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黄金大劫案电视剧 mp4:中国文学史笔记【袁行霈 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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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笔记【袁行霈 版】（2）
作者：潇湘书苑 出自：飞花若梦 皎月如霜 浏览/评论：296/0 日期：2011年1月25日 22:48第五章 南北朝文学
（420—589）
一、南北朝社会与文学概述
从刘裕代晋建立刘宋起至隋文帝灭陈止，前后170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总的特点是南北对峙，政权更迭频繁，尤其是南方（宋39年，齐23年，梁55年，陈33年）；另外，南北方的经济、文化发展也不平衡。
自从晋室南渡，东晋建立，南北基本上就处于分裂的局面，但在东晋时，其政权虽偏于南方一隅，却还相对统一，而北方则处于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之下，因而南北尚未形成对峙。约在刘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中期（436—439），北魏的太武帝拓拔焘陆续消灭了北燕、北宋，统一了北方，南北对峙的局面这时才正式形成，离这时距刘裕代晋不过十余年，所以说把刘宋建国作为南北朝的开始是符合实际的。
这一时期，北方是在少数民族统治之下，他们在文化上要落后于原来中原的汉族政权，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较低下、落后。在占领北方后，他们在政治、文化方面与中原汉族有一个融合的过程，因此，北方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都要落后于此时的南方政权，因而南北朝时期北方的文学可说是荒芜的，很少有有成就的作家，其中著名者不过温子升、邢劭、魏收数人。而南方则不同，不但经济、文化发达，而且文学也呈现出一派繁荣。因此，我们讲南北朝文学，主要以南朝文学为主。那么，南朝文学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展的，又有什么特点呢？
从社会背景来看，南朝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并在一定时期呈现繁荣的局面。晋室南渡前，南方尚未得尽力开发，而这一时期由于中原汉族的南渡，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加以南方自然环境优越，所以至南北朝时，南方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荆、扬二州，成为南朝经济的中心，也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宋书·何尚之传》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南下士族，广占山林美田，使得庄园经济大大发展。如陈郡谢氏南下后的始宁庄园，会稽孔氏的永兴庄园，此外，一些以城市为中心的商品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的繁荣，虽不一定影响文学的质量，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文学发展的面貌，南朝元嘉、永明、天监三朝文学兴盛，不能说和经济的繁荣没有一定关系。
2、南朝社会的矛盾复杂。其主要者，一是皇族与士族的矛盾，二是皇室内部的矛盾（宋初有刘裕诸子之争，齐代齐明帝几乎杀尽了高、武子孙）。两晋以来的门阀士族在这一时期虽然力量有所削弱，但仍然不肯放弃其经济、政治上的特权，皇族与士族仍然存在着矛盾。这时的皇族多出身于寒族，他们登上皇位后，对于世家大族采取了压制、削弱甚至打击的手段，但同时他们仍然需要高门世族这一重要的社会基础，因此，皇室与世族之间的相互依存又矛盾的局面，始终是左右南朝政局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南朝开国皇帝多武人出身，高门世族鄙视武人，但在政治上又不得不表示拥护捧场，皇帝需要高门这一社会基础，一方面给予礼遇和经济上的实利，但又在政治上加以限制，因此，世族与皇帝既有矛盾，又互相利用，这些不能不影响到文人的命运与思想，也不能不影响到文学的创作。
3、儒、佛、玄三家思想进一步合流。东晋以来，思辨哲学在意识形态里唯我独尊的局面有所变化，但有关玄谈佛理的清淡还在继续。尽管玄谈的盛说不能和东晋相比，但其形式则仍被保留了一段时期。儒学在南朝被重新提倡，官学之外，私家讲授儒学也相当普遍。宋文帝元嘉十五年，设立儒、玄、文、史四馆，这说明儒在南朝重又振兴。佛教在南朝有了很大发展，南朝帝王奉佛者极多，“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寺之多，是佛教兴盛的标志之一，而帝王中，佞佛最著如梁武帝，为历代帝王所罕见。文人中也有不少喜佛的，如谢灵运、颜延之、谢庄等都有与僧人交往的记录。因此，自东晋以来，儒、佛、玄三者合流的倾向在这一时期更加明显，玄言、佛理在经历东晋玄言诗的时代后，到了这一时期，则以更加和谐的姿态在文学里发挥影响，甚至达到了溶着无迹的程度。
南朝文学的特点：
（1）以宫廷为中心的诗人集团创作活跃，其原因是南朝帝王多喜欢文学，他们常招纳文士，进行文咏，因而形成不少的文人集团。如刘临川王刘义庆、齐竟陵王萧子良、梁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陈后主叔宝等，都在邸府招集文士，对形成吟咏之盛的文学创作局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帝王的倡导，也有助于社会上文学风气的形成。南朝时期，家族、父子、兄弟以文学见长者很多，即与这种风气有一定的关系。
（2）文学创作上求新求变的倾向很突出。新题材、新风格不断出现，诗歌上，刘宋时期山水诗涌现，“俪采百句之偶，争价一字之奇”。齐时出现永明体，开始了对声律的追求，语言上开始追求简省，剔除宋诗的板滞晦涩，如沈约提出作诗“三易”：“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梁陈题材又转向宫体，写后宫妇女生活等。散文创作上。进一步骈化，骈体文创作成为这时的最有代表性的文体。
（3）文学观念上，由“言志”转向重“缘情”。作家在创作上普遍重视“性情”、“缘情”，强调吟咏性情。“缘性”的主张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倾向，特别是萧纲、萧绎，提出“文章须放荡”要“情灵摇荡”等。在这些主张下，作家更重视作品的审美价值，更注重词采之美与抒情色彩，为在文学史上是值得注意的。
（4）这一时期的南朝文学也带来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作品的格局比较狭小，作品中强烈的进取精神与慷慨有力的情感力量相对较弱，作家对雄奇壮阔的美学境界创造显得不够，造成了“气格卑弱”的弊病。
二、南朝诗人
（一）晋宋之际诗风的演变
晋宋之际诗歌演变最为显著的特点是玄言向山水的潜衍。这一特点，檀道鸾、沈约、萧子显、刘勰等人均有论列，而以刘勰所论最为简骇精当，其《文心雕龙·明诗》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句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竟也。”刘勰这一段话，不仅论述了这一时期诗风的转变，而且指出了诗风转变后的特点。那么，在晋宋之交，从玄言转向山水的原因何在？大体而言，这种转变的产生是与这一时期哲学思潮、士人心理以及文审美情趣变化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哲学思潮的影响。从哲学思潮来看，西晋以来作为社会思想主潮的玄学，其巨大影响力在这一时期渐渐转入低潮，我们知道，东晋时期，随着佛教的迅速传播，玄、佛出现合流的趋势。这一时期的一些僧人如支谶、支谦等常将佛理与老庄玄学相结合，并出现了一些颇有修养的谈客，如慧远、竺道潜、支遁等，但总的来看，玄学中的一些理论命题已经基本解决，因此，这一时期既使精通玄学的高僧，也不可能在这方面有新的发展。故而此时尽管谈玄作为士阶层的文化传统可能还有遗存，但象两晋时期那样热烈的如醉如狂的理论追索的态度却大大淡化了。因此，就玄学思想的影响来说，较前已大大消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思想界除玄学、佛学外，儒学思想又一次受到统治者的关注与重视，因而，思想又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存的局面。思想界的这一变化对于士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不但把士人从玄虚的人生思索中重又带回现实人生，同时也使诗歌从玄言哲理中渐渐摆脱出来，因此，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化，和思想界的这一背景是有密切关系的。
第二，士人心态的变化。这一时期由于权力阶层士庶地位的变化，士人的心态也与两晋时期有所不同。两晋是典型的门阀社会，门阀士族处于权力的中心。这些门阀士族尽管占据着高位，但他们都保持一种“不以物务婴心”的态度。他们崇尚闲逸，鄙视“俗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以从容的姿态，沉溺于玄学的玄思妙想中。两晋玄风独振，实即与士族的这种习尚有关。但是，刘宋建立以后，由于刘裕及其一些功臣，大都出自寒门庶族，政治地位的变化使他们不能再忍受士族的歧视。因此，在刘宋政权建立后，他们便从政治上给予世家大族以一定的打击与压抑。《宋书·武帝本纪》载：“
：“尚书左仆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绥等，江左冠族。绥少有重名，以高祖起自布衣，甚相凌忽。……高祖悉诛之。”宋武帝永初元年（420）“诏晋氏封爵，当随运改，独置始兴，庐陵、始安、长沙、康乐五公：降爵为县及县侯，以奉王导、谢安、温峤、陶侃、谢玄之祀。”由此可见，到了这一时期，两晋以来的世家大族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被削弱了，这自然会引起他们心态上的变化。他们再也不能如过去那样单纯地谈玄说道，沉溺于玄虚之中，而必然会更多地产生人生的感慨，这也就使得谈玄之风逐渐地淡化，并进而影响到诗歌的风貌。
第三，审美情趣的变化。自东晋始，文人欣赏山水之美的趣味已经出现，并且成为当时名士的生活情趣。如孙绰、许询、支遁等，“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慧远等游历庐山，王羲之等兰亭高会等，都反映出文士赏游山水的情趣。但欣赏山水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趣味与爱好，是盛行于晋宋之交。据《宋书·隐逸传》所载，当时不少隐士都以喜爱山水而著称。画家宗炳则是“每游山水，往辄忘归。”“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同时，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庄园，这些庄园不是建在风景绝佳之地，便是在园中构筑佳丽山水，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的审美趣味的变化，也自然会影响到诗歌创作。
