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大汉戏红颜txt下载:（转载）《管子》翻译练习及参考答案

2005-04-23

　1.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枢言曰：“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审所先所后，先民与地，则得矣。先贵与骄，则失矣。是故先王慎贵在所先所后。人主不可以不慎贵，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贵在举贤，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务地。故人主之卑尊轻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国有宝有器有用，城郭险阻蓄藏，宝也。圣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宝器，而轻其末用。故能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立而不立者四。喜也者、怒也者、恶也者、欲也者、天下之败也。而贤者宝之，为善者非善也故善无以为也，故先王贵善。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积。疾之疾之，万物之师也。为之为之，万物之时也。强之强之，万物之指也。凡国有三制，有制人者，有为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义尊，而不好加名于人，人众兵强，而不以其国造难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国后，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盛，义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众，兵不强，而好以其国造难生患；恃与国，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进亦进，人退亦退；人劳亦劳，人佚亦佚，进退劳佚，与人相苟，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爱人甚而不能利也，憎人甚而不能害也。故先王贵当，贵周。周者不出于口，不见于色，一龙一蛇，一日五化之谓周，故先王不以一过二，先王不独举，不擅功。先王不约束，不结纽，约束则解，结纽则绝。故亲不在约束结纽。先王不货交，不列地，以为天下。天下不可改也，而可以鞭棰使也。时也利也。出为之也。余目不明，余耳不聪。是以能继天子之容。官职亦然。时者得天，义者得人，既时且义，故能得天与人。先王不以勇猛为边竟，则边竟安。边竟安，则邻国亲。邻国亲，则举当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为之法。法出于礼，礼出于治，治礼道也，万物待治礼而后定。凡万物，阴阳两生而参视，先王因其参而慎所入所出。以卑为卑，卑不可得，以尊为尊，尊不可得，桀舜是也，先王之所以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无得之，尧舜禹汤文武孝己，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一日不食，比岁歉。三日不食，比岁饥。五日不食，比岁荒。七日不食，无国土，十日不食，无畴类尽死矣。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贤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权。坦坦之利不以功，坦坦之备不为用。故存国家，定社稷，在卒谋之闲耳。圣人用其心，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门，纷纷乎若乱丝，遗遗乎若有从治。故曰：欲知者知之，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贵者贵之。彼欲贵，我贵之，人谓我有礼。彼欲勇，我勇之，人谓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谓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谓我慜，戒之戒之，微而异之。动作必思之，无令人识之，卒来者必备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贱固事贵，不肖固事贤。贵之所以能成其贵者，以其贵而事贱也，贤之所以能成其贤者，以其贤而事不肖也。恶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贱者贵之充也，故先王贵之。天以时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禽兽以力使。所谓德者，先之之谓也，故德莫如先，应适莫如后。先王用一阴二阳者霸，尽以阳者王，以一阳二阴者削，尽以阴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称之不以轻重，度之不以短长，不审此三者，不可举大事。能戒乎？能敕乎？能隐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麦乎？春不生而夏无得乎，众人之用其心也，爱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贤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则无成矣，无亲矣。凡国之亡也，以其长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长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属于食，治属于事。无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尝之有也。众胜寡，疾胜徐，勇胜怯，智胜愚，善胜恶，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凡此七胜者贵众，用之终身者众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国者殆。其德不足以怀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贱其士者殆。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极已者殆。身弥老不知敬其适子者殆。蓄藏积陈朽腐，不以与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则治，名倚则乱，无名则死，故先王贵名。先王取天下，远者以礼，近者以体，体礼者，所以取天下，远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际。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损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为人臣者之广道也。为人臣者，非有功劳于国也，家富而国贫，为人臣者之大罪也。为人臣者，非有功劳于国也，爵尊而主卑，为人臣者之大罪也。无功劳于国而贵富者，其唯尚贤乎？众人之用其心也，爱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生其事亲也，妻子具，则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业，家室富足，则行衰矣。爵禄满，则忠衰矣，唯贤者不然，故先王不满也。人主操逆人臣操顺。先王重荣辱，荣辱在为，天下无私爱也，无私憎也，为善者有福，为不善者有祸，祸福在为，故先王重为。明赏不费明刑不暴，赏罚明，则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贵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爱恶。爱恶天下可秘，爱恶重闭必固。釜鼓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故先王不满也。先王之书，心之敬执也，而众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不欲为事，吾畏言，不欲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也。（《管子·枢言》）

　　【译文】

　　管子说：“道在天上，好比太阳；它在人体，就好比心了。”所以说，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命就是依靠气；有名分则治，无名分则乱，统治就是依靠名分的。枢言指出：爱民、利民、益民、安民，四者都是从道产生的，帝王运用它们，天下便得治了。帝王，就是要分清什么事情应当放在前面，什么事应当放在后头。把人民和土地放在前面就对了，把高贵和骄傲放在前面就错了。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慎重地处理何者为先、何者为后的问题。人君不可不慎重地对待“贵”的问题，不可不慎重地对待人民”的问题，不可不慎重地对待“富”的问题。慎重对待“贵”，在于如何举用贤人；慎重对待人民，在于如何设置官吏；慎重对待“富”，在于如何注重农业。所以，人君的高低轻重决定在这三个方面，不可不慎。一个国家，都有宝、有器、有用。内城外郭、山川险地、粮食贮备，这些都是“宝”；圣明、智谋、算作“器”；珠玉，居末位，算作财用。先代圣王看重宝与器而看轻财用，所以能治天下。生存而不至于死灭的事物有两种：气与名。亡国而不利于立国的因素则有四个①：喜、怒、厌恶与嗜好，四者都可导致天下的败亡，但贤者却很少有这些毛病②。伪善，不是善。善，是无法做假的。所以先代圣王注重“善”。成王业的国君积聚人民，成霸业的国君积聚武将和战士，衰败的国君积聚官僚贵族，亡国之君则积聚珠玉与妇女。所以，先代圣王总是慎重地处理积聚什么的问题。要加快进行探索，因为万物是众多的；要努力进行探索，因为万物是随时流逝的；要加强进行探索，因为万物是意旨精深的。一个国家有三种情况的控制：有控制别人的，有被别人控制的，有不能控制别人、别人也不能加以控制的。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德盛义高，而不好把自己的名位强加于他人；人众兵强，而不用本国的实力制造危难和祸患；天下有大的事变，而愿意使本国走在后面；这样的国家，必然是控制别人的。德不盛，义不高，而好把自己的名位强加于他人；人不多，兵不强，而好用本国的实力制造危难和祸患；依仗同盟，偷取名利；这样的国家，必然是被人控制的。人进亦进，人退亦退，人劳亦劳，人逸亦逸，进退劳逸，与人相从；这样的国家，不能控制他人，他人也是不加控制的。爱人过了头，反而不能有利于其人；恨人过了头，反而不能加害于其人。所以，先王总是注重分寸适当，也注重保持机密。机密，就是不可说出口，不可形于色，就像龙、蛇一天五变而无人察觉一样，才叫做保持机密。所以，先王总是不肯惊人地把一说成超过二，先王也不肯独自包办事业或独自居功。先王在处理国家关系时，即不“约束”，也不“结纽”。约结成束就必然解散，结成绳扣就必然折断。所以，国家亲善不在于“约束”和“结纽”。先王也不用“货交”和“裂地”的办法来治理天下。因为天下各国的既成关系不可轻易改变只可以用威力统一驾御。合于天时，合于正义③，都要去做。此外，虽有多余的视力也不看，多余的耳力也不听，这才能够保持天子圣智的颂声。官吏的职责也同样如此。合于天时则得到自然优势，合于正义则得到人的拥护。既占天时，有合正义，这就能把天与人的力量一并掌握起来了。先王不采用武力解决边境问题，这样，边境就会安定；边境安定，则邻国亲善；邻国亲善，问题就可以处理得当了。人们本来是相互憎恶的，人心凶悍，所以要颁布法律。法出于礼，礼出于理论。理论与礼都是道。万物的关系都是根据理论和礼的出现而后才确定下来的。万物都是由于阴阳两者相生而形成第三个事物，先王就是根据这三种现象而慎重掌握正反两方面。以卑下断定卑下，找不到卑下；用高尚断定高尚，得不到高尚。这就是先王最重视相反相成道理的原因。得之必生，失之必死的东西是什么呢？唯有粮食④。得到它，尧、舜、禹、汤、文、武和孝己，才赖以成功；天下人也必须靠它才可以生存。一天断了食，等于过歉年；三天断了食，等于过饥年；五天断了食，等于过荒年；七天断了食，国土就保不住；十天断了食，同类皆无，全部都将死掉了。先王最重视诚信，有了诚信，天下各国就结好了。贤大夫不依靠宗室门第，士不依靠别国同盟，取得平平的小利不视为功，面对平平小富不为所用。所以，存国家，定社稷的大事就在暂短之间的谋划当中解决了。圣人在运用其心思，好像混混沌沌地博大而圆到，又隐隐地使人找不到门，纷纷然好象乱丝，又象有次序地可以梳理⑤。就是说，人们想要求知的就让他求知，想要求利的就让他求利，想要求勇的就让他求勇，想要求地位的就让他求地位。他想求地位，我就许他求地位，人家会说我有礼；他想求勇，我就许他求勇，人家会说我恭；他想求利，我就许他求利，人家会说我仁；他想求知，我就许他求知，人家会说我聪敏。但是要注意戒备，隐微而庇翼自己，动作一定要深思，不要被人识透；对于突然到来的事件，必须有防备。对人有信叫做仁，不被欺瞒叫做智，既仁且智，就可以说是成熟的人了。卑贱者固然应当事奉高贵者，不肖者固然应当事奉贤者。但高贵者之所以能成为高贵，正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贵事贱；贤者之所以能成为贤，正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贤事不肖。粗恶是精美的根本，卑下是尊高的根本，低贱是高贵的根本。所以先王很重视它们。天，通过时令发挥作用；地，通过物材发挥作用；人，通过行德发挥作用；鬼神，通过赐福发挥作用；禽兽，通过力气发挥作用。所谓德，就是率先行德的意思。所以，行德最好是走在前头，它不象应敌打仗那样以后发制人为主。先王举事，占有一个不利条件两个有利条件的，可成霸业；完全是有利条件的，可成王业；占有一个有利条件两个不利条件的，必然削弱；完全是不利条件的，必然败亡。计量以后，不讲求多少；称量以后，不讲求轻重；度量以后，不讲求短长。不讲求这三者，不可以举大事。能够保持戒惧么？能够保持谨慎么？能够保持隐伏而不锋芒外露么？能作到种谷得谷么？能作到种麦得麦么？能设想春日不生长，夏日也无所得么⑥？先王用服务来聚合友谊，用行德来聚合国人。两者都无所聚合，那就没有成就，也没有亲近的人了。凡国家的败亡，找原因往往在它的长处；人的自我失误，也往往因其所长。所以，善于游泳者死于梁地，善于射猎者常死在荒野之中。生命从属于粮食，言辞从属于实事。无好事而有好的言辞表达的，自古及今，不曾存在。众胜寡，快胜慢，勇胜怯，智胜愚，善胜恶，有义胜无义，有天道胜无天道。凡此七个胜利条件贵在有其多数，而终身运用就将具备其多数了。人君好放荡纵欲，忘其身而失其国者，必然失败；其德望不足以感怀其民众者，必然失败；盛其刑罚而残害其士人者，必然失败；诸侯给与权威，但时间长而不知急起直追者，必然失败；自身很老而不知尊重太子者，必然失败；贮蓄积藏的物资，陈列腐朽的粮食，而不肯施与他人者，也必然失败。人的名分有三：有治理的，有督促的，有服务的⑦。事的名分有二：有纠正于事前的，有察明于事后的。五者完善，天下就得治了。名分正则天下治，名分不正则天下乱，没有名分则死灭。所以先王很注重名分。先王谋取天下，对远的国家用“礼”，对近的国家用“亲”。所谓亲和礼，是用来谋取天下的手段；所谓远和近，是就区分天下各国边际而言的。每天都有增长而唯恐太少的，是忠心；每天都有减少而唯恐太多的，是欲望。多忠少欲，是明智的表现，是作人臣的宽广道路。作为人臣，无功于国，而造成家富国贫的局面，就是人臣的大罪；作为人臣，无功于国，而造成爵尊主卑的局面，也是人臣的大罪。对国家没有功劳尚可以赢得富贵，谁还去推崇贤人呢？普通人的心理活动，爱往往是憎的开始，恩德往往成为怨恨的出发点。他们事奉双亲，有了妻子孝行就衰退了；他们事奉国君，有了妻产业，家室富足，德行就衰退了；爵禄满足忠心就衰退了。只有少数贤人不这样而已。所以先王总是不使人们爵禄太满了。釜鼓之类的量器装满了，人们就要用“概”来平；人满了，天就要来平。所以先王不使人们爵禄太满。人君执行“逆”的政策，人臣反而会顺着行事⑧。先王重视荣辱，荣辱决定于实际行动。天地没有私爱和私恨⑨，实际行善者有福，实际行不善者有祸，祸福都在实际行动。故先王重视实际行动。公开行赏，节约费用；公开处刑，减少刑杀。赏罚公开是德政的最高体现，所以先王重视公开。天道伟大而帝王应当运用，爱天下之所爱，恶天下之所恶，天下就可以全面控制，全面控制则必然巩固⑩。先王的书，我内心是敬爱的，不过一般人并不了解它。所以，有事的时候，要敬读它；无事的时候，也要敬读它。我是怕事的，所以不喜欢作事；我也是怕讲话的，所以不喜欢发言。原因是行年六十而且年老口吃的原故。

　　【注释】

　　①原文“立而不立者四”。据文意“立”当为“亡”，译文从“亡”。

　　②原文“而贤者宝之”。据郭沫若说，“宝”当为“寡”。译文从之。

　　③原文“时也，利也”。下文有“时者得天，义者得人”，则“利”当作“义”。据姚永概说校改。译文从之。

　　④原文作“唯无”，据文意，“无”当作“粟”。

　　⑤原文“遗遗乎若有从治”。据郭沫若说，“遗遗”当作“逡逡”，通“循循”，次序貌。译文从之。

　　⑥原文在此句下有“众人之用其心也，爱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贤者不然”二十四字，与下文重复，应是衍文。据王念孙说删。译文从之。

　　⑦原文“有治也者，有耻也者，有事也者。”耻：当作“取”，同“趣”，意为督趣或督促。本书《权修》：“赏罚不信则民无取”，取，即督促。本文“治也者，耻（取）也者，事也者”，意即治理、督促、与服务三者。“事”，即事奉，犹今言之服务。译文据此。

　　⑧原文有错简。“釜鼓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故先王不满也”三句，原在后文“闭必固”之后，据文意移至此处。译文据此。

　　⑨原文“天下无私爱也，无私憎也”。据文意，“下”当作“地”。此乃抄书者之误。译文从“地”。

　　⑩原文为“天下可秘爱恶重，闭必固”，据文意，“爱恶重”三字当是衍文，当删除。译文据此。原文在此句下有“釜鼓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故先王不满也”三句，据文意移至前段。

　　2．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惟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为上者不明，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夫倍上令以为威，则行恣于己以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且夫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也。威下系于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令出而留者无罪，则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听也。令出而论可与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损者毋罪，则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则巧佞之人，将以此成私为交，比周之人，将以此阿党取与。贪利之人，将以此收货聚财。懦弱之人，将以此阿贵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将以此买誉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乱，不可得也。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稺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稺也，谓之逆。万乘藏兵之国，卒不能野战应敌，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稺也谓之逆。爵人不论能，禄人不论功，则士无为行制死节。而群臣必通外请谒，取权道，行事便辟，以贵富为荣华以相稺也，谓之逆。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何谓朝之经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何谓国之经俗？所好恶，不违于上；所贵贱，不逆于令，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说，毋侈泰之养，毋踰等之服。谨于乡里之行，而不逆于本朝之事者，国之经俗也。何谓民之经产？畜长树蓺，务时殖谷，力农垦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经产也。故曰：“朝不贵经臣，则便辟得进。毋功虚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国不服经俗，则臣下不顺，而上令难行。民不务经产，则仓廪空虚，财用不足。便辟得进，毋功虚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则大臣不和。臣下不顺，上令难行，则应难不捷，仓廪空虚，财用不足，则国毋以固守，三者见一焉，则敌国制之矣。故国不虚重，兵不虚胜，民不虚用，令不虚行。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胜也，而令乃行。故禁不胜于亲贵，罚不行于便辟，法禁不诛于严重，而害于疏远，庆赏不施于卑贱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于官，受禄赏不当于功，号令逆于民心，动静诡于时变，有功不必赏，有罪不必诛，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无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将帅不严威，民心不专一，陈士不死制，卒士不轻敌，而求兵之必胜，不可得也。内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战不能制敌，侵伐不能威四邻，而求国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威有与两立，兵有与分争，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怠者，民乱于内。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此危亡之时也。若夫地虽大，而不并兼，不扰夺。人虽众，不缓怠，不傲下。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国之器三，攻而毁之者六。明王能胜其攻，故不益于三者，而自有国正天下，乱王不能胜其攻，故亦不损于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也？曰：“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者，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虽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威众。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民，若此，则民毋为自用；民毋为自用，则战不胜，战不胜，而守不固，守不固，则敌国制之矣。然则先王将若之何？曰：“不为六者变更于号令，不为六者疑错于斧钺，不为六者益损于禄赏；”若此，则远近一心；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夺也，以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管子·重令》）

　　【译文】

　　凡属统治国家的重要手段，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法令威重则君主尊严，君主尊严则国家安定；法令没有力量则君主低贱，君主低贱则国家危险。所以，安国在于尊君，尊君在于行令，行令在于严明刑罚。刑罚严、法令行，则百官畏法尽职；刑罚不严、法令不行，则百官玩忽职守。因此，英明的君主明察治民的根本，根本没有比法令更要紧的。所以说：删减法令者，处死；增添法令者，处死；不执行法令者，处死；扣压法令者，处死；不服从法令者，处死。这五种情况都应是死罪无赦，一切都只看法令行事。所以说：法令有力量，下面就畏惧了。君主若昏庸不明，法令虽然由上面制定，而议论其是否可行的权限就落到下面了。凡是能违背君命以自揽权威的，就可以达到为个人而肆意妄为的目的，百官哪有不玩忽职守的呢？况且，法令虽然由上面制定，而议论其是否可行却取决于下面，这就是君主的权威被下面的人牵制了。权威被下面的人们牵制，而希望君主没有危险，是办不到的。法令发出，而扣压者无罪，这就是让人不尊敬君主；法令发出，而不执行者无罪，执行的有罪，这就是让人不听从君主；法令发出，而论其是否可行之权在百官，着就是君权下分；擅自增删法令者无罪，这就是让人们寻找邪路。照此下去，诡诈奸佞的人们将由此勾结营私；善于结党的人们，将由此党同伐异；贪利的人们，将由此受贿聚财；懦弱的人们，将由此逢迎富人贵者，并趋奉国君左右的小臣；骄矜自夸的人们，将由此沽名钓誉以成其虚名。所以，法令一出，就给人敞开五条邪路，而想要君主不危亡，臣下不作乱，是办不到的。粮食不足，奢侈品生产不禁止，人们必定要挨饿，而工匠们还以雕木镂金相夸耀，这就叫做“逆”。布帛不足，衣服却没有节制，人民一定要受冻，而女人们还以衣着美丽、锦绣纂组相夸耀①，这就叫做“逆”。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士卒不能野战应敌，国家一定有危亡之患，而武士们还以免服兵役相夸耀，这就叫做“逆”。不按才能授官，不按功劳授禄，武士们就不肯执行命令、为国牺牲，而大臣们还一定要交结外国、实行权术、趋奉君侧小臣，以升官发财为光荣来互相夸耀，这也叫做“逆”。朝廷要有“经臣”，国家要有“经俗”，人民要有“经产”。什么叫做朝廷的“经臣”呢？按个人能力接受官职，不欺骗君主；严肃执行法令治理国家，不袒护私党；竭尽能力办事，不追求私利；遇到国家患难，不贪生怕死；受禄不超过自己的功劳，官位不超过自己的才能，不平白领受禄赏的，就是朝廷的经臣。什么叫做国家的“经俗”呢？人们的喜好和厌恶，不违背君主的标准；重视和轻视的事情，不违背法令的规定；不做与君主意见相反的事，不说偏袒下级的话，不过奢侈的生活，没有越级的服用；在乡里要有谨慎的行为，而不违背本朝政事的，就是国家的经俗。什么叫做人民的“经产”呢？饲养牲畜，搞好种植，注意农时，增产粮食，努力农事，开垦荒地，而禁止奢侈品的生产，就是人民的经产。所以说，朝廷不重视经臣，则嬖臣得进，无功者空得官禄；奸佞得逞，无能者混入上层。国家不施行经俗，则臣下不顺，而君令难以推行。人民不注重经产，则仓廪空虚，财用不足。嬖臣得进，无功者空得官禄；奸佞得逞，无能者混入上层，这就会造成大臣的不和。臣下不顺，君令难行，在国家应付危难的时候，就难得取胜。仓廪空虚，财用不足，国家就不能固守。三种情况出现一种，国家就将被敌国控制了。所以，国家不是凭空就能强大的，军队不是凭空就能打胜仗的，人民不是凭空就能服从使用的，法令不是凭空就能贯彻下去的。凡是国家的强大，一定要依靠军队能打胜仗，然后，国家才能强大。凡是军队打胜仗，一定要依赖人民服从使用，然后，军队才能打胜仗。凡是人民服从使用，一定要法令贯彻下去，然后人民才能服从使用。凡是法令的贯彻，必须使君主所亲近的人遵守，然后，法令才能贯彻下去。所以，禁令不能制服亲者和贵者，刑罚不肯加于君侧的嬖臣，法律禁令不惩罚罪行严重者，只加害于疏远者，庆赏不肯给与出身低贱的人们，这样，还指望法令一定贯彻下去，是办不到的。有能力的人不使之进入官府，受禄赏的人不符合本人功绩，所发号令违背民心，各项措施不合时代潮流，对有功的不坚决行赏，对有罪的不坚决惩办，出令不能必行，有禁不能必止，身在上位没有办法役使臣下，还指望人民一定服从使用，是办不到的。将帅没有治军的威严，民心不能专一于抗敌，临阵的将士不肯死于军令，士卒不敢蔑视敌人，还指望军队一定能打胜仗，是办不到的。对内固守不能保持国土完整，对外攻战不能征服对方，野战不能克制敌人，侵伐不能威震四邻，还指望国家强大，是办不到的。德惠没有施加于弱小的国家，威望不能取信于强大的国家，征伐不能制服天下，还指望称霸诸侯，是办不到的。论国威，有和自己并立的对象；论军事，有和自己抗争的敌军；德惠不能笼络远方的国家，号令不能统一众多的诸侯，还指望称王天下，是办不到的。地大国富，人众兵强，着自然是称霸、称王的根本。然而，至此也就与危亡接近了。天道的规律和人心的变化就是这样的；就天道的规律说，事物发展到尽头则走向反面，发展到极盛则走向衰落；就人心的变化说，富有了，则产生骄傲，骄傲则松懈怠惰。这里所说的“骄傲”，指的是对各国诸侯的骄傲。对各国诸侯骄傲，在国外就脱离了各诸侯国；而松懈怠惰的结果，又将在国内造成人民的叛乱。在国外脱离诸侯，在国内人民叛乱，这正是天道的体现，也正是走到危亡的时刻了。假使国土虽大而不进行兼并与掠夺，人口虽多而不松懈、怠惰与傲视臣民，国家虽富而不奢侈纵欲，兵力虽强而不轻侮诸侯，即使有军事行动也都是为伸张天下的正理，这才是匡正天下的根本，而可成为霸、王之业的君主。先代君主治国的手段有三个，遇到破坏和毁灭国家的因素则有六个。英明的君主能够克服其六个破坏因素，所以，治国手段虽然不超过三个，却能够保有国家，而匡正天下。昏乱的君主不能克服六个破坏因素，所以，治国手段虽然不少于三个，却是有了天下而终于灭亡。三种手段是什么？就是：号令、刑罚、禄赏。六种破坏因素是什么？就是：亲者、贵者、财货、美色、奸佞之臣和玩好之物。三种手段的用途在哪里？回答是：没有号令无法役使臣民，没有刑罚无法威服群众，没有禄赏无法鼓励人民。六个破坏因素的败坏作用在哪里？回答是：虽不听君令，也可以平安无事；虽触犯禁律也可以免于刑罚；虽没有功绩也可以捞得财富。凡是国家有不听君令而照样平安无事的，号令就不能推动臣民；有触犯禁律而免于刑罚的，刑罚就不能威服群众；有无功而捞得财富的，禄赏就不能鼓励人民。号令不足以推动臣民，刑罚不足以威服群众，禄赏不足以鼓励人民，这样，人民就不肯为君主效力了。人民不肯为君主效力，作战就不能取胜；作战不胜，国防就不巩固；国防不巩固，敌国就来控制了。那么，先代君主对此是怎样处理的呢？回答是：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变更号令，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疑虑或废止刑罚，不因为上述六个因素而增加或减少禄赏。这样一来，就可以做到远近一心了；远近一心，就可以达到众寡同力了；众寡同力，就可以做到作战必胜、防守必固了。所有这些都不是为侵吞和掠夺别国，而为的是把天下政事治理好，这正是匡正天下的原则。

　　【注释】

　①原文“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穉也”。据王念孙说，“綦”当作“纂”，形近致误。译文从之。

　　3.桓公问管子曰：“治而不乱，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对曰：“明分任职，则治而不乱，明而不蔽矣。”公曰：“请问富国奈何？”管子对曰：“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公又问曰：“吾欲行广仁大义，以利天下，奚为而可？”管子对曰：“诛暴禁非，存亡继绝，而赦无罪，则仁广而义大矣。”公曰：“吾闻之也，夫诛暴禁非而赦无罪者，必有战胜之器，攻取之数，而后能诛暴禁非而赦无罪。”公曰：“请问战胜之器？”管子对曰：“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数何如？”管子对曰：“毁其备，散其积，夺之食，则无固城矣。”公曰：“然则取之若何？”管子对曰：“假而礼之，厚而勿欺，则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对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为数。”公曰：“来工若何？”管子对曰：“三倍，不远千里。”桓公曰：“吾已知战胜之器，攻取之数矣，请问行军袭邑，举错而知先后，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对曰：“用货察图”。公曰：“野战必胜若何？”管子对曰：“以奇”。公曰：“吾欲?知天下若何？”管子对曰：“小以吾不识，则天下不足识也。”公曰：“守战远见有患”，夫民不必死，则不可与出乎守战之难，不必信，则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战；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对曰：“明三本”。公曰：“何谓三本？”管子对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质。”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故国父母坟墓之所在，固也。田宅爵禄，尊也。妻子，质也。三者备，然后大其威，厉其意，则民必死而不我欺也。”桓公问治民于管子，管子对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忧之以德，勿惧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为其寡也？”管仲对曰：“夫寡非有国者之患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该焉，何为其寡也？夫牧民不知其疾，则民疾，不忧以德，则民多怨。惧之以罪，则民多轴。止之以力，则往者不反，来者鸷距。故圣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管仲对曰：“质信极忠，严以有礼，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请闻其说。”管子对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怀之。严也者，民畏之。礼也者，民美之。语曰：‘泽命不渝’，信也。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坚中正外，严也。质信以让，礼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对曰：“有时先事，有时先政，有时先德，有时先恕。?风暴雨，不为人害，涸旱不为民患。百川道，年谷熟，粜贷贱，禽兽与人聚，食民食，民不疾疫。当此时也，民富且骄，牧民者厚收善岁，以充仓廪。禁薮泽，此谓先之以事。随之以刑，敬之以礼乐，以振其淫，此谓先之以政。飘风暴雨为民害，涸旱为民患，年谷不熟，岁饥，粜贷贵，民疾疫。当此时也，民贫且罢，牧民者发仓廪山林薮泽以共其财，后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罢，此谓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夺民财。其施之也，不失有德。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管子·小问》）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怎样才能做到治而不乱，明察是非而不受蒙蔽呢？”管仲回答说：“分清责任来安排官职，就可以做到治而不乱，明而不蔽了。”桓公说：“请问怎样才能使国家富裕起来？”管仲回答说：“努力耕种土地而合于农时，就一定能使国家富裕了。”桓公又问说：“我要行大仁大义，以利于天下，怎样办才好？”管仲回答说：“惩罚暴国，禁止恶行，使覆亡之国复存，斩绝之嗣得续，并赦免无辜的罪人，那就是大仁大义了。”桓公说：“我听说过，惩罚暴国，禁止恶行，赦免无罪的人，一定要有战胜敌人的武器，攻取敌人的策略，而后才能做到惩暴禁恶，而赦免无罪①。请问关于胜敌的武器问题？”管仲说：“选取天下的豪杰，收集天下的精材，招请天下的良工巧匠，就有胜敌的武器了。”桓公说：“攻取敌人的策略如何？”管仲回答说：“摧毁他们的设备，消散他们的积蓄，夺取他们的粮食，就没有什么坚固城池可守的了。”桓公说：“那么如何选取豪杰之士呢？”管仲回答说：“嘉美而敬礼之，优待而不相欺，天下的豪杰之士就来了。”桓公说：“收集天下的精材怎么办？”管仲回答说：“价值五的给六，价值九的给十，不可在价钱上限其定数。”桓公说：“招请良工巧匠怎么办？”管仲回答说：“出三倍的工钱，他们就不远千里而来。”桓公说：“我已经听明白关于胜敌的武器和攻取敌人的策略了，请问出兵袭击城邑时，举措预知先后，不失地利，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要花钱收买耳目，要了解敌国地图。”桓公说：“怎样才能保持野战必胜呢？”管仲回答说：“运用奇兵。”桓公说：“我想普遍掌握天下的情报，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小的方面如不认真了解，就不能了解天下的情况。”桓公说：“一守，一战，一侦查，这三者都有可忧之处。人民若没有必死的决心，就不能同他们共赴守战的危难，人民若不肯坚守信用，就不能靠他们进行对外侦查。依靠不肯死难的人民而求其能守和能战，依靠不肯守信的人民而求其向外侦查，这是兵家三种愚昧的表现。要使人民有必死精神和坚决守信，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要明确三个根本条件。”桓公说：“什么是三个根本条件？”管仲回答说：“所谓三个根本，一是固，二是尊，三是质。”桓公说：“这怎么讲？”管仲回答说：“故国、父母和祖坟都在这里，是固定他们的条件；田地、房产和爵禄，是尊显他们的条件；妻子儿女，则是人质的条件。有此三者，然后再张大其声威，激励其意志，人民就能有必死精神而不会欺骗我们了。”桓公问管仲如何治理百姓，管仲回答说：“凡治理人民，一必须知其疾苦，二是要厚施德惠，三是不用刑罚恐吓，四是不用强力禁制。注意这四点，就可以治理好了。”桓公说：“我知道这四条很好，但是人民少，该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人民少，并不可怕。从前天子立在中央，地方千里，只要具备上述四条，怎么怕人民少呢？治理人民，不知其疾苦则人民憎恨，不厚施德惠则人民多怨，用刑罚恐吓则人民多行欺诈，用强力禁制则是去者不肯再回，来者也裹足不前了。所以，圣王治理人民，不在乎人口的多少。”桓公说：“好，既然如此，又该怎样具体实行呢？”管仲回答说：“诚信而极仁②，严肃而有礼，认真注意这四者，就可以实行。”桓公说：“请详细加以说明。”管仲回答说：“守信用，人民就相信；行仁政③，人民就怀德；严肃，人民就敬畏；有礼，人民就赞美。常语说，舍掉性命而不肯食言，就是信；非其所欲不强加于人，就是仁；内心坚定而仪表端正，就是严；诚信而谦让，就是礼。”桓公说：“好呵！那么治民应当以何事为先？”管仲回答说：“有时先施以政，有时先施以德④。在没有狂风暴雨为害的年景，在没有干旱天灾的时候，百河通畅，年谷丰熟，粮价低，禽兽与人同吃粮食，人们也没有疾病和瘟疫。这时，人民是富有而且骄傲的。治民者应该大量收购丰年的产品，以充实国家仓廪，禁制薮泽的采伐捕获，先抓好政事，随之以刑法，并结合礼乐来劝戒人们以消除淫邪风气。这个就叫作先施以‘政’。如果遇上狂风暴雨为害的年景，同时也存在干旱之灾，年谷不丰熟，荒年粮价高，人民又有了疾病和瘟疫。这是，人民是穷困而且疲惫的。治民者就应该开放仓廪、山林和薮泽，以供应人民财物，不先讲政事，而先讲宽厚，以消除人民的疲困。这个就叫作先施以‘德’。丰年收聚人民的产品，不夺民财；荒年施予人民以财物，又不失有德；富裕了君主而且满足了人民，这是圣王所行的最好的事情。”桓公说：“好”。

