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张如一:明代同性戀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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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9-16 15:48:11)转载
标签:西昌
龍陽逸史
紅樓夢
宜春香佟わl集
弁而钗·情奇紀
文化
分类:漫卷诗书
《龍陽逸史》《弁而钗》《宜春香質》
明末同性戀風氣的流行,小官階層的興起及其營生的狀況,也因其存在而得到了忠實的記錄。
《龍陽逸史》是一部明末男風盛況與小官生活的實錄
刊行于祟幀五年(1632)的《龍陽逸史》,在明代男風盛況與小宮生活的反映上,表現十分突出。這部“京江醉竹居士浪編”的二十個短篇故事的小說集,雖以江南術語慣稱男性賣淫少年爲“小官”,但故事發生的位置則在杭州之外又遍及大江南北。“這時節人頭上正作興著小官”(第八回)、“這近來的大老官,也都是只生兩個眼眶了,那裏識些好歹,見著個未冠,就說是小官,情願肯把子結識這個”(第四回)一類的話甚多,完全合乎衆多晚明文土筆劄中娈童遍養、小唱盛行的社會時尚的記錄。
在喜尚男風的社會裏,小官階層應運而生,《龍陽逸史》第五回說當初期州有個駱駝村,百十戶人家中竟出了二三十個做背後買賣的小官,而且結夥團行,分作三等(十四五歲初蓄發的是上等,十六七歲發披肩的是中等,十八九歲擄起發的是下等),彼此惡性競爭。走進這個小官村裏,“只見東家門首也站著個小官,西家門首也站著個小官”,場面之大不下北京著名的簾子胡同(又名蓮子胡同,有新、舊二條)。
小官集體營業情事,在稍早天啓四年(1624)鄧志谟小說《童婉爭奇》即出現有男院“長春苑”拼垮妓戶“不夜宮”的例子。《龍陽逸史》不讓它專美于前,第八回寫不怕事的光棍魯春收購娼妓巷劉松■五十多問房,造了一個“小官塌坊”,貼帖“知會四方下顧,招接不誤”,在大牌娈童範六郎的號召下,口碑甚佳,生意興隆,“競把那娼妓人家都弄得斷根絕命”,娟妓坐不過冷板凳,只好聯合告官,要求查封,以求保住飯碗。繁華的小官塌坊開在倒閉的娟妓巷上,這不正是小官當道的最佳寫照嗎?
小官當道,讓一些經紀人蒙利,魯春之外,另有卞若源者“專一收了些各處小官,開了個發兌男貨的鋪子”,好的歹的都收,派分天、地、人、和四個字號,顧客只須對號看貨,手續簡便,才開十年就賺了二三十萬(見十四回);第十五回的崔舒員外,也是靠聚販流落地方的小官起家的。至于一些“個體戶”的小官,雖難免于經紀人的剝削,卻少不得依賴“喬打合”(第三回)一類的掮客作牽頭,流出些許油水。像第十八回過氣的小官葛妙兒那樣自食其力,請畫工畫像當招牌挂在自家門前招徕生意的作法,清朝中葉的京城也許不怎麽稀罕,然而在明代卻是前衛之舉,難怪那些過往行人見了這個招牌,還以爲是賣畫兒、賣符兒的人家呢!
