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炉磨坊:孙中山原配悄然“让贤”宋庆龄

孙中山原配悄然“让贤”宋庆龄
 
孙中山的元配夫人卢慕贞，虽长期与孙中山分居，但孙中山在海外奔波革命期间，仍悉心照料家庭，教育子女，实属不平凡的女性。

　　并不般配的婚姻

1884年，中山先生奉父命，与卢耀显先生之女慕贞结婚。卢慕贞女士，比夫君只小一岁，身材矮小，肤色较黑，自幼缠足，是一个相貌很普通，个性内向的旧式女子。而中山先生则温文儒雅，相貌秀美，身材适中，堪称为美男子。孙中山前后所受的中西式教育，多达20年之久，长久留学于海外，学贯中西，见多识广。因此，从传统观念看，夫妻二人不管从哪方面来衡量，条件都非相当，相似之处也少。

　　卢氏夫人亡命檀香山

孙中山与元配卢氏夫人生有一男两女，子即是孙科。1895年10月下旬，广州首义事败，清吏悬赏花红银1000元通缉孙文，株连家属，危在旦夕。革命党人陆灿护持孙家老幼大小，先逃至香港，获陈少白资助乘轮往檀香山。一家老小很侥幸地逃过了一场残酷的浩劫，在檀香山长久定居下来。后来孙文在槟榔屿筹划第二次广州起义时，卢夫人与二女由九龙赴槟榔屿，与先生短暂团聚。同年12月，中山先生被南洋英属殖民当局勒令出境，后赴欧美筹募革命经费，卢夫人及二女则留槟城。

　　夫妻兴趣迥异

武昌首义革命功成，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民国肇建百废待举，每天从早到晚因公而忙，实在抽不出很多的时光陪伴家人。卢夫人生性好静，且较孤独，她是一个旧式妇女、典型的贤妻良母，对政治性应酬毫无兴趣。在南京面对中外来宾甚多的各种政治场合，对她来说，与其说是一种尊荣，倒不如说是种精神上的负担，她很想摆脱它。自认不能协助夫君领导诸种活动，乃逐渐产生知难而退的念头，这也就是她后来为什么同意跟先生分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让贤”于宋庆龄

孙中山与卢慕贞是正式离婚的，并且办过合法的离婚手续。其所以如此，最大的原因，殆系孙、宋皆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该教向主一夫一妻制，且中山先生要跟宋庆龄结婚，必先与元配卢慕贞夫人离婚；否则，宋氏既不宜论嫁，也不肯下嫁；既违教义，又做侧室。这是一个条件优越而自尊心极强的女子所不屑为的。

当时部分重要党人反对中山先生与卢夫人离婚，而卢夫人当着大家的面慨然表示：“孙先生为革命奔走海外，到处流浪，身心为之交瘁，既然现有人照料他身边的生活，且有助于其政治活动，我愿意成全其事，与先生离婚。”大家听完当事人都这样表示意见，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

　　蛰居澳门晚景凄凉

与中山先生协议离异后，卢慕贞一直蛰居于澳门。1949年，大陆解放，蒋介石逃往台湾，孙科蛰居香港，特接母亲来港同住。每晚临睡以前，必至母亲寝室，看看被子盖好了没有。每天清晨6点祷告完毕，即侍奉母亲到花园去散步。后来时局逆转，孙科夫妇不得不先去法国，后往美国定居，卢夫人则重返澳门，过着孤独的生活。卢夫人一生，与丈夫及子女皆离时多聚时少。她为了成全丈夫与宋氏婚配，引身而退。革命家庭的主妇所付代价何其大！

　　赵安生摘自《天水日报》庄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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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父母之命结婚（一）
当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20世纪中国三大伟人之一的孙中山先生时，自然而然想到一个伟大人物的背后，必有一位伟大的女性为之支持。孙中山也不例外，而且在他为中国革命鞠躬尽瘁的奋斗一生中，所获得不平凡的女性的支持者，绝不止于志同道合的夫人宋庆龄一位。他的原配夫人卢慕贞，就是一位曾与他同甘苦共患难，值得为世人传颂的不平凡的女性。
1949年后，卢慕贞的名字就很少被人提及，她的照片长期未能悬挂于广东翠亨村孙中山故居，以致若干年后，许多人不知孙中山还有一位原配夫人，也搞不清孙中山独子孙科的生母是何许人。
孙中山光辉的革命一生，与他的大哥孙眉密不可分，有人将孙眉誉为“创建民国的幕后英雄”。卢慕贞与孙中山的婚姻，也是在大哥孙眉的关心和督促下建立的。
1883年秋，孙中山因在故乡毁坏北极殿神像，担惊受怕的父母面对乡亲的众怒，为息事宁人，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儿子送往香港读书，后又到檀香山的长子孙眉那里，可孙中山不满大哥的严厉斥责和管束，竟然负气不辞而别，于1885年4月，回到了故乡翠亨村。
当时，爱弟心切的孙眉看到弟弟性格倔强，实在难以管教，思来想去，想到婚姻是羁绊弟弟的一种良策。于是，他汇了一笔钱回家，除了供弟弟读书之外，希望父母尽快为弟弟成婚，使其安于家庭生活，免得再因年轻气盛而惹出难以收拾的麻烦，让父母受辱。
孙眉的提议促使父母迅速为孙中山物色对象。孙中山母亲杨太夫人恰巧有一姐妹嫁在香山县上恭都外茔乡（今属珠海市金鼎区外沙乡），她认为同乡卢耀显之女卢慕贞与孙中山很相配，从双方的家世、年龄、经济状况等看，算得上门当户对，便极力撮合这桩婚姻。
卢慕贞生于1867年7月30日，其父卢耀显承先祖业读书，后漂洋过海到檀香山谋生，与孙眉同为檀香山华侨。
卢耀显虽经商而致家境渐富，却很早因病而逝，家境又渐转衰。卢慕贞是卢耀显长女，虽家距孙中山家乡翠亨村仅有数里，但以往卢、孙两家素无往来。那时，年轻人结合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卢慕贞与孙中山根本无缘相见。对孙中山来说，他有志于从事反清革命，生活势必飘忽不定，所以起先并不愿结婚。再加上他少年时就到檀香山，深受西方婚姻自由思想的影响，对封建礼教一向深恶痛绝，他的想法与父母传统习惯大相径庭。
在那个讲究“郎才女貌”的时代，孙中山仪表堂堂，一表人才，所受的教育更是卢慕贞无法相比。卢慕贞身材矮小，自幼缠足，是一个相貌平平、性格内向的旧式女子。然而，由于孙中山一向敬重父母，同时他也根本没有把婚姻视为像反清革命那么重大，所以，他当时在婚姻问题上随波逐流，没有违抗父母和大哥之命。1885年5月26日，卢慕贞在与年方20岁的孙中山定亲后不久就结婚了。
孙家家境富裕，所以，婚礼办得相当热闹。结婚地点在孙家老宅左边的一间新建平房里，按当地的风俗，在家中正厅立了字架，立字为德明（按：孙中山幼名帝象，字德明，号日新），两旁对联为“长发其祥，五世其昌”，特别醒目，给贺喜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中山当时在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办的中等学校中央书院（1889年改名域多利书院，1894年改名皇仁书院）就读，他志向远大，没有像他大哥孙眉所希望的那样把结婚变成生活的藩篱，所以，与卢慕贞结婚三个月后，孙中山便于同年8月，离开家乡再赴香港中央书院复学。
孙中山在1886年夏抱着“医亦救人之术”，放弃仕途和当传教士等职业，毅然进入了美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今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旧址）。1887年，他又进入香港雅丽氏医院开设的西医书院（即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他埋首书海，只有在假期才回故乡与卢慕贞团聚，对过门后才认识的夫人，开始时夫妻的感情并不深厚。但孙中山知书达礼，每逢回乡，对言语不多的卢慕贞相敬如宾。随着时光的流逝，孙中山对卢慕贞加深了了解，渐为她孝顺、勤劳和贤惠的行为所感动。
卢慕贞自幼丧父，与寡母相依为命。由于家庭环境，作为长女，卢慕贞自小勤快，素以孝敬长辈而闻名乡里，尤擅女红。在婚后的数年中，尽管孙中山回乡并不多，但每次回家，卢慕贞总为他缝制一套新衣服和鞋袜，婆婆杨太夫人身上的穿戴也多出自卢慕贞之手。

（节选自《民国第一家》） 作者:沈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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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父母之命结婚（二）
有一件事使孙中山因卢慕贞的通情达理而深受感动，从而对妻子的感情由尊重转为敬重。据唐仕进在《孙中山元配卢慕贞的故事》一文中所记，有一次孙中山返乡，基督教一位牧师到翠亨村传教，作为基督徒的孙中山为尽地主之谊，热情地把他接到家中居住。
和孙中山的大哥孙眉一样，他们父母也是一向极力反对儿子信奉基督教的，只是当年儿子远在香港，自作主张入教，实在是奈何不得他。
如今，见儿子把基督教牧师接到家中居住，马上流露出不满之情。读书不多、恪守传统的卢慕贞，虽然对基督教谈不上了解，更无好感可言，但她知道丈夫是个信教的人，早在她结婚时，与孙中山过从甚密的牧师喜嘉理，曾到翠亨村道贺，居数日而去。
这回，卢慕贞见公婆面有愠色，想到牧师是丈夫请来的客人，就应以礼相待，就百般劝慰公婆，对牧师热情招待。
最令孙中山感动的是，1888年春，父亲孙达成病重至逝世的那段日子里，他和大哥返乡探望父亲，亲眼看到卢慕贞在父亲病榻前，寸步不离，亲奉汤药。应当说，卢慕贞与孙中山经过长时期的相互了解，夫妻感情渐生，日见和睦。
1891年10月20日，卢慕贞与孙中山结婚七年后，儿子孙科在翠亨村诞生。
1892年7月，孙中山以全校之冠的优秀成绩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同年，由他设计的新居落成（即现在的孙中山故居），卢慕贞搬入大门左边的房间居住。这段时期，孙中山在澳门、石岐、广州行医，经常回家。据孙科在《八十述略》中说：“我出生的第二年，国父在澳门开了一家中西药局，执业行医，所以我就跟母亲搬到澳门与父亲同住。不久之后，又迁居香港。”1894年，长女孙蜒在翠亨村出生。
卢慕贞是一个旧式女子，虽受过教育，但文化不高，并不懂得孙中山所从事的反清革命，也就不能和丈夫夫唱妇随，但她从不阻挠丈夫的革命言行，以另外一种方式默默支持丈夫去实现伟大的革命抱负。李伯新先生在《默默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卢慕贞》一文中，给予卢慕贞很高的评价：
卢氏是一位具有中国传统女性优良美德的母亲，一手承担养育儿女的责任，又孝顺侍奉家翁家姑，照料婶母程氏生活。一个小脚女人，承担这么多的繁重家务，还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担风险。她使孙中山减少了家庭的后顾之忧，把精神集中到革命事业上。

孙中山和卢慕贞结婚后，长期在香港读书，其间他热切地关心祖国命运，宣传革命，倡导改良，课余或节假日和周末，经常往来于广州、澳门等地，和一批有救国愿望的朋友共同研究学问，寻找救国真理，探索中国的出路。而当他从西医书院毕业后，在行医中积极结识一批对清政府不满的爱国青年和会党分子，一起议论时政，开始了挽救民族危机的政治活动。
1894年1月底，孙中山专程返乡，闭门十多天，草拟出建议改良政治、谋求民富国强的一封长达八千多字的信———《上李鸿章书》，又和陈少白商讨修改定稿。他在翠亨村期间，潜心谋求救国之道，根本顾不上夫妻间的儿女情长。
慕贞从不埋怨，在生活上给予他悉心照顾，在感情上又以妻子独有的温柔去体贴关心。每次孙中山匆匆离别家乡，卢慕贞总是默默为他打点行装，望着丈夫远去的身影，她总是把惆怅和思念深深地埋在心中。
1894年10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树起反清革命的大旗，昂首踏上了民主革命的征程。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卢慕贞默默地支持，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演变，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以想见，孙中山长年累月在海内外奔走革命，根本难以顾及家庭，而他的大哥孙眉又远在檀香山，姐姐也已出嫁，年迈的母亲杨太夫人身边只有大媳妇谭氏和卢慕贞为伴。在这种情况下，卢慕贞默默地承受着家庭生活的巨大压力。每当漂泊在外的孙中山向来自家乡的人打听家况时，他们一致称赞卢慕贞的美德。在当时，乡人谓卢慕贞“孝敬贤淑，闻于乡党”，这使孙中山没有了后顾之忧，从而更加全力以赴地投身革命。（节选自《民国第一家》） 
作者:沈飞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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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儿带女亡命檀香山