　　【注释】

　　①原文此处衍“公曰“二字，据文意删去。

　　②原文“质信极忠”。据宋翔凤说，“忠”当为“仁”，译文从之。

　　③原文“忠也者”。“忠”当为“仁”，参见前注。

　　④此处原文为“有时先事，有时先政，有时先德，有时先恕”四句，依下文文意，前后当各衍一句，译文据陶洪庆、郭沫若说删去“有时先事”与“有时先恕”二句。

　　4.或以平虚请论七主之过，得六过一是，以还自镜，以知得失以绳七臣，得六过一是。呜呼美哉，成事疾。申主任势守数以为常，周听近远以续明。皆要审，则法令固。赏罚必，则下服度。不备待而得和，则民反素也。惠王丰赏厚赐以竭藏，赦奸纵过以伤法；藏竭则主权衰，法伤则奸门闿。故曰泰则反败矣。侵主好恶反法以自伤，喜决难知以塞明，从狙而好小察，事无常而法令申，不伍，则国失势。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声。四邻不计，司声不听，则臣下恣行，而国权大倾，不伍，则所恶及身，劳主不明分职，上下相干，臣主同，则刑振以丰，丰振以刻。去之而乱，临之而殆，则后世何得？振主喜怒无度，严诛无赦，臣下振怒，不知所错，则人反其故，不伍，则法数日衰，而国失固。芒主通人情以质疑，故臣下无信，尽自治其事，则事多。多则昏，昏则缓急俱植。不伍，则所见不善，余力自失而罚，故主虞而安，吏肃而严，民朴而亲，官无邪吏，朝无奸臣，下无侵争，世无刑民。故一人之治乱在其心，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本，则民好垦草莱，主好货，则人贾市，主好宫室，则工匠巧，主好文采，则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吴王好剑，而国士轻死。死与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恶也，然而为之者何也？从主之所欲也，而况愉乐音声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缁，工技力于无用，而欲土地之毛，仓库满实，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则人不足；人不足，则逆气生；逆气生，则令不行。然强敌发而起，虽善者不能存。何以效其然也？曰：昔者桀纣是也，诛贤忠，近谗贼之士，而贵妇人，好杀而不勇，好富而忘贫，驰猎无穷，鼓乐无厌，瑶台玉餔不足处，驰车千驷不足乘，材女乐三千人，钟石丝竹之音不绝，百姓罢乏，君子无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为周氏之禽，此营于物而失其情者也，愉于淫乐而忘后患者也；故设用无度，国家踣，举事不时，必受其菑。夫仓库非虚空也，商宦非虚坏也，法令非虚乱也，国家非虚亡也。彼时有春秋，岁有败凶，政有急缓。政有急缓，故物有轻重，岁有败凶，故民有义不足。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而上不调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贫富之不訾，皆用此作。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夫亡国踣家者，非无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岁雷旱，非无雨露也，其燥湿非其时也。乱世烦政，非无法令也，其所诛赏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无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术也。故明主有六务四禁，六务者何也？一曰节用。二曰贤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诛。五曰天时。六曰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õ地宜。四禁者何也？春无杀伐，无割大陵，谷赋。夏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土功，射鸟兽。秋毋赦过释罪缓刑。冬无赋爵赏禄，伤伐五谷故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秋政不禁，则奸邪不胜。冬政不禁，则地气不藏。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大水漂州流邑，大风漂屋折树，火暴焚地燋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落而秋荣，蛰虫不藏。宜死者生，宜蛰者鸣，苴多螣，山多虫螟。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国贫法乱，逆气下生，故曰：“台榭相望者，亡国之庑也。驰车充国者，追寇之马也。羽剑珠饰者，斩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也。”明王知其然，故远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则人主道备矣。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故人主失守则危，臣吏失守则乱，罪决于吏则治。权断于主则威。民信其法则亲。是故明王审法慎权，上下有分。夫凡私之所起，必生于主。夫上好本，则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则毁誉之士在侧。上多喜善，赏不随其功，则士不为用。数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则奸不为止。明王知其然，故见必然之政，立必胜之罚。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则往，召则来，如坠重于高，如渎水于地，故法不烦而吏不劳，民无犯禁，故百姓无怨于上，上亦法臣法，断名决，无诽誉。故君法则主位安，臣法则货赂止，而民无奸，呜呼美哉。名断言泽。饰臣克亲贵以为名，恬爵禄以为高。好名则无实，为高则不御。故记曰：无实则无势，失辔则马焉制。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佼反而行私请；故私道行则法度侵，刑法繁则奸不禁，主严诛则失民心。乱臣多造钟鼓。众饰妇女以惛上；故上惛则隟不计，而司声直禄，是以谄臣贵而法臣贱，此之谓微孤。愚臣深罪厚罚以为行，重赋敛，多兑道以为上，使身见憎而主受其谤。故记称之曰愚忠谗贼，此之谓也。奸臣痛言人情以惊主，开罪党以为雠。除雠则罪不辜。罪不辜，则与雠居，故善言可恶以自信，而主失亲。乱臣自为辞功禄，明为下请厚赏。居为非母，动为善栋。以非买名，以是伤上，而众人不知，之谓微攻。（《管子·七主七臣》）

　　【译文】

　　有的国君以平心静气的态度来评论七类君主的为君之道①，归纳为“六过一是”，以作为自我鉴戒，总结得失。又依此衡量七种类型的大臣，也有“六过一是”。这种做法真好呵，可说是一件盛事了②。申主：顺应大势遵循事理以建立常规常法，普遍了解远近情况以加深明察国事。国计收支明审，法令也随着稳定。赏罚坚决，臣民便遵守法度。不采用戒备手段而以德亲和百姓，人民也就朴实了。这样，君主欢娱而安定，官吏敬肃而严谨，人民敦厚而亲睦，百官没有邪吏，朝廷没有奸臣，民间无侵夺之事，社会上也没有受刑的罪人③。惠主：赏赐过多以致使国库枯竭，赦奸纵过以致损害国法。国库枯竭则君权衰弱，损害国法则奸门大开。所以说：“凡事做过头了反而归于失败。”侵主：专好行恶违法以至于自食其果，妄决难知之事以至于闭目塞听。好从事对人窥伺而暗地观察，行事没有常规而法令疲沓无效④。如不觉悟，则国家权势皆失。荒主：眼迷恋五色，耳不离五声，不考虑四大辅臣的意见，不听取谏官的诤言，臣下也就肆意妄行而国权旁落。如不觉悟，其恶果及于自身。劳主：职务分工不明，君臣互相干扰，国君与官吏甚至按一样的职务规则行事。用严刑罚的办法加重赋敛，加重了赋敛又更使刑罚严刻起来。改变现状则将陷于混乱，维持统治也将陷于衰败，后代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振主：喜怒无常，严行诛罚而不讲宽赦，臣下震恐⑤，不知所措，人们就只好回到巧谋虚伪的状态。如不觉悟，法令政策就将日益无力而国家不稳。亡主⑥：不近人情地怀疑臣下⑦，所以对臣下不敢信任。事事都自己处理则事务繁多。事多则昏愦，昏愦则无论事之缓急都置而不行了。如不觉悟，则余力将全部消耗，见到不善之事，只有滥施刑罚而已⑧。就个人说，治乱决定于心；就一国来说，存亡决定于君主。天下得失，都是从君主起的。君主重农业，人民就开垦荒地；君主好财货，人们多去做买卖；君主好宫室，工匠就追求巧妙；君主好装饰，女事就讲求靡丽；楚王爱细腰美人，美人就减食；吴王好击剑比武，国士就轻死。死命和不吃饭，是天下人所共同厌恶的，为什么人们愿意这样干呢？是因为服从君主的爱好。又何况其他音乐娱乐的风气呢？男不耕田，女不织布，工匠技术致力于无用之处，想要土地生长禾苗，仓库堆满粮食，是根本办不到的。土地无禾苗则人民穷困，人民穷困则有反抗情绪，有反抗情绪法令就行不通了。一旦强敌动兵起事，虽有能干的人也难得保全。如何证明这种历史的必然结局呢？回答说：从前的纣王就是如此⑨。他诛杀忠良，近谗奸而宠女人，好杀而不求真勇，好富而不恤穷人，他无休止地游猎与鼓奏音乐，豪华的楼台庭院不够他住，上千辆游车不够他坐，女乐有三千人，钟石丝竹之声不绝。他那里百姓疲敝，官员不理政事，最终无人拥护，人人都有反心，遇到周武王便成为周朝的俘虏。这是迷惑于物质享受而失去人情，苟图淫乐而忘后患的结果。所以，耗费无度国家必然覆亡，举事不合时宜，必然受害。国家仓库并不是无缘无故用空的，商贾官宦并不是无缘无故败坏的，法度政令并不是无缘无故混乱的，国家也不是无缘无故覆亡的。那是因为时节有春秋，年景有丰歉⑩，政令也有急有缓。政令有缓急所以物价有高低，年景有丰歉所以人们有余或不足，时节有春秋所以谷价有贵贱。而国家不注意调剂贵贱的过分现象，游商就可以得到十、百倍的高利。百姓的无法务农，贫富的相差悬殊，都是由此而来的。城郭的不能固守，战士的不肯听命，也是由此开始的。大凡亡国败家的，并不是没有土地，而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对农业并无功效。大凡凶年的水旱天灾，并不是没有雨露，而是干旱与降雨不合时节。乱世的烦苛政治，并不是没有法令，而是赏功与罚罪不当其人。暴主与昏君，并不是没有心腹之臣，而是他对人的取舍，不合其道。所以，明君有“六务”和“四禁”。什么是六务呢？一曰节约用财，二曰任用贤佐，三曰重视法度，四曰刑罚坚决，五曰注重天时，六曰注重地利。什么是四禁呢？春天不要杀伐，不开掘大丘陵，不焚烧大沼泽，不伐大树，不开大山，不放大火，不杀大臣，不征收谷赋。夏天不要拦塞河水入大川，不填塞大山谷，不大兴土木，不射鸟兽。秋天不要赦过、免罪和缓刑。冬天不要封官赐禄，伤害五谷的埋藏。所以春天不行禁政，各种生物就不能生长；夏天不行禁政，五谷就不能成熟；秋天不行禁政，奸邪就不能被制止；冬天不行禁政，地气就不能保藏。四着都违反了，那就阴阳不和，风雨不顺，大水淹没州邑，大风飘屋折树，大火焚地焦草；天上冬天打雷，地上冬天震动，草木夏枯而秋茂；蜇虫不藏在土里，应当死亡的活起来，应当蜇伏的鸣叫起来；草泽多有螣蛇和蛤蟆，山林多有虫子和蚊子；六畜不繁育，人民多夭死，国贫法乱，一派反抗之气从下而起。所以说：楼台亭榭相望，等于是亡国的廊房；驰马游车充斥，等于是引寇的车马；用宝珠装饰的箭和剑，等于是杀身的兵刃；华丽衣饰与彩色绦带，等于是焚烧功业的灶窑。明君懂得这些道理，所以远远离开它们而不愿接近。能够舍此取彼，人君之道就完备了。所谓法，是用来提倡立功威慑行暴的；律，是用来明定本分制止争端的；令，是用来命令人们管理事务的。法律政令，是治理人们的规矩绳墨。矩不正，不能求方；绳不伸，不能求直。法令是君臣共同建立的，权势才是君主独揽的。君主失其所守则国家危险，官吏失其所守则国家混乱。刑罚由官吏裁决则国家得治，权势由君主控制则国家威严，法令得人民拥护则人民对国家亲近。因此，明君总是明于法，慎于权，使上下各有其本分。大凡私弊的兴起，一定从君主开始。君主好品德，品德端正的人就在眼前；君主好私利，诽谤吹捧的人就在左右；君主多宠爱而多行赏，但不看功绩，士人就不肯效力；君主多用苛重刑法，但不审核罪行，恶人就不能制止。明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颁布坚定不移的政令，确立坚决镇压的刑罚。因此，人们知道哪些是一定要做的，哪些是一定要避免去做的，推之则去，招之则来，就象在高处下投重物，又象在地上开渠引水一样。所以法令不烦琐，官吏不劳顿，人民没有违犯禁令的，故旧和百姓也都不会抱怨君主了。法臣：依法度断事，按刑名判案，没有诽谤和夸誉。所以君主守法则君位安定，大臣守法则贿赂停止而人民不搞奸邪之事。这样做是太好了！按刑名断案，讼狱也自会消释。饰臣：利用克制亲贵来猎取虚名，摆出漠视爵禄的姿态来显示清高。好名则无实，显示清高则不服驾御。正如《故记》上所说“大臣好名无实，君主就丧失威势；大臣不服从驾御，有如马失辔头，那还怎么控制呢？”侵臣：从事暗地窥察来毁坏国家法令，好结交朋友来发展私人情谊。所以私道通行

　　法度受到侵害，刑律再繁坏人也不得制止。君主由此而严行诛杀则失去民心。谄臣：多造钟鼓并多饰美女来迷惑君主。所以君主受迷惑而不肯听信四大辅臣，谏官也空拿俸禄不肯说话。于是谄臣得志而法臣不受重视，这就是把君主暗中孤立起来了。愚臣：自以为对百姓重罪厚罚是有成绩的，自以为加重赋税多多聚财都是为了君主，结果是自身见恶于人而君主也受人诽谤。《故记》上说：“愚忠实际上等于谗贼”，就是这个意思。奸臣：痛切陈述人情来打动君主，妄开罪党之狱来为同党开路。为同党开路就加罪于好人，加罪于好人又可保证与同党安然相处。所以，这种人善于对君主言人之恶来发展自身，从而使君主失掉亲近的臣民。乱臣：自己虚伪地推辞功禄，却公开为下面请求厚赏。私下是诽议朝政的祸首，表面上是歌功颂德的干将。用诽议猎取声名，用附和错误伤害君主，而众人不能察觉。此之谓暗地里对君主进攻。

　　【注释】

　　①原文“或以平虚请论七主之过”。按，七主有非有是，不能统论其“过”，故据文意改“过”为“道”。

　　②原文“成事疾”。据丁士涵说，“疾”当为“矣”，译文从之。

　　③此数句原文为“故主虞而安，吏肃而严，民朴而亲，官无邪吏，朝无奸臣，下无侵争，世无刑民”。原在后文，今参据郭沫若说移至此处。

　　④原文“事无常而法令申”。据郭沫若说，“申”当为“曳”，译文从之。曳：拖拉；疲沓。

　　⑤原文“臣下振怒”。据王念孙说，“怒”当为“恐”，译文从之。

　　⑥原文“芒主”。据张佩纶说，当为“亡主”，译文从之。

　　⑦原文“通人情以质疑”。据文意“通”前应有“不”字，译文据此。

　　⑧此处前后原文为“不（啎）则所不善，余力自失而罚”。次序有所误倒。“余力自失”四字应在前，与“不（啎）”相接；余力自失是“不（啎）”的结果。“见所不善”四字应在后，与“而罚”相连；见所不善是“而罚”的原因。疑此是古抄书者之误。据文意，应为“不（啎）则余力自失，见所不善而罚”。译文据此。

　　⑨原文“昔者桀纣是也”。据文意，当删“桀”字，译文据此。

　　⑩原文“岁有败凶”。据丁士涵说，“败”当为“赈”，译文从之。

　　原文“岁有败凶故民有义不足”。“败”当为“赈”，参见前注。据文意“义”当为“羡”。译文据此。

　　原文“百姓无怨于上上亦”。据何如璋说“上亦”当为“矣”，译文从之。

　　法臣：守法度的大臣。“七臣”“七主”两两相配。七主有六过一是，一是为申（信）主；七臣亦有六过一是，此一是即为法臣。

　　原文“好佼反而行私请”。据刘绩说，“反”当为“友”，译文从之。

　　谄：原文为“乱”，据文意改。下文明确指出：“谄臣贵而法臣贱”，可证。“谄臣”，意即谄媚的大臣。

　　原文“故上惛则四隟不计”。据文意，“隟”当为“邻”，译文从“邻”。

　　原文“雠则罪不辜”。据郭沫若说，当为“为雠除则罪不辜”，译文从之。

　　5.禁藏于胸胁之内，而祸避于万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滥，非爱在也；夏日之不炀，非爱火也；为不适于身不便于体也。夫明王不美宫室，非喜小也；不听钟鼓，非恶乐也，为其伤于本事而妨于教也；故先慎于己而后彼，官亦慎内而后外，民亦务本而去末；居民于其所乐，事之于其所利，赏之于其所善，罚之于其所恶，信之于其所余财，功之于其所无诛。于下无诛者，必诛者也。有诛者，不必诛者也。以有刑至无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无刑至有刑者，其刑烦而奸多。夫先易者后难，先难而后易。万物尽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诛而不赦，必赏而不颉者，非喜予而乐其杀也，所以为人致利除害也。于以养老长弱，完活万民，莫明焉，夫不法法则治，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故明王慎之，不为亲戚故贵易其法，吏不敢以长官威严危其命。民不以珠玉重宝犯其禁。故主上视法严于亲戚吏之举令，敬于师长。民之承教，重于神宝故法立而不用，刑设而不行也。夫施功而不钧，位虽高，为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虽厚，不誉者多。举事而不时，力虽尽，其功不成。刑赏不当，断斩虽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虽重，下无怨气。私之所加，赏虽多，上不为欢。行法不道，众民不能顺。举错不当，众民不能成。不攻不备，当今为愚人。故圣人之制事也，能节宫室，适车舆以实藏，则国必富，位必尊矣。能适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赡，身必安矣。能移无益之事，无补之费，通币行礼，而党必多，交必亲矣。夫众人者多营于物，而苦其力，劳其心，故困而不赡，大者以失其国，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恶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异焉，然后贤不肖之形见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败，而意不能同。行有进退，而力不能两也。故立身于中，养有节。宫室足以避燥湿，饮食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适寒温，礼仪足以别贵贱。游虞足以发欢欣，棺椁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坟墓足以道记。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故意定而不营气情，气情不营，则耳目谷。衣食足，耳目谷，衣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上下相亲，兵刃不用矣；故适身行义，俭约恭敬，其唯无福，祸亦不来矣。骄傲侈泰，离度绝理，其唯无祸，福亦不至矣；是故君子上观绝理者，以自恐也。下观不及者，以自隐也，故曰：「誉不虚出，而患不独生；福不择家，祸不索人。」此之谓也。能以所闻瞻察，则事必明矣。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圉之以害，牵之以利。能利害者，财多而过寡矣。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法令为维纲，吏为网罟，什伍以为行列，赏诛为文武，缮农具，当器械，耕农当攻战，推引铫耨，以当剑?，被蓑以当铠鑐，菹笠以当盾橹，故耕器具则战器备，农事习则功战巧矣。当春三月，萩室熯造，钻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兹毒也。举春祭，塞久祷，以鱼为牲，以?为酒，相召，所以属亲戚也，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长也。赐鳏寡，振孤独。贷无种，与无赋。所以劝弱民。发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雠，所以建时功，施生谷也。夏赏五德，满爵禄、颉官位、礼孝弟、复贤力，所以劝功也。秋行五刑，诛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盗贼。冬收五藏，最万物，所以内作民也。四时事备，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夫动静顺然后和，不失其时然后富，不失其法然后治，故国不虚富，民不虚治；不治而昌，不乱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尝有也。故国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乱。民多私利者，其国贫。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赏罚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辅之以什，司之以伍；伍无非其人，人无非其里，里无非其家，故奔亡者无所匿，颉徙者无所容，不求而约，不召而来，故民无流亡之意，吏无备追之忧；故主政可往于民，民心可系于主。夫法之制民也，犹陶之于埴，冶之于金也；故审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于燥湿，水之于高下。夫民之所主，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粃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国有余藏，民有余食。夫?钧者，所以多寡也。权衡者，所以视重轻也。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而谋有功者五：一曰视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内必衰也。臣不用，其国可危。二曰视其阴所憎，厚其货赂，得情可深。身内情外，其国可知。三曰听其淫乐，以广其心，遗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内，遗以谄臣文马，以蔽其外。外内蔽塞，可以成败。四曰必深亲之，如典之同生阴内辩士，使图其计。内勇士，使，两国相敌，必承其獘。五曰深‘高其气。内人他国，使倍其约，绝其使，拂其意。是必士察其谋，谨其忠臣，揆其所使，令内不信，使有离意。离气不能令，必内自贼。忠臣已死，故政可夺。此五者，谋功之道也。（《管子·禁藏》）

　　【译文】

　　把“禁”字深记在心，可以避祸于万里之外。能做到以“禁”防“祸”，只有能以自身苦乐理解别人的苦乐才行。冬天不洗冰水，并不是吝惜冰；夏天不烤火，也不是舍不得火。而是因为这样做对身体不适宜。明主不建造华丽的宫殿，不是因为他喜欢简陋的房屋；不听钟鼓之音，也不是因为他讨厌音乐。而是因为这样做会伤害农业生产，妨碍教化推行。所以，君主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再要求别人；官吏也才能首先管好内部，然后管好外部；百姓也才能专心于农业生产而放弃不正当的工商业。要使百姓住在他们乐于居住的地方，使他们从事有利于自身的工作，奖励他们所赞成的事情，惩罚他们所厌恶的行为，保证百姓的余财不被剥夺，并致力于百姓不受刑罚。使百姓不受刑罚，是坚持有罪必罚的结果；百姓有受刑现象，才是没有坚持有罪必罚造成的。从有刑到无刑，能做到法律简易而人民得到保全；从无刑到有刑，法律就将烦琐而恶人反会增多。先易者后难，先难而后易，万事都是如此。明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该罚的绝不赦免，该赏的绝不拖延，这不是因为君主喜欢赏赐和乐于杀人，而是要为百姓兴利除害的缘故。对于养老扶幼①，保全万民来说，没有比这更可贵的了。不废法才能管好国家。法，是天下的仪表，是用来解除疑难而判明是非的，是与百姓生命攸关的。所以明君对于法非常慎重，绝不为亲故权贵而改变法律，他的官吏也就不敢利用长官权威破坏法令，百姓也就不敢利用珠宝贿赂触犯禁律。这样，君主把法律看得比亲贵还尊严，官吏就把行令看得比敬师还严肃，百姓也就把接受政教看得比祭祀祖先还要神圣。这样，法虽然建立起来，实际上并不需要动用；刑罚虽然确立，实际上并不需要执行。如果赏功制度不公平，赏给的官位再高，肯效力的人也会很少；赦罪尺度不一致，施予的恩德再大，不赞成的人也会很多；举事不合时令，即使把力量用尽，效果也不会好；判刑不合法度，即使杀人再多，暴乱也制止不住②。按公法行事，刑罚重，下边的人也没有怨气；按私意行事，赏赐多，战士也不会受到鼓励。执行法令不合理，民众就不会顺从；措施不得当，民众就不能成事。不研习法度，不完善法度，就应当叫做愚人③。因此，圣明君主的行事，能够俭治宫室，撙节车驾来充实国家贮备，则国必富而位必尊；能够撙节衣服、抛弃玩好之物来加强农业生产，则财用必足而地位必然巩固；能够摆脱无益的活动、无益的开支，来进行通币行礼的外交活动，则盟国必多而关系必然亲睦。至于一般的君主，多半迷恋于物质享受，并为此费力操心，所以弄得困顿不堪而国用不足，大者可致亡国，小者也危害自身。人的常情是：满足了要求就高兴，碰上厌恶之事就忧愁，这是不论地位高低的人都如此的。对接近的东西不能不追求，对远离的东西不能不遗忘，人情也莫不如此。然而每个人的好恶不同，各行所好，结局的安危则不一样，这里就区别出贤、不肖来了。物产有多有少，而人的要求却不能和它吻合；事情有成有败，而人的意愿却不能和它一致；行动有进有退，而人的力量却不能和它适应。所以为人行事要保持适中，生活享受要有节制；宫室足以避燥湿，饮食足以和血气，衣服足以御寒热，礼仪足以别贵贱，游乐足以发欢情，棺椁足以殓朽骨，葬服足以裹尸体，坟墓足以作标记就行了。不要搞没有意义的工作，不要做无益的事情，这样就意气安定，思想感情不受迷惑。思想感情不受迷惑则耳目聪明、衣食丰足；耳目聪明、衣食丰足，就不会彼此争夺，不会互相怨怒，上下可以相亲，用不着动用武力了。所以，克制自身，遵行仪法，再加上节约谨慎，即使不会得福，也不至于灾祸临头。骄傲奢侈，背离法度，违反常理，即使没有祸害，幸福也不会来临。因此，君子一方面要从违背常理的人身上记取教训，警惕自己；另一方面又要从努力不足的人身上取得借鉴，而自行反省。所以说，荣誉不凭空出现，忧患不无故发生，幸福不挑选人家，灾祸不自动找到人的头上，就是这个意思。能用自己的亲身见闻探察反省，事情就清楚了。一切治乱的根源，都从上面开始。所以，善治国者要用“害”来约束人们，用“利”来引导人们，能掌握人们利害者，则财富增加而过错减少。凡人之常情，见利没有不追求的，见害没有不想躲避的。商人做买卖，一天赶两天的路，夜以继日，千里迢迢而不以为远，是因为利在前面。渔人下海，海深万仞，在那里逆流冒险，航行百里，昼夜都不出来，是因为利在水中。所以，利之所在，即使千仞的高山，人们也要上；即使深渊之下，人们也愿意进去。所以，善治国者，掌握住利源之所在，人们就自然羡慕而甘心接受；无需推动，他们也会前进；无需引导，他们也会跟来；不烦民又不扰民，而人民自富。这就象鸟孵卵一样，不见其形，不闻其声，小鸟就破巢而出了。治国的根本，掌握天时叫做“经”，收得民心叫做“纪”，法令好比网罟的大纲，官吏好比网和罟，居民的什伍编制好比军队的行列，赏罚好比进退的金鼓。应当整治农具以当武器，利用耕作以当攻战，锄好比剑戟，披蓑好比铠甲④，斗笠好比盾牌。所以农具完备则如武器完备，农事熟习攻战也精巧了。在春季三月时节，要点燃灶火熏烤房间，更换钻燧取火的木料，淘井换水⑤，为的是消除其中毒气。举行春祭，祈祷不生疾病，用鱼做成供品，用曲做成米酒，互相宴请，为的是密切亲戚关系。不屠杀禽兽，不打剥禽卵，不砍伐树木，不采摘花朵，不损伤竹笋之芽，为的是保养万物生长。帮助鳏寡，赈济孤独，贷放种籽给无种籽的农户，救助无力纳税的人家，为的是劝勉贫弱人民。颁发各种政令，赦免罪轻的人，放出拘押的人，调解纠纷，为的是及时完成农事致力于粮食生产。在夏季时节，奖励各种有德的行为，加爵禄，提官职，礼敬孝悌卓著的人，为艰苦劳动者免除徭役，为的是鼓励人们努力工作。在秋天，行使各种刑罚，处杀罪大恶极的人，为的是禁淫邪而止盗贼。在冬天，做好五谷收藏，收聚各类产品，为的是收纳农民贡税。一年四季的事情安排齐备，人民的劳动就能有百倍的功效。这样，春天仁慈，夏天忠厚，秋天严峻，冬天收闭，顺天时，管地宜，再合乎人和，就可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草木繁茂，六畜兴旺，国富兵强，人民富裕而法令通行，国内没有烦民扰民的政治，外部也没有强敌的祸患了。举措得宜国事才能协调，不误农时国家才能富裕，不失法度国家才能治好。所以国家没有无缘无故富起来的，人民没有无缘无故治理好的。没有治理而国家昌盛，没有动乱而国家灭亡的事情，自古及今是不存在的。所以，国家勇于私斗的人多，其兵力削弱；官吏表现个人智慧的人多，其法度混乱；人民图谋私利的人多，国家陷于贫穷。因此，施德必须博厚，使人民能够以死报效；赏罚必须信实坚决，使人民能够坚信不疑。善于统治人民的君主，不是依靠内城外郭，而是依靠什、队的居民组织来管理。使伍中没有非本伍的人，人们没有不住在本里的，里内没有非本里的人家。这样，逃亡者无处隐藏，迁徙者无处容身，不用强求人们就受到约束，不用召唤人们也会前来。这样，人民无逃亡之意，官吏无戒备追捕之忧。这样，君主政令可以贯彻于民间，民心也可以和君主联系起来了。用法制管理人民，应当象制陶了解粘土的特性，冶金了解金属的特点一样。只要判明利害的所在，人民去就的方向，就象火的避湿就干，水的避高就低一样明白了。人民赖以生活的，不外衣食；食物赖以生产的，不外水土。所以使人民富裕是有要领的，满足民食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是一个人有三十亩地就可以生活一年。按好坏年景平均计算，亩产一石，则每人有三十石。瓜果蔬菜相当十石粮食，糠麸瘪谷与畜产相当十石粮食，则每人共五十石，而布帛麻丝和其它副业杂项收入还没有计算在内。这样，国家有积蓄，人民也有余粮。就像錣和钩用来算定多少⑥、权和衡用来计量轻重一样，户籍和田册正是用来了解贫富差别的。所以，善治国者，一定要先知道地的情况，然后再知道人的情况。土地够用，人民生活就可以富起来。凡是据有天下的，靠人心取天下者成帝业，靠事业取天下者成王业，靠征战取天下者成霸业。至于谋攻敌国的手段则有五条⑦。第一，查明敌国君主的爱臣，设法削减他的权力，他若怀有二心，对君主的亲近程度必然衰退。大臣不为君主效力，其国家就岌岌可危。第二，查明敌国君主暗中憎恶的大臣，设法加强贿赂，这可以深刻了解敌情。有人身居国内，情通国外，其国家实况就能掌握。第三，了解敌国君主淫乐，就设法消磨他的意志。送给他乐队美人，在内蒙蔽他；送给他谄媚的侍臣和美丽的乘马，在外蒙蔽他。内外蒙蔽，可以促成其国败。第四，尽量同敌国表示亲密，形同兄弟⑧。暗中派智辩之士帮助他图谋别国，派勇力之士投奔他使之骄傲。又派人到别国去，唆使别国同他背约、断交、反目，由此战争必起。两国相敌，就必能利用其失败的局面。第五，深入了解敌国君主的谋划，敬事其忠臣，挑拨其属下⑨，使他们内部互不信任，离心离德。离不能合⑩，一定自相残杀。忠臣死掉，就可以夺取他的政权。这五者便是谋攻敌国的办法。

　　【注释】

　　①原文“养老长弱”。据朱本，“弱”当为“幼”，译文从之。

　　②原文“刑赏不当，断斩虽多，其暴不禁”。依上文文例，“赏”字衍，“断”字应在上。参据张佩纶说，校改为“断刑而不当，斩虽多其暴不禁”。译文据此。

　　③原文“当今为愚人”。据意，“今”当为“命”，译文从“命”。

　　④原文“被蓑以当铠鑐”。据王绍兰说“鑐”当为“襦”。襦：甲内衬衣。“铠襦”意同铠甲。

　　⑤原文“杼井易水”。据丁士涵说，“杼”当为“抒”，译文从之。

　　⑥原文“叙钧者所以定多寡也”。据朱本，“叙”当作“錣”；据丁士涵说，“钧”当为“钩”，译文从“錣钩”。錣与钩都是古计量工具。

　　⑦原文“而谋有功者五”。据文意，“有”为衍文，本文最后有“谋功之道也”可证。谋功，读为谋攻。此节文字，皆论谋攻敌国之各种权术，与上文缺乏联系。疑是别篇错简，误入本文。

　　⑧原文“如典之同生”。据文意，“典”当为“与”，译文从“与”。

　　⑨原文“揆其所使”。据陶洪庆说，“揆”当为“睽”，睽：背离，挑拨。译文从之。

　　⑩原文“离气不能令”。据王念孙说，当为“离意不能合”，译文从之。

　　6.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妇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则民奉养。父母慈而不解，则子妇顺。臣下忠而不解，则爵禄至。子妇孝而不解，则美名附。故节高而不解，则所欲得矣，解则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管子·形势解》）

　　【译文】

　　山，是万物中以崇高为其特征的。施惠于民，是君主的崇高行为。慈爱，是父母的崇高行为。忠君，是人民的崇高行为。孝亲，是子、妇的崇高行为。所以，山高而不崩则人们烹羊设祭，君主施惠不懈则人民拥戴，父母慈爱不懈则子、妇孝顺，臣下忠君不懈则得爵禄，子、妇亲孝不懈则有美名。所以操行高尚而不懈，就能达到所要求的目的。懈，就达不到。所以说：“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

　　7.风，漂物者也；风之所漂，不避贵贱美恶。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堕，不避小大强弱。风雨至公而无私，所行无常乡，人虽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也。”（《管子·形势解》）

　　【译文】

　　风，是吹拂万物的。风吹起来不避贵贱美恶。雨，是淋湿万物的。雨下起来，不管大小强弱。风雨是至公而无私心的，风吹雨下，没有既定方向，人们虽然遇到风吹雨打也不会发出怨言。所以说：“风雨无向而怨怒不及也。”

　　8.将将槛鹄，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义者，行之美者也。德义美，故民乐之。民之所歌乐者，美行德义也。而明主槛鹄有之。故曰：“鸿鹄将将，维民歌之。”（《管子·形势解》）

　　【译文】

　　锵锵而鸣的鸿鹄，是长得很美的飞鸟。因为美，所以人们歌颂它。德义，是一种行为上的美。因为德义美，所以人们喜悦它。人民所歌颂喜悦的，乃是美貌和德义①，而明君和鸿鹄恰好具有这些。所以说：“鸿鹄将将，维民歌之。”

　　【注释】

　　①原文“美行德义也”。据王念孙说，“行”当为“貌”。译文从之。

　　9.贵富尊显，民归乐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怀乐己者，必服道德而勿厌也，而民怀乐之，故曰：「美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管子·形势解》）