透過《龍陽逸史》的忠實記錄,我們還可以看到西昌小官戴網巾的來曆的精怪傳說(第十回),以及麻陽小官每年新正出五分銀子在土地廟會齋,祈禱元宵燈節天晴好做生意的習俗(第三回)。這些描述,和爲數不少的小官服務契約或徹底失去人身自由的家奴小官的悲慘遭遇,頗爲細膩地呈現出明末小官階層的生活面貌。
《弁而钗》、《宜春香質》試圖建造同性戀者的理想國
和《龍陽逸史》一樣,在祟幀末年問世的《弁而钗》、《宜春香質》二書也對明代男風的盛行有著詳細的介紹。這兩本書同爲“醉西湖心月主人”所著,都是二十回,五回合成一個中篇,前者分“情貞”、“情俠”、“情烈”、“情奇”四紀,後者爲“風”、“花”、“雪”、“月”四集。《弁而钗·情奇紀》第一回說南院(即男院)聚有小官:“國朝無官妓,在官京員不帶家小者,飲酒時,便叫來司酒,內穿女服,外置男衣。酒後留宿,便去了置服,內衣紅紫,一如妓女。也分上下高低,有三錢一夜的,有五錢一夜的,有一兩一夜的,以才貌兼全者爲第一。”這是明季史實。《宜春香質·風集》第二回有言:“如今世事一發不好了!當時相處小官,以爲奇事,如今小官那要人相處?略有幾分姿色,未至十二三,梳油頭,挽蘇髻,穿華衣,賣風騷,就要去相處別人,那要人相處他?”《月集》第一回也說:“世至今日,一發不堪說了!未及十二三歲,不消人來調他,若有兩分俏意,便梳油頭,著豔服,說俏話,賣風騷,丟眼色,勾引孤老朋友,甚至獻臀請搗。”如此世風,亦非設想之詞。
所不同的是,《弁而钗》、《宜春香質》社會性較弱,文學性更強。《弁而钗》四個中篇故事的主人翁幾乎都是情感堅貞、一身俠烈的奇男子,故有高第封侯、成仙爲神的美滿結局,作者是從正面肯定的角度來對他們的同性之愛加以頌揚的,連奏出四曲男性同性戀的贊歌。《宜春香質》改從反面人物人手,強烈譴責孫義(《風集》)、單秀言(《花集》)、伊自取(《雪集》)等人的朝三暮四、見利忘義,乃有被踢打、抽腸致死,或罹患瘡毒自盡而亡的悲慘下場,看似男同性戀者警歌,其實旨在責備下層娈童小官的不夠貞節,並末改變作者對于上層文土相狎、蓄童的贊賞;《月集》甚至史無前例地幻想出一個全爲男子的宜男國,作爲男同性戀者的理想國度,讓容貌醜陋的男主角鈕俊從夢境中容易抵達這個男性樂園,還憑著美貌獲選狀元,又被冊爲正官娘娘,國王不僅爲他改元“俊”元年,甚至在國之將破時,還對他說出:“得卿白首,爲田舍翁足矣!何用天子爲?”這般“不愛江山愛同志”的恩愛話來。簡直要羨死此道中人!
比起《龍陽逸史》,《弁而钗》和《宜春香質》中涉及同性戀者的身份更爲廣泛,包括朋友、同學、師生、主仆、娈童和嫖客等,但二書寫實程度沒有前者來得高,倒是以其豐富的幻想力,積極地要替男性同性戀者樹立值得效法的楷模,試圖爲同好們建造一個突破現實障礙的理想國。
當然,明代同性戀小說家筆下的理想國是談不上自由、平等的人權觀念的,處于社會下層的小官娈童青春短暫,生活經常困頓不堪,飽受淩辱之余,還得承受來自作者不公的挪揄與譴責。《龍陽逸史》的作者是抱著“雞奸一事,只可暫時遣興,那裏做得正經”(語見第三回)的態度來寫作的,這跟《弁而钗》、《宜春香質》的作者、評者動不動就以情癡、情種來誇贊那些苟且淫奢之徒的筆法一樣,都欠莊重與客觀。清朝康熙年問劉廷玑《在園雜志》卷二數落一批“流毒無盡”的色情小說後,特別點名批判“《宜春香質》、《弁而钗》、《龍陽逸史》”是“更甚而下者”,悉當焚毀,以快人心,可見這三部明代同性戀小說專集並末獲得讀者的認同。
論起文學藝術的技巧,《弁而钗》、《宜春香質》雖比《龍陽逸史》高明些,但終究是不足以與也有同性戀筆墨的《紅樓夢》相提並論的。即連同性戀名著《品花寶鑒》,持與《紅樓夢》對看,我還是覺得陳森太過矯揉造作,欠缺曹雪芹行文的雅潔含蓄以及態度的莊重自然,盡管《紅樓夢》並非同性戀文學專著,但中國古典文學史上最動人的男、女同性戀故事,依我看仍非賈寶玉、秦鍾、柳湘蓮和藕官、藥官、蕊官這兩組關系人莫屬。(转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