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崛起 末世重生百度:“文革”中的俞平伯-

“文革”中的俞平伯

由俞平伯先生的外孙韦柰撰写的《俯仰无愧———“文革”中的俞平伯》，刊登在今年第八期《人物》杂志上。此文为我们提供了不少了解俞平伯先生的史料，现摘录如下———“文革”那混乱动荡的年代。那年我外祖父俞平伯66岁，我20岁，却已是一个“修理地球”的“老插”了。

“文革”前我家住在朝阳门内老君堂胡同内的一个深宅大院里。回廊上一把旧的藤椅，是外祖父最喜欢坐的地方。来抄家的“红卫兵”是街道的一群乌合之众，进得门来翻箱倒柜挖地三尺，要找到这“大户人家”的金银财宝，却大失所望。除了书还是书。那些书被天女散花般地厚厚地铺在地上，任那些肮脏的脚践踏，可怜俞氏家庭几代人的藏书毁于一旦，到后来归还回来的书，不足藏书的三分之一！这大约是“文革”中最让外祖父伤心的事。外祖父最大的乐趣是读书，直到去世前几天，他还让照顾他的男佣把他从床上抱到书桌前，把书摊在书桌上，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看见读到了什么，但我相信那是一种寄托，一种安慰。

抄家当晚的折磨过去了，更大的磨难还在后面。他和外祖母以及他年迈的老母，被赶到跨院的房间里，“红五类”堂而皇之地搬进了深宅大院，心安理得地把我们家中的细软以五角、一元的价格打包变卖，大串连的“红卫兵”进进出出，随时都有批斗会，无一日安宁。此后，外祖父被召回文学研究所办学习班，先是早出晚归，后来有一段时间索性就被要求住在所里，独自在家的外祖母则是惶惶然不可终日。那时，由于每月只发几十元的生活费，存款又被冻结，他们的生活水平猛然下降了许多。我看他抽的是一种很廉价的“海河”牌香烟，便问他：“这烟好抽吗？”他笑笑说：“还不错。”我深信那不是一种阿Q式的自慰，这像他对待生活一样，豁达开朗，随遇而安。这优秀的品质，在此后的“牛棚”和“干校”生活中，尤为突出地显现出来。

与他一起关在“牛棚”的，无疑都是现如今被视为国宝的专家学者，但在那浩劫年代，他们被关挤在小小的房间里，随时随地要被揪出去批斗，那时中科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社科院前身）正是“红卫兵”冲击的重点，所以这群“黑帮”特别的“忙”。在文学研究所，何其芳先生列“黑帮”之首，接下来便是我的外祖父了，于是，无论是大会还是小会，都少不了他那矮小的身影。每次批斗大会结束后，就被拉去游街示众，何其芳先生走在最前面，手里一面破锣敲得“当当”响，人们围观，孩子们扔石块吐口水，那情景真是惨极了。为了使来自全国的“红卫兵”能一目了然地得知这些“黑帮”的身份，他们每人要把一块用白颜色写出名字的黑布缝在胸前，大家公推我的外祖父来写，说是因为他的毛笔字最有功力。这些做了一辈子学问的人物，到此时还是不忘“认真”二字！这段生活，在他的日记中，笔墨不多，只有以下几行文字，虽简短，却足以使我们了解到当时的一些情况：

1969，7，18，工宣队李告云，学部将有批判会，要写检查。21日下午写完，题为《认罪与悔过》，6500字，交出。23日上午，第二班批判关于检查的事，下午学部批判，我外有罗尔纲。

尽管如此，生性豁达的他，并未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在“牛棚”里。大家都知道他过去喜好唱昆曲，那时当然不敢让他唱，就请他为大家唱首歌，他也就真的唱起了“长江滚滚向东方……”。据蒋和森回忆说：他那苍老、沙哑的声音回荡全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俞平伯自己似乎也很开心，像个孩子似的，和大家笑在一起。”更为奇妙的是，他虽然终日被呼来喝去地游街挨批，但诗兴不减，据与他一起关“牛棚”的同事回忆，那时他写过不少诗在“黑帮”中传阅，但都是看过后赶忙撕毁，所以留下的不多。现在可以见到的，只有陈毓罴先生提供的两首：

一

未辨饕餮一饱同，黄棉袄子暖烘烘。拼三椅卧南窗下，偶得朦胧半忽功。

陈注：此为记述“牛棚”生活。每日晨起由家中带饭至所，中午在炉子上略热，即就食也。古人谓朝餐为饕，夜餐为餮，首句是说饭无定食，亦无佳肴，求饱而已。黄棉袄子，古人谓冬日。饭后即在南窗下拼椅而卧，午睡时间短，下午两点即须起而“应卯”，偶尔或得朦胧一觉。诗中反映了当日之生活情况，亦表现了俞师之泰然及幽默。

二

先人书室我移家，惟悴新来改鬓华。屋角斜晖应似旧，隔墙犹对马樱花。

陈注：“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俞师被勒令移至旧日之书房居住。次句可知被斗之情况及心境。俞师之书籍已被彻底查抄，席卷一空，当日几无书可看，惟有屋角斜晖，依稀似旧，人事变幻，凄凉可知。

