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章台 诗酒风流:豫西土匪探秘

豫西土匪探秘

乱世蜂起做强人 打马扬尘山林间

豫西土匪，全国闻名；绿林文化，奇异震撼。湖南人自从拍摄了《湘西剿匪记》后，才有了这方面的旅游景观，其实洛阳市的洛宁、嵩县、伊川等地如今还有现成的土匪山寨和营盘，绿林故事远比东北、湘西匪事离奇惊险，这方面的影视剧资料和旅游资源蔚为大观，

　　采写洛阳绿林文化，自然是向西、向南。

　　西去洛宁或南下伊川、嵩县，都可找到当年土匪活动的踪迹，记者日前找到了出生于伊川梁村沟的周建立，他今年７２岁了，对豫西匪事多有了解。他所居住的村庄，离豫西巨匪张治公的家乡南衙村不远。　

　　周建立说：近代以来，我国土匪主要集中在豫西、东北、湘西和广西的十万大山，其中又以豫西土匪最为集中，实属土匪的大本营和滋生地。宣统年间的匪情报告显示，河南的土匪最为滋盛。进入民国后，中原匪势几成燎原之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豫西诸县处处有匪，家家有枪，最不济的也有一杆鸟铳。仅临汝一县就有8万支私用枪。1937年，全省各类土匪40万，豫西土匪１０余万。一位精通土匪问题的日本记者当时发表评论说：河南境内，只有黄河北岸和开封附近才是安全的，人们不携带武器就不敢出远门。

　　清末民初，为什么会滋生这么多的土匪？土匪为什么会在豫西滋生泛滥？

 

　　一

　　所谓“盛事修志，乱世治匪”，历朝历代的执政者，一旦需要动用军队去治理匪患，就说明社会机体已经千疮百孔了。民众中的胆大妄为者为了糊口，铤而走险，占山为王，不惜拿性命作赌注，一来对抗官府，二来滋扰民间，扰乱社会秩序而不计后果。

　　周建立告诉记者：清朝光绪五年（1879年），豫西大旱，洛阳及周围各县全年没落一滴雨，伊河水深仅剩0.2米，水面最宽处７米。其间又下了几次冰雹，砸死牲畜无数，村中水井见底，村外田禾枯干，而官府征粮不止，农民走投无路，纷纷落草为寇。

　　20年后，民不聊生的局面没有改变，伊川县鸣皋镇（时属嵩县）的王天纵，时年20岁，揭竿而起，上了杨山。伊川县彭婆镇南衙村的张治公，其祖父张士庚、叔父张黑子皆为土匪，祖孙三代趁着民生凋敝，及时发展土匪队伍，后干脆随王天纵上了杨山，把“土匪事业”做大做强。一时间仅杨山土匪就有二三百人。

　　按理说，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地区，本是华夏文明发祥地，夏、商、周三代，屡建都城，几无匪影。可到了清末民初，这里却成了匪患最炽的土匪王国。究其原因，无非是国家政治出了问题，社会黑暗，民生凋敝，加上军阀混战，战火频仍，人们生死难料，正途无路，便走险棋，由是社会大乱。这正像如今的伊拉克，本属“两河文明”之地，而今却连连汽车爆炸，天天闹心，反成了世界上最不文明的地区。

　　豫西土匪活动的规律是：每逢盛事则销声匿迹，譬如唐代安史之乱前，又譬如北宋时期，豫西基本上风平浪静，八百里伏牛山，成为高士隐居坐禅之地；但一旦遇到乱世，便盗贼蜂起，土匪日增，深山密林遂成土匪滋生之摇篮。

　　第一次土匪大盛，起于宋室南迁，洛阳日趋没落，民风日见浇漓，中原匪情一出现，豫西便紧紧跟进，盗墓风潮也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现。第二次土匪大盛，起于明末李自成由陕入豫，此人虽属农民起义领袖，但在洛阳杀戮甚多。洛阳人为了自卫，纷纷拿起刀枪，未及数月，匪患便不可收拾。清末民初，豫西第三次土匪浪潮袭来，这次匪患长达半个世纪，愈演愈烈，旷日持久，土匪人数之多、规模之大为全国仅见。据当时官府估计，仅窜入洛阳南部山区的“老洋人”手下土匪就达两万。由于土匪太多，分布太密，老百姓没法生存，纷纷买枪买弹，反正我不杀你，你便杀我。永宁县（今洛宁）更是出现了天下奇观：农民下地干活，一手拿锄，一手拿枪，民匪莫辨，亦民亦匪。凡是男子，手里都有武器。

　　当时民谣云：“一等人当老大（土匪头目），银元尽花； 二等人挎盒子，跟着老大； 三等人扛步枪，南战北杀；四等人当说客，两边都花；五等人当底马（亦称底线，土匪的线人），暗害民家； 六等人当窝主，担心受怕；七等人看肉票（被绑架的人质），眼都熬瞎。”又云：“要当官，去拉杆”、“进山转一圈，出山便是官”，说明时人把当土匪当成不错的出路。

 

　　二

　　虽都是乱世为匪，却各有各的当法，落草的动机不尽相同。

　　其中第一类，为报仇而当土匪。清末民初，洛宁县下屿村村民董世武，家有数十亩耕地，本是小康之家，不当土匪完全可以。但其父去赶集，途中遇到土匪冯老七，被杀害，连尸首都没有找到。董母为防冯老七斩草除根，带着董世武东躲西藏，最后藏进一座寺庙内，但还是被冯追杀。董世武一怒之下，投奔孙金贵匪帮，成为一个驾杆（土匪首领），发誓要为父亲报仇。

　　一日，洛宁几股土匪在崇阳沟碰杆（匪首聚会）， 冯老七也来了，董世武抓住机会，将其绑架到下屿集市上，众目睽睽之下，手刃其腹，大声说：“我是下屿村的董世武，冯老七是我杀父仇人！今日我为父报仇，与别人无关。各位叔伯大娘不要惊慌！”说完，就势伏在冯老七冒血的伤口上，吸吮仇人鲜血，品咂有声，众人大骇，又砍下冯老七人头，带匪众扬长而去。

　　豫西民风剽悍，崇尚勇武，蔑视怯弱，董世武此举不被指责，反为称赞，所谓“知恩不报非君子，有仇必报是好汉”。由是一些贫苦百姓，或受地主欺凌，或受恶霸欺压，往往敢于铤而走险。

　　洛宁张寡妇，原名贺贞，18岁嫁给本县德里村民张洛山，孝公婆，敬丈夫，待人和善，村人称赞。26岁那年，丈夫死，她带着三个儿子无以为生，邻人见其母子可怜，央求张洛山的亲哥哥扶持一下弟媳子侄。此人家庭富裕，非但不管，还绝情地说：“穷富都是命中注定的，常言说‘救急不救穷’，她这个穷坑我填不满。” 张寡妇闻听此言，发誓宁可饿死，不求夫兄。1920年，她的长子张振升，背着母亲去求伯父要租种4亩地，被对方奚落挖苦一番。张寡妇知道后，骂儿子不争气，发狠道：“人穷骨头不能软！宁可去抢，也不求他！”没过几天，那几亩地便租与外人耕种了。张振升气不过，说：“亲侄子不给租，却租给外人，真气死人！”径自去犁那块地，伯父跑来，大骂其侄，让人把侄子打得血流满面。

　　大儿子回家对母亲说：“娘，走投无路了，要被憋死，不如当刀客去！”张寡妇说：“去吧！娘允了！”振升遂投匪帮，当上了二架杆。1922年秋回村报仇，却被伯父收买其他匪人杀害。张寡妇为报子仇，带上次子就加入了匪帮。从此，豫西便出现了一个手拿双枪的女匪“张大脚”。

 

　　三

　　有的人当土匪，是被逼上梁山；有的人当土匪，却是看中了这个职业，目的是快速致富，不受约束。他们于乱世之中，行霹雳手段，有枪就是草头王，刀口上饮血做强梁。

　　伊川巨匪张治公，住在伊河边上，生就书生模样，平日里显得知书达理，斯文腼腆，人称“白面书生”。但此人秉性强悍，精明干练，他抓住机会，迅速崛起，招兵买马，几经折腾，最后成为镇嵩军高级将领，每每统领近万人纵横豫陕两省。

　　他率领镇嵩军一部攻打西安时，围城８个月，饿死西安军民数万人，从陕西抢得3000两鸦片。1920年9月，他从西安返回洛阳，光烟土就装了满满一船。船到洛阳之后，他把烟土换成大洋，花数万银元买下半截街市，又花数十万银元新修8幢别墅，同时建造阴宅坟院，极尽豪奢。他还在洛阳城内买下三进院的大公馆，新置良田1000多亩，成为豫西数得着的大地主。据如今南衙村老人们回忆，张治公当时谁都不怕，又和官府作对，又和其他匪帮干仗。

　　那时伊河水经常泛滥，河道滚来滚去，淹没良田，南衙村和河对岸的村庄为了把河道撵向对方，都憋着劲儿修倾斜水坝，“挑水”改河道。有一年，河对岸那个村又把河水挑了过来，淹没了南衙村的一些田地，张治公恼了，干脆在河这边架起一排小钢炮，轰击对面的村庄。1939年他回乡后，也为地方做了一些事，创办了维伦中学。在1944年5月日军占领伊川后，他出任日伪白河县（今伊川县境内）县长，1951年3月被人民政府枪决。

　　由是看出，豫西土匪一旦起杆，都想往大处发展，并以走向军界成为正规军为最好归宿，以至于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洛阳将领，被人家戏称为“嵩山军校毕业”，暗指其土匪出身。譬如在豫西土匪队伍中起家的孙殿英，就是这类匪首中的典型人物。

　　孙殿英出生于豫东平原永城县，但他却看中豫西这块山林。１９１３年，２９岁的他和表弟一起，来到嵩县投靠杆首张屏，成为骨干，横行于嵩县、宜阳、伊川、偃师和洛阳城区，他靠庙道会收罗信众为部下，聚众打下彭婆镇，劫得大宗财富，窜入伏牛山腹地，纠集“呲牙嘴”、李福亭等人为首的几股土匪，迅速发展，攻城略地，千里作战。在攻打安徽亳州时，他勒令县府交出20万大洋，遭到拒绝后，攻入城内，放任手下大抢3日，抢得10多万元银钱。

　　由于土匪在社会角色中总以强悍态势出现，所以百姓对土匪既恨又怕，还有一点艳羡，这种复杂心理，成为土匪生存的文化背景。洛宁土匪头子丁老八，刚当土匪时还感到羞惭，但一天他路过一个村庄，见有一群孩童路边游戏，一个稍大点的男孩命令其他男孩趴下，众皆不从，于是这男孩挺起胸膛说：“谁敢不听话？！我是丁老八！”众皆听命，都趴下了。丁老八看了，苦笑道：“咋都不学好啊！反学我为匪之人！”

　　这就是当时的民风背景，乱世之中，百姓自然是弱势群体，他们中一旦有人铤而走险，在社会角色中变为强势，大家便不敢小觑，甚至高看一眼。直到今日，余风可见。我这次下去采访，说要了解当年土匪情况，村民们便说：“你问的是‘刀客’呀，俺知道知道，‘刀客’可厉害哩！高兴了，杀进县城，夺了县衙，当几天县太爷耍耍。又一高兴，拍屁股走人！”他们口中，不出“土匪”一词，只说是“刀客”、“趟将”，语气中不带任何贬义。

　　由此想到土匪的成分，确实是太过复杂，不少人落草为寇，不过是走投无路时的一个选择，他们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却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只为能走一步险棋混一口饭吃。但像孙殿英、张治公之流，入伙的动机怕就不那么简单了，他们似乎一开始就有更高的目标。 

 

密林剪径匪影近 深山遁形了无踪

有人问：豫西为啥土匪多？说白了：山高林密好藏身，作案以后好周旋。譬如嵩县，面积相当于3个孟津县，除了田湖盆地外，其余皆为崇山峻岭。洛宁、卢氏、栾川等地更是地形复杂，山岭塬涧皆备，土匪在这样的环境中，凭险扎寨，与敌回旋，胜可坐帐谈兵，败可深山潜踪……

 

　　山、全是山！

　　11月27日，当记者驱车进入嵩县外方山中时，不由得再次琢磨嵩县的“嵩”字为啥要这样写？是啊！山高为“嵩”——嵩县，不愧是“搁”在高山顶上的一个县。

　　山是土匪的亲爹娘。有了山，土匪可攻可守，来去自如。离了山，土匪就像鱼儿离水，无处藏身。

　　这次造访的是嵩县德亭乡，这里地处嵩县西部，在熊耳山和外方山之间，乡里的干部说：民国初期巨匪李永魁的营盘就扎在这里。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眼前全是大山。这些大山起伏连绵，树木森然，就是藏进去成百上千的人，也不容易被发现。当地人说：这就是豫西土匪多如牛毛的原因。

　　豫西土匪，不单指洛阳境内的土匪。还包括灵宝、陕县、卢氏、临汝、宝丰、鲁山的土匪。由于上述地区皆属豫西山地，匪帮之间又经常碰杆（匪首聚会）合杆（匪帮合并），所以统称之为“豫西土匪”。嵩县人说：这些山，可是土匪的亲爹娘！有了山，土匪可攻可守，来去自如。离了山，土匪就像鱼儿离开了水，无处躲藏。

　　李永魁的老家不在德亭，而在嵩县县城和德亭之间的何村乡张圪塔村，离县城很近，是县城的西大门，地貌上属于浅山丘陵区。此人早年丧父，和母亲、弟弟要饭度日。长大后和黄高山、阎世清结伙拉杆，最后成为统领上千土匪的杆首。民国初年，他和阎世清、申心宽、蔡天宝是祸害嵩洛一带的四大匪酋。据说当年他拉山头时，有人建议把老巢建在县城附近，他训斥道：“这地方连兔子都藏不住！咋拉队伍？”于是选中德亭，大兴土木，动用上千民工建造“都城”，自称“南天王”，当起土皇帝。