1895年，孙中山和陆皓东先后在家乡石门、南朗招募勇士，策划在广州武装起义。同年10月26日，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没有正式发动就被清政府镇压了。反清义士陆皓东、朱贵全等被捕后，慷慨就义。
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疯狂缉捕革命党人，广州城内外及南海、番禺等各县，遍贴两广总督谭钟麟缉捕革命党人的告示，并分别悬赏花红银数百至一千元，通缉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等革命党首领。其中广东按察使兼管全省驿传事务衙门悬赏逃犯的告示云：“孙文即逸仙，香山县东乡翠微人，额角不宽，年约29岁。花红银一千元。”可孙中山已于10月27日深夜乘船逃出广州，经香山唐家湾到澳门，来不及返家向老母、妻儿道别，并于29日抵香港，次日晨离开香港，前往日本。从此，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前后有16年之久，孙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为反清革命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孙中山被清政府列为叛逆的要犯，家属自然受到株连，香山知县史继泽迅即派人到翠亨村捕拿他的家人。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翠亨村，卢慕贞和婆婆杨太夫人闻讯手足无措，立即收拾细软，准备逃难，但一家老少究竟逃到哪里去呢？几位妇道人家一时没了主意。或许是苍天保佑，清政府官署书吏将孙中山家乡翠亨村误写为翠微村。翠微村是个大村，在翠亨村之南30公里。官署书吏的一字之差，使得卢慕贞一家有时间逃过一场大劫难。
当大批清政府官兵凶神恶煞般的赶到翠微村抓人时，该村村民说村里根本没有姓孙的，翠亨村才有姓孙的。于是，他们又急忙赶到翠亨村，果然找到了孙家。卢慕贞和杨太夫人闻知情况危急，赶紧四处张罗，终于借了数十金，拱手奉送给那帮贪婪的官兵，并说了无数的好话，结果他们在拿到钱后就吆喝一番走了，回报翠微村查无孙姓，交差了事。
后来得知，翠亨村与翠微村的一字之差，其实并非官署书吏误写，台湾学者庄政教授认为：“广州事败，陆皓东等被捕，在所书供状中，讹称家居翠微村，实则其与中山先生为翠亨村邻居，但为避免连累孙、陆两府家人，故行‘权宜之计’，清吏可能根据陆之供状出此。”
卢慕贞一家虽然侥幸逃过劫难，但清政府把孙中山视作叛逆要犯，如果不远走高飞，势必凶多吉少，不知哪一天会灾祸临头。正当她们整日为逃难的事犯愁时，正巧陆皓东的侄儿、兴中会会员陆灿从檀香山返乡结婚，当他了解到险情后，自告奋勇，帮助护送卢慕贞携带5岁的儿子孙科和襁褓中的长女孙蜒，与杨太夫人、孙眉妻子谭氏，先逃到香港，再乘轮船远涉重洋前往檀香山，投奔在茂宜岛经商的孙眉。
再说孙中山流亡日本后，1895年12月中旬，他只身从日本横滨到檀香山，立即前往茂宜岛，与卢慕贞和儿女团聚。卢慕贞对孙中山奔走革命，遭受挫折，无一言责备。虽然她不懂政治，在反清革命的宏业上与丈夫没有共同的语言，更不会用动听的话语去安慰，但她懂得如何让丈夫抛却家累，毫无顾忌地投身革命。
1896年6月，孙中山因革命工作不能久留檀香山，毅然辞别家人赴欧洲进行革命宣传。1896年10月，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被清廷驻英公使囚禁，九死一生，获释后不久的11月12日，他在伦敦度过了而立之年的生日。就在这一天，他和卢慕贞短暂团聚的结晶———次女孙婉在檀香山降临人世。女儿与父同月同日出生，富有意趣。
孙婉的出生，给孙家带来了吉祥和喜庆的气氛。可远在英国伦敦的孙中山，为了国家和民族，却无法享受喜得千金的无穷快乐。
外人不知的是，卢慕贞在分娩之际曾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那是孙中山在伦敦蒙难的消息传来，卢慕贞为丈夫的生死担忧，寝食难安，差点以身相殉。此事足见卢慕贞对孙中山情深义长，把丈夫的生命视为比自己的更加宝贵。
卢慕贞一家在檀香山的生活全赖大伯孙眉。她除了照顾婆婆，尽可能以勤快的双手承揽家务外，还悉心抚育儿女。在孙科6岁那年，文化水平不高的卢慕贞为儿子启蒙，教以《三字经》、《千字文》、《幼学诗》等，还延请老师到家中讲授国学。后来，广东新会人黄瑞祥到茂宜岛设塾授课，卢慕贞让儿子拜在黄瑞祥门下。孙科扎实的国文基础，就是这段时期在母亲督教下获得的。此外，卢慕贞闲时不忘临摹字帖，以排遣对丈夫的思念之情。（节选自《民国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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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赴南洋
卢慕贞在檀香山一住就是12年，其间孙中山仅三次赴檀香山与卢慕贞团聚，时间总计不超过一年半。
1906年，孙眉因倾力支持孙中山革命，终致经营的农场宣告破产，无奈之际，只得于次年举家迁居香港九龙，在牛池湾开办小型农场维持生活。卢慕贞携两女孙、孙婉和杨太夫人，后随孙眉到香港九龙。孙科因求学之故，暂留檀香山，寄居在兴中会会员郑金家中。临别，卢慕贞想到当年为逃避清政府的捕拿亡命檀香山，现在却迫于生计，又要与爱子分离，而丈夫又远在天涯，不禁悲从中来，但她以不同寻常的毅力强忍骨肉离别的悲伤。
卢慕贞母女在香港同大伯孙眉、婆婆杨太夫人定居九龙城东头村，生活十分艰难。卢慕贞悉心侍奉婆婆，抚育两女。对当时的生活状况，孙眉好友罗延年的回忆中有所反映：
1910年前，孙总理之母杨太夫人，及总理之兄孙眉先生，系母子与侄女，即总理之两女及家人，同住九龙城东头村二十四号。此屋系一楼一底，杨太夫人居楼上，时年逾八十，双眼失明。当时弟（按：指罗延年）在九龙警署为通译，有暇时常去探望孙眉先生……孙眉先生在九龙城宋皇台左右，有一罾棚，每日到棚，拗鱼奉母。
1910年7月19日，杨太夫人逝世，享年83岁。卢慕贞作为一个丈夫远离身边的妇道人家，在经济困顿中，与大伯孙眉一起全力为婆婆料理后事，其中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当杨太夫人去世之际，孙中山正在从日本横滨前往南洋槟榔屿途中。孙中山此行是为了策划第二次广州起义，募集革命经费。卢慕贞闻悉丈夫在槟榔屿，因婆婆去世后已无家累，故立即携两女由九龙赴南洋，全家得以别后重逢。然而，同年12月，南洋英殖民当局配合清政府对孙中山的通缉，声称孙中山在当地组织华侨进行反清革命是“妨碍地方治安”，将他驱逐出境。这样，孙中山只得惜别妻女，前往欧美筹集革命活动经费。卢慕贞母女三人的生活没有着落，由当地华侨集资供给每月生活费一百元。当时她们的生活窘况，可从1911年7月18日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写给南洋革命党人邓泽如的信中得以反映，信中说：
自弟离榔之后，两女读书，家人多病，医药之费常有不给，故前后两次向港部请拨公款，然此殊属非宜，实不得已也。……虽曰为天下者不顾家，然弟于万里奔驰之中，每见家书一至，亦不能置之度外，常以此萦扰心神，纷乱志气，于进取前途殊多窒碍。敢请兄于榔城外之各埠，邀合着实同志十余二十余人，每月每人任五元或十元，按月协助家属，以纾弟内顾之忧，而减榔城同志之担任。……倘若与他埠同志能分担，实为至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次日，正在美国进行筹募革命经费的孙中山，从报纸上看到了武昌为革命军占领的消息，心情异常兴奋和激动，立即中止了在美国务埠继续演说筹款的计划。当他在为共和国的成立，四处奔走呼吁列强的同情和支持无效的情况下，决定回国亲自领导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和组建共和国。
孙中山从海外返国，途经南洋槟榔屿时，与卢慕贞、女儿相聚，前后只有三天时间，就匆匆启程，并于12月25日上午抵达上海。12月29日，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他在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他在典礼上庄严地宣读了大总统誓词：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民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1912年1月21日，孙中山致电南洋革命党人邓泽如，请他回南京商量国事，并说：“已电家人来，能同行，更妙。”邓泽如接孙中山电报后，第二天就致电在槟榔屿的卢慕贞，询问回国行期。邓泽如很快接到革命党人黄金发的回电，说卢慕贞及家人因旅资问题，尚未定行期，正由革命党人集资资助。邓泽如获悉即往吉隆坡告知陆秋霞，得到他慷慨捐助一千元。邓泽如到槟榔屿，把募捐之款交给卢慕贞。
1912年2月9日，卢慕贞携两女孙、孙婉，侄女孙顺霞，佣人阿清，搭乘英国邮船“亚舍”号启程，10日途经新加坡，邓泽如搭船同行护送，15日到上海，受到沪军都督陈其美和长子孙科的迎接，下榻沧州别墅。下午，孙科迎接母亲和妹妹等。同年2月20日，卢慕贞母女在邓泽如和孙科的护送下抵达南京，与孙中山团聚。（节选自《民国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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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孙中山颠沛流离

卢慕贞在南京与孙中山共同生活了20多天，住在原清王朝的两江总督署内。中华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府也设在这里。临时大总统办公室和起居室，都设在大院的西花园内，卧室在西花园东北角的小院内，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两层小楼房，楼上为卧室，楼下是会议室和卫士室。

卢慕贞在南京的日子里，悉心照顾孙中山的生活，从不抛头露面，人们难见她的容颜，以致人们把她和孙中山的另一位革命伴侣陈粹芬相混。此时虽说夫妻团聚，其实也是离多聚少。因为从临时政府诞生起就面临重重困难，既有帝国主义列强的逼迫，又有袁世凯北方势力的压力，孙中山日理万机，许多时光都是在大总统办公室度过的。而对卢慕贞来说，她的许多时光常常是在牵挂忙于国事的丈夫中度过的，幸好两个女儿时常陪伴左右，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黄兴的夫人徐宗汉与卢慕贞是香山县同乡，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姐妹之情。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3月25日，卢慕贞把两个女儿留在孙中山身边，自己却离开南京返乡了。对此，台湾学者庄政教授有过十分精辟的分析：

革命建国后，妻以夫贵，尊为国家元首第一夫人，大众莫不投以向慕、倾羡的眼光，总认为大总统的眷属会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无奈卢夫人生性好静，且较孤僻，她是一个旧式妇女，做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绰绰有余，但对政治性的应酬则毫无兴趣。在冠盖京华的政治中心石头城，面对中外贵宾如云似海的各种政治场合，对自幼缠足梳髻的她来说，与其说是一种无尚的尊荣，倒不如说反而是种精神上的累赘，她很想摆脱了它，而重温一向平静、淡泊、与世无争的自我生活。她颇有自知之明，既然不能配合夫君，协同领导诸种政治活动，乃逐渐萌生知难而退的念头。

这也就是后来她为什么慨然同意跟先生分手的重要因素之一。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接着率领胡汉民等人，并携两女考察湖北、广东等地。同年5月27日，孙中山携两女和秘书宋霭龄回到阔别17年的故乡翠亨村，和大哥、大嫂及妻子等亲人团聚。他在故乡逗留三天，即携卢慕贞母女到各地考察。6月18日，孙中山一行乘高丽轮经台湾基隆赴上海。

袁世凯以会商发展铁路计划为由，邀请孙中山北上。8月18日，卢慕贞母女随孙中山从上海启程赴北京，受到隆重的接待。孙中山全家畅游名胜及前清宫殿名园，度过了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

1913年2月，袁世凯为了笼络孙中山，特授他“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督办”，2月11日，孙中山从上海抵日本考察实业、铁路状况和进行筑路借款活动，3月初，卢慕贞也携女前往日本。

孙中山在日本是受人瞩目的新闻人物。3月12日，《大阪每日新闻》刊登了一张3月10日他抵大阪与欢迎者的合影，报道“孙逸仙氏来大阪访问”。同时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孙逸仙的夫人来访》的报道，详细记述了卢慕贞抵日后的活动及在大阪与孙中山会面的详细情景———

