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蛋黄酥揉不出膜的原因:中国近现代名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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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宗海，字容川，四川彭县人，生于清代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卒于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享年五十六岁。光绪年间举进士，中年之后则转而研究医学，主张兼取众家之长，“好古而不迷信古人，博学而能取长舍短”。著有《血证论》、《中西汇通医经精义》等
岳美中，名钟秀，号锄云，河北省滦南县人，生于1900年，卒于1982年。17岁充任小学教员，期间因病自学中医。1935年，任山东菏泽县医院中医部主任。1946年赴北平参加考试，取得医师资格。建国后，任唐山市中医工会主任，唐山市卫生局顾问。1954年，调任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筹备处门诊部副主任。曾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会医药卫生组副组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内科主任等。
赵炳南，学名德明，山东省德州人，生于1899年，卒于1984年。6岁时入私塾读书。1913年，经人介绍到伯贤氏药房学徒，后在北平德善医室丁德恩门下学医。建国后，先后被聘为北京市中医第二门诊部、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和平医院（整形医院）和北京医院的中医顾问。1956年，被聘至北京中医医院。曾任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兼皮肤外科主任，北京中医研究所所长，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医系教授，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副会长，北京分会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皮肤科学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第七届人大常委。
余无言，原名余愚，字择明，江苏省阜宁人，生于1900年，卒于1963年。幼时随父攻读经典。1918年，悬壶乡里。1920年，至泸上学习西医。1926年，回益林开办医院。1929年，第二次赴沪，与张赞臣合组诊所，并与之共创《世界医报》。1934年任旧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兼编审委员。30年代开始就教于上海中国医学院、中国医学专修馆、苏州国医研究院、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等中医院校。1938年，与张赞臣另立上海中医专科学校。1943年开办上海大同疗养院。1956年奉调至京，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1958年到北京中医学院任教
陈慎吾，字祖望，号绳武，福建省闽侯人，生于1897年，卒于1972年。出身儒门，幼承庭训，饱读经史，以儒通医。1930年拜河南儒医朱壶山为师，尽得其传。1935～1938年，与胡希恕在西城区灵境胡同成立“国医著者联合诊所”。1938年由朱壶山推荐，执教于孔伯华主办的北平国医学院。1948年创办“北平中医研究所”，1949年改称“北京中医研究所”。1954～1956年，参加中医研究院的建院工作。1956年，在“北京中医研究所”基础上成立“私立汇通中医讲习所”。同年，调入北京中医学院，担任伤寒教研组组长、院务委员会委员。曾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会委员。
杨济生，山东省观城县人，生于1896年，卒于1975年。出身于世医家庭。18岁时，已崭露头角，求诊者日逾百人，先后在汉口、重庆等地挂牌行医。1955年，奉调北京，在中直机关第六医院和北京友谊医院中医部工作。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友谊医院中医部主任。