　　当时的豫督张镇芳，深为豫西匪患头疼，逼迫镇嵩军首领刘镇华剿匪。刘镇华坐镇龙门南面的彭婆镇，命令一标标统柴云升剿灭李永魁。所谓“标统”，乃是清末军制，一个标相当于一个团，“标统”就是团长。你想啊，围剿一股土匪，动用一个团的兵力，可想这股土匪的强悍。

　　1912年的农历十一月，一场罕见大雪弥漫了豫西群山，往年这个时候，李永魁都窝在德亭老巢中，和抢来的6个妻妾尽情淫乐。但此刻他被迫在大山中和官军周旋。这一日，他在一个靠山的山寨落脚后，本想早早入睡，可躺下没多久，就听一片喊：“镇嵩军来啦！”赶紧背上光屁股的小妾梁氏就跑。

　　这梁氏当年16岁，本是德亭街上一个刚结婚的媳妇，李永魁听说她长得好，就叫手下送去一张通知单：“你家新媳妇长得好，被我们‘南天王’看上了，这是她的福分。限三日之内送到天王府！如若不从，把你全家的人皮剥下来，贴到北城门上！”梁氏哭哭啼啼，被送来当了小妾。

　　话说这次逃亡，李永魁分兵两股，自己带了五六百人，家眷中只带梁氏一人。那梁氏跟着他东躲西藏，担惊受怕，金钗银饰都跑丢了，幸亏是山林茂密，容易藏身。一次他们藏在崖下，镇嵩军一个连的兵就从他们头顶上通过，吓得李永魁用手捂着她的嘴巴。

　　这一日，他们逃到嵩县与洛宁接壤的界岭，这里十分荒僻，人烟稀少。面对群山银装，漫天飞雪，李永魁也像当年曹操那样发感慨：“这里偏僻呀！如果镇嵩军知道我藏在这里，围困一个月，我就完蛋了！可话又说回来，在这儿藏上三五千兵马，鬼也发现不了！好地方！”

　　就这样，李永魁带着他的匪帮和小妾，在豫西山区里和镇嵩军捉起了迷藏，镇嵩军无可奈何。多日过去，士兵们被拖得面黄肌瘦，乱发牢骚。要不是后来他又回到德亭老巢，让人家告了密，也不会当夜被抓、当夜被审、当夜就被处决。

　　那时候，谁在半道上被土匪杀死，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不觉得奇怪

　　豫西土匪的老巢，一般都建在山上，陡坡之下，便是较大空间，有乡镇村落，有供他们逍遥的人间平台：无事时，在山下吃喝嫖赌耍威风；一有风吹草动，便可迅速打道回府，回到山中老巢。

　　据现在可以查到的资料看：民国初期，盘踞在嵩县的主要是李永魁匪帮。骚扰洛阳和龙门的是张治修、申心宽匪帮。横行于洛宁、宜阳的主要有董十五、洪登科、程秀明匪帮。而祸害宝丰、鲁山一带的是“姜不辣”、“一瓣蒜”、“秦椒红”等股土匪。活动在临汝、郏县的有张得胜匪帮。

　　这些土匪刚起杆时，也就三五个人，几杆破枪，有人甚至连枪也没有，只掂着一把刀。刚开始，小打小闹，翻墙逾户，抢个钱财，或于密林小径处剪径绑票，弄俩小钱。但到后来，匪帮开始慢慢涨队，合杆之后，更是强大，枪支弹药，都很充足。小股三五十人，大股三五百人，多的甚至上万人。他们攻城略地，破城之时，大肆抢掠，竟敢堂而皇之地在县城过夜。

　　民国初年，我省白朗匪帮，就是这样一个逐渐壮大起来的绿林队伍。有人曾把他视为农民起义领袖，但土匪研究专家贝思飞在写《民国时期的土匪》时，把白朗列入匪酋行列。白朗出生在宝丰县，当初拉杆时，人不过三十，枪只有一杆，其他人都拿着大刀片。但后来发展到数万人，从河南打到安徽，又从安徽打到湖北，后又窜进豫西山区，再向西打进陕南，纵横千里作战，官军很难胜他。

　　有人依此说：土匪队伍一旦壮大，就不再依靠山林，可以攻占城市，可以驻地平原。但白朗占领唐河县城，攻打淅川县，攻占卢氏县城，一路走来都不敢离开豫西山地，这说明土匪说到底还是“山匪”，无论是湘西的“榜爷”，还是东北的“坐山雕”，都不离开“山”。土匪识“山性”，犹如海盗识水性，各有各的专业。

　　豫西地盘大，山多民寡。1936年统计，洛宁只有12万人，由于土匪多，政府不得不雇用近千人的保安团。栾川人口更少，仅有8万人。嵩县的地盘更大，顶住3个孟津县的面积，人口10万上下，这样的地盘和人口数量，似乎正合土匪的胃口。当地人说：一股股土匪撒进大山，就像一条条鱼在湖海之中，闻到有吃的，便来了。吃完了，抢完了，就走了，山林里一钻，找都找不着。

　　伊川梁村沟72岁的周建立老人讲：不要说深山了，就是浅山丘陵区，民国时土匪也很多。伊川一些商人到洛阳进货，总是见去不见回，后来一个后生也去洛阳进货，走到鸦岭一处沟壑旁，不小心失足掉下去了。醒来一看，沟底累累白骨，都是先前那些来洛阳进货，被土匪杀死后抛下来的商人。

　　那时谁在半道上被土匪杀了，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不觉得奇怪。因为山中有山谷，有树丛，有山洞。杀了人，往里一藏，很难发现。一些农民虽不上山入伙，却都是“散匪”，平日里荷锄下田种庄稼，有事了，执枪弄棒，啸聚一处，明火执仗地打一次劫，就像《水浒传》中的晁盖、吴用打劫生辰纲。

　　旧中国吏治黑暗，民不聊生，出匪本属正常事。不但深山有匪，平原河谷地带也有。偃师李村和“夹河滩”一带，土匪很多，直到1944年，这里的土匪还很猖狂，八路军皮定均部夜过何庄，一名刚入伍的小战士在草窝里拉屎，一只手就悄悄地伸了过来，把他的步枪“取”走了。

　　豫西人胆大，两三人一密谋，佯装报名当兵，入伍后一领到枪，就跑回家来了。然后靠这些枪作家底，或当土匪，或看家护院。反正是春风吹战鼓擂，那时候谁也不怕谁。洛宁匪首张寡妇走在山中，大白天就有俩没眼色的土匪出来剪径，她不动声色，款款地从毛驴车上下来，忽然拔出双枪，一枪打穿甲匪的手，再一枪，就把乙匪的枪打掉了，两人赶紧跳进沟底跑了。

　　两县或三县交界处，多以山脉河流为界，地形便利，行政上又属于“三不管”地带，所以集聚的土匪就多。

　　豫西地形复杂，山路弯曲。到底复杂到啥程度? 栾川县谷德建同志讲过一件事：1948年2月2日，伏牛山深山密林中走过来3个人。走在前面的是中共栾川县委陶湾区副书记董希桢，30多岁，是我军刚刚派到地方来工作的干部。他此行的目的，是走进深山老林，指导当地革命武装打游击。此地人烟稀少，他们跋涉了两天三夜后，又累又饿，忽然一个战士喊道：“看，前面有间草屋！”

　　于是三人叩开柴扉，走进草屋。但是他们没有料到，这看似普普通通的农家草屋，却隐藏着巨大危险。原来这家户主，是当地反动组织红枪会的一名骨干，他佯装热情，说：“你们先坐下来歇歇脚，我去挑水做饭给你们吃。”

　　此人趁挑水之机，发出信号，几十名匪徒迅速包围了草屋。董希桢和两名战士寡不敌众，壮烈牺牲。豫西地形、民情之复杂，初来乍到的外地人，很难摸住底细。

　　各处村寨一般依山而建，在坡势稍缓处盖房起屋，形成村落，村落大同小异。1932年秋，张寡妇从洛宁、宜阳交界处出发，赶往她的老家——洛宁德里北村报张更山杀子之仇，正是秋夜，月明星稀，队伍前锋走到涧口乡陶峪北村时，误以为已经到了德里北村，“孩儿们”争功心切，便开始“扫荡”。等张寡妇赶到时，方知杀错了，赶紧下令停杀，但此村已有３３个无辜平民被杀。

　　豫西山地不利农耕，却利作战，实在是布兵摆阵的好地方。近年来开发出来的旅游景区，如神灵寨、龙峪湾、白云山、养子沟、天池山等等，过去都是土匪钟爱之地。越是海拔高，越是易守难攻，土匪越爱在上面扎寨。譬如龙峪湾，地处伏牛山腹地栾川境内，距洛阳有140公里。官军要走这么长的路去围剿，实属不易。

　当时宜阳、洛宁交界的洪崖、高湾一带，也是有名的土匪窝。还有偃师与伊川交界的李村、水泉口一带，嵩县与栾川交界的旧县、大章、潭头一带，都是多股土匪盘踞或出没之地。这是因为两县或三县交界处，多以山脉河流为界，地形上有山有水，行政上又属于“三不管”地带，土匪便相对集中。所有这些，都是豫西土匪活动的特点。

 土匪纪律纸枷锁 刀客禁忌板上钉

如果进攻城池遭到抵抗，破城之日，大抢三天，其间暂时废掉所有纪律，任意烧杀奸淫，土匪的纪律，这时也就成了纸枷锁，全被撕破，没有约束力。

　　各行各业都有规矩，土匪亦然。土匪的纪律称为“山规”，条条框框很多。但匪规就像纸枷锁，说撕破就撕破，不能保证长久执行。而绿林中的禁忌，却是板上钉钉，不能有丝毫犯忌。大凡土匪，不怕犯纪律，就怕犯忌讳。犯了纪律，挨打或被杀，尚能被同伙承认是条“好汉”；但犯了忌讳，便是狗屁不如，素质太低，连当土匪的资格都没了。　

　　嵩县大章乡，位于该县西部，四面环山，中间是丘陵川地。这里植被很好，药材很多，被誉为“中原药材库”。当年的土匪受刀伤，不需离山，不用进城，就能找来现成的中草药，敷上一阵子，保准能治好，这是当地人说的。

　　当地人还说：清末民初，该乡出了个“义匪”关金钟，是大仁大义之人——这可把我整糊涂了：土匪杀人放火，还有什么“仁义”可讲？所谓“义匪”，又是咋回事？

 

　　一

　　这里，先不讲“义匪”关金钟怎么“仁义”，先听听嵩县老辈人提到的土匪规矩。土匪为了生存，需要协调社会各层面关系，为规避不必要的冲突和危险，大小匪帮都要制定纪律。首先是“十不抢”。

　　一是喜车丧车不抢，主要是图吉利；二是送信邮差不抢，所谓“穷教书、苦邮差”，邮差没有钱，不值得抢；三是不抢划船摆渡的，土匪到处流窜，不定啥时就得求助船老大，所以不抢，但从栾川、洛宁顺伊河、洛河下来的筏子工，该抢就抢，筏子工运来的木料、竹竿很值钱，又是过路客，不抢白不抢；四是不抢“货郎担”，锔锅的、补碗的、卖糖梨瓜籽的和卖醋卖油的“货郎担”，整天走东串西，洞悉细微信息，不抢他们，是能从他们嘴里打探点消息；五是不抢行医的，土匪打斗，时有伤号，需要医生治疗，所以不抢医生；六是耍钱和赌博的不抢，土匪常说“耍钱一家人，赌博见面亲”，所以不抢；七是车店不抢，土匪常在野外活动，遇到冬日寒风，无处藏身，只有到车店住宿打尖，暖暖身子，所以不抢；八是不抢和尚、道士、尼姑；九是不抢鳏寡孤独；十是不抢奔丧之人。

　　土匪的“十不抢”，前七种要么是没油水，要么是对土匪有用，并不是他们有多么仁义；第八种不抢，涉及宗教神灵；第九种不抢，涉及子嗣香火，怕抢了鳏寡孤独，将来自己也成“绝户头”；至于第十条不抢奔丧人，是怕晦气沾身。

　　当年王天纵起杆，在杨山树起“杀富济贫”大旗，七八“杆”土匪都来集结，制定有严格纪律：第一，各杆缴获财物，统统上缴杨山，然后统一分配，私自藏匿者杀；第二，不准糟蹋妇女，抢女人者杀；第三，兔子不吃窝边草，以杨山为中心分三层：第一层为绝对保护区，30里以内不派粮派款，只收缴柴草山菜，违规者杀；第二层为半保护区，30里以外60里以内，由富户供给粮食，不向贫苦农户索取，违规者杀；第三层为公道区，60里以外，下“飞叶子”要钱，胆敢不送者，杀！

　　土匪靠山吃山，祸害百姓，但也得罩着百姓，如果不分远近通吃，结果必是什么也吃不到，把自己孤立起来，所以一般的匪帮，对附近村庄都保护。这样当官军来剿时，村民才会通风报信，看似保护别人，实则保护自己。

 

　　二

　　清末民初，嵩县巨匪关金钟，为啥有“大仁大义”的名声呢？有关资料表明，当时嵩洛一带有多股土匪，匪首各有特点。民谣形容：“大仁大义关金钟，仁义厚道老张屏，白面书生张治公，好好先生柴云升，蹦蹦跳跳憨玉琨，多诈多疑王天纵，杀人妖精陶福荣。”