1913年3月8日，孙逸仙的夫人带女儿来神户，住在东洋饭店，同孙逸仙联系上。当时孙逸仙先生下榻京都帝国饭店。孙说，我们在大阪见面。

孙夫人8日晚到大阪。孙逸仙在10日抵大阪，与相隔很久的夫人见面了。孙夫人带侍女随同，每天早上8时起床，10点钟左右同女儿、侍女到外边散步，在附近的中国菜馆食早点。晚上六七点左右在中国菜馆食饭。从不出去看市容。

孙夫人当时四十多岁，穿黑色中国服装，头发整理得很好，不爱说话，是一位非常贞淑的夫人。

3月16日晚，卢慕贞与两女及宋霭龄乘坐的汽车不慎误撞电线杆，卢慕贞和宋霭龄受伤。孙中山在次日下午2时，在由八幡前往福冈途中得悉卢慕贞遭车祸，当随从人员征求他是否赶往东京探望妻子时，他认为不必更改考察日程，而请宋耀如前往东京处理。所幸卢慕贞伤势不重，经及时医治，很快脱离了危险。

3月20日晚，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因主张成立责任内阁，制定民主宪法，反对袁世凯专权，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沪宁车站，22日身亡。孙中山闻讯，马上中止了日本的考察活动，于23日下午乘船返上海，从事反袁斗争。

孙中山在日本考察期间，留下了许多照片，可惜没有一张与卢慕贞的合影。（节选自《民国第一家》） 
 
作者:沈飞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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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俭持家、关爱族人

孙中山健在时，卢慕贞的生活费用由他供给。卢慕贞自幼在农村长大，结婚后四海漂泊，吃尽了苦头，养成了勤俭持家的习惯。

卢慕贞虽然有固定的生活来源，但孙公馆的经济并不宽裕，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卢慕贞的经济十分拮据，孙公馆雇用的三位工人，车夫兼厨师徐康成、负责清洁和杂务的阿兰和阿玉的工资，都非常低微。由于卢慕贞善良的心和崇高的人格感召，使这三位工人安贫乐道，心甘情愿在孙公馆工作了数十年，他们把孙公馆当作自己的家，阿兰和阿玉终身未嫁，徐康成自从1952年卢慕贞去世后，不再拉车，仍住在孙公馆，直到1995年去世，享年90岁。

卢慕贞勤俭持家，并非简朴，她对孙氏亲友的帮助十分慷慨。据孙中山父亲的族侄之子孙社正先生回忆说：“我每次去澳门卢夫人处，若逢星期天，她必带着我们去教堂做礼拜祈祷，中午这餐饭是红豆甜粥。我临走时，必有十码黑色土布和十元钱给作生活费。从来没有亏待我们的。”

卢慕贞虽然住在澳门，但她仍像往常一样关心和主理家乡翠亨村和孙氏家族事务，每年必从澳门返回翠亨村数次，每次居住数天，不忘资助乡中学校及族内贫苦亲眷。孙中山对于卢慕贞在家乡参与的各种善举，只要卢慕贞去信向他提出要求，他总是相当尊重，慨然允诺的。

从孙中山致卢慕贞的另一封信看，充分表明他对卢慕贞的信任：

兹付回港银三千元，由单汇托孙智兴兄收交。收到之日，即交四百元与谭氏家嫂收入；交二百元与郑仲兄收入。除交以上两款，尚存二千四百元，即作为今年家用，并碉济贫困亲戚等用就是。

孙中山逝世后，卢慕贞秉承孙中山“博爱”精神，仍继续尽其力所能及，关心和照顾孙氏在内地的族人及卢家亲属。她经常乘车回外茔乡娘家小住，探望族亲，并带鱿鱼等食物，分赠邻近村人。因此，娘家人对她十分敬重，亲切地称她为“姑太”。因卢慕贞德高望重，凡翠亨村出现困难或纠纷，总是派人到澳门找她，她慈爱友善，热情接待，设法解决。

据孙氏族人孙社正先生回忆，他曾为生活所迫，砍柴烧木炭换米为生。他的堂弟孙锦兴串通翠亨村乡长去干涉。他自然不服，与孙锦兴争吵一番。孙锦兴就跑到澳门向卢慕贞告状。卢慕贞为了了解事情真相，马上把他传到澳门去，问他为什么烧炭连祖先的树木也砍了，他表示为了换米充饥，可孙锦兴不应打他。卢慕贞听了很生气，把躲在房里的孙锦兴叫出来，责备说：“社正是孙家的正枝正叶，他打破你的头犹自可，你是买来做孙姓人子的，你敢伤他一根毫毛，我唯你是问！”结果，孙锦兴讨了个没趣，悻悻返乡。

卢慕贞对儿女管教十分严厉，尤其是对儿子孙科，不时训诫，即使后来孙科当了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国民政府副主席，她还是照训不误。孙科一向侍母至孝，从来不因自己官当大了而对母亲稍有怠慢。值得敬佩的是，卢慕贞不仅对儿女，对孙氏晚辈同样很严格，有着深厚的感情。孙氏族人孙社正先生回忆说：“卢夫人听闻有人讲我抽鸦片烟，立即叫我到澳门，严加责备。但我极力辩解无此不良嗜好，她仍不肯相信，把我留下住上几天，不许出街，待观察到我的确无烟瘾发作时，才准许我返回家乡。以后便委派我负责祭扫孙宅山坟。”

卢慕贞不仅严禁晚辈吸毒，也极力反对赌博。

孙公馆有一辆车轮挡板上贴有“孙”宅标志小牌的黄包车，专供卢慕贞外出时使用。在澳门这种人力黄包车普遍装有脚铃，行进时用“叮当”的声音来唱道，提醒路人让道，俗称“叮当车”。

卢慕贞每次外出，都是由车夫兼厨师的徐康成拉车的。据孙氏族人孙社正先生回忆，当卢慕贞有事外出，她在公馆里的家人立刻聚赌，但当她乘坐专用的黄包车回来时，聚赌的人一听到黄包车脚铃的“叮当”响声，立即如鸟兽四散，各就各位，一声不响。

另一件事也颇能说明卢慕贞对赌博管制严厉。当时，有恩于孙家的孙眉结拜兄弟、老兴中会会员郑强一家也居澳门。广州起义失败后卢慕贞与家人流亡檀香山投靠大伯孙眉，曾寄居在郑家，生活费用悉由郑氏兄弟负担。卢慕贞晚年不忘郑家的深情厚谊，经常坐黄包车到市场去买菜，每次必买两份，一份亲自送到郑家。郑强的女儿郑翠惟和至亲好友喜欢打麻将，但当她远远听到黄包车的“叮当”响声就知道卢慕贞携菜而来，为免一番严厉训斥，马上把牌藏匿起来。（节选自《民国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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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飞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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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明大义

孙中山倡导“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原则，主张男女平等，极力反对中国封建社会对妇女的轻视与压迫，明确地反对纳妾。况且，孙中山和宋庆龄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该教一向主张一夫一妻制，故孙中山要与宋庆龄结婚，必须与卢慕贞离婚。否则孙、宋婚姻既违教义又难以让自幼接受西方教育的宋庆龄所接受。

出于对大哥孙眉的敬畏，孙中山在大哥生前没有贸然提出与卢慕贞离婚。他后来郑重其事地给卢慕贞写信，请求同意离婚，并派侍卫官郑卓陪同儿子孙科回乡递交。郑卓曾回忆道：

我带着孙科回乡去，心中也着实有点害怕。但是既已受托，只好硬着头皮把中山先生的信交给卢夫人。哪知卢夫人早已知道了我们的来意，因为报纸上早已风风雨雨地广为宣传了。她看了中山先生的信，心情异常平静，问了宋庆龄的一些情况后，立刻表示同意离婚，说她是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卢夫人……看了信后，不假思索，朗声道：“阿科，椤（拿）枝笔来，要新慨（的）！”毅然在信上写了一个“可”字，同意离婚。

卢慕贞毅然同意与孙中山离婚，使孙中山与宋庆龄能够顺利结合，她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的一番言辞，曾使郑卓和孙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其实，卢慕贞对孙中山的离婚请求是经过再三考虑，经历了一番痛苦抉择的。她当年曾劝孙中山纳妾，无非是想为他找到一位革命事业的贤内助，绝没有想到有一天孙中山会因此而离开自己。在那个时代，封建意识根深蒂固，接受丈夫提出的离婚对一个女人来说是何等的奇耻大辱，卢慕贞要经受的痛苦可想而知。

1918年10月17日，孙中山在致英国恩师康德黎的信中，坦陈自己和卢慕贞离婚的原因：

我的前妻不喜欢外出，因而在我流亡的日子里，她从未有在国外陪伴过我。她需要和她的老母亲定居在一起，并老是劝说我按照旧风俗再娶一个妻子。但我所爱的女子是一位现代的女性，她不能容忍这样的地位，而我自己又离不开她。这样一来，除了同我的前妻协议离婚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台湾学者庄政教授在《孙中山家属与民国关系》一书中，较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卢慕贞为什么同意与孙中山离婚的原因，但其中有几点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卢慕贞的婚姻悲剧。他认为：

1.他们是在少年时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亲的，并非出于主动，感情基础可能不太牢固。而这也可能是中山先生矢志革命后，不惜奔走海外，历经艰辛，义无反顾，不达目的誓不终止的主要原因之一。

2.中山先生为奔走革命，亡命海外二十年，与卢夫人聚少离多。甚至可以说二人徒有夫妻名分，时间的阻隔、命运的安排，总不免使彼此感情渐趋疏离。

3.两人的知识程度、理想与习惯，相差甚远；卢夫人并不赞同孙先生的政治理想，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是快乐的。

4.卢夫人生性内向，对于政治没有兴趣，不愿意应酬于交际场合。民国肇建，虽偕元首夫婿同居于京沪，她不但没有分享“妻以夫贵”的荣耀，反而似乎更加重了他们间的差异。

5.卢夫人可能自忖“教子”有余，而“相夫”不足，她爱先生，但无能为力，适有志同道合的新式女性为伴，基于女性忍让美德，愿意成全其好事。

6.子女皆已长大成人，均在接受高等教育，其时两个孙子已出生，子孙虽一时未在身边，但在精神上已有寄托。

7.中山先生为卢夫人居住澳门的生活做了妥善的安排。

1915年9月1日，卢慕贞应孙中山之请抵日本东京商谈离婚事宜。在孙中山寓所，革命党人胡汉民、朱执信等极力反对孙中山与卢慕贞离婚。孙中山深知此事能否得到圆满解决，关键在于卢慕贞，于是他请卢慕贞到内室，两人密谈良久，当两人出来时，卢慕贞当着大家的面表示：孙先生为革命奔走海外，她到处流浪，身心为之交瘁，不愿过紧张的生活，希望在家乡安度。既然现有人照料先生身边的生活，且有助于其政治活动，她愿意成全其事，答应与孙先生离婚。胡汉民、朱执信等人听了，自然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卢慕贞随即与孙中山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

孙中山在和卢慕贞正式离婚后，心里久负的包袱终于卸下，心情舒畅，对卢慕贞的深明大义心存感激。在此后的日子里，他陪卢慕贞出游并购物。1915年9月23日，孙中山送卢慕贞到东京，卢慕贞经横滨回澳门，开始了旅居澳门的后半生。（节选自《民国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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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孙公馆的孙家人

孙中山虽和卢慕贞在日本协议离婚，但对卢慕贞受到的巨大伤害深怀内疚，据说他向卢慕贞提了三项条件：你永远是孙家的人；孙科永远是你的儿子；回乡后皈依基督教。上述三项条件，从以后的情况看，每一项都成为事实。孙中山安排卢慕贞住在澳门孙公馆，是他把她视为永远是孙家人的体现。

卢慕贞和孙中山离婚后，一直居住在澳门孙公馆，除返翠亨村小住外，直至病逝，前后近40年。孙公馆是孙中山大哥孙眉出资建造的。1915年，孙眉对房子加以扩建，未完工前另租房安排卢慕贞居住。但不幸的是，同年2月11日，房子尚未完工，孙眉就去世了。1917年，护法战争期间，孙中山偕宋庆龄，由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陪同到澳门看望卢慕贞，许崇智看到卢慕贞租借的住所简陋，就另买一套房子赠送。次年，孙公馆扩建完工，卢慕贞迁回居住。有人说孙公馆是1917年孙科回国后筹款所建，为此曾向孙智兴借了二千元。笔者认为，孙科向孙智兴所借之款用于孙公馆的扩建，这一工程从他大伯孙眉健在时的1915年就开始了。所以，此屋说是孙科所建并不确切。