第四，诗歌本身的演变。玄言诗的内容主要以阐发老庄玄理（或佛理—东晋后期）为主，但是，不论是老庄 或是佛理，往往都和自然山水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老庄崇尚自然，佛理讲究虚无与空静，这些玄理的体悟 ，常常需要与对自然山水的观照相结合，因此，玄言诗发展到后期，便很自然地出现了一些山水的成份。这样在外在环境的作用下，玄言向山水的递嬗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因而，“庄老告退”之后，山水诗便代之而兴了。
（二）谢灵运及其山水诗
陈郡阳夏谢氏，自晋室面渡以后，其家族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左右政局的几个最有实力的家族之一。作为东晋时期北来世族的冠冕，这一家族不仅在政治上出现过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比如“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宰相谢安，指挥东晋军队于淝水一战南昌苻秦百万大军的谢玄等，在文学上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家族。谢庄、谢混、谢惠连、谢道藴以文学才能见誉当时，堪称是“谢家之玉树”。而谢灵运则是谢氏家族中出现的最杰出的诗人。
1、生平与性格
谢灵运（385—433）出生于谢氏家鼎盛之时，其祖父乃晋车骑将军谢玄。父名瑍，生而不惠，早卒，而灵运却十分颖悟，因而颇为玄所喜爱，对亲旧说：“我乃生瑍，瑍那得灵运。”灵运出生不久，即寄养于钱塘杜明师的道馆，至年十五才回建康，故小名客儿，后人习称谢客。十八岁时，袭爵康乐公，所以又称为谢康乐。
谢灵运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他的悲剧是与易代之际政治背景以及他的性格个性密切相关的。谢氏家族为东晋时期的世家大族，但是，在东晋义熙以后，北府兵将领刘裕的力量日趋壮大，并渐成代晋之势。此时门阀内部出现了拥刘与反刘两派，谢灵运是反对刘裕而拥护另一北府兵将领刘毅的。在刘毅为刘裕击败后，谢灵运虽被刘裕优礼，但在内心却不免被疑忌。刘裕篡晋后，其爵位由公降为侯，在表面的优礼下，却并未委他以实际政务。而灵运自认为是名门之后，又颇有才能，应参机要，故而常怀愤不平。刘裕死后，长子义符即位，是为少帝。而谢灵运则与庐陵王义真交好，因而在少帝即位后，他被加以“构扇异同，非毁执政”的罪名出为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由于内心愤激不平，所以到永嘉后不理政事，肆意遨游，《宋书·谢灵运传》云其在永嘉是“肆意遨游，遍历诸县，动逾旬月。民间听讼，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一年后，即称病离职，回老家始宁经营庄园，并四处游览，写作诗文。后宋文帝即位，征召他入都，授秘书监，命修《晋书》，而他则不满足于文学侍从的地位，每每称疾不到朝，唯以修治园林，出郭游览为务。《本传》称其是“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经旬不归，既无表闻，又不请急。”因被弹劾而免官，再度回到始宁老家。在始宁，他一仍故态，游山玩水。他发明了一种木屐，上山去前齿，下山去后齿，人称“谢公屐”。而他每次出游，又常常奴仆众多，惊动县邑。史载他“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到临海，从者数百人。临川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他又恃才傲物，会稽太守孟顗礼佛诚恳，灵运讥讽说：“丈夫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从此与顗失和，顗表他意存不轨，他只好入都上书辩解，文帝徙其为临川内史。可是至郡后，游赏山水，不异永嘉，又为人所弹劾捉拿，他兴兵拒绝，被执后降死，徙广州，又以谋逆罪被杀，卒年四十九。
就个性来看，谢灵运实际是一个坦率任性、狂傲不羁的人。他自恃高门，在晋宋易代之际，以未见重用而常怀不平。特别是新起的刘裕，原来是谢氏门下的“老兵”“劲卒”，要让他去附依被他这个阶层一贯所鄙视的武人，自然更是他所难以甘心。于是他便表现出“为性偏激，多愆礼度”的特点。他一生实际上一直处于热衷于竟进和失志的愤慨中。他自恃高才，不肯小就，因而屡被征用，却屡不尽责。然而又不甘于寂寞。于是便进退失据，在魏阙则念江湖，在江湖则怀魏阙，内心的矛盾，只好借游玩水来消解。他的诗歌创作实与他这种心态与个性相联。遨游山水，寻求解脱，影响于他的诗歌创作，就使他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大力创作山水诗的诗人。
2、谢灵运山水诗的特点
谢灵运的诗歌今存100余首，其中大部分是山水诗。而这些山水诗绝大部分作于宋文帝永初三年（422）出守永嘉至元嘉十年（433）去世这十年间。诗中所描绘的大都是永嘉、会稽、彭蠡等地的自然景色，而大量的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山水描写正是他为中国诗歌所做出要贡献。这些诗歌在艺术上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1）精工富艳的风格。谢诗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意象密集，对偶句多，语言深奥典雅，从而在整体上形成富艳精工的风格。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是与他“富目辄书”的表现方式有关的，他习惯运用移换形之法，将其所见收入诗中，对景物作全景式的铺陈，而为了充分展现其所见到的景物，便不得不借助于铺陈排比等方法，从而形成了他繁富累赘的特点。钟嵘曾批评他的诗“颇以繁芜为累。”这种特点，也有人称之为“以赋法入诗”也即把赋的铺陈之法，用于诗歌创作。胡适即云：“谢灵运……受赋的影响太深了，用骈偶的句子来描写山水，故他的成绩并不算好……（他）只能把自然界的景物，更裁割成骈俪的对子，远不如陶潜真能欣赏自然的意义。”（见《白话文学史》）
（2）细腻的景物刻划。谢诗虽就整体而言颇有雕琢繁芜之累，但就描写刻划自然美而言，却常给人生动细腻之感。《南史·颜延之传》载云：“延之与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而迟速悬绝。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这里以“初发芙蓉，自然可爱”评谢诗，主要即指其写景之生动清新。对谢灵运而言，其诗在写景上，主要表现为对声色的追求。沈德潜《古诗源》云：“诗至于宋，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而对于声色的表现，则是他山水诗在景物描写方面的一个重大贡献。对于色的表现，如：“春晚绿野秀，岩高白去屯”（《入彭蠡湖》）突出暮春时节山野间绿、白两种色调，构成一幅素净柔和的图画。作者没有涂抹万紫千红，只用绿野作底色，白云作点缀，抓住春天那充满阳光，洋溢着生命力的特点。再如“原隰荑绿柳，墟囿散红桃”（《从游京口北固应诏》）以绿、红两各色调对比，色彩明丽，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对于声的描绘如“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致听，殊响俱清越”（《石门岩上宿》）写大夜深沉，鸟鸣声，落叶声格外清越，正反衬出无声的静态。这种对声色的描绘，反映出诗歌创作上的一种新的趋向，对后代诗人创作是颇有影响的。就此而言，谢诗可说是诗歌创作的新时代的开创者。
（3）结构上的程式化特点。谢诗从整体结构而言，往往先作出游，次写见闻，末尾谈玄说理，拖着的一个玄言的尾巴。所以近人黄节云：“大抵康乐之诗，首多叙事，继言景物，而结之以情理”。这种以叙事——写景——说理所形成的结构模式，使谢诗呈现出一种程式化的特点。它给人读诗带来一种单调之感，因而也被看作是谢诗的一种弊病。至于形成这种结构模式的原因，实与谢灵运山水审美意识上的局限有关。由于谢灵运一生都不能忘怀于政治权势，当他政治失意游山玩水时，只是把山水作为一种瞩耳流目感观上的刺激，以此掩饰他对权位的热衷，故而在他写景时，并不能真正做到情、景、理三者的完善融合，形成一种完整浑然的意境，诗中这种结构模式正是这种山水审美意识的反映。正如李泽厚所说：“由于自然在这里或者只是这些门阀贵族的外在游玩的对象，或者只是他们追求玄远即所谓‘神超理得’的手段，并不与他们的生活、心境、意绪发生亲密的关系，自然界实际就并没有真正构成他们生活和抒发心情的一部分。”所以“主客体在这里仍然是对峙着的。”如果将谢诗与陶诗比较，这一点就更为清楚。
（三）鲍照与乐府七言诗
1、鲍照的生平
照字明远，约生于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卒于宋明帝泰始二年（466），祖籍上党，后迁东海（今山东苍山、郯城？）。与谢灵运不同，他的生平事迹现存的史料材料较少，史书中有关他的传记均较简略，主要见于《宋书》卷五十一（附于“宗室传”），《南史》卷十三（附于《临川王刘道真传》）。齐虞炎《鲍照集序》记述他的生平比较概括，云：“（照）家世贫贱，少有文思。宋临川王爱其才，以为国侍郎。王薨，始兴王濬又引为侍郎。孝武初，除海虞令，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出为秣陵令，又转为永嘉令。大明五年，除前军行参军，侍临海王镇荆州，掌知内命，寻迁前军刑狱参军事。宋明帝初，江外拒命，及义嘉败，荆土震扰，江陵人宋景因乱掠城，为景所杀，时年五十余。”这是对他生平较为详细的资料。明张溥叹息说：“鲍明远才秀人微，史不立传，服官年月，差可凭者，虞散骑奉敕一序耳！”鲍照的出身是比较低微的，他的文章中，自称是“孤门贱生”（《解褐谢侍郎表》）、“北州衰论，身地孤贱”（《拜侍郎上疏》），这种出身，在当时是颇受轻视的。但他在年青时，不甘心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约二十岁向临川王刘义庆“贡诗言志”。《南史·本传》载其谒见刘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载之上有英才异士，没没而不闻者，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知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因得刘义庆的赏识，攫为国侍郎，此约在元嘉十六年（439），刘义庆任江州刺史时。他在刘义庆的幕下历六年，至元嘉二十一年刘义庆死，才离职，在家一度闲居，后又在始兴王刘濬幕下任侍郎，孝武帝时任中书舍人，秣陵令、永嘉令等职。孝武帝大明五年，他在临海王刘子顼任前刑狱参军（后世因称鲍参军），明帝初，江外诸王拒命叛乱，刘子顼失败，鲍照死于乱军之中。
2、鲍照的创作
鲍照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诗歌、辞赋、骈文都有佳作，在元嘉时，与谢灵运、延颜之并称“元嘉三大家”。但是，由于他的出身、地位与生活经历不同，他与谢灵运的创作在题材与风格上是完全不同的。当谢灵运大力创作山水诗的时候，他则以乐府诗创作闻名于诗坛。《宋史》和《南史》都提到他“尝为乐府诗，文甚遒丽”。他今存诗约200余首，其中乐府诗约有80余首。这类诗歌代表了他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就内容来看，他的乐府诗约有二端，一是描写边塞战争与戍卒生活的作品。这类作品中大量描写了征夫、思妇的思想感情与生活，如《代出自蓟北门行》、《代东武吟》等，作品语言朴素，感情愤激不平。风格上近于汉魏乐府的特色。二是表现个人仕途失意的愤懑、对门阀制度的不满与反抗的。这类诗往往写得慷慨悲凉，感情炽烈奔放，流露出作者在门阀制度压抑下的强烈的愤慨。《拟行路难》十八首中的不少作品都反映了作者的这一倾向。鲍照诗歌的这些内容，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作品中又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的色彩，就当时的诗人而言，还没有一个诗人象他这样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并且在揭示社会现实矛盾方面达到这样的深度，因而，他也就成为南北朝时期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