　　【译文】

　　贵富尊显，使人民拥戴感激，君主没有不愿意的。问题是要求人民感怀自己，一定要行德而不厌倦，人民才可以感怀。所以说：“欲人之怀①，定服而勿厌也。”

　　【注释】

　　①原文“美人之怀”。据文意，“美”当作“欲”，译文从“欲”。

　　10.言而语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无?者。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无?之言，公平而无私，故贤不肖莫不用，故无?之言者，参伍于天地之无私也；故曰：「有无?之言者，必参之于天地矣。」（《管子·形势解》）

　　【译文】

　　一讲话就讲道德忠信孝悌的，这是不能废弃的话。天公平而无私，所以美与恶无所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所以小与大无所不载。不能废弃的话，也是公平无私的，所以贤与不肖都可以应用。所以，不能废弃的语言，是同天地一样无私的。所以说：“有无弃之言者，必参之于天地也①。”

　　【注释】

　　①也：原文为“矣”，据《形势》篇正文改。

　　11.中情信诚，则名誉美矣。修行谨敬，则尊显附矣。中无情实，则名声恶矣。修行慢易，则污辱生矣。故曰：「邪气袭内，正色乃衰也。」（《管子·形势解》）

　　【译文】

　　内心信诚，名誉就美了；修身严肃认真，尊显就来了。内心不诚实，名声就坏了；修身简慢松懈，污辱就来了。所以说：“邪气袭内，正色乃衰也。”

　　12.人君唯毋听群徒比周，则群臣朋党，蔽美扬恶，然则国之情伪不见于上，如是，则朋党者处前，寡党者处后；夫朋党者处前，贤不肖不分，则争夺之乱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管子·立政九败解》）

　　【译文】

　　人君只听信结交朋党的议论，群臣就要搞朋党活动，讲话蔽美扬恶，那么，君主就无法了解情况的真假。这样就形成有朋党的活跃在台前，党羽少的被挤到台后。有朋党的人们在台前活动，贤者与不贤者就将无法分清，争夺的祸乱就要发生，而君主就将处在危险境地。所以说：“群徒比周之说胜，则贤、不肖不分。”

　　13.桓公谓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长久，合德而兼覆之，则万物受命。象地无亲，无亲安固，无亲而兼载之，则诸生皆殖。参于日月无私，葆光无私，而兼照之，则美恶不隐，然则君子之为身无好无恶然已乎？”管子对曰：“不然，夫学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抚，故君子恶称人之恶，恶不忠而怨妬，恶不公议而名当称，恶不位下而位上，恶不亲外而内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况人君乎？”（《管子·版法解》）

　　【译文】

　　14.人臣之所以乘而为奸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则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之闲而使美恶之情不扬，闻祸福之事不通彻，人主迷惑而无从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谓之塞。」（《管子·明法解》）

　　【译文】

　　人臣之所以能弄权行恶，是因为揽夺君权。人臣中一有揽夺君权的，君令就不能贯彻，下情就不能上通。以人臣的力量，就能隔离在君臣之间，使好坏的情况不得发表，祸福的事例不得通报，人君迷惑而无从觉悟，这种情况，便是被闭塞的君主的世道。所以，《明法》篇说：“下情不上通谓之塞。①”

　　【注释】

　　①下情不上通：《明法》篇正文作“下情求不上通”。“求”，当作“本”。此处求、本皆无，疑有夺误。

　　15.国之所以乱者，废事情而任非誉也，故明主之听也，言者责之以其实，誉人者试之以其官，言而无实者诛，吏而乱官者诛，是故虚言不敢进；不肖者不敢受官。乱主则不然，听言而不督其实，故群臣以虚誉进其党，任官而不责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则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务多其佼，而不为主用，故明法曰：“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管子·明法解》）

　　【译文】

　　国家之所以乱，是因为办事不根据事实而根据诽谤夸誉的议论。所以英明君主在听取意见的时候，对于提建议的，要责成他拿出真实证据；对于夸誉的人，要用试官的办法考验。言而不实的，给予惩罚；试官而败坏官职的，也给予惩罚。所以，假话无人敢说，不肖之徒不敢接受官职。昏君则不是如此，听取意见不考核其真实性，因而群臣就利用虚名来推荐私党；任用官吏不考查其成绩，因而愚污的官吏就进入朝廷。这样，群臣就互相吹捧他们的美名，互相借助他们的功劳，力求扩大交结而不为君主效力了。所以，《明法》篇说：“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佼而不求用矣。”

　　16.桓公问管子曰：“事之至数可闻乎？”管子对曰：“何谓至数？”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盖不修，衣服不众，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不致牲，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数也。”桓公曰：“何谓非数？”管子对曰：“此定壤之数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赢不足，虽在下也，不为君忧；彼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缉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秦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桓公曰：“善。”（《管子·明法解（事语第七十一）》）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治理国家的最佳办法，可以说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什么叫最佳办法？”桓公说：“泰奢教我说①：‘不修饰车帷车盖②，不大量添置衣服，女工的事业就不能发展。祭祀之礼不用牲，比如诸侯依礼用牛，大夫依礼用羊，不如此，六畜就不能繁育。不能高建楼台亭榭，美修华丽宫室，各种木材就没有出路。’这种说法对不对？”管仲说：“这是错误办法。”桓公说：“为什么说是个错误办法？”管仲回答说：“这是定地管理的方法。那里天子的管辖，方圆千里土地，列国诸侯方圆百里，滨海的子国七十里，男国五十里，象身体上的胸臂一样互相为用。所以调节缓急余缺，即使粮财散在民间，也不致成为统一国家君主的忧虑。但是，领土狭小而还要起来与大国争强的国家，必须使农夫努力耕耘，成果归于君主，使妇女勤于纺织，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与民意，而是因为国无积蓄就不能用人，国无余财就不能鼓励臣下。过分奢侈的办法，不可用在领土狭小的国家③。”桓公说：“好。”

　　【注释】

　　①秦奢：假托的人名。后文之“佚田”同。

　　②帷盖：车四周的帷幔与盖顶的布篷，都属于女工生产的产品。

　　③原文“不可用于危隘之国”。据许维遹说，“危”当为“厄”，“厄”即狭隘。《汉书·地理志》：“太公以齐地负海写（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此厄隘（偏狭）之国即指齐国而言。此谓齐国领土窄狭而处在列国分立状态，如实行侈靡政策，一则国力不堪，二则财富散于民间势将被别国谋取。由此必须强调集中积蓄财富，以满足国家“用人”、“劝下”的需要。故谓“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厄隘之国。”

　　17.管子曰：「盐铁抚轨，谷一廪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无怨咎。去其田赋，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陋为室庐者，服小租。上立轨于国民之贫富，如加之以绳，谓之国轨。」（《管子·山国轨》）

　　【译文】

　　管仲说：“用盐铁的收入来办理统计理财事业，可以使粮食经过囤积而一涨为十，国家得利九倍，人民还照常衣食服役，安而无怨。现在又免除田赋，收税于山林资源；富户厚葬者出高价，小户薄葬者出低价；富户盖好房子出高价，贫户盖小房子出低价。君主设立统计制度于国内，就象使用绳索一样控制人民的贫富，这就叫做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

　　18.桓公问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领，泰啬，而散大夫’，准此而行，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垄，美其室，此夺农事及市庸，此非便国之道也。民不得以织为縿绡，而狸之于地。彼善为国者，乘时徐疾而已矣，谓之国会。”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争夺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谓用戚始。”管子对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国为十。兄弟五人，分国为五。三世则昭穆同祖，十世则为祏，故伏尸满衍，兵决而无止，轻重之家，复游于其间；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财。’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故与天壤同数，此王者之大辔也。”（《管子·山至数》）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特告诉我：‘把天子的葬衣定为三百件，固然太吝啬了，但要想削减大夫财富，则可以照此而行。’这项使大夫散财厚葬的主意如何？”管仲说：“这不是法家的办法。让大夫把坟墓修得很高，把墓室修得很美，必然侵夺农事和市场上的佣工，不是利国之道。百姓死后也不可用彩帛作为覆棺之物，而埋于地下。善于治国的人，只需掌握市场时机而采取有缓有急的措施，就可以控制大夫了。这叫做运用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家的争夺之事是怎样出现的？”管仲回答说：“是从宗戚开始的。”桓公说：“何谓由宗戚开始？”管仲回答说：“一国的国君，生下弟兄十人，就分封为十个国家；生弟兄五人，就分封为五个国家。他们传了三代以后，彼此仅是同族同祖的关系而已。传了十代以后，仅是祖宗牌位放在一起的关系而已。所以争夺起来闹得伏尸满地，用兵决斗不止。轻重家们还从中乘机谋利。所以说：不可把土地分封于人，不可把财富资源授让于人。财富资源是终而复始的生产消费，随四时运动而发展消灭的。圣人总是统一用号令的缓急来掌握它，统一用政策的开闭来控制它，用轻重理财之术来夺取它，用仁义之道来支配它。所以，能够与天地共同长久不败，这正是一统天下君主的大权。”

　　19.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币乘马？”管子对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币乘马者，方六里。田之美恶若干，谷之多寡若干，谷之贵贱若干，凡方六里用币若干，谷之重，用币若干，故币乘马者，布币于国，币为一国陆地之数，谓之币乘马。”桓公曰：“行币乘马之数奈何？”管子对曰：“士受资以币，大夫受邑以币，人马受食以币，则一国之谷在上，币在下。国谷什倍，数也。万物财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财物，苟合于国器君用者，皆有矩券于上，君实乡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从责者，乡决州决。故曰：‘就庸一日而决’。国筴出于谷轨，国之筴，币乘马者也。今刀布藏于官府，巧币万物之轻重，皆在贾之，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彼谷重而谷轻，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数也。”（《管子·山至数》）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关于货币的计算筹划。”管仲回答说：“当初是三夫为一家的生产单位①，占用六里见方的土地，出兵车一辆，配备二十七人。所谓货币的计算筹划，就是以六里见方的土地为单位，计算其好地瘠地各有多少，产粮多少，粮价高低多少，六里见方土地需要货币多少，以及就其粮食价格来计算应需要货币多少。因此，货币的计算筹划，就是把这个需要量推算于全国，使货币的数字与全国的土地数量相适应，这就叫做货币的计算筹划。”桓公说：“货币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应该怎样实行？”管仲回答说：“士的俸禄用货币支付，大夫封邑的租税也用货币，官府的人夫、马匹等一切开支也用货币支付，这样，粮食就全部留存在国家手里，货币就散布在民间流通。粮价将上涨十倍左右，就是因为此法；其他物资因粮贵而降价二成左右，也是这项政策的结果。然后就对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及其他财物，如合乎国器规格和君主需用的，都订立收购合同。国君的粮食本来就是贮藏在各乡各州的。于是就发出通告说：‘某月某日，凡与国家有合同的债务关系的，即可在本乡本州就近解决。’这就是说，雇车马人夫运物领粮只需一天时间就可以办完。国家理财政策，固然是出于粮食的统计，但国家谋取上述物资，也是货币计算筹划的作用。如今，钱币虽然贮藏在官府，但巧法使用货币和操纵物价的都是商人②。市场上凡币值上升则物价下降，币值下降则物价上升，粮价上升金价下降③。人君能掌握好粮食、货币、黄金的平衡关系，天下的经济秩序就可以安定了。这也是控制天下的一种办法。”

　　【注释】

　　①原文“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据本书《乘马》“二田为一夫，三夫为一家”句，此句“大”当为衍文，当删。译文据此。

　　②原文“巧币万物轻重皆在贾之”。据马非百说，“之”当为“人”，译文从之。

　　③原文“彼谷重而谷轻”。据下文文意，此当为“彼谷重而金轻”。译文据此。

　　20.管子曰：“匹夫为鳏，匹妇为寡，老而无子者为独，君问其若有子弟师役而死者，父母为独，上必葬之，衣衾三领，木必三寸，乡吏视事，葬于公壤。若产而无弟兄，上必赐之匹马之壤，故亲之杀其子以为上用，不苦也。君终岁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宫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赐之。力足，荡游不作，老者谯之，当壮者遣之边戍。民之无本者贷之容强，故百事皆举，无留力失时之民，此皆国筴之数也。”（《管子·揆度》）

　　【译文】

　　管仲说：“单身男子叫做鳏，单身女子叫做寡，老而没有儿女的叫独。国君要调查了解凡有子弟因兵役而死的，父母也算作‘独’，必须由政府负责丧葬之责：衣衾要有三领，棺木要厚三寸，乡中官吏亲管其事，葬于公家墓地；战死者如是独生，还要赏给父母一匹马一天所能耕种的土地。因此，作父母的即使牺牲自己的儿子为君主效力，也不引以为苦了。国君每到年终都视察邑里，看到劳力与别户相同而住房独好的人家，一定是好百姓，是努力耕作的人，要用两束干肉、一石酒奖赏他们。对于体力充足而闲游不肯劳动的，如是老年人，则谴责之；如是壮年，则遣送边疆服役。对于无本经营农业的，则贷与土地和钱币。由此，百业皆兴，没有懒惰和失掉农时的百姓。这都是国家政策的具体办法。”

　　21．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御民之辔，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毋蔽汝恶，毋异汝度，贤者将不汝助。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惟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缓者后于事。患于财者失所亲，信小人者失士。（《管子·牧民》）

　　【译文】

　　按照治家的要求治理乡，乡不能治好；按照治乡的要求治理国，国不能治好；按照治国的要求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好。应该按照治家的要求治家，按照治乡的要求治乡，按照治国的要求治国，按照治天下的要求治理天下。不要因为不同姓，不听取外姓人的意见；不要因为不同乡，不采纳外乡人的办法；诸侯国不要因为不同国，而不听从别国人的主张。象天地对待万物，没有什么偏私偏爱；象日月普照一切，才算得上君主的气度。驾驭人民奔什么方向，看君主重视什么；引导人民走什么门路，看君主提倡什么；号召人民走什么途径，看君主的好恶是什么。君主追求的东西，臣下就想得到；君主爱吃的东西，臣下就想尝试；君主喜欢的事情，臣下就想实行；君主厌恶的事情，臣下就想规避。因此，不要掩蔽你的过错，不要擅改你的法度；否则，贤者将无法对你帮助。在室内讲话，要使全室的人知道；在堂上讲话，要使满堂的人知道。这样开诚布公，才称得上圣明的君主。单靠城郭沟渠，不一定能固守；仅有强大的武力和装备，不一定能御敌；地大物博，群众不一定就拥护。只有有道的君主，能做到防患于未然，才可避免灾祸的发生。天下不怕没有能臣，怕的是没有君主去使用他们；天下不怕没有财货，怕的是无人去管理它们。所以，通晓天时的，可以任用为官长；没有私心的，可以安排作官吏；通晓天时，善于用财，而又能任用官吏的，就可以奉为君主了。处事迟钝的人，总是落后于形势；吝啬财物的人，总是无人亲近；偏私小人的人，总是失掉贤能的人材。

　　22．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渊深而不涸，则沉玉极矣，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载也。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也。贵有以行令，贱有以忘卑，寿夭贫富，无徒归也。衔命者，君之尊也。受辞者，名之铉也。上无事，则民自试。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槛鹄锵锵，唯民歌之。济济多士，殷民化之，纣之失也。飞蓬之问，不在所宾；燕雀之集，道行不顾。牺牷圭璧，不足以飨鬼神。主功有素，宝币奚为？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术，非驭也；奚仲之巧，非?削也。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言无事焉，唯夜行者独有也。平原之隰，奚有于高？大山之隈，奚有于深？訾讆之人，勿与任大。譕臣者可以远举。顾忧者可与致道。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举长者可远见也；裁大者众之所比也。美人之怀，定服而勿厌也。必得之事，不足赖也；必诺之言，不足信也。小谨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体；有无弃之言者，必参于天地也。坠岸三仞，人之所大难也，而猿猱饮焉，故曰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不行其野，不违其马；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及，无广者疑神，神者在内，不及者在门，在内者将假，在门者将待。曙戒勿怠，后?逢殃。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气入内，正色乃衰。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踰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往者不至，来者不极。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下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设，身之化也。持满者与天，安危者与人。失天之度，虽满必涸。上下不和，虽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释之。藏之无刑，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棰。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乌鸟之狡，虽善不亲。不重之结，虽固必解；道之用也，贵其重也。毋与不可，毋强不能，毋告不知；与不可，强不能，告不知，谓之劳而无功。见与之交，几于不亲；见哀之役，几于不结；见施之德，几于不报；四方所归，心行者也。独王之国，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丑而不信，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译文】

　　山高而不崩颓，就有人烹羊设祭；深渊而不枯竭，就有人投玉求神。天不改变它的常规，地不改变它的法则，春秋冬夏不改变它的节令，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蛟龙得水，才可以树立神灵；虎豹凭借深山幽谷，才可以保持威力。风雨没有既定的方向，谁也不会埋怨它。位高的人发号施令，位低的人忘掉卑贱，长寿、短命、贫穷、富有等等，都不是无因而至的。臣下能奉行命令，是由于君主地位的尊严；臣下能接受指示，是由于君臣名分的作用。君主不亲自过问，人民就会自己去做事；手执祭器不说话，朝政也会普遍地修明。天鹅发出动听的声音，人们会齐声赞美；西周人才济济，殷遗民也会被感化①。对于没有根据的言论，不必听从；对于燕雀聚集的小事，行道者不屑一顾。用牛羊玉器来供奉鬼神，不一定得到鬼神的保佑，只要君主的功业有根基，何必使用珍贵的祭品！后羿射箭的功夫，不在射箭的表面动作②；造父驾车的技术，不在驾车的表面动作③；奚仲的技巧，也不在木材的砍削上④。召徕远方的人，单靠使者是没有用的；亲近国内的人，光说空话也无济于事。只有内心里认真德行的君主，才能够独得治国的功效。平原上的小坡，怎么能够算作高？大山上的小沟，怎么能够算作深？专挑好人毛病专说坏人好话的人，是不能委之以重任的。谋虑远大的人，可以同他共图大事；见识高超的人，可以同他共行治国之道。但是，对于那种贪图速效而只顾眼前利害的人，走开了就不要召他回来。注重长远利益的人，影响也就深远；材器伟大的人，会得到众人的依赖；要人们感怀自己，一定要行德而不可厌倦。不应得而求必得的事情，是靠不住的；不应承诺而完全承诺的语言，是信不得的。谨小慎微也不能做大事，就好比挑拣食物⑤不能使身体胖起来一样。能够不放弃以上这些格言的，就能与天地媲美了。从三仞高的崖岸上跳下来，人是很难做到的，但猴子却毫不在乎地跳下来喝水。所以说，骄傲自大，独断专行，乃是行事的祸患。虽不到野外跑路，也不要把马丢掉。能够做到只给人们好处而不向人们索取报酬的，那就同天地一样伟大了。懒惰的人总是落后，勤奋的人总是办事神速有效。如果说，办事神速的已经进入室内，那么，落后的还在门外。进入室内的可以从容不迫，在门外的必将疲惫不堪。所以，黎明时玩忽怠惰，日暮时就要遭殃。早上忘掉了应做的事情，晚上就什么成果也没有。一个人邪气侵袭到体内，正色就要衰退。君主不象君主的样子，臣子当然就不象臣子；父亲不象父亲的样子，儿子当然就不象儿子。君主不按照他的身份办事，臣子就会超越应守的规范。上下不和，政令就无法推行。君主的衣冠不端正，礼宾的官吏就不会严肃。君主的举动不合乎仪式，政策法令就不容易贯彻。一方面关怀臣民，另方面再有威严，为君之道，才算完备。君主不能使臣民安乐，臣民也就不会为君主分忧；君主不能使臣民生长繁息，臣民也就不会为君主牺牲生命。君主给予臣民的，不确实兑现，臣民对待君主，也是不会全力以赴的。关于“道”，它的理论是一致的，但运用起来则各有不同。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家，他便是治家的人才；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乡，他便是一乡的人才；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国，他便是一国的人才；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治天下，他便是天下的人才；有的人懂得道而能是万物各得其所，那便和天地一样伟大了。失道者，人民不肯来投；得道者，人民不肯离去。道之所在，自身就应该与只同化。凡是始终保持强盛的，就因为顺从天道；凡是能安危存亡的，就因为顺从人心。违背天的法则，虽然暂时丰满，最终必然枯竭；上下不和，虽然暂时安定，最终也必然危亡。想要统一天下而违背天道，天下就不可能被他统一起来。掌握了天道，成事就很自然；违背了天道，虽然成功也不能保持。已经得道的，往往不觉察自己是怎样做的；已经成功了，往往又不觉察道是怎样离开的。就好象隐藏起来而没有形体，这就是“天道”。但是，对当今有怀疑则可以考察古代，对未来不了解，则可以查阅历史。万事的本性，内容虽有不同，但总是同归一理，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用新伐的木材做屋柱而房子倒坍，谁也不怨恨木材；小孩把屋瓦拆下来，慈母也会打棍子。顺天道去做，远者都会来亲近；事起于人为，近亲也要怨恨。万物之于人，是没有远近亲疏之分的。高明的人用起来就有余，愚笨的人用起来就不足。顺乎天道去做，天就帮助他；反乎天道去做，天就违背他。天之所助，弱小可以变得强大；天之所弃，成功可以变为失败。顺应天道的可以得其成效，违背天道的就要招致灾祸，且无可挽救。乌鸦般的交谊，看着友善，其实并不亲密；不重合的绳结，即使坚固，也一定松脱开解。所以，道在实际运用的时候，贵在慎重。不要交与不可靠的人，不要强给做不到的人，不要告知不明事理的人。交与不可靠的、强予做不到的、告知不明事理的人，就叫做劳而无功。表面上显示友好的朋友，也就接近于不亲密了；表面上显示亲爱的交谊⑥，也就接近于不舅好了；表面上显示慷慨的恩赐，也就接近于不得所报了。只有内心里认真行德，四面八方才会归附。独断专横的国家，必然疲于奔命而祸事多端；独断专横国家的君主，必然卑鄙而没有威望。这就好比独自议定婚姻的妇女，一定名声不好而没有信誉。但对于尚未见面就令人仰慕的君主，应该去投奔；对于久别而令人难忘的君主，应该来辅佐。日月有不明的时候，但天不会变；山高有看不见的时候，但地不会变。说起话来，那种只说一次而不可再说的错话，人君就不应该说；做起事来，那种只做一次而不可再做的错事，人君就不应该做。凡是重复那些不可再说的言论和那些不可再做的事情，都是一国之君的最大禁忌。

　　【注释】

　　①原文在此句后，尚有“纣之失也”四字，依上下文意，应是注文窜入正文之误。据黄巩说删。

　　②羿：后羿，传说为我国远古时代射箭之能手。

　　③造父：我国周代驾车驯马之能手。

　　④奚仲：传说为我国古代造车之巧匠；夏之车正。

　　⑤原文为“訾食者不肥体”，据本书《形势解》“人訾则不肥”句，改“訾”为“飺”。故译为“挑拣食物”。

　　⑥原文为“见衰之役”，据本书《形势解》改为“见爱之交”。译文从之。

　　23．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民众而兵弱者，民无取也。故末产不禁，则野不辟。赏罚不信，则民无取。野不辟，民无取，外不可以应敌，内不可以固守，故曰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而求权之无轻，不可得也。地辟而国贫者，舟舆饰，台榭广也。赏罚信而兵弱者，轻用众，使民劳也。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无以牧之，则处而不可使也；远人至而不去，则有以畜之也。民众而可一，则有以牧之也。见其可也，喜之有征。见其不可也，恶之有刑。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也，喜之无征；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刑；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则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轴；有无积而徒食者，则民偷幸；故离上不力，多轴偷幸，举事不成，应敌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禄赐予，使民之机也。野与市争民。家与府争货，金与粟争贵，乡与朝争治；故野不积草，农事先也；府不积货，藏于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众，乡分治也。故野不积草，府不积货，市不成肆。朝不合众，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则民能可得而官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于人？有人不治，奚待于家？有家不治，奚待于乡？有乡不治，奚待于国？有国不治，奚待于天下？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则末产不禁；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妇言人事，则赏罚不信；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朝廷不肃，贵贱不明，长幼不分，度量不审，衣服无等，上下凌节，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轴谋闲欺，臣下赋敛竞得，使民偷壹，则百姓疾怨，而求下之亲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务本事，君国不能壹民，而求宗庙社稷之无危，不可得也。上恃龟筮，好用巫医，则鬼神骤祟；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为之患者三：有独王者、有贫贱者、有日不足者。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义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审；法者，将立朝廷者也；将立朝廷者，则爵服不可不贵也；爵服加于不义，则民贱其爵服；民贱其爵服，则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力者也；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也；禄赏加于无功，则民轻其禄赏；民轻其禄赏，则上无以劝民；上无以劝民，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能者也；将用民能者，则授官不可不审也；授官不审，则民闲其治；民闲其治，则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则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则刑罚不可不审；刑罚不审，则有辟就；有辟就，则杀不辜而赦有罪；杀不辜而赦有罪，则国不免于贼臣矣。故夫爵服贱、禄赏轻、民闲其治、贼臣首难，此谓败国之教也。（《管子·权修》）

　　【译文】

　　万辆兵车的大国，军队不可以没有统帅；领土广阔，农田不可以没有官吏；人口众多，官府不可无常法；掌握着人民命运，朝廷不可无政令。地大而国家贫穷，是因为土地没有开辟；人多而兵力薄弱，是因为人民缺乏督促。所以，不禁止奢侈品的工商业，土地就不得开辟；赏罚不信实，人民就缺乏督促。土地没有开辟，人民缺乏督促，对外就不能抵御敌人，对内就不能固守国土。所以说，空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虚名，而没有千辆兵车的实力，还想君主权利不被削弱，那是办不到的。土地开辟了，而国家仍然贫穷，那是君主的舟车过于豪华、楼台亭阁过多的原故。赏罚信实而兵力仍然薄弱，那是轻易兴师动众、使民过劳的原故。因为，舟车豪华、楼台亭阁过多，就会使赋税繁重；轻易兴师动众，使民过劳，就造成民力枯竭。赋税繁重则人民怨恨朝廷，民力枯竭则政令无法推行。人民怨恨，政令不行，而求敌国不来侵略，那是办不到的。要想治好天下，必须珍惜本国国力；要想治好国家，必须珍惜国内人民；要想治好人民，必须珍惜民力之耗尽。没有办法养活人民，人民就要外逃而不能阻止；没有办法治理人民，即使留下来也不能使用。远地的人们来而不走，是因为有效地养活了他们；人口众多而可以统一号令，是因为有效地治理了他们。见到人们做好事，喜悦而要有实际奖赏；见到人们做坏事，厌恶而要有具体惩罚。赏功罚过，对于亲身经历的人们确实兑现了，那末，没有亲身经历的也就不敢胡作非为了。如果见到人们做好事，空自喜悦而没有实际奖赏；见到人们做坏事，空自厌恶而没有具体惩罚；赏功罚过，对于亲身经历的都没有兑现，要指望没有经历的人们为之感化，那是办不到的。君主能够付出厚爱和厚利，就可以亲近人民，申明知识和礼节，就可以教育人民。要以身作则来引导人民，审定规章制度来防范人民，设置乡的官吏来指导人民。然后再用法令加以约束，用奖赏加以鼓励，用刑罚加以威慑。这样，百姓就都愿意做好事，暴乱的行为便不会发生了。土地生产财富，受时令的限制；人民花费劳力，有疲倦的时候；但是人君的欲望则是无止境的。以“生财有时”的土地和“用力有倦”的人民来供养欲望无穷的君主，这中间若没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上下之间就会互相怨恨，于是臣杀其君，子杀其父的现象产生了。因此，对人民征收有度，耗费又有节制的，国家虽小也一定安宁；对人民征收无度，耗费没有节制的，国家虽大也一定危亡。有土地而不开辟，等于不是自己的土地；有人民而不治理，等于不是自己的人民。凡是治理人民，对于按劳绩给予禄赏的问题，不可不审慎从事。劳绩多的禄赏多，劳绩少的禄赏少，没有劳绩的就不给予禄赏。如果有劳绩而没有禄赏，人们就离心离德；劳绩多而禄赏少，人们就不努力工作；劳绩少而禄赏多，人们就弄虚作假；无劳绩而空得禄赏，人们就贪图侥幸。凡是离心离德、工作不力、弄虚作假、贪图侥幸的，举办大事不会成功，对敌作战也不会尽力。所以说，根据人的能力授予官职，按照劳绩差别赐予禄赏，这是用人的关键。农田与市场往往争劳力，民家与官府往往争财货，货币与粮食往往争贵贱，地方与朝廷往往争治理权限。所以，让田野不积杂草，就应把农业放在首位；让官府不积财货，就应把财富藏于民间；让市场店铺不成行列，就需要做到家用自足；让朝廷不聚众议事，就需要做到分权到乡。田野无杂草，官府无积货，市场店铺不成行列，朝廷不聚众议事，这些都是治国的最高水平。人们本性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人的思想性情是可以掌握的。了解他喜欢什么和厌恶什么，就可以知道他的长处和短处；观察他同什么样的人交往，就能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把握住这两点，就能够对人民进行管理了。国土的保障在于城池，城池的保障在于军队，军队的保障在于人民，而人民的保障在于粮食。因此，土地不开辟，就会造成城池不巩固。君主不能治理自身，怎么能治理别人？不能治人，怎能治家？不能治家，怎能治乡？不能治乡，怎能治国？不能治国，怎能治理天下？而天下又是以国为根本，国以乡为根本，乡以家为根本，家以人为根本，人以自身为根本，自身又以治世之道为根本。所以，君主若不重视农业，就不肯禁止奢侈品的工商业，不禁止奢侈品的工商业，人们就会延误农时农事而轻忽土地之利。在轻忽地利的情况下，还指望田野开辟、仓廪充实，那是办不到的。商人在朝中掌权，财货贿赂就流往上层；妇人参与政事①，赏功罚过就不能准确；男女没有界限，人民就不知廉耻。在财货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的情况下，要求百姓为国家甘冒危难兵士为国家献身死节，是办不到的。朝廷不整肃贵贱无区别，长幼不分，制度不明，服制没有等级，君臣都超越应守的规范，这样，要求得百姓尊重君主的政令，是办不到的。君主搞阴谋欺诈，官吏争收苛捐杂税，使役人民只偷取一时之快，以致百姓怨恨，这样，要求得人民亲近君主，是办不到的。拥有土地而不重视农业，统治国家而不能统一号令人民，这样，要求国家不发生危机，是办不到的。君主行事依靠求神问卜，好用巫医，这样，鬼神反而会经常作起怪来。总之，功业不成，名声不显，将产生三种祸患：一是养成独断专横的君主；二是成为贫穷卑贱的君主；三是成为政务混乱、整日里疲于奔命的君主。作一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五谷；作十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树木；作终身的打算，最好是培育人才。种谷，是一种一收；种树，是一种十收；培育人才，则是一种百收的事情。如果我们注重培育人才，其效用将是神奇的；而如此举事收得神效的，只有王者之门才能够做到。凡是治理人民的，应该使男人没有邪僻行为，使女人没有淫乱的事情。使男人不行邪僻，要靠教育；使女人没有淫乱，要靠训诲。教训形成风气，刑罚就会减少，这是自然的道理。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走正道。要求人民走正道，就不能不禁止小的邪恶。因为，小的邪恶是大的邪恶产生的根源。不禁止小的邪恶而想要大邪恶不危害国家，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礼”。要求有礼，就不可不重视小礼。因为，在国内不重视小礼，而要求百姓能行大礼，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义”。要求有义，就不可不实行小义。因为，在国内不行小义，而要求百姓能行大义，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廉”。要求有廉，就不可不重视小廉。因为，在国内不重视小廉，而要求百姓能行大廉，是办不到的。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耻”。要求有耻，就不可不整肃小耻。因为，在国内不整肃小耻，而要求百姓能行大耻，是办不到的。凡治理人民，要求人民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饬小耻、禁止小的坏事，这都是训练人民的办法。而人民能够做到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饬小耻并禁止小的坏事，又正是治国的根本。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服从驱使。要人民服从驱使，就不可不重视“法”的作用。法，是用来建立朝廷权威的。要建立朝廷权威，就不可不重视爵位。如果把爵位授给“不义”的人，人民就轻视爵位；人民轻视爵位，君主就没有威信；君主没有威信，命令就不能推行了。法，是用来驱使人民出力的，驱使人民出力，就不可不重视禄赏。如果把禄赏授给“无功”的人，人民就轻视禄赏；人民轻视禄赏，君主就无法劝勉人民；君主无法劝勉人民，命令也就无法推行了。法，是用来发挥人民才能的。发挥人民才能，就不可不慎重地委派官职。如果委派官职不慎重，人民就背离其治理；人民背离治理，则下情不能上达；下情不能上达，人民就怨恨君主；人民怨恨君主，命令也就无法推行了。法，是用来决定人民生死的。决定人民生死，就不可不审慎地使用刑罚。如果刑罚不审慎，就会使坏人逃罪而好人蒙冤；坏人逃罪和好人蒙冤，就会出现杀无辜而赦有罪的事情；杀无辜而赦有罪，国家就难免被贼臣篡夺了。所以，爵位被鄙视，禄赏被轻视，人民背离统治，贼臣发动叛乱，这些都是败国的政教造成的。