1930年8月13日，澳门兵头花园（今二龙喉公园）后的军火库因天气酷热、管理不善发生大爆炸，兵头花园全部炸毁，附近几条街数百间民房几成废墟，连荷兰园马路与高士德马路交界处的龙田舞台也倒塌。卢慕贞居住的龙田村1号孙公馆，位于军火库的斜对面，严重损毁。为此，孙科斥资重修房子，1933年卢慕贞在新楼竣工后重新迁回龙田村1号居住。重建后的孙公馆左侧辟建了一个小花园，里面竖立着由孙中山生前好友、日本人梅屋庄吉铸赠的孙中山全身铜像。1936年，澳门政府为纪念著名的汉学家文第士，将龙田村马路改为文第士街，于是孙公馆成为文第士街1号，沿袭至今。

1930年军火库大爆炸前，卢慕贞住宅被称为“孙宅”、“孙公馆”和“孙部长宅”（按：因孙科曾任国民政府交通、青年、铁道等部部长而得名）。

卢慕贞为何选在澳门度过后半生呢？据唐仕进先生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澳门离翠亨村和她娘家外茔乡都很近，来往方便；二是原孙眉在澳门有一套房子，孙眉建起来后原为弟弟孙中山住用，孙中山不在，由卢慕贞管理；三是卢慕贞与一水之隔的南屏（今属珠海市）也有特殊关系。卢慕贞与孙中山离婚后，收养了一个养女，女婿是南屏人，卢慕贞到南屏看望养女和女婿，也较方便。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卢慕贞在澳门能得到孙中山和孙中山旧友们的照顾。孙中山的大哥孙眉晚年在澳门居住，对卢慕贞一向关心。另孙中山的一位结拜兄弟郑仲是老兴中会会员，曾与孙眉、孙中山兄弟俩往来密切，此时也闲居澳门，经常照顾卢慕贞。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和宋庆龄结婚。在他逝世前十年间，一直关心卢慕贞的生活和健康，并常寄钱给卢慕贞，继续负担卢慕贞的生活费用。他后来一直和卢慕贞保持书信往来。如今，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保存着六封孙中山写给旅居澳门的卢慕贞的信。

从现在所见孙中山给卢慕贞的几封信，每封信虽短，所谈的也无非是汇款、家用、当股东、身体健康等家常话，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卢慕贞的关切。同时，孙中山在信中，仍多称卢慕贞为“科母”（孙科之母）或“卢夫人”，而自己署名则为“科父”或族谱上与卢慕贞结婚时始用的名字“德明”。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孙中山眼中，卢慕贞永远是孙家人、孙科的母亲，体现了他高尚的人格。

卢慕贞虽然和孙中山离婚，但她心地善良、纯朴，十分理解孙中山。当年她虽然同意离婚，但仍表示可与宋庆龄以姐妹相称。她还告诫比宋庆龄年长的儿子孙科要尊重宋庆龄，而宋庆龄对孙科，总是像孙中山那样，亲昵地喊孙科的小名“阿科”，与孙科、陈淑英夫妇及儿女相处融洽。

后来，孙中山由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陪同偕宋庆龄到澳门探望卢慕贞。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时，卢慕贞到广州与孙中山、宋庆龄相聚，并合影留念。

令人敬佩的是，卢慕贞在离婚后一如既往支持孙中山从事革命事业。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创建黄埔军校，卢慕贞就把自己的养女婿送到革命队伍。养女婿家乡南屏有十多位青年要求投考黄埔军校，她也想方设法，使这些满怀报国之志的青年人如愿以偿。（节选自《民国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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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文物、支持抗日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卢慕贞闻悉噩耗，悲痛万分。据称，她请人代笔，发表悼念文章，赞誉孙中山具有“伟大的精神，伟大的人格”。此外，她还应香山商会征询，曾函复有关孙中山的生平事迹。此函文字简练、质朴，从中可看到她和孙中山结缘的不平凡人生。

卢慕贞对孙中山的敬爱之情还集中体现在她对孙中山的胞姐孙妙茜的照顾上。

孙中山胞姐孙妙茜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但她自幼与弟弟互帮互爱，感情深厚。她与邻近的崖口乡杨家村杨紫辉结婚，但先在檀香山做先生，后到台湾经营树胶业的丈夫在婚后数年即不幸病逝。因膝下无后，由丈夫四弟之子杨聪过继为子，杨聪生有三子一女。孙妙茜出嫁后常回翠亨村娘家，与父母大嫂和弟媳一起过节。

有一件事对卢慕贞触动很大。那是1895年春，孙中山回乡和好友陆皓东在书房谈论到深夜。孙中山叫卢慕贞去做夜餐，可此时卢慕贞早已熟睡，没有及时应声。孙妙茜听到弟弟的喊叫，但没听到卢慕贞起身的动静，自己立即起床去做夜餐。

事后，孙妙茜认为是卢慕贞不愿起床做夜餐，就郑重地对弟媳说：“我细佬（弟弟）叫到都不起身做夜餐，怎么说得过去呢？”卢慕贞从这件事深感孙妙茜和孙中山手足情深，对孙妙茜的尊敬油然而生。

孙妙茜家境贫困，1928年以后，从崖口迁居到翠亨村入住孙中山故居，使得故居得到妥善管理。据李伯新先生的《孙中山胞姊孙妙茜琐记》一文说：“她爱干净，分配几个孙子做故居清洁工作，要求严格，一点未做妥就不准去上学，使故居清洁—尘不染。

“对孙中山睡过的大铁床，不准小孩睡觉，使其完整地得到保护。尤其是她精心保护中山故居留下的文物，如族谱、契据、记事簿共六件。据说每逢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她把文物拿出来，在阳光下照晒，以除湿防虫，使这些珍贵文物流传下来。”

卢慕贞既十分感激孙妙茜看管孙中山故居，悉心保护文物，也十分同情孙妙茜的处境，经常给予资助。她每月必返翠亨村一二次，与孙妙茜同住数天，共叙亲谊，并必带一些日用品给孙妙茜。

卢慕贞长期珍藏孙中山遗物，想方设法保护翠亨村孙中山故居文物。1936年，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奉命向卢慕贞征集孙中山遗物，卢慕贞感到此举是为了宣传和纪念孙中山先生，就献出孙中山行医用的沙滤缸。

1939年，在中山县沦陷前夕，身居澳门的卢慕贞牵挂翠亨村孙中山故居，为防不测，她和孙妙茜商议派人将故居里能搬走的东西，全部转移到澳门孙公馆。连日本友人梅屋庄吉赠送的孙中山全身铜像，也从翠亨村运到澳门。现该铜像安放在澳门“国父纪念馆”里。直到抗战胜利后，那些文物才从澳门运回翠亨村。

遗憾的是，当年孙中山亲书、悬挂在故居大门两旁的“一椽所得，五桂安居”的对联，以及酸枝茶台架、床铺被席衣服等不慎散失了。今天我们能在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看到那么多珍贵文物，多亏了卢慕贞啊！

当时，卢慕贞考虑到内地生活动荡，便把孙妙茜全家接到澳门孙公馆一起生活。后来因战乱时期的澳门，生活同样艰苦，孙妙茜感到还是故乡好，就和媳妇程月红于1941年离开澳门，返回崖口居住。

1938年11月21日，广州沦陷。中山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敌后抗日，在中山县五桂山建立游击根据地，抗日斗争如火如荼。卢慕贞虽为一介女子，但她热爱祖国，抗日热情不减男儿。

当年中山王桂山区中共抗日游击队老同志欧初在《中山儿女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一文中，说：

“特别值得一提的，我们曾经和孙妙茜（孙中山先生的胞姐）及卢太夫人有过交往，获得她俩给我们游击队的同情。”

卢慕贞和孙妙茜积极支持开展抗战，当中山县民众召开抗日救国大会，她不顾危险赶到县城参加群众大会。她同情和帮助中山王桂山区抗日游击队，为其到澳门购买枪枝弹药、药品和医疗器材等，还设法将少量伤员送到澳门医治，提供方便。卢慕贞在民族存亡之际所体现的爱国热情，令人感动。（节选自《民国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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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眠澳门

1947年7月30日，卢慕贞特意回翠亨村喜度八十寿辰，孙、卢两族亲友和翠亨村人都纷纷前来向受人尊敬的老寿星祝寿，贺者络绎不绝，盛况空前。

卢慕贞的祝寿活动在中山纪念中学礼堂举行。场面盛极一时。筵开数百席，不论何人，送贺礼入堂叩拜后，就可入席大食。1996年6月，寓居加拿大的迟宝伦先生在《星岛周刊》发表的《忆在翠亨纪中为卢太夫人祝寿》一文，十分生动地记述了当年为卢慕贞祝寿的盛况。那年他随夫人到翠亨村，应聘到中山纪念中学教书。进校后，他还没开课，就立即加入为卢慕贞筹备庆祝寿辰。

经过一番忙碌筹备，卢太夫人的寿辰到了……纪中的校园大，前去庆祝生辰的人，至少超过一万人，贺客送来的焗猪，堆满了一间课室，我们这些接待人员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肚子饿得慌。

后来，不知那一位同事，望着放在地上的许多焗猪说：“唉……我们真笨，为什么有烧猪都不吃。”

有的人说：“没有刀，怎么切来吃？”

“你们真笨”，先前说话的同事说：“用手将烧猪的舌头拔下来，不就行了吗？”

好办法，我们每个人，提起袖子，伸手到猪的嘴巴里去，将猪舌头拉下来。烧猪最好吃的部分是猪舌头，我们个个都吃得津津有味。

晚上，客人走了，我们与唐校长到饭堂去吃晚饭，厨师说：“真怪，怎么所有烧猪的舌头，都没有了？”我们听后，彼此望着，心中暗笑。

当年参加筹备卢慕贞祝寿事务的孙氏族人孙社正先生，对烧猪（也称焗猪）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说：“我记得拜大寿时，最好吃的是焗猪。先把一只不大的猪刮净吊干上香料，预备好一堆圆石叠得中间空，石与石之间有隙缝，在叠石下面腾空地方加猛火，把圆石烧烫，然后熄火，把猪（猪要隔上一层布或纸）放上去，用滚烫的石子把猪全身围密，过一会猪就香浓扑鼻，里边肉和皮酥脆，吃起来十分可口，是盛宴的好菜色。”

福寿双全的卢慕贞收到大量礼品，她把江西景德镇瓷碗瓷碟等，分送给亲友和族人。如今翠亨村孙中山故居厨房橱柜里，还陈列着当时亲友为卢慕贞贺寿而特制的碗碟。

盛况空前的祝寿活动，留下了一些卢慕贞和儿孙在一起的照片。据称卢慕贞性格内向，大部分照片上的表情都是愁眉不展，惟独这次抗战胜利后喜度八十寿辰，她才有开朗的笑容。

1952年9月7日，卢慕贞在澳门文第士街寓所病逝，享年86岁。因她遵照孙中山先生的劝慰，离婚后就信奉基督教，曾担任澳门浸信会会佐，所以澳门浸信会按照基督教仪式举行隆重的葬礼，安葬在澳门西洋坟场，由孙科及其两子共同为她立碑纪念。此时，孙科远在海外，未能返澳门见母亲最后一面。

1973年，卢慕贞墓由其家属委托陈中岳将墓地迁至澳门凼仔岛“孝思永远墓园”。蒙“孝思永远墓园”董事会捐赠永久墓地一段，并免费建筑。

1975年卢慕贞墓重修，墓碑碑额横书“国父孙中山先生德配卢太夫人陵墓”，竖书“孙母卢太夫人墓孙科立”。次年丙辰仲辰刻“孙国母卢太夫人陵墓重修碑记”，由“孝思永远墓园”董事会主席赖新撰录并书，详细记录了卢慕贞的生平事迹，又记述了墓地迁葬的过程。卢慕贞墓地由“孝思永远墓园”董事会捐赠，并全部免费重修，定名为“德寿园”。墓园并不大，但庄严肃穆，面临大海，苍松翠柏上绕，石狮相伴，成为游客必到之地。

倘若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无疑会得出这样的评价：卢慕贞是一位具有中国传统美德的女性，她是一位好妻子，数十年默默地支持丈夫革命；她又是一位好母亲，在丈夫为革命四处奔波时，一手承担起养儿育女的重任；她还是一位好媳妇，不仅孝顺明理，悉心侍奉公婆，而且善良大度，照顾家姑，关心婶母生活。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为了成全丈夫与宋庆龄的结合，深明大义地同意协议离婚。