鲍照的影响不仅在于作品的内容上，更重要的还在于诗歌艺术上。他的诗歌：（1）体裁比较全面，有古诗、乐府、五言、杂言、七言；（2）风格独特：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沧》说当时文章分为三派，鲍照是其中之一，云：“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尤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3）他的七言乐府尤具有创造性，七言乐府诗以《拟行路难》十八首为代表。在鲍照以前，七言诗虽有完整之作，如曹丕的《燕歌行》，但是一则曹丕后作者还较少，且为大家所轻视，西晋时傅玄作七言诗，还说七言是“体小而俗”，与鲍照同时的汤惠休作七言，被颜延之讥为“委巷中歌谣”，在七言为当时人所轻视的时候，鲍照独大力作此类诗，这在当时是颇有胆识的。二是他的七言诗打破了原来七言诗句句押韵，节奏单一，不够流转变化的缺点，以七言为主而杂以其他各种句式，形成具有新创特点的七言歌行。这种七言形式，音节错综变化，隔句用韵，注重气骨，命意奇警，崇尚奔放美，与诗人激荡不平的情感相统一，因而极富于创造性。自他以后，七言诗的创作才开始为南朝诗人所运用，并且这种形式对后来李白的诗歌创作颇有影响。
鲍照的创作除诗歌外，赋与文也有佳作，赋的代表是《芜城赋》，文的代表是《登大雪岸与妹书》。
（四）永明体与沈约、谢眺
1、 永明体
永明体又称新体诗，是齐梁时出现的讲究声律与对偶，不同于古体诗的一种诗体。自魏晋以来，中国的声韵学受印度梵音学的影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齐代，周顒发现汉字有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始创《四声切韵》（已佚），同时文人沈约又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声、韵、调的配合，指出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弊病必须避免，称为“八病”。他们将“四声八病”运用于诗歌创作，务求作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声律与对偶的融合，就形成了具有格律的新体诗。由于这种新体诗产生于齐武帝萧赜的永明年间（483—493），故称永明体。这是古体诗向格律诗演变的一次关键性的转折，为后来唐代律诗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关于永明体需要注意：（1）关于四声问题。汉语声调何以分四声？四声何以发现于齐永明间？四声与五音之关系？是学术界颇为瞩目的问题。
永明体的意义：（1）由于讲求了诗歌的韵律美，这就矫正了晋宋以来文人诗的语言过于艰深沉重的弊病，而转向清新通畅。（2）由于新体诗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制，不容许过去那样肆意铺排，一味卖弄才华学问的写法，这样明净、凝练的作品开始多起来，这在诗歌史上是一个意味深远的变化，对后来梁陈乃至唐诗语言风格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永明体产生的过程中，沈约、谢眺、王融、周顒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这里就沈约与谢眺作一介绍。
2、沈约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属浙江）人，他出身于世居江东的世族，但早年因遇家难而流寓孤贫，乃发愤向学，四十岁以前，在仕途上颇坎坷，四十岁以后，则比较顺畅。他年寿既长，官位又高，因此，在齐梁之际，他是文坛上公认的领袖人物。而在文学上，他的一些主张与创作实践在当时也具有代表意义。值得注意有以下几点：第一，他是永明体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南史·陆厥传》云：“吴兴沈约、陈郡谢眺、瑯琊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第二，他较早地论及了“情”、“文”、“质”之间的关系，其主要观点体现于《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这篇传论可以看作是文学观的一个总纲。第三，他提出了著名的为文“三易”说，此说见载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其中云：“沈隐侯曰：‘文章当以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所谓“易见事”，就是指隶事用典必须明白晓畅，“易识字”是反对用生涩僻奥的字词以争奇炫博，当然也是对创作的合理要求。所谓“易诵读”，则主要指声律的和谐。他称赞谢眺的诗歌，指出“好诗圆美流传如弹丸”，就是因为体现了他所提出的“三易”的主张。沈约提出为文“三易”的主张，对于革除宋诗的排偶板滞、僻涩晦奥之风，从而形成齐诗的清省风格是有一定意义的。
沈约自己的创作基本上体现了他的创作主张。由于他注重格律，所以逐渐走向近体，由于他强调为文“三易”，诗风以自然工丽为主。对于沈约诗，古今褒贬不一，钟嵘谓其“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大体是符合其创作实际的。所谓“经纶”，指典重堂皇的庙堂应制诗，这类作品，本来不易做好，沈约的这种诗歌，确实写得质木枯燥。“清怨”是指其作品一方面具有清新之气，另一方面又往往透露出一种感伤哀怨的情调。沈约成功之作大都体现了这一特点，其中以反映对现实不满、抒写友谊、描摹山水为内容的作品写得最出色。如《别范安成》、《伤谢眺》二诗。前者曰：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诗中写少年和老年不同时期在离别时的不同心境，把人的这种普遍而又复杂难言的感情表达得如此平易而又感人。
后者曰：
吏部信才杰，文峰振奇响。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岂言陵霸质，忽随人事往。尺璧尔何冤，一旦同丘壤。
文中哀伤谢眺含冤而死，对谢眺的文才、人品都有很高的评价，是一篇有感情、有义愤、有见解的作品。
3、 谢眺（464—499）
眺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与谢灵运同宗，出身于世家大族。高祖谢据为谢安之兄，母为宋长城公主。由于他与谢灵运都以山水诗的创作见长，为示区别，世称“大小谢”。又因他曾任宣城太守，尚书吏部郎，所以又有谢宣城、谢吏部之称。谢眺与谢灵运一样，也是一个带有悲剧性的人物。他早年凭借家世，才华与优美风姿，深为帝王宗室所喜爱，但亦因此而卷入到了皇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在宣城王萧鸾（明帝）辅政时，他亦颇受重用，因此，当他的岳父王敬则密谋起兵造反时，他曾因告发有功，而升任尚书吏部郎。而在萧鸾死后，由于在齐东昏侯废立之际，得罪了萧遥光，最后被萧遥光收捕入狱，害死于狱中，卒年36岁。就谢眺而言，对禄位的留恋，对仕途的忧惧和对明帝的感激是他思想的主导部分，他的悲剧也由此而来。明张溥曾把谢灵运与谢眺的死作了比较说：“呜呼！康乐、宣城，其死等尔。康乐死于玩世，怜之者犹比于孔北海，嵇中散。宣城死于畏祸，天下疑其反复，即与吕布、许攸同类而笑也。一死轻重，尤贵得所哉！”
谢眺的诗歌创作今存170余首，其最新注本为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他的诗歌创作最为出色，其中以在建康和出任宣城太守时为创作最旺盛时期。其特点大体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他的诗大体上承大谢，结构为写景加抒情与说理，不少作品从遣辞到谋篇都有取法谢灵运的痕迹，但他与大谢不同的是，大谢诗歌中的玄言说理成分到他的诗已基本消失。他的诗每篇以十二——十六句为基本格局，前四句或六句写景，中二句由景过渡到言情，后半篇抒情。这种结构形式为齐梁诗人所普遍模仿，几成定格。
第二，他的诗风清新明丽，格调明净潇散，从而改变了大谢诗的那种繁富典重的风格。由于他的诗写得省净，常将景物描写与其所抒之情结合起来，做到情景情景交融，因而给人以灵秀清新之美。所以清人沈德潜云：“玄晖灵心秀口，每诵名句。渊然冷然，觉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另有一段深情妙理。”
第三，他的诗在语言上音律谐适，流畅自然，读来琅琅上口。这种特点，与永明体新诗在声韵上的要求有关。《南史·王筠传》引其语云：“好诗圆靖流转如弹丸”，可见追求圆美流早，是他的一种自觉追求。
第四，他的诗歌与谢灵运一样，也存在着“有句无篇”的缺点。其中不少诗中，写景句往往警绝，但往往涌与全篇浑然一体，形成一种完善的整体境界来。所以钟嵘评他说：“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善自发端，而篇末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大致指出了其缺陷所在。
-（五）宫体诗与梁陈其他诗人
1、宫体诗
（1）宫体诗的形成
宫体诗是继齐永明体之后在梁陈诗坛上出现的一种新的创作倾向，与齐梁以来诗歌创作上出现的艳情化、娱乐化的创作趋向有关，而在梁陈两代这种诗风发展到极致，形成了宫体诗风。从梁武帝普通年间至陈代末年过七十年中，是宫体诗风兴起，并在诗坛上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宫体诗的出现，与梁简文帝萧纲有关。《梁书·简文帝纪》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靡，当时号曰宫体。”但真正的开创者实为徐摛和庾肩吾，因为他们二人是萧纲的文学侍从兼启
（2）宫体诗的特点
古人的理解不尽相同。《梁书》的作者姚察在《梁书·徐摛传》中认为是指“不拘旧体”的“新变”诗体，在《庾肩吾传》他说：“齐永明体中，文士王融、谢眺、沈约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指萧纲立为太子）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从这里的论述看，姚察认为宫体诗是在永明体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一种新诗体。到了唐代，人们对于宫体诗的认识，已开始注重其内容与风格，魏征《隋书·经籍志》云：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房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仿）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在唐人眼中，宫体实际就是写艳情内容的诗歌。就上述论述看，姚察由梁入陈，又由陈入隋，他的理解应该较为直接与准确，但宫体诗中也确有不少艳情题材的作品，所以，如何界定宫体诗，曹道衡、
（3）宫体诗产生的原因
