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屏幕亮点修复:《掩埋》香港低调获奖

      该片成功地挑战了中国地震三大禁区（地震预报、校舍垮塌、救灾款去向）之一的地震预报，是中国首部探寻地震预报的作品，继获得二零零九年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优秀纪录片奖外，日前在香港摘取了第三届华语纪录片节长片组冠军，但该片至今无法在大陆公映，香港媒体也对这个获奖题材禁音，却无法阻止该片在网上热传。 受川震触动 揭露预报被隐瞒

    “谢谢各位。”《掩埋》导演王利波带着憨厚的笑容，站在香港艺术中心的领奖台上领奖，这位朴实的哈尔滨男子的获奖感言简短地只有这几个字。

然而他的纪录片却沉重地叫人没有办法呼吸。

   高耸的纪念碑，在残阳下闪耀；一个又一个名字，沉默着的二十四万遇难者的名字，铭刻在纪念墙上。黑白影调，伴随呜咽的配乐，……长达三分半钟不同景别的纪念碑和废墟影像，是纪录片《掩埋》的开场。

     “纪录片作为一块镜子，让我们看到很多平日看不到的社会现实，或者当我们知道更多的事实时，就知道怎样去减少痛苦了。”

   王利波受到汶川大地震触动，花费了一年时间实地采访并拍摄了《掩埋》，揭开三十年前唐山地震被掩埋的真相。片中采访了包括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黄相 
宁、北京地震队耿庆国、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华北组组长汪成民等一批专家，他们都曾在当年的唐山大地震之前，历尽艰难，向国家有关部门发出了准确预报，但到了国家地震总局都被压了下去……

    大陆纪录片导演王利波的作品《掩埋》，真实地反映唐山大地震被隐瞒的真相，日前在香港第三届华语纪录片节获长片组冠军。

地震非不可测 关键在知情

     当年发布信息救了青龙四十七万人的国家地震局汪成民，曾将意见上报给地震局领导，但不获得重视，“他做出了一个举动，很惊人的，那时文化大革命那时大家贴大字报，他就把他做成一个大字报为了引起领导的重视，这个是很戏剧性而且很有时代性的一个事情。”

    汪成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的地震小组被解散，个人也长期受到打压，但他的勇气深深地打动了王利波：“但在那种条件下，他所做的一种事情，他的勇气和良心我是觉得很打动人的。”

   针对当局多番强调的观点：地震不可预测，在纪录片中，专家做出了回答：发达国家走的是抗震这条路，但是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走不了，因为花钱太 
多。汪成民一针见血地说：“关于地震不能预测，不是在于知识的限制，而是因为管理水平太低。这个水平上不去，好的科学家、知识和技术，仍然发挥不了作用。”

    地震学家黄相宁亦说道：“这次汶川地震的出现和当年华国锋处理唐山地震问题，温总理同样犯了华主席当年的错误。这个错误意味着，后面的地震还要继续夺去中国人民的生命。”

王利波表示，虽然地震是否能够被准确预测目前还没有科学证据，但地震前发生的异常现象却是肯定存在的，民众不能被剥夺知情权：“这些异常现象能不能作为地震发布的预报，能不能被说出来，有没有发生过，让大家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

   在纪录片完成后，青海大地震又发生了，一次一次眼见无辜的生命死亡，都令王利波痛苦异常，他最希望的是这类悲剧不要再上演。“这种悲剧确实是一次又 
一次的在重复，而且这种情形可能还会持续下去。我觉得让更多人了解地震预测的知识，第二让大家关注自己的发言权和知情权，这是我最想要的结果。”

多部大陆纪录片获奖 挑战禁区

多位大陆纪录片导演亲身来港出席颁奖礼并和评委合影。他们对作品在香港获奖感到高兴，但亦慨叹揭露内地社会问题的作品无法在中国大陆上映。

   除了《掩埋》之外，今年香港第三届华语纪录片，大陆纪录片大放光彩，十三部入围作品中有十部大陆作品，囊括主要奖项，而且题材广泛，多角度挑战政府报导禁区，但都无法在大陆公映。获得长片组季军的《喉舌》导演郭熙志，曾在深圳电视台工作，他以纪录片方式，录下深圳电视台主管对记者赤裸裸地表白：“其实我们做记者的，不要把自己简单地看成是社会事件的记录者，其实你是搞政治工作的，对我们党的事业，对我们群众生活，产生不利影响的话，你们尽量不要去碰。”可以说是对政府控传媒最辛辣的讽刺。 
   多位大陆纪录片导演亲身来港出席颁奖礼并和评委合影。他们对作品在香港获奖感到高兴，但亦慨叹揭露内地社会问题的作品无法在中国大陆上映。