当然，卢慕贞决非一个完人，她自身难以改变的因素最终导致她与孙中山的离异。但不管怎么说，她长期被历史烟尘湮没的名字，随着时光的流逝，不仅与一代伟人孙中山紧密相连，而且将永远值得人们的怀念。诚如“孝思永远墓园”董事会主席赖新在卢慕贞陵墓“重修碑记”中所述：“国父之博爱精神暨卢太夫人千秋阃范，吾人临此凭吊追思，莫不肃然起敬。书此以志永垂不朽。”（节选自《民国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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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以后干什么？
    国民党党营书店正中书局出版了一册《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第三十页中明载孙
中山答复犬养毅的话，说他生平的第一兴趣是“革命”，第二兴趣是“女人”，第三兴趣是
“书”。可见国民党党营书店对孙中山喜欢女人的事，尚予以梓行问世，当然，这极可能是
国民党的一项疏忽。
    孙中山不掩饰他对“女人”的兴趣，显示了他至性的一面。
    他一直把第一兴趣“革命”和第二兴趣“女人”兼顾，在他早年革命中的陈夫人（陈粹
芬），是革命党兼女人；在他晚年革命中的宋夫人（宋庆龄），是女人兼革命党。虽然，这
种一贯作业，有时并不为人所赞同。陆丹林《革命史谭》中有这样的故事：
    民国十年，总理亲率大军，出发广西，实行北伐。此役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没有偕行。其
原因传为廖仲恺谏阻。盖廖以中国古来出征，多不携带家眷，女子在军，视为不祥，且恐惹
起其他误会。总理本大无畏之精神，打破一切对封建陋习思想，即答廖说，此为不可为训的
恶习，革命党人不该存此思想。并引梁红玉辅佐韩世忠大破金兀术故事来说明女子在军中的
贡献。但因部属既存有此种思想，故亦勉从众意，孙夫人乃暂留广州，未即随同入桂。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韩夫人”革命法，有时会给他惹来观点上的歧见。
    我生平看了不少以“革命”为第一兴趣的故事，他们在“革命”以后，有的转入第二兴
趣，像富兰克林（Benjain Franklin），他晚年派赴法国，折冲尊俎之余，与洋婆子寻欢以
为乐，在温柔乡以终老；但有的却转不过来，像富兰克林的朋友潘恩（Thomas Paine），他
却仍旧为第一兴趣中风狂走，在美国革完命，又跑到法国去革命。我想这种“革命狂”未免
兴趣太窄了一点。又如格瓦拉（Ernesto‘che’Guevara）也是一样。
    他在古巴革完命，放着“中央银行总裁”和“工业部长”不做，又跑到玻利维亚去革命
，最后被”美帝”派人来，予以围捕枪决，其一生第一兴趣过显，第二兴趣欠明，最后“大
头对不起小头”
    而去，亦可哀矣！
    也许，潘恩和格瓦拉的毛病，都出在第一兴趣的“不知止”，这种人应该知道，第一兴
趣在成功以后，应该立刻收敛他们的“革命狂”，真正从事革命以外的大业，而不要以为除
非他继续革命，革命就尚未成功。以为天下非他不可、必须靠他一革再革的人，其实是一种
悲剧角色。有“革命狂”的人，如能从第一兴趣转为第二兴趣，功成身退，退而老去寻春而
不悲秋，才是喜剧的扮演者。革命并非不好，但是做了职业革命家可就不太好。一旦做了职
业革命家，革命就会变为“国民革命”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而被革命的国民就吃不消矣，最后这种人令人厌烦，也就
不在话下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晨
节选自《孙中山研究》 　 作者：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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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彼洋矣，唯闻泱泱；
君子至此，子心写兮。
裳裳华者，叶何苍苍；
知君宜之，其维有章。
*//club.dayoo*/   【楼】子兮 [子兮] [文集] [短信] 2005-02-26 10:42 举报回复 孙中山与陈粹芬 
——毋忘孙夫人
    孙文在《革命缘起》中回忆他和日本宫崎兄弟的来往经过，认为是革命党人与日本人士
相交之始。宫崎兄弟有八人，跟孙文友好者有宫崎民藏、宫崎弥藏、宫崎寅藏（白浪滔天）。
    宫崎寅藏在《孙逸仙其仁如天》（陈鹏仁译著《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里曾记录
一个故事：“有一天犬养毅间孙先生说：
    ‘您最喜欢的是什么？’孙先生毫无犹豫地答说“revolution”
    （革命）。‘您喜欢革命，这是谁都知道的，除此而外，您最喜欢什么？’孙先生边看
犬养毅夫人，边笑而不答。犬养毅再催问说：‘答答看吧。’孙先生答说：“woman”（女
人）。犬养拍着手说：‘很好’，并问：‘再其次呢？’“book”（书）。‘这是很老实的
说法，我以为您最喜欢的是看书，结果您却把女人排在看书前面。这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喜
欢女人的并不只是您！’犬养毅哈哈大笑，并佩服孙先生说道：‘您这样忍耐对于女人的爱
好而拼命看书，实在了不起。’”刘成禹《先总理旧德录》中说孙文对伊藤博文自吟“醉枕
妇人膝，手握天下权”，甚以其风度为然。”足见孙文对女人，有他但白的看法。
    孙文一生和女人的关系，国民党钦定的传记中，只承认两位，一位是卢夫人（卢慕贞）
、一位是宋夫人（宋庆龄），其他一概给一手遮天了。这种“为尊者讳”、“为亲者讳”，
其实是很封建的思想，自为反封建的革命党所不取。
    孙文与卢慕贞结婚时是二十岁（一八八五），卢夫人生于一八六七，比他小一岁；与宋
庆龄结婚时是五十岁（一九一五），宋夫人生于一八九三，比他小二十六岁，在这卢前宋后
（原文如此——编者）的三十年间，细查起来，却不无其他夫人可寻。

能飘白发说微时
    其他夫人中最令我们注意的，是陈夫人（陈粹芬）。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逸经》第二期登冯自由《革命逸史》四则，在第四则《孙中
山之嗜好》中，有这样一段：
    中山毕生不嗜烟酒，读书之余，间与人下象棋，然习之不精，好取攻势而懈于防守，故
易为敌所乘，余与胡汉民何香凝等皆尝胜之。外国纸牌尤非其所好，然颇精于三十年前盛行
之广东天九牌，乙巳以前居横滨时，每与陈四姑（名香菱）、张能之夫妇玩之。
    这里提到的“陈四姑”，就是陈夫人。九年以后（一九四五），冯自由出版《革命逸
史》第三集，书前请刘成禹题词，刘成禹写《奉题冯自由兄革命逸史三集并自题七十自传暨
先总理旧德录》十首，在第八首中有这样的诗：“望门投宿宅能之，亡命何曾见细儿。只有
香菱贤国妪，能飘白发说微时。”冯自由在后面加按语，说：“禺生诗中所述掌故。皆民国
前八九年革命轶事。舍余二人外。无人知其详。”“横滨日本邮船会社华经理张果字能之。
与总理有通家之好，陈夫人瑞芬原名香菱。曾寄居张宅一年。总理居日本及越南南洋时。陈
夫人恒为往来同志洗衣供食。辛勤备至。同志咸称其贤。”老革命党冯自由在此明说“陈夫
人”，可见孙文在卢夫人后，又结婚了〔注一〕。

孙陈粹芬
    刘成禹写陈夫人“能飘白发说微时”的诗，是一九四三年。
    四年以后（一九四七），他真的印证这一“能飘白发说微时”的图画了。他写《翠亨村
获得珍贵史料》（《世载堂杂忆》），有这样几段：
    孙中山先生生于中山县（原名香山）翠亨乡。子此次巡察到此，所得事件，有足供史料
著录者，亦弥足珍贵也。
    中山县长孙乾，为先生之胞侄孙，予五十年来之通家子。其人精明强干，笃守礼节，治
中山县颇有政事才。
    予四年前在重庆，题冯自由革命逸史三集，述及陈粹芬老太太，冯自由且为之注。抗战
以来，粹芬老太太先居澳门，后由孙乾供养，今年高龄七十五矣。闻予至中山石峻，喜曰：
“刘某予四十余年未见面，今尚在人间耶？予抵石歧，即往晋谒，述当年亡命情形。粹芬老
太大概然曰：
    我未做饭与汝等吃，已四十八年矣。今日重逢，下午请吃饭。于是大备盛筵，亲送孙陈
粹芬红帖曰：不似在横滨街头买菜，而今请吃饭也有格式了。
    午后前往，粹芬老太太已在门首欢迎曰：我辈五十年来，各人都在，回忆当年亡命受苦
，直一大梦耳，不可不留一纪念。于是宾主共摄一影入座。老太太畅谈经过身世，甚多珍贵
史料，足供收采也。
    陈老太太为言革命时期惠州之役。香港李纪堂、梁慕光等商议在惠州起事，军械皆由海
员公会海员秘密输运，经日本邮船与美国、高丽等邮船运来者最多，以横滨为居中策应，视
情势如何，在横滨定行止。陈老太太任来往船只起落密件之责，故横滨邮船一到，老大太即
往接船，以港方确实消息．转告密运枪械之海员。日本因妇女上下，毫未注意。及事败，梁
慕光来横滨，盛称陈老太太英勇不已。老太太曰：我当时传递书简，并不害怕，大家拼命做
去，总有办法。
    予此行，在孙家获睹先生所留金表一枚及金链一条，链头小印一颗。金表大如小蟹，有
金盖可开阖，金盖面刻英文“Y.S.Sun”。盖先生伦敦蒙难归国，康德黎博士临行所赠物也
。先生在横滨时，屡出以示人，今再见之，真革命史上传世之宝也。
    陈粹芬在近半个世纪后，故友重逢，为老同志再开饭局，且用“孙陈粹芬”名义下帖子
，其为孙文的夫人，一清二楚矣！

一位被遗忘的革命女性
    刘成禺回忆这一久别重逢，真是场面感人。李又宁在《一位被遗忘的革命女性——陈粹
芬》（一九八一年十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四期）里说：
    粹芬原名香菱，又名瑞芬，人称之为陈四姑。广东人，生于一八七三年左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她是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日本横滨是他们居住和活动的一
个据点。她经常为往来的同志洗衣、做饭。革命党人在香港和横滨之间，密运枪械，她上下
船只，传递消息。同志们都很称赞她的英勇和勤劳。
    中山先生到南洋革命，粹芬也在左右。她亲自印刷宣传品。池亨吉，中山先生的日本友
人，说她工作“非常忙碌”，性格“刚毅”〔注二〕。
    宫崎寅藏的夫人宫崎褪子在《我对辛亥革命的回忆》（陈鹏仁译著《宫崎滔天论孙中山
与黄兴》）里，有一段描写陈夫人，她说宫崎民藏睁大眼睛回叙昨天晚上的事，边称赞那位
中国革命妇人，边鼓励我说：“在照顾孙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国妇女同志，真是个女杰。
她那用长筷子，张着很大的眼睛，像男人在吃饭的样子，革命家的女性只有这样才能担当大
事。你看她声音之大。你应该向她看齐才对。”
    这样一位有助于中国革命的“女杰”，在革命成功以后，开始被“出局”了，她由孙文
的侄子孙乾奉养，住在中山县的石歧；一如卢夫人由女婿戴恩赛奉养，住在澳门〔注三〕。
孙文又有了新夫人——宋夫人。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说：
    民国三年春，卢夫人曾赴日本。据她答香山县商会函有云：“先伯（德彰大哥）离世后
，电召氏（卢自称）往日本，商配宋氏之婚。后氏回澳住居，得常往教堂聆主之救世大道。
”这就是卢夫人明大义，同意分居。自居澳门。
    但孙科及二女仍奉养一切；孙先生就不致重婚。
    吴相湘说“同意分居”，又说“不致重婚”的话，显然是含糊其辞的。事实上，孙文与
宋庆龄在一九一五年在日本结婚的时候，卢夫人还是卢夫人，而在孙宋婚约上第一条，也只
是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而已。