宫体诗从梁武帝普通年间起，影响于诗坛十分深远，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那么其产生的原因何在？大致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与诗人求新求变的意识有关。宫体是永明新变后的又一次新变，前引《梁书·庾肩吾传》所谓“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往时”，即可说明他是在永明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求新。此外，萧纲在《与湘东王（萧绎）书》中曾有“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竟学浮疏，争为阐缓”的慨叹。第二是与帝王的提倡有关。宫体主要在梁陈两代较为兴盛，而就创作而言，大体是以宫廷为中心的，梁陈两代的帝王组织与倡导，以及他们的诗歌创作趣味，都对宫体诗的风靡盛行有着巨大的影响。第三是民歌的影响。南朝的乐府民歌几乎全是男女言情之作，南朝文士多喜拟作乐府，而以梁武帝萧衍及简文帝萧纲父子拟作的乐府诗数量更多，宫体诗中描写艳情内容的诗歌与他们模拟南明乐府中的情歌是不无关系的，但是宫体诗的作者主要表现为对南朝民歌中不健康成份的过分追求新猎异，因而就使得宫体诗带艳乃至淫靡的色彩。
（4）关于宫体诗的评价
宫体诗过去一起是备受批评与指责的对象，对宫体诗以科学的评价，是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从宫体诗的创作来看，它在内容与风格上，确实存在一些致命的弱点，在内容上，它以咏物、游宴、登临、艳情等题材为主。其中咏物、游宴、登临这些题材内容，往往流于琐屑，且作家常是以娱乐的心态从事创作的，因而从中看不到有意义的社会生活与对人生的积极追求，甚至看不到诗人的个性，在艳情题材中，他们对女性的描写，往往着眼于妇女的容貌、体态、服饰等，也即在他们的笔下，女性不是作为爱情的对象，而是作为欣赏的对象，因而这就使得这一部分作品显得格调不高，甚而卑靡、淫秽荡之嫌。从风格上，宫体诗以秾丽为特色，但由于人品中缺乏充实的内容与有生气的情感，这就使秾丽的风格由于先天的贫血而显得浮艳、卑弱。但是，尽管宫体诗有以上的缺陷，其在艺术上也还是有一些地方值得注意的。这首先表现为它巩固了永明体以来在格律、声韵上的成绩并有所发展，五言诗的创作开始由长篇走向短制，诗中的对偶、平仄和定型的律诗已相去不远，七言诗的写作更为普遍。其次，它在描写上的细腻精巧为后代诗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如：
游子久不返，妾身当何依！日移孤影动，羞睹燕双飞。
——萧纲《金闺思》
天霜河白夜星稀，一雁声嘶何处归？早知半路应相失，不如从来本独飞。
——萧纲《夜望草飞雁》
客行祗念路，相争度京口。谁知堤上人，拭泪空摇手。
——萧纲《春江曲》
杨柳乱成丝，攀折上春时。叶密鸟飞碍，风轻花落迟，城高短箫发，林空画角悲。曲中无别意，并是为相思。
——萧纲《折杨柳》
宫体诗的作家，数量众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萧纲以及徐庾父子。另外，徐陵曾编有《玉台新咏》一书，收诗八百余首，是一部专收描写妇女为内容的诗歌总集。
2、江淹、吴均、何逊与阴铿
这几位诗人是梁陈时期内容较健康，风格较清新，不同于宫体诗风的作家。
江淹（444—505），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他一生历宋、齐、梁三朝，在宋时为建平王镇军参军，入齐为御史中丞，又出为宣城太守，梁时为散骑常侍，迁金紫光禄大夫。卒谥日宪。江淹早年诗极精工，晚年诗思减退。《诗品》载有一则故事云：“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郎才尽。”究“江郎才尽”之因，实与其晚年官位渐高，生活范围趋于狭小有关。江淹早年为诗以对仗精切，诗思生新著称，多有佳句，如“凉草散萤色，衰树敛蝉声”（《卧疾怨别刘长史》）“白露溢金瑟，清风荡玉琴”（《清思诗》）等，但江淹最擅长的是模拟古人的诗，他在诗中能够通过体会诗人的心境、风格而加以表现，因而其模拟之作逼肖其模拟的对象。其《杂体诗三十首》，分别模拟了自汉至宋三十个诗人的代表作，是他这类诗的代表。其中模仿陶渊明之作，长期混杂于陶集，连苏轼这样喜陶诗的诗人也未能分辨出。另外还有《郊阮公诗十五首》，模拟阮籍，不仅在风格上接近阮籍，同时在表现阮籍身仕乱朝的矛盾痛苦中，也寄托了他的身世之感，是他的杰作。
吴均（467—520），字叔庠，吴郡故鄣（今浙江安吉县西北）人，是一位出身寒贱却又好学有才的诗人，其诗甚得沈约称赏，在当时文坛上较有影响。他的诗的特点是清拔有古气，时人仿效他的文体，称为“吴均体”。其中《赠王桂阳》一首最能见出他的风格特点：
松生数寸时，遂为草所没。未见笼云心，谁知负霜骨。弱干可摧残，纤茎易陵忽。何当数千尺，为君覆明月。
诗中以松自比，借松明志，说自己地位虽低，但志气很高，虽被摧残，但不甘埋没，一朝得志高升，还要做一番大事业。写得颇见刚健之气。此外他的一首《山中杂诗》之一“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从窗里出”，写山居幽静，也颇为出色。沈德潜谓“四句写景，自成一格。”
何逊与阴铿均以善写行旅送别和水上风光见长，他们诗歌在构思与音韵上都颇用苦功，这对后来唐人颇有影响，尤其是对杜甫的影响更大。杜甫在诗中不止一次提到他们。如“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又如“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等等。
何逊的《咏早梅》诗，借梅花的坚贞品格表现自己的清高思想，是南朝咏梅诗中较出色的一首。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诗云：“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即提到了何逊的这首诗。
兔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
阴铿在题材上与何逊有相似之处，但在构思新隽、色彩明丽、声调响亮以及意境的阔远上，又与何逊稍有不同。他的《晚出新亭》一诗是写得出色的一首。
大江一浩荡，离悲足几重。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远戍唯闻鼓，寒山但见松。九十方称半，归途讵有踪。
浩荡的大江，遥夜的戍鼓，浑茫的云气，劲拔的寒松和诗人的心境相映衬，构成了一种苍凉浑茫的境界。沈德潜曾说这首诗格调“俊逸”、“高亮”，有唐人五律的气魄。
三、南北文风的交融与庾信、王褒
1、南北文风的交融
在中国文学中，由于地域的不同，各地区的文学风貌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色，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南北文学的不同。比如先秦时期《诗经》与楚辞就是两种不同的风貌，是南北文学差异的最早的体现。而在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方政治上的对峙与分裂，文学上南北分途发展，其差异就更为明显。这一时期，南方文学一直比较繁荣，其清绮文风也一直为北人所向慕。北方则由于一直是在少数民族统治之下，文化较为落后，文学的发展相对滞缓。有影响的作家相对较少，北魏时的温子昇、由魏入齐邢邵以及同时的魏收，尽管有“北地三才”之称，但创作也基本上以学南为主。《北齐书·魏收传》载：“收每议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不过，北方文学中所具有的质朴、刚健的特点也是南方文学所缺少的，南北方的文风在政治对峙的同时，在这一时期也有相互交融的趋势。特别是庾信、王褒等南朝作家入北以后的创作，将南方文风的华美与北方文风的苍凉浑朴相结合，形成了兼具南北之长的新风貌，对南北文风的交流和融合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也对后来唐代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从总体上，南北文风的交流，并不是在庾信、王褒以后才开始。在整个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分裂与对峙，并没有造成南北文化交流的阻绝，南北交流可以说一直通过不同的途径在进行。大体而言，南北交流的途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南北书籍的流通。在晋室南渡以后，北方经十六国时期毁灭性的动荡，文化遭到严重的摧残，图籍几乎丧失殆尽。据史载“宋武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而这一时期南方则由于社会相对安定，加上士族喜欢藏书，因而南方的藏书量大大超过北方。由于北方图籍缺少，在北魏孝文帝时，曾有向南方借书之举。《隋书·经籍志》记载，“孝文迁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而在北周宇文泰攻伐江陵时，曾将一批图书随江陵战俘一起押运至长安。因此，南朝书籍流入北方，对北人文风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二是南北方使者的互聘。南北朝时期各政权在政治上是对峙的，但是双方的外交活动并没有完全中断，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在政治斗争的同时，他们也常常互派使节。据一些学者研究，当时这些使节的使命，很少有政治和军事上的直接目的。他们最普通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显示使者们门地之高贵，以标榜朝廷得士之盛，展现人物的言谈风采，以炫耀国家文教之兴。因此，双方在选择使节时往往注重门第、才学、口辩，而受聘国派出接待来使的接待者，也相应地一定是门第与才学口才最出色者。双方在馆中置酒高会，席间往返辩驳，谈锋陡起，以机智取胜；同时也常常赋诗作文，互相观摩。《南史·王融传》曾记载永明九年，北魏房景高出使南齐，问主客王融说：“在北闻主客《曲水诗序》胜延年，实愿一见。”融乃出示之。这说明当时北方学者对南朝文人创作的关心，南朝的新作一出，北朝即风闻其事，借出使之机要求观摩欣赏。除了这种直接的观摩外，双方的使者也常将对方名家之作带回去流传，比如北方作家温子子昇的作品曾实南方使者张皋抄回南方，受到梁武帝的称赞，云是：“曹植、陆机复生于北土。”邢邵的名声传到南方后，被称为“北间第一才子”。徐陵出使北魏时，魏收曾将其作品托除陵带回南方以广流传，等等。这些都说明，伴随着双方外交使节的互聘，双方在文学创作上也在不断地交流和学习观摩，这对于南北文风的交融，也是具有重要影响。
三是在对峙与战乱中，双方人才的流徙与迁转。南北双方政治对峙，因而也常常发生相互间的攻伐战争。在历次战乱中，不少文人也会因种种原因投奔敌对的一方。比如梁太清年间侯景之乱时，颜子推、萧祗等人就奔入东魏。江陵陷落之后，王褒、王克、殷不害等被掳入西魏，庾信则在此前被西魏扣留北方，等等。这些文士由于战乱而被迫流徙迁转，自然也会对文风的交流起到一定的影响。
2、庾信
（1）生平概况
庾信（513—581），字子山，祖籍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东晋初“永嘉之乱”，迁居金陵。他的父亲庾肩吾，也是梁代著名的作家。父子二人均以诗文才能受到梁简文帝萧纲的依重，出入宫禁，成为当时著名的宫廷作家，与他们同时的另一对父子作家徐摛、徐陵，也备受萧纲的宠信。由于这两对父子作家，都富有文才，写作的诗文在风格上都以绮艳著称，因而号称为“徐庾体”。