　　关金钟人称“关老九”，家里很穷，世代务农，在“杨山十兄弟”中，排行老九，18岁为匪，抢大户，索钱财，都不在嵩县的地盘上，而是跑到卢氏、洛宁。所得钱财，除让弟兄们养家糊口外，不任意挥霍，买枪支弹药，扩充实力。青黄不接时，发粮钱给穷苦人。每逢大年初一，就来到大章街头，让马驮着银元，给儿童发放压岁钱。其匪帮的纪律是：只绑票，不杀人，不放火，不奸淫妇女。

　　一次，他率百名土匪来到卢氏县，将大户刘家老娘绑票，用轿子小心抬回嵩县，拜其为干娘，好吃好喝，供在山上。刘家很感动，送银万两。可他竟又退回2000两，重用轿子把老妇送回。

　　嵩县另一匪首张屏，温文尔雅，凡绑来的肉票，都让匪小端茶倒水，恭敬伺候。若山寨缺粮，宁让匪徒吃窝头，也要让肉票吃白面。行军打仗时，怕肉票不善走山路，让其坐滑竿，或把坐骑让给肉票，自己步行。肉票看到这些，无不动容地说：“放心吧大架杆！俺赶紧通知家人，给您送赎金！”

　　赎金送来，张屏还要耍一招——若对方送来一千大洋，他必然笑道：“多了，多了，拿五百就行了！你回去还要过日子呢！”肉票返家，必让土匪持枪护送，免得半路上再被别股土匪劫去。

　　一日，一村庄房屋着火，火势很大，恰好张屏率匪帮路过，立即带匪救火，很快扑灭大火，救出十几个儿童。这些儿童受到惊吓，个个哭泣不止，张屏便给每人发了十块大洋，算是给孩童压惊。但关金钟、张屏的所为，真的就是“大仁大义”吗？我看值得怀疑。这些事都发生在他们的家乡，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他们不会把事情做绝了。如果真是“仁义”的话，又何必跑到卢氏、洛宁去打劫呢？

　　但这至少说明，土匪是有章法的，他们有着严密的组织和纪律。这些纪律条款很多，足以印成厚厚的《土匪手册》。最基本的是《四盟约》、《八赏规》以及《八斩条》。

　　《四盟约》是“严守秘密、谨守纪律、患难与共、与山共休”；《八赏规》是“ 忠于山务者赏、拒敌官兵者赏、出马最多者赏、扩张山务者赏、刺探敌情者赏、领人最多者赏、奋勇争先者赏、同心协力者赏”；《八斩条》是“泄露秘密者斩、抗令不遵者斩、临阵脱逃者斩、私通奸细者斩、引水带线者斩、吞没水头者斩、欺侮同类者斩、调戏妇女者斩”。

　　其中，“引水带线”和“吞没水头”者罪最大。所谓“引水带线”，是“把士兵带到土匪营地”，这将威胁匪帮安全；所谓 “吞没水头”，是指“私吞赃款脏物”，俗称“吃水”，被认为存有私心、企图反叛。

　　关金钟就是被认为有“吃水”嫌疑，被王天纵夜间带人突然杀掉的，尽管后来证明是杀错了，他是被人诬陷的，但这至少说明：无论你是多大的匪首，违反纪律，都将严惩。

 

　　三

　　土匪对土匪的惩罚，毫不留情，残忍至极。土匪杀自己人时，为了节省子弹，也为了给违纪者留个全尸，一般“活埋”了事，这已是匪帮中最文明的杀人方式了。

　　其次是用绳子勒死，匪话叫“背毛”。行刑时，用一根小细绳套住违纪人脖子，然后用擀面杖绞住绳子，一圈圈地上劲儿，直到把人勒死。

　　再就是“穿花”：夏秋两季，把违纪土匪衣服扒光，绑在大树上，至黄昏，山上的蚊子、小虫成群飞来，噬咬不止，密密一层，糊遍全身，一夜之间，把血吸干。

　　但法不责众，如果大家的违纪行为已经形成大的局面，则一切约束瞬间打破，匪性暴露，恣意妄为。譬如白朗匪帮，曾严禁骚扰妇女，但当部队扩展到上万人时，便很难控制了，在洗劫栾川县和陕西彬县时，对10岁以上女孩统统糟蹋。还有，如果进攻城池遭到抵抗，破城之日，大抢3天，其间暂废山规，任意烧杀奸淫。土匪的纪律，这时也就成了纸枷锁，全被撕破，没有约束力。

　　土匪的忌讳很多。

　　第一，不能提“梦、虎、狼、牙、灵、塔、鬼、猪”八个字。土匪劫财，期望成功，而梦中美事，醒来皆空，因此不能说“梦”，做了梦，不说“做梦”，说“做冥”。对“虎”字忌讳，是怕“落入虎口”。忌讳“狼”字，是怕别人骂土匪为“虎狼之辈”。“牙”与“衙”谐音，“衙门”是土匪的死对头，所以不说“牙”。“灵”与“凌迟”的“凌”字音同，所以忌讳。“塔”字容易联想到墓碑，所以忌讳。忌讳“鬼”字，是怕出门走进“鬼门关”。忌讳“猪”字，是因谐音“诛”字的缘故。

　　第二，不能说“枪毙”，要说“敲”。抓人不能说“抓”，得说“拉客”。受伤不能说“受伤”，要说“带彩”。子弹上身，不能说“中弹”，要说“贴金”，战死不能说“死了”，要说“睡了”。新匪入伙，必须了解最基本的禁忌，否则就会大吃苦头——汝阳一杆土匪，晚上没事干，轮流“说瞎话”（讲故事），轮到一个刚入伙的匪小，他讲：“瞎话，瞎话，窗户台上种了两亩烟瓜，光屁股小孩来偷了，瞎子发现了，哑巴吆喝了，瘸子追上了，没胳膊没腿抓住了。”他讲得绘声绘色，很是可笑，但匪徒们非但不笑，反而脸色难看，几个耳光就打过来了，他被勒令“退伙”。匪小这才明白：不能说“抓”，土匪最怕被“抓”了。

　　第三，忌讳说“谢”、“包”、“半”。“谢”字本是礼貌用语，但豫西土匪最忌“谢”字。一是土匪同伙被抓后，往往被大卸八块，“谢”谐音“卸”；二是清末洛阳官府的剿匪头目名叫谢宝胜，见“谢”字，如同见“鬼”字。“半”字也不能说，土匪爱用铡刀杀人，那种被铡成两半，或匪帮被吃掉一半的事情，土匪都不乐意碰到。“包”字涉嫌被官军“包围”，所以也不能说。

　　第四，土匪忌讳“吹口哨”，一是怕暴露目标，二是口哨被认为是鬼神召唤的声音。如今影视剧中，动不动就让土匪“吹口哨”，用来发信号或招呼同伙，这是导演不懂土匪禁忌。

　　第五，午休遮挡阳光时，不能以纸、布覆面，这是人死后享受的第一项待遇。正在行驶的船只，偶有鼠类动物跳入水中，便认定是大祸来临，行动要立即停止，或者转航而走。

　　土匪对于禁忌，都会自觉履行，笃信其灵验性，无论匪首匪众，大家约定俗成，对禁忌深深敬畏，从不轻易改动。各地匪忌大致相同，但有少许区别。譬如河南土匪，忌讳说“虎”，而东北土匪则不忌讳这个字。新入伙的匪小，懂得了禁忌后，才能在匪帮生存。但要想在绿林中混，单靠这些还不行，还需学会绿林暗语，否则等于没有“绿卡”，处处受到怀疑和阻扰，所谓“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其中大有文章。

 

绿林暗语通关牒 土匪黑话生死牌

余庄人彻底被激怒了，答道：“鳖儿！先敲了你这鳖儿再说！”当的一声响，这个站在最前的小头目被打中，落下马来。

　　绿林暗语，是区别于大众口语的一种特殊隐语，说得好听点是“隐语”，说得难听点是“黑话”。各地土匪暗语有所不同，通常以当地土话为基础，再加上匪行常用语，就形成了绿林暗语。

　　不懂暗语的土匪，等于没有获取绿林通行证。遇到关卡，暗语是通关文牒，答对了放行，答错了受阻；特殊场合，暗语是生死命牌，答对者生，答错者死，丝毫不能含糊。

　　过去的土匪首领，都有一本小册子，上面记着绿林暗语。新匪入伙后，也要花上半年时间接受培训，学习和掌握暗语。

　　暗语很重要，阴差阳错之间，就要了一个人的命。

　　暗语很神奇，上世纪20年代，因为一句暗语，洛宁县城老老少少都保住了命。

 

　　一

　　到洛宁采访，发现洛宁人根本不把土匪当土匪，而是当成乡村传奇。乡民不称“土匪”，而称“刀客”，似乎刀客们的惊人杀戮，都是轻描淡写的民事纠纷。

　　在东宋乡丈庄村，当街坐着一位白发老人，老人祖籍伊川，后迁居此地。他见我打听当年匪事，说：“你问的不就是过去那些‘打业’的事情嘛？过去整天‘打业’！刀客来了，哪个村子也躲不过去，躲不过去呀！”

　　他所说的“打业”，到底是什么意思，“业”字是否该这样写？我有点怀疑。问该村几个文化人，有的说应写成“打孽”，有的说应写成“打邪”，但老人坚持说是“打业”。后来我琢磨，老人所说的“打业”，也是可以说通的：佛教把使人沉沦的无边罪恶称为“业”，土匪打来打去，和官军打，和民团打，又和百姓打，总是打，全是仇和怨，可不就是“打业”吗？

　　话说当年巨匪“老洋人”（张庆），率领2000杆众（匪众），从宝丰出发，来犯洛宁，计划先“撕围子”（攻村寨)，再“破圈子”（攻县城）。首个进攻目标，便是离县城5公里的余庄村（今属城郊乡）。

　　由于常闹土匪，各村都有武装，尤其是余庄，早在清末就垒起了寨墙。寨墙底宽丈八，顶宽一丈，通高丈八。设有八个炮台三个寨门，每隔八尺一个枪眼，易守难攻。

　　但余庄人没有料到，“老洋人”的人马会有那么多！站在寨墙上一看：东寨门前５００米空阔处，黑压压挤满了2000名刀客。

　　一场大战在即，寨墙上下，有了一段对话，土匪暗语出现了——

　　刀客中一个小头目喊话：“围子里边的人听清啊！我们走了‘一线丈子’（百里路程），路过贵地，‘当家的’（匪帮首领）让我‘喊金子’（要钱要粮），借点‘高鞭子’（钱），捎带‘填瓤子’（吃饭），让‘众儿郎’（众匪徒）解解饥渴！”

　　这是第一轮喊话，比较客气，不说“抢”，说“借”。

　　寨墙上的回答很硬气：“你鳖儿不要烧（‘烧’是河南方言，狂妄或得意忘形的意思）！有种的报上名来！”

　　“大爷我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我是你爷爷某某某！限你一袋烟工夫，送出来18个‘油青脸’（爱化妆的女子）、‘倒跟脚’（脚没缠小的女子，适合当压寨夫人，可随土匪奔波）、双眼皮的大闺女！”

　　这已经不客气了，开始挑衅了，表明自己不是来吃素的。

　　寨墙上也不示弱：“想要大闺女？回你自己的家去吧！你姐姐你妹妹等着跟你睡觉哩！”好了！双方撕破面皮了，准备“打业”了。

　　但土匪这边，还要吓唬一下对方：“围子里的人听清了！爷爷要的货，快快送出来！不然就要‘灌围子’（往寨里面打枪炮）！‘接观音’（绑架妇女）、‘抱童子’（绑架小孩）、‘撬死祖’（掘祖坟）！把你们的房子全烧了，男的全‘敲’（枪毙）了，老的小的全‘宰’（刀杀）了，女人不管丑，不管俏，一齐拉出来‘轮流睏觉’（轮奸）！”

　　余庄人彻底被激怒了，答道：“鳖儿！先敲了你这鳖儿再说！”

　　当的一声响，这个站在最前的小头目被打中，落下马来。紧接着，寨墙上大炮轰鸣，战斗开始了。土匪们等的就是这一刻，嗷嗷怪叫，开始进攻，展开了疯狂杀戮。

 

　　二

　　土匪杀戮成性，最喜血腥，看见血，就兴奋，就来劲，他们喊着“灌呀！灌呀！往围子里灌呀！撕了围子抢‘花票’（女性人质）呀！”不顾死活地往前冲！　　　

　　土匪进攻时喊的也是黑话，这种黑话粗鲁、霸气、动作性强，可起到为土匪壮胆提神的作用。

　　余庄村守寨５００人，男女老少都在内，而能打打杀杀的青壮年不过２００人，寡不敌众，最终围子被撕破，东西被抢光，男子被杀殆尽，惨烈场面不忍追述。而“老洋人”屠寨之后，收刀走人，按计划要去攻打洛宁县城，但先行一步的土匪探子，来到县城东关时，正碰上几个乡民从城中赶集返回，就问“城里的‘水鸭子’（黑话指机关枪）多不多？”被问的乡民不懂土匪黑话，误以为问的是真鸭子哩，随口来了一句“多得很”，就继续赶路了。

　　“老洋人”听了这情况，决定不再打县城。因为“水鸭子”多的话，刚作过战的土匪要吃亏的，所以掉头走人——一城之人，躲过一劫。

　　这是最著名的“暗语事例”，乡民不懂暗语，竟救了一城人，真是歪打正着了。

　　只要你当了土匪，就得学会说黑话。黑话是土匪辨别敌我、凝聚团队、进行联络、排斥外人的重要符号。据统计，民国时期，各地土匪黑话共有134组，有五种表现形式。

　　一是在方言基础上渗入土匪特需之含义；二是借鉴秘密会社的现成暗语；三是从特定事物中衍生暗语；四是因忌讳某种东西找到替代词形成暗语；五是从土匪的行为嗜好中析出一类暗语。

　　暗语囊括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凡人们生活、社交的所有语言，土匪暗语中都有对应语，其中又分为吃穿戴、寒暄、结交、联络、姓氏、人体器官、物品、动物、一般用语及作战等几大类。