　　【注释】

　　①原文作“妇言人事”，据洪顾煊说改为“妇人言事”，译文从之。

24．国之所以治乱者三，杀戮刑罚，不足用也。国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险阻，不足守也。国之所以富贫者五，轻税租，薄赋敛，不足恃也。治国有三本，而安国有四固，而富国有五事，五事五经也。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以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与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过于君子，其为怨浅；失于小人，其为祸深；是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而处尊位者，则良臣不进；有功力未见于国而有重禄者，则劳臣不劝；有临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则材臣不用；三本者审，则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审，则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则明塞于上，而治壅于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长。三本者审，则便辟无威于国，道涂无行禽，疏远无蔽狱，孤寡无隐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众”。（《管子·立政》）

　　【译文】

　　国家之所以治或乱，取决于三个条件，只有杀戮刑罚是不够用的。国家之所以安或危，取决于四个条件，只靠城郭险阻是不能固守的。国家之所以贫或富，取决于五个条件，只用轻收租税、薄取赋敛的办法是靠不住的。这就是说，治理国家有“三本”，安定国家有“四固”，而富国则有“五事”--这五事乃是五项纲领性措施。三本：君主需要审查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大臣的品德与地位不相称，二是大臣的功劳与俸禄不相称，三是大臣的能力与官职不相称。这三个根本问题是国家治乱的根源。所以，在一个国家里，对于德义没有显著于朝廷的人，不可授予尊高的爵位；对于功业没有表现于全国的人，不可给予优厚的俸禄；对于主事没有取信于人民的人，就不能让他做大官。所以德行深厚而授爵低微，叫做“有过”；德行浅薄而授爵尊高，叫做“有失”。宁可有过于君子，不可有失于小人。因为，有过于君子，带来的怨恨浅；有失于小人，带来的祸乱深。因此，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有德义不显于朝廷而身居高位的人，贤良的大臣就得不到进用；如果有功劳不著于全国而享有重禄的人，勤奋的大臣就得不到鼓励；如果有主事并未取信于人民而做了大官的，有才能的大臣就不会出力。只有把这三个根本问题审查清楚了，臣下才不敢妄求官禄。如果对于这三个根本问题不加审查，奸臣就会与君主接近，君侧小臣就会专权。这样，在上面君主耳目闭塞，在下面政令不通，正道被抛弃，坏事就要一天天地多起来。而若审查好这三个根本问题，君主左右那些受宠的小臣就不会专权，道路上看不到在押的犯人，与官方疏远的人们不受冤狱之害，孤寡无亲的人们，也都没有不白之冤了。这就叫做：刑罚减少，政务精简，甚至朝廷都无需召集群臣议事了。

　　25．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一人服之，万人从之，训之所期也。未之令而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尽，竭俗之所期也。好恶形于心，百姓化于下，罚未行而民畏恐，赏未加而民劝勉，诚信之所期也。为而无害，成而不议，得而莫之能争，天道之所期也。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举，事之所期也。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管子·立政》）

　　【译文】

　　征召就立即来到，派遣就立即前往，老百姓舍弃自己而以君上之心为心，这是教化所期望的结果。起初还看不出迹象，最后则成效不可比拟，君主一人行事，臣民万人随从，这是训练所期望的结果。不加命令而主动办事，不加派遣而主动前往，不用上面劝勉，而人民自己就能够尽心竭力，这是树立风俗所期望的结果。君主的好恶才在心里形成，百姓就化为行动，刑未行而人民知道恐惧，奖赏未发

　　而人民得到劝勉，这是实行诚信所期望的结果。做事不产生恶果，成事之后也没有失败①，得到的成果没有人能够争夺，这是遵守天道所期望的结果。行事即成，有求即得，君主所要求的，大小事情都能实现，这是办事所期望的结果。有令则行，有禁则止，凡是法令所及和风俗所影响到的地方，就象四肢百骸服从内心一样，这是为政所期望的结果。

　　【注释】

　　①原文“成而不议”。“议”读为“俄”，倾败。参据郭沫若说。

　　26．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废，有功必赏，有罪必诛，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势器械未具，犹之不治也。形势器械具四者备，治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为兵之数，犹之不可。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能强其兵，而不明于胜敌国之理，犹之不胜也。兵不必胜敌国，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管子·七法》）

　　【译文】

　　正确的主张不能用，错误的主张不能废，有功而不能赏，有罪而不能罚，像这样而能治理哈人民的，从来没有过。正确的坚决采用，错误的坚决废止，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就可以治理好了吗？还不能。为什么？因为，不具有军事力量和军事器械，仍然不能治理好。有了军事力量和军事器械以后，再具备上述四项，那就可以治理好了。不能治理好人民而能强化其军队的事情，从来没有；但是，能治其民而不懂用兵的策略，仍然不行。不能强化其军队而能必胜敌国的事情，从来没有；但是，能够强化其军队而不明胜敌国之理，仍然不能打胜。兵力没有必胜敌国的把握而能够征服天下的事情，从来没有；

　　27．兵必胜敌国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犹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为兵有数，胜敌国有理。正天下有分：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予夺也、险易也、利害也、难易也、开闭也、杀生也、谓之决塞。实也、诚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谓之心术。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犹立朝夕于铉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不明于象，而欲论材审用，犹绝长以为短，续短以为长。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犹左书而右息之。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不明于决塞，而欲驱众移民，犹使水逆流。不明于心术，而欲行令于人，犹倍招而必拘之。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而欲经于水险也。故曰：错仪画制，不知则不可。论材审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众，不知法不可。变俗易教，不知化不可。驱众移民，不知决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术不可。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管子·七法》）

　　【译文】

　　但是，兵力有了必胜的把握而不明征服天下的纲领，仍然是不行的。所以说：治民要有军备，用兵要有策略，战胜敌国要有理，匡正天下要有纲领。关于规律、形象、规范、教化、决塞、心术和计数：探索天地的元气，寒暑的协调，水土的性质以及人类、鸟兽、草木的生长繁殖；事物虽多①，但都有一个共同性②，而且是不变的，这就叫做“规律”。事物的外形、名称、年代、相似、类属、位次、状态等等，叫做“形象”。尺寸、绳墨、规矩、衡石、斗斛、角量等等③，叫做“规范”。渐进、驯服、磨练、熏陶、适应、习惯等等，叫做“教化”。予与夺、险与易、利与害、难与易、开与闭、死与生等等，叫做“决塞”。老实、忠诚、宽厚、施舍、度量、容让等等，叫做“心术”。刚柔、轻重、大小、虚实、远近、多少等等，叫做“计数”。不明白规律，而想要立法定制，就好比把测时的标竿插在转动者的陶轮上，摇动竹竿而妄想稳定它的末端一样④。不了解形象，而想量才用人，就好比把长才短用，短才长用一样。不了解事物的规范，而想治理人民统一群众，就好比用左手写字，而闲着右手一样。不明白教化而想移风易俗，就好比早上刚制造车轮，晚上就要乘车一样。不了解决塞之术而想驱使和调遣人民，就好比使水倒流一样。不了解心术而想对人民发号施令，就好比背着靶子射箭而一定希图命中一样⑤。不了解计数而想要举办大事，就好比没有舟楫想渡过水险一样。所以说：立法定制，不了解规律不行；量才用人，不了解形象不行；治理人民统一群众⑥，不了解规范不行；移风易俗，不了解教化不行；驱使和调遣人民，不了解决塞不行；发布命令保证必行，不了解心术不行；举办大事保证必成，不了解计数不行。

　　【注释】

　　①原文作“物虽不甚多”，据许维遹说，当删“不”字，译文从之。

　　②原文作“皆均有焉”，据文意应改为“皆有均焉”，译文据此。

　　③衡石：古代对衡器的通称。衡：即秤；石，重量单位，古120斤为1石。见《汉书·律历志上》。角量：疑指平斗斛的用具。角，同“斠”。《说文》：“斠，平斗斛量也。”参据丁士涵说。

　　④原文作“檐竿而欲定其末”，王引之说：“‘檐’当为‘’，‘’古‘摇’字。”译文从之。

　　⑤原文作“犹倍招而比拘之”，据王引之说，“拘”应为“射”，译文从之。

　　⑥原文为“和民一众”，据戴望说，“和”应为“治”，译文从之。

　　28．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今有士之君，皆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而不务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曰：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曰：然则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朝廷闲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仓廪实而囹圄空，贤人进而?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谄谀。其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其庶人好耕农而恶饮食。于是财用足，而饮食薪菜饶。是故上必宽裕，而有解舍。下必听从，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礼义，故处安而动威，战胜而守固，是以一战而正诸侯。不能为政者，田畴荒而国邑虚，朝廷凶而官府乱。公法废而私曲行，仓廪虚而囹圄实，贤人退而奸民进，其君子上谄谀而下中正，其士民贵得利而贱武勇，其庶人好饮食而恶耕农，于是财用匮而食饮薪菜乏，上弥残苟，而无解舍，下愈覆鸷而不听从，上下交引而不和同，故处不安而动不威，战不胜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以此观之，则政不可不慎也。（《管子·五辅》）

　　【译文】

　　古代的圣王，所以能取得盛名广誉，丰功伟业，显赫于天下，为后世所不忘，不是得到人们拥护的，从来没有听说过。暴君之所以丧失国家，危及社稷，宗庙颠覆，湮没无闻，不是由于失掉人们拥护的，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现今拥有国土的君主，都希望生活安定，办事有威信，战争胜利，防务巩固，大的想统一天下，小的要称霸诸侯，却不重视争取人，所以，弄得小则兵败而地削，大则身死而国灭。所以说：“人”是不可不非常注重的，这是天下顶重要的问题。我们说：得人的方法，莫如给人以利益；而给人以利益的方法，莫如用实际政绩来证明。所以，善于为政的，总是田地开垦而城邑殷实，朝廷安闲而官府清治，公法通行而邪道废止，仓库充实而监狱空虚，贤人得用而奸臣罢退。上层人士总是崇尚公正而鄙视阿谀之风；士民，总是重视勇武而鄙视财利；平民，总是爱农耕而厌恶大吃大喝，从而财用充足而日常生活富裕。所以，君主要宽厚而有所减免，人民要服从而无所怨恨，上下协调而有礼仪，这才会生活安定而办事有威信，战争胜利而防务巩固，从而一战而征服诸侯。不善于为政的，总是田地荒芜而城邑空虚，朝廷惊扰而官府混乱，公法废弃而邪道风行，仓库空虚而监狱人满，贤人罢退而奸臣得用。上层人士，总是阿谀成风而鄙视公正；士民，总是重视财利而轻视勇武；平民，总是喜好吃喝而厌恶耕作，于是，财用缺乏而日常生活困难。君主非常残暴苛刻而无所减免①，人民特别固执凶顽而不肯服从，上下互相争利而不协调，所以生活不安定而办事无威信，战争不胜而防守不固，于是小则兵败而地削，大则身死而国灭。。由此看来，为政就不可不谨慎对待这些问题了。

　　【注释】

　　①原文“上弥残苟而无解舍”。据刘绩补注改“苟”为“苛”，译文从之。

　　28．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所谓六兴者何？曰：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凡此六者，德之兴也。六者既布，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故曰德不可不兴也。曰：民知德矣，而未知义，然后明行以导之义，义有七体，七体者何？曰：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蒙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凡此七者，义之体也。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调，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故曰义不可不行也。曰：民知义矣，而未知礼，然后饰八经以导之礼。所谓八经者何？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故上下无义则乱，贵贱无分则争，长幼无等则倍，贫富无度则失。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倍，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是故圣王饬此八礼，以导其民；八者各得其义，则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蒙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夫然则下不倍上，臣不杀君，贱不踰贵，少不陵长，远不闲亲，新不闲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踰越，少长贵贱不相踰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礼不可不谨也。曰：民知礼矣，而未知务，然后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务，五务者何？曰：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君择臣而任官，则事不烦乱。大夫任官辩事，则举措时。官长任事守职，则动作和。士修身功材，则贤良发。庶人耕农树艺，则财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务也。夫民必知务，然后心一，心一然后意专，心一而意专，然后功足观也。故曰：力不可不务也。曰：民知务矣，而未知权，然后考三度以动之；所谓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此所谓三度。故曰：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人道不顺，则有祸乱；此三者之来也，政召之。曰：审时以举事，以事动民，以民动国，以国动天下。天下动，然后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权然后举错得。举错得则民和辑，民和辑则功名立矣，故曰：权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经既布，然后逐奸民，诘轴伪，屏谗慝，而毋听淫辞，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树为淫辞，作为淫巧，以上谄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国动众，以害民务者，其刑死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内失百姓，外失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国亏，社稷灭覆，身体危殆，非生于谄淫者未之尝闻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声谄耳，淫观谄目，耳目之所好谄心，心之所好伤民，民伤而身不危者，未之尝闻也。曰：实圹虚，垦田畴，修墙屋，则国家富。节饮食，撙衣服，则财用足。举贤良，务功劳，布德惠，则贤人进。逐奸人，诘轴伪，去谗慝，则奸人止。修饥馑，救灾害，振罢露，则国家定。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论贤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税敛，毋苟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义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于备用者，其悦在玩好。农以劳矣，而天下饥者，其悦在珍怪，方丈陈于前。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悦在文绣。是故博带梨，大袂列，文绣染，刻镂削，雕琢采。关几而不征，市鄽而不税。是故古之良工，不劳其知巧以为玩好，无用之物，守法者不失。（《管子·五辅》）

　　【译文】

　　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什么叫六兴呢？回答是：开辟田野，建造住宅①，讲求种植，劝勉士民，鼓励耕作，修缮房屋，这叫做改善人们生活。开发潜在的财源，流通积滞的物产，修筑道路，便利贸易，注意送往迎来，这叫给人们输送财货。疏浚积水，修通水沟，挖通回流浅滩，清除泥沙淤滞，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渡口桥梁，着叫做给人们提供便利。薄收租税。轻征捐赋，宽减刑罚，赦免罪犯，宽恕小过，这叫做实施宽大的政治。敬养老人，慈恤幼孤，救济鳏寡，关心疾病，吊慰祸丧，这叫做救人之危急。给寒冷的人以衣服，给饥饿的人以饮食，救助贫陋，赈济破败人家，资助赤贫，这叫做救人之穷困。这六个方面，都属于兴举德政。这六项能见之实行，人民所要求的，就没有得不到的了。人民的欲望必须得到满足，然后才能够听从上面；听从上面，然后政事才能办好。所以说：德政是不可不兴的。我们说：人民知道了“德”，而未必懂得“义”，然后就应该以身作则以教民行义。“义”有七体。什么叫七体呢？回答是：用孝悌慈惠来奉养亲属，用恭敬忠信来事奉君上，用公正友爱来推行礼节，用端正克制来避免犯罪，用节约省用来防备饥荒，用敦厚朴实来戒备祸乱，用和睦协调来防止敌寇。这七个方面，都是义的实体。人民必须知义然后才能中正，中正然后和睦团结，和睦团结才能生活安定，生活安定然后办事才有威信，有威信才可以战争胜利而防务巩固。所以说：“义”是不可不行的。我们说：人民知道“义”，而未必懂得“礼”。然后就应该整顿“八经”以教民行礼。什么是八经呢？回答是：上与下都有礼仪，贵与贱都有本分，长与幼都守次序，贫与富都守法度。这八个方面是礼的纲领。所以，上与下没有礼仪就要乱，贵与贱不守本分就要争，长与幼没有等次就要叛离，贫与富不依法度就失其节制。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叛离，贫富失其节制，而国家还不陷于混乱，是没有听说过的。因此，圣明君主总是整顿这八礼以教导人民。八方面都各得其宜，作君主的就公正而不偏私，作臣子的就忠信而不结党，作父母的以教育实现慈惠，作子女的以严肃实现孝悌，作兄长的以教诲实现宽厚，作人弟的以恭敬实现和顺，作丈夫的以专一实现敦厚，作人妻的以贞节进行劝勉。能这样，就可以做到：下不叛上，臣不杀君，贱不越贵，少不欺长，疏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越大，放荡不破毁正义。这八项是礼的常规。所以，人必知礼然后才能恭敬，恭敬然后才能尊让，尊让然后才能做到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少长贵贱不相逾越，乱事就不会产生而祸患也不会发作了。因此说：“礼”是不可不重视的。我们说：人民知道“礼”，而未必懂得“务”，然后就该依法令安排人力。安排人力有“五务”。什么是五务呢？回答说：君主择臣任官，大夫任官治事，官长负责其事而严守职责，士人修养品德而攻治才艺，平民则从事农耕种植。君主能够择臣而任官，政事就不紊乱；大夫任官办事，措施就可以及时；官长分工任事而严守职责，行动就可以协调；士人能够修身学艺，贤良人材就可以出现；平民从事农耕种植，财用就可以充足了。所以说：这五方面，就是人力的各有专务。人民必须认识这些专务，然后才能思想统一，思想统一然后才能专心致志，思想统一而专心致志，然后功业就可观了。所以说：安排人力是不可不有所专务的。我们说：人民知道“务”，还未必懂得“权”，然后就该考究“三度”来行动。什么是三度呢？回答说：上考度天时，下考度地利，中考度人和，这就是所谓三度。所以说：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利不宜，则有饥荒；人道不和，则有祸患。三者的到来，都是政事不好招致的。所以说：要审度时机来举办大事，用举事发动人民，用人民发动国力，用一国发动天下。天下动员起来了，然后功业就可以有成。所以，人民必须懂得权衡轻重，然后才举措得当；举措得当，则人民和睦；人民和睦，则功业建立起来了。因此说：权衡轻重这一点，不可不善加考度。五项纲领措施既已施行②，然后就要驱逐奸民，查究伪诈，排除谗言邪恶之徒，而且不准听淫乱言词，不准造淫奢物品。如果人们有淫行邪性，传播淫乱言词，制造淫奢物品，用以取悦君主，惑乱百姓，移国动众，以扰害人民务正业的，要处以死刑或流刑。所以说：凡人君内失百姓，外失诸侯，兵败而国土被削，名卑而国家受害，社稷覆灭，自身危殆的，没有不是由于对淫乱的喜悦而引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回答说：淫乱的声音悦其耳，淫乱的观赏悦其目③。耳目之所好，悦其心；放任内心之所好，就伤害人民。伤害了人民而自身不危亡的事，是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我们说：移民垦荒，开垦农田，修筑房屋，国家就能富裕；节约饮食，撙节衣服，财用就会充足；推举贤良，注重功绩，广布德惠，贤人就得到进用；驱逐奸人，查究伪诈，排除谗言邪恶之徒，奸人就销声匿迹；防备饥荒④，救助灾害，赈济破败人家，国家就会安定。英明君主的急务，在于加强农业，废除无用之物的生产，然后人民可以富裕；选拔贤才，任用能臣，人民就可以得到治理；减轻赋税，不苛求于民⑤，并以忠爱相待，就可以使人民亲近。这三项都是成就王、霸之业的大事。事物都有根本，而仁义是其关键。现在，工匠是够巧的了，然而人民需要的东西得不到满足，就是因为君主过于喜欢玩好的器物；农民是够劳苦的了，然而天下还无粮挨饿，就是因为君主过于喜欢珍奇的食品⑥；妇女也是够巧妙的了，然而人民却在无衣挨冻，就是因为君主过份喜欢华丽的服饰。所以，这就需要把宽大的带子裁成窄小的，把肥大的袖子变成窄瘦的，把华丽的服饰染成单色，把刻镂的图案削掉，把雕琢的花纹磨平⑦。关卡上只稽查而不征捐，市场上只存放货物而不收税。古代的优良工匠，不运用他的智巧来做玩好的东西。所以，无用之物，守法者从不生产⑧。

　　【注释】

　　①原文“利坛宅”。据王念孙说改“利”为“制”，译文从之。

　　②此句前原文有“故曰”两字，据孙星衍说删去。

　　③此句原文“非生于谄淫者，未之闻也”。郭沫若云：“作‘淫谄’者为是，即‘淫声谄耳，淫观谄目’之省”。译文从之。

　　④原文“修饥馑”。修，当作“备”，本书多混，参据俞樾说校改。译文从之。

　　⑤原文“毋苟于民”。据王念孙说，“苟”当作“苛”，译文从之。

　　⑥原文于此句后有“方丈陈于前”五字，为衍文。据丁士涵说删除。

　　⑦原文“雕琢采”。据王引之云：“‘采’字义不可通，古文‘平’与‘采’形相似，故误为‘采’也”。译文从“平”。

　　⑧原文“守法者不失”。郭沫若云：“‘失’当为‘生’，生产者也”。译文从之。

　　29．左操五音，右执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臣任力劳，故立于右。夫五音不同声而能调，此言君之所出令无妄也。而无所不顺，顺而令行政成。五味不同物而能和，此言臣之所任力无妄也，而无所不得，得而力务财多；故君出令，正其国而无齐其欲，一其爱而无独与是。王施而无私，则海内来宾矣。臣任力，同其忠而无争其利，不失其事而无有其名，分敬而无妒，则夫妇和勉矣。君失音则风律必流，流则乱败。臣离味则百姓不养。百姓不养，则众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则国宁矣。故名之曰不德。“怀绳与准钩，多备规轴，减溜大成，是唯时德之节。”夫绳扶拨以为正，准坏险以为平，钩入枉而出直，此言圣君贤佐之制举也。博而不失，因以备能而无遗国犹是国也，民犹是民也，桀纣以乱亡，汤武以治昌。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兴善也如此，汤武之功是也。多备规轴者，成轴也。夫成轴之多也，其处大也不究，其入小求履之宪也。夫焉有不适善？适善，备也，僊也，是以不塞。犹无乏也。故谕教者取辟焉。天淯阳，无计量，地化生，无法厓。所谓是而无非，非而无是，是非有，必交来，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规之，必有不可识虑之，然将卒而不戒。故圣人博闻、多见、畜道、以待物。物至而对形，曲均存矣。减，尽也。溜，发也。言遍环毕，莫不备得，故曰减溜大成。成功之术，必有巨获。必周于德，审于时，时德之遇，事之会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时德之节。“春采生，秋采蓏，夏处阴，冬处阳”，此言圣人之动静开阖，诎信浧儒，取与之必因于时也。时则动，不时则静，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阳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贤人之处乱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则沉抑以辟罚，静默以侔免，辟之也犹夏之就清，冬之就温焉。可以无及于寒暑之菑矣。非为畏死而不忠也，夫强言以为僇，而功泽不加，进伤为人君严之义，退害为人臣者之生，其为不利弥甚。故退身不舍端，修业不息版，以待清明。故微子不与于纣之难，而封于宋，以为殷主，先祖不灭，后世不绝，故曰大贤之德长。“明乃哲，哲乃明，奋乃苓，明哲乃大行”，此言擅美主盛自奋也，以琅汤凌轹人，人之败也常自此；是故圣人着之简筴，传以告后进，曰：“奋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称，不满其量，不依其乐，不致其度。爵尊则肃士，禄丰则务施，功大而不伐，业明而不矜。夫名实之相怨久矣，是故绝而无交。惠者知其不可两守，乃取一焉，故安而无忧。“毒而无怒”，此言止忿速，济没法也。“怨而无言”，言不可不慎也；言不周密，反伤其身。故曰“欲而无谋”。言谋不可以泄，谋泄菑极。夫行忿速，遂没法，贼发。言轻谋泄，菑必及于身；故曰毒而无怒，怨而无言，欲而无谋。“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言渊色以自诘也，静默以审虑，依贤可用也。仁良既明，通于可不利害之理，循发蒙也。故曰，若觉卧，若晦明，若敖之在尧也。“毋访于佞”，言毋用佞人也，用佞人，则私多行。“毋蓄于谄”，言毋听谄，听谄则欺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则伤民。“毋监于谗”，言毋听谗，听谗则失士。夫行私、欺上、伤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义失正也。夫为君上者，既失其义正，而倚以为名誉。为臣者不忠而邪，以趋爵禄，乱俗败世，以偷安怀乐，虽广其威，可损也。故曰不正广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遂，守而物修，故着之简筴，传以告后世人曰：其为怨也深，是以威尽焉。“不用其区区”，者虚也，人而无良焉，故曰虚也。凡坚解而不动，陼堤而不行，其于时必失，失则废而不济。失植之正而不谬，不可贤也。植而无能，不可善也。所贤美于圣人者，以其与变随化也。渊泉而不尽，微约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润泽均，加于万物。故曰圣人参于天地。“鸟飞准绳”，此言大人之义也。夫鸟之飞也，必还山集谷；不还山则困，不集谷则死。山与谷之处也，不必正直，而还山集谷，曲则曲矣，而名绳焉。以为鸟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为伤。故圣人美而着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绳。万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义立之谓贤。故为上者之论其下也，不可以失此术也。“讂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管子·宙合》）

　　【译文】

　　“左操五音，右执五味”，讲的是君臣各自的本份。人君在上边发令总是安逸的，故居于左；人臣在下边出力，总是劳顿的，故居于右。五音虽不同声而可以协调，这是比喻人君出令没有离开法则，从而无所不顺，“顺”则法令通行无阻，政事赢得成就。无味虽不同物而可以调和，这是比喻人臣出力办事没有离开法则，从而无所不得。“得”则劳力有所专务，财物有所增长。所以人君出令，专为正国而不为满足私欲，与民同爱而并非独行其是，如此施德而无私，则四海归服。人臣出力任事，同尽中心而不争夺私利，不失本职而不猎取虚名，如此勤敬而无所嫉妒①，则天下男女都将和谐共勉。人君行事失去协调，则国家教化的成果必然流失，流失则国家混乱失败；人臣行事失去协调，则百姓的生活不能供养，不能供养则离散逃亡。君臣各自胜任其本职，国家就安宁了。所以，把这称之为“大德”②。关于“怀绳与准钩，多备规轴，减溜大成，是唯时德之节。”绳，可以扶偏为正；准，可以破险为平；钩，可以进入弯曲而取出直线。这是比喻圣君贤相关于法度的运用。法度详尽而无所遗失，因而其功能也将完备无缺。国家还是那个国家，人民还是那些人民，桀纣因乱而败亡，汤武却因治而兴盛。彰明治国之道来教育人民，申明治国之法来对待人民，使人民从善成风，这就是汤武的功绩，所谓“多备规轴”，指的是“成轴”。成轴的品种繁多，放在大的地方不松动③。放在小的地方不堵塞，就像按照各种足迹做成鞋楦子，怎么能够不合适呢？非常合适，在于非常完备，因为挑选着使用④，所以不会缺乏。由此，主持教化的人就可以得到了借鉴。上天养育万物⑤，多得无法计量；大地造化万物，多得没有边际⑥。所谓是就不是非，非就不是是，但是非又一定是共同存在的。如果确认某一事物为正确，是因为早有一个错误事物先在那里被定下来了，而且必有一个错误事物已在那里被人识别考虑了。然而这些过程，都将是仓猝到来，令人无法准备的。所以，圣人总是要博闻多见，积累规律性的理论、原则等待新事物的到来。新事物一经出现，就与这些理论模式相参对，错误与正确的分别就在其中解决了。“减”的意思是完全，“留”的意思是发展，说的是局部与全局全面完善⑦，无不处理得宜。所以说：完全发展而达到完备无缺。成功的方法，一定有规可循。必须极力修德，详审时机，时机与德望结合，便是成事的机会，就象符契的相合一样。所以说：最重要的是时与德的结合要恰到好处。“春采生，秋采蓏；夏处阴，冬处阳。”这是说圣人的动静、开合、屈伸、取予，一定要因时制宜。合于时宜则动，不合时宜则静。所以，古代贤士有图谋而不宣扬。他总是收敛其治世的言论，暗中收敛而注意隐藏自己⑧。贤人处于乱世，知道治世之道行不通，就以沉抑的态度躲避刑罚，静默的方式求得免祸。他的躲避，有如夏天之就清凉，冬天之就温暖，才可以沾不上寒热之害。这并不是怕死而不忠。硬要强进谏言而带来杀身之祸，往上说，伤害了君主尊严的义理；往下说，伤害了人臣个人的生命，其不利是太严重了。因此，他退身下野却不肯扔掉笏版，解职退休也不停止版书⑨，以等待政治清明的形势。所以，微子并没有替纣王死难，而是受封于宋国，充当殷遗民的首领。这样，祖先不被湮灭，后世也不断绝。所以说：大贤人的德泽是长远的。“明乃哲，哲乃明，奋乃苓，明哲乃大行。”这是说独擅其美，自恃其盛，自奋其能，而且以骄傲放荡的态势去欺凌他人，人之失败常从这里开始。为此，圣人写在书里，传给后学之士说：奋，是兴盛；苓，是衰落。只兴盛而不衰落的事，从来没有。所以，有道之士，总是不表现自己分量十足，不表现局量已满，不表现调子太高，不表现气度高傲至极。爵位高就注意尊敬贤士，俸禄厚就注意施放财物，功劳大而不夸耀，事业盛而并不骄傲。名与实的互相矛盾是由来已久的事了，所以互相排斥而不能并有。明智的人知道不可能两者兼备，于是只取其一，弃名取实。因此，安定而无忧。“毒而无怒”，这是说平息忿怒可以速成其事⑩。“怨而无言”说的是不可不保持谨慎：发言不周到严密，反伤其身。“欲而无谋”，说的是谋事不可外泄，谋外泄则灾祸来临。若是用激发忿怒的办法速成其事，用连同处死的法律查获盗贼；而且还发言轻率，谋划外泄，灾祸一定累及于自身。所以说：有所厌恶也不要忿怒，有所抱怨也不要说出，有所企图也不可轻谋于他人。“大揆度仪，若觉卧，若晦明”，说的是用深沉的态度自我反省，用静默的态度深思熟虑。此时要依靠贤才的意见，采纳仁良之士的主张，既然明通于可否利害的道理，就有如启发了蒙昧一样。所以说：要像睁着眼睛睡觉，要像在暗夜里明察，要像丹朱在尧当政时的戒惧。“毋访于佞”，说的是不可使用奸佞之人，使用奸佞则将严重行私。“毋蓄于谄”，说的是不可保护谄媚行为，保护谄媚则将欺骗君上。“毋育于凶”，说的是不可使用凶暴手段，手段凶暴则将伤害民众。“毋歼于谗”，说的是不可听信谗言，听信谗言则将脱离贤士。行私、欺上、伤害民众、脱离贤士，这四者用事，正是要危害君主仪法，丧失君主政绩的。作为君主，丧失了仪法与政绩，还想要靠它取得名誉；作为人臣，不忠而邪僻，以用它追求爵禄，乱风俗败世道，以便偷安享乐；即使国家威力再大，也是要损坏的。所以说：“治国不正，虽大亦将灭亡。”因此，古人阻止这四者通行的途径，堵塞它们的通道，并控制自身而不许循行此路。所以写在书上，传下来告诫后代人说：造怨深重者，国威将丧失净尽。关于“不用其区区”，说的是“虚静”。人生没有长久不变的，所以说要虚静待物。凡是固结事物而不许其活动，堵塞事物而不使其运行，那必然失掉时机。失掉时机则事情废而不成。治国者只心正而无谬误，还不能称贤；正直而无才能，也不能称美。圣人之所以被誉为贤美，是因为允许和随任事物的发展变化。这种赐与，好比渊泉之水没有枯竭，微微细细而不断流施，因此，德的流布，其润泽普遍加于万物。所以说：圣人是与天地相赔的。关于“鸟飞准绳”，这是说伟大人物的生活义理。鸟的飞翔，一定要返回到山上，集合在谷中。不飞回到山上则疲困，不集合到谷中则死亡。山与谷的地位，不一定平正笔直。但回到山上、集在谷中的路线，曲折固然曲折，总的则应该是正直的。因为鸟从北方起飞，意想到南方就飞到南方；从南方飞起，意想到北方就到达北方。如果大的意向是正确的，不可以小的曲折为妨害。所以，圣人称美此事而写在书里说：长达千里的道路，不可能用绳墨来拨直；大到万家的城市，不可能用准具来取平。这是说伟大人物的行动，不必拘守先例与常规，能立义就可以称贤。所以，人君在考评臣下的时候，不可丢掉这个论人的方法。“胸充”，说的是心，心要求忠；“末衡”，说的是耳目，耳目要求正。

　　【注释】

　　①原文“分敬而无妒”，“分”当作“臣”，“分”字草书近“臣”，因以致误。“分（臣）敬而无妒”与前文“王施而无私”正相照应。译文从“臣”。

　　②原文“故名之曰不德”，不德：读为“丕德”，古字多以不为“丕”，不德，即指大德。

　　③原文“其处大也不究”，据王念孙说“究”应为“窕”。窕：细。处大不窕，处小不塞，意即因物制宜，随大小而用之。

　　④原文“仙也”，仙：读为“选”，选择、选用。此谓多备规轴可以挑选使用，故下文谓：“是以无乏”。

　　⑤原文“天淯阳”，据丁士涵说“阳”当为“养”。译文从之。

　　⑥原文“无法崖”，据王引之说“法”当为“泮”。泮：读为“畔”；“畔崖”：边际。译文从之。

　　⑦原文“言偏环毕”，据郭沫若说，当增补为“言偏环毕善”，译文从之。

　　⑧原文“含愁而藏之也”。据王念孙说“含”应为“阴”。古“阴”可写作“侌”，与“含”形近致误。译文从之。

　　⑨原文“修业不息版”。修业：疑作“休业”，声近致误。休业，制解职或退休之意。休业不息版，与上文“退身不舍端”涵义相似。版：即本书《版法》篇之“版”即写字用的竹木之简。联简成册者称簿，单用者称“版”。“不息版”，言继续版书，写出自己的条陈政议以待用。