庾信的一生，大致以梁元帝承圣三年（554）他42岁奉命出使西魏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庾信早年以聪敏、博学而著称。十五岁时，被选为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侍读。昭明太子死后，萧纲被立为太子，他又作了萧纲的“东宫抄撰学士”，由于他容仪过人，“接对有才辩”，因此，他的前期在仕途上可说颇为得意。梁武帝很赏识他，常委以外交重任。大同十一年（545），他曾奉命出使魏，和东魏的文人有过接触，据载他曾与东魏的文讨论过古代辞赋问题，《周书》本传说是“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可见他的出使为他在北方也赢得了声誉。从东魏返梁后，他被任命领建康令，但是，悲剧也就在此时发生。梁武帝太清二年（547）十月，侯景攻到建康城下，萧纲派庾信率领宫中文武三千余人守卫，庾信弃军逃入城中，次年，台城被攻陷，他逃奔江陵，而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相继死于战乱中。到江陵后，他辅佐梁元帝萧绎。因为萧绎在平定侯景之乱等战役时，曾借用西魏兵力，因而引起了西魏执政者宇文泰并吞南方的野心，于是，在承圣三年（554）四月，萧绎便派他出使西魏。可是当他到长安尚未完成使命，西魏就已于九月派兵进攻江陵，十二月，江陵陷落，萧绎被杀，他从此就被留在北方，屈仕敌国。西魏为北周所代后，他又出仕北周，不论是西魏还是北周，统治者对他的才华都很赏识，给予较高的待遇。北周时他曾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尽管晚年他的官位很高，但屈仕敌国的羞愧以及对故乡故国的思念，却使他的内心极为痛苦，这种情感使他晚年的诗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杜甫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又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2）庾信的诗歌
庾信是集南北朝诗歌之大成的诗人，其诗今存320首左右，其中大部分为后期作品，前期作品留存下来的数量较少。由于庚信在前期完全是一位文学侍臣，因此，就今存的少量的作品看，大体体现了梁代宫体诗风的一些特点，其内容多奉和应景，不出花鸟风月，淳酒美人，诗风绮丽轻冶。但也有个别诗表现出清新才思。如《奉和山池》：“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余山气，云归带雨余。”颇能体现出梁诗极貌写物、穷力追新的特点。
真正能够代表庾信文学成就的，是他的后期作品。这一时期，由于生活和心境的变化，他的作品从内容到风格都与前期有了明显的不同。概括地说：“乡关之思”成了他后期作品中最突出的内容，而在艺术风貌上，他将南朝讲究声色、长于骈偶用典的技巧用来描写雄壮肃杀的战争气氛，萧疏开阔的北方景色，浑朴质实的边地生活，从而将南北文风融合起来，形成了刚健豪放、苍凉悲壮的风格。
关于庾信诗歌的“乡关之思”，最早见于《周书》本传。云：“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具体而言，“乡关之思”大致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亡国之痛，二是羁旅之愁。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庾后期内心矛盾与痛苦的中心，而其中最能体现他的这种思想感情的则是他的代表作《拟咏怀》二十七首。这二十七首诗，虽非一时之作，但其主旨则有相似处，大体围绕自伤身世，思念和哀悼梁代亡国的内容来展开。而艺术上的俊逸劲健，浑成苍凉，更是他晚年诗风成熟的标志。可以说，《咏怀诗》二十七首，是将南朝文学的修辞技巧，尤其是声律，用典、骈偶等手段和深沉真切的感情相结合而形成的融合南北文风的代表性作品。
除了《拟咏怀》二十七首外，庾信后期的创作在体裁上也呈现出多样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一些五言小诗，这类诗以强烈的感情构成深挚动人的艺术境界，其风致已非常接近唐人的五言绝句，如《寄王琳》：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
再如《重别周尚书》：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
这些诗情感的深厚与表达的含蓄蕴藉，是同时代人很少能达到的，因此，庾信对五绝的发展，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另外，他前期创作的七言诗中的一些作品如《乌夜啼》、《秋夜望单飞雁》、《代人伤往二首》等，从句法、章法、对仗等看，也可看作是唐人七律、七绝的先驱。因此，从庾信的创作来看，他是一位集南北朝诗歌之大成，对南北文风的交流与融合作出贡献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对唐代诗歌产生了直接影响的诗人。明人杨慎《升庵诗话》评云：“庾子山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清人刘熙载《艺概·诗概》说：“庾子山《燕行歌》开唐初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都说明了庾信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4、 王褒（约513—576）
褒字子渊，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他出身名族，梁元帝登帝位后，他因旧交之情受委重任，拜吏部尚书，右仆射。江陵陷落后，他被俘虏带至北方。在北方，他以门第和才华受到重视，先仕西魏，后又仕北周，官至太子少保，少司空，与庾信一起同为北方文坛的宗匠。据说后来周陈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许还其旧乡，但唯独不许王褒、庚信还乡，故而二人终老北方。从总体看王褒的成就不及庚信，也缺乏鲜明的风格。其最出色的作品是《渡河北》一诗，写他入北以后的羁旅之悲和乡关之思，有较真挚的情感。其诗云：
愁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河。
第六章 南北朝乐府民歌
南北朝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以比较集中的方式出现的又一批人民口头创作，是我国诗歌史上又一新的发展。它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一般地说来，它篇制短小，抒情多于叙事。
南北朝民歌虽是同一时代的产物，但由于南北的长期对峙，北朝又受鲜卑贵族的统治，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大都不相同，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调。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所谓“艳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正扼要地说明了这种不同。
一、南朝乐府民歌
南朝和汉代一样设有乐府机关，负责采集民歌配乐演唱。南朝乐府民歌约五百首，大部分属于清商曲辞，其中吴（声）歌三百二十六首，西曲（歌）一百四十二首，神弦曲十八首。清商曲辞以外，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也有少量南朝民歌。
1、南朝乐府民歌产生的背景：
（1）经济背景：东晋以来，长江流域经济发展迅速，商业发达，城市繁荣。宋文帝时又出现经济上升的局面，富庶的地区首推荆、扬二州。《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荆、扬二州，户半天下”，卷五四《孔季恭等传论》：“荆城夸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齐初几十年也是南朝比较安定的时期。在繁荣的城市里盛行着歌谣舞蹈。李延寿《南史·循吏列传》载：宋初“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之极盛也。永明继起，垂心政术，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南朝乐府民歌，大部分来自于繁华的城市。如《吴歌》盛行于建业，《西曲》发源于荆、襄、樊、邓，前者系当时首都，后者也是当时重镇。
（2）时代风尚：南朝是一个耽于声色的社会，大臣皆崇好女乐，而民间风情小调，本与女乐相近，最合于使用，故极为当时社会之所爱好。《晋书·乐志》说：“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说明从民间到贵族喜好风情小调的风气。
（3）统治者的有意采集与提倡：汉代统治者采集民歌有“观风俗”“行乐教”的目的。南朝统治者采集民歌的目的，则完全是为了娱乐，并按他们的趣味加以润色。宋废帝时户口不满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余人”（《南齐书》卷二八《崔祖思传》）。梁武帝后宫的女乐分吴声和西曲两部，并曾各择以赏赐宠臣（《南史·徐勉传》）。“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竟相夸大，互有争夺”（见梁裴子野《宋略》）。今传南朝乐府民歌便是供帝王贵族富商的女伎们演唱的。由于此，南朝乐府民歌的内容比较狭窄，以情歌居多。另外，由于统治阶级的荒淫，南朝民歌中一些色情的东西，恰好适应了统治阶级的趣味。《南史·宋废帝纪》：“山阴公主，淫姿过度。谓帝曰：‘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后宫数百，妾惟驸马一人，事不平均，一何至此！’帝乃为立面首左右三十人。”此语公然出之于女子之口，诚有史以来所未有。又，《南史·徐妃传》：“元帝徐妃讳昭佩，与荆州后堂瑶光寺智远道人私通。……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与淫通。……有贺徽者，美色，妃要之于著贤尼寺，书白角枕为诗相赠答。“在这种风气下，统治阶级对于乐府诗的取去趣味可想而知。南朝民歌中一些色彩的出现，就理有固然了。
2、《吴歌》、《西曲》、《神弦曲》
（1）《吴歌》：《宋书·东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左，晋宋以来，稍有增广。……”《乐府诗集》说：“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由此可知，吴歌产生的地点在长江下游，而以当时的首都建业为中心。吴歌的产生时代以东晋和宋居多。
吴歌的特点是艳丽柔弱，多表现羞涩缠绵的情态。其中以《子夜》、《读曲》数量最多。《子夜歌》共四十二首，相传最初是由东晋女子名子夜者所造。如“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散唤声，虚应空中诺。”由于相思之深，仿佛听到爱人的呼唤，而应出声来。“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暮还西。”表现对负心男子的哀怨，都是感情细腻语言流丽的作品，又有《子夜春歌》七十五首，其中可能有文人的拟作。如《子夜春歌》：“春风动春心，流目属山林，山林多奇采，阳鸟吐清音。”文字比《子夜歌》略文饰一些。
《读曲》，今存八十九首。如“打杀长鸣鸣，弹去乌臼乌，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感情很天真。《华山畿》中：“啼著曙”，“相送劳劳渚”两首表现了女子对爱情的痴想。
情歌之外，《懊憹歌》：“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写归人急切的心情，是很质朴的作品。
（2）西曲