瞿文楼，名书源，自号困勉卢主人，河北省新城县人，生于1891年，卒于1957年。出身于世医之家，其父瞿子安为光绪30年前后太医院御医。他幼承家学，后入太医院医学馆学习，以一等一名的成绩毕业。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南池子官豆腐房13号行医开业。1933年后，任教于北平国医学院、华北国医学院。建国后，曾任北京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会、北京市第二门诊部顾问。著有《痢疾论》等。
方伯屏，名金城，山东省掖县人，生于1891年，卒于1948年。幼年随姑丈流落京师。后受到太医院医官赵云卿的垂青，特许为门弟子。期间，还得到淡镜人教导，尽得其传。后参加了赵云卿在山老胡同主办的中医哲理医学讲习班，以优良成绩毕业，赵云卿遂正式收他为弟子，并赐名伯屏。后来应施今墨和孔伯华的邀请，在华北国医学院及北平国医学院授课。后因诊务、教学工作繁重，积劳成疾，不幸罹患肝病逝世。
蒲辅周，号启宇，四川梓潼人，生于1888年，卒于1975年。我国当代著名中医药学家。出身于世医家庭，幼承庭训，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四川解放后，受聘西南铁路医院，1955年奉调中医研究院，开展科研、教学和医疗工作。1965年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曾任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门人弟子整理有《蒲辅周医案》等。
佟阔泉，字成海，北京人，生于1890年，卒于1962年。出身于御医家庭，其父佟文斌为清末御医。少年随父学习，后就读于清太医院学馆。1912年宣统出宫后，曾任溥仪等随从医生，后回京悬壶。伪满政权成立后又被任命为御医，直至伪满垮台，才又回京悬壶。建国后曾在北京第三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工作，任北京积水潭医院中医科主任、北京中医学会顾问，为解放后仍能较长时间从事中医工作的少数御医之一。
陈邦贤，字冶愚、也愚，晚号红杏老人，男，江苏省镇江市人，生于1889年，卒于1976年。少时学医，师从江苏丹徒名医李冠仙。自1910年开始，陈邦贤得到丁福保的帮助和教导。1939年至1943年，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编辑，中医教育专门委员会专任委员兼秘书。1944~1949年，调至国立编译馆任自然组编审，1945~1952年兼任国立江苏医学院（今南京医学院）医学史教授。1954年奉调至京从事中国医学史研究工作。1955年，转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即今日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任副主任。著有《中国医学史》等
张菊人，名汉卿，男，江苏省淮安县人，生于1883年，卒于1960年。张氏与京城名医杨浩如师出同门。1910年，从祖籍来京行医，曾在外城官医院任内科中医医官，后曾担任北平中医资格考试主考官。与萧龙友、孔伯华等共同创办北平国医学院，出任董事和教授。建国后，在北京市第二门诊部任顾问。1956年，受聘于北京中医医院，任副院长，并在内科门诊应诊，后担任北京中医学会顾问。与孔伯华、杨浩如、陈企董、曹巽轩、陈伯雄、赵云卿等人共同著有《八种传染病证治析疑》一书，晚年著有《菊人医话》。
杨浩如，名德九，男，江苏省淮阴县人。生于 1881年，卒于1940年。杨氏出身中医世家，青年时代在山东曾辅佐杨士骧（巡抚）建立中医学堂。1910年来京后，任外城官医院医长，后辞去医长职务，自己创立北京第一家私立中医院——“养浩庐中医院”。1929年，参加抗议国民党政府废除中医中药的行动。1940年去世。著有《廊房防疫录》等。
冉雪峰，名敬典，字剑虹，别号恨生，四川省巫山县人，生于1879年，卒于1963年。冉氏出生于医药世家，12岁起随父采药，同时习医。17岁开诊于故里，38岁悬壶于湖北武昌。1919年，当选为湖北省中西医会第一届正会长。1923年，他独资创办湖北私立中医专门学校，冀以“发扬国粹，造就真材”。1950～1955年曾在重庆卫生工作者协会、重庆中医进修学校工作。1955年11月奉调入京，到中医研究院工作。曾任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高干外宾治疗室主任，中华医学会总会常务理事，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卫技一级专家待遇。1963年1月29日，因患脑动脉栓塞病逝。著有《辨证中风问题之解决》等
黄坚白，原名坚和，浙江省杭州市人，生于1907年，卒于1975年。21岁时师从杭州著名老中医叶孟陶学习10年。后被裘吉生聘为《珍本医书集成》编辑，曾任中央国医馆委员。建国后，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卫生局中医委员会委员，后调至武汉继续行医，并担任中医进修学校教务委员会委员等。1955年，奉调中央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参与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的创建工作，并任西苑医院消化系研究室主任等。