   郭熙志坦言一部揭露“家丑”的片子在大陆被禁，要在夹缝中求生，只能在大陆的学校、酒吧等地方放映，他相信将来大陆盗版会很盛行。浙江卫视的媒体人 
金华清，他花了三年时间记录了自己家乡垃圾污染问题，制作了这部《呼啸的金属》，获得短片组亚军，但他表示，这样的纪录片不可能在大陆公映，只能私下放映。获短片组冠军大陆导演明明也表示，她的《画在墙上的梦》也只能在大陆独立纪录片节或者学校等小范围放映。

   “掩埋”，两个字的片名，叠印在刻满遇难者姓名的纪念墙上，显得朴素、沉重又刺目。

       这是一部用口述方式拍摄的纪录片，叙述者大都是亲历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科研人员。所有人的讲述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当年惨绝人寰的灾难，并非完全没有前兆，也并非完全没有预报。《掩埋》既是对历史的一次追诉，也源于在“5?12”汶川地震之后的一些来自民间的质疑。作者王利波将其命名为《掩埋》，并非仅指被坍塌的建筑物掩埋了的同胞的生命，更是指被主流话语掩埋了的一些事实。“纪录片应该和我们当下真实的生存环境发生关系”，王利波带着自己的现实困惑并以纪录片为工具去寻找答案。

     《掩埋》的源头是写过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的河北作家张庆洲。王利波从接触张庆洲及其著作开始，顺藤摸瓜，逐一采访了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人物。一类是当时在北京从事地震预测工作的科学家，如黄相宁、耿庆国、汪成民。另一类是当年在京津唐渤张一带的基层科研人员，包括时任青龙县科委的王春青。因已去世而未出镜、以录音方式出现的有时任青龙县县委书记的冉广岐，以及唐山地震办公室的主任杨友宸。所以，这部纪录片的内容非常扎实，有着大量的亲历口述、以及当时的文件和数据图表。

       这部纪录片的力量来自于受访者面对镜头说话时的历史现场感，仿佛是在面对历史做出他们的证言。王利波用了最基本的手法去组织素材，即用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去剪接，中间以黑底白字的字幕来隔断。就是这种最简单、质朴的方式，却让观者在观看时产生一种惊心动魄的感受。时间在一次一次观测、统计、汇报、会议中流逝。开始以年计，接着以月计，然后以日计，最后以小时计，尽管画面的剪切很平静，但这种倒计时的方式，令观看者感受到绝望和愤懑—因为悲剧性的结局已经不可改变。基层地震观测人员展示了当年水氡变化曲线图、土应力变化曲线图、磁偏角变化曲线图，这些本可以挽救生命的科学数据，本来有可能是避免灾难最有力量的数据，但在事后显得尤其冰冷。

      “没有能和老百姓打一声招呼”，这是北京市地震队的耿庆国最为痛心疾首的话。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无力感。震前几天他回父母家吃饭，对他们说：“27号前后可能会有地震，我肯定很忙回不来了，你们听政府通知，如果没有政府通知，就裹着被子在床上晃吧，70多岁了跑也跑不动。”27日傍晚，根据各种数据和异象，他预感到已经临震，就跑去打电话想给单位汇报，却被电话那边警告，不许制造“紧张气氛”。

       作为一个冷静的观众，也应意识到受访者的局限：由于缺少受访者反复提及的当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教授等主流地震界人士的现身说法——对于独立纪录片的拍摄而言，这种缺席是可以理解的——造成了《掩埋》在科学上的片面性。影片中提到的“青龙县奇迹”，也需要更详尽的论证。而对地震是否可测，影片中的“非主流”地震专家们的回答是：发达国家不走预测之路，而走抗震之路；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落后无法走抗震之路，才走预测之路。但是，主流地震界认为，以目前的科学水平，不可能准确预报出地震三要素“时间、地点、震级”。亦有人认为，“1970年代是中国最狂热重视地震预测的时期，而《掩埋》主角们正是这段历史的儿子，而他们的悲剧性在于以为自己代表科学，与政治相争，而实际上是一种执着，与科学相争”。

     尽管如此，我个人认为《掩埋》这部纪录片的出现，并不是追究唐山地震中谁该担当责任，也不是要探讨地震是否可以预测、概率是多少，观众也不必轻易就此做出判断。

     作者最终抨击的是灾难背后的一些欺瞒行为。影片中一位老地震专家说：“人人都有对自然灾害的知情权。”这句话在灾难频发的今天掷地有声。

     只有对各种灾难的成因与后果有更公开地讨论、更透明地公布，只有我们最大限度地面对事实，才能在下一次灾难来临时减轻生命的损失。导演王利波的创作动力，正是一个普通公民在不容置疑的时代寻求“真相”的渴望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