关于西曲，《乐府诗集》卷四十七说：“按西曲歌出于荆（今湖北江陵）郢（今湖北宜昌）樊（今湖北襄樊）邓（今河南邓县）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因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云。”由此可知，西曲产生的地点，是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而以江陵为中心。曲调唱法与吴歌不同，此外，西曲的时代比吴歌稍晚，以齐梁居多。
西曲多写水边旅人思归的别情，表现船户、贾客生活的尤其多。风格比吴歌真率、开阔。如《石城乐》曰：
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
《那呵滩》男女一唱一和，将女子的天真与男子的身不由己的遗憾表现得很真切：
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
篙折当更觅，橹折下扬州，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
再如《拔蒲》
朝发桂兰渚，昼息桑榆下。与君同拔蒲，竟日不盈把。
也很是清新的作品。
（3）神弦曲
“神弦曲”有十八首，也属于“清商曲辞”。是江南（建业附近）民间弦歌以娱神的祭歌。据《晋书·夏统传》，当地祭神，多用女巫。“并有国色，善歌舞”，神弦曲大概就是由女巫来唱的。神弦曲所祀之神，大都是地方性的鬼神，来历多不可考，只有清溪小姑传说是三国时吴将子文第三妹，所以《图书集成·博物部》统归之“杂鬼类”。
和《楚辞?九歌》相似，神弦曲也具有人神恋爱的特色。曲词中，有的赞叹男神的美貌，表现为“女悦男神”如《白石郎曲》“
积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艳独绝，世无其二。
有的写女神的私生活，表现为“男悦女神”如《青溪小姑》
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
这些歌实际上都与情歌无异。朱熹评《楚辞?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词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意虽不满，但也道出了民间祭歌的一个共同特征。
吴歌、西曲、神弦曲之外，还有一首长篇抒情诗《西州曲》，属《杂曲歌辞》，这首民歌可能经过文人的加工，内容是写一个青年女子的相思。中间穿插着从春到秋不同季节的景物描写，又运用联珠格的修辞法，造成似断似续的效果，是南朝民歌中艺术性最高的一篇，与北朝民歌的《木兰辞》相辉映，同为南朝乐府中的佳构，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论述。
3、南朝民歌的特点
从内容上看，南朝民歌大都是情歌，且多作女子口吻，基调是哀怨、缠绵的，象国风《木瓜》《溱洧》所表现的那种自由的爱情，《蹇裳》中“子不我思，岂无他人”那种口吻；汉乐府《有所思》里那种坚强的态度，在南朝民歌里难以见了。国风也表现相思，表现失恋，如《将仲子》、《牧童》，但不象南朝民歌那样柔弱。而南朝民歌这种软绵绵的调子，很投合贵族文人的趣味，他们竟相仿作，客观上对宫体诗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形式上，一是体裁短小，多是五言四句，它的出现为绝句奠定了基础。二是语言的清新自然。《大子夜歌》说：“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堪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其实不只是《子夜歌》。三是双关语的广泛运用。双关语是一种谐声的隐语，有一底一面，约分为两类，一类是同音同字，如“合散无黄连，此事复何苦？”（《读曲歌》），用药名“散”双关聚散的“散”，用黄连的“苦”相关想思的“苦”。另一类是同音异字，如“燃灯不下柱，有油那得明》”（《读曲歌》），用点灯的“油”双关理由的“由”，但“明”字却又属前一类。最常见的双关语大体有：莲——怜，莲子——怜子，丝——思，篱——离。《子夜曲》：“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如残机，何悟不成匹。”“高山种芙蓉，复经黄蘖鸣。果得一莲时，流离婴辛苦。”这些巧妙的双关语，增加了语言的活泼与委婉。鲁迅说：“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且介亭杂文集·门外文谈》）
二、北乐府民歌
北朝文人诗，既少又不好。严格地说，没有一个诗人。以北魏末年号称“三才”的温子升、邢邵、魏收而论，所作都不过寥寥十首左右，大都模拟齐梁，毫无特色。《北齐书·魏收传》载邢邵诋魏收偷窃任昉，魏收则又讥邢邵在沈约集中作贼。可见实际上都是没有出息的文人，但是，北朝民歌却放出了异彩。
北朝民歌主要见于《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在《杂曲歌辞》、《杂歌谣辞》中也有一小部分，共约六十多首。
所谓《横吹曲》，是在马上演奏的一种军乐，因为乐器有鼓有角，所以叫“鼓角横吹曲”。北朝民歌大部分是这种军乐的歌词，由梁代乐府机关保存下来，所以叫“梁鼓角横吹曲”。
北朝民歌在数量上不及南朝的清商曲，但内容却丰富得多，相当全面而生动反映了北朝二百多年间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特征，酷似汉乐府民歌。大体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反映战争生活的，揭露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如《企喻歌》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口，白骨无人收。
又如：《慕容垂歌》
慕荣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
再如《隔谷歌》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
（二）反映人民疾苦的，如《紫骝马歌》
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
（三）反映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的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 跋黄尘下，然后别雌雄。
新买五尺力，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剧于十五女。
王士祯《季祖·笔记》评前一首云：“是快语。语有令人‘骨腾肉飞’者，此类是也。”
（四）反映爱情生活的
由于北方诸民族的性格和习俗的差异，同时又不曾或很少受到礼教的约束，因而北朝的情歌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心直口直，有啥说啥，毫不遮掩，毫不扭捏。南歌说：“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北歌却说“女儿自言好，故入
对男女相悦，北朝情歌就显得更为大胆、干脆。如《捉搦歌》
谁家女子能行步，反著 禅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
除上述四个方面外，反映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和北国风光的，还有《杂歌谣辞》中的《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二十七个字，便出色的画出了辽阔苍茫的草原景象，并反映了北方民族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具有无比的魅力，确是“千古绝唱”。元好问说：“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这首歌谣据说是鲜卑人的作品，史称：“北齐神武（高吹）使斛律金唱敕勒歌。”《乐府广题》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也许是斛律金翻译成汉语的。
北朝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要数《木兰诗》。这是一篇歌颂女英雄木兰乔装从军的叙事诗，也可以说是一出喜剧，和《孔雀东南飞》同称为我国诗歌史上的“双璧”，异曲同工，前后辉映。胡应麟《诗薮》说：“五言之赡，极于焦仲卿妻，杂言之赡极于木兰”，洵是的论。
北朝民歌在艺术形式上很有特点，语言质朴无华，表情爽直坦率，风格豪放刚健，没有巧妙的双关语，也没有一唱之叹的嫋嫋余音，而是名副其实的悲壮激越的军乐、战歌。这都和南朝民歌形成鲜明的对比。体裁上，北歌虽以五言四句为主，但同时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与古体和杂言体，这是南朝民歌所不及的。
三、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
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是显著的、巨大的，它继承了民歌和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北朝民歌尤其突出，在南北朝绮靡的诗风下，这种“刚健清新”的民歌的出现，就显得特别可贵。它是一种新力量、新血液。
1、以体裁言，南北朝民歌开辟了一条抒情小诗的新道路。这就是五、七言绝句体。五言四句的小诗，汉民歌中虽已经出现，但为数极小，也没有发生什么影响。绝句的真正的源头要算是南北朝民歌。当时有名的诗人如谢灵运、鲍照、谢眺等已纷起模仿，但还是一种尝试，至唐代，便由附庸而蔚为大国，而和音乐的结合上几乎垄断了唐三百年间的歌坛，并出现了以绝句擅名千古的诗人李白和王昌龄。汉代民歌中杂言体虽很多，且有不少优秀作品，但篇幅都较小，象《木兰诗》这样长达三百多字的巨制，还是前所未有的。这对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也起了示范性的推动作用。
2、表现手法上，民歌对唐代诗人也有许多启发。如杜甫《草堂》诗：“旧犬喜我来，低徊入衣裙，邻舍喜我归，沽酒携葫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闻我来，宾客隘村墟。”一连用了四个“喜”连成排比句，便是从《木兰诗》“爷娘喜女来”等脱化而来的。此外，象李白《长干行》以《西洲曲》为“粉本”，绝句从六朝“清商小乐府”来，都是信而有征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的提炼口语入诗，也是从乐府而来。
唐五代以后，写男女绝情的小词，在意境上、语言上，也受了民歌不少的影响。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骈文、辞赋及散文
一、小说
1、古代小说含义的演变与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发展
