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我与董寿平、董良达的书画情缘

董寿平，生于1904年，山西洪洞人，与张大千、李可染等一道被列为我国第一批书画国宝级人物。言至此时，董老激情动容，一位真正的大师对国学的挚爱、对中华文化传承的担忧溢于言表，至今想来，形若眼前，言犹在耳。

在我的书房，悬挂着一幅字画，中间是现代著名书画大师董寿平老先生书写的“和静清寂”四个大字，笔墨精湛，遒劲有力；两边是当代著名画家、也是董寿平老先生的嫡孙董良达先生所作的写意牡丹，饱含生命气息，浸透历史气韵，仿佛时时提醒我：人之追求不仅仅在于物质，更多在于精神层面；也似在以画之语言表达“和静清寂”之内涵。屈指算来，董老离开我们已十三年，但在我的精神世界里，大师并未离去，他的作品无时不刻向我昭示着中华文化之光辉，他的后人良达先生与我共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携手为历史文化之传承倾心尽力。二十多年来，与董氏祖孙的情谊已成为我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董寿平，生于1904年，山西洪洞人，与张大千、李可染等一道被列为我国第一批书画国宝级人物。董老原名董揆，字谐柏，因仰慕清初画家恽寿平品德，后改名寿平，曾任北京荣宝斋编辑，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书画室主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理事，中日友协理事，北京对外友协副会长等职。他的作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钓鱼台国宾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等单位悬挂或收藏，均被视为珍品；曾多次应邀东渡日本，在东京等地举办个人水墨画展览，并在东京艺术大学讲学，作画示范；出版有《董寿平书画集》、《董寿平画辑》、《荣宝斋画谱·董寿平画集》等。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ao）乃(ei)一声山水绿

我与董老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频繁交往，心神共鸣，感情日深，渐成忘年之交。董老不仅在书画国学上造诣深厚，而且为人谦和、襟怀坦荡，淡泊名利、高风亮节，对我而言，能够有机会耳濡目染，心临身习，无论是提高书法技艺，还是感悟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受益良多。

记得刚到省里工作时，我赴京看望董老。初次会面，聊聊数语，便告辞而退。时间虽然短暂，但董老举止儒雅、言谈得体、待人谦和，浑身内外透射出中国文人的特有气质与风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令我更加仰慕。

时过数月，进京公务之余，我再次看望董老，并进行了长谈。从明代移民中心洪洞谈起，谈到洪洞董氏，由此而又谈到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我就中国书画的传承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并告诉董老我已临摹董其昌的字贴数年有余。对此，董老非常惊诧，也十分赞赏。惊诧于一个在政府机关任职的年轻干部，竟能了解董其昌其人其书其画，能热心国学、倾心书法，长期临摹不辍；赞赏于一个20多岁的青年，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能有独立的见解。时值八十年代中后期，由于改革开放后国外思潮的冲击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遇到了最为强烈的挑战，正宗文人书画处境艰难。围绕这一问题我们展开了深入交流，董老讲到，“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尽在中国书画，当代之人如果不能很好地继承并发扬光大，而一味胡涂乱抹，结果将是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糟蹋”。言至此时，董老激情动容，一位真正的大师对国学的挚爱、对中华文化传承的担忧溢于言表，至今想来，形若眼前，言犹在耳。

还有一次向董老请教，我就董其昌《论书卷墨迹》中的一段话求教于董老，“字之巧处，在用笔，尤在用墨，然非多见古人真迹，不足与之谈此窃也”。董老告诉我，这是真知灼见、金玉良言。他本人30岁之前，由于有特殊条件，得以遍阅故宫的书画藏品，有的反复细细揣度，“胸有五百幅、下笔自从容”，传统中国书画必从传统中来吸收营养。但董老同时告诉我，进入了另一番境界后，也可以出神入化。一次他与白石先生茶叙，白石老人将画箱打开请寿平先生帮他鉴阅自己的书画藏品，同时向董寿平坦言，他不能看太多古画，怕自己走进去出不来。讲到此处，董老教导我，“白石先生之所以如此，是他有扎实功底，是个书画奇才，不可直接仿之，还是要像董其昌所讲，遍读古帖，方能得其笔墨之神韵”。

