件揭露出来之后，却引发了一场网络大讨论，有趣的是，讨论的重点不在唐骏的造假，而在指责方舟子炒作，或者干脆转换命题，研究方舟子究竟是不是偏执狂，甚至有人说揭这些短对中国的发展不利。再就是成王败寇、笑贫不笑娼的观念泛滥。认为只要能成功，采取什么手段都不重要，对“成功人物”实行“道德豁免”，仿佛身价不菲的人犯错，只能是一场喧闹，而没有是非。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诚信在中国人心中已经是成了一文不值的东西。难怪前一段时间，在网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说是由上海市政协一课题组，对上海社会诚信问题展开调查，调研结果显示：有44.2%的人认为，相比5年前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状况，现在的诚信水平下降了。诚实守信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可能是“无用的别名”，甚至有90.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在不同程度上会吃亏。市民普遍认为：“说谎话反倒有好处、不讲诚信反倒占便宜，这样的恶性循环助长了社会的不诚信氛围。”与之相对应的，中青报也做过一个类似调查，结果有79.2%的人承认自己造过假。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正是这种对待造假，不造白不造的心理，滋生了全民不讲诚信，有便宜就占的心态。为此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大声疾呼，重建诚信文化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01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先后为上海国际会计学院和国家会计学院两所高校立下校训“不做假账”。这其实就是针对当时社会广泛而严重的失信而提的。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的诚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传统积累，加上解放后40多年的德育为首的教育，为什么偏偏今天出现大面积的社会诚信危机?根源又在哪里？

中国传统文化的尴尬

首先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来看，在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过了，中国的诚信文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最大，而儒家文化基本可以总括为一个字，就是“仁”。什么是“仁”呢？《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又说“汎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意思就是要广泛地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可见“仁”是用一种博爱的胸怀，能够推己及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孟子后来把这个思想表述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的学生曾参则把这一思想概括为“忠恕之道”（《论语.里仁》）为什么要“爱人”或“汎爱众，而亲仁”呢？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同时“爱人”也表现为不断向别人去学习，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则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

在这里我们必须看到，其实儒家的“爱人”并不是爱一切人，爱人主要是指爱本阶级成员中的人，特别是指爱本阶级中那些有仁德的人。在孔子眼里“人”和“民”是有区别的，而人又分为“君子”和“小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也只有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恨什么人。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同上）孔子说：“跟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才是美好的。否则，怎么能说是明智呢？”“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同上）意思是见到贤德的人就向他学习，见到不贤的人就反省自身避免和他一样。孔子讲的“爱人”实际上就是指亲君子而远小人，至于“民”（如奴隶）则不属于“爱人”的范围。孔子认为，奴隶主贵族和奴隶是有区别的，君子和小人也是不同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有智慧的上等人和愚蠢的下等人，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对于老百姓（如广大奴隶）只能让他们按照统治者的命令去作，不用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作。在孔子看来，奴隶主和奴隶、上等人和下等人、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就像“鸟兽不可同群”一样。可见，《论语》中讲的“爱人”是分等级的，不是指爱一切人，爱人是有具体阶级内容的。

以这种思想为依托而发展出来的诚信观，必然是带有很强烈的血缘、地缘和人情的特点。庄祖鲲牧师在《契合与转机》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带有大家庭、人口流动低、人际关系紧密等特点，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重点主要属于家庭伦理，而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维系主要来自道德主体的自律以及群众压力。因此儒家的“诚信”伦理思想主要是以家庭和个人为中心，强调血缘共同体，强调由这种血缘关系组成的一种亲疏远近的人际关系秩序。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只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讲诚信，对所谓的“外人”则要有所保留。比如，中国的家长从小就教导自己的孩子，对外人要留一手，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种“内外有别”的诚信文化发展到今天就造成了蔑视个人权利，以成员忠诚为基础的专制诚信。

同时对于道德个体如何可以守住这个诚信，儒家强调的是自律以及周围群众的压力。因此当“其心三月不违仁”的颜渊去向孔子问如何才能做到仁的时候，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然而人真的可以靠自己而守住这个“仁”，以做到诚信吗？在中国以前的农业社会的环境下，通过教化人自身内在的良心，以及借助“千夫所指、千目所视”造成的群众心理压力，应该说是可能的。

然而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工业化、高度都市化的社会，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农业社会的人际关系，什么是现在工业社会的特点呢？庄祖鲲牧师在《契合与转机》一文中指出
：当今工业社会的主要特点就是小家庭、人口流动高、人际关系是疏离而流动的、道德维系也主要靠法律制裁。然而法律并不能解决任何事，尤其很多时候诚信是属于道德层面的。这个时候，如果完全靠人的自律，显然是不行的。在这点上，其实孔老夫子早就意识到了这点，在《比较人论》这本书中，王峙军先生指出：孔子认为“仁“存在于人里面，因而人人都有践仁的可能性，然而真正要把这个“仁”实践出来，却还要有一个践仁之道，孔子意识到人性的实然状况似乎遮蔽着这个“仁”发挥出来，然而他说不出来这到底是什么，为此他不由发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感慨。