　　⑩原文“此言止忿速济没法也”。据章炳麟说当删“没法”二字。译文从之。

　　原文为“故曰欲而无谋”，衍“故曰”而字。此乃举目之起语，并非结论，不应有“故曰”，故删。

　　原文“没法贼发”。据章炳麟说，当作“没法发贼”。

　　原文“循发蒙也”。据王念孙说，“循”当为“犹”，形近致误。译文从之。

　　原文“守而物修”。物修：当作“勿循”。“物”与“勿”声同形近而致误；“修”与“循”，本书多混。“守而勿循”，言对上述四种弊端应控制自己而不可照办。“守”，当控制讲。即控制自身接近或沾染上述弊端。今译依“守而勿循”解之。

　　原文“不用其区区者，虚也”。虚：虚静。本书《心术上》：“唯圣人得虚道”，“君子之处也若无知，言至虚也。”此处“不用区区者，虚也”，疑指不用区区之心，不干预区区小事，任事物之自然发展而言。此语殊费解，姑从此义。

　　原文“人而无良焉”。良：疑借为“长”，指长久而言。《庄子·徐无鬼》：“良位其空”，马叙伦《义证》：“‘良’，借为‘长’。”陈鼓应用其说今译为“长久居住在空野”（见陈著：《庄子今注今译》第628页）。此处“人而无良（长）焉”，似谓人生无长久不变之事。

　　原文“失植之正而不谬”。“失”当为“天”，形近致误。译文从“天植”。

　　原文“植而无能，不可善也”。据郭沫若说，当改为“直而无能，不可美也”。译文从之。

　　原文“不必以先帝常”。据王念孙说，当删“帝”字。译文从之。

　　原文“讂充”，疑当作“充”，即胸充。译文作“胸充”。

　　30．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听，听必顺闻，闻审谓之聪。目司视，视必顺见。见察谓之明。心司虑，虑必顺言，言得谓之知。聪明以知，则博。博而不惛，所以易政也。政易民利，利乃劝，劝则告。听不顺，不审不聪，不审不聪则缪。视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则过。言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则昏。缪过以昏则忧，忧则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险政，政险民害，害乃怨。怨则凶，故曰：讂充末衡，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毋迩其求”，言上之败常，贪于金玉马女，而?爱于粟米货财也。厚藉敛于百姓，则万民怼怨。“远其忧”，言上之亡其国也。常迩其乐，立优美，而外淫于驰骋田猎，内纵于美色淫声，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失其端。则烦乱以亡其国家矣。“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此言尊高满大，而好矜人以丽，主盛处贤，而自予雄也；故盛必失而雄必败。（《管子·宙合》）

　　【译文】

忠与正，是治世之本。耳管听，听联带着所闻，所闻精审叫做聪；目管看，看联带着所见，所见精确叫做明；心管思虑，思虑联带着发言，发言得宜叫做智。聪明加上智则思想专一①，专一而不昏乱②，就带来安定的政治。政治安定，人民有利；有利则勤勉，勤勉则吉③。听得不精审就谈不到聪④，不审不聪则陷于荒谬。看得不准确就谈不到明，不准不明就陷于错误。思虑不得宜就谈不到智，不宜不智就陷于昏乱。荒谬错误加上昏乱则思想陷于困扰，困扰就带来嫉妒与苛刻，嫉妒苛刻就产生险恶的政治。政治险恶，人民受害；受害则怨恨，怨恨则凶。所以说：心地平实，耳目端正，讲的是政治安定，兴利于人民。“毋犯其凶”，说的是立身中正而必须保持谨慎。“毋迩其求”，说的是人君败亡常因贪恋于金玉马女，而不爱惜粮食、财物，重税于百姓则引起万民怨恨。“远其忧”，说的是人君的亡国，经常是因为接近于享乐。设置女乐，外则沉溺于驰骋田猎，内则放纵于美色淫声，臣下懈怠懒惰，百官皆失其正，那就陷于混乱而亡国了。“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这是说身居高位，自满自大，而好自我炫耀；自主其盛，自处其贤，而自封为英雄。这样，其“盛”必失，而其“雄”必败。

　　【注释】

　　①原文“聪明以知则博”。博：疑是“抟”，同“专”。在本书中两字多相混。下文“谬过以昏则忧”，“忧”通“扰”。“扰”与“专”相对，“专”指专精，“扰”指纷扰或困扰。

　　②原文“博而不惛”。“博”紧承上文，亦当作“专”。

　　③原文“劝则告”。“吉”误为“告”，据刘续说校改。

　　④原文“听不慎不审不聪”。衍“不慎”二字。据下文“不审不聪则缪”文例改。

　　31．夫上既主盛处贤，以操士民，国家烦乱，万民心怨，此其必亡也，犹自万仞之山播而入深渊，其死而不振也必矣。故曰：毋迩其求，而远其忧，高为其居，危颠莫之救也。“可浅可深，可畜可沉，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谓也。“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着业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于道。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铉乎诸生。是故辩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说，而不可以广举。圣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为之治，而计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为之说，而况其功。（《管子·宙合》）

　　【译文】

人君若自主其盛，自处其贤，以此掌握士民，国家就混乱，万民就心怨，这是一定要亡国的。好比从万仞高山上跌入深渊，其死亡而不可再起成为必然。所以说：不可只顾眼前，而应当怀有远虑；一意攀高，到了危险的顶峰就无法挽救了。“可浅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这是说选择最佳主意，求取最佳效果的意思。天，不只有一个时序；地，不只有一种物利；人的活动，不只限一件事情。因此，事业不能不分为多种①，名位不能不分为多样。高明之士深通事物这一特点，所以，不只专于一种具体事物，而联系研究事物的共同规律。所谓共同规律，就是通达到无上之高，概括无穷之多，并可运用于人间各种事物。因此，仅仅分清一句话，明白一个词，掌握一件事，那只可谈其片面，而不能广泛阐发。圣人由此看到，一言不可能兼容多种涵义，所以，广泛研究理论来选择需要的内容；一事不可能兼容多种成例，所以，大量创造学说来比较它们的效果②。

　　【注释】

　　①原文“是以著业不得不多分人之”。据郭沫若说当删“人之”二字，译文从之。

　　②原文“故名为之说而况其功”。名：当作“多”。据王念孙说校改。译文从之。

　　32．岁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时。山陵岑岩，渊泉闳流，泉踰瀷而不尽，薄承瀷而不满。高下肥硗，物有所宜，故曰地不一利。乡有俗，国有法，食饮不同味，衣服异采。世用器械：规矩绳准，称量数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仪，其详不可尽也。可正而视，言察美恶，审别良苦，不可以不审。操分不杂，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处其位，行其路，为其事，则民守其职而不乱，故葆统而好终。深而迹，言明墨章书，道德有常，则后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声不息。夫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楟擿，挡则击，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尽天地之道。景不为曲物直，响不为恶声美。是以圣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类来也，故君子绳绳乎慎其所先。天地万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天地苴万物，故曰万物之橐。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闲。不可名而山。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橐天地，其义不传。一典品之不极一薄，然而典品无治也。多内则富，时出则当。而圣人之道，贵富以当。奚谓当，本乎无妄之治，铉乎无方之事，应变不失之谓当。变无不至，无有应当本错不敢忿。故言而名之曰宙合。（《管子·宙合》）

　　【译文】

　　年有四季，月有三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而天上中星十二辰的运动次序，各有所主。所以说，天，不只有一个时序。山陵岑岩，渊泉水流，泉水越过瀷水永流不尽，泊水承接瀷水永流不满；土地高下肥瘠，产品各有所宜。所以说，地，不只有一种物利。乡有习俗，国有法度，饮食不同味，衣服不同色，常用器械，规矩准绳，称量数度，各事皆有成规。所以说，人的活动，不限于一件事情。这形形色色事物的仪法规律，其详细内容是说不尽的。“可正而视”，说的是分清美恶，区别优劣，此事不可不审慎对待。掌握与分析不混杂，政事的治理就不会出现灾祸。“定而履”，说的是在其位，行其路，做其事，这样，人民也就严守常业而不乱。所以能保持纲纪而赢得好的结果。“深而迹”，说的是光明磊落①，道德修养有素，这样，后代人人遵循常理而不陷于昏乱②。故名声永传不息。“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桴③，擿挡则击”。说的是如有所唱，比有所和，所和不差，因为都合天地的规律。影子不可能替弯曲的物体表现为笔直，回响不可能替粗恶的音响表现为美声。由是圣人懂得过去的事物一定被参行于未来④，所以君子必须戒惧地慎其所先行。关于“天地，万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包裹着万物，所以叫万物之橐。而“宙合”的意思，是上通于天空之上，下深于土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拢天地，成为一个包裹。把它散放开来，可以渗透到没有间隙的极小地方，简直都说不出名字⑤。真是可以说，大到没有什么物体在其外，小到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其内了。所以说：它又能包藏天地。宙合的义理并没有传开，若一旦整理起来，其内容还不到一版，可惜整理之事没有人去做。容纳广博就内容丰富，发表适时就用之得当。而圣人之道，丰富尤贵在用之得当。何谓用之得当呢？根据不背离法则的理论，运用在没有固定范围的各类事物上，应变而不失误就叫做用之得当。事物的变化虽然无所不至，但没有不处理得当的⑥，治事的本末都不能离此中心⑦，所以称它的名字为“宙合”。

【注释】

　　①原文“言明墨章书”。据王念孙说，“书”当作“画”，二者形近致误。译文从之。

　　②原文“则后世人人修理而不迷”。修理：应作“循理”。“修”与“循”，本书常混。“修（循）理而不迷”，言遵循常理而不昏乱。

　　③原文“若鼓之有楟”。据洪颐煊说，“楟”当为“桴”，形近致误。译文从之。

　　④原文“是以圣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类来也”。性者：疑是“往者”之误。“往”与“性”形近致误。以往类来，文意较合。本书《形势》谓：“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译文从“往者”。

　　⑤原文“不可名而山”。据安井衡说，“山”当作“出”，形近致误。译文从之。

　　⑥原文“无有应当”。“无”下疑脱“不”字，应作“无不有应当”。言宙合之道，无不适应之意。译文据此。

　　⑦原文“本错不敢忿”。本错：当是“本镖”，即“本剽”，犹言始末。据郭沫若说，“忿”乃“分心”二字误合。本剽不敢分心，言治事之本末不能离此中心。此正解释“宙合”之义，故下文即承之以“故言而名之曰‘宙合’”。据郭沫若说。译文从之。

　　31.法制不议，则民不相私。刑杀毋赦，则民不偷于为善。爵禄毋假。则下不乱其上。三者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其余不强而治矣。君壹置则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废上之制，而道其所闻，故下与官列法，而上与君分威。国家之危，必自此始矣。昔者圣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废上之法制者，必负以耻。财厚博惠，以私亲于民者，正经而自正矣。乱国之道，易国之常，赐赏恣于己者，圣王之禁也。圣王既殁，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为国本，则大臣之赘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审立其法，以为下制。则百姓之立私理而径于利者必众矣。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管子·法禁》）

　　【译文】

　　法制不容私议，人们就不敢相互营私；刑杀不容宽赦，人们就不敢忽视为善；授爵赐禄的大权不假送于人，臣下就不会作乱于人君。这三事掌握在官府，就是“法”；推行到全国民众，就成其为俗。其他事情不用费力就可以安定国家了。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都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违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必然增多。这样人人都行其私理，不行上面法制而宣传个人的主张。所以，百姓与官法对立，大臣与君主争权，国家的危险，一定从这里开始。从前，圣王治理人民就不是这样，对于不执行君主公法的，一定给予惩处。这样做，用大量钱财和施惠来收揽人心的人，因整顿公法就自然纠正过来了①。圣王既死，后继者就差多了。统治人民而不懂立君之道，并以此为立国的根本，大臣们拉拢下级而收买人心的，就一定多了；为君而不能审定立法的，并以此为下面的规范，百姓中自立私理而积极追求私利的，也一定多了。从前，圣王在考治人才的时候，不看重他的博学，但却希望他能与君主一致而听从君令。《泰誓》说：“殷纣王有臣亿万人，也有亿万条心；周武王有臣三千人，却只有一条心。”所以，纣王因亿万心而亡，武王因一心而存。因此，一国之君，如不能使人心归己，统一国家权威，统一士人意志，使上面的治理措施贯彻为下面的行为规范，那末，虽有广大的国土，众多的人民，还不能算是安全的。

　　【注释】

　　①原文此句后有“乱国之道，易国之常，赐赏恣于己者，圣王之禁也”十九字，据丁士涵说，当移至下文。

　　32．君失其道，则大臣比权重，以相举于国，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举国之士，以为亡党，行公道以为私惠。进则相推于君，退则相誉于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广其居，聚徒威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擅国权以深索于民者，圣王之禁也。其身毋任于上者，圣王之禁也。进则受禄于君，退则藏禄于室，毋事治职，但力事属，私王官，私君事，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圣王之禁也。修行则不以亲为本，治事则不以官为主。举毋能，进毋功者，圣王之禁也。交人则以为己赐，举人则以为己劳，仕人则与分其禄者，圣王之禁也。交于利通而获于贫穷，轻取于其民而重致于其君，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于民者，圣王之禁也。用不称其人，家富于其列，其禄甚寡而资财甚多者，圣王之禁也。拂世以为行，非上以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群于国者，圣王之禁也。饰于贫穷，而发于勤劳，权于贫贱，身无职事，家无常姓，列上下之闲，议言为民者，圣王之禁也。壶士以为亡资，修田以为亡本，则生之养私不死然后失缫以深与上为市者。圣王之禁也。审饰小节以示民时言大事以动上远交以踰群，假爵以临朝者，圣王之禁也。卑身杂处隐行辟倚，侧入迎远，遁上而遁民者，圣王之禁也。诡俗异礼，大言法行，难其所为，而高自错者，圣王之禁也。守委闲居，博分以致众。勤身遂行，说人以货财。济人以买誉，其身甚静，而使人求者，圣王之禁也。行辟而坚言诡而辩，术非而博，顺恶而泽者，圣王之禁也。以朋党为友，以蔽恶为仁，以数变为智，以重敛为忠，以遂忿为勇者，圣王之禁也。（《管子·法禁》）

　　【译文】

　　君主失道的时候，大臣就联合权势在国中互相抬举，小臣们也必然为私利而趋从他们。所以，他们便举用国士作为私党①，利用公法谋取私利；在君前互相推崇，在民间互相吹捧；各图己便，忘掉国家，以扩大势力范围，结聚徒党②，上以蒙蔽国君，下以搜刮百姓。这都是削弱君主破坏国家的作法。所以是国家的危险。破坏国家正道，改变国家常法，封赐与禄赏之事全随个人意志决定，是圣王所要禁止的。擅专国权以严重搜刮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不肯为朝廷任职做事，是圣王所要禁止的③。在朝廷领受俸禄于君主，回家来积藏俸禄于私室，不干自己应办的公事，只努力发展部属，私用国家官吏，私决君主大事，排除不该排除的人而私自行事④，是圣王所要禁止的。修德不以事亲为根本，办事不以奉公为主旨，举用无能的人，荐引无功之辈，是圣王所要禁止的。为国家结交人才当作自己的恩赐，推荐人才当作自己的功劳，任用人才又从中分取俸禄，是圣王所要禁止的。既结交权势，又收揽穷人；轻取于民而重求于君，削上就下，枉法收买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享用与本人身份不相称，家产超过爵位的等级，俸禄很少而资财很多，是圣王所要禁止的。干违背时代潮流的事情，靠非议君上来猎取名声，经常反对朝廷的法制，并以此结聚徒当于国内，是圣王所要禁止的。打扮成贫穷的样子，而不肯辛勤劳动，暂时安于贫贱，自身没有常业，自家没有恒产，活动于社会上下之间，而声称是为了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供养游士和修治武器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⑤，豢养贼臣和私藏敢死之徒⑥，然后强直不让而严重地与君主讨价争权⑦，是圣王所要禁止的。注意修饰小节以显于人民，经常议论大事以打动国君，广泛结交以凌驾群僚，凭借自己的地位以控制朝政，是圣王所要禁止的。屈身于人群之中，暗行不正之事，潜入别国或接纳外奸，欺瞒君主又欺瞒人民，是圣王所要禁止的。实行奇怪的风俗和反常的礼节，语言夸大而行为骄傲，把自己所做过的事，说得非常难做，借此以抬高自己，是圣王所要禁止的。有积蓄而生活安逸，广施财物以收买民众，殷勤行事，顺从人意，用财货收买人心，用救济沽名钓誉，政治上稳坐不动而使人主动拥护，是圣王所要禁止的。行为邪僻而坚持不改，把奇谈怪论讲得头头是道，办法错误而数量很多，支持邪恶而善于辩解，是圣王所要禁止的。以结纳朋党为友爱，以包庇罪恶为仁慈，以投机善变为有智，以横征暴敛为忠君，以发泄私忿为勇敢，是圣王所要禁止的。

　　【注释】

　　①原文“故举国之士以为亡党”。据陶洪庆说，当删“之”字，据王念孙说，校改“亡党”为“己党”。译文均从之。

　　②原文“聚徒威群”。据洪颐煊说，“威”当作“成”。译文从之。

　　③此段原文“乱国之道，易国之常，赐赏恣于己者，圣王之禁也”十九字，据丁士涵说移至此处，译文从之。

　　④原文“去非其人而人私行者”。“私行”之前衍“人”字，据文意删除。译文从之。

　　⑤原文“壶士以为亡资，修田以为亡本”。据上下文意，二“亡”字皆应为“己”，形近致误。又据何如璋说，“田”应作“甲”，形近致误。译文从之。

　　⑥原文“则生之养私不死”。据郭沫若说，“则生”当为“贼臣”。又据许维遹说，“私不死”当为“私必死”，译文皆从之。

　　⑦原文“然后失矫以深与上为市者”。郭沫若说：“‘失’，殆‘矢’之误”。译文从之。

　　33．固国之本，其身务往于上，深附于诸侯者。圣王之禁也。圣王之身，治世之时，德行必有所是，道义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诡俗异礼，以自见于国，莫敢布惠缓行，修上下之交，以和亲于民。故莫敢超等踰官，渔利苏功。以取顺其君。圣王之治民也，进则使无由得其所利，退则使无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乐其群，务其职，荣其名，而后止矣。故踰其官而离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职者，必使有耻；是故圣王之教民也，以仁错之，以耻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绝而定，静而治，安而尊，举错而不变者，圣王之道也。”（《管子·法禁》）

　　【译文】

　　闭塞国家根本，努力蒙蔽国君，又密切勾结其它诸侯国，是圣王所要禁止的。作为圣王，处在治世的时候，讲德行必须立下正确标准，讲道义也必须有个明确准则。所以士人们不敢推行怪异的风俗和反常的礼节在国内自我表现；也不敢布施小惠，缓行公法和修好上下以收揽民心；也不敢越级僭职①，谋取功利以讨好于国君。圣王的治理人民，向上爬的总是要使他无法得利，推卸责任的总是要使他无法逃避惩罚。必须使人们回到安其职位、乐其同人、努力于职务、珍惜其名声的轨道上来，才算达到目的。所以，对于超越职权而脱离同事的人，应当使之受害；对于不胜任而失职的，必须使之受辱。因此，圣王的教育人民，就是用仁爱来保护，用惩罚来驱使，并提高他们的能力使之有所成就而后止。所以说：坚决而镇定，稳定而图治，安国而尊君，有所举措而不朝令夕改，这都是圣王的治世之道。

　　【注释】

　　①原文“故莫取超等踰官”。据王念孙说，当为“莫敢超等踰官”。译文从之。

　　34．不法法则事毋常，法不法则令不行，令而不行，则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审而不行，则赏罚轻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信而不行，则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危人而不能，殆。废人而复起，殆。可而不为，殆。足而不施，殆。几而不密，殆。人主不周密，则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则人主孤而毋内。人主孤而毋内，则人臣党而成群。使人主孤而毋内，人臣党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过也。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遗，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管子·法法》）

　　【译文】

　　不以法推行法度，则国事没有常规；法度不用法的手段推行，则政令不能贯彻。君主发令而不能贯彻，是因为政令没有成为强制性的法律；成为强制性的法律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起草政令不慎重；慎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太轻；赏罚重而不能贯彻，是因为赏罚还不信实；信实而不能贯彻，是因为君主不以身作则。所以说：禁律能够管束君主自身，政令就可以行于民众。知道有贤才而不举用，要失败；听到有好事而不调查，要失败；见到能干的人而不任使，要失败；亲信于人而不坚定，要失败；共同谋事而不团结，要失败；想危害人而不能，要失败；已废黜人而再用，要失败；事可为而不为，要失败；家已富而不施，要失败；机要而不能保密，也要失败。人君行事不严加保密，正言直行的人就危险；正言直行的人危险，君主就孤立无亲；君主孤立无亲，人臣就结成朋党。使君主孤立无亲，人臣结成朋党的，责任不在人臣，而是君主自身的错误。人民没有重罪，是因为过失不大；人民不犯大过，是因为君主不随意赦免。君主赦小过，则人民多重罪，这是逐渐积累所形成的。所以说，赦令出，人民就不加儆惕；恩惠行，过失就日益增多。把恩惠和宽赦政策加于人民，监狱虽满，杀戮虽多，坏人也不能制止了。所以说，邪恶的事不如早加禁止。凡行“赦”，总是小利而大害，故久而不胜其祸；“不赦”，则是小害而大利，故久而不胜其福。因此，“赦”好比奔马的丢弃缰绳；“不赦”，好比瘫痪的针灸治疗①。对文人只有三宥，对武人一赦都不能有。所谓“惠”，就是多赦，行起来先易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所谓“法”，则是行起来先难后易，久而不胜其福的。所以，“惠”，是人民的仇敌；“法”，是人民的父母。最上等的是事先用法制规范人的行止，其次是有错误而能制止，虽有过也不致严重②。赦过忘善，人民就不能勉励；有过不赦，有善不忘，勉励人民的政策，就发挥作用了。所以说：英明君主，就是要掌握这善恶的裁决。

　　【注释】

　　①自“凡行‘赦’”至此数句，原文为“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睢之矿石也”，共五十一字，原在下文，据前后文意看，应是跳简，故移至此处。

　　②从“对文人”至此数句，原文为“文人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矣。”共七十三字，原在下文，据前后文意看，应是跳简，故移至此处。

　　35．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下不听而强以刑罚，则为人上者众谋之矣，为人上而众谋之，虽欲毋危，不可得也。号令已出，又易之。礼义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颉之。刑法已错，又移之；如是，则庆赏虽重，民不劝也。杀戮虽繁，民不畏也。故曰：“上无固植，下有疑心。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数也。”（《管子·法法》）

　　【译文】

　　君主对人民有三项要求，三项要求不节制，君主地位就危险。三项要求是什么呢？一是索取，二是禁阻，三是命令。索取总是希望得到，禁阻总是希望制止，命令总是希望推行。但索取太多，所得到的反而少；禁阻太多，所制止的反而少；命令太多，所推行的反而少。索取而不得，威信就日益降低；禁阻而不止，刑罚将受到轻视；命令而不行，下面就欺凌君上。从来没有多求而多得，多禁而多止，多令而能多行的。所以说：上面过于苛刻，下面就不听命；下不听命而强加以刑罚，做君主的就将被众人谋算。君主而被众人所谋算，虽想没有危险，也办不到了。号令已出又改变，礼仪已行又废止，度量已定又变换，刑法已行又动摇，这样，赏赐虽重，人民也不勉力；杀戮虽多，人民也不害怕了。所以说：上面意志不坚定，下面就有疑心；国家没有常法，人民就不肯尽力，这都是规律。

　　【注释】

　　①原文“民力必竭”，据文意“必”当为“不”，译文从“不”。

　　36．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议自贵者。国毋怪严，毋杂俗，毋异礼，士毋私议，倨傲易令，错仪、画制、作议者，尽诛，故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彼下有立其私议自贵，分争而退者，则令自此不行矣。故曰：“私议立则主道卑矣。”况主倨傲易令，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于乡里，变更自为，易国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士食于功。贤者食于能，则上尊而‘民。不牧之民，绳之外也，绳之外诛，使贤者食于能，士食于功，则卒轻患而傲敌，上尊而民从，卒轻患而傲敌，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民从，而主安矣。（《管子·法法》）

　　【译文】

　　英明的君主在上，人民自然不敢有私立异说而妄自尊大的，国家没有荒诞的事情、杂乱的风俗、怪异的礼节，士人也没有私立异说的，对于傲慢不恭、改变法令、自己立法定制、制造异说的都加以诛罚，那么，强硬的屈服，冒尖的受挫折，顽固的也可以攻破。再用法度来引导，用杀戮来管制，因而，万民之心都会服从上面，推之而往，引之而来。如果，下面有私立异说，妄自尊大，纷争而不负责任的，君令就再也无法实行。所以说，私立异说一立，君主威信就低，何况还有傲慢不恭、改变法令、自行立法定制、改风俗、变服装、奇谈怪论的存在呢①？那种上不行君令，下不合乡里，随意独行，改变一国既成风俗的，叫做“不服治理的人”。不服治理的人是跑到法度以外了。法度以外的人，应该杀。应当使贤者靠能力用事，斗士靠战功用事。贤者靠能力用事，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斗士靠战功用事，则士卒不怕患难而蔑视敌人。君主尊严而人民服从；士卒不怕患难而蔑视敌人，两者树立于国内，则天下得治君主得安了②。

　　【注释】

　　①原文“况主倨傲易令，错仪画制，变易风俗，诡服殊说犹立”。此处“倨傲易令”等四事，非指君主而言，显系错误。据文意改“主”为“夫”，译文据此。

　　②此句下原文有“凡赦者……痤睢之矿石也”，共五十一字，据前后文意改移前面，参见前注。

　　37．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马之委辔，毋赦者，痤睢之矿石也。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轩冕，所以着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养足，四者备体，则胥足上尊时而王不难矣。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管子·法法》）

　　【译文】

　　凡行“赦”，总是小利而大害，故久而不胜其祸；“不赦”，则是小害而大利，故久而不胜其福。因此，“赦”，好比奔马的丢弃缰绳；“不赦”，好比瘫病的针灸治疗。爵位不尊，俸禄不重，就不会有人为他赴难冒险，因为他的办法还不足以调动人们这样做。因此，先王规定轩冕，是用来区别贵贱，不是求美；设立爵禄，是用来定其待遇，不是求好看。要使君子靠治国之道来生活，小人靠出力劳动生活。君子靠治国之道生活，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小人靠出力劳动生活，即财物丰厚而生活富裕。君主尊严，人民顺从，财物丰厚，生活富裕，四个条件具备，就不难待时而成王业了①。英明的君主建造宗庙，足以殡尸设祭就行了，不求它的美；修筑宫室台榭，足以防避燥湿寒暑就行了，不求它的大；雕制花纹，刻木镂金，足以分辨贵贱等级就行了，不求它的壮观。这样，农夫不耽误农时，工匠能保证功效，商人没有失利的，人民没有游荡的，财货也没有积压的。所以说：节俭才是正道呵！

　　【注释】

　　①此句下原文有“文有三侑……不甚矣”七十三字，据文意校改移至前面，参见前注。

　　38．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着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管子·法法》）

　　【译文】

　　法令没有正式公布，人民偶然做到了，就加以行赏，那是君主的错误赏赐。君主进行错赏则功臣抱怨，功臣抱怨则愚民胡作非为，愚民胡作非为，这是大乱的根源。法令没有正式公布，就给予惩罚，那是君主的错罚。君主进行错罚，则人民轻生，人民轻生，暴人就要兴起，帮派朋党就要出现，而乱贼就要造反了。法令已经公布，而不能依法行赏，这就是叫人民不勉力从公，不执行军令，不为国死节。人民不勉力从公，不执行军令，不为国死节，则战不能胜而守不能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国家就不会安全了。法令已经公布，而不能依法行罚，这就是叫人民不服从法令。人民不服从法令，强人就要兴起；强人兴起，君主地位就危险了。所以说：法律制度一定要合于治国之道，号令一定要严明，赏罚一定要信实坚决，这都是规正人民的准则。

　　39．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法道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儗，而斧钺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管子·法法》）

　　【译文】

　　凡是大国的君主地位都高，小国的君主地位都低。大国君主何以地位高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多。小国的君主地位何以低呢？回答是：被他使用的人少。既然，被他用的多就高，用的少就低，那么，君主那有不希望更多的人民为自己所用呢？要使人民多为己用，怎么办？回答是：法立令行，人民听用的就多了；法不立，令不行，人民听用的就少了。所以，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多，而所废者少，人民就不非议，人民不非议就听从了。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如果与所废者均等，国家就没有正常的准则，国家没有正常的准则，人民就去胡作非为了。成立的法律和行通的命令少，而所废者多，，人民就不肯服从，人民不服从法令，暴人就要兴起而奸邪之辈就要作乱了。考察君主之所以爱民，乃是为了使用他们而爱的。为了爱民的原故，不怕毁坏法度，削减命令，那就失去爱民的意义了。单用爱民的办法使用人民，则人民不服使用，这是很明显的。善于使用人民的①，他可以用杀戮、危害、劳累、饥饿、口渴等方法，用民者可以用这种极端的手段，而人民没有考虑以为害己的，是因为明王在上，道和法通行全国，人民都能舍弃爱干的私事而做不爱干的公务。所以，善于使用人民的，总是赏赐不任意折扣，刑罚不任意增加。这样，贤人知所勉力而暴人平息。贤人勉力而暴人平息，功业就随之而立了。人们可以踏白刃，受矢石，赴汤蹈火来执行君令，君令可以尽行，禁律可以尽止，召来使用，人民不敢转移力量；送去战争，人民不敢姑惜生命，然后可以无敌。进无敌，退有功，于是三军之众都能够保全首领，使父母妻子完好安居于国内。所以，对人民不必同他商量事业的创始，而可以同他欢庆事业的成功。因此，仁者、智者、有道者，都不于人民商量事业之开始②。

　　【注释】

1.              原文“夫至用民者”，据张佩纶说，“至”当为“善”，译文从之。

2.              原文“不与大虑始”，据王念孙说，“大”当为“人”，译文从之。

　　40．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然则国何可无道？人何可无求？得道而导之，得贤而使之，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期于兴利除害，莫急于身，而君独甚。伤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弒。（《管子·法法》）

　　【译文】

　　国家从来没有因为小和不幸而削弱危亡的，一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失德，国内的官职、法制、政教有失误，国外对诸侯国的谋虑有失误，因而地削而且国危。国家也没有因为大和侥幸而成功立名的，一定是因为君主和大臣自身有德，国内的官职、法制、政教有成就，国外对诸侯国的谋虑有成就。然后功立而且名成。既然如此，治国怎么可以没有正道？用人怎么可以不用贤人①？得正道而引导之，得贤才而使用之，将是对于兴利除害大有希望的。希望兴利除害，没有比以身作则更急需的了，而国君尤为重要。如事业受到损害，那一定首先是法令有错误。人主将因法令错误而受蒙蔽，因蒙蔽而劫制，因受劫制而被杀。

　　【注释】

　　①原文“人何可无求”，不合文意。下文“得贤而使之”，正承此句而言，故张佩纶改“求”为“贤”，译文从之。

　　41．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记，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廷远于万里；”今灸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灸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灸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廷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管子·法法》）

　　【译文】

　　凡人君之所以成为人君，因为他有权势。所以，人君失掉权势，臣下就控制他了。权势在下面，君主就被臣下所控制；权势在上面，臣下由君主控制。所以，君臣的地位颠倒，就因为权势下落。大臣得势一整年，臣虽不忠，君主也不能夺；儿子得势一整年，子虽不孝，父亲也不能制服。所以《春秋》记事，臣有杀君的，子有杀父的。所以说：堂上可以比百里还远，堂下可以比千里还远，门庭可以比万里还远。现在，步行一天，一百里地之内的情况就知道了，堂上有事，过十天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做比一百里还远了；步行十天，可以了解一千里地的情况，堂下有事，过一月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比一千里还远了；步行百天，可以了解一万里地的情况，门庭有事，过一年君主还不知道，这就叫做比一万里还远了。所以，情况进而不出，叫做“灭”；情况出而不进，叫做“绝”；情况报上去而不能达到君主，叫做“侵”；情况下达而中途停止，叫做“壅”。有了灭、绝、侵、壅问题的国君，并不是杜绝或封守了他的门户，而是政令有所不能推进的原故。所以说：政令重于宝物，政权先于至亲，法度重于人民，威权重于爵禄。所以，不可为重宝而看轻政令，不可为至亲而把国家政权放在后面，不能为爱民而歪曲法律，不能为爵禄而分让权威。所以说：权势是不能给予他人的。

　　42．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贵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者在臣，则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管子·法法》）