在我国，“小说”一词的出现，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小说是指一种文体，它是用散文的形式来表现叙事性的内容，以人物塑造为中心，通过虚构的故事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样式。但是，最初的“小说”一词，与今天所说的文体意义上的小说是不相同的，它是指一引起不合大道的琐屑之谈。“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县”即“悬”，“令”即“美”，他的意思是说，修饰琐屑浅薄的言论以求取崇高声望和美好的名誉，是不可能达到至境的。为了说明这个道理，庄子先举了一个任公子钓鱼的故事。任公子钓鱼与众不同，他用大钩长线，用五十头键牛作钓饵，然后他蹲在浙江的会稽山，把鱼饵投放于东海，可是，一年过去了，仍然没有钓到鱼，后来终于有一天一条大鱼游过来吞食了鱼饵，大鱼翻滚腾跃，搅得海水动荡，白浪冲天，吓坏了方圆千里的人们，而任公子所钓到的大鱼，使方圆几千里的人都饱餐了鱼肉。庄子由此生出感慨说，那些拿小竿细绳，直奔小河沟渠，守着些鲇鱼鲫鱼的人，怎么可能钓到大鱼呢？任公子从容洒脱，毫不着意，反而钓到了大鱼，因此，凡事只有任其自然才能获得成功。这是庄子最终想要说明的道理。而庄子所说的“小说”是与“大达”相对的的小道，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案其实，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在这里，庄子把“小说”与“大达”并举，显然是贬“小说”而扬“大达”的。他是把儒、墨等诸子视为无关道术的琐碎言谈的，认为它们是“小说”而非“大达”。但是，尽管庄子鄙薄小说，但“小说”一词却由此起步而不断演化发展。到了东汉初年，桓谭作《新论》，称小说是“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词。”他从不同的角度对“小说”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与评价。认为从内容上讲，“小说”不同于经籍之作，而是联缀一些零碎、琐细的语言而成的杂记，不同于官方的高文典策。从形式上讲，“小说”采取了“譬论”的表现方法，这已有点形象化的味道了，从功能上讲，“小说”为人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益，有助于治身理家。从这几个方面看，桓谭所说的“小说”已具有了文体的意义。到了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则将小说家列为当时之一家。他说：“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然亦弗灭也。”这是中国官方史家对小说作出的最具权威性的解释与评价。它指出小说来自于民间的口头传说，是由小说家采集记录而成一家之言的，虽是小道，尚有可观之处。同时班固在《艺文志》中曾著录小说家书十五种，一千三百八十篇，这些书大都散佚了，但从其中一些残存的遗文，我们大致可以测知汉人的小说观念。大致而言，古人所谓的小说，是指一些篇幅短小，意旨无关宏大，带有传闻性质的记载，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与文学中所说的小说有关。
就中国古小说的源头而言，颇为复杂，大抵古代神话、史传、民间传说、人物寓言、秩事等，凡是带有一定故事性，其有意无意包涵着虚构的成分的东西，都与小说的形成有关。教科书上从神话、寓言故事与史传三个方面勾勒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大致合理。不过由于上述来源中的琐杂内容，往往散见于各种书籍里，不为人们所注意，尚只能看做是小说的萌芽，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的发展才趋于繁盛。这一时期创作小说似乎成为一种风气，作品的数量大大增加，据统计，现所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约有五十余种（其中魏晋时期23种，南北朝时期约近30余种），而且形成了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两大类别，因此，可以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
2、《搜神记》等志怪小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数量本来很多，但到了今天，其中大多数已经散佚，现存完整与不完整者约有三十余种，其中干宝的的《搜神记》是比较重要的一部。除此之外，还有托名汉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托名汉班固的《汉武帝故事》、《汉武帝内传》、题为张华《博物志》、托名陶潜的《搜神后记》、王嘉的《拾遗记》、王琰的《冥祥记》、吴均的《续齐谐记》、颜子推的《冤魂志》等。
关于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有论析。他说：“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鲁迅指出这一时期志怪小说兴盛的原因，是受了民间巫风、道教及佛教的刺激，说明了志怪小说产生的根源。大致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政治的混乱而引起的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是与志怪小说的创作密切相关的。因为社会的动荡不安与战乱频仍，宗教迷信思想最容易获得传播的土壤。而当时的志怪小说家，大都是相信鬼神的存在的。干宝的《搜神记》曾说他的目的是为了“发明神道之诬”。他创作《搜神记》的原因，是因为两件事。一是他父亲生前宠爱的一个侍婢，他母亲很忌妒，便在他父亲落葬时，把侍婢推入了墓中。经过十余年，他的母亲也死了，因为把父母合葬，就把父亲的墓再打开，发现那个婢伏在棺材里，似乎还活着。载还家中以后，过了一天她苏醒了，并且说在墓中的时候，他父亲常常给她饮料、食品，恩情与生前一样，又常把家中的吉凶事告诉她。她所说的那些吉凶之事，跟家里的真实情况完全一致。二是干宝的哥哥曾因生病而气绝，但躯体不冷，经过几天才苏醒，自言在这期间曾见到鬼神。因此，干宝辑录自古代至当时的神祗灵异，人物变化的种种怪奇之事，写成《搜神记》。由此可以看当时志怪小说作家的心态与目的。正由于当时的志怪作家创作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志怪小说中充斥了不少宗教迷信的内容，不过，由于作者在创作时“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所以在志怪小说中也有一些积极的内容。大致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鞭挞统治阶级凶恶残暴，表现人民反抗精神的故事。如《搜神记》中《干将莫邪》、《三王墓》、《韩凭夫妇》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前者记述楚国巧匠干将为楚王铸剑，反被楚王杀害，他的儿子长大后为父报仇的故事。情节虽然离奇，但却反映了人民反抗残暴统治的坚强意志和英雄气慨。后者记述宋康王霸占韩凭的妻子何氏，韩凭被囚自杀，“其妻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何氏在遗书里要求将她与韩凭合葬，王怒，不听，将两人分葬，而韩凭夫妇墓间生出相思树，一对鸳鸯桓栖于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这个故事不仅暴露了统治者的无耻和残暴，更赞扬了被压迫者不慕富贵，不畏强暴的崇高品质。此外还《述异记》中的《封邵》：“汉室城太守封邵忽化为虎，食郡民，民呼曰：‘
二是反映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故事。如《搜神记》中的《白水素女》，其中记载的谢端，是一贫苦的农民，“少丧父母，无有亲属”，被邻人养大，尽管他“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但仍穷得连妻子也娶不上。一天他捡到一个大螺，拿回家放在瓮里，此后，他每天干活回来，总有现成的饭菜等着他。开始他以为是邻人的馈赠，后来才发现是一个少女为他准备的，这位少女就是大螺变的。她本是河里的白水素女，被天帝派来为谢端“守舍炊烹”，素女走后留下螺壳“以贮米谷，常可不乏“。而谢端终于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此外还有《幽明录》中的《刘晨玩肇》的故事。等等。
三是封建婚姻制度下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事故。如《搜神记》中的《吴王小女》、《父喻》等。
四是不怕鬼的故事。如《列异传》中的《宋定伯捉鬼》、《幽明录》中的《阮德如》等。
五是神话传说故事。如《博物志》中的《八月浮槎》、《列异传》中的《贞女石》等。
3、《世说新语》等志怪小说
这一时期的志人（轶事）小说，数量亦不少，主要有邯郸淳的《笑林》，葛洪的《西杂记》，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等，其中，今保存下来的只有《西京杂记》与《世说新语》，而以《世说新》最具代表性。
志人小说的产生是与魏晋以来士族之间所盛行的人物品评之风密切相关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终乃汗漫而用为清痰。渡江以后，此风弥甚，……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宠也。”可以说志人小说的出现，是魏晋以来清淡之风影响的结果，反过来，志人小说又促进了这种风气的发展。由于清淡颇为社会所重视，所以记载名士清淡言论的志人小说便在社会上有了社会的需求。因为一些士族子弟要想获得声名而仕进，就必须学习名士的言谈和风度，而志人小说则成为学习的“教科书”。殷芸的《小说》，就是奉梁武帝的敕命而编纂，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志人小说中，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最重要的一部。它是这类小说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集大成的著作。全书按照类书的形式编排，以类相从，分为三十六门，一千一百三十条，最多者“赏誉门”156条，最少者“自新门”2条。其中上卷四门，中卷九门，下卷二十三门。主要记述的是东汉至东晋时期文人名士的言行，而尤重于晋。梁代时刘孝称之为作注，引用了四百多种书，以博洽而著称，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
就《世说新语》所记的事情来看，作为史实，大多数都无关紧要，但却可以藉此窥见人物的精神风貌的某些特征。就书中的内容来看，大致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世说新语》中一些暴露和讽刺统治阶级和士族中某些人物的贪残、酷虐、奢侈、吝啬、虚伪行为的故事，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那个时代社会生活。比如《汰奢》篇里的“石崇饮酒斩美”、“王武子盛馔”、“王、石竞富”等，集中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俭啬》篇里的“王戎俭吝”、“王戎钻李核”“王戎女还父钱”等则讽刺了其吝啬的品性。《尤悔》篇的“魏文帝毒弟”“明帝听前世事”等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等。第二，记载当时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尚及名士们的奇特举动与玄妙的清淡的故事，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古社会文化生活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材料。如《巧艺》论绘画的资料，《任诞》里的《刘伶病酒》、《刘伶裸形》、《饮酒读骚可称名士》、《雅量》篇的“东床坦腹婿”、“谢公围棋”、“谢孙海戏”等。如：