可见中国的这种传统“诚信”伦理，说得严重一点其实是带有一个自欺欺人的特点，延伸到国外，就形成了外国人对中国“诚信”伦理的怀疑，产生了对中国人“诚信不良”的评价。18世纪上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

今天不少人提出重建“诚信”要从娃娃抓起，也有提出要从政府的政策法规上着手，中国学术界也挂起了一股回归儒家的新文化运动，从《太平天国》、《汉武大帝》到《康熙大帝》、《乾隆盛世》这些在主流媒体上的艺术作品，可谓体现的淋漓尽致。但是从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从五四运动打烂“孔家店”，到文革期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致命一击，以及现代工业化的发展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已无力肩负起重建“诚信”文化的这个历史重任。那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基督教文化与诚信

西方诚信思想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之上的，与中国的古代先贤们在探讨诚信的时候，多强调从人的自律，多从人本身出发不同，基督教对人性的认知遵循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路线，即万物都是从神的创造而来的，“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而所有这些的创造的顶点，就是对人的创造，圣经说：“神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并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从此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里面有神的形象，这个形象不但使人有道德的本性，即有知识，公义，圣洁的本性，而且使人有灵性，这种灵性决定了人是有理性，良知和意志的。在这点上，基督教的看法与孔子所体会到的是一样的，人性应该是善的，也就是有“仁”存在于人性的应然层面。然而神的形象不仅仅使人有道德的本性和灵性，同时还使人有了格性，即自我知觉与自决的能力，即人有自由的能力。正是有了这种能力，使人可以管理这个世界和治理全地，也正是因为这种自由，使人可以选择跟随神还是偏离神。当人选择偏离神的时候，罪也就进入了人的心中，他控制人的内心，使人虽然有善的意念，但在实际生活中却行不出来。孔子所体会到，但却说不出来的东西，在基督教中给了很好的答案。人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战胜这个罪的，从孔子重仁，孟子重义，荀子重礼，到韩非子重法可见，尽管人不断地努力想要摆脱人性中的这种缠累，但却不可避免地走了一条逐渐退化的道路。

而要战胜人性中的罪，基督教认为只有通过从神而来的帮助。这就是“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借着这个“道”，神使我们明白什么是真理，也因着“信”，使我们的人心，接受圣灵的监督和审判，“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 16：8）

正是基于这种对至善真理的体认，以及对人性本质的认识，从而构建出了基督教伦理的底线，在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传统的诚信观可以说从开始便与神权至高、法治观念紧密相连。庄祖鲲牧师在《契合与转机》一文中，谈到关于当今中国社会的特征和缺失的时候，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的特征，可以用“无法”和“无天”来表达。“无法”就是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缺乏法治观念，法律的神圣性在中国人的眼中根本不存在，所谓“法律无外乎人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等，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中缺乏“神”，也就是“无天”，这个至善标准的存在。

其实中国人在古代，尤其在春秋之前，人们对天地中有个主宰的概念，还是很清晰的。然而自从春秋之后，在中国人的信念中，神的概念逐渐为人的概念所取代，所以孔子才会有“子不语，怪力，乱神”“天何言哉”之类的论调。而正是由于缺乏这种对“外在的、超越的、创造的神”之概念，因此中国人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超越”，是一种自身内部的完善，而这种完善的标准，由于缺乏一种绝对的善的存在，只能是相对的。

而西方人的诚信观中的法治观念主要来源于基督教的思想，在基督教的观念中，“约”这个观念是很神圣的，因为神与人立约，甚至连神自己也不得背约，何况是人？因此在西方人的眼中，违背盟约是一件很严重的事，这点与中国人的“成王败寇”的思想大不一样。同时，西方人的伦理观是以神为中心的，为参考点的，所有的伦理规范都必须在这个绝对的真理下被检验、受修正。因此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说：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作父母的，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儿女；作仆人的，要甘心服务，好像伺候主；作主人的，也要公平对待他的仆人，因为神在天上察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向神负责，没有任何人拥有特权，也即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正是在这种伦理观念的驱使下，西方的诚信体系，作为一个商业道德，成为了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巨大动因。在西方，诚信是他律性的道德手段，是基于“约”的一种道德观念。在今天“诚信”在西方已经被看为一个衡量人的道德水平的重要尺度，全社会范围的“信用”体系的建立，最大程度地保证了人们对规则的遵守，以及制度执行上的公正和平等。也许以下这个例子，可以更让我们看到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诚信的认识上的不同。