还有一位樱花夫人
    这月十六日，美联社东京电讯说：
    日本共同社今天报导说，一位日本教授在横滨发现孙逸仙博士七十八岁的女儿。
    日本通讯社说，这位学者名叫久保田，是日本女子大学的教授，他负责研究这件事，他
指出这位女人名叫宫川富美子，住在东京南方的横滨市。
    根据久保田的研究，孙中山于一八九八年在横滨的中国城，首次遇到宫川富美子的母亲。
    以下是共同社所发表的有关的研究报告。
    一九0一年孙中山要求宫川富美子的祖父，答应把她的母亲嫁给他，她的母亲当时才十
四岁。其祖父予拒绝，因为这个女孩太年轻，而当时孙中山的年龄是三十六岁。后来孙中山
直接向该女求婚，于是两人就在横滨以简单的仪式进行婚礼。
    后来孙中山独自前往东南亚及美国旅行，于一九0五年回到日本看妻子，是年（一九0
六年），他的女儿出生，但孙中山于女儿出生之前就因事离开日本，再也不回来。
    宫川富美子的母亲后来改嫁两次，但仍保持与孙中山书信往来。于一九七0年去世，享
年八十二岁。宫川富美子于出生后不久，由另一个家庭收养抚育。
    孙中山在美国的亲友们也曾说，孙中山在日本有一个女儿，但不知其姓名，这是一个日
本籍太太所生的。以上是日本共同社所发表的研究报告。
    这位东洋夫人的名字叫大月薰，她在一九七0年十二月死去。
    她死以前，曾留下录音带和口述纪录，据十八日的《读卖新闻》，大月薰的父亲原是和
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商人，孙文因藏匿在大月薰家里而与大月薰相识相爱；四年后孙文向大月
薰求婚，并举行婚礼，当时大月薰还只是横滨高中女中的学生，年仅十五岁。宫川富美子生
于明治三十九年五月，富美子的名字中“富美”的另一个汉字写法是“文”字，这是仿效孙
文的“文”所取同音字。宫川富美子生下后，立刻被送去做养女，她自己则是在昭和三十年
从当时住枥木县的生母大月薰那儿知道真正的身世。这段秘密之所以被久保田教授证实，是
他于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等地继续研究时发现，录音带出现的一个人名“温炳臣”，温炳臣
这个名字，只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才知道，温炳臣是孙文的同志，而且是少数清楚孙文
在横滨所有行止的人。录音带既出现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足见大月薰与孙文有关连是
可以追查的。
    《读卖新闻》提到的“温炳臣”，据我所知，炳臣是字，此人名温芬，广东南海人，在
横滨一家洋行做事。孙文住在横滨时，他常在寓所担任招待。辛亥革命后，改做煤炭生意。
他是老兴中会会员，他的叔叔温遇贵，做洋行买办，也是会员，后来脱离了。温芬直到抗战
发生时，还在横滨，当时已是仅存的两位会员（另一位是黄焯文）之一了，后来黄焯文回国
了，他却老死他乡。大月薰录音带中出现这一“鲜为人知的名字”，足见此一樱花夫人，不
是空穴来风的。
    《读卖新闻》又说，现年七十六岁满头银发的宫川富美子，目前和儿子媳妇一同住在横
滨市西区南浅间町三十二之十号，闲居在家。她在十七日晚间，接受《读卖新闻》记者访问
说：“我从母亲那儿知道自己是孙文先生的女儿，但因为顾虑到孙文家族的立场，因此没有
公开。”
    在整个的历史追踪中，我们逐渐发现，为了“顾虑到孙文家族的立场”，在孙文一生和
女人的关系中，不论是中国的陈夫人，还是日本的樱花夫人，她们都自我牺牲，一个个功成
不居，把自己隐藏在年复一年的沉默里。虽然如此，我们主持正义的历史家们，却不能随同
沉默，我们要发潜德之幽光，在血泪交织的革命史中，“国父入土，国母出土。”加入她们
伟大的名字！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三晨二至六时
    〔注一〕据刘成禹《世载堂诗待删稿》，冯自由原注为“横滨华侨邮船会社经理香山张
能之，亦名仁之，与先总理有通家之好，亡命食宿，均主张宅。总理眷属陈夫人瑞芬，原名
香菱，亦曾寄寓张家。陈夫人居日本、越南、新加坡，恒为来往同志洗衣供食，异常辛勤，
总理大得其助。”
    〔注二〕原注：一九0六年前后，池亨吉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到南洋参加中国革命工作，
担任英文秘书任务，并曾参加镇南关之役，著有《支那革命实见记》一文，当时在日本报纸
发表，文内提到的孙夫人，就是陈粹芬。“肃然的参谋本部，忽然就变为繁忙的事务室了，
……各事各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就中孙氏的夫人，就自己担当因涮檄文，非常忙碌。”
（上海三民书局出版的中译本，页一三）又说：“十二月三日，午前四时，大家会集于食堂
，共斟离别酒。孙氏的夫人虽是很刚毅的广东妇人，但也不堪别凤离凰之悲。后来，我们一
启程，她的眼边人情也表露出来了。”（页三六－三七）此中译本，有乐炳嗣写的序。乐将
陈粹芬误为卢夫人。其实，卢夫人当时在檀香山。
    〔注三〕刘成禺回忆住在中山石歧的陈夫人后，又有一段回忆住在澳门的卢夫人如下：
“既抵澳门．晋谒卢太夫人，太夫人年八十三矣，和蔼康健，步履与少年人无异。其次女戴
夫人亦出现，时戴君恩赛适去香港，晤谈数语，即辞出。按先生家世，长兄眉公，经营农商
业于檀香山；眉公子曰孙昌，在旧金山医科大学毕业，先生在广州大元帅府，奉命收海军，
为流弹所中阵亡。昌有二子，长曰孙满，现任士敏土厂总理；次孙乾，即今之中山县长。乾
卒业日本士官学校，再赴意大利习陆空军，抗战时任闽军副总司令，今治中山，颇著政绩，
此眉公世系也。先生生孙哲生科；长女媛，年未及笄，早卒；次女婉，适戴君恩赛。戴君曾
留学美国，得博士学位，后任梧州关监督、巴西公使，今与夫人同居澳门，并侍卢太夫人。
卢太夫人云，在澳门居处甚适，可常与平民亲友晤言，颇足娱晚景也。”卢夫人死在一九五
二年，活了八十六岁。
 
节选自《孙中山研究》 　 作者：李敖  子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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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慕贞(1867-1952)与孙中山并非自由恋爱结婚，但也婚姻美满，诞下了子女孙科、孙(女)延和孙琬。由于卢氏自幼缠足，个性内向，所以孙中山到各处筹募搞革命时，往往不能一同相随。在辛亥革命前后几个月，卢氏与二女都在槟城暂居。革命成功后，他们乘船回国，但卢氏无心当第一夫人。1915年，孙中山为娶宋庆龄，与卢慕贞协议离婚。卢氏晚年定居于澳门。

　　平妻——陈粹芬女士 
　　陈粹芬(1873-1954)，原名香菱，又名瑞芬，人称“陈四姑”。传系粤籍南洋华侨，久居于香港，没有读什么书，但陈粹芬却是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初期的亲密伴侣。孙中山在日本和南洋从事革命活动时，陈粹芬一直追随左右。她常常替革命同志洗衣做饭，传递革命密函，甚至从事运送军火等危险的地下工作。孙中山在晚晴园居住期间，她也留在身边操持家务。陈粹芬与卢慕贞相处融洽，情同姐妹。晚年在中山县定居，由养女苏仲英(后改名孙仲英)和女婿孙乾(孙眉次孙)侍养。虽没与孙中山正式结为夫妇，但被长房孙眉及卢夫人承认为妾，陈粹芬死后，葬在祖坟。

　　总统夫人兼国母——宋庆龄夫人 
　　宋庆龄，又名庆琳，教名露瑟萝，英文学名罗沙蒙德(Rosamond)，出生于上海市。自幼生长在一个双亲即是教师又是基督教徒的西式家庭中。宋氏家族有父亲宋嘉树，母亲倪桂珍，姐姐宋蔼龄(孔祥熙妻子)，弟弟宋子文，妹妹宋美龄(蒋介石妻子)以及弟弟子安和子良。

　　1908年与妹妹美龄乘船到美国求学。1913年毕业于美国乔治亚州梅肯的魏斯里安女子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即回国，宋庆龄担任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并与孙中山产生感情，主动表示爱慕之意。宋庆龄父母得悉后，坚决反对他们的婚姻。

　　1915年10月26日，孙中山与卢慕贞离婚后，便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联婚。由于孙与宋氏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必遵守一夫一妻制，所以孙中山得跟卢慕贞离婚。虽然彼此年龄相差悬殊，然而两人心灵契合，终身相许，这是一段美满的婚姻。

　　1922年，陈炯明反叛，在逃亡时，宋庆龄不幸流产，从此不育。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死于肝癌，终年59岁。宋庆龄则继续夫业，并被国民党肯定为“国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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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粹芬的下半生
张曦娜 (2002-12-17) 
　　孙中山的曾侄孙孙必达，在台北接受新加坡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馆长冯仲汉的录音访谈时，谈及孙中山在南洋的革命伴侣陈粹芬。 


　　孙必达既是陈粹芬的“曾侄孙”，也是她的外孙，长期与陈粹芬相处。 

　　陈粹芬虽然没有与孙中山正式结为夫妇，但被孙中山元配卢慕贞及长兄孙眉承认为如夫人。 

　　孙必达说，陈粹芬虽然后来没有和孙中山一起生活，但先后由孙眉、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等孙家后人奉养。 

陈粹芬与新加坡渊源 

　　在去年11月开幕的“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内，有一组孙中山与黄兴、胡汉民、汪精卫、林义顺、张永福等革命伙伴在一起举行秘密会议的高分子塑像。在这一组历史人物塑像中，叫人感到好奇的，是站在孙中山身旁捧着茶杯随侍茶水的女子。 

　　这名神态端庄，长相清秀的女子名叫陈粹芬，她在革命时追随孙中山多年，一路协助孙中山推动革命事业。 

　　在过去，有关陈粹芬的历史记录少之又少，近年来，一些有心人认为，陈粹芬为中国革命出过力，不应该被遗忘；史学界也渐渐突破障碍，开始研究陈粹芬为革命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她与孙中山的真正关系等，有意还给陈粹芬一个较公平的历史地位。 

三度住进晚晴园 

　　陈粹芬祖籍福建，1873年生于香港，原名香菱，又名瑞芬，排行第四，故人称“陈四姑”。由于早年在南洋活动的时间相当长，因而一般被误为南洋人。 

　　据说，陈粹芬是在1891年，19岁时在香港屯门红楼，经革命同志陈少白引介认识孙中山。他们自1892年起相随十余年，陈粹芬多年来追随孙中山，足迹遍及日本、新马一带，既照顾孙中山的饮食起居，也为孙中山的其他革命同志做饭、洗衣，印刷宣传品，甚至担任联络员，协助传达情报与军火运送等工作。 

　　据说，由于陈粹芬生性贤慧娴静、勤劳勇敢，又不求名位，深受孙中山当年的革命同志所赞赏。 

　　陈粹芬和新加坡颇有一段历史渊源。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前，曾八度前来新加坡筹募经费，1906年，新加坡树胶业巨子张永福捐出别墅晚晴园，作为孙中山在南洋活动的其中一个据点，孙中山后来三度落脚晚晴园；晚晴园后来并成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所在地与国民党新加坡支部办事处。在孙中山往来新加坡期间，陈粹芬也三次随着孙中山在晚晴园居住，前后约有七八个月。 

　　陈粹芬与孙中山分手后，在孙中山长兄孙眉的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孙眉去世后，据说，陈粹芬一度到马来亚投资树胶园，但经营失败，后来得到孙中山之子孙科的协助回广州。 

　　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馆长冯仲汉说，他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非常熟悉，但一直不知有陈粹芬其人，几年前着手筹备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时，特地随着孙中山在南洋的足迹寻访马来亚怡保、太平、槟城等地，并到孙中山的故乡中山县及居住过的香港挖掘史料，经由怡保名人胡万铎的引见，获得一名有心人捐献出陈粹芬的个人半身特写。 

　　此照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过去仅见的几张陈粹芬照片，都是团体照或是远镜头的全身照，无法看清楚陈粹芬的样貌。 

　　孙中山南洋纪念馆馆长冯仲汉，今年初到台北出席“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会议”时，巧遇孙中山家族后人孙中山的曾侄孙，即孙中山大哥孙眉的曾孙子孙必达，并和他做了访谈录音，由孙必达谈陈粹芬与其家族的关系，以及陈粹芬晚年的生活点滴。 

