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妻为后全文免费阅读:庄生蝶：试论中国社会传统极权体制的文化构成（七）

七 流氓文化——边缘人群入主主流社会产生的文化杂交
   
    流氓文化对中国权力文化系统曾产生过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它作为权力文化的一种支文化的存在，必然是受权力生态的影响而产生的。
    中国经常性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格局、不断取代、不断鼎革的权力格局给边缘人群中的精英人物参与权力争斗提供了历史机会和历史舞台。没有边缘人群经常性地入主主流社会的历史过程，就没有流氓文化。
    流氓文化是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文化。这种边缘人群入主主流社会产生的文化杂交过程不同于主流社会内部发生的取代过程。由于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大不相同，在价值取向、审美情趣、道德准则、游戏规则、行为规范等各方面都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又由于这种文化杂交曾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另外还有少数民族入主汉族社会产生过的文化杂交过程）其对中国权力文化的形成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生活，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
    论到流氓文化，不能不上溯到古代的游侠阶层。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通过这段话，我们可知道古代的游侠人物行侠仗义、扶危济困、诚信而果敢，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是他们人格魅力的共同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公孙接、田开疆、古治子、专诸、要离、聂政、荆柯等人以及汉初的朱家、郭解之流，都是属于这一类人物。在当时，这些边缘社会的优秀人物的人格力量和主流社会的贵族精英如战国的四公子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之流的人格力量相映成趣。田横及其门下五百士之死是最能反映出这种精神余绪的事件。可见那个时代，不管是主流社会还是边缘社会的精英人物，追求一种人格上的完善是社会时尚。在气度风范上有许多类同之处，只是因为社会地位、环境的不同，而表现有所差别罢了。
    现在，只有社会还保持相对原始的边远或少数民族地区才保留了些许诚信忠直的风范。这是人类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无奈和悲哀。但是随着制度性保证的出现和完善，这些人性真善美的品质，应该有一个全面的道德回归的过程。在中国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这个制度完善、道德回归的过程，尤其显得艰难而漫长。当然，这又是题外的话了。
    让我们仍回到本章的主题：“流氓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那种社会历史格局已一去不复返。从秦朝开始，通过汉以后的完善，中国进入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社会。皇权至上始终铁定不可更改。主流社会的人身依附色彩愈浓，权力争夺手段日益卑劣邪恶。欺骗麻醉与严刑峻法形成互为表里的统治方法。这一切致使整个社会的社会正义风气日渐消弥，而主流社会的贵族气度，贵族风范则几乎消弥殆尽。在行为观念上的恶范作用则日趋严重。边缘社会的精英人物由于生存斗争的需要，更容易受到这种恶范作用的影响而改变自己。游侠人物作为一个阶层，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游侠文化也逐渐被流氓文化所替代。原来边缘人群中的领袖人物，以他们的道德、智慧、意志的人格力量和英雄主义的精神，而突出于群体之上，成为相当大的人格感召力量。后来，却由于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恶劣，致使他们混身沾满了混迹于社会底层的恶习，且锻炼出一份特有的狡诈与虚伪。“及时雨宋江”的人格魅力已明显不如朱家、郭解之流。这就是流氓文化虽源于游侠文化、却止于无赖文化的历史原因。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已经完全不存在侠义人物和侠义人格了。至今中国社会上，仍然有独具激烈性情、敢于面对丑恶、挺身而出打抱不平的英雄人物。但是时至今日世态，他们的个人行为越来越难以唤起群体效应，从而也难免越来越带有堂吉诃德的色彩。更何况他们既难以参与进权力斗争，难以成为边缘群体的领袖人物。此外他们还经常受到挫折和打击，所以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假如他们以边缘群体的领袖人物身份参与传统意义上的权力争斗，则其人格总是难免会由侠义人格转换为流氓人格。这又应了阿克顿的一句话：“权力容易使人败坏。”权力对人格的腐蚀性就是如此强烈！
    不断取代、不断鼎革的社会历史机制使中国社会容易出现缺乏理性的政治狂热。这是一把悬于中华民族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种政治狂热之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反复出现，是因为社会的危机积累机制，民间社会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越来越恶劣。弱势群体在受到主流社会的诸多不公正待遇后，会产生一种仇视主流社会的反社会心理。这种心理在个人状态下会表现为不讲对象的滥施报复；在群体状态下，在盼望“明主清官”屡屡失望后，就会转而盼望揭竿而起的英雄，盼望高举复仇旗帜以暴制暴的救世主。政权的周期性更迭使社会边缘人群弱势群体几乎总是在周期性地期待这种渲泄性的“狂欢”。