欧洲某些国家的公共交通系统的售票处是自助的，也就是你想到哪个地方，根据目的地自行买票，没有检票员，甚至连随机性的抽查都非常少。一位中国留学生发现了这个管理上的漏洞，或者说以他的思维方式看来是漏洞。他很乐意不用买票而坐车到处溜达，在留学的几年期间，他一共因逃票被抓了三次。他毕业后，试图在当地寻找工作。他向许多跨国大公司投了自己的资料，因为他知道这些公司都在积极地开发亚太市场，可都被拒绝了，一次次的失败，使他愤怒。他认为一定是这些公司有种族歧视的倾向，排斥中国人。最后一次，他冲进了人力资源部经理的办公室，要求经理对于不予录用他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下面的一段对话很令人玩味。“先生，我们并不是歧视你，相反，我们很重视你。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开发中国市场，我们需要一些优秀的本土人才来协助我们完成这个工作，所以你一来求职的时候，我们对你的教育背景和学术水平很感兴趣，老实说，从工作能力上，你就是我们所要找的人。”该公司的经理如此说。“那为什么不收天下英才为贵公司所用？”“因为我们查了你的信用记录，发现你有三次乘公车逃票被处罚的记录”。面对留学生的质疑，该经理回答。那个留学生显然很意外：“我不否认这个。但为了这点小事，你们就放弃了一个多次在学报上发表过论文的人才？”该经理立刻回答道：“小事？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小事。我们注意到，第一次逃票是在你来我们国家后的第一个星期，检查人员相信了你的解释，因为你说自己还不熟悉自助售票系统，只是给你补了票。但在这之后，你又两次逃票。”“那时刚好我口袋中没有零钱。”留学生答道。“不、不，先生。我不同意你这种解释，你在怀疑我的智商。我相信在被查获前，你可能有数百次逃票的经历。”“那也罪不至死吧？干吗那么较真？以后改还不行？”留学生仍然试图说服这个经理。这个经理摇头道：“不、不，先生。此事证明了两点：一、你不尊重规则，不仅如此，你擅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恶意使用；二、你不值得信任，而我们公司的许多工作的进行是必须依靠信任进行的，因为如果你负责了某个地区的市场开发，公司将赋予你许多职权。为了节约成本，我们没有办法设置复杂的监督机构，正如我们的公共交通系统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雇佣你，可以确切地说，在这个国家甚至整个欧盟，你可能找不到雇佣你的公司，因为没人会冒这个险的”。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方对诚信的不同看法和态度。诚信是公平机制得以顺利运行的前提，如果群体内部互相之间无诚信可言，那么群体内部之间在共进退时的所谓公平就很难能获得信任。这也就是以公平来保障诚信，而以诚信再来保障公平，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现代西方人个个都是很讲诚信，做事都很守规则的。相反，西方也存在造假、存在诈骗。但是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在以基督教建国的美国、加拿大，都存在道德滑落的现象，如今美国、加拿大的学校里基督教的教育内容越来越少，甚至出现在公立学校老师教授圣经而受到起诉的现象，在政府部门里，信仰只能是个人私下谈论的内容，等等，这些现象不正好表明了当人离开神，企图用人自己来代替神的时候，诚信的衰退也是必然的吗？

结语

中国现代化的建设，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而要获得一个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所需要的就是全社会诚信观的建立。只有人和人之间、企业之间、政府与百姓之间，都建立起互相诚实、可信的关系后，社会秩序才会稳定，国家的政策才会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企业的效益才会真正得到体现。然而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对诚信观的教导，西方的现代化发展以及现代社会的道德环境却让我们看到，真正的诚信只有来源于生命的改变。当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愿意信靠上帝，这个宇宙中唯一、绝对的至善标准，并依靠他的话语来行事的时候，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制，才能真正保障个人自主、自由的权利与有效约束国家权力。这种用法律保障个人的主体权利的本身就是对人类自身自利行为的膨胀有效约束。

我们只有把诚信建立在这种法制的基础之上，才能使之在互相守约的土壤里生根，在市场的竞争中发芽。诚信作为人类的共同向往，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都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美好的、人类向往的东西，例如，古代的“义利之辨”，“无为而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观点，在未来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仍有她独特的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还有许多个性化的东西，也是人性关系中最普遍、最珍贵的内涵。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有效的与基督教文化结合，从而产生出适合中国的诚信文化，是我们每一个身为文化主体的个人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我们只有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适价值的文化精髓与基督教的神本理论相结合，才可能建立符合现代化发展的、相对公平的法制体系，用法规范行为，用道德约束思想，才能确立与市场经济相协调的道德规范与独立的文化追求，架构其与市场主体相一致的法律诚信体系，形成独具特色的市场性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