《世说新语》艺术上的特色，鲁迅曾概括说：“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事简瑰奇。”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1）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勾勒人物性格和精神面貌，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世说新语》中的每一条目、篇幅都比较短小，多则三四百字，少则十五六字，但它却能够抓住人物性格中最本质的特征，用一些细节予以表现，使人物的神韵与面貌毕现于读者面前。如《俭啬》篇中写王戎的吝啬，云：“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寥寥十六字，在极客观冷隽中，写出了其吝啬的性格。又如《忿狷》的“王蓝田性急”，写王述“尝食鸡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未止，仍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只用几个动作描绘，就将王述的性急写了出来。
（2）运用对比手法突出人物性格。如《德行》门中的《管宁割席》：“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通过二人对待财物与权贵的态度，将二人的不同性格写了出来。再如《雅量》门：“桓公伏甲设馔”：“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王坦之。王甚遽，问谢曰：‘当作何计？’谢神意不变，谓文度曰：‘晋祚存亡，在此一行。’相与俱前。王之恐状，转见于色。谢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通过把人物放在紧张的环境氛围中所表现出的不同气度，写出了二人的性格。
（3）把记言与记事相结合，如《雅量》门中的“晋武帝见慧星”：太元末，长星见，孝武心甚恶之。夜，华林园中饮酒，举杯属星云：“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通过语言行动，把晋武帝见到慧星后故作达观的心理完全表现出来。
（4）《世说新语》的语言精炼含蓄，隽永传神。如《言语》门的《桓公北征》中的“木犹如此，人何以堪！”《钟毓兄弟见文帝》：“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小来。’于是勒见，毓面有汗，帝曰：‘卿而何以汗？’毓对曰：‘战战煌煌，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所以胡应麟《少室出房笔丛》云：“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
4、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特点
（1）从小说创作观念来看，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还是出于实录，不论是志怪还是志人，在作者心目都是作为曾继发生过的真事来记录，而且把求真作为他们的目标，而“未必尽设幻语”（胡应麟语），因而在艺术想象上不免有所欠缺，只有个别故事，尚有富有想象。如《阳羡书生》（吴均《续齐谐记》）
（2）在篇幅上比较短小，只是粗陈梗概；在情节上比较简单，这与唐传奇的“作奇好奇”而形成的情节曲折生动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骈文与辞赋
1、骈文
骈文是与古文相对而言，先秦时期，无所谓骈文与散文，骈文的确定，是从魏晋开始的，而在南北朝时期，骈文创作则趋于兴盛，成为南北朝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体。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曾将“六朝之骈语”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魏晋南北朝骈文的兴盛，是与这一时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是这一时期文学的自觉意识发展的结果。从南北朝时期开始，作家已开始探索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起初，他们把经、史与诸子之类的作品划在文学范围之外，后来又进一步在文学范围内对文笔之别进行辨析，把有韵与无韵的作为区分文笔之别的一个标准。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篇》中曾称：“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中分论文与叙笔分别论述了十多种文体，梁元帝萧绎又提出：“至如文者，惟经绮毂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美摇荡样之所谓”文的特点，就强调了词藻、声律、抒情三方面的特点。这就是南北朝时期颇有影响的文笔说。而这一时期永明体作家在声律方面的探索，也对骈文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这样，骈文的创作便在南北朝时期兴盛起来。
就文体持征而言，骈文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点：第一，骈文讲究对偶，并且在句式上多用四六句式，所以骈文又称为“四六文”，骈四俪文是骈文在句式上最基本的特点。第二，在语言上，骈文讲究平仄。讲究平仄的谐和调，是永明新体诗的追求，但这一时期受永明体诗歌创作的影响，文的创作也注意声调的谐美。尽管骈文创作没有象诗歌那样有“四声八病”的严格限制，但追求平仄配合，造成辘轳交往，也是骈文文体的特点之一。第三，骈文一般注意征事用典和词藻的华丽，因此，可以说骈文实际上是一种诗化的散文。
由于骈文的创作注重形式美，因而过去一直被当作形式主义而受到批评。就总体而言，南北朝骈文中确有一些内容浮泛、风格萎弱、片面追求形式华靡的作品，但是其中也不乏颇有价值的优秀之作。尤其是一些将写景与抒情完美结合的佳作，更为人们所喜爱而传诵不衰，这类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如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以及庾信的《哀江南赋序》等。下面摘录一些篇中的句子，即可看出其特点。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昔，抚弦登陴，岂不沧浪！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丘迟《与陈伯之书》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阳欲颓，沈鳞兢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陶宏景《答谢中书书》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嶂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群。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禅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唳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宿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吴均《与朱元思书》
2、辞赋
辞赋的创作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整个魏晋南北朝，辞赋的创作不仅数量十分可观，而且在题材、内容与风格上都有一些新的变化。大致而言，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与两汉的辞赋创作相比，这一时期赋的题材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抒情、说理、叙事、登临、伤别等内容，无一不可入赋。第二，赋的抒情性大大加强，而在体制上则趋于短小，长篇巨制的大赋的数量逐渐减少，因此，抒情小开的创作成为这一时期辞赋创作的一大特征。第三，由于受到骈文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辞赋在句式上逐渐骈化，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赋体，即骈赋。
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数量众多，基保影响最大者主要有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鲍照的《芜城赋》、江淹的《别赋》、《恨赋》、庾信的《小园赋》、《哀江南赋》。
三、散文
从总体看，南北朝时期是骈文兴盛的时代，散文并不发达，代表这一时期散文成就的是一些史传、地理等学术著作，而这些著作，其文风在不同程度上也受到骈文的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两部著作，即郦道元的《水经注》与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
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他在北魏时，先后担任过尚书主客郎、治书御史中尉、鲁阳太守等职。《水经注》是他现存的唯一的著作。《水经注》传说是汉代桑钦所著，但现在多认为是魏晋时无名氏作，《水经注》原书共记录了我国一百三十七条河流，而郦道元作《水经注》四十卷，将其所记河流增至一千二百五十条，注文字数超出原书二十倍。因此成为我国地理学著作中的名著。不仅如此，这部书在文学上也取得了突出成就，具有很高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作者对山水景物的生动描绘上，其中《江水注》对“巫峡”一节的描绘最为著名：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侧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茶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这段文字先写山，再写到水，然后山水结合，再写行人的感受，最后以渔人之歌作结，余味悠长。这种文风对后代作家山水游记的创作产生极深远的影响。
杨衒之也是北魏人。他的生平事迹不详。唯据书中自述及书首所署官衔，知道他在北魏永安中为奉朝请，抚军府司马、秘书监等。《洛阳伽蓝记》是作者在东魏武定五年（547）因公务重经洛阳，面对“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卷”的凄凉景象，感慨伤怀而作的。全书共五卷，依次写城内和城东、南、西、北五个区域，记录了42座寺庙。此书结构上采用合本子注，即正文与子注相配的方式，把博洽的内容组织得井井有条。
其价值：
（1）书中对洛阳佛寺的记载多系实录，因而颇具史料价值。通过此书，可以了解南北朝时期的佛寺建筑的面貌与状况。
（2）本书虽以记载佛寺为主，但却在记录佛寺的同时，多侧面地反映了北魏时期洛阳的情况，涉及了北魏都城洛阳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市井景象，民间习俗等，其中许多情况，可补史书之缺。
（3）在文学上，此书的语言骈散相间，描写生动，风格典丽而清拔，具有很强的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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