    如果说“每一个中国男人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一个暴君”这种表述方式未免太刻薄的话，那么从文化传统和潜意识的角度看，中国人的专制仇恨意识之强烈，嗜血的原始冲动及漠视生命的传统之深厚，从这个角度上说，此话是不无道理的。
    《水浒传》中的黑旋风李逵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两把板斧、不管对象、劈面砍去。“黑旋风”是不讲道理的风，是没有理智、缺乏理性的风，也就是流氓阶层刮起的旋风，是对腐败的主流社会的纯武器的批判，纯逆反的反应。历代的所谓农民起义基本属于这个范畴。例如黄巢、张献忠之流，嗜杀成了他们的主要表演。就这样，中国的历史周期性地上演着暴君的暴虐和暴民的暴虐。到了近代，义和团干脆成了腐朽愚昧的最高统治者用来对付变化着的世界的工具。暴君的暴虐在这里以暴民暴虐的形式出现。到了现代的“文革”时期，这种以暴民暴虐形式出现的暴君暴虐又上演了一回。全国城乡的民众，以至于上至国家主席的各级官员，许多遭到了“群众专政”毫不留情的迫害和虐杀！
    这种以暴制暴的“暴烈革命”是以专制反对专制的努力，收获的几乎必然是专制。救世主实际上离恶魔只差一步，而且几乎必然变成恶魔。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中国的历史总是在不断地证明这一点。
    陈胜、吴广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刘邦在权力争斗中取得胜利当上了皇帝。这些历史事实都大大地鼓励了边缘群体中的精英人物参入权力争斗的信心。以后历朝历代的取代鼎革历史又在不断地增强这种欲望。一旦时机出现，这些精英往往不再安于附庸地位，而乐于参加问鼎的争斗。
    在中国历史上的楚汉相争中，项羽和刘邦的表演过程是具有相当的象征和典型意义的。出身楚国贵族的项羽和出身下层社会的刘邦各俱特色。项羽勇冠三军，以勇力著称，所以从一开始就占尽上风。而刘邦功于心计，后发制人。项羽有妇人之仁，不善于听取部下及谋士的意见，但基本上遵守游戏规则。刘邦则不仅能隐藏自己的心机，待机而动，而且能虚怀若谷，善于用人。当时的优秀人材张良、萧何、韩信、曹参等莫不为其所用。刘邦为了取得夺权斗争胜利的大目标，甚至能在项羽要烹煑自己的父亲时，镇定到要求分一杯羹的地步。最后项羽也就只能落得乌江自刎的下场。
    刘邦和项羽争权斗争的结果是中国权力斗争历史的一个象征性结果。它从反面映证了孔子的一句话：“君子可以欺其方”。从此，遵守道德准则、遵循行为规范、游戏规则的“君子”在权力争斗中将不敌无赖无行的小人。项羽基本上算是一个真君子，他讲诚信，守规则。而刘邦则是一个集伪君子和真小人于一身的人，既虚伪，又无赖无行。我们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表演、尤其是从他在夺得天下以后的那份志满意得、从他排除异己、滥杀功臣的作为中找到证明。他其实没有道德操守，不守游戏规则，有时甚至不惜露出完全的流氓嘴脸。
    有人说，项羽的自刎乌江象征着中国最后一个真正的贵族在精神和肉体上的消亡。因为从此，中国主流社会的诚信果毅、爱惜名誉胜于生命的风气逐步消亡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刘邦的为人则可以用假仁假义、无赖无行来概括。他树立了中国第一位流氓皇帝的形象。从此，假仁假义、无赖无行一跃成为中国主流社会的主流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邦的上台也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中国主流社会贵族气度、贵族风范的终结。
    对于东方文明发源地的中国，这种终结是非常可悲的。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人口众多、文明久远的大一统大国，它的主流社会没有一部分精英人物始终坚守着其人格的高尚、气度的优雅、是非评判的鲜明；没有人坚守惜名誉、重诚信、具有仁爱悲悯情怀；没有人保持敢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风范，反而让奴性、卑劣、欺诈、贪婪占了主导地位。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一部分精英作为社会良知和正义而经常起着主导作用，则它的主流文化就必然会迷失健康发展的方向。
    中国历史上的流氓皇帝，诸如刘邦、朱元璋之流，他们出身低微，其夺取政权的过程是一个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交织的过程，是一个充置着阴谋诡计、背信欺诈、杀戮毁灭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一无所有的社会底层人物变成富有天下的皇帝的过程。这些开国皇帝的心情是志满意得和生怕失去江山的心情，思维定式仍是不断争斗的定式。他们入主主流社会的暴发户的洋洋得意，其目空一切的骄横与文化修养上的先天性缺乏感形成的自卑交织着。
    这些人往往没有对历史传承的依恋，却有着对权势威赫的痴迷。他们在争取政权的过程中利用了下层民众和战友们对原来的旧社会的仇恨，也曾提出过大量煽动、蛊惑人心的口号，其中包括许多夺取政权后不能或不准备兑现的承诺。但地位改变以后，他们首先考虑的必然是保持自己绝对权力的地位。这种复杂的处境和复杂的心情决定了他文化情绪上的矛盾。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圣贤盗贼之性，兼而有之”的皇帝。其实这种定性，仍然是一种立足于儒教立场的定性。他的性格特征，实际上是残暴、专横、卑劣、多疑、嗜杀、寡恩兼而有之的性格，骨子里就是一个流氓、盗贼、暴君人格组成的多重人格。
    正是一些这样的人物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破坏。这种破坏可以定名为反文化运动。当然这种反文化运动不只是边缘人群入主主流社会才会发生，它在其它民族文化的入侵时也会发生。例如中国的第一次大的反文化运动，就发生于边陲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社会的秦朝。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实则构成中国历史上反文化的第一次高潮。