章次公，名成之，号之庵，江苏省镇江市人，生于1903年，卒于1959年。16岁时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25年毕业，留校任教。后又在中国医学院执教。建国后，曾任中央卫生部中医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院务委员、卫生部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中央保健局中南海保健医生、第三界全国政协委员等。
赵心波，名宗德，北京市人，生于1902年，卒于1979年。1918年考入京兆医学讲习所，受到张愚如等指导。毕业后师从清末名医王旭初、针灸名医刘睿瞻学习。1925~1954年，在北京西城区挂牌行医，精通各科，后专攻儿科。1958年，调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儿科工作。曾任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儿科主任、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理事、北京中医学会理事等。
周慕新，字荣，号融，北京市人，生于1902年，卒于1979年。15岁师从李秀生老中医，后又选入清太医院医学馆学习深造，得太医院赵友琴、翟文楼等前辈指导。此后悬壶京城，初理大方脉，后专儿科，名噪京城，人称“小儿王”。建国后，先后在北京儿童医院、北京中医医院、北京市东四医院儿科以及北京市鼓楼中医院儿科工作
秦伯未，名之济，号谦斋，上海市人，生于1901年，卒于1970年。幼承家学，1918年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1928年，参与创办中国医学院并掌管教务。1932年，在沪创立“中医指导社”，自任社长。1938年，创办中医疗养院，为在校学生提供中医临床实习基地。1955年奉调进京，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医顾问。1956年9月，任北京中医学院顾问、一级教授。其后又被选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曾任国家科委中医药组成员，药典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等。
于道济，辽宁省沈阳市人，生于1895年，卒于1976年。1927年在沈阳同善堂学习，1931年来北京开业，拜徐右丞为师，侍诊深造。因受名师指点，医技进步很快。因其疗效显著，受到患者称许，声名大噪。建国前任北京国医公会副会长，40年代担任华北国医学院教务长。1950年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教育主任，1954年任中医研究院门诊部业务主任、编辑审查室主任。1956年任北京中医学院教务长兼附属医院院长，擅长治疗妇科病
王乐亭，名金辉，河北省香河县人，生于1895年，卒于1984年。师从北京针灸名医陈肃卿。1929年开业设诊，人称“金针王乐亭”。1953年，被聘至北京中医学会，曾任北京市第二中医门诊部顾问，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医师，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中医学会委员、针灸委员会理事等。
钱伯煊，江苏省苏州市人，生于1896年，卒于1986年。出身世医家庭，祖上三代业医。16岁师从清末御医曹沦洲之子曹融甫学习，20岁随父习医。22岁悬壶苏州，尤擅妇科。1955年奉调北京中医研究院，积极投身医疗、科研、教学工作，直至90高龄。历任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妇科主任、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等。
金厚如，字允明，河北省河间人，生于1896年，卒于1977年。师从清廷御医李春沂、张贵廷。新中国成立后，任唐山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路南区分会主任，1956年当选唐山市人民代表、政协常务委员；1957年应北京市儿童医院邀请创办中医科病房，任中医科主任。