被承认为孙家人 
　　孙必达的父亲孙乾是孙中山的长兄孙眉的次孙。孙乾后来娶了陈粹芬在怡保收养的女儿苏仲英，孙必达和陈粹芬的关系因此也非常特殊，既是陈粹芬的“曾侄孙”，也是她的外孙。 

　　苏仲英和孙乾结婚后，陈粹芬也随着养女一家一起生活，孙必达一直到18岁赴美国留学之前，都与陈粹芬同在一个屋檐下，因而对陈粹芬当年的生活与待人相当了解。 

　　当孙必达被问及和陈粹芬的关系时，孙必达以既肯定又亲切的语气说，陈粹芬是他们“家族的长辈”，论辈分是他的“曾叔祖母”，若以广东人的称法，他们兄弟应称陈粹芬为“太婆”，但由于孙必达的大哥牙牙学语时不太会说“太婆”，将“太婆”叫成“阿太”，此后他们家中兄弟五人都称陈粹芬为“阿太”。 

　　从孙必达的谈话中可以看出，陈粹芬虽然没有与孙中山正式结为夫妇，但被孙中山元配卢慕贞及长兄孙眉承认为如夫人，在孙家占有一定地位，可以说，陈粹芬在孙中山家族的地位仅次于卢慕贞。 

　　孙必达说，陈粹芬虽然后来没有和孙中山一起生活，但先后由孙眉、孙科及孙乾等孙家后人奉养。 

　　谈到陈粹芬与卢夫人的关系，孙必达说，陈粹芬早年也曾经和卢慕贞生活过一段时期，由当时担任行政院院长的孙科负责供养，且陈粹芬与卢慕贞相处非常融洽；一直到养女出嫁，陈粹芬才搬去与养女一家同住，一直到过世为止。 

　　孙必达说：“我们家族人对陈粹芬都很好，连一向严肃的眉公对陈粹芬都很客气，此外，叔公孙科对她也很尊敬，他们两位都先后供养过陈粹芬。” 

领养好友女儿 

　　孙必达也透露说，其外公是怡保一处树胶园的管理人，养育了好几个孩子。由于陈粹芬自己并没生养，她又很喜欢小孩，因而才有了收养小孩的念头。 

　　孙必达说：“我外公和陈粹芬是好朋友，外公知道阿太喜欢小孩，答应送一个女儿给她抚养，后来我阿太一看到我妈妈苏仲英就很喜欢，很快就领养了她，领养后改名为孙仲英，后来她嫁给我爸爸之后，才又改回苏仲英。” 

　　孙必达说，陈粹芬与其母苏仲英的感情非常深厚，陈粹芬尽心尽力栽培养女，苏仲英中学毕业后还到夏威夷留学。 

　　苏仲英因罹患癌症早在1958年过世，比1960年前后过世的陈粹芬早离世两三年。但苏仲英过世时，孙家因为怕陈粹芬承受不了，始终不敢告知陈粹芬。换言之，陈粹芬一直都不知道养女苏仲英早她一步离开人世。 

容易接受摩登事物新女性 

　　在孙必达眼里，陈粹芬是个文雅，感情不外露的女性，他说：“阿太是我们家里唯一的老人家，我们兄弟和阿太的关系都很亲密，她为人很慈祥，从来不发脾气，待人非常好，又喜欢小孩，因此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到她房间里玩，经常在阿太床上跳上跳下。” 

　　孙必达也说：“陈粹芬是个很容易接受摩登事物的人，在当时可说是勇敢的新女性，她懂得骑马，也会开枪，在那个时代来说是相当少见的。” 

　　孙必达对陈粹芬的感情显然相当深厚，在他身上一直保存着一个红包封，内有5元港币，那是他在1959年18岁到美国留学时，临出门时陈粹芬祝送他的“利是”。孙必达说，这个红包他一直带在身边近40多年，从未拿出来，作为对陈粹芬的纪念。 

　　孙氏晚辈对于孙中山的三位夫人都视为祖母。孙必达说，孙家人昵称陈粹芬为“南洋婆”，卢慕贞因后来住在澳门，故被昵称为“澳门婆”，至于宋庆龄则被称为“上海婆”。 

　　也有孙家晚辈称卢慕贞为“婆婆”，称陈粹芬为“二婆”，孙中山儿子孙科也随家里的小孩称陈粹芬为“二婆”。至于宋庆龄，并没被称为“三婆”，孙家子弟与她见面时，称她着“grandma”。 

提起孙中山笑容特别甜 

  
陈粹芬后来迁葬至中山翠亭村孙氏家族墓地内。（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照片）  

　　陈粹芬同孙中山分手后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也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当孙必达被问及，多年来陈粹芬可曾在他们面前提起过孙中山，或是流露出对孙中山的情愫？ 

　　孙必达说：“我们五兄弟当时年纪太小，不太会问及阿太这些问题，但有时候我们也会逗逗她，问她一些小孩子的话，比如问她说太叔公孙中山是不是长得很帅？她总不回答我们，却露出既神秘又迷人的微笑，仿佛回忆起什么，这时我们会觉得她特别甜。这种表情在卢夫人身上，或是在宋庆龄身上是看不到的。” 

　　孙必达说，可以感受到陈粹芬对孙中山的感情很深厚，她在临终时突然交给他大哥孙必胜一枚戒指，说是当年孙中山送给她的礼物，目前这枚戒指仍在孙必胜手上。 

爱吃榴梿与咖喱鸡 

　　曾经在南洋生活多年的陈粹芬，晚年时可会想起在南洋的生活？在饮食习惯上是否受到影响？ 

　　孙必达说，陈粹芬偶尔会向他们提起在怡保的生活，最明显的是，她的饮食喜好也颇受那段生活影响，比如她偶尔会交代工人煮咖喱鸡，有来自南洋的旧识携带榴梿给她，她会显得特别兴奋。孙必达说：“我们因为和阿太同住，跟着她学会吃榴梿和咖喱鸡。” 

　　陈粹芬于1960年病逝香港家中，享年87岁，初葬于九龙荃湾，后来由孙中山后人迁葬于中山翠亨村孙氏家族墓地之内。 

《联合早报》

  
孙中山的三位夫人：元配卢慕贞（上）、陈粹芬（中）和宋庆龄。（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照片）   子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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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传的“孙大总统夫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孙中山为推翻清朝、创建民国，奔走于香港、澳门、日本横滨和南洋等地宣传革命。那时，常有一位女性陪伴其侧，追随襄助他从事反清斗争。这位女性叫陈粹芬，是孙中山倡导反清革命初期最亲密的伴侣，她有着坎坷、流离、凄凉而功不可没的传奇人生。

翻开冯自由、刘成禺等辛亥革命功勋的回忆录，在字里行间能找到记述陈粹芬的点滴笔墨。然而，迄今为止，鲜见有文章全面介绍陈粹芬生平事迹。

1993年1月，台北《传记文学》刊文介绍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配文的一张照片是这样说明的：“孙中山原配卢慕贞（1867~1952）遗影”。

然而，接着一期的《传记文学》就对那张照片又作了重要更正，说“孙中山原配卢慕贞遗像系陈粹芬之误”，并附有“孙中山先生与陈粹芬（即陈四姑）合影”照片。

查《传记文学》两期上刊登的陈粹芬照片，均出自一本1912年元月辛亥革命成功后出版的《大革命写真画》，其中一张为陈粹芬与孙中山合影，另一张陈粹芬单人照片上方写着“孙大总统夫人”。

按理说，孙中山原配夫人是卢慕贞，直到1915年她才和孙中山协议离婚，当时的“孙大总统夫人”当是卢慕贞无疑了。以此推理，这大概也是《传记文学》出现纰漏的原因了。但如果从容貌上稍微仔细辨认，上方写着“孙大总统夫人”的那位妇人，显然不是卢慕贞。

笔者在拜访孙中山文献著名收藏家王耿雄先生时，他坦率地说，他以前一直对这张照片感到困惑：她究竟是谁？直到近年，他方得知这位“孙大总统夫人”原是被遗忘的孙中山革命伴侣陈粹芬，兴奋了好一阵子。据原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负责人余齐昭女士考证，这张照片估计摄于1907年前后。

陈粹芬（1873~1960），原名香菱，又名瑞芬，人们以排行称呼“陈四姑”。她原籍福建厦门同安，父亲是位郎中，五口通商时父亲随厦门商人来到香港，所以她出生在香港新界屯门。据说福建同安人爱国华侨陈嘉庚是她的侄辈。

陈粹芬身材适中，眉清目秀，吃苦耐劳，颇具贤德，由于家贫，父母早亡，未曾读过书，因而有人说她不识字。

一天，19岁的陈粹芬在屯门基督教堂（美国纪慎会），由陈少白介绍她与孙中山相识。初次相见，孙中山即向她表示要效法洪秀全、石达开推翻清朝。出身贫困的陈粹芬深为孙中山的豪言壮语所感动，崇拜之情油然而生，也立志参加革命。

不久，志同道合便使孙中山和陈粹芬结成革命伴侣，在红楼租屋住下，相偕奔走革命，共同筹划反对腐朽的清政府。这一年孙中山已26岁，在西医书院尚有一年才毕业，孙科就在此年出世的。以此推算，当为1891年。

1892年7月，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五年学业期满，以该校第一届毕业生中的第一名获得毕业证书，又因成绩优异而获得医科硕土学位。

孙中山毕业后在澳门行医。他医术高明，善待病人，为反清还采取义诊赠药的方法，收揽人心，故诊所名声日隆，求诊者络绎不绝，结果遭葡籍医生的排挤，诊所被迫迁至广州。陈粹芬随孙中山同来广州，尽管因故三迁其居，但她与孙中山形影不离。

那时，孙中山名为“悬壶救世”，实为宣传革命，每天行医仅一二小时，而从事革命则达七八小时。陈粹芬是孙中山从事革命的忠实助手。

1893年冬，孙中山在广州城南广雅书局南园的“抗风轩”邀请程耀庭、程奎光、程璧光、陆皓东、郑士良、尤列等人开会，他在会上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的斗争口号。这个口号是仿照朱元璋《北伐檄文》中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而来的。

1894年，孙中山又写了一封近万言的《上李鸿章书》，抱着“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的希望，与陆皓东一起北上面呈李鸿章。

然而，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活动失败了。面对清政府腐败、衰弱、落后，外敌入侵，使孙中山抛弃改良而选择了革命，那就是以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拯救中国。

为了“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孙中山于1894年10月赴檀香山向旧日亲友筹募革命经费，并不久在那里成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兴中会。（节选自《民国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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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党人的“煮饭婆”

1895年初，孙中山、邓荫南等人从檀香山回到香港后，即着手成立兴中会总机关。为了便于开展革命活动，香港兴中会总机关对外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同年3月，香港兴中会总机关决定10月26日（重阳节）在广州起义。

为了准备起义，革命党人从香港采购武器运回广州。不幸的是，在起义前夕，负责起义的陆皓东有一次在广州长堤附近偷运军火时被清廷缉获，另有不少人被捕入狱。幸好，经陈粹芬之手藏下的一批短枪、短刀、子弹、炸药、手榴弹等武器分藏在河南、河北各处，行踪隐秘，安全无事。

随孙中山在广州发动起义的陈粹芬，在得悉陆皓东被捕后，为了保证孙中山的生命安全，她既是孙中山的护士，又是他的卫士。她和孙中山不敢回诊所，也不敢回家，隐居在亲友家中，观察事态的发展。

10月下旬的一天，郑士良派人密告孙中山，陆皓东已被处死，清廷已出了告示。是日深夜，陈粹芬又得三合会另一首领通知，清政府以重金缉拿孙中山，情况万分危急。于是，陈粹芬和匿居于牧师王煜处的孙中山当机立断，匆匆收拾行装，立即深夜化装逃出广州。临行前，孙中山派人送信到香山家乡，叫原配卢慕贞夫人带着独子孙科等速到澳门避难。次日，陈粹芬随孙中山乘舟经顺德到了香山县的唐家湾，再到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时结识的葡萄牙人菲南士家避居。孙中山又马上去探望逃至澳门的全家老幼，得以有短暂的会面。陈粹芬接着随孙中山等人先到香港，再亡命日本。

在1900年前后那段艰苦的岁月中，孙中山蛰居日本，清政府曾派员诱降，并派遣密探企图加害革命党人。但陈粹芬与孙中山共同生活，以夫妻的名义掩护孙中山，对革命的秘密活动颇为有益。陈粹芬又以女性的温柔与细致，加上勤劳贤惠，热诚干练，使孙中山在亡命异乡、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涯中，获得大量的精神支持与慰藉，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有这样一件事可窥一斑。