　　【译文】

　　有一种说法①：人君的威严，不是因为他的德行特别能比一切人都好，而因为他是人君，因而人们尊崇他，并不敢计较他德行的高低。因为他有杀和生的大权，比司命之神还厉害；他还有使人的贫富，并使之互相供养的大权；还有使人的贵贱，并使之互相服从的大权。君主就是掌握这六项权限来统治臣下，臣下也看此六者来事奉君主，君臣的结合，便靠这六者为媒介。这六者掌握在大臣手里一年，臣虽不忠，君主也不能夺；在太子手里一年，子虽不孝，父亲也不能夺。所以《春秋》记事，有臣杀君的，有子杀父的，就因为得此六者而君父还不知道的原故。六项权限落在臣下手里，君主就受蒙蔽了。君主受蒙蔽，就是失其政令。所以说：令入而不出叫做“蔽”，令出而不入叫做“壅”，令出而不行叫做“牵”，令入而不能到达君主叫做“瑕”。有了牵、瑕、蔽、壅问题的君主②，不是谁敢杜绝和封守他的门户，而是令不能行的原故。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贤人不来而忠臣不用。所以，君主对于令不可以不慎重。令，是君主的大宝。

　　【注释】

　　①原文“一曰”以下之内容，似为编书者把内容相近的别篇文章，作为附录，加入本书。下节“一曰”一节的内容同。刘绩说：“此乃集书者再述异闻。”

　　②原文“牵瑕蔽壅之事君者”。据王念孙说，“事”字为衍文，当删。译文从之。

　　43．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管子·法法》）

　　【译文】

有一种说法：贤人不来叫做“蔽”，忠臣不用叫做“塞”，令而不行叫做“障”，禁而不止叫做“逆”。有了蔽、塞、障、逆问题的君主，并不是因为谁敢杜绝和关闭他的门户，而是贤人不来，令不能行的原故。凡人民趋从君主，不是趋从他口里说的什么话，而是趋从他性情之所好。君主好勇则人民轻死，君主好仁则人民轻财，所以说上面喜爱什么，下面就一定爱好什么，而且更厉害。由此，明君知道人民一定是以君主为出发点的，所以要确立法制以自己治理自己，树立礼仪以自己规正自己。所以，上面不以身作则，下面就不会服从，如人们不肯服从法令，不肯死于制度，国家就一定要乱了。所以，有道的君主，行法令、修制度，总是先于人民躬行实践的。

　　44．齐僖公生公子诸儿，公子糺，公子小白。使鲍叔傅小白，鲍叔辞，称疾不出。管仲与召忽往见之曰：“何故不出？”鲍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贱臣傅小白也贱臣知糺矣。”召忽曰：“子固辞无出，吾权任子以死亡，必免子。”鲍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庙者，不让事，不广闲。将有国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于齐国也，譬之犹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则必不立矣，吾观小白，必不为后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国人憎恶之母，以及之身，而怜小白之无母也；诸儿长而贱，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齐国者，非此二公子者，将无已也。小白之为人，无小智惕，而有大虑。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祸加殃于齐，虽得立，事将不济，非子定社稷，其将谁也？”召忽曰：“百岁之后，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废吾所立，夺吾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兄与我齐国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济，是吾义也。”管仲曰：“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鲍叔曰：“然则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则可。”鲍叔许诺，乃出奉令，遂傅小白。鲍叔谓管仲曰：“何行？”管仲曰：“为人臣者，不尽力于君，则不亲信，不亲信，则言不听，言不听，则社稷不定，夫事君者无二心。”鲍叔许诺。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僖公卒，以诸儿长得为君，是为襄公。襄公立后，绌无知。无知怒，公令连称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时而往，及瓜时而来”，期戍，公问不至，请代不许。故二人因公孙无知以作乱。（《管子·大匡》）

　　【译文】

　　齐僖公生有公子诸儿、纠与小白。齐僖委派鲍叔辅佐小白，鲍叔不愿干称病不出。管仲和召忽去看望鲍叔，说：“为什么不出来干事呢？”鲍叔说：“先人讲过，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现在国君知道我不行，才让我辅佐小白，我是想不干了。”召忽说：“您若是坚决不干，就不要出来，我暂且保证说您要死了，就一定把您免掉。”鲍叔说：“您能这样做，哪还有不免我的道理呢？”管仲说：“不行。主持国家大事的人，不应该推辞工作，不应该贪图空闲。将来继承君位的，还不知道是谁。您还是出来干吧。”召忽说：“不行。我们三人对齐国来说，好比鼎的三足，去其一，立不起来。我看小白一定当不上继承君位的人。”管仲说：“不对，全国人都厌恶公子纠的母亲，以至厌恶公子纠本人，而同情小白没有母亲。诸儿虽然居长，但品质卑贱，前途如何还说不定。看来统治齐国的，除了纠和小白两公子，将无人承担。小白的为人，没有小聪明，性急但有远虑，不是我管夷吾，无人理解小白。不幸上天降祸加灾于齐国，纠虽得立为君，也将一事无成，不是您鲍叔来安定国家，还有谁呢？”召忽说：“百年以后，国君下世①，如有违犯君命废弃我之所立，夺去纠的君位，就是得了天下，我也不愿活着；何况，参与了我们齐国的政务，接受君令而不改，奉我所立而不使废除，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任务。”管仲说：“我作为人君的臣子，是受君命奉国家以主持宗庙的，岂能为纠个人而牺牲？我要为之牺牲的是：国家破、宗庙灭、祭祀绝，只有这样，我才去死。不是这三件事，我就要活下来。我活对齐国有利，我死对齐国不利。”鲍叔说：“那么我应该怎么办？”管仲说：“您去接受命令就是了。”鲍叔许诺，便出来接受任命，辅佐小白。鲍叔问管仲说：“怎样做工作呢？”管仲说：“为人臣的，对君主不竭尽心力就不能得到亲信，君主不亲信则说话不灵，说话不灵则国家不能安定。总之，事奉君主不可存有二心。”鲍叔许诺了。僖公的同母弟夷仲年生有公孙无知，得齐僖公的宠爱，衣服、礼数和世子一样待遇。僖公死后，因诸儿最长，立为国君，这就是齐襄公。齐襄公立后，废除无知的特殊地位，无知很恼怒。齐襄公曾派连称、管至父两人到葵丘去戍守，命令说：“瓜熟的时候派你们去，明年瓜熟的时候回来。”驻守了一周年，齐襄公的通知还不到，两人请求接替，襄公不允许。他们便依靠公孙无知起来造反。

　　【注释】

　　①原文“国君卜世”。据俞樾说“卜”当为“下”。译文从之。

　　45.鲁桓公夫人文姜，齐女也，公将如齐，与夫人偕行，申俞谏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公不听，遂以文姜会齐侯于泺，文姜通于齐侯，桓公闻，责文姜，文姜告齐侯，齐侯怒，飨公，使公子彭生乘鲁侯，胁之，公薨于车。（《管子·大匡》）

　　【译文】

　　鲁桓公的夫人文姜，是齐国的姑娘。鲁桓公将去齐国，准备与夫人同行。申余谏止说：“这不好。女有夫家，男有妻室，双方不相混乱，这是一种礼。”鲁桓公不听，还是带着文姜与齐侯在泺水之地相会。文姜私通于齐侯，鲁桓公知道了，责备文姜。文姜告诉了齐侯，齐侯发怒，在宴请桓公的时候，使公子彭生扶之上车拉断其肋骨，鲁桓公死在车上了。

　　46．鲁人告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死，请以彭生除之”，齐人为杀彭生，以谢于鲁，五月，襄公田于贝丘，见豕彘，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坠于车下，伤足亡屦。反，诛屦于徒人费，不得也，鞭之见血，费走而出，遇贼于门，胁立而束之，费袒而示之背，贼信之，使费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孟阳代君寝于床。贼杀之，曰：“非君也，不类。”见公之足于户下，遂杀公，而立公孙无知也。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糺奔鲁。（《管子·大匡》）

　　【译文】

　　鲁国果然通知齐国说：“我们的国君由于敬畏您的威望，不敢耽在家里，而到齐国修好。完成了外交之礼但没有生还，无所归咎①，请用彭生来解除这个怨恨。”齐国于是就杀了彭生，以谢罪于鲁国。五月，齐襄公在贝丘打猎，见到一只野猪。侍从们说：“这是公子彭生。”齐襄公发怒说：“彭生怎么敢来见我？”用箭射它，这只野猪像人一样站着哭叫起来。襄公害怕，从车上掉下来，伤了脚又丢了鞋。回来向一个名叫费的侍从人员要鞋，没有找到，用鞭子打费见血。费跑出来，在大门遇到造反的叛贼，被捆绑起来。费脱掉衣服让他们看打伤的背，叛贼相信了他，让费进去捉齐襄公。费把齐襄公藏了起来而再出，与叛贼战死在门里。石之纷如也死在阶下。孟阳冒充齐襄公躺在他的床上，叛贼把他杀死以后说：“不是国君，相貌不像。”这时忽然在门下面发现齐襄公的脚，于是杀了齐襄公而拥立公孙无知为国君。鲍叔牙事奉公子小白逃奔到莒国，管夷吾和召忽事奉公子纠逃奔到鲁国。

　　【注释】

　　①原文“无所归死”，《左传》为“无所归咎”，译文从之。

　　47．公孙无知虐于壅廪，壅廪杀无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鲁人伐齐。纳公子糺，战于干时，管仲射桓公，中钩，鲁师败绩。桓公践位。于是劫鲁，使鲁杀公子糺。桓公问于鲍叔曰：“将何以定社稷。”鲍叔曰：“得管仲与召忽，则社稷定矣。”公曰：“夷吾与召忽，吾贼也”，鲍叔乃告公其故图。公曰：“然则可得乎？”鲍叔曰：“若前召，则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鲁施伯知夷吾为人之有慧也，其谋必将令鲁致政于夷吾，夷吾受之，则彼知能弱齐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将反于齐也，必将杀之。”公曰：“然则夷吾将受鲁之政乎？其否也？”鲍叔对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糺也，为欲定齐国之社稷也，今受鲁之政，是弱齐也。夷吾之事君无二心，虽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于我也，曾若是乎？”鲍叔对曰：“非为君也，为先君也，其于君不如亲糺也，糺之不死。而况君乎？君若欲定齐之社稷，则前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鲍叔曰：“夫施伯之为人也，敏而多畏，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杀也。”公曰：“诺”。施伯进对鲁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济，今在鲁。君其致鲁之政焉，若受之，则齐可弱也。若不受，则杀之。杀之，以说于齐也，与同怒，尚贤于已。”君曰诺。（《管子·大匡》）

　　【译文】

　　齐国的公孙无知因为虐待雍廪，雍廪杀了公孙无知。齐桓公从莒地先回到齐国。鲁国这时也动兵伐齐，要纳公子纠为君，双方在乾时那地方作战，管仲箭射桓公，仅中带钩。鲁军打了败仗，齐桓公即位为君了。于是齐国要胁鲁国，要鲁国杀公子纠。齐桓公问鲍叔说：“将怎样安定国家？”鲍叔说：“得到管仲和召忽，国家就安定了。”齐桓公说：“管仲和召忽是我的仇人呵。”鲍叔便把他们三人从前的谋划告诉了桓公。桓公说：“那么，能得到他们么？”鲍叔说：“要快快召回，就能得到，不快就得不到。因为鲁国的施伯知道管仲的才干，他会献计让鲁国把大政交给管仲。管仲如果接受，鲁国就知道如何削弱齐国了；管仲如不接受，鲁国知道他将回齐国，就一定把他杀掉。”齐桓公说：“那么，管仲将接受鲁国政务么？还是不肯接受呢？”鲍叔回答：“不会接受。管仲不为公子纠而死，就是为安定齐国，若接受鲁国政务，就是削弱齐国了。管仲对齐国没有二心，虽明知要死，也肯定不会接受的。”齐桓公说：“他对于我，也肯这样么？”鲍叔回答说：“不是为了您，而是为了齐国先代的君主。他对您当然不如对公子纠更亲，对公子纠他都不肯死难，何况您呢？您若想安定齐国，就快把他接回来。”齐桓公说：“恐怕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鲍叔说：“施伯的为人，聪敏然而怕事，您若及早去要①，他害怕得罪齐国，一定不会杀的。”桓公说：“好。”鲁君施伯果然去对鲁君说：“管仲是有智谋的②，只是事业未成，现在鲁国，您应把鲁国大政委托给他。他若接受，就可以削弱齐国；若不接受，就杀掉他。杀他来向齐国讨好，表示与齐同怒，比不杀更友好。”鲁君说：“好。”

　　【注释】

　　①原文“公若先反”，据张文虎说，“反”当为“及”，形近致误。译文从之。

　　②原文：“管仲有急”，据陶其庆说，“急”当为“慧”，上文“夫鲁施伯知夷吾为人之有慧也”可证。译文从之。

　　48．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马之委辔，毋赦者，痤睢之矿石也。爵不尊，禄不重者，不与图难犯危，以其道为未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轩冕，所以着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所以守其服，不求其观也。使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养足，四者备体，则胥足上尊时而王不难矣。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虽有过，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庙，足以设宾祀，不求其美。为宫室台榭，足以避燥湿寒暑，不求其大。为雕文刻镂，足以辨贵贱，不求其观；故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墆，故曰：“俭其道乎！”（《管子·法法》）

　　49．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则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于妄作。愚民操事于妄作，则大乱之本也。令未布而罚及之，则是上妄诛也；上妄诛则民轻生，民轻生则暴人兴，曹党起而乱贼作矣令已布而赏不从，则是使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民不劝勉，不行制，不死节，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令已布而罚不及，则是教民不听，民不听，则强者立；强者立，则主位危矣；故曰：“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着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管子·法法》）

　　50.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管子·法法》）

　　51.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法道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故善用民者，轩冕不下儗，而斧钺不上因。如是，则贤者劝而暴人止；贤者劝而暴人止，则功名立其后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听上令；上令尽行，禁尽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转其力。推而战之，民不敢爱其死，不敢转其力，然后有功；不敢爱其死，然后无敌；进无敌，退有功，是以三军之众，皆得保其首领，父母妻子，完安于内；故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国无以小与不幸而削亡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失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失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失于外也，故地削而国危矣。国无以大与幸而有功名者，必主与大臣之德行得于身也，官职法制政教得于国也，诸侯之谋虑得于外也，然后功立而名成。（《管子·法法》）

　　52.国何可无道？人何可无求？得道而导之，得贤而使之，将有所大期于兴利除害；期于兴利除害，莫急于身，而君独甚。伤也，必先令之失。人主失令而蔽，已蔽而劫，已劫而弒。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势在下，则君制于臣矣；势在上，则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势在下也。在臣期年，臣虽不忠，君不能夺也。在子期年，子虽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记，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故曰：“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门廷远于万里；”今灸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百里也。灸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千里也。灸者百日，万里之情通矣；门廷有事，期年而君不闻，此所谓远于万里也；故请入而不出，谓之灭，出而不入，谓之绝。入而不至，谓之侵。出而道止，谓之壅。灭绝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宝，社稷先于亲戚，法重于民，威权贵于爵禄」，故不为重宝轻号令，不为亲戚后社稷，不为爱民枉法律，不为爵禄分威权，故曰：势非所以予人也。（《管子·法法》）

　　53.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辩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规矩者，方圜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管子·法法》）

　　【译文】

　　政，就是“正”。所谓正，是用来正确确定万物之命的。因此，圣人总是精修德性，确定中道以培植这个“正”字，宣扬这个“正”字来治理国家。所以，“正”，是用来制止过头而补不及的。过与不及都不是正。不正都一样损害国家。勇而不义损害军队，仁而不正损害法度①。军队失败，产生于不义；法度的侵蚀，就是产生于不正。说话有雄辩而不务正的，行为有敬惧而不善良的，所以，说话必须合于务正，不苟且强为雄辩；行为必须考虑善良，不苟且保持敬惧。规矩，是矫正方圆的。人虽有巧目利手，也不如粗笨的规矩能矫正方圆。所以，巧人可以造规矩，但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圣人能制定法度，但不能废法度而治国家。所以，虽有明彻的智慧、高尚的品德，违背法度而治国，就等于废除规矩来矫正方圆一样。

　　【注释】

　　①原文“仁而不法伤正”，“正”与“法”两字误倒，据下文“法之侵也，生于不正”之文意校改。译文据此。

　　54.凡人君之德行威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卑。有故，为其杀生，急于司命也。富人贫人，使人相畜也。贵人贱人，使人相臣也；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六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夺。在子期年，子不孝，父不能夺；故春秋之记，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六者在臣，则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令出而不行，谓之牵。令入而不至，谓之瑕。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贤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宝也，一曰，贤人不至，谓之蔽。忠臣不用，谓之塞。令而不行，谓之障。禁而不止，谓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贤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管子·法法》）

　　55．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见立，有间，有贰槛飞而过之，桓公叹曰：“仲父，今彼鸿鹄，有时而南，有时而北，有时而往，有时而来，四方无远，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于天下乎。”管仲隰朋不对。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对？”管子对曰：“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对。”桓公曰：“仲父胡为然？盍不当言，寡人其有乡乎？寡人之有仲父也，犹飞槛之有羽翼也，若济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将安闻道而得度哉？”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变躬颉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桓公曰：“寡人闻仲父之言此三者，闻命矣，不敢擅也，将荐之先君。”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明日，皆朝于太庙之门朝，定令于百吏，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行此数，桓公不救，裸体纫称疾，召管仲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其后，宋伐杞，狄伐邢“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有疾病，姑乐乎！”管仲曰：“诺。”于是令之悬钟磬之榬，陈歌舞竽瑟之乐，日杀数十牛者数旬。群臣进谏曰：“宋伐杞，狄伐刑卫，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岁之食，而无百岁之寿，今又疾病，姑乐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国也，伐邻国也，予无矣。”桓公起，行笋虡之闲，管子从，至大钟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乡对之，大钟鸣，桓公视管仲曰：“乐夫！仲父。”管子对曰：“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臣闻之，古者之言乐于钟磬之间者不如此，言脱于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钟磬之间，而无四面兵革之忧，今君之事。言脱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钟磬之间，而有四面兵革之忧，此臣之所谓哀，非乐也。”桓公曰：“善。”于是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宫中虚无人，桓公曰：“寡人已伐钟磬之县，并歌舞之乐矣。请问所始于国，将为何行。”管仲对曰：“宋伐杞，狄伐邢卫，而君之不救也，臣请以庆，臣闻之，诸侯争于强者，勿与分于强，今君何不定三君之处哉？”于是桓公曰：“诺。”（《管子·霸形》）

　　【译文】

　　桓公坐在位置上，管仲、隰朋进见。站了一会儿，有两只鸿雁飞过。桓公叹息说：“仲父，那些鸿雁时而南飞，时而北飞，时而去，时而来，不论四方多远，愿到哪里就到哪里，是不是因为有两只羽翼，所以才能把它们的意向通达于天下呢？”管仲和隰朋都没有回答。桓公说：“你们两位为什么都不回答？”管子回答说：“君上您有成就霸王之业的心愿，而我则不是成就霸王之业的大臣，所以不敢回答。”桓公说：“仲父何必这样，为什么不进直言，使我有个方向呢？我有仲父，就像飞鸿有羽翼，过河有船只一样，仲父不发一言教导我，我虽然有两只耳朵，又怎么听到治国之道和学得治国的法度呢？”管子回答说：“您要成就霸王之业兴举大事么？这就必须从它的根本事情做起。”桓公移动身体离开席位，拱手而发问说：“敢问什么是它的根本？”管子回答说：“齐国百姓，便是它的根本。百姓很怕饥饿，而当前收税很重；百姓很怕死罪，而当前刑政严酷；百姓很怕劳顿，而国家举事竟没有时间限定。您若能轻征赋税，百姓就不愁饥饿；宽缓刑政，百姓就不愁死罪；举事有时间限定，百姓就不愁劳顿了。”桓公说：“我听到仲父说的这三点，算是懂得了。我不敢私听这些话，要举荐给先君才行。”于是命令百官有司，削好木板并备好墨笔。第二天，全体都在太庙的门庭朝见，为百官确立了法令。使纳税者只出百分之一，孤幼不准处刑，水泽按时开放，关卡只查问而不征税，市场只书契而不课税，对近处示以忠信，对远处示以礼义。这样实行了几年，人民归附之众，竟好象流水一样。在这以后，宋国攻伐杞国，狄人攻伐邢国和卫国，桓公没有出兵援救，光着身子缠着胸部称病。召见管仲说：“我有千年的食品，而没有百年的寿命，现在又有疾病，姑且行乐一番吧！”管子说：“好。”于是下命令悬起钟磬，陈设歌舞吹竽鼓瑟的音乐，每天杀牛数十头，连续了几十天。群臣都来进谏说：“宋国伐杞，狄人伐邢、卫，君上您不可不出兵援救。”桓公说：“我拥有千年的食品，而没有百年的寿命，现在又有疾病，姑且行乐吧！而且，人家并没有进攻我的国家，不过是征伐邻国，你们都是平安无事的。”宋国已经取得杞国，狄人已经攻下邢、卫了。桓公还盘桓在钟磬的行列里。管子跟着他，走在大钟的西侧，桓公面南而立，管仲面北对站着，大钟响奏起来。桓公看着管仲说：“快乐么，仲父？”管子回答说：“我说这是悲哀，而不是乐。据我所知，古代君王称得上行乐于钟磬之间的，不是这种情况，而是话说出口命令就行于天下；游于钟磬之间，而没有四面兵革的忧虑。现在您的情况是：话说出口，命令并不能行于天下；身在钟磬之间，而存在四面兵革的忧虑。这就是我的所谓悲哀，而不是乐呵。”桓公说：“好。”于是砍掉钟磬的悬列，撤除歌舞音乐，宫中空虚无人了。桓公说：“我已经砍掉钟磬的悬列，撤除歌舞音乐了，请问国事将开始做些什么？”管子回答：“宋国伐杞，狄国攻伐邢、卫，您没有出兵援救，我是为您庆幸的。据我所知，诸侯争强的时候就不必与之分强。现在，您何不安下三国国君的居处呢？”桓公说：“好。”

　　56．楚欲吞宋郑而畏齐。曰：“思人众兵强能害己者，必齐也。于是乎楚王号令于国中曰：寡人之所明于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贤于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贤其臣，寡人愿事之，谁能为我交齐者，寡人不爱封侯之君焉。”于是楚国之贤士皆抱其重宝币帛以事齐，桓公之左右，无不受重宝币帛者。于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闻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将拂于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对曰：“不可，楚人攻宋郑，烧焫?熯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思人众兵强。而能害己者，必齐也，是欲以文克齐，而以武取宋郑也，楚取宋郑，而不知禁，是失宋郑也。禁之，则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于内，兵困于外，非善举也。”桓公曰：“善，然则若何？”管子对曰：“请兴兵而南存宋郑，而令曰无攻楚，言与楚王遇。至于遇上，而以郑城与宋水为请，楚若许，则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许，则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于是遂兴兵而南存宋郑，与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毋贮粟，毋曲堤，无擅废适子，无置妾以为妻。”因以郑城与宋水为请于楚。楚人不许，遂退七十里而舍，使军入城郑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至于河者，郑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东发宋田，夹两川，使水复东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济于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东存晋公于南，北伐孤竹，还存燕公，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反位已霸，修钟磬而复乐，管子曰：“此臣之所谓乐也。”（《管子·霸形》）

　　【译文】

　　楚国想吞并宋、郑而害怕齐国，他考虑人众兵强能够加害于自己的，一定是齐国。于是楚王在国内发令说：“我在国君中称其为明的，莫如桓公；在人臣中称其为贤的，莫如管仲。称明其君又称贤其臣，我愿意事奉他们。谁能够替我交好齐国，我不吝惜用一个封侯的君长赐给他。”于是，楚国的贤士都拿贵重的宝物和布帛来事奉齐国。桓公左右，没有不接受其贵重宝物和布帛的。于是桓公召见管仲说：“我听说，对人好人家也对他好。现在楚王对我已是太好了，我不修好，将是不合道理的。仲父何不就同楚国交好呢？”管子回答说：“不可。楚人攻伐宋国和郑国：火烧郑地，使城坏不堪重建，屋毁不可复修，又使人男女丧其配偶，居室如鸟巢鼠洞；拦截宋国的农田，从两旁堵塞两道河流，使水不得东流，结果东山的西面，水深没墙，四百里以外才能种地。楚国要吞并宋国和郑国，但考虑人众兵强而能加害于自己的，一定是齐国。所以要用‘文’的办法胜齐，而用武的办法取得宋、郑。楚国攻取宋、郑，而我们不予禁止，就等于脱离宋国和郑国；予以禁止，则又失信于楚国。计谋失误于国内，军队就会被困于国外。交楚不是一个好办法。”桓公说：“好，那么怎样进行？”管子回答说：“请兴兵而南下保全宋、郑，同时下令说：‘不要反攻楚国，我将与楚王相遇。’到相遇的地方，就提出郑城和宋水的问题。楚国若答应，就等于我们用‘文’的方式命令他；楚国若不答应，就用武力命令好了。”桓公说：“好。”于是便兴兵南下保全宋国和郑国，与楚王遇在召陵的地方。桓公在相遇之处下令说：“不准囤集粮食，不准到处修筑堤坝，不准擅自废除嫡子，不准立妾为妻。”同时就提出郑城与宋水问题，问于楚国。楚国没有同意。遂退七十里屯驻军队。命令军队在郑

　　国的南边筑城，立了百代城。指明：从此处往北到黄河，由郑国自己建立城郭，楚国是没有敢于拆毁的。东面开放了宋国的田地，从两面处理两道河流，使水再向东流，而楚国也没有敢于堵塞。于是南伐楚国①，越过方城，渡过汝水，奔向汶山，南进而召见吴、越的国君②。而且西伐秦国，北伐狄国，东回保全晋公于南部；北伐孤竹，回程保全燕公。兵车的会集诸侯有六次，乘车的会集诸侯有三次，共九次会集诸侯，在桓公反位已成霸业之后，又修治钟磬乐器并重新宴乐起来了。管子说：“这才是我所说的快乐呵！”

　　【注释】

1.              原文“遂南伐及”。据郭沫若说“及”当为“楚”，译文从之。

2.              原文“南致楚越之君”。依本书《小匡》篇，“楚”当为“吴”，译文从“吴”。

　　57．凡立朝廷，问有本纪。爵授有德，则大臣兴义。禄予有功，则士轻死节。上帅士以人之所戴，则上下和。授事以能，则人上功。审刑当罪，则人不易讼。无乱社稷宗庙则人有所宗。毋遗老忘亲，则大臣不怨。举知人急，则众不乱。行此道也，国有常经，人知终始，此霸王之术也。然后问事：事先大功，政自小始。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问少壮而未胜甲兵者几何人？问死事之寡，其饩廪何如问国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问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问刑论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问五官有制度，官都有其常断。今事之稽也何待。问独夫寡妇孤寡疾病者几何人也？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良家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问理园容而食者几何家？人之开田而耕者几何家？士之身耕者几何家？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几何人？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几何人？吏恶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几何人？身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外人之来从而未有田宅者几何家？国子弟之游于外者几何人？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官贱行书，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几何人？官承吏之无田饩而徒理事者几何人？群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几何人？外人来游在大夫之家者几何人？乡子弟力田为人率者几何人？国子弟之无上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男女不整齐，乱乡子弟者有乎？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问国之伏利其可应人之急者几何所也？人之所害于乡里者何物也？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者几何人？问男女有巧伎，能利备用者几何人？处女操工事者几何人？冗国所开口而食者几何人？问一民有几年之食也？问兵车之计几何乘也？牵家马軶家车者几何乘。处士修行。足百姓者几何人？士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伍，处以教人，可使帅众，可以修城郭补守备者几何人？城粟军粮其可以行几何年也。吏之急难可使者几何人？大夫疏器甲兵、兵车、旌旗、鼓铙、帷幕、帅车之载、几何乘？疏藏器弓弩之张、衣夹铗钩弦之造、戈?之紧，其厉何若？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视？而造修之官，出器处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乡师车辎造修之具，其缮何若？工尹伐材用，毋于三时，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备用必足。人有余兵，诡陈之行，以慎国常。时简稽帅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举之。其就山薮林泽食荐者几何，出入死生之会几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沟壑之浅深，门闾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几之。守备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处藏。问兵官之吏，国之豪士，其急难足以先后者几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失谋而败，国之危也。慎谋乃保国。问所以教选人者何事？问执官都者，其位事几何年矣。所辟草莱有益于家邑者几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所筑城郭修墙闭绝通道?阙深防沟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盗贼除人害者几何矣？（《管子·问》）

　　【译文】

　　凡主持朝廷政事，进行调查要遵守一些根本原则。爵位授给有德的人，大臣们就提倡行义；禄赏赐予有功的人，战士就不怕牺牲。君主任用人所爱戴的将领治兵，军中上下就团结和睦；按才能安排工作，人们就讲求功效。判处刑罚恰当其罪，人们就不轻易诉讼；社稷宗庙不被渎乱，人们就有信奉的中心。不遗忘老臣和宗亲，大臣就不会抱怨；充分了解人们的疾苦，民众就不会作乱。执行这些准则，国家便有常规常法，人们也知道行动的规范，这是实现霸王之业的政策。然后就进行调查，问事应先从大事开始，治理则要由小处入手。调查死于国事者的子孙，有无尚未得到田宅的？调查青壮年中未服兵役的有多少人？调查死于国事者的遗寡，他们应领的口粮，供给情况如何？调查国内建立大功的人们，都是哪些部门的官吏？调查各州的大夫，都是什么地方的人？现为官吏，是凭什么条件提拔的？调查：判案有常法可循，不能改变，现在却长期积压，为什么？调查：五官各有制度，“官都”也经常断事①，现在却拖延事情不办，还等待什么？调查鳏夫、寡妇、孤穷、病人各有多少②？调查国中因犯罪而被放逐的，都是哪个家族的子弟？调查乡中富户，奴役、收养的人有多少？调查邑内穷人，依靠借贷度日的人有多少家？调查依靠经营园圃为生的有多少家？开荒种田的有多少家？士人亲自耕田的多少家？调查乡中的贫人，是何族的后裔？调查嫡长子收养兄弟者③，或因贫而寄食于兄弟之家者，各多少？余子，作官而有封地，现今仍在交税的，有多少人？以孝行闻名于乡里的子弟，有多少人？余子，父母健在，但无力赡养父母而自身出赘者，有多少人？士人，有田禄而不服任使的，有多少人？他们厌恶什么工作④？士人，有田产而不耕作的，有多少人？他们从事什么工作？群臣之中，有爵位而无禄田的，多少人⑤？外国人前来投奔而尚无田宅的，多少家？本国子弟出游别国的，多少人？贫士向大夫借贷的，有多少人？收养贱者经商⑥，自身出外，职务由家臣代理的，有多少人⑦？低级官吏之中，没有田禄而白白干事的，多少人⑧？群臣之中，有在官大夫家里兼职的，多少人？外人来游本国，住在官大夫家里的，多少人？乡中子弟，力田耕作，可以为人表率的，多少人？城市子弟中，身无常业，衣食奢侈，带着青年弃农打猎取乐的，有多少人？男女不守规矩，影响乡中子弟胡作非为的，有没有？调查贷出粮食，握有借券的，有多少家？调查国内尚未开发的资源，其中可以解决人之急需的有哪几处？人们认为有害于乡里的，是哪些东西？调查拥有田宅而在军中服役的士，有多少人？余子当中，够当兵条件而有军籍的，多少人？调查有技术的男女，能用在制造兵器方面的多少人？能从事手工劳动的少女，有多少人？调查国内不耕而食的，有多少人⑨？调查一个农民可以提供几个人的口粮？调查兵车总数共多少乘？其中用私马驾私车的多少乘？未作官的士，道德高尚，足以教人，可使率领群众治理百姓的，有多少人？士人，国家急难时可供使用的，有多少人？工匠，其技术水平可以战时协助军旅，平时维修城郭、补充守备者，有多少人？城市积粟与军粮，可以维持多少年？官吏，国家急难时可供调遣的，有多少人？大夫呈报的军器：甲胄、兵器、兵车、旌旗、鼓号、帐篷以及帅车的车盖有多少？所呈报的各项藏器：弓弩的套袋、剑矛的外鞘、钩弦的收藏器、戈戟的套衣，其磨损程度如何？其中应修而未修的，应怎样查看？而制造、修理的馆舍，发放、储藏的处所，应建而未建的，还等待什么？乡、率修造战车和辎重车的设备，其修缮情况如何？工尹砍伐木材，不可在春、夏、秋三季。各种木材长大才确定制造什么军器。冬天，完整良好的兵器必须造足。人们所有的剩余兵器，都要陈放在兵营，以严法纪。要经常视察乡、率马牛的肥瘦，对其中衰老、死亡的，要有记录；放牧在山林湖泽的健壮牛马有多少？其卖出、购进、死亡、繁殖的总数有多少？至于城郭建筑的厚薄，护城河的浅深以及门楼的高低，宜修而未修的，朝廷必须向守备的军队进行稽查。要使器物不缺收藏的设备，淫雨时有地方收藏。调查带兵的官吏和豪杰之士，他们在国家危急时能够跟从君主赴难的，有多少人？打仗，是危险的事情，侥幸取胜，不义而得，都未必是好事。不加谋虑而失败，国家就危险了，所以要慎重谋虑，才可以保住国家。调查教练和选拔人才都采用哪些标准？调查各个担任官都职务的，都任职多少年了？他们任内所开垦的荒地，使人们受益的有多大面积？他们所提的奏议，可以增加人们财利的有什么内容？他们建筑的城郭，修筑的墙垣，设置的路障，安置的门楼以及加深的护城河，有益于守卫国土的，共有哪些？所捕盗贼，并消除人害的事情，有多少？