　　土匪建制方面：山称“架子”，上山称“登架子”。成股的土匪称“杆”，成立匪帮称“架杆”、“起杆”、“拉杆子”。一般的土匪分子称“响马”、“刀客”。匪首称“总架杆”、“架杆”、“趟将”、“当家的”。匪首下面的副手称“杆首”、“二架杆”。匪伙聚会叫“碰杆”，合并叫“合杆”。众匪兵叫“众儿郎”， 秘书叫“牛一”、“白扇”。参谋叫“军师”，出纳员叫“账架”，侦察员叫“巡风”。

　　出马作战方面：“开差”是出门行劫，“私差”是私人行动，“武差事”是大抢劫，“扑风”是正面迎敌，“开味”是与官兵对阵开火，“交壳”是激战。“落水”是被官兵捉去或杀死，“带彩”是受伤，“贴金”是中弹，“过方”是死了，“睡了”是战死。“得风”是交战胜利，“失风”是交战失败，“顺水”是撤退，“反水”是归队回山。抢来的赃物叫“水头”，交易赃物的地方叫“架子楼”。“开花”、“劈霸”指分赃，“放台子”是聚赌，“打签子”是拦路抢劫，“抹林子”是到村庄打劫。

　　长枪叫 “胳膊”、机枪叫“喷筒”、“水鸭子”。手枪叫“拐子”、“腰逼子”，子弹称“白米”、“一粒金丹”、“大洋”、“钉子”等。刀称“口锋子”，杀头称“望城圈”， 打屁股称“拍豆腐”，杀人称“横梁子”，枪毙称“敲”、“崩”。

　　其他方面暗语：“水”是财，“大水”是大财，“小水”是小财。“窑堂”是房子，“红窑”是烧房子，“哑巴窑”是庙，“跳窑”是妓院，“流水窑”是旅店，“苦水窑”是药店，“啃水窑”是饭店，“混窑”是澡堂，“雾土窑”是鸦片馆，“艺窑”是戏院。“轮子”是车，“疯子”是马，“高脚子”是骡，“长脖子”是驴，“吹子”是牛，“膻子”是羊，“哼子”是猪，“皮子”是狗，“尖嘴子”是鸡，“扁嘴子”是鸭。

 

　　三

　　这些土匪暗语，过去都是成系统的，多得很，今天收集起来却很难。许多人记不得那么多了，以上是在洛宁收集的暗语，还有一部分是在洛阳工作的汝州人提供的。专家考证中原土匪暗语的“母语”在汝州，是以汝州方言为基础的。土匪暗语产生后，逐渐发展，后又加进口令和秘密手势、动作等，形成了特殊的“语系”。

　　由于土匪太多，有时土匪之间懒得用暗语打招呼，就用明语来打招呼，这些看似正常的话，也有专门规定的“套路”，如果回答得乱了套，便证明你不在江湖。　　

　　下面是汝州、郏县、宝丰一带土匪之间常用的明语：

　　问：你从哪里来？

　　答：我从我来的地方来。

　　问：你到哪里去？

　　答：我到我要去的地方去。

　　问：你身上带着什么？

　　答：我带着3支香和500元现金。朋友，富有可能来找你，但又走了（说最后一句时，来者用手指点提问者的身后）。

　　前面几句话，一问一答，看似明白，其实也是怪怪的。尤其是最后一句，你若不知情，绝对回答不上来，就表明你不在匪行了，对方就可能找你的麻烦了。

　　当年杨子荣上威虎山之前，曾认真学习过土匪暗语。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打虎上山，进入匪窟，与座山雕有段对话。

　　座山雕：天王盖地虎！

　　杨子荣: 宝塔镇河妖！

　　众土匪：么哈？么哈？

　　杨子荣: 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

　　这全是黑话，翻译出来是：座山雕：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气你的祖宗？杨子荣：要是那样，叫我从山上摔死！掉河里淹死！众土匪：以前独干吗？杨子荣：正晌午时说话，许大马棒山上的！

　　接下来座山雕用明语，冷不丁来一句:脸红什么？杨子荣回答：精神焕发——怎么又黄啦？杨子荣不慌不忙地答：防冷涂的蜡！

　　暗语、明语随问随答，没有难倒杨子荣，也没有露出破绽，座山雕这才解除了戒心，认定杨子荣就是土匪胡彪。可见中国各地的土匪,都拿暗语来区分阵营，辨别真假，暗语实在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软环境，须臾不可离开。新匪入伙，先学暗语。学会了暗语，便可下山做些简单打劫生意了。 

绑票多在月黑夜 撕票不待晓风吹

豫西土匪，无论是大杆小杆，不论“义匪”恶匪，都干绑票的勾当。换句话说，若是土匪不绑票，也就不是土匪了。

　　“票”一词，原意为票钱，后作为标志，特指被绑架后用来换赎金的人质。这些人质统称为“肉票”，又细分为“洋票”（外国人）、“彩票”（富人）、“土票”（穷人）、“花票”（女性）、“快票”（不过夜就要赎金的姑娘）。

　　土匪绑票，多在农闲季节里，多趁月黑风高天；然后与票主讨价还价，商量赎金价码，如果票主迟迟不来赎人，土匪就会“撕票”——把人质杀掉。　

　　上篇说到，土匪也不是好当的。新匪入伙，必须先学绿林暗语，学会了暗语，才可以在江湖上混，才可以和其他土匪用黑话沟通。

　　但仅学会暗语，还不能单独行动，不能去“拉单”绑票，只有“过堂”之后，才可以下山打劫。

 

　　一

　　所谓“过堂”，就是考验，并不在“堂室”进行，而是在室外展开。

　　由于入伙方式复杂，一般情况下，新匪得有“保人”保举。“保人”都是土匪的熟客，在介绍新匪入伙时，他会这样说：“我保举某某某来入伙，他不求当官，只求混碗饭吃，请当家的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他一碗饭吃。从此后，鞍前马后，尽管使唤；水里火里，是死是活，是他的造化！”这是第一回，先提出申请，但并无结果，得回去考虑几天后再来。

　　第二回来时，要立个字据，交给“白扇”（秘书） 保管，上面写明被保举人的来意以及入伙后愿意“走马飞尘”、“不计生死”等字样。写完后，这名新匪就进入了见习期。

　　另一种入伙方式，没有保人，自己来投。那就对不起了，得试试你的胆量：要不，你下山提颗人头；要不，往头顶上放个水罐，让枪打。

　　灵宝一带的土匪，最爱用后一种方式。当入伙者顶上瓦罐后，会有人告诉他：“往前走，莫回头，听到枪响别 了！”然后由“神炮”提枪，在后面跟着走。这些“神炮”，都是些能打香头的主，是匪帮中的狙击手，根本不会打错地方。

　　当被考验者走到百步之遥，“神炮”突然举枪射去，把瓦罐击碎，随后，上前摸摸那人的裤裆，看看是不是吓尿了。如果吓尿了，说明胆小，当不了土匪，轰走了事，如果没尿裤子，则拍拍他的肩膀，表示可以入伙。

　　还有一种考验方式，是让新匪跟着老匪出去抢劫。办法是不给他枪，不给他刀，让他下山“踩盘子”、“望水”，刺探情报。如果不惧不怕，搞准了情报，老匪就会向匪首汇报并建议：“这人‘遛过了’（考验过了），还算‘顶硬’（能挺住、胆大）！收了吧？”

　　一个合格的新匪，就这样被他们引上路。这些刚入伙的土匪，要在相当长时间内执行绑票任务，因为老匪一般不干这个，老匪们都是骨干，杀鸡不用牛刀，留着去攻城略寨。二是新匪入伙，都急于立功表现，绑票差事相对简单，任务好完成。

 

　　二

　　与绑票有关的事体和程序是：“望水”（侦察绑架对象）、“架票”（实施绑架肉票）、“传帖”（又叫“飞票”，传送勒索通知单）、“叫票”（讲票价）、“看票”（拘押肉票）、“养票”（供肉票吃喝）、“滤叶子”( 审问拷打肉票) 、“领票”（赎回肉票）、“撕票”（杀掉肉票）。

　　绑票，首先要物色对象，这里面很有讲究，并不是胡乱绑架，要先“望水”。“水”是财，“望水”就是看谁家有钱。还要预测到：一旦绑了票，票主是送赎金，还是送鸦片，若这两样都送不来，会不会拿粮食来抵。

　　此后，还要选准关键人物，这样，他的家人才肯下大本钱来赎人。一是独生子，为了血脉延续，家人肯定交出赎金。二是待嫁的新娘，勒令当天来赎，不然一过夜就危险了。这种快票，娘家不赎，婆家会来赎，要不就是两家凑钱合赎。三是如果当家的是个大孝子，就绑架他的长辈，他必尽力来赎。四是经商的掌柜，一来是家里的顶梁柱，二来生意上全靠他，也是非赎不可的。

　　过了几天，土匪见赎金送不来，就不耐烦了，开始埋怨肉票，说：“您家人不把你的命当成命，不来赎你。你吃喝拉撒，都是开销呀！”于是就折磨肉票，俗称“滤叶子”，目的是给票主施加压力，让其痛痛快快送来赎金。

　　“滤叶子”很是损人。一种是“熬鹰”，此“刑法”常常在匪帮夜间转移途中使用。中途休息时，“秧子房”头目燃起一堆火，让众多肉票围火而坐，然后取出一个马铃铛，让肉票每人摇几下，再传给下一个，依次循环，一圈又一圈，不能停。肉票摇铃铛时，土匪们可以打个盹，隐约中不听铃铛响，就警觉起来，看哪个肉票忘记摇铃了，这个肉票立刻便会挨上一顿打。如此煎熬下去，肉票个个精疲力竭，即使让他跑，他也跑不动了。

　　另一种方法：让肉票不断地讲荤段子，或让肉票讲怎样和老婆睡觉，如果讲完后众匪不笑，就挨一阵棍子。过夜时，担心肉票跑掉，土匪在土墙上凿一洞，让肉票一条腿从墙洞中伸出，再用木锁横锁了，谓之“骑墙”，肉票进退两难，跑也跑不掉，难受之极。

　　土匪有时变个花样，用热皮胶水将肉票双眼糊住，使之看不见，逃不脱，这叫“戴眼镜”。为给单调的土匪生活增加点刺激，土匪把抓来的妇女剥光衣服，在其乳房上系两个铃铛，勒令她去擀面条，看她身体晃动，听那铃铛乱响，土匪笑作一团，大呼小叫要吃“响铃面”。

 

　　三

　　豫西土匪一般只绑“彩票”（富户），活动在汝州一带的巨匪秦椒红，规定“抢穷人者，杀”。但富户勒索得差不多时，有些匪帮就绑“土票”（穷人），说“至少可以换一只鸡来吃”。灵宝河西村附近的汉山上，上世纪20年代，土匪修了一道溜石栓，上面拴的全是“土票”，每次都有上百人，如今索痕累累，尚可目睹。

　　土匪绑到肉票后，勒索的价码没有统一标准，一般视票主的家庭状况而定。过去没有电话，让被绑架者家人知道赎金数目，是把通知单隔墙扔进庭院，或用飞镖扎住字条下“飞票”；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托中间人“传帖”。

　　这种中间人，叫做“花舌子”。“花舌子”凭三寸不烂之舌，对票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常常这样说：“你家摊上事儿了，我也挺同情。不过你家也要想开，把人赎回来是大事。有了人，不怕没有钱，好歹是一条命。再说了，这是你们当家人，古语说的好‘家有万贯，主事一人’，可不能不去赎呀。”

　　赎人是最无奈的事情，大户人家得破财，中等人家得破产，小户人家得卖房子，反正都要大伤元气，好多年翻不过来身儿。更糟的情况是：赎金搭进去了，赎回的亲人已被土匪折磨成残废了。

　　当然也有另类事情发生，有的票主的家人被绑架后，一来二去，竟和土匪交上了朋友。民国时洛宁樊村人段升当土匪，把富户韦圭恩绑了票。韦圭恩的儿子韦献臣，在洛宁县政府当差，段升便有所顾忌，没敢亏待韦圭恩。

　　韦圭恩被赎回，对儿子说：“刀客没亏待我，他们没啥吃的，自己饿肚子，还让我吃饱吃好。土匪绑票，无非想弄俩钱，咱家钱多不算啥，以后遇到这些人，不能跟人家过不去。” 果然后来段升进城，正撞上时任县征稽处处长的韦献臣，韦赶紧支走征稽队，没有抓段升，还请他到酒馆喝酒，告诉他不要惊慌。

　　后来土匪攻打下韦献臣的寨子，大匪首要杀韦献臣，段升说：“不能杀他，他是个大好人呀！”匪首恼怒，说：“你咋为当官差的人讲情！犯了大忌！赶紧改口，不然把你和他一块用铡刀铡了！”

　　段升想了想，竟然选择了后者，和韦献臣一起把头伸到铡刀下……

 

　　四

　　遇到迟迟不来赎人的票主，匪帮就要“撕票”（杀肉票）。到规定送赎金的这一天不赎人，被认为是对匪帮的极大蔑视，为了杀一儆百，必在这天拂晓前杀死肉票，肉票别想再一次看到日出。

　　但对其中的“花票”，匪帮往往不舍得撕票，会顺手将其卖到妓院去，多少换几个钱。若绑的是小孩，先不杀掉，砍掉其一根手指，装在信封内，送到被绑小孩家中，再约定赎期和地点；如果到时还不来赎，就再砍掉一根指头，再送去，直到砍掉五指，不来赎，就撕票。

　　土匪这样做，为的是使人恐惧，促使票主赎人，打的是心理战。开价码的时候，一是尽可能敲诈更多的钱，不然绑票作甚！二是要留有余地，价码过高，票主拿不出钱来，横下一条心，舍命不舍财，就耽误工夫了。三是不能价码过低，若捞不到油水，等于白忙活一回，也是件窝囊事。