有一天，孙中山在日本友人犬养毅家谈天。犬养毅问孙中山：“我真是敬佩您，孙先生。我想请问，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孙中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革命，推翻清朝政府！！”

犬养毅接着又问：“你最热爱革命，这是谁都知道，除此而外，你最喜欢什么？”

孙中山看着犬养毅夫人，笑而不答。犬养毅催问说：“答答看吧。”

孙中山爽快地说：“女人。”

这时，犬养毅拍着手高兴地说：“很好！”又问道：“再其次呢？”

孙中山答道：“书。”

“这是很老实的说法，我以为你最喜欢的是看书，结果你把女人排在看书前面。不过喜欢女人的并不只是你！”犬养毅哈哈大笑，佩服地说，“这样忍耐对女人的爱好而拼命看书，实在了不起。”

孙中山又解释道：“当妈妈把她身上最富有营养的奶汁喂给孩子，当妻子把她真诚的爱献给了丈夫，她们的贡献是那么无私和高尚，这难道不值得爱吗？可惜的是，我们好多人却不懂得这种爱，不珍惜这种爱，践踏这种爱。”

犬养毅对孙中山的这番话深为折服。

陈粹芬在日本横滨，曾寄居在孙中山好友横滨华侨邮船会社经理张能之（也名仁之）家里一年余。她接待革命同志、照顾大家的生活，几乎无微不至。她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烧饭做菜、洗衣服和袜子等，一切活儿都由她一人承担，任劳任怨。当年如胡汉民、居正、戴季陶、冯自由、廖仲恺、刘成禺、蒋介石、许崇智、陈炯明、陈其美、黄兴、蔡锷、李烈钧、邹鲁、谢持、邓铿等都曾受到陈粹芬的接待与照顾，她使这群为献身革命而背井离乡的亡命客大有“宾至如归”的亲切感，以至大家都亲热地喊她为“四姑”。然而，对于自己在日本的劳绩，陈粹芬却谦称自己只有一点苦劳，实际上只是一个“煮饭婆”、“洗衣婆”，让人听了肃然起敬。

那时，孙中山在横滨设立兴中会分会，日本社会知名人士如宫崎寅藏、头山满、西园寺公望、犬养毅等都与孙中山往来密切，他们都对陈粹芬的作为赞誉不绝。有关陈粹芬在日本照顾孙中山一事，宫崎寅藏夫人槌子在《我对辛亥革命的回忆》一文中说：“照顾孙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国妇女同志，真是个女杰，她那用长筷子、张着很大的眼睛、像男人在吃饭的样子，革命家的女性只有这样才能担当大事。”她还勉励其弟媳向陈粹芬学习，说：“你看她声音之大，你应该向她看齐才对。”（节选自《民国第一家》）


作者:上海人民出版社沈飞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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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清起义的无名英雄

20世纪初，孙中山曾到南洋各地奔走革命，陈粹芬也不畏艰辛，形影相随，还亲自印刷宣传品——反清檄文。曾追随孙中山到南洋参加革命担任英文秘书的池亨吉是最早记述见到陈粹芬的日本友人，他在1908年所写的《支那革命实见记》中说“陈粹芬工作非常忙碌，性格刚强”，颇有“女中丈夫”的气概。

1907年，孙中山在广东等边界先后策划了四次起义，陈粹芬随侍左右。这年12月2日，革命党人潜袭镇南关第三炮台，并乘胜占领了第二、第一炮台，缴获大批武器。3日，孙中山率黄兴、胡汉民等革命党首领，自越南河内入驻镇南关，并带着陈粹芬亲自上阵指挥，与清兵鏖战。

当时，陈粹芬还在军中为将士煮饭送饭，照顾士兵，终日忙碌。然而，由于敌强我弱，孙中山最后下令退入越南。

有一天，大家集会共斟别酒，刚毅的陈粹芬也不堪别凰离凤之悲，双目饱含泪水。黄三德撰《洪门革命史》记有：“看见中山先生妾侍，一表人才，中山娶她十余年，昔年在镇南关起事失败，出走安南河内，做饭、洗衣裳，捱尽艰苦。”

陈粹芬在南洋追随孙中山革命，曾和孙中山一起寓居马来半岛槟榔屿（今新加坡）晚晴园。晚晴园位于新加坡北区的马里士他路上，是一幢凸字形的、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洋楼。新加坡爱国华侨张永福购得此楼作为供养母亲安享晚年的寓所，经整修后以李商隐诗中的“夕阳怜芳草，人间爱晚晴”的“晚晴”两字，命名为晚晴园。张永福后因致力反清革命的需要，将晚晴园作为革命活动机关，用以款待革命领袖，从而使晚晴园成为南洋反清革命的基地。1906年孙中山到新加坡创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址就选在绿树环抱，环境幽雅，远离市区又便于隐蔽的晚晴园。1907年的黄冈、镇南关起义，1908年河口起义的策划工作也在晚晴园完成。

陈粹芬从1906年至1910年，追随孙中山为革命奔走呼号，足迹遍及南洋各地。孙中山曾先后八次到新加坡，其中有三次和陈粹芬同住晚晴园。每当孙中山下榻晚晴园，那里马上成为他与南洋革命志士及社会各界名流相聚的地方，人们也总能看到陈粹芬忙碌的身影。张永福在《南洋与创立民国》一书中，记述了陈粹芬与孙中山同住晚晴园的生活趣闻，他说：“四姑（指陈粹芬）喜吃榴，而孙中山恶之。孙先生闻之欲呕，果虽置于距离数丈，亦不欲一试。孙之四姑独嗜好，每购四五颗，背先生而食，间或有余存者，先生每闻之，即令持往远处抛弃。”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独立。孙中山从美国回国，同年12月14日在槟榔屿与卢慕贞、陈粹芬及女儿孙、孙婉相见后，于25日抵上海。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3月5日《追悼粤中倡义死事诸烈土通告》中，陈粹芬与孙中山、卢慕贞、孙科、孙、孙婉等都是发起人。

1912年2月，陈粹芬与卢慕贞及两个女儿离槟榔屿返国，到香港后卢夫人及女儿等一行由邓泽如护送到南京与孙中山团聚，而陈粹芬则悄然到广州。从此，孙中山身边再也看不到陈粹芬的身影了。

对于陈粹芬与孙中山分手的时间，说法不一。1912年四五月间，孙中山在广州及香山故居门前全家合影照片中没有陈粹芬在场，说明已分手。另一种说法则为1913年，但没有具体史实可加佐证。

1912年秋后，陈粹芬到澳门风顺堂4号孙眉家中居住。她曾随孙中山出生入死，却在孙中山荣任临时大总统之际，功成身退，不提当年勇，更不炫耀自己的特殊身份。她生活十分俭朴，留的是民初女学生的发式，即所谓“清汤挂面头”。

1914年，陈粹芬告别亲友，只身赴南洋，隐居在马来半岛庇能（槟榔屿），并与商人陆文辉合股经营橡胶园。她随侍孙中山虽久，然终身无所出。为了给自己的寂寞生活增添欢乐，享受一下女性作为母亲的喜悦，她到庇能后，就抱养了刚出世的一位姓苏华侨的女婴作为养女，后来取名叫孙容（生于1914年4月28日）。养女起名姓孙，是陈粹芬为纪念她和孙中山之间的那段难忘恩情。

庇能是陈粹芬和孙中山反清斗争曾多次来过之地，结识了当地众多爱国华侨，一般侨胞都称她为孙夫人或孙太太，年轻人则呼她为孙老太太。后来陈粹芬的橡胶园经营失败，生活拮据，多赖华侨及当时老兴中会会员、同盟会会员和国民党员的萧佛成、邓泽如等人的照顾，陈粹芬母女方平安地相依为命。孙科第一次出国考察路过南洋时，曾接济过陈粹芬，并请她回澳门居住，但未果。（节选自《民国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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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前线鼓士气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粹芬应孙科之请，携养女孙容乘太古公司蓝烟通轮船回香港。船到香港，暂住九龙弥敦道，后又迁到澳门租屋居住。

1932年，孙科接陈粹芬母女俩到广州东山二沙头渔卢公馆中，并委托她照顾其子孙治平、孙治强兄弟就读于培正中学和岭南附中。后来孙治平、孙治强分别前往上海及南京念大学，陈粹芬则迁往河南白鹤洞租屋居住，以便女儿孙容走读于真光女子中学。后来孙容前往檀香山读大学，她才迁回广州东山百子路。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开始了。当时陈粹芬仍住在广州东山，她不畏年老，愿做抗日后援，到处宣传日寇国小民穷资源匮乏，我国只要长期抵抗下去，抗日救国必胜的道理。为此，她后来还为在抗战中所生的诸外孙取名叫必胜、必兴、必达、必成、必立来昭示中国必胜的信心。

1938年7月，日本在制订的《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中，明确提出进攻广州的作战计划。陈粹芬在同年10月广州失守前迁往香港居住。

1940年，陈粹芬的女儿女婿由意大利携两子孙必胜、孙必兴回香港，与陈粹芬同住九龙尖沙咀弥敦道120号2楼。

陈粹芬的女婿孙乾是孙中山的侄孙。孙中山的胞兄孙眉生一子孙昌，两孙孙满、孙乾。1908年孙乾生于美国，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科22期、意大利陆军大学。孙容在赴美国檀香山读大学前，已与孙乾热恋。两人论辈分，应为姑侄。尽管两人没有血缘关系，但仍遭到孙家长辈们的极力反对，尤其是卢慕贞。但炽热的爱情使孙容、孙乾我行我素。1937年孙科出面斡旋，特电孙容前往意大利与在陆军大学深造的孙乾结婚，并请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刘文岛主持婚礼。孙容婚后恢复原姓，改名苏仲英。

苏仲英、孙乾一家回到香港后，女儿女婿对陈粹芬十分孝敬。她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不料，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不久沦陷。陈粹芬逃难到内地，女儿一家则转徙到重庆。按照当时国民政府规定，凡留学意大利的陆军大学毕业生，回国后一定要在中国陆军大学任教两年。因而，孙乾在重庆陆军大学担任工兵教官，苏仲英则在重庆山洞游龙山当英语教师。但孙乾只在陆军大学任教一年，便由上校晋升为第七战区余汉谋部通信兵团少将团长，驻守广东韶关前线。陈粹芬接着也来到了韶关。

孙乾、苏仲英夫妇的学生，曾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高级参谋、新二十师代理师长等职的李以勖先生，在1942年7月22日由孙乾引荐，专程到韶关晋见了陈粹芬老人，近年他写有《晋见革命英雄孙陈粹芬夫人记》一文，详述当时情形：

她老人家接待我很热情。陈夫人当年已68岁（按：应为70岁），面目清秀没有老态，行动轻快，不似一个老妇人的样子。孙宅赁居于韶关北郊，是一座旧平房，共有四房一厅，周围有篱笆，院内有几棵大树可以遮荫，几块大石头可用来乘凉，宅外掘有一个防空洞。会见一整天。一有空暇就请教陈夫人讲当年随中山先生革命时的往事。当时苏老师（孙容）怀孕行动不便，陈夫人招呼我吃过两餐饭，饭菜都是陈夫人亲自动手烹饪的，用餐时陈夫人劝我饮酒，俨如慈母般爱护我这个客人，令我感激不已。这一天炎热却有清风南来，又难得的日本飞机没有来侵扰，整日没有发过空袭警报，陈夫人幽默地对我说：“你的运气好啊！”我说：“托孙老太太的福。”大家相对一笑。

1945年抗战胜利后，沉浸在战胜日寇喜悦之中的陈粹芬，又迁回广州居住。1946年冬，孙乾任中山县长时，陈粹芬曾随女儿一家到中山石岐居住。

1947年秋，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的老同盟会会员刘成禺前往广东中山县巡察，及抵县府所在地石岐后，即前往晋谒陈粹芬。

这年，陈粹芬已75岁高龄了。但她仍记忆清晰，思维敏捷。当她听说刘成禺要到中山石岐，欣喜地说：“刘某予四十余年未见，今尚在人间？”

刘成禺见到陈粹芬，两人不禁回忆起当年亡命日本的情形，陈粹芬感慨地说：“我未做饭与汝等吃，已四十八年矣。今日重逢，下午请吃饭。”

午后，刘成禺再去看望陈粹芬时，老人已立在门口欢迎，她说：“我辈五十年来，各人都在，回忆当年亡命受苦，直一大梦耳，不可不留一纪念。”于是，宾主人座照相留念。（节选自《民国第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