　　【注释】

　　①官都：总摄“五官”的官。尹注：“官都，谓总摄诸司者也。”但官都之位似亦有大小之别。本书《度地》：“常令水官之吏，冬时行堤坊，可治着章而上之都。”可见水官有“都”。地方之官亦当有“官都”，后文“问执官都者其位事几何年矣”，似即问地方及其他官职的官都。

　　②原文“问独夫、寡妇、孤寡、疾病者几何人也”。“孤寡”之“寡”与上文“寡妇”重复，据许维遹说当为“穷”字。译文从之。

　　③原文“问宗子之牧昆弟者”。按文意，“牧”当为“收”，形近致误。译文从“收”。

　　④原文“吏恶何事”。衍一“吏”字，当删。译文据此。

　　⑤原文“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几何人”。据豬饲彦博说“君”当为“群”，译文从之。

　　⑥原文“官贱行书”。据郭沫若说“书”当为“贾”，译文从之。

　　⑦原文“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几何人”。据文意，“士”当为“出”，形近致误。译文据此。

　　⑧原文“官承吏之无田饩而徒理事者几何人”。据张佩纶说，“承”当为“丞”。译文从之。

　　⑨原文“冗国所开口而食者几何人”。据丁士涵说，“冗”当为“问”，译文从之。

　　⑩原文“问一民有几年之食也”。据郭沫若说，“年”当为“人”。译文从之。

　　原文“衣夹锬”。据郭沫若说，当改为“夹锬之衣”。译文从之。

　　原文“戈戟之紧”。丁士涵说，“紧”当为“繄”，戟衣。译文从之。

　　原文“乡师车辎造修之具”。据张佩纶说，“师”当为“帅”，形近致误。帅，同“率”。本书《小匡》谓“十邑为率”。译文从“帅”。

　　工尹：主管工官的高级官吏。尹注：“工尹，工官之长。”

　　58．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轴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其从义理，兆形于民心，则民反道矣。名物处违是非之分，则赏罚行矣。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致赏则匮，致罚则虐，财匮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审居处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战胜、守固者也。夫赏重则上不给也，罚虐则下不信也。是故明君饰食饮吊伤之礼，而物属之者也。是故厉之以八政，旌之以衣服，富之以国裹，贵之以王禁，则民亲君，可用也。民用，则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则至。不道其道，则不至也。（《管子·君臣》）

　　【译文】

　　古时没有君臣上下之分，也没有夫妻配偶的婚姻，人们象野兽一样共处而群居，以强力互相争夺，于是智者诈骗愚者，强者欺凌弱者，老、幼、孤、独的人们都是不得其所的。因此，智者就依靠众人力量出来禁止强暴，强暴的人们就这样被制止了。由于替人民兴利除害，并规正人民的德性，人民便把这智者当作导师。所以道术和德行是从贤人那里产生的。道术和德行的义理开始形成在人民心里，人民就都归正道了。辨别了名物，分清了是非①，赏罚便开始实行。上下有了排定，民生有了根本，国家的都城也便建立起来。因此，国家之所以成其为国家，是由于有人民这个根本才成为国家；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由于掌握赏罚，才能成其为君主。行赏过多则导致国贫，行罚过重则导致暴虐。财力贫乏和法令暴虐，都是会丧失民心的。所以，明君总是注意对于人民平时的教导，这样可以使人民平时得治，出战取胜，防守也牢不可破。行赏过多了，上面就不能供应；刑罚太暴了，人民就不会信服。所以，明君就要讲究饮宴、吊丧的礼节，对人们分别等级给予不同的礼遇。所以，明君还用八种官职来勉励他们，用不同品秩的衣服来表彰他们，用国家俸禄来满足他们的生活②，用国家法度来抬高他们的地位，这样，人们就都会亲附君主，可以为君主所用。人民可用，那末天下就会归心了。人君行道，天下就来归附；不行其道，天下就不归附。

　　【注释】

　　①原文“违是非之分”。据许维遹说，当为“韪非分”。“韪非”，意思“是非”。

　　②原文“富之从国裹”。据王引之说“裹”当为“禀”，译文从之。

　　58．夫水，波而上，尽其摇而复下，其势固然者也。故德之以怀也，威之以畏也，则天下归之矣。有道之国，发号出令，而夫妇尽归亲于上矣。布法出宪，而贤人列士尽功能于上矣。千里之内，束布之罚，一亩之赋，尽可知也。治斧钺者不敢让刑，治轩冕者不敢让赏，坟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实，义礼明也。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则贤人不来，贤人不来，则百姓不用，百姓不用，则天下不至。故曰：德侵则君危，论侵则有功者危，令侵则官危，刑侵则百姓危。而明君者，审禁淫侵者也。上无淫侵之论，则下无异幸之心矣。（《管子·君臣》）

　　【译文】

　　这好比浪头涌起，到了顶头又会落下来，乃是必然的趋势。所以，用恩德来安抚人们，用威势来震慑人们，天下就会归心了。一个有道的国家，通过发号施令，国内男女都会亲附于君主；通过宣布法律和宪章，贤人列士都会尽心竭力于君主。千里之内的地方，哪怕是一束布的惩罚，一亩地的赋税，君主都可以完全了解。主管刑杀的不敢私窃刑杀的权限，主管赏赐的不敢偷窃行赏的权限，人们服帖得象一个父亲的儿子①，象一个家庭的情况一样，这是由于义礼分明的缘故。在下的不拥护在上的，臣子不拥护君主，贤人就不会出来做事。贤人不出来，百姓就不肯效力。百姓不效力，天下就不会归心。所以说，施行德政的权力被侵削，君主就危险；论功行赏的权力被侵削，有功的人就危险；发令的权力被侵削，官吏就危险；行刑的权力被侵削，百姓就危险。贤明的君主是明确禁止这种不正当的侵削行为的。上面没有不正当的侵夺君权的议论，下面就不会有侥幸投机的心理了②。

　　【注释】

　　①原文“坟然若一父之子”。据陈奂说“坟”当为“隤”，形近而误，隤然，顺从的样子，译文从之。

　　②原文“则下无异幸之心矣”。据朱本“异”当作“冀”，冀幸：侥幸，译文从之。

　　59.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为人臣者，变故易常，而巧官以谄上，谓之腾。乱至则虐，腾至则北，四者有一至，败敌人谋之。则故施舍优犹以济乱，则百姓悦。选贤遂材，而礼孝弟，则奸伪止。要淫佚，别男女，则通乱隔。贵贱有义，伦等不踰，则有功者劝。国有常式，故法不隐，则下无怨心。此五者，兴德匡过，存国定民之道也。（《管子·君臣》）

　　【译文】

做人君的，违背君道抛弃法制而专好行私，这叫做“乱”。做人臣的，改变旧制，更易常法，而用花言巧语来谄媚君主①，这叫做“腾”。“乱”的行为发展到极点就会“暴虐”，“腾”的行为发展到极点就会“背叛”。这四种现象出现一种，就会失败，敌人就会来图谋这个国家。所以，国君多行施舍，宽容大度以防止祸乱，则人民喜悦；选拔贤者，进用人材而礼敬孝悌的人，则奸伪之徒敛迹；禁止淫荡懒惰，分清男女界限，则淫乱私通者隔绝；贵贱区分合理，等级不乱，则立功者受到鼓励；国家有确定规范，常法向人民公开，则人民没有怨心。这五个方面，都是振兴道德、改正错误、保存国家和安定人民的办法。

　　【注释】

　　①原文“巧官以谄上”。据王引之说“官”当为“言”，译文从之。

　　60.夫君人者有大过，臣人者有大罪：国，所有也；民，所君也；有国君民，而使民所恶制之，此一过也。民有三务，不布其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则不可以守战，此君人者二过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禄，治大官，倍其官，遗其事，穆君之色，从其欲，阿而胜之，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过而不改，谓之倒。臣当罪而不诛，谓之乱。君为倒君，臣为乱臣，国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执本，相执要，大夫执法，以牧其群臣，群臣尽智竭力，以役其上。四守者得则治，易则乱，故不可不明设而守固。（《管子·君臣》）

　　【译文】

　　为人君的可能有大过，为人臣的也可能有大罪。国家归君主占有，人民归君主统治，有国有民而竟让人民所憎恶的人去掌权管理，这是人君的第一个过失。人民有春、夏、秋三季节的农事，君主不适时下令，向人民布置生产，那就不是他的人民了；既然不是他的人民，就不能用来守国作战，这是人君的第二个过失。做人臣的，受国君高爵重禄，负责大的职务，然而却背其职守，放弃职责，逢迎君主的颜色，顺从君主的私欲，通过阿谀的手段而控制君主，这便是人臣的大罪。君有过而不改，叫做“倒”；臣有罪而不诛，叫做“乱”。如果君主是“倒君”，人臣是“乱臣”，那么国家的衰亡，就可以坐着等待到来了。因此，有道的君主要掌握治国根本原则，辅相要掌握重要政策，大夫执行法令以管理群臣，群臣尽心竭力为主上服务。这四种职守都能完成得好则国家治；疏忽了，则国家乱。所以，之四种职守都是不可不明确规定和坚决遵守的。

　　61.昔者圣王本厚民生，审知祸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违非，索辩以根之，然则躁作奸邪伪轴之人不敢试也。此礼正民之道也。古者有二言，墙有耳，伏寇在侧。墙有耳者，微谋外泄之谓也。伏寇在侧者，沉疑得民之道也微谋之泄也，狡妇袭主之请而资游慝也，沉疑之得民也者，前贵而后贱者为之驱也。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刑罚前近也。大臣不能侵其势，比党者诛，明也。为人君者，能远谗谄，废比党淫悖行食之徒，无爵列于朝者，此止轴拘奸，厚国存身之道也。（《管子·君臣》）

　　【译文】

　　古时候，圣明君主总是把提高人民生活作为根本，慎重了解祸福产生的原因。所以，对于微小的事情都十分谨慎，对于违法非法都详细辨别，并追究根底。这样，轻举妄动，奸邪和诈伪的人们就不敢尝试做坏事了。这正是规正人民的途径。古时候有两句话：“墙上有耳，身旁有暗藏的贼寇。”所谓墙上有耳，是说机密的谋划可能泄露在外。所谓身旁有暗藏的贼寇，是说阴谋家可能争得人心。机密谋划的泄露，是由于狡猾的宠妇刺探君主内情去帮助暗藏的奸细。阴谋家争得人心，是由于从前受到贵宠后来沦为低贱的人愿意为他奔走效劳。英明的君主执政，宠臣内侍不敢窥伺君主的意图，因为刑罚首先施行于亲近；大臣不能侵夺君主的权势，因为勾结私党者被杀的事实，是明确的。做人君的能够远离谗言谄语，废除拉帮结党，使那些淫邪悖乱和游荡求食之徒，不能混入朝廷为官，这是防止诈伪，限制奸邪，巩固国家和保全自身的途径。

　　62.为人上者，制群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参。制令之布于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缓为急，急可以取威，以急为缓，缓可以惠民，威惠颉于下，则为人上者危矣。贤不肖之知于上，必由中央之人，财力之贡于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贤不肖而可威党于下，有能以民之财力上陷其主，而可以为劳于下。兼上下以环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则为人上者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赏而夺之实者也。先其君以恶者侵其刑而夺之威者也。讹言于外者，胁其君者也。郁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则国之危可坐而待也。（《管子·君臣》）

　　【译文】

　　做君主的，统治群臣百姓，是通过左右大臣实现的①。所以左右大臣是群臣与君主之间的中间参与者。制度法令向人民布置，必须经过左右的大臣。左右大臣把可以缓办的命令改为急办，就可以因为急办对人民猎取权威；又把应当急办的命令改为缓办，就可以因为缓办对人民表示恩惠。君主的权威与恩惠转移到左右大臣的手里，做君主的就危险了。把官吏的贤能或不肖报告君主的，必定经过左右的大臣；把各地方的民财、民力贡献给君主的，也必定经过左右的大臣。左右大臣能把贤能说成不肖，把不肖说成贤能，而可以在下面结成私党②。又能用民财与民力去诱惑君主③，而可以在上面邀取功劳④。同时在君主和臣民中间两头谋求私利，致使官爵和法制对他都不起作用，做君主的就危险了。先于君主来行奖，这是侵夺君主的行赏大权和恩惠；先于君主来行罚，这是侵夺君主的惩罚大权和威严；在外面制造谣言，这是威胁君主；扣压命令不公布，这是封锁君主。这四种情况全部发生，而君主还不知道⑤，国家的危险就可以坐着等待到来了。

　　【注释】

　　①原文“通中央之人和”。据丁士涵说，“和”为衍文，当删。译文从之。

　　②原文“而可威党于下”。据文意，“威”当作“成”。形近致误。译文据此。

　　③原文“有能以民之财力上陷其主”。据王引之说，“陷”当为“啗”，形近致误。译文从之。

　　④原文“而可以为劳于下”。据陶洪庆说“下”当为“上”。译文从之。

　　⑤原文“而上下不知也”。据朱本当删“下”字，译文从之。

　　63.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质，宠者从，此数之因也。是故始于患者，不与其事，亲其事者，不规其道。是以为人上者患而不劳也，百姓劳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则礼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此物之理也。心道进退，而刑道滔赶。进退者主制，滔赶者主劳。主劳者方，主制者圆。圆者铉，铉则通，通则和。方者执，执则固，固则信。君以利和，臣以节信。则上下无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礼也。（《管子·君臣》）

　　【译文】

　　神圣的人做王，仁智的人做国君，威武勇敢的人做官长，这本是天道和人情。依照天道和人情，通显的人做君主，卑穷的人做臣仆①，这是规律性所决定的，所以，主管谋划的人，不参与具体事务；亲身参与事务工作的，不管掌握原则。所以，做君主的只谋虑思患而不从事劳作；做百姓的只从事劳作而不管谋虑思患。君臣上下的职分明确定下来，礼制就建立起来了。所以，用人民来服事君上，用劳力来服事贤明，用形体来服事心灵，这就是事物的道理。心的功能考虑举止动作，形体的功能是实践俯仰屈伸②。考虑举止动作的管号令，实践俯仰屈伸的主管劳力。主管劳力的要方正，主管号令的要圆通。圆的长于运转，运转的能变通，变通就可以和谐。方的往往固执，固执的能坚定，坚定就可以信诚。君主用物利协调群臣，群臣用守本分来表示诚信，上下就不会有偏差了。所以说，做君主的要主持宽仁，做臣子的要谨守信用，这就是所说的上下之礼。

　　【注释】

　　①原文“宠者从”。据丁士涵说“宠”当为“穷”，译文从之。

　　②原文“而形道滔赶”。据刘师培说“赶”当为“迂”。迂，指迂回或迂缓，滔迂连用，比喻身体之俯仰屈伸，故下谓滔迂者主劳。

　　63.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戒心形于内，则容貌动于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诸己，知得诸民，从其理也。知失诸民，退而修诸己。反其本也。所求于己者多，故德行立。所求于人者少，故民轻给之。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纪天时，务民力。下注者，发地利，足财用也。故能饰大义，审时节，上以礼神明，下以义辅佐者，明君之道也。能据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过，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行也。（《管子·君臣》）

　　【译文】

　　君主在国都，如同心在身体一样。道德规范树立在上面，百姓就在下面受到教化。戒慎之心形成在里面，容貌就在外面表现出来。所谓“正”，是表明君主德行的。知道怎样适合自己，就知道怎样适合于臣民，这是顺从道理来考虑问题的结果。如果发现有不适合臣民的地方，就回过头来修正自己，这是返回到根本的方法。对自己要求的多，德行就可以树立；对人民要求的少，人民就易于供应。所以，做君主的要向上注意，做人臣的要向下注意。向上注意，即掌握天时并安排民力；向下注意即开发地利并增长财富。所以能整饬治国大义，研究天时季节，向上礼敬神明，向下义待大臣，这才是明君的治国之道。能够依法办事而不迁就逢迎，上面用来纠正君主的过失，下面用来救济人民的困难，这才是忠臣的行为。

　　64.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则齐民以政刑。牵于衣食之利，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分民。威无势也，无所立。事无为也，无所生。若此，则国平而奸省矣。君子食于道，则义审而礼明，义审而礼明，则伦等不踰，虽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则上无危矣。齐民食于力，则作本，作本者众，农以听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于上，犹草木之制于时也，故民迂则流之，民流通则迂之。决之则行，塞之则止，虽有明君，能决之，又能塞之。决之，则君子行于礼；塞之，则小人笃于农。君子行于礼，则上尊而民顺；小民笃于农，则财厚而备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备足，四者备体，顷时而王不难矣。（《管子·君臣》）

　　【译文】

　　明君在上位，加上忠臣的辅佐，就可以用政策和刑罚来整治人民，使人民都关心衣食之利，这样，人民就朴实而容易使用，愚昧而容易控制。君子依靠治国之道来生活，平民依靠出力劳动来生活，这就是本分①。君子没有什么权势，就无从树立个人的威望；小人没有什么作为，就无从生产财富。按这个本分去做，国家才能安定，坏人才能减少。君子靠治国之道来生活，义理就可以详备，礼制就可以彰明。义理详备，礼制彰明，伦理的等级就没有人敢于超越，即使拥有兵车和士卒的大夫也不敢存在侥幸作乱的心理，这样，君主就可以没有危险了。平民靠出力劳动生活，则从事基本的农业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多了，则勤勉而听从命令。所以，明君治世，人民受君主的节制，就象草木受天时的制约一样。所以人民偏于保守，就要使他们开通一些；人民偏于开通，就要使他们保守一些。开放之则流通，堵塞之则停止。唯有明君是既能开放又能堵塞的。开放，则能使君子遵守礼制；堵塞，则能使小人专心务农。君子遵守礼制，则君主尊严而人民顺从；小人专心务农，则财物丰厚而贮备充足。上尊、民顺、财厚、备足，这四者全都齐备，在短时间内称王于天下，就不困难了。

　　【注释】

　　①原文“分民”。据李哲明说“民”当为“也”，译文从之。

　　65.四肢六道，身之体也。四正五官，国之体也。四肢不通，六道不达，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乱。是故国君聘妻于异姓，设为侄娣、命妇、宫女，尽有法制，所以治其内也。明男女之别，昭嫌疑之节，所以防其奸也。是以中外不通，谗慝不生，妇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诸臣子弟无宫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奸，昭公威私也。（《管子·君臣》）

　　【译文】

四肢和六道：耳、目、口、鼻、前阴和后阴，是人身的躯体；四正：君、臣、父、子和五官是国家的躯体。四肢不关联，六道不通畅，这叫做身体失调；四正不端正，五官不管事，这叫做国家混乱。所以，国君从不同姓的国家娶妻，还设置有姪娣、命妇和宫女，都按法度进行，这为的是治理好宫内之事。明定男女分别，宣示管理男女嫌疑的办法，这为的是防止奸情。所以，宫内外不得私通，谗言、恶事不准发生，妇人说话不得涉及朝廷政事，群臣子弟不得与宫内交往，这都是先王用来彰明德行、制止奸邪、昭示公道、消灭私图的措施。

　　66.国之所以乱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内有疑妻之妾，此宫乱也。庶有疑适之子。此家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任官无能，此众乱也。四者无别；主失其体。群官朋党以怀其私，则失族矣。国之几，臣阴约闭谋以相待也，则失援矣。失族于内，失援于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听，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宫中之乱，有兄弟之乱，有大臣之乱，有中民之乱，有小人之乱，五者一作，则为人上者危矣。宫中乱曰妬纷。兄弟乱曰党偏。大臣乱曰称述。中民乱曰鷷谆，小民乱曰财匮。财匮生薄，鷷谆生慢，称述、党偏、妬纷、生变；故正名稽疑，刑杀前近。则内定矣。顺大臣以功，顺中民以行，顺小民以务，则国丰矣。审天时，物地生，以辑民力。禁淫务，劝农功，以职其无事，则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数，下十伍以征。近其罪伏，以固其意。乡树之师，以遂其学。官之以其能，及年而举，则士反行矣。称德度功，劝其所能，若稽之以众风，若任以社稷之任，若此，则士反于情矣。（《管子·君臣》）

　　【译文】

　　国家所以衰乱的原因有四，所以灭亡的原因有二。宫里面有与嫡妻争夺地位的宠妾，这是宫中的乱；庶子里有与嫡子争夺地位的宠子，这是家中的乱；朝廷里有与辅相争夺地位的宠臣，这是国中的乱；任用的官吏无能，这是众官的乱。对上述四者都不能辨别，君主就失去其体统了。群官结党营私，君主就丧失宗族的拥护；国家的机密大臣，暗中策划阴谋，对付君主，君主就丧失人民的支援。内部丧失宗族拥护，外部丧失人民支援，这就是灭亡的两个原因。所以嫡妻必须固定，嫡子必须确立，辅相必须以正直态度听政，百官必须以忠信态度严肃认真地办事。所以说，有宫中之乱，有兄弟之乱，有大臣之乱，有百官之乱，有小民之乱。五者全发作起来，做人君的就危险了。宫中之乱是由于妻妾嫉妒纷争，兄弟之乱是由于诸子结党偏私，大臣之乱是由于他们喜用权术，百官之乱是由于他们对上非议不满，小人之乱是由于他们财用贫乏。财用贫乏就产生薄德的行为，对上非议不满，就产生傲慢法制的行为。喜用权术，结党偏私和嫉妒纷争，则会产生变乱。所以，正定嫡庶名分，稽查妻妾嫌疑，诸杀奸诈的近臣，宫内就可以安定了。根据功绩安排大臣的次序，根据德行安排百官的次序，根据努力劳动安排小民的次序，国家就富裕了。详细观察天时，察看土地性质，以合理使用民力，禁止奢侈品生产，奖励农业耕作，以使无业之民有事做，小民就得到治理了。上面核定一定的数额，下到“什伍”的居民组织来征集人材①，并缩短选升的期限②，以坚定士人的意志；然后每乡设立教师，使士人得到学习；依据才能任官授职，到了年限就荐举使用，这样，士人都归于修德的途径了。衡量德行和功绩，鼓励其所能，再考察众人的舆论，然后把国家的重任委托给他。这样，士人都归于诚实了。

【注释】

1.              十伍：居民基层组织。本书《立政》：“十家为什，五家为伍”。

2.              原文“近其罪伏”。据郭沫若说“罪伏”当为“巽升”。译文从之。

　　67．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而民毋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以为不善。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操名从人，无不强也。操名去人，无不弱也。有天子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则捐其地而走矣。故先王畏民。在于身者庸为利，气与目为利。圣人得利而托焉，故民重而名遂。我亦托焉。圣人托可好，我托可恶。我托可恶，以来美名，又可得乎！我托可恶，爱且不能为我能也。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怨气于面，不能以为可好。我且恶面，而盛怨气焉。怨气见于面，恶言出于口，去恶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甚矣百姓之恶人之有余忌也。是以长者断之，短者续之，满者洫之，虚者实之。（《管子·小称》）

　　【译文】

　　管子说：“可怕的是自身不善，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丹青在深山①，人们了解并把它取出来；美珠在深渊，人们也能了解并把它取出来。所以，我个人可以有错误的行为，人民却不会有错误的评价。人民看问题是太清楚了，谁也不能瞒过他而为非作歹。所以，我有好处，人们就表扬我；我有过错，人们就指责我。对待人民的指责与表扬，不需要再回去问自家人。所以，先王总是敬畏人民的。持有善名而且听从人民，没有不强盛的；持有恶名而且抵制人民的，没有不衰弱的。虽然有天子诸侯的地位，人民都持其恶名而离去，那就只好弃其领地而出走了。所以先王总是敬畏人民的。人身上什么最敏感？耳目最敏感②。圣人得耳目之利而依靠它，故人民倚重而名声远扬。我也要依靠它。但圣人以它行善，我则以它行恶，我用以行恶，而想求美名，怎么行呢？即使爱我的人也不能帮我得到美名的。毛嫱、西施是天下的美人③，脸上满载怨气，也不能算作美。我本身丑恶而满载怨气，怨气表现在面上，恶言又出于口，以恶的实际而想美的名声，能办到么？太严重了！百姓是憎恶人有重大缺陷的。所以，过长的要断短，过短的要续长，过满的要疏泄，空了要加以充实。”

　　【注释】

　　①丹青：丹砂和青雘，两种可制颜料的矿石。《汉书·司马相如传·子虚赋》：“其土则丹青赭垩。”颜师古注：“丹沙，今之朱沙；青雘，今之空青也。”

　　②原文“气与目为利”。据郭沫若说“气”当为“耳”，译文从之。

　　③毛嫱西施：古时两美女名。西施乃春秋末年越王勾践时人，毛嫱传说亦为越王美姬。《庄子·齐物论》：“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释文》：“司马（彪）云‘毛嫱，古美人，一云越王美姬也。’”由于毛嫱、西施均在春秋末年，其时管仲已死，故研究者往往以此作为《管子》非管仲所作的例证之一。

　　68.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称身之过者强也。治身之节者惠也。不以不善归人者，仁也。故明王有过，则反之于身。有善，则归之于民。有过而反之于身，则身惧。有善而归之于民，则民喜。往喜民，来惧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纣则不然，有善则反之于身，有过则归之于民；有过而归之于民，则民怒；有善而反之于身，则身骄。往怒民，来骄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惧声以感耳，惧气以感目，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绳可得断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壳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辔筴，故遫兽可及，远道可致。天下者无常乱，无常治，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在于既善所以感之也。（《管子·小称》）

　　【译文】

　　管子说：“善于责备自己的，人民就不会责备他；只有不肯责备自己的，人民才去谴责。所以，承认自己错误，是‘强’的表现；修养自身节操，是‘智’的表现；不把不善之事归于人，是‘仁’的表现。所以，明君有过则归之于己，有善则归之于民。有过归之己则自身戒惧，有善归之民则人民喜悦。推善以取悦于民，反过以警戒自身，所以明君能治理人民。至于桀、纣就不是这样，有善则归之于己，有过则归之于民。过归于民则民怒，善归于己则自骄。推过以激怒人民，反善以娇纵自身，这便是身败的原因。所以明君戒惧恶声影响听，戒惧恶气影响看。这两者有关天下得失，怎么能不谨慎呢？工匠有办法影响斤斧，所以绳墨能料定木材；羿因为有办法影响弓矢，所以张弓能射中标的；造父因为有办法影响辔鞭，所以能赶速兽、致远道。天下没有常乱，没有常治。坏人当政则乱，善人当政则治。当政达到尽善，是因为善人有办法施加影响的缘故。”

　　69.管子曰：修恭逊、敬爱、辞让，除怨无争，以相逆也，则不失于人矣。尝试多怨争利，相为不逊，则不得其身。大哉恭逊敬爱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丧，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损也。尝试往之中国诸夏蛮夷之国，以及禽兽昆虫之地，皆待此而为治乱。泽之身则荣，去之身则辱，审行之身而毋怠，虽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爱。审去之身，虽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恶。故之身者使之爱恶，名者使之荣辱。此其变名物也，如天如地，故先王曰道。（《管子·小称》）

　　【译文】

　　管子说：“讲求恭逊、敬爱、谦让、除怨、无争，以互相对待，就不会失去人心。试行多怨、争利，互相不讲恭逊，则身亦难保。恭逊敬爱之道，是太伟大了。遇有吉事可依此精神主持祭礼①，遇有凶事可依此精神主持居丧。大可以治理天下而不必增加，小可以治理一人而无需裁减，行之于京都、全中国、蛮夷之国以及禽兽昆虫，都可以靠它决定治乱。身上沾染它则荣，身上失掉它则辱。认真执行而不懈怠，虽然不开化的人也能化为相爱；确实抛弃了它，虽然兄弟父母也能变为相恶。所以，在身上可以使之爱恶，在名上可以使之荣辱，其变化名物的作用，简直和天地一样大。所以，先王把这叫做‘道’。”

　　【注释】

　　①原文“吉事可以入察“。据王念孙说”察“当为”祭“，形近致误。译文从之。

　　70.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讳而不起此病也，仲父亦将何以诏寡人？管仲对曰：“微君之命臣也。故臣且谒之。虽然，君犹不能行也。”公曰：“仲父命寡人东，寡人东；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于寡人，寡人敢不从乎？”管仲摄衣冠起对曰：“臣愿君之远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夫易牙以调和事公，公曰：惟烝婴儿之未尝，于是烝其首子而献之公，人情非不爱其子也，于子之不爱，将何有于公？公喜宮而?，豎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爱其身也，于身之不爱，将何有于公？公子开之间，不容数日之行%方事公十五年，不归视其亲，齐；臣闻之，务为不久，盖虚不长。其生不长者，其死必不终。”桓公曰：“善。”（《管子·小称》）

　　【译文】

　　管仲有病，桓公亲自去慰问说：“仲父的病很重了，如不讳言而此病不起，仲父有什么遗言教我呢？”管仲回答说：“您即使不来问我，我也要有话对您说的。不过，怕您做不到罢了。”桓公说：“仲父要我往东就往东，要我往西就往西，仲父对我说的话，我敢不听么？”管仲整整衣冠起来回答说：“我希望您把易牙、竖刁、堂巫和公子开方辞退掉。易牙用烹调侍侯您，您说，唯有婴儿的味道没有尝过，于是易牙蒸了他的儿子献给您。人情没有不爱自己儿女的，他对自己的儿子都不爱，能爱您么？您喜欢女色，而忌妒①，竖刁自己宫身而为您管理宫女们。人情没有不爱自己身体的，他对自己身体都不爱，能爱您么？公子开方侍奉您，十五年不回家探亲，齐国与卫国之间，不用几天行程就到了。人情没有不爱双亲的，对自己双亲都不爱，能爱您么②？我听说过：作假的不可能持久，掩盖虚伪也不会长远。活着不干好事的人们③，也一定不得好死。”桓公说：“好。”

　　【注释】

　　①原文“公喜宫而妒”。据王念孙说“宫”当为“内”，译文从之。“喜内”，犹言好色，本书《小匡》：“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

　　②此处原文疑有脱落，依上文文例补译。

　　③原文“其生不长者”。据戴望说“长”当为“良”。译文从之。

　　71.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废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竖刁，而宫中乱。逐公子开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圣人固有悖乎？乃复四子者，处?年，四子作难。围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妇人，遂从窦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饥而欲食，渴而欲饮，不可得，其故何也？妇人对曰：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四矣。食将不得矣。公曰：嗟兹乎，圣人%人分齐国，涂十日不通矣，公子开方以书社七百下之言长乎哉！死者无知则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见仲父于地下。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绝。死十一日，虫出于户，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杨门之扇，桓公之所以身死十一日，虫出户而不收者，以不终用贤也。桓公管仲鲍叔牙?戚四人饮，饮酣，桓公谓鲍叔牙曰；阖不起为寡人寿乎？鲍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时也，使管子毋忘束缚在鲁也，使?戚毋忘饭牛车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国之社稷必不危矣。（《管子·小称》）

　　【译文】

　　管仲死后，埋葬完毕，桓公憎恶此四人而废掉他们的官职。但是驱逐了堂巫，却生了怪病；驱逐了易牙，却感到食味不佳；驱逐了竖刁而宫中混乱；驱逐了公子开方而感到自己的朝政没有条理。桓公说：“呵！圣人也难免有错误吧！”乃重新起用四人。再过一年，四人作乱，把桓公围在一个屋子里不得外出。有一妇人，从小洞钻入，到了桓公住所。桓公说：“我饿得要吃，渴得要喝，都得不到，为什么？”宫女回答说：“易牙、竖刁、堂巫、公子开方，四人瓜分了齐国，道路已十天不通了。公子开方已把七百多社的土地和人口送给卫国了①。吃的东西将得不到了。”桓公说：“咳，原来如此！圣人话实在是高明呵！要是死了没有知觉还好，若有所知，我有什么面目见仲父于地下呢！”便拿过头巾包头而死。死十一天，蛆从门缝里爬出来，才发现桓公死了。用门板掩盖了桓公的尸体。齐桓公之所以死十一天，蛆虫出户而无人收尸，就是因为最终没有用贤的原故。

　　【注释】

　　①社：古二十五家为一社。

　　72．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所谓老老者，凡国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已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已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椁。劝子弟精膳食，问所欲，求所嗜，此之谓老老。所谓慈幼者，凡国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胜养为累者。有三幼者，妇无征，四幼者尽家无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后止，此之谓慈幼。所谓恤孤者，凡国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养一孤者，一子无征。养二孤者，二子无征。养三孤者，尽家无征。掌孤数行问之，必知其食饮饥寒，身之膌胜而哀怜之，此之谓恤孤。所谓养疾者，凡国都皆有掌疾，聋盲、喑哑、跛躄、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之谓养疾。所谓合独者，凡国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之谓合独。所谓问病者，凡国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一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病甚者以告，上身问之。掌病行于国中，以问病为事，此之谓问病。所谓通穷者，凡国都皆有掌穷，若有穷夫妇无居处，穷宾客绝粮食，居其乡党，以闻者有赏，不以闻者有罚，此之谓通穷。所谓振困者，凡国都皆有掌困。岁凶庸，人訾厉，多死丧、?刑罚，赦有罪，散仓粟以食之，此之谓振困。所谓接绝者，凡国都皆有掌绝，士民死上事，死战事，使其知识故人，受资于上，而祠之，此之谓接绝也。（《管子·入国》）