　　土匪绑票的目的是要钱，一般不撕票。对于重要的肉票，宁可受点累，也不舍得撕，转移时都带着。灵宝一个老土匪，绑了一个有钱人家的男孩，才3岁半，“花舌子”送出好几封信催赎金，那家人极其吝啬，不来赎，说：“那孩子不机灵，有点憨，长大后也不知是葫芦还是瓢，不赎了！”老土匪只好缝了个大皮兜子，转移时背着那孩子，半年后有了感情，说：“他家再来赎也不给，留着当干儿子！”真的就当了孩子的干爹。

　　专家指出：绑票勒索是土匪的主要创收渠道之一，这是因为绑票这种方式，比杀戮性抢劫稍显温和，受害者还能够接受，基本上不报官府，因而风险较小。其次，土匪常常被迫转移，抢得笨重财物后，往往不便携带，而肉票是可以自己移动的，所以，土匪都乐于绑票，而且乐于绑“彩票”和“花票”，其中故事很多。

 

彩票上山似入席 花票过夜如过关

土匪绑票，首选“彩票”(富户) ，为了勒索一大笔钱财，一般对彩票都很客气，好吃好喝好招待，甚至让彩票吃肉食；对待“花票”（女性）则不然，花票被抓后，过夜如过关，随时都有被强暴的危险。豫西土匪一般不糟蹋“快票”（将出阁的大闺女），上午绑快票，下午就放人，强调当天拿到赎金，图的是个“快”字。　

　　民国时期，豫西“绑票”现象司空见惯。洛宁人说：“那时候土匪‘绑票’，就像‘星星过月’一样，天天都有，不稀罕！”

 

　　一

　　洛宁东宋乡丈庄村老辈人回忆：解放前，村外有次过刀客，刀客“押票”的情形很吓人——一条长麻绳，拴着一大串“肉票”（人质），全是男的，足有二十几个人。这些肉票被刀客驱赶着，哭丧着脸，有的还一瘸一拐的，腿上有伤，脸上也流了血。

　　请教县史志办的同志，得到一点常识：凡一次押运几十个肉票的，不属纯粹意义上的“绑票”，而是匪帮在攻城略寨后，顺手牵来的“肉票”。这些肉票的家底都还没有摸清，经济回报率有限。

　　这些“肉票”虽不值钱，但却另有用途——由于他们在土匪攻城时做过抵抗，土匪归山后就把其作为泄愤工具，他们中有些人将作为活靶子，供“神炮”练习枪法，或锻炼新匪的杀人胆量。

　　土匪的地域性很强，“匪”字前加“土”字，强调的就是地域性。小股土匪，一般不到大城市去冒险，一是他们土得掉渣，其打扮和谈吐，容易被城中警察认出来。二是城市有城墙和城门，一旦被发现追赶，警察关门打狗，他们很难逃脱。但洛宁有个土匪孙攀脚，却敢窜到洛阳城绑票。

　　他来洛阳绑了个姓潘的商人。过了一个多月，潘家托一个宜阳人当说客，把潘老板赎回。这个潘老板做大生意，属于彩票，他给孙攀脚的“回报”很丰厚：两千块现大洋、１２０支枪、１０００套服装。这次绑票，由于“水头大”（票价高），遂被豫西土匪传为“佳话”，被认为是“土包子”吃“羊（洋）肉包”的典型案例。

　　土匪为绑到彩票、发笔大财，简直六亲不认，这叫“兔子不吃窝边草，逮住一回就吃饱”，洛宁长水乡后湾村的宁老七，就把自己的干爹绑了票。

　　宁老七小时候很穷，１２岁成了流浪儿，１３岁跟一个刀客闯荡江湖，１７岁回到洛宁自立山头。俗话说：“有了‘杆’（匪帮），就得养‘杆众’（匪众）。”匪首都想不断地“涨杆”（扩充队伍），但宁老七手头拮据，总是耍不大，心中很焦急。

　　一天，他又在苦思冥想，忽然想到自己的干爹，有钱有势，是块肥肉。于是让人把干爹绑到一个地方，天天让干爹吃酒席。几天过去，他干爹心发了慌，知道这是被绑票了，但不知是谁干的。直到第5天，有人送来传帖，上面写道：“意欲扩充实力，无奈钱财不足。干爹深明大义，能助一臂之力。”因是写给熟人的传帖，连“主语”都省略了，也没落款人的姓名。

　　好歹他干爹一看就明白：这是干儿子干的！他妈的，竟把我当彩票了！但他装作很理解的样子，对传帖的人说：“哎呀！原来是他呀！我正准备给他送点儿钱粮哩！你不知道啊，干儿子在山上竖着这面大旗，我在地面上的生活就很安稳！别的杆子路过寨子，都绕过去了，不来骚扰，这是看我干儿的面子呀！”于是马上修书一封，语气十分亲切：“困难再大，也要筹措重金，望诸子贤侄放心。”

　　结果，宁老七用干爹这张彩票，换来三布袋现大洋，买了百十支长枪，队伍比先前更有底气了。

 

　二

　　土匪乐于绑票。首先，绑票属于“文差事”，要比“武差事”（大抢劫）容易得多。“武差事”攻城略寨，是土匪拿命换钱；绑了票，却是让肉票拿钱换命。其次，暴力抢劫必须出动大队人马，而绑票只须三五人，随时可干，而且每次绑票，情形都不一样，这给枯燥的土匪生活带来新鲜刺激。

　　嵩县有名的“义匪”关金钟（人称“关老九”），每次绑票都留下故事。此人最拿手的，是在绑票过程中“认干亲”，绑票一次，认家干亲。到后来，究竟认了多少干亲，连他自己也数不清。

　　当然他认的干亲，都是彩票，都是富户。嵩县大章乡，是他的老营盘。如今，这里的农民还说：关老九最会绑彩票！绑来的彩票，好吃好喝好招待，天天让你吃酒席。一次，关老九到洛宁，瞅准一个富户，绑了其家一个两岁男孩。为了照顾这孩子，他专门雇了个奶妈。

　　这孩子在嵩县住下来，慢慢地和他混得熟络，彼此有了感情。这家的主人来赎，关老九抱着孩子问：“走不走？”孩子伸出小胳膊，搂着他的脖子不放手。关老九就对票主说：“你看看，孩子不想走，再住些日子吧。包他吃得白胖白胖，毫发无损！”

　　票主无奈，只好定期送些钱财过来，一直等到孩子5岁，懂事了，关老九这才把孩子送回去。送到洛宁，他又提出一个条件：我要做这孩子的干爹！票主哪里敢拒绝，遂与他做了干亲。

　　我去嵩县采访几次，每一次当地人都津津乐道关老九，说他如何“仁义”，我却不敢轻易苟同，认为这是他的狡黠：譬如他绑架洛宁幼儿，从2岁到5岁，幼儿失去父母，每天与他厮磨，自然离不开他。这3年当中，倒霉的只能是票主，思念爱子，不得不常来看看，每次来怎敢空着手，必定带着钱物，3年间要被讹去多少啊！

　　土匪毕竟是土匪，毕竟不是侠客义士，他们佛面上刮金、油锅里抓钱、刀口上舔血，这才是他们的常态，所以不能被表面的“仁义”所迷惑。即使让彩票吃肉食，也不过是拿票主的钱，提前请客罢了。土匪之狡猾，岂比常人心！这里可举外地匪事一例，来说明天下匪性之既猾且狠。

　　1935年，吉林省发生一桩离奇绑票案：姜姓大财主虽腰缠万贯，但为人却吝啬，人送外号“姜老抠”。当地匪首“三江好”想绑架他，但他深居简出，三江好苦思多日，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一天，他率一伙匪徒化了装，抬着一口空棺材跑到姜家祖坟，连哭带喊，挖坑出殡。

　　姜老抠正在家里抽大烟，家人跑进来说：“咱家近族中谁得‘外丧’（死在外乡）了？ 坟上正出殡呢！”姜老抠不知是计，腾地从炕上跳下来就走。走到坟地一看，果见摆着一口棺材，一些人披麻戴孝，正哭得热热闹闹。姜老抠一看都是陌生人，大怒，破口大骂：“日你祖宗！谁来俺坟上作践人啊？！ ”那伙人一听，不哭了，都笑了，把棺材盖一揭说：“来吧，就等你了！”把他摁到棺材里，他就成了彩票了。

 

　　三

　　除绑彩票之外，土匪也喜欢绑花票。花票虽统指女性人质，但基本上是指年轻女性。但豫西土匪中，有的不屑于绑花票。

　　豫西土匪分好几个层次：第一层次不绑票、不剪径，只打官府，这是匪行中最高品位者，这类和官府对抗的武装，如果有了规模和政治指向，便转化为农民起义；第二层次是绑票，但不剪径、不截路，这类土匪认为，打劫商旅和路人,是小毛贼干的勾当，不上档次，所以不为；第三层次也绑票，但不绑花票，尤其不绑快票，此类土匪尚未远离家乡，所以兔子不吃窝边草。

　　快票，绝大部分在天黑前就被赎回了，票主天黑前不来赎，大多是因为穷，凑不够赎钱。快票一旦过了夜，也就不想再赎了，尤其是婆家人，觉得过了一夜，没过门的儿媳妇肯定让土匪糟蹋了。婆家不赎，娘家也无心再赎了。快票即使被赎回，有的也会被婆家退掉，从此难以嫁人。有的快票回来后，很快就自寻短见，或者嫁到很远的地方，女婿多半不合她的意，凑乎着过一辈子。

　　所以豫西土匪一般不绑快票，觉得有点儿“过”，下不了手。但自从洛宁出了女匪张寡妇后，绑快票开始蔓延。张寡妇的优势，是在性别上让快票放心。大姑娘被她绑架后，不像置身清一色男匪中那样绝望。

　　事实上，张寡妇确实不允许男匪接近快票。快票绑到山上、捆在屋里后，她自己拎双枪守在门口，直接当了门卫。

　　一次，有个匪徒以为张寡妇睡着了，就悄悄摸进快票住房内，张寡妇其实早看见了，躺着没起身，甩手一枪，那匪徒就被打死了。然后暴尸三日，从此以后匪徒们都不敢造次了，张寡妇的“好名声”也随即传开了。谁家的姑娘被抢了，街坊便赶来问：哪个杆绑的？回答：张寡妇绑的。对方就会松口气说：还有救！张寡妇保你“囫囵快票”（未破身），赶快凑银子吧！

　　这几乎成了一种“信誉”，张寡妇于是大肆绑快票，票主们也都积极凑赎金，很配合，真是咄咄怪事！其实，张寡妇不过是巧取豪夺罢了，我相信那些快票，回家后不会有啥好果子吃——由于张寡妇是名匪，所以你被名匪绑架了，自己也就出了大名，人们指指戳戳，一辈子别想抬头了。张寡妇的杆子拥有上千匪徒，上千名土匪的生活所需，大多依赖快票的家庭赎金。毫无疑问，张寡妇绑快票的背后，是无数票主的家败人亡和斑斑血泪。

　　其实，不论豫西匪帮怎么标榜自己不糟蹋快票，老百姓也是不会相信的！很简单的道理——“快票”之所以“快”，不就是赎得慢一步，就被土匪祸害了吗？其实，大多数快票都被土匪糟蹋过，只是她们故意否认罢了。因为土匪毕竟是土匪，这些女人被糟蹋后，白天为土匪做饭，晚上轮铺陪土匪睡觉。一段时间后，新的快票来到，她们就被卖到妓院去。

　　在豫西，曾出现过一次绑架７０名花票的悲惨场景，那是“老洋人”血洗安徽阜阳县城后，押解着70名花票转到豫西，在审问了花票的家境后，根据不同情况勒索赎金，有的上万块，有的数千块，最低的是五百大洋。

　　阜阳人算倒了大霉！从阜阳赶到豫西来赎人，一时间阜阳口音声闻于途。而那些贫苦人家，无钱赎人，只得将亲生女儿弃置不顾，让其在豫西供土匪作践。可见土匪之患多严重，遭祸害最多的还是老百姓。 

寨上弓弩催晓箭 寨下火把照匪影

从清末到民国，豫西成了土匪的王国。史料披露，1911年，洛阳官员抱怨豫西已成“匪区”，他们茫然地看到: 几乎没有一个村庄不受土匪袭扰。过去刀客只在夜晚出动，只在边远村庄动手；现在光天化日就抢劫城镇，一到下午四五点钟，城乡田陌便路断人稀，纷纷关闭城门和寨门。

　　那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啊——豫西秋来风景异，洛阳雁去无消息。四面八方匪声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在这种形势下，豫西村镇纷纷筑寨御匪，每当土匪过境，村头响起锣声，百姓便扶老携幼，带上值钱东西，纷纷躲进寨中，老辈人说这叫“跑匪”。

　　于是豫西的民匪对峙，成为了旧中国小规模战争的一个典型画面……

 

　　一

　　洛宁，过去叫永宁，土匪多如牛毛。

　　上戈，过去叫上虢，在洛宁最西边，离县城55公里。西周时期，三门峡是虢国封地，从这里往虢国封地，须翻山越岭，就是“上虢”了。后来觉得“虢”字笔画太多，难写，就以“戈”字代替。我这次来上戈，就是参观乔家大院，看一个家族是怎样构筑工事防御土匪的。

　　一看就明白了：凡能抵御土匪的寨子，都居高临下，建在高处。乔家是大地主，有6处紧密相连的宅院，门前是缓坡，下面是小河，门前有炮楼（已坍塌），墙上有枪眼，如此庞大的建筑群，互相连接，院前有开阔地，院落之间互通。土匪来了，必先在过河时挨枪，再于开阔地上死伤。