王文鼎，四川省江津县人，生于1894年，卒于1979年。曾经师从颜闻修学习。解放后，历任川西行署及四川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成都卫生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四川省人民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五届常委等。1956年调至中医研究院，任学术秘书处副处长、西苑医院副院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高级干部保健医生等。撰有《对研究整理祖国医学的一点意见》等。
杜自明，男，汉族，四川省成都市人，生于1877年，卒于1961年。自幼随父习武，宗少林派武术，18岁从军。其疗伤手法和伤科秘方，均得自家传。1902年正式挂牌行医。解放后，曾受聘为成渝铁路工地特约医生。1953年参加成都铁路医院筹建工作，并被聘为四川医学院特约医生及成都市人民代表和成都市人民委员会委员。1955年，作为四川省著名正骨专家被聘至京，出任中医研究院内外科研究所骨科主任。著有《杜自明正骨经验》。
王仆诚，原名联福，男，汉族，生于1877年，卒于1961年，四川省江县人。早年在药店学习医药，1903年起开业行医，以擅治小儿疾病驰誉成都，人称“王小儿”。精通儿科理论，临床经验丰富，对治疗小儿传染病及肠胃病有独到之处。1955年，从四川省成都市奉调来京，参加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建院初期的医疗和教学工作。为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中医儿科名老中医，因其医术精湛，疗效卓著而享誉全国。
关月波，北京人，生于1873年，卒于1940年，享年67岁，是清末民初北京著名中医。关氏在北京行医40余年，擅长内、外、妇、儿及针灸各科，尤精内科、妇科。其诊所名为“乐道堂”。关氏对肝硬变腹水有独到疗效，并擅长治疗天花、麻疹、猩红热等时疫急症。其子关幼波，继承父业。现为我国国家级名老中医。
徐右丞，名树弼，湖南省长沙人。生于1864年，卒于1956年，享年92岁。徐氏出身中医世家，幼承家学，刻苦钻研歧黄，精通医术。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并被聘为大元帅府医药顾问。民国初期来京，经政府考试，获得中医第一名。悬壶以后，活人颇多。徐氏是北京中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为中医学会顾问、文史馆馆员。其弟子于道济、谢海洲等，均为当代著名中医学家。
刘道信，字义臣，山东邹平人。生于1872年，卒于1968年，享年96岁。刘氏祖传正骨，自明朝开始，即袭传少林武技和正骨医术，传至刘道信已有数代。自幼随父、叔习武，学习正骨。1940年经北平市卫生局批准挂牌行医，专治跌打损伤。1941年受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先生邀请，应聘为“北平国医学院”讲授正骨课程，1947年被卫生局聘为正骨科考试委员。1956年被聘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筹备处特聘医师，1960年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骨科工作。1961年被聘为中华医学会顾问。
陈莲舫，名秉钧，清末上海名医，我国近代著名的中医学家。生于1840年，卒于1914年，享年74岁。陈家世代业医,至莲舫已第十九代。陈氏精通内、外、妇、儿各科，光绪中叶悬壶于清浦珠溪镇(今上海市朱家角镇)。因医术高超，四方求治者甚众。光绪年间，曾五次奉诏入京为皇帝和太后诊病，疗效颇佳，被封为御医。老年辞官设诊于上海，曾任上海广仁堂医务总裁及各善堂施诊所懂事等职。因其医术精湛、见解独到而有“国手”之誉。同时，积极创办“上海医会”，举办中医学校，对中医教育事业作出卓越贡献。
丁德恩，一名庆三，回族，北京市人。生于1854年，卒于1917年，享年63岁。他崇尚医道，喜欢疡科，制学刻苦，狠下功夫，对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能背读成诵，自制白降丹、红升丹等药粉。义务为附近回民治病，疗效颇佳。后在北羊市口开设“德善医室”以行医为业，擅治各种皮科及外科疾病。弟子有哈锐川、赵炳南、余光甲、仉伯贤等，均为我国著名中医专家。
赵文魁，字友琴，浙江绍兴人。生于1873年，卒于1934年，终年61岁。祖上业医，三代御医。至赵文魁时已居住北京九代，皆以医为业。从其祖父起即入太医院供职，其父赵永宽为光绪前期御医。赵文魁幼承庭训，少年时代即在其父赵永宽的指导下颂读中医经典。17岁时，父亲不幸病故，遂承家学，继父业而进入太医院。后被晋升为太医院院使，主管太医院事务。宣统年间，又被赐头品花瓴顶带，兼管御药房、御药库。1924年，太医院解散后悬壶京门，堂号“鹤伴吾庐”。每日患者盈门，疗效颇佳。上世纪30年代初，京都痧疹猖撅，即猩红热。他日夜应诊，出入于病家之中，不幸身染疫疾，以致早逝。