读懂董老的书画需要一定的国学功底，他的书画不是一眼可以看到底的，需要一个过程，方能更深刻地认识其中蕴含着的文人情怀。董老的字书而有法、苍劲刚健、古朴潇洒、气度豪放，董老的画笔墨精到、清新典雅、苍劲古朴、意寓深邃，即便是业内方家，也需细细品味，才能感觉其中胜景、胜境和胜意，才能体会走笔过墨之处闪烁着的绚丽的国学光芒，正所谓“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伊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一切，得益于他的家学渊源。董老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一个官商望族，家族兴于明末清初，盐商起步，诗书传家，历代先祖精于收藏字画书籍，高祖董霁堂为清朝中叶著名书法家，祖父董文焕公为清二品翰林，外舅陈凤标也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生于书香门第，董老自幼年起习字作画，遵从大道，功底坚实，他的书画正宗溯源，精道而有内涵。国画大师齐白石对董寿平评价甚高，曾多次对人讲：“在当世字画界里，寿平先生画品高雅而书法当属第一，无人能出其右”。

上世纪30年代末日军侵华期间，而立之年的董老携眷离京入蜀，与张大千等众友靠绘画谋生，当时他在国内书画界已极具盛名。时任四川省主席的国民党要员张群经常邀请二位大师茶叙，一次席间张大千盛赞张群，说“你们是民族的栋梁，民族复兴之大任集于你们身上。”张群摆摆手道：“哪里哪里，我们只是车水马龙尔，真正流芳百世，非二位莫属”。后张群到台湾，他在回忆录中专门写道，“入蜀的画家中，最让人敬佩的有两人，一个是张大千，一个是董寿平”。同时也写道“想不到董寿平向来不问政事，却在中共做了政协委员”。

董老一生淡泊名利、不慕钱财，他始终强调“艺术创作要追求天地之造化、心灵之印象”。一次，我到中日友好医院看望他，谈到艺术和市场的关系时，他极力主张“艺术当远离市场，艺术创作绝对不能市场化，太追求时髦、迎合市场，可能会有一时经济所得，但却失去了艺术的核心价值。人活在世上，最核心的是人之思想，中国书画的核心价值就是反映和张扬人的思想”。谈到某艺术大师和中介公司签约，像生产线一般生产作品时，董老旗帜鲜明表示反对，且深为痛心。而他自己对钱物则从不计较，若有人真心向他索字求画，提笔就来，且无论大作小品，均用心创作，笔笔生辉，从不敷衍。相反，如果拿着钱物来请董老写字作画，往往遭拒，不留情面。在董老的一生中特别是成名后，参加各种义务展览、笔会、慈善、赈灾活动，捐献字画数不胜数。1994年，华南发生百年不遇的水灾，香港《大公报》等六家单位发起名家书画赈灾义卖会，董老闻悉后，画了一幅四尺墨竹《风雨劲竹》捐献义卖。那次活动，共有207名书画家、雕塑家捐献作品200件，义卖款总金额为240.9万港元，而董老的《风雨劲竹》以29万港元认购，创那次义卖之最高纪录。

董老始终认为，好的艺术作品，不是某个人的，而是国家和人民的，正如本人所言“画图留与人看”。建国以后，他将历代先祖精心收藏的宋元明画珍品数十幅捐给故宫，并多次向山西省博物馆捐赠家藏字画，其中有明清册页，明代万历年间朝鲜画家李滩隐画的墨绢本《赤金竹》，及清代画家为他的高祖董霁堂画的《抚膝肄书图》、《汉书下酒图》等珍贵文物。

家乡人民为纪念董老的艺术成就，在太原市郊的晋祠公园内，建成一座“董寿平美术馆”，他无偿向美术馆捐赠200余幅书画精品和10多件具有文物价值的书礼、奖章、证书。为了让这些艺术珍品得到更好的保存,董老在《艺术和书法作品捐赠书》上写道：“我的子孙及亲属均不得以任何借口索取或借用、借看；我的子孙和亲属均不得参与‘董寿平美术馆’管理工作；凡在‘董寿平美术馆’保藏和陈列我的美术和书法作品以及各种艺术品，任何单位、任何个人均不得以任何借口索取或借用、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