　　乔家很牛，牛到一家便能筑寨御匪，不与其他农户联手。但在通常情况下，单门独寨要和土匪对峙，是很危险的，如果乔家没有人当官，常在外面“罩”着，很容易被土匪破了寨子。因为没有大批民众参战，仅靠家丁是不行的。

　　洛宁人说不论大寨小寨，凡能筑起寨墙的，都是里面有地主。如果没有富户领头凑份子，搞集资，穷人是拿不出多少银子的，寨子也就筑不起来。

　　相对于土匪来说，地主是“民”之范畴。这些富户由于家财多，怕抢了；房舍多，怕烧了；人口多，怕绑票，所以筑寨御匪，最为积极。

　　修成的寨子分为两种：一种不在生活区内，但离村庄较近，具有天然山头或沟壑，再经过人工构筑，形成可与土匪对峙的战斗堡垒。乡民根据多年“跑匪”经验，会在寨内预备5天以上的生活必需品，如粮食、饮水、柴薪等。一旦土匪过境，男女老幼一起入寨。这种寨子的防御功能，远远大于抵抗功能，旨在躲匪，不是抗匪。

　　另一种是平地起寨，围着村子四周垒寨墙，留一两个寨门，寨墙上架起炮，布置弓弩阵。这类寨子类似《水浒传》中的祝家庄，说白了，就是和土匪对峙的，有的还挑一面旗帜，意思是：此寨不好惹，刀客绕开行！

　　一些强悍匪帮，一见到挑旗的大寨子，气就不打一处来，专门来挑衅，撕围子抢夺。这些寨子被破后，往往会被血洗，鸡犬不留。所以豫西民谚云“上了寨，死得快；到处跑，死不了”，首倡“跑匪”，不是“抗匪”。

　　但到底是“跑匪”合算？ 还是“抗匪”合算？老百姓的意见从来没有统一过。1922年，洛宁县民匪之间，发生了一次大战，一部分人弃寨逃跑，一部分人筑寨御匪，结果吉凶分明，命运完全不同……

 

　　二

　　这个村庄是余庄，现在属于城郊乡，离洛宁县城很近，是个大寨子，清末时就有近千口人，居民分片居住，分为东西两街。东街李家富裕，主事人李用；西街郭家富裕，主事人郭文锦。

　　李用最先提出筑寨方案：集中东西两街人力财力，合建一个坚固的大寨子，彻底杜绝不间断的土匪骚扰。他来西街找郭文锦商量。郭说：花钱筑寨不划算，不如带钱躲匪合算，婉言谢绝了。东街人遂决定自己建寨子。

　　于是先按人口摊钱，然后按房子摊钱，再以牲口摊钱。最后，摊得一村人手头拮据，可筑寨的费用还不够。当时李家最富，他不负众望，可着劲儿往外拿钱，最后总算把寨子建起来了。

　　这寨子建得有“派头”：寨墙底宽丈八，顶宽一丈，高丈八。有八个炮台，三道寨门，每隔八尺一个枪眼。寨子正像“李用”之名一样，毕竟是“有用”的。从此寨内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固守一套冬春打更制度，入夜有人站岗，平时搞些军事演练。寨中年轻妇女都是好后勤，寨中青壮男子都是“准军人”。寨子筑起６０年间，过境土匪知此寨不好打，都绕寨而走，无来攻寨者。

　　但凡事有例外。寨子筑起60年后，从宝丰开来了“老洋人”的刀客队，时为１９２２年６月21日，先是有几个外乡耍蛇人，从宜阳方向往西走，路过余庄时说：快躲躲吧，东边来了一杆刀客，好几千人哩！

　　此时的“东街代表”是李虎文，赶紧找到西街乡绅郭百龙（时光推移了60年，仍是李、郭两家后裔主宰着东西两街）。李虎文对郭百龙说：此番刀客势大，听说有好几千人，请你们西街人共同入寨，共同守寨！郭百龙说：平时，西街人都住在东街寨子外面，这时候才想起让我们去守寨，我这思想工作不好做呀！郭百龙直接回绝了东街人的求援。

　　于是东街人决定单干，李虎文在关帝庙召开战前动员会，自任“总指挥”。余庄村５００多人全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锣声响起，寨旗高扬，２００多名青壮“准军人”上寨墙迎战刀客。

 

　　三

　　这边民匪对峙开始，那边西街人开始疏散，留下空空荡荡的街区，还留下幸灾乐祸的预言：上了寨，死得快；到处跑，死不了！

　　土匪攻寨，多在半夜围寨，拂晓时分开战。２２日一大早，“老洋人”2000名刀客开始攻寨。第一轮攻击的是马队，散开队形压了上来，边奔驰边往寨墙上射击。第二轮是跟在后边的徒步刀客，扛着云梯狂喊猛冲。

　　余庄人开炮了！是那种“鸡娃子炮”，全是霰子，杀伤力虽不强，但杀伤面积大，由在余庄开铁匠铺的胡铁匠研制。放了三响，炮却哑了。胡铁匠急忙找原因，将炮弹（俗称“鸡娃”）退出细看，正纳闷间，“鸡娃”在他的手中炸了，胡铁匠被炸得血肉横飞。

　　匪首“老洋人”见余庄寨坚固，遂另辟蹊径，让正面阵地的刀客佯攻，一部分人却偷偷从西街空房上登临过来。中午１２点，寨子就被攻破了。匪帮进寨，不留男人，见到就杀，１６岁的小炮手李水贵，从城墙上下来已经晚了，3个刀客见他脸上被火药熏得跟炭人似的，就知他是炮手，非整死他不可。最后追到大麻地里，李水贵连挨数刀，殉寨了。

　　３２岁的染坊掌柜李致荣，逃命时还掖着铺里的账本。刚出门就遇上一刀客，那人连扣两次扳机，枪都没有打响，说：“你命大，走吧！”李致荣捡回了一条命。

　　同样是守寨，也有守成功的——１９２２年9月中旬，临汝王老五匪帮来打洛宁磨头寨，寨外扎下营盘，发出通牒：限3天，开寨门，奉献财物！不然鸡犬不留！

　　寨主王清泰召集村人商议：是守寨呢，还是交钱物。初，举棋不定；后来，意见统一——寨子既然筑起来了，就得使，选择守寨！王老五于是攻寨，打了两天，拿不下来，反而死伤二三十人。于是要求谈判，只要让队伍从寨外路上通过就行。磨头寨态度强硬，说：“借路可以，但要一个一个过，如有两人以上聚集，就开枪。”王老五只好诺诺，带领着队伍，灰溜溜地一个一个过去了。

　　磨头寨由此出了名，有人编了顺口溜：“孙洞寨，白奶奶，刀客来了门开开；磨头寨，铁打寨，刀客来撞死得快！”其中说的孙洞寨，实行的是“不抵抗主义”，结果被民谣拿来讽刺，可见若有军事实力，民众并不怕与土匪较量。

 

　　四

　　洛宁民众向来胆大，敢于争胜斗狠，敢于出奇制胜。当地老农告诉记者，其实这胆量是让刀客给“练出来的”，土匪太多了，老百姓必须和刀客打交道，见得多了，也就胆大了。城村村民张云生，乳名“二毛子”，十来岁时被宜阳刀客绑了票。匪首姓冯，传过话来：“人关在赵保乡，拿来一麻袋大洋，就放人！拖延一日，割掉鼻子！”

　　张家是大财主，有水旱田２５顷，完全可以满足土匪要求，张家的长工丁成志却说：“不给龟儿送钱！我去宜阳领票！”他一块银元也不带，袖了一把刀就去了。见了姓冯的，丁成志大声说：“我送的是‘银票’！”他接近对方时，忽然袖中出刀，架在冯的脖子上，说：“我也是刀客！放人吧！”

　　结果“二毛子”毫发无损被救回来了，一个大洋都没花。对豫西匪事很了解的马庆泉，也写了类似一件事：解放前豫西匪患不断，父亲12岁那年，有一队土匪骑马绕村子跑了一圈，叫道：“大伙听了！限5天之内，送500块银洋来！逾期不交，炮打火烧，把你们村夷为平地！”

　　村民们都不富裕，哪里凑得500块银洋？父亲一打听，土匪驻扎在山上，头领姓尚，恰好和自己的老母同姓。于是到镇上买了一盒点心，一个人就上山了。到了土匪山寨下，对站岗的说：“烦你通报你们当家的，说他的外甥来了。”

　　姓尚的匪首很纳闷，哪儿冒出来个外甥？父亲见了他，只管拜了一拜，然后把自己何方人氏，因何来此，村里实在拿不出钱来等等，大腔大气，如此云云，说了个清清楚楚。匪首一看，此人小小年纪，聪明伶俐，又有如此胆量，当下心中便有些欢喜，很干脆地说：“回去给村里人说，那钱，免了！”

　　父亲回到家后，原想这件事结束了，不料一个多月后，那个匪首来到村里跟奶奶商量：“你的儿胆大机灵，让他上山给我当个勤务兵！”奶奶不敢公开拒绝，婉言说：“孩子还太小，等再长一两年，一定送他去！”匪首觉得说得入情入理，不好勉强，就离开了，之后再也没提这事。

　　所以专家指出：百姓与土匪较量，一般都软着来，只有非常强大的寨子，枪多人多，寨墙坚固，内中又有能人，才敢和匪帮对峙和干仗。而官军在对待土匪时，也不是硬碰硬，有时还没有民间武装勇敢，而其中当兵的竟时常和土匪切换角色。

黑白两道上下手 兵匪一家左右脸

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说：“自古以来兵匪一家欺压百姓。”这说明旧军队和土匪没啥严格界限，由兵而匪，或由匪而兵，兵匪原来是一家。

　　兵是有执照的土匪，匪是无执照的强盗。偷来的锣敲着卖，这是兵；偷来的锣悄悄卖，这是匪。一个明火执仗，一个暗中使坏，上下其手，左右鬼脸，便是兵匪之肖像。

　　民国时期，豫西兵连祸结，民众水深火热，兵剿匪，匪扰民，匪如梳，兵如篦，兵来匪去，兵去匪来。兵兵匪匪，兵匪莫辨，欺压的都是老百姓。

 

　　一

　　1925年的一天，新安县衙门口出现这样一幕：

　　国民二军的几个士兵军服不整，歪戴着帽子在街上闲逛，他们的袖章上，都缀了一块白布，左边写着“不扰民”，右边写着“真爱民”，中间写着“誓死救国”。一位卖菜老农看这几个士兵吊儿郎当，就开玩笑地问：“老总，那袖章上写的是啥呀？给俺念念。”几个士兵认为老农不怀好意，骂道：“奶奶个熊，你这老杂毛还敢毛捣人？！”啪的一声，老农左脸挨了一巴掌。

　　老农说：“你这是不扰民？！”

　　啪的一声，老农右脸又挨了一巴掌，

　　老农说：“你这是真爱民？！”

　　这时，正好几个惯匪被保安团追赶，保安团招呼这几个兵一块儿追赶，他们理都不理，忙着修理那个老农。

　　这件事后来被人写进《乱世争雄》这本书，形象地再现了兵不治匪、欺压百姓的场面。当时洛阳民谣云：“不扰民，不害民，扛着镢头挨屋寻。找着银子抢银子，看见女人睡女人。”民谣又云：“当兵的一进门，两眼四下抡，不是找财物，就是寻女人。”

　　当时的国民二军，由该军军长兼河南督办岳维峻领导，驻扎在洛阳。新安县城驻有史宗法的一个旅，这些兵不剿匪，只扰民，每日里让商民缴税款，向农民征粮草，民财取尽，却不维护治安。

　　一日，新安县城附近刘庄一带遭土匪抢劫，地方乡绅通过新安县长孟广儒恳请驻军出城打匪，但旅长史宗法坐在太师椅上，慢悠悠地说：“我的任务是守城，而剿匪需要出城，这不是我的职责。我不去。”当地乡绅非常生气，说：“土匪来抢一次，也仅扰民一日；当兵的驻军一年，就扰民３６5日。土匪不过是过路的强盗，尚可躲他一躲；驻军却坐在咱的头顶上，躲也躲不过。他娘的！简直是兵不如匪。”

　　兵不剿匪，就等于容匪、纵匪，无异于通匪。实际上，当兵通匪者大有人在。清末民初，出生于伊川彭婆乡南衙村的张治公，追随王天纵赴潼关抗清，担任高级军官的他却心怀二心，觉得此次入陕胜负不定，行至半途对他的堂弟张治修说：“你不要随部队入陕了，回洛阳老家还当刀客，占领山头，发展队伍。如果我到陕西能站住脚，你就把人马带过来，如果这支义军被清军打垮，我就回洛阳重入绿林。”张治修等人回到伊川，收复了几小股土匪，队伍很快发展到２００多人，胡作非为，为害一方，这杆土匪始终与张治公保持联系。

　　这是军队长官通匪的一个小例子，而当时这样的情况很多：两手抓，留一手，这一手不中了，就靠那一手，狡兔三窟。

 

　　二

　　在豫西，由兵而匪的典型是张巨娃，由匪而兵的典型是孙殿英。

　　由兵而匪的张巨娃是汝州人。当初，他率地方武装剿匪非常坚决，经常抬着一口大铡刀，捉了土匪，就地铡为两截。所到之处，土匪纷纷逃匿。正因为如此，他颇受官府青睐。民国十九年，张巨娃的队伍被编入了宋天才的75师，驻扎卢氏县城，成为剿匪的骨干队伍。

　　但张巨娃在豫西剿匪，也沾染了土匪的习气，向驻扎地派粮要钱时，竟然也像土匪那样“飞叶子”、下传帖，上面写明时限，过期不交，格杀勿论。当地民众苦不堪言，纷纷上告，民国二十年，上面决定遣散他的部队。

　　他听到消息后，决定由兵而匪，拉杆子，建匪帮。当夜哗变——保卫一个县的部队，化为危害一个县的匪帮。他率领队伍弃守卢氏，把卢氏县城抢了个精光，临走又放了一把火，把半个县城烧得面目全非。