    但是，社会边缘人群中的精英人物入主主流社会所产生的反文化运动又不同于异族入侵产生的反文化运动，它会更大程度地冲击原来社会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游戏规则，也更大程度地影响着原来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观念形态。这种反文化的浪潮有强有弱，有大有小，程度不一，表现不一。例如：朱元璋保留了崇奉孔子的儒教的地位，却把儒家思想第二奠基人孟子的神位，移出了作为儒教殿堂的孔庙。又例如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可以扫荡包括孔孟儒教在内的一切其他宗教，一概斥之为妖孽，而只保留其拜上帝教的地位，可以全面地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改变原有的社会秩序、生活秩序，甚至可以禁止太平军中的夫妻过性生活，以显示其权威及对原有秩序的轻蔑。
    中国的最近一次反文化运动，发生于“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是一场典型的、最全面、在世界历史上几乎也是空前绝后的反文化运动。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引起世界的全面关注、之所以会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符号式的反文化运动而载入史册，是因为它对传统文化全面颠覆的极端形式；是因为其借助神权政治的思想资源所掀起的一场现代造神运动的巨大规模和对一个文明大国的巨大伤害程度以及其导致的极端权力对全社会的极端控制程度。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动机是夺回在党内渐次失去的各种优势（包括思想优势、组织优势、法理优势、情理优势等等），巩固和加强其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的地位。他利用了中国社会顽固的神权政治思想资源，却打出了反叛传统的思想旗号；他更利用了人民群众对政策灾难和官僚体制的不满，把自己打扮成民意代表，用以打击体制内对其政策不满的官员群体。而人民群众中对现有体制不满的人群则利用“文化大革命”这块招牌，揭竿而起，“奉旨勤王”。这种“勤王军”却象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勤王军一样，几乎无一例外地各自心怀异志。这就是有所谓“可控文革”和“失控文革”、“人民文革”和“官方文革”之争的实质所在。
    这场反文化运动以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为开始，以“破四旧，立四新”的形式而达到高潮。大批判的对象包括那些那怕带有一点点传统色彩和传统内容的精神文化产品。它们一概被斥之为“封资修”，也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到了“破四旧，立四新”时期，则干脆连那怕带有一点点所谓“封资修”色彩的物质文化产品诸如各种印刷品、庙宇建筑、雕塑绘画、园林艺术、老字号门面招牌、各个时代的标志性建筑、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人物的纪念建筑陵墓、少数民族地区如西藏的寺庙等，无不遭到全面的破坏。精神文化方面的，除了所谓“封资修”的内容外，扩展到包括宗教组织、民风民俗以至于象云南摩梭族的走婚制度等，也无不遭到全面的破坏。
    一个艺术家，如果宣称自己是“无法无天”，这可以理解为是表白自己的不守成法、不遵旧章，一种努力寻求艺术上新突破的宣言。而如果一个政治领袖公开宣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则泄露了他处于权力顶峰上的志满意得心情以及其心目中完全无法律约束、无行为规范、无游戏规则、无道德准则、任性胡为的内心世界。这样的领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必然是无穷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以文化革命为表象、以权力斗争为实质的最典型的一场反文化运动。中国历史上这种不断出现的反文化运动导致了中国历史文化流传无序的割裂感，导致了中国人民在观念形态，规则规范上的无所适从，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经常成为一个失范的社会。唯一流传有序顽固发展着的是权力文化！
    流氓文化绝非简单地表现为社会底层某些人群的无赖无行。有时它会随着边缘人群的群体性入主主流社会而登堂入室，恶性暴发。在有的历史时期，它甚至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体文化的主导部分。当由蛊惑而产生的理想色彩彻底破灭以后，权力、金钱会成为唯一的追逐目标和兴奋点。无知、无耻、无所顾忌，可以成为野心家或独裁者恃仗的本钱与资源。一切世间邪恶、罪孽、非道德的手段，均可成为他们的武器，以玩弄小聪明得逞于一时为得计。明确地露出“在我之后，那怕洪水滔天”的气势，毫不顾及可能产生的任何可怕后果，自以为就这样便可以让弱者永远接受他的统治与欺凌，就可以让强者畏惧、顾虑他的卑劣。正是这样思想意识的支配下，腐败、丑恶、罪孽在社会公开层面肆无忌惮地张扬着，公然挑战正义。就这样，在京中公然有人以作家身份，拿出一付泼皮嘴脸用所写书名宣言：“我是流氓我怕谁？”
    这种宣言明确地昭示着流氓文化的主导地位。中国人历来揣摩、意会、窥测形势的能力特别强。于是全社会各个层次的流氓行径便大行其道。道德准则和游戏规则在权力场、利益场中的某些人心目里，便形同虚设。这就是当前社会越来越走向失范社会的重要原因。流氓文化作为权力文化的一部分，影响之深远、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侵蚀之严重，由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