　　【译文】

　　入国才四十天，就五次督行九种惠民的政教。第一叫做老老，第二叫做慈幼，第三叫做恤孤，第四叫做养疾，第五叫做合独，第六叫做问病，第七叫做通穷，第八叫做赈困，第九叫做接绝。所谓老老，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掌老”的官①，规定年在七十以上的老人，一子免除征役，每年三个月有官家所送的馈肉②；八十以上的，二子免除征役，每月有馈肉；九十以上的，全家免役，每天有酒、肉的供应。这些人死了，君主供给棺椁。还要劝勉他们的子弟：细作饮食，询问老人要求，了解老人的嗜好。这些就叫做“老老”。所谓慈幼，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掌幼”的官，凡士民有幼弱子女，无力供养成为拖累的，规定养三个幼儿即可免除“妇征”③，养四个全家免除“妇征”，养五个还配有保姆，官家发给两人份额的粮食，直到幼儿能生活自理为止。这就叫做“慈幼”。所谓恤孤，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掌孤”的官，规定士民死后，子女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己生活的，就归同乡、熟人或故旧抚养。代养一个孤儿的，一子免除征役；代养两个，两子免除；三个，全家免除。“掌孤”的官要经常了解情况，一定要了解孤儿的饮食饥寒和身体瘦弱情况而进行救助。这就叫做“恤孤”。所谓“养疾”，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掌养疾”的官，聋、盲、喑、哑、瘸腿、半身不遂、两手相供而不能伸开的人们，不能生活自理的，官家就养在“疾馆”而供给饮食，知道身死为止。这就叫做“养疾”。所谓合独，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掌媒”的官④，丈夫没有妻室叫做鳏，妇人没有丈夫叫做寡，取鳏寡而加以配合，予田宅而使之安家，三年后给国家提供职役。这就叫做“合独”。所谓问病，就是在城市、国都要设有“掌病”的官，士民有病的，“掌病”以君主旨意慰问：九十岁以上的，每天一问；八十岁以上的，两天一问；七十岁以上的，三天一问；一般病人，五天一问。病重者，向上报告，君主亲身慰问。“掌病”的官要巡行国内，以慰问病人为专职。这就叫做“问病”。所谓通穷，就是在城市、国都要设有“通穷”的官，若有贫穷夫妇没有居处，贫穷宾客没有粮食，其所在乡里及时报告的，给予赏赐；不报告的，给予惩罚。这就叫做“通穷”。所谓赈困，就是指凶年的时候，为人佣工者往往病而多死，于是宽缓刑罚，宽赦罪人，发放仓库粮食来供应他们。这就叫做“赈困”。所谓接绝，就是对死于国事活死于战争的人士，使其生前好友或故旧领受国家一笔钱，负责祭祀他们。这就叫做“接绝”。

　　【注释】

　　①掌老：管理敬老事务的官。尹注：“掌老之官”。依此，下“掌幼”，“掌孤”等，概皆为官职名称。

　　②馈肉：官家无偿供应的肉。尹注：“谓官馈之肉”。七十以上，三月有馈肉；八十以上，月有馈肉；九十以上，日有酒肉；皆指根据年龄不同而有别，愈老愈优。

　　③妇征：指向妇女征收布帛。《周礼》：“任嫔以女事，贡布帛”，孙诒让《正义》云：“此嫔妇布帛之贡，为民家女口之力征，即《管子·入国》篇所谓‘妇征’，亦即《孟子》所谓‘布缕之征’也。”此处“有三幼者无妇征”，意在减少母亲负担，照养幼儿，故属于慈幼政策。

　　④掌媒：掌管为鳏寡成婚的官。《周礼·媒氏》：“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即同此掌媒“合独”之职务。“会”与“合”义同。

　　73．昔者桓公问管仲曰：“寡人请问度地形而为国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对曰：“夷吾之所闻，能为霸王者，盖天子圣人也，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利之所生，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乃别制断之。州者谓之术。不满术者谓之里。故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都十为霸国。不如霸国者国也，以奉天子，天子有万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处，此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地高则沟之，下则堤之，命之曰金城，树以荆棘，上相穑着者，所以为固也。岁修增而毋已，时修增而毋已，福及孙子，此谓人命万世无穷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臣服之以尽忠于君，君体有之以临天下，故能为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则臣之义也。故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终身无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愿闻五害之说。管仲对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愿闻水害。”管仲对曰：“水有大小，又有远近，水之出于山而流入于海者，命曰经水。水别于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沟，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于他水，沟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渊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桓公曰：“水可扼而使东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对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即控。杜曲则捣毁，杜曲瞠则跃。跃则倚，倚则环，环则中，中则涵，涵则塞，塞则移，移则控，控则水妄行。水妄行则伤人，伤人则困，困则轻法，轻法则难治，难治则不孝，不孝则不臣矣；故五害之属，伤杀之类，祸福同矣，知备此五者，人君天地矣。”（《管子·度地》）

　　【译文】

　　从前，桓公曾问管仲说：“请问勘察地势建立都城的工作，应如何进行为好？”管仲回答说：“就我所知，能成王霸之业的，都是天下的圣人①。圣人建设都城，一定选在平稳可靠的地方，又是肥饶的土地，靠着山，左右有河流或湖泽，城内修砌完备的沟渠排水，随地流入大河。这样就可以利用自然资源和农业产品，既供养国人，又繁育六畜。天下的人们，都可以受到他的德惠。如果加以区别，不够‘州’的叫做‘术’②，不够‘术’的叫做‘里’。所以，百家为里，十里为术，十术为州，十州为都，十都为霸国。不到霸国规模的，是一般诸侯国。就拥戴天子的情况来说，天子可以有上万个诸侯国，其中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天子是居于中央的，因为这可以利用全国的自然资源③，征收全国的土地财利。都城建设应当是内修‘城’，外修‘郭’，郭外筑护城壕：地势高则挖沟，地势低则筑堤。这才配称作牢不可破的城池。城墙上种植荆棘，使之交错纠结，用来加固城墙。每年都不断地增修，每季也不断增修，使之造福于子孙后代，这关系着人民生命万世无穷的利益，也是对人君的保障。大臣管好都城效忠于国君，国君凭借都城以统治天下，所以能成为天下百姓的根本。这项建设都城的工作，既是宰相的职责，也是所有大臣的义务。善治国者，还必须先除去五害，人们才可以终身免除祸患而做到父慈子孝。”桓公说：“我想听听五害的内容。”管仲回答说：“水是一害，旱是一害，风雾雹霜是一害，瘟疫是一害，虫是一害。这叫做五害。五害之中，以水害为最大。清除五害，人民就可以治理好。”桓公说：“那我就先听水害的内容。”管仲回答说：“水有大小，又有远近。从山里发源，流入大海的，叫做‘经水’；从其它河流中分出来，流入大河或大海的，叫做‘枝水’；在山间沟谷，时有时无的，叫做‘谷水’；从地下发源④，流入大河或大海的，叫做‘川水’；由地下涌出而不外流的，叫做‘渊水’。这五种水，都可以顺着它的流势来引导，也可以对它拦截控制，但隔不多久，常常会发生灾害。”桓公说：“水，可以拦截控制而使它流往东西南北，以至流往高处么？”管仲回答说：“可以。水的性质，如从高处往下流就快，以至于把石头冲走；而从下面往上走，就停而不行。所以，把上游水位提高，用瓦器引导下来，瓦器每尺有十分之三向下倾斜，水就可以急行满四十九里。然后使水迂回流到更远的地方，顺应其流势往高处。水的性质，走到曲折的地方，就停而后退，满了，后面就推向前进，地低则走得平稳，地高就发生激荡，地势曲折就将冲毁土地。如地势过于曲折，水流就会跳跃，跳跃则偏流，偏流则打旋，打旋则集中，集中则泥沙沉淀，泥沙沉淀则水道淤塞，水道淤塞则河流改道，河流改道则水流激荡，水流激荡则河水妄行，妄行则伤人，人伤则贫困，贫困则轻慢法度，轻慢法度则难于治理，难于治理则行为不善，行为不善就不服从统治了。所以，五害之类，与杀人伤人一样，其祸患是相同的。懂得防备五害，人就可以主宰天地了。”

　　【注释】

　　①原文“盖天子圣人也”。据文意，“子”当为“下”，译文从“下”。

　　②原文“州者谓之术”。据豬饲彦博说，当增“不满”二字，全句为“不满州者谓之术”。译文据此。

• 原文“此谓因天之固”。据许维遹说，“固”当为“材”，译文从之。
• 原文“水之出于他水沟”。据王念孙说，当为“水之出于地”。译文从之。

　　74.桓公曰：“请问备五害之道。”管子对曰：“请除五害之说，以水为始，请为置水官，令习水者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长官佐各财足，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为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郭、堤川、沟池、官府、寺舍及洲中当缮治者，给卒财足。令曰：常以秋岁末之时阅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其不为用者，辄免之。有锢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且事之。并行以定甲士，当被兵之数，上其都。都以临下，视有余不足之处，辄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当被兵之数。与三老、里有司、伍长、行里，因父母案行，阅具备水之器。以冬无事之时，笼、臿、板、筑、各什六，士车什一，雨軬什二，食器两具，人有之。锢藏里中，以给丧器。后常令水官吏与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长、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阅之，取完坚。补弊久。去苦恶。常以冬少事之时，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积之水旁，州大夫将之，唯毋后时。其积薪也，以事之已。其作土也，以事未起，天地和调，日有长久。以此观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败，此谓素有备而豫具者也。”桓公曰：“当何时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干燥，水纠列之时也，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荑，生可食，寒暑调，日夜分，分之后，夜日益短，昼日益长，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刚，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道，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民得其饶，是谓流膏。令下贫守之，往往而为界，可以毋败。当夏三月，天地气壮，大暑至，万物荣华，利以疾薅，杀草蟉。使令不欲扰，命曰不长。不利作土功之事，放农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当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雨下降，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属，天地凑汐，利以疾作，收敛毋留，一日把，百日餔，民毋男女皆行于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湿日生，土弱难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当冬三月，天地闭藏，暑雨，缮边城，涂郭术，平度量，正权衡，虚牢狱，实止，大寒起，万物实熟，利以填塞空廥仓，君修乐，与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毕矣，举有功，赏贤，罚有罪，颉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工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刚不立。昼日益短，而夜日益长，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时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对曰：“冬作土功，发地藏，则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则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烟，噎下百草，人采食之，伤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与三老、里有司、伍长、行里顺之，令之家起火为温，其田及宫中皆盖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将饮伤人，有下虫伤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谨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风大雨，其至不时者，此谓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伤人，故吏者所以教顺也，三老、里有司、伍长者，所以为率也。五者已具，民无愿者，愿其毕也。故常以冬日顺三老、里有司、伍长，以冬赏罚，使各应其赏而服其罚，五者不可害，则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见，故民不比也。”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时则为之，非其时而败，将何以待之？”管仲对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时行堤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后，常案行，堤有毁，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隶给大雨，堤防可衣者衣之，冲水可据者据之，终岁以毋败为固，此谓备之常时。祸何从来？所以然者，独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谓也。岁高其堤，所以不没也。春冬取土于中，秋夏取土于外，瘘水入之，不能为败。”桓公曰：“善！仲父之语寡人毕矣；然则寡人何事乎哉？前为寡人教侧臣。”（《管子·度地》）

　　【译文】

　　桓公说：“请问防备五害的办法。”管仲回答说：“消除五害①，以水害为先。请设置水官，委派熟悉治水的人负责；任命大夫和大夫佐各一人，统率校长、官佐和各类徒隶。然后挑选水官的左右部下各一人，用为水工头领。派他们巡视水道、城郭、堤坝、河川、官府、官署和州中，凡应当修缮的地方，就拨给士卒、徒隶修缮。还发布命令说：每当秋后，要对民间普查，检查户口和土地，核查人口的数量，并分别统计男女老幼的人数。不能从事治水劳动的，免役；久病不能服役的，按病人处理；只能少做的，按半劳力处理。经过普遍调查来选定各地的甲士，作为服兵役的总人数，上报于‘都水官’。都水官就依此下去视察，如看到人数有余或人数不足，就通知下级的水官。下级的水官也把选定的甲士作为征兵的人数，会同三老、里有司、伍长等到里中具体调整，最后还要与被征者的父母协同查定。至于查看治水的工具，要在冬闲时进行准备。土筐、锹、夹板、水夯，每什准备六件②，土车每什准备一辆，防雨车篷每什两部，食器要求每人两套，保存在里内，以备损坏遗失。以后要经常命令治水官吏与工匠头领依靠三老、里有司、伍长等按规定检查。经常于每月初一日开始，去查看所准备的工具，留取完好坚实的，修补残破老旧的，淘汰质量粗劣的。经常在冬闲时，派甲士轮流采集木柴，积放在水旁。州大夫率领完成此事，千万不可耽误。积累木柴，在农时完结以后；修筑堤坝，在春耕开始以前。此时天气晴和，白天又比较长，就这些条件看，好处极大。所以经常在没有水害时备好器材，有事及时使用③，水可以常被控制，并使之没有危害。这就叫做平素有准备而防患于未然了。”桓公说：“应当在什么时候动工呢？”管仲说：“在春季三月份里，天气干燥，是水少流细的时节。此时山河干涸水少，天气渐暖，寒气渐消，万物开始活动。旧年的农事已经做完，新年农事尚未开始，草木的幼芽已经可以食用。天气的寒热逐渐调和，昼夜的长短也开始均分。均分后，夜间一天比一天短，白天一天比一天长。这时有利于做土工工事，因为堤土会日益坚实。可以派甲士在河边修筑堤坝，堤的基础要宽，上面要窄，使长堤沿河而行。在附近的不毛之地，一定要挖出水库。大水库修堤，小水库修防，使堤防围绕水库四周，以防止伤害庄稼。大堤要年年进行修补，堤身上要种植荆棘灌木，以便加固堤土。还要间种柏、杨等高大树木，防止洪水冲决。人民在这里还可以得到好处，简直象一潭流动的脂膏。守堤工作派贫户去做，依次给他们划好地段，以保持河堤不坏。至于在夏季三个月里，自然界变化强烈，大暑来到，万物茂盛，应做好农田除草，政令不要干扰农事，征发劳役也不可时间过长。这时不利于做土工工事，因为它妨害农事，徒花费一半工费，土工也无成就。在秋季三月，山川百泉涌水，大雨降，山洪发，入海路远水难疏泄，秋雨连绵，天地呈凝合状态④。此时应抓紧秋收，使之颗粒归仓。所谓‘收割一天，食用百日’。人民无分男女，都要到田间劳动。此时不利做土工工事，因潮湿之气日生，土质松软难成。徒花费十分之六的工费，土工之事也无成就。在冬季三个月里，天地收闭，暑雨止，大冷到，万物实熟。此时应补修屋舍，修缮边防城寨，修理城墙道路，调整度量衡，处理狱中罪犯，蓄积草料粮食，以及君主举行娱乐活动和祭神。由于一年之事全告完成，还应当表彰有功，赏贤惩罪，升迁官吏而提高他们的等级。此时不利做土工工事，徒花费十分之七的工费，而土冻难成。此时昼愈短而夜愈长，天寒利在室内劳动，甚至在外堂都不适宜。把一年四季的事情安排得当，其它四害也都可以制服了。”桓公说：“寡人愚笨，还不知道制服其它四害应怎么办？”管仲回答说：“冬天若动土工，散发地藏，则夏多暴雨，秋天也霖雨不止。春天若不把枯骨朽尸掩埋好，不把枯木砍伐掉，则夏旱就会来临。夏天有大露和大瘴，凝聚在植物上，吃了就会伤人。民多疾病而不止，就会恐慌不安。国君要派出各部门的官吏偕同三老、里有司、伍长等到各里训话，命令百姓各家生火蒸煮食物；地里、院里都要盖井，并不使毒气沾污食器，防止饮水伤人。还要注意发生虫灾毁伤庄稼的事情。大凡发生天灾，治国者谨慎组织预防，十之八九不会死人。至于大冷、大热、大风、大雨，凡是不合节令发生的，叫做‘四刑’。有的遇上就死，有的则幸存。治国者即使谨慎组织预防，也难免伤人。所以，官吏是应当做好教训工作的，三老、里有司、伍长等人是要做好示范工作的。做好了防止五害的工作，人民就没有更多要求了，因为要求已经满足。所以要经常利用冬天训练三老、里有司和伍长们，并最后定出赏罚，使他们有功者必得其赏，有过者也受其罚。五害不能为祸，国君的法令就无人违犯了⑤。因为这项政绩显而易见，百姓就不在下面结党营私了。”桓公说：“在一年的十二个月，施工动土，只有合乎季节才能做，不合季节则不成，应怎样常年进行准备呢？”管仲回答说：“要经常派治水官吏在冬天就视查堤防，发现需要修治的问题即时具文向都水官报告。都水官一般是定在春季事少的时节修堤的。但河堤做成以后，则经常进行检验。河堤若发生毁坏时，如遇到大雨，就派人分段保护，需要修补之处就抓紧修补，拨给徒隶充役完成其事。大雨中，堤防需要覆盖就及时覆盖；冲水时，堤防需要屯堵就组织力量屯堵。一年到头以保持堤防不坏为治水工作的成效⑥。这也是所谓‘平时有备，祸从何来？’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浊水经常夹带着泥土⑦，自身运行就经常淤塞河道，江、河都是这样的。还要常年加高堤坝，以便不被淹没。春冬两季在河内取土加高，秋夏在河外取土加高，浊水来临也就不会毁坏了。”桓公说：“好啊！仲父给我讲的是够全面了，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呢？替我快把这些道理教给左右大臣们。”

　　【注释】

　　①原文“请除五害之说”。据豬饲彦博、陶洪庆说，当删改为“除五害”，译文从之。

　　②什：十家。

　　③原文“毋事用之”。据郭沫若说，“毋”当为“有”。译文从之。

　　④原文“天地凑汐”。据李哲明说，“汐”当为“泊”。译文从之。

　　⑤原文“则君之法犯矣”。据姚水概说，“犯”前当补“不”字，全句为“则君之法不犯矣”。译文从之。

　　⑥原文“终岁以毋败为固”。据刘本、朱本，“固”当为“效”，译文从“效”。

　　⑦原文“独水蒙壤”。据王念孙说，“独”当为“浊”，译文从之。

　　75．桓公问管子曰：“有虞筴乘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马。为之柰何？”管子对曰：“战国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国常失其地用，王国则以时行也。”桓公曰：“何谓以时行？”管子对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开阖皆在上，无求于民。霸国守分，上分下游于分之闲而用足。王国守始，国用一不足，则加一焉。国用二不足，则加二焉。国用三不足，则加三焉。国用四不足，则加四焉。国用五不足，则加五焉。国用六不足，则加六焉。国用七不足，则加七焉。国用八不足，则加八焉。国用九不足，则加九焉。国用十不足，则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岁藏三分，十年则必有三年之余；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筴也；今至于其亡筴乘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时终始；作功起众，立宫室台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诸春筴，又失诸夏秋之筴数也，民无卖子数矣；猛毅之人淫暴，贫病之民，乞请君行律度焉，则民被刑僇而不从于主上，此筴乘马之数亡也。乘马之国相泄，轻重之家相夺也；至于王国，则‘准，与天下齐准，彼物轻则见泄，重则见射，此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谓持流？”管子对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齐力而功地，田筴相圆，此国筴之时守也。君不守以筴，则民且守于上，此国筴流已。”桓公曰：“乘马之数，尽于此乎？”管子对曰：“布织财物，皆立其赀，财物之赀，与币高下，谷独贵独贱。”桓公曰：“何谓独贵独贱。”管子对曰：“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公曰：“贱筴乘马之数柰何？”管子对曰：“郡县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闲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贫补不足，下乐上。故以上壤之满，补下壤之众，章四时，守诸开阖，民之不移也。如废方于地此之谓筴乘马之数也。”（《管子·策乘马》）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古代虞国是早已实行经济的计算筹划了，我也想实行它，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从事战争的国家致力于城池的修建，所以，这类国家常常耽误它们的农业生产。成王业的国家则按照因时制宜的原则行事。”桓公说：“何谓按因时制宜的原则行事？”管仲回答说：“发布平准的号令①，既及时掌握农业生产，又及时掌握物价政策，因而经济上开放收闭的主动权全在国家，不直接求索于百姓就是了。”“成霸业的国家只能掌握财富的一半，君主与民间总是游动在半数之间来保持国用充足②。成王业的国家，由于掌握财富产生的开始，使国家财用缺一补一，缺二补二，缺三补三，缺四补四，缺五补五，缺六补六，缺七补七，缺八补八，缺九补九，缺十补十。国君控制物价的高低，可以做到每年贮备粮食十分之三，十年必有三年的积蓄③。如果遇上大旱大水的灾年，百姓无法务农，则修建宫室台榭，雇用那些养不起猪狗的穷人以做工为生。所以，修建宫室台榭，不是为观赏之乐，而是实行国家的经济政策。至于那种不懂得运用计算筹划的国君，春秋冬夏，不分年始年终，兴工动众，建筑宫室台榭。百姓不能经营农事，君主还不知道他已失去了春天的理财时机，又丢掉了夏天、秋天的理财时机④。人民饥饿而卖儿卖女的多起来了⑤。强悍的人发生严重暴乱，贫病之民乞讨求食，国君若动用法律制裁，人民则宁受刑杀也不肯服从君主。这都是没有运用计算筹划理财方法的结果。”“经过计算筹划的物价标准，应当和各诸侯国的标准保持一致。各类商品，价格偏低则泄散外流，偏高则别国倾销取利。这便是对立国家互相倾销商品，理财家互相争利的由来。至于成王业的统一国家，控制住国内市场流通就可以了。”桓公说：“何谓控制流通？”管仲回答说：“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五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四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可供三人食用的，有一人种田而粮食只够两人食用的。他们都是花费同样劳力种地的。掌握他们的农业生产与掌握国家的物价政策相辅而行，这就是国家理财政策在按时进行控制了。如果君上不用政策去控制流通，富民商人就会在下面控制⑥，这样，国家的理财政策就落空了。”桓公说：“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就到此为止了么？”管仲回答说：“对布帛和各种物资，也都要规定价格。各种物资的价格，要与所值的货币多少相当。粮食则单独定其贵贱。”桓公说：“单独定其贵贱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粮价高则百物贱，粮价贱则百物贵。”桓公说：“经常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还要怎么办？”管仲回答说：“对郡县上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中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下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由此，按土地好坏确定征收，则百姓安定；赈济贫困而补助不足，百姓也对君主满意。所以，国家用上等土地提供的盈余，补下等土地的空虚⑦，控制四时的物价变化，掌握市场的收放大权，则百姓的安定，就象把方形的东西放在平地上一样。着就叫做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

　　【注释】

　　①原文“出准之令”。准，意犹“平准”。译文以“平准”对译之。《史记·平准书》：“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准”的提法，早于平准，但与此涵义略同。《轻重》诸篇关于平准政策，一般只称为“准”或“准平”，正表现其为早期形成的提法。此处“出准之令”，意即发布调节物资供求与市场物价的号令。“出”，指发布或发出。

　　②原文“上分下游于分之间而用足”。据郭沫若说，“上分下”之“分”，当为“与”，译文从之。

　　③三年：原文为“五年”，不合文意。岁藏三分，十年自当为“三年之余”，故改。

　　④原文“又失诸夏秋之策数也”。据马非百说删去“数”字。马云：“此处‘数’字乃‘策’字之注文，写者误以入正文者。《汉书·律历志》注引苏林曰：‘策，数也。’即其证。”

　　⑤原文“民无卖子数矣”。据闻一多说，“子”下当补“者”字。闻云：“‘子’下捝‘者’字。《山权数》篇‘民之无卖子者’亦有者字。”

　　⑥原文“则民且守于上”。据豬饲彦博说，“上”当为“下”，译文从之。

　　⑦原文“补下壤之众”。据俞樾说，“众”当为“虚”，译文从之。

　　76．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教数？”管子对曰：“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袬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时，曰岁且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筴之者也。国用相靡而足，相困揲而贫。然后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驱屏，万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谓五官技？”管子曰：“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败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数也，六家者既见其时，使豫先蚤闲之日受之，故君无失时，无失筴，万物兴丰，无失利，远占得失，以为末教，诗记人无失辞，行殚道无失义，易守祸福凶吉不相乱，此谓君?。”（《管子·山权数》）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利用教育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百姓中凡有精通农事的，为他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养牲畜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精通园艺树木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种瓜果蔬菜使其产量提高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善于治病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通晓天时的：即能预言灾情，预言某种作物歉收或丰收的，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有懂得羊蚕不生病的，也都设立黄金一斤的奖赏，值粮八石。要认真听取这些专家的讲授并把记录保存在官府，要使兵役之事对他们无所干扰。这是国家理财之策的一件大事①。这样做可保证国家财用上下消费都很充足，各级积蓄都很充裕②。然后就给物资流通划定四方限界，在境内灵活掌握号令的缓急，吞吐物资，用理财之策来控制经济。为做好这些还需要任用五种有技艺的官。”桓公说：“何谓任用五种有技艺的官？”管仲说：“懂诗的可用来记述社会事物，懂时的可用来记述年景丰歉，懂春秋的可用来记述国家的成败，懂出行的可指导行路的顺逆，懂易的可用来掌握吉凶与成败，懂卜的则可预测凶吉与利害。百姓中凡有上述技艺者，都赐给一匹马所能耕种的土地，一斤金所能买到的衣服。这是有助于国君摆脱蒙昧愚妄的一种措施。这五家都可以及时发现问题③：懂‘时’的官，使他在事前更早的时候说明情况，君主就不致错过时机，错行理财之策，而带来财源兴盛的结果；懂‘春秋’的官④，可以远占得失，以为后来的教训；懂‘诗’的官，记述人们的行动而免于差错；懂‘出行’的官，详述道路的情况而免生误解；懂‘易’的官，可以掌握祸福凶吉，不至于发生错乱。管理这些人应是君主的权柄。”

　　【注释】

　　①原文“此国策之者也”。据王念孙说，当为“此国策之大者也”，译文从之。

　　②原文“相困揲而”。据王引之说，当为“相揲而澹”，译文从之。

　　③五家：原文为“六家”，据郭沫若说校改。上文之一诗、二时、三春秋、四行、五易卜，共为五家。易与卜虽分列，当两者相通，乃属一家。“五家”自应与“五技”的说法相合。

　　④原文“无失利”。据文意文例，当为“其春秋”。译文据此。

　　77．桓公欲赏死事之后，曰：“吾国者，衢处之国，馈食之都，虎狼之所栖也。今每战，舆死扶伤，如孤荼首之孙，仰倳戟之宝，吾无由与之，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吾国之豪家颉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则物重，不章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故颉封食邑，富商蓄贾，积余藏羡，跱蓄之家，此吾国之豪也，故君请缟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颉封食邑、积余藏羡、跱蓄之家，曰：‘城脆致冲，无委攻围，天下有虑，齐独不与其谋？子大夫有五谷菽粟者，勿敢左右，请以平贾取之子，与之定其券契之齿，釜鏂之数，不得为侈弇焉。’困穷之民，闻而籴之，釜鏂无止，远通不推。国粟之粟，坐长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收贫病，视独老。穷而无子者，靡得相鬻而养之，勿使赴于沟浍之中，若此，则士争前战为颜行，不偷而为用。舆死扶伤，死者过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战而轻死，轻重之分使然也。”（《管子·轻重》）

　　【译文】

　　桓公想对死难者的后代进行抚恤，他说：“我们国家，是处在四面受敌地位的国家，是依靠国外输入粮食的国家，又是虎狼野兽栖息的山区。现在每次战争都有死伤。对于死难者的孤儿：那些白发老人的孙子，对靠丈夫当兵过活的寡妇①，没有东西救济他们，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我们国家的豪门大族，那些升大官、有采邑囤积财物的人们，国君若控制这些人的财物，市场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控制就下降；若把这些人的财物掌握起来，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掌握就下降。因为当大官的、有采邑的、富商、蓄贾、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都是我们国家的富豪。所以，国君要穿上白布丧服到官府去，召集那些功臣、世家、当大官的、有采邑的、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对他们说：‘城防不固容易被敌人攻破，没有粮食贮备容易被敌人围困，天下各国都如此，齐国怎么能不加以考虑呢？你们各位大夫凡存有粮食的都不可自由处理。要用平价向你们收购。’接着就定好合同。粮食数量，不许他们夸大或缩小。这样一来，缺粮无粮的百姓，都闻风而纷纷买粮，买多的、买少的，络绎不绝；远道的、近道的，不推而自来②。国内粮价坐涨达四十倍。国君就可以拿出四十倍的粮食来赈济孤儿寡妇，收养贫病之人，照顾穷而无子的孤老。使他们不至于卖身为奴而得到生活供养，也使他们不至于死于沟壑。这样，广大战士就会争先作战而勇往直前，不贪生惜命而为国效力，舆死扶伤，为国牺牲者可达到半数以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战士们并非好战而轻死，是轻重之术的作用使之如此的。”

　　【注释】

1.              原文“仰倳戟之宝”。据文意，“宝”当为“寡”，译文从“寡”。

2.              原文“远通不推”。据张佩纶说，“通”当为“近”，译文从之。

　　78．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财而不出，腐朽五谷而不散。”管子对曰：“请以令召城阳大夫而请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对曰：“城阳大夫，嬖宠被絺，鹅鹜含余粖。齐钟鼓之声，吹笙箎，同姓不入，伯叔父母，远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饥而不得食。”“子欲尽忠于寡人能乎，故子毋复见寡人”；灭其位，杜其门而不出；功臣之家，皆争发其积藏，出其资财，以予其远近兄弟，以为未足，又收国中之贫病孤独老不能自食之萌皆与得焉，故桓公推仁立义，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亲，国无饥民。此之谓缪数。（《管子·轻重》）

　　【译文】

　　桓公说：“许多大夫都隐藏他们的财物而不肯提供出来，粮食烂了也不肯散给贫民。”管仲回答说：“请下令召见城阳大夫并对他进行谴责①。”桓公说：“怎样对他谴责呢？”管仲回答说：“这样讲：‘城阳大夫，你姬妾穿着高贵的衣服，鹅鸭有吃不完的剩食，鸣钟击鼓，吹笙奏箎，同姓进不了你的家门，伯叔父母远近兄弟也都寒不得衣，饥不得食。你这样还能尽忠于我么？你再也不要来见我了。’然后免掉他的爵位，封禁门户不准他外出。”这样一来，功臣之家都争着动用积蓄，拿出财物来救济远近兄弟。这还感到不够，又收养国内的贫、病、孤、独、老年等不能自给的人，使之得有生计。所以，桓公推仁行义，功臣世家也就兄弟关心，骨肉亲爱，国内没有饥饿的人民了。这就叫做“缪术”。

　　【注释】

　　①原文“请以令召城阳大夫而请之”。据王念孙说，后一“请”字当为“谪”，译文从之。

　　79．桓公曰：“峥丘之战，民多称贷，负子息，以给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复业产，此何以洽？”管子对曰：“惟缪数为可耳。”桓公曰：“诺”，令左右州曰：“表称贷之家。皆垩白其门，而高其闾。”州通之师执折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给盐菜之用，称贷之家皆齐首稽颡而问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闻之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峥丘之战，吾闻子假贷吾贫萌，使有以给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倳耜，夏有以决芸而给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给盐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贷称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书。发其积藏，出其财物，以赈贫病，分其故赀，故国中大给，峥丘之谋也，此之谓缪数。（《管子·轻重》）

　　【译文】

　　桓公说：“峥丘那次战役，许多百姓都借债负息，以此来满足国家的急需，交上国家的摊派。我想恢复他们的生产，这应当如何解决？”管仲回答说：“只有实行‘缪术’才可以①。”桓公说：“好。”便命令左右各州说：“要表彰那些放债的人家，把他们的大门一律粉刷，把他们的门里一律加高。”州长又报告乡师并拿着放债人的名册说：“国君将派遣使者下来拜问。”桓公果然派八名使者送来玉璧来聘问，谦说给一点微薄的零用。放债者俯首叩头而询问说：“我们为什么得此厚礼呢？”使者说：“君令这样讲：‘寡人听到《诗经》说：和易近人的君子，是人民的父母。寡人曾遇到峥丘的战役。听说你们借债给贫民，让他满足了我的急用，交上了我的摊派。使我的贫民春能种，夏能耘，而供给国家需要，这是你们的功绩。所以带着各种玉璧来送给你们，作为微薄的零用。你们真实等于百姓的父母了。’”放债的人家都就此毁掉了债券和借债文书，献出他们的积蓄，拿出他们的财物，赈济贫病百姓。既然分散了他们积累的资财，故全国大大丰足起来，这都是峥丘之谋的作用。这个也叫做“缪术”。

　　【注释】

　　①缪术：巧谋之术。上文对大夫惩一儆百，此节对富者表扬礼问，依作者之意，方法虽异，但巧谋则相同。此乃作者假托管仲之谋，并无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