　　张巨娃由兵转匪后，比土匪更土匪，走哪儿吃哪儿，无恶不作，每到一个村庄，先把大铡刀往村头一放，要钱要粮要女人。如不满足要求，就往铡刀下塞村民。

　　由匪而兵的孙殿英，也是从豫西发家的大土匪和大军阀，豫西人称他“孙老殿”。这家伙游手好闲，在老家豫东永城县混不下去，1913年跑到豫西嵩县，投靠了匪首张屏，当上了一个小头目。

　　1920年前后，他在嵩县、宜阳、偃师等地设香堂、招信徒，大力发展庙道会成员，培植亲信。接着投入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任机关枪连连长。接着又独立山头，拉杆成为土匪头子。

　　他拉杆子期间，庙道会故意鼓吹他是神仙下凡，引得四方道徒捐资相助，拖枪来投，队伍猛涨，镇嵩军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于是将其招安，给个营长做，他嫌小，领到军装、手枪就跑回来为匪；吴佩孚再将其招安，给个团长做，他还嫌小，又领了一身新军装跑回山里。　

　　1925年春“胡憨大战”爆发，孙殿英匪部又被憨玉琨收编，编为第五混成旅。几年之间，他便“由匪而兵”、“由兵而匪”了好几次。就这样一会儿兵，一会儿匪，他最后竟然组建了新五军，成为国军正规部队的军长。

　　这新五军也真是怪，当官的除了拿枪，还备着一支烟枪，赌博吸大烟，吃喝进妓馆，完全继承土匪习性。孙老殿如此治军，与匪帮无甚区别，以致豫西一些杆子混得不如意时便来投他，可谓是兵匪一家，臭味相投。

 

　　三

　　豫西匪患由来已久，《清稗类钞》一书中就有“豫西刀匪弥多”的记载，无论清代还是民国，官军屡屡剿匪，屡剿不绝，在剿伐与反剿伐的过程中，兵与匪之间建立了一种奇妙的关系。史载河南督军张镇芳率领50营官军围剿白朗匪帮，结果“无一营不与白朗匪酣战，然无一营不与白朗匪私通”。

　　兵匪看似对立，实乃相互依存。清末洛阳官衙谢老道（谢宝胜）围剿王天纵，他俩之间有一段颇可玩味的对话，充分说明了兵匪之间的关系——

　　谢老道说：“王天纵，不是我来为难你，实在是上峰命令，没有办法不执行，请你赶快投降吧。”

　　王天纵答：“老道，你的官做到现在这么大，全是因为我保举的。别以为你多了不起，想要你脑袋容易得很，不信举起你的马鞭子。”

　　谢老道果然举起马鞭——啪的一枪，马鞭被打成两截。

　　王天纵说：“今天不打死你，是因为想和你交个朋友，如果再苦苦相逼，此鞭如你。”谢宝胜当夜撤军，此后很久两人井水不犯河水。

　　官军在剿匪时愿意采取招抚策略，先劝土匪归顺，若匪众愿受改编，则兵匪合一，皆大欢喜。近现代史上，匪化为兵的记录屡见不鲜，所有省份都有这种事。而匪帮化为军队，往往乐不可支，豫西民谣云：“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先当土匪后当兵，“曲线救国”逞“英雄”，成为一些人的终南捷径。

　　匪首宁老七的“兵匪生涯”也是如此。

　　宁老七是民国时期洛宁响当当的土匪，１３岁便是一位小刀客。1９２０年他１９岁，想娶个老婆，打听到韩沟寨有个美女，于是率匪把寨子围住，在寨墙外高喊：“不要钱，不要寨，快把朱家闺女交出来！不然待到破了寨，‘顶脑儿’（人头）当成‘青头菜’（青头萝卜），一刀一刀切下来！”

　　一寨人都很无奈，瞪着眼睛看朱家，那是无声的催促。朱家没有办法，只好用绳索将女儿捆住，从寨墙上吊下来，宁老七得了压寨夫人，高高兴兴收刀走人。

　　不料当年冬天，他就被官军所俘，处决他时，却有快马急报：刀下留人！原来是抓他的长官——陕州巡缉队长牛德看中他善战，要他将功折罪，加入官兵打土匪。于是他活了下来，剿了两年匪，可他匪性不改，以送母回家为由，跑回洛宁又拉起了杆子。时间不长，官军来剿，他再次被抓。这次他写下“还乡为民，永不为匪”的保证书，发誓当个老百姓。

　　可到了１９２６年，宁老七的手痒痒，七找八找，投了镇嵩军，还当上了少将旅长，但当年１０月就阵亡了。这类匪痞子、兵油子，命中注定不死在绿林中，就死在疆场上。兵兵匪匪，胡闹一场，便交代了一辈子。

 

　　四

　　对于匪首来说，乐意被官军招安的背后，往往有很大的动力，这动力就是“当官发财”。豫西民谣云：“大驾杆，二驾杆，又绑票，又搜山，先当刀客后当官。”“进山转一圈，出山就当官 。”说的就是这个原因。

　　当年张治公的匪帮被收编后，他当上镇嵩军第二旅旅长，部队驻扎在陕西周至县，这是一个产烟区，他大肆种植鸦片，贩卖烟土，迅速致富。他的父亲张正纪去陕西看他，返回河南老家时，仅大烟土就装了满满一船。

　　那个年代，有枪就是草头王，杀人放火做强梁。当兵为吃粮，当匪为吃粮，整个镇嵩军，上至最高统帅刘镇华，下到各旅长营长连长，都从陕西往洛阳贩卖烟土，一个个腰包都鼓了起来，成了腰缠万贯的富翁。在这种情势下，公理不存，道德沦丧，一些农民不视当土匪为耻辱，反而哪家有人为匪，其邻居竟会受到绿林保护，从此可免受土匪骚扰之苦。如果有人当了军官，回乡时骑着高头大马，带着马弁，耀武扬威，人们便艳羡不已。

　　豫西人爱说：“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剜不得好肉治不了脓疮。”旧时很多人横下一条心，不当兵，就为匪，弄得豫西匪患愈炽，屡剿而不净。而有的人反反复复，总舍不得离开匪行，养成了特有的土匪习性。 

压寨夫人停红烛 刀客归来正夜半

听说这个压寨夫人漂亮，附近几股土匪的杆首纷纷前来祝贺，顺便饱饱眼福，宁老七也不吝啬，要看就看，还摆酒宴。

　　土匪的婚姻最不稳固，但土匪与女人纠缠最多。土匪掠夺女性性资源，往往和剥夺她们的性命连在一起。

　　小喽啰没有资格婚配，只有匪首才可娶压寨夫人。压寨夫人是稳定土匪队伍的一盏灯，只要这盏灯亮着，匪首就会依恋山寨，匪首在，山寨就在，匪帮就在。如果没了压寨夫人，土匪也就不把山寨当“家”，随时都有散伙的可能。

　　压寨夫人多为抢来的美人，她们或嫁鸡随鸡，从此堕落；或抑郁悲愤而自杀……

　　在洛宁采访豫西匪事，总能听到一句顺口溜：“洛宁出刀客，虢地出秀才。”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洛宁县出的土匪多，三门峡、陕县出的文人多——这是清末洛宁民谣，说的是并不久远的事情。

　　洛宁土匪有固定的打劫方向。由于嵩县、伊川的土匪实力强，所以洛宁土匪不往东南方向走。往东边运动时，最多在洛宁、宜阳两县交界处活动；洛宁的正西是灵宝，路程又远，土匪又多，洛宁土匪不去惹事；西南边的卢氏县是土匪窝，洛宁土匪也很少光顾。

　　这样一来，洛宁土匪只有向北发展，并沿着陇海铁路向西，在渑池、义马、陕县一带打劫——洛宁匪首的压寨夫人，基本上是从那一带掳来的，个个都是有姿色的女子。　　一

　　豫西土匪对待老巢附近的女子，奉行“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但各地土匪对“窝边草”的诠释却不同，区域划分上也不一样。盘踞在杨山的王天纵，把嵩县、伊川、宜阳、汝州都视为“窝”，这一带的女子都是“窝边草”，谁也不能“吃”，胆敢违犯，格杀勿论。后来他娶压寨夫人，干脆不在豫西找，而是到上海弄回来一个。

　　洛宁县的土匪，只把洛宁女子当成“窝边草”，一般不糟蹋。当时，洛宁西部活跃着一杆土匪，领头的姓张，一脸的麻子，人称“麻子张”。这股土匪的活动区域，是如今陕县宫前、李村一带，那里全是贫困山区。一次“麻子张”洗劫当地一个名叫张汴的村庄，照例要作战前动员，他的话是：“弟兄们冲进村子后，男人格杀勿论！现洋能抢多少抢多少，谁抢到女人就是谁的婆娘！大哥我要论功行赏！”

　　从这几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匪首往往把抢夺女子，作为激励匪徒的方法之一，而匪徒由于常年不得与女子亲近，也会为抢个女人而不顾死活，于是战斗力大大加强，往往一战下来，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女子都成了土匪的战利品。但一般情况下，除了匪首之外，一般土匪都不带女子上山，因为他们的经济实力还不能在山上养个老婆，所以都就地把“战利品”“折腾”一番，然后立即扔掉“包袱”，轻松上山，以后再来。

　　而匪首却不同。匪首有条件娶压寨夫人。

　　据洛宁一些老人回忆：他们那里的土匪，二十人以下的小股土匪都很低调，他们的首领，基本上不娶压寨夫人。小股土匪刚刚起杆， 正是“创业”阶段，彼此以兄弟相称，首领这时娶压寨夫人，被认为是“分心”的表现，会冷了兄弟们的心。

　　但若是杆子大，土匪达到上百人，首领若不娶妻，大家就要催促了。因为家大业大了，“当家的”如果没有夫人，人心就不稳，日子就不长，似乎不像安营扎寨过日月的样子，大家也就不把山寨当“家”了，甚至有散伙的可能，所以在这时，“当家的”必须找个女人来压寨，以便稳定人心。

　　笔者曾对此感到不解，难道压寨夫人就这么重要吗？

　　后来经过调查才明白：原来土匪都把女人看作财产的一部分。压寨夫人是衡量匪帮经济实力的一个因素，如果老大都娶不上媳妇，就说明这个山寨的实力“太菜！”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兄弟们还有啥前途？还投奔你做甚！

　　所以豫西匪首，基本上都有老婆，王天纵、孙殿英、张治公、张治修、李永魁、宁老七、张屏等都有老婆，有的还妻妾成群，光儿子就生上一大串。匪首们娶这么多老婆，按说匪众应该嫉妒得要命才是。其实不然，土匪头子妻妾成群，小喽啰们不但不嫉妒，还非常高兴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二

　　原来众匪的“快活”，是下山去搞那“一锤子的买卖”，出外打劫时强暴妇女，然后就地一扔，打马走人，连一个铜钱也不用花。而匪首们却要迎娶压寨夫人，旨在稳定军心，支撑门面。

　　当年洛宁匪首宁老七，到韩沟村的寨墙外吆喝：把朱贵泉的漂亮女儿送出来，不然就破寨杀人！朱家无奈，用绳索将女儿从寨墙上吊下来，宁老七得了压寨夫人，扬长而去。附近几股土匪的杆首，听说这个压寨夫人漂亮，纷纷前来祝贺，顺便饱饱眼福，宁老七也不吝啬，要看就看，还摆酒宴。

　　所以匪首娶亲，往往是匪帮“碰杆”的大好机会，各杆土匪头领都来祝贺、聚会、送贺礼，这样既缓解了往日矛盾，顺便也探探对方的实力。对于本山寨的土匪来说，匪首娶亲是山寨内的喜事，弟兄们除了能喝到喜酒外，还可以闹闹洞房，看看女人，养养眼。加上压寨夫人都配丫环，这无疑给清一色的男土匪，带来无限的意趣和生机。众匪们兴高采烈，纷纷自我表现，连尿尿都拣地方了，脏话粗话也说得少了。

　　一般来说，压寨夫人都是抢来的，但豫西土匪的“素质”要高一些，即使是抢，也比较温和，显出一定的“礼数”。女子上山后，山寨也做做样子，送一点儿聘礼下山给她娘家，作为经济补偿。更高水平的，不是抢，而是通过媒人促成体面的婚事。

　　嵩县匪首张屏，江湖上名声好，俗称“仁义老张屏”。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镇嵩军在栾川剿匪，一名姓任的匪首拼死顽抗，镇嵩军咬住不放，一路追击，把他赶到南阳内乡，将其击毙。他的爱妾高玉兰，天生一个尤物，长相十分美丽，原是他抢来的压寨夫人。

　　镇嵩军决定释放这名压寨夫人，但军中几个将领不舍得放走美人，竞相要求娶其为妻。镇嵩军首领决定：“谁要与高玉兰结婚，必须免去官职，脱离军籍。”别的将领闻说后随即罢手，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枪杆子最重要。而为一个女人丢弃这些，还真需要一点勇气。

　　但张屏不惜丢掉团长一职，也要纳她为妾，当下便请人做大媒，与玉兰结婚了。其随后离开军队，卷铺盖回到嵩县老家。

　　更高水平的是王天纵，他一不抢，二不请媒婆，而是凭自己的本事赢得一个压寨夫人。1910年秋，王天纵乔装成候补道台，一行六人来到上海考察。他住进豪华的国际饭店，每日里出手阔绰，结识了不少帮会和官场上的人，其中有一个候补道台，正要往江西赴任，他带的１８岁漂亮女儿和王天纵交上了朋友。一来二去，这个18岁的女学生竟迷上了王天纵，非要嫁给他不可。王天纵趁热打铁，趁势在上海和她举行了婚礼。