更艰苦的岁月还在后头。

下面，先来看一段我的外祖父1969年的日记：

1969，11，5，上午发言，表示赴五七干校之决心。下午宣布全所移河南信阳罗山，办五七干校。学习班结束，下午回家。6日到所，帮助写书籍（带走的）目录，归家较晚，已近十时。以后放假，只于下午四时到所开会，听宣布启行诸事。十一日第一批人员先行。十五日十二时半偕妻离老君堂寓，到所集合乘大轿车同赴车站，韦柰送行。一时三十分车开，离京，二人均有卧铺。车误点。于十六日晨六时抵信阳，天尚未明，雨雪。到民主路170号信阳区招待所，房颇整洁，住楼上78号，环（外祖母许宝驯，爱称长环，韦注）住楼上57号……出发前，我帮他们变卖了带不走的几件家具，把行李压减到最少的限度，以避免成为途中的累赘。但他们仍是在短短的14天内搬了四次家，这可难坏了外祖母。

他们是11月27日到达第一站罗山县丁洼的，28日外祖父就到菜园班劳动、学习，除此之外，批判会仍在继续，生活中的些许小事，都可以成为批判的内容。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

十二月廿四日，因买柴事，会上有批判。

一九七○年元月十日，因看《水经注》会上有批判，十二日交检查，次日退回。十六日六时至东岳开会（九时半至十一时），返寓一点三刻，○日又交检查。

日记中所提“买柴事”，其实不过是他在集市上买了些烧水用的秸秆，请农民帮助送回家，区区小事，便可引来批判。至于看《水经注》，自然是足以上纲上线的大问题，虽屡交检查，而不能通过。

经过四次迁移，他们最终于1970年1月23日，由包信集搬至东岳集一农舍，生活才渐渐稳定下来。在此之前，当他住在包信集时，经常要走20多里路，到大本营所在地东岳集开会，那可实在是一件苦事。

那是一段坑坑洼洼相当难走的土路，雨天一片泥泞，车辙脚印，把那条路轧得无一寸平地。他，一位70岁的老人，每开一次会，往返路途就需要近5个小时！且正值冬季，常遇雨雪，那情景就更为狼狈。他是这样记述的：

廿五日步往东岳听报告，九时行六时返。归途遇雨，幸有人招呼，狼狈仅达，已昏黑矣。廿八日交检查二。卅日分得煤三百斤，室内始范（生）火炉。

一九七○年元月三日东岳开肃清516大会，薛作报告。晨六时三刻行，九时五分到，时间恰好。后又有班会。十二时一刻行，二时三十分抵寓，天阴寒未雨。四日风雪甚寒，是晚室内温度零下28摄氏度，盆水结冰。廿八日小雨，路泞而滑，晚间赴读报会，连跌二次。上了大路稍好，遇李荒芜，知会停开，仍由李伴归。

这种狼狈相，有诗为证。请看他写的《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自东岳冒雨步归包信集纪事》：

寒夕易曛黑，灯青望眼赊。泥途云半含，苞信一何遐。

已湿棉裘重，还将油伞遮。风斜兼雨密，得伴始还家。

无论如何，自搬入东岳集那间简陋的茅草房内，他们的生活还是相对地安定了许多。至少他再不必走那段泥泞的土路了。那间茅草房，简直就称不上是一间房：土墙茅草顶，四壁透风寒，一扇柴门半掩，无窗室内昏黑。老乡们听说这里住的是一个“毛主席给他写过信”的“大人物”，便常围在门口张望，好不新鲜，就连散养的猪，也成了他们的常客。如此这般，但无论如何，总算有了自己的家，一块狭小寒冷，却又是无比温暖，生机勃勃的小天地。

1970年夏，我到东岳去看望他们，当我第一眼看到他们的住所和生活的环境，完全被惊呆了（尽管那时我也在农村）！我根本无法想象他们是怎样过活的。但当我们握手拥抱之后，外祖父的第一句话却是：“这里逢双日有集市，明天一早我们去看看，可买些鱼虾，还有油条可吃。”短短的几句话，像是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生活的苦难，并没有把他摧垮。也正是从这儿开始，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祖孙之间的感情也变得更加深厚。我在那里住了七天，白天帮他们拆洗被褥，清理“房间”，他们则把日常生活的琐事，做给我看，以使我能更直观地了解到他们的生活，他们嬉称之为“表演”。傍晚，祖孙三人坐在门前小水塘旁的楝树下，他们给我讲往事，讲干校，我也告诉他们我的农村生活，外祖父还为我吟诵他在乡间的新作，流放地变成了我们的世外桃源！这一切在他的日记中有详尽的描述，显然，我的到访，给他们沉寂的生活增添了快乐：

七月十一日午，外孙韦柰自京来省亲。十五日晨六时，偕柰同往工地，至经济所听报告，柰先归。十七日七时韦柰返京。

《七绝二首》

落日红霞映水村，西塘小坐似公园。晚来更对柴门月，一岁情踪共讲论。

祖孙两地学农田，北国中州路几千。知汝远来应有意，欲陈英力起衰年。

他们在东岳生活了整整一年，老乡们与他俩逐渐稔熟起来，特别是房东顾姓一家人，与二老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直到他们返京后仍书信不断。当外祖父从信中得知乡间要装电灯，需要电线时，忙让我买了寄去。每逢过年。从乡下都要寄一包家制的咸肉过来，尽管收到时已不很新鲜，但却是一份心意，也很让二老感动。他是一个有点儿脾气，很不善交际的老人，也最怕记者的采访照相，凡遇这种场合，他会硬邦邦地顶回一句：“我又不好看，有什么可拍的！若实在推辞不掉，他便把香烟往嘴中间一叼，问一句答一句。而请他挂虚名的事，更是一律回绝：“我没做什么事，怎可以挂名！”不了解他的人，往往会以为这老头儿很难相处，且有些不尽人情，其实，他只是对事不对人，那“不近人情”的他，更多的是把“情”留在心底，但却终是关不住的，于是我们便在他的作品中找见了他的真情。看他写给农村房东的三首诗吧：

《邻娃问字》

当年漫说屠龙技，讹谬传流逝水同。惭愧邻娃来问字，可留些字益贫农。

《将发东岳集与农民话别》

落户安家事可怀，自憎暮景况非材。农民送别殷勤甚，惜我他年不管来。

注：“不管来”，豫东方言，此处作“不会再来”解。

《得旧居停女顾兰芳书》

连日风寒已是春，农娃书信慰离人。却言昨梦还相见，回首天涯感比邻。

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斗争方向的转移，外祖父的日子慢慢地好过了一点儿，虽仍要不断地写检查、交思想汇报，但“斗争”的矛头不再是他们那一群人。他到菜园班积肥的工作，改为在家里搓麻绳，这在他的诗里也有记述：

脱离劳动逾三世，回到农村学绩麻。鹅塘池边新绿绕，依稀风景抵还家。———《绩麻》

诗中所提到的“鹅塘”，只不过是邻屋前的一个小水塘，除池边一棵开紫色花的楝树外，其实并无风景可言。然而，在他的笔下却成了一景，且经常在诗中提到：

从诗中，我们足以了解到他当年的心境。生活虽十分艰苦，所处环境也很恶劣，他却没有愁怨，那信手写出的诗句，清新明快，充满生活情趣。“绿荫庭院休回首，应许它乡胜故乡”，正是他开朗豁达性格的真实写照。

乡间生活的清逸安静，给久居城市的外祖父以全新的感受：小水塘、破茅屋、农村集市、泥泞道路……，都成为他的写作素材，一批具有浓郁田园风格的旧体诗，就在青灯下写就。

小灯易明灭，娇怯怕风侵。欲破周遭暗，荧荧藉尔深。窗小光难透，门低久立童。高粱麻秆，炉焰起熊熊。

———《杂忆东岳集五言六首之二》这几首诗，把那间小得像螺蛳壳一样，又破又旧的茅草房，描写得活灵活现。那又是猪屎，又是炉灰，四壁透风的住所，在他的笔下被称为“延芳”、“犹欢”，幽默且亲切。而《雨中行路》一首，写人情，而为去开一次会，往返需要五小时，双脚陷进泥里几乎拔不出的狼狈情景却是一带而过：

雨中行路一趔趄，昏暮思归昧所趋。自是人情乡里好，殷勤护我到茅庐。

又《雪泥》《清明后三日雨中叠前韵》二首：

写集市的一首五言诗，则是简捷明快：

明日当逢集，回塘撒网赊。北头供蔬菜，南首卖鱼虾。———《集市》

再看《端午节二首》：

晨兴才启户，艾叶拂人头。知是天中近，居停为我留。清润端阳节，茅檐插艾新。分尝初刈麦，惭荷对农民。

初春的东岳集，在他的笔下是这样描写的：

樱子黄先赤，红桃间绿桃。塘春嬉扁嘴，延颈白鹅高。

1971年1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照下，外祖父与何其芳等11位知名学者，先期离开干校，返回北京。至此一年两个月零四天的干校生活结束。此后他先住永安里学部宿舍，后住南沙沟寓，生活与干校完全不同。1975年9月30日他出席了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庆招待会，却因过度兴奋引发中风，从此行动不便，完全改变了他最后十几年的生活。1982年2月我的外祖母因病去世，64年夫妻终成永诀，压在心底的巨大痛苦，使他终日少言寡语，孤独和寂寞无法排遣，更无人可以代替。到后来，我们便经常可以听到深夜，他在卧室内近乎病态的狂吼，声音是那么凄凉，令人心碎，又无可奈何，助他不得。这曾给常住在我家的张贤亮兄留下很深的印象。在贤亮兄的纪念文章中他写道：‘外公平伯公深夜的狂吼，是不是也表现了一点点自己尚余的不平之气与不甘心呢？呜呼！外公，您的不平之气与不甘心只能在地下了。每一个人都不是那么甘心地离开世界的。能做到您这样俯仰无愧，也足够我们后人追思和仿效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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