　　回程时走到嵩县地界，那女子发现他总是夜行昼宿，走向深山，顿时起疑。王天纵也不再相瞒，说：“前面有座山，就是我的杨山大寨。说实话，我不是什么候补道台，我是个山大王，你就是我的压寨夫人！” 就这样，那女子糊里糊涂就做了压寨夫人。

　　三

　　豫西土匪多，山头多，压寨夫人也多。稍微漂亮些的女子，总怕土匪抢了去。但也有大胆的女子，不把当压寨夫人看成坏事。压寨夫人吃香的喝辣的，平时穿金戴银，丫环伺候，还有卫兵保护；无聊时还可玩玩手枪，打打猎，野性而威风。　

　　当年宁老七有了压寨夫人后，为了笼络人心，率众抢了陕州（今陕县）４０多个女人，给手下的骨干每人发了一个做老婆，这些女人也就成了“小压寨夫人”。后来被释放，回到坊间，这些女人就鼓吹自己在山上怎么享福，怎么威风，引得一些女子啧啧艳羡。

　　说是有个女子，长得特别丑，都27岁了还找不到婆家。她想嫁人，都想疯了，每天都期待着被土匪掳去，或者被绑了票，顺势做个压寨夫人，于是专往那偏僻的路上走，若是听说哪个路段有女人失踪了，她马上就赶去当“候补”。

　　“幸福”终于降临了！一日她走在山崖下，头上忽被蒙上个黑布袋，土匪把她抱上马背便疾驰起来。

　　只觉得一路走来，上坡下坡，高高低低，像是往土匪窝里走哩，于是她的幸福感和喜悦感都来了。终于，土匪把她的头套去掉，匪首过来一看，愤怒了，说：“找了这么多天，就找来这样一个丑八怪当压寨夫人？这不是让其他杆首笑话我嘛！滚，赶快给我送下山！”

　　这女子抽抽搭搭，哭着不走。匪首便把她绑在马背上，亲自送她下山。到了她被绑架的地方，匪首说：“你走吧。” 女子提醒说：“你的马，我还骑着呢！”匪首头也不回说：“马不要了，还有绳子，都归你！”

　　这是个笑话，但说明豫西民风剽悍，很早便熏染了妇女。一些民间女子，造反精神特强，不要说当压寨夫人了，就是让她亲自当土匪，她也敢！洛宁女匪首张寡妇，曾率杆众千人驰骋豫西，那一双大大的脚板，硬是踏出了绿林一抹女儿红。

　　土匪对掳过来的女子，一般都当成传宗接代的工具，根本谈不上什么感情。尤其是对待小妾，基本当作泄欲的工具，甚至连一匹马都不如。

　　豫西巨匪憨玉琨，后来做到镇嵩军的大将领，他的大弟弟憨玉琳在嵩县当土匪头目，营盘扎在旧县。这个憨玉琳，抢了两个姿色出众的妇女做压寨夫人，不顾她俩都是有夫之妇，每天晚上，外面站岗，屋内并床，三人同寝，尽情淫乐。还有活动于伊川一带的匪首张治修，劫了两张快票，系母女关系，母亲三十五六岁年纪，女儿十四五岁，张治修逼迫她们母女俩一块儿陪他睡觉，母女俩最后双双上吊而死。

　　豫西土匪，恶行累累，一一道来，罄竹难书。此次“探秘系列”，基本能让读者窥斑见豹。 

  几处春草血泊里 又见匪氛起林间

土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杀人不眨眼，这些人属于刀尖上舔血一族，活了今天，没有明天，生死无定，所以凶残。其残酷的杀戮手段，怕是恐怖电影里的杀人恶魔都比不上。

　　揭露土匪之残忍，解密匪性一侧面。民国时期豫西上空，匪氛始终笼罩，杀戮从未停止，在这样的天地中，百姓只能期盼天边的雷声，来打破死一样的沉寂。

　　伊川县半坡乡和临汝镇相去不远，民国时期，这里的匪患非常严重。据还健在的耄耋老人讲：这一带稍有点资产的富户，一到傍晚便关门闭户，并由专人轮值巡夜。一天夜里，几名长工点着油灯说话，东家过来催促：“早些歇（方言，睡下的意思）了吧，明天还得早点下地哩！”

　　几名年轻长工不悦，说：“东家真抠门儿，怕咱们浪费他家的灯油！”一名老长工劝道：“早早睡下也好，这些日子刀客来得勤，小心高声说话引来刀客。”一个15岁的小伙计不服气，说：“刀客来了又咋？还能把我的鸟割喽？！”

　　次日，这个小伙计便失踪了。

　　几天后人们在一条土沟里发现了他的尸体，浑身上下都囫囵，也不见刀伤，只是他的生殖器被割掉了。土匪的残忍，由此可见一斑。

　　一

　　记得我在河南大学上学的时候，著名作家姚雪垠去讲课，他说自己就有被土匪绑票的亲身经历。后来他在著作中写道：“我是豫西人，而豫西是有名的‘土匪世界’。拿我家乡邓县说，大约从1928年到1933年，东乡由红枪会控制，西乡由土匪控制。土匪控制区因农民流亡，形成几十里荒草区域，当时县政府上报的荒地有四万顷，虽说可能有夸大，但情况的严重可想而知。我曾经进入荒区看过，荒草有半人多深，野鸡乱飞，野兔群奔，灰白色的狼屎处处。”

　　邓县今仍属南阳管辖，姚雪垠查过一个数字：1928年的邓县人口，仅有其在清朝中叶的一半，人口的陡减，完全是土匪活动的结果。我也查了一下资料：仅南阳一地，当时就有上规模大杆土匪32股，啸聚了一万多人。这些凶狠的土匪在短短2个月时间内，抢劫了30多个村镇，烧毁房屋2000余间，打死打伤1300多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南阳活动的土匪，远不及洛阳周边的县镇多，也没有嵩县、伊川、临汝、宝丰一带的匪患严重，这一带的过路土匪多，土生土长的土匪也多。其中让人提起来就胆寒的“老洋人”（张庆），就出生于临汝一个贫苦农民家中。

　　这家伙原在白朗手下当差，后来白朗被杀，老洋人迅速崛起，拉起2000多人的杆子，打马中原，纵横驰骋。淅川县文史资料记载：“1923年11月23日，老洋人率领土匪，攻陷豫南淅川县的李官桥镇，该镇隔丹江(汉水支流)与湖北省相望，镇中居民依寨墙顽强抵抗土匪进攻。入夜，匪徒攻入镇中，顿时火光冲天，哭声大作。土匪大肆屠戮百姓，见人就杀。据后来统计，土匪在淅川县一地就杀死老百姓4326名，焚毁房屋26000间。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匪徒竟以死尸掷填江中，企图叠成人桥而过，鲜血染红了江水，尸体随波冲去…… ”

　　当时有记者记录了这次惊人杀戮：那些无辜的民众，有的被刀砍死，有的被机枪扫射而丧命，有的被捆在一起浇上煤油活活烧死。死难者大多面目全非，无法辨认，只得挖一个大坑就地掩埋。但土匪竟然垄断埋葬：往大坑里运尸体时，买一根绳子竟得花1000元，被害者家属哭声震天，一幅人间地狱景象。

　　在豫西，白朗是一个令后人无法盖棺论定的“义匪”，如果从他本人的所作所为和风度气质来看，倒真像是个农民起义领袖，他不近女色，约束部下不得祸害穷人。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当队伍壮大到数万人，他便很难约束手下了。那些怀着打砸抢目的和做着升官发财梦的贫苦农民，一旦有了枪杆子，便无法无天了。

　　白朗手下共有“十八大将”，其中一个将领名叫李长贵，可谓一名地狱杀手，怕如今任何一部恐怖电影里的杀人恶魔都比不上他。李长贵对待不缴赎金的肉票，是先将其弄到树林里，用尖刀把肠子从肛门挑出，拴在扳弯的树梢上，然后一松手，人肠随着树枝的弹力被飞快拉出，一串串挂在树梢上……

　　行笔至此，不忍复述，此类罪恶，令人厌恶。但为了揭露土匪本性，也只得如实追述。我觉得民国时期的豫西上空，始终是匪氛密布，在这样的天空下，老百姓只能期望天边的雷声，来打破这死一样的沉寂。

　　二

　　那时土匪太多，老百姓无奈，也只有学着“狠心做人”。洛阳百姓家祠项目工程负责人李发力，祖籍伊川半坡乡。他说民国时期，豫西有一种很不好的乡风，便是“打孽”。所谓“打孽”，便是“血亲寻仇”：双方或为争乡长、保长职务，或为了女人，为了田地，为了报世仇，都会拿起枪来杀掉对方，从不经官方调解。被杀者的妻子、儿女、亲属则用同样的方法消灭对方。于是竟催生了“打孽手”， 类似职业杀手，专门替人消灭仇人。彼此间打打杀杀，冤冤相报，无休无止，手段非常残忍，例子不胜枚举。

　　民国初年，嵩县黄兑村的郭绍绪，是出了名的打孽手。他的爷爷有钱有势，是村中的霸主，因得罪同族另一个大地主，被对方雇请打孽手将其全家杀光。当时年仅12岁的郭绍绪，因到舅舅家走亲戚才躲过一劫。郭绍绪闻说凶讯，连夜投奔镇嵩军，当了一名小勤务兵。七年后，身强力壮的他带兵回到黄兑村，二话不说，把仇人一家全部杀死，一个不留。

　　那时的豫西民众，不但邻里之间有仇必报，就是亲弟兄之间有了纠纷，也请打孽手拿刀枪说话。我市文学艺术研究会研究员邓安写过这样一件事：他的家乡有个年轻人名叫索以声，和他的哥哥索以和都玩枪杆子。哥哥娶了美女杨风菊为妻，结果被他看上了，就和嫂嫂亲近，很快叔嫂通奸。哥哥发现了，掏枪要敲了弟弟，被人劝住。弟弟思前想后，觉得必须先下手为强，于是请来打孽手，把哥哥打死在热被窝里。

　　嫂嫂由此翻脸，觉得弟弟太狠毒，就请当地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丈夫报仇。索以声这天夜里正在家里睡觉，忽被人五花大绑拉出家门，来到一个地方，只见一个女人站在那里，怒目而视，正是嫂嫂，索以声一下子明白自己的死期到了。最后，他被红缨枪从后心穿透前心，一命呜呼。

　　民间在打孽，军阀在打仗，打打杀杀，一刻也不消停。伊川县（时为洛阳县）的武庭麟，土匪出身，后曾抗日，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军界人物。早年他担任镇嵩军营长之时， 凶狠残暴，每日里和靖国军作战，捉来对方士兵，一一用刀杀掉，无论一次杀十个，还是二十几个，之后都要看看刀口是否到位，并仔细翻捡身首异处的尸体，看看自己的刀法有没有进步。当然，后来他也用那把刀杀过不少日本鬼子，此当别论。

　　《乱世争雄》这本书专门写土匪，书中披露说：由于武庭麟杀人太多，他的一个士兵拂晓起来大便，随意捡来两块“石头”垫脚，完事后天色微明，一看脚下：妈呀！脚下哪是什么“石头”，分明是血糊糊两颗人头——时值隆冬，人头已经冻成“石头”了。

　　三

　　土匪害人，下手之凶狠，手法之多样，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根本不敢想象的。镇嵩军曾收编过从宜阳花果山下来的一杆土匪，把他们编成一支队伍守护关林庙。这些军人带着匪性，每日里奸淫掳掠，使关林庙周围的青年妇女不敢出门。

　　据关林镇老人们回忆：这些人经常半夜三更出来绑架大户人家的肉票，有时干脆大白天扒开大户人家房脊，挖掉墙根，硬说看到了这家人藏着金银财宝，直到逼得该大户人家把钱送到为止，否则便要撕票。 对于一般的老百姓，匪兵进了家门无所得，临走时就尿在粮瓮内，屙在磨眼里。

　　这还不算， 从1933年开始，豫西又出现了古大身、马西有、王有等大杆土匪。1934 年春，王有与山东窜到河南来的巨匪刘黑七合杆，祸害了豫西多年，只杀得片片春草血泊里 ，处处村寨狼烟起。1937年，豫西整整一年未曾下雨，麦田、棉田全无收成，亦无法播种，20 多个县七八百万百姓陷于空前饥荒，伊川、嵩县、伊阳（今汝阳）、洛阳县、巩县、登封等地，饿殍遍野，草根树皮食尽，百姓只好以石粉、麦草磨粉充饥。

　　民国时期，匪祸连绵，豫西最甚，其土匪人数之众、危害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杀害无辜之多，都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到如今，我们是责怪当时的土匪呢？还是责怪当时的社会？ 其实一看就明白，这完全是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结果，各派军阀不断混战，造成了这些又懂战术，又心狠手辣的土匪滋生蔓延。

　　土匪手段毒辣，折磨人或杀人，通常有以下几种方法：一是“划鲫鱼”， 把被害者上衣脱掉，用刀将其后背皮肤划成斜方块形。二是“吃栗子”，把受害人两个拇指拴牢，用竹签往里打，这是从旧衙门刑讯逼供学来的手段。三是“坐快活椅”，椅面上全是铁钉，令受害者坐上面活受罪。四是活埋，在地上挖深坑，强迫受害人站立坑中，然后渐渐用土掩埋，直到其窒息。有的被害人断气慢，隔了一天还在呻吟，地面上的浮土仍在动弹。

　　即使是女土匪，下手也相当狠。洛宁女匪首张寡妇的二儿子，在陕县头峪被打死在酒席上，张寡妇闻听恼怒万分，亲率匪众血洗了这个村庄，几乎把全村人杀光了，临走又放火焚烧了村舍房屋。

　　但俗话说得好：有老鼠就有猫，有土匪就有剿匪的。土匪的结局往往不好，不是在土匪混战中被杀死，就是被官军所剿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