陈可冀，中医及中西医结合专家。长期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及老年医学的研究。在活血化瘀及芳香温通方药治疗冠心病的理论及疗效研究、补益脾肾方药延缓衰老理论及临床研究、清代宫廷医疗经验的整理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培养了一批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人才。著述甚丰。在国内外颇有影响。
陈可冀，１９３０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少时生病，父亲常常带他去找中医诊治。高中毕业后，他立志学医，后考入福建医学院就读。
１９５４年夏，他自福建医学院毕业，留校任附属医院内科医师和内科助教。内科主任王中方教授虽精于现代医学，但巡诊查房竟也不时以中药医治疾病而获效，激发了陈可冀对中医药的热爱。
１９５５年底，卫生部成立中医研究院，以加强对中医药学遗产的继承与研究。陈可冀被推荐到北京学习和研究中医。到中医研究院后，首先他随著名老中医冉雪峰学习中医随诊抄方，历时两年半。临诊之余，在老师指导下，陈可冀系统地学习了《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典著作。还系统地聆听了著名老中医朱颜讲解《神农本草经》和《内经》，陈慎吾讲解《伤寒论》，岳美中讲解《金匮要略》蒲辅周讲解《温病条辨》、《温热经纬》和《时病论》等等。在这两三年里，陈可冀还大量阅读了卷帙繁多的中医典籍，名家的著述，著名中医老前辈的实践经验，使他眼界大开，获益良多，１９５７年，他获北京市在职西医学习中医一等奖。
１９６０年，陈可冀又随著名老中医岳美中临诊一年有余。学习岳美中的中医理论学识及临床胆识，成为日后他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医疗科研之良好技术储备。岳美中对陈可冀专心致志的精神至为赞赏，曾赠诗勉励：“我本无才最爱才，年来更复抱痴怀，中医宝藏靠谁发？愿与吾君好自开”。“文化大革命”之后，岳美中年事已高，当时陈可冀已承担很重的医疗科研任务，但感到跟随岳老的时日不会很多了，每周仍腾出一二个半天跟随岳老临诊。
陈可冀从业中西医结合，是自心血管疾病开始的。１９５４年他的医学院毕业论文便是“洋地黄中毒”专题，１９５７年系统整理了切脉方面的论文，均发表于１９５５年及１９５７年的《中华医学杂志》。自１９５８年起，他和著名老中医赵锡武、郭士魁等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心脏血管疾病研究所（阜外医院）协作研究中医药治疗高血压病和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在此后的２０余年间，他与阜外医院保持着密切的协作关系，１９５９年和１９６４年，两次参加该院主办的心电图学及心脏内科医师进修班进修，使他在现代心血管病学知识水平上有较大的长进，且在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研究方面亦陆续有新的进展。
１９６０年后，他一直潜心于中医、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的研究。１９６５年，他在山西稷山农村巡回医疗，还对与朱颜商定之强心散（蟾酥：茯苓＝１：９）的强心作用作了比较艰苦的临床观察研究，效果明确，足证今日市售之“救心”、“保心”、“心宝”含有少量蟾酥可能会有好的协同作用。自１９７８年，他与郭士魁、赵锡武共同负责西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室工作，合作共事直到他们二位谢世，带领全室同志对活血化瘀冠心Ⅱ号方及芳香温通宽胸气雾剂等进行了大量的中医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血管疾病的研究工作。首先应用川芎嗪治疗脑血栓形成，效验可靠，使西苑医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由于陈可冀在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１９７８年出席了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并获得大会奖励。
１９８０年５月，陈可冀正式提出进行清代宫廷医疗经验的整理、挖掘、继承与研究工作，得到了当时中医研究院院长季钟朴教授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几位馆长的赞同与支持。西苑医院成立了清宫医疗经验研究室，当时已是西苑医院副院长的陈可冀亲自兼任了该研究室的主任。在他的主持领导下，１０年来的大量研究工作填补了中国传统医学在这一领域学术继承与研究工作的空白。
１９８１年，陈可冀又开始从事《中西医结合杂志》的创业劳动。在国内中文版的基础上，近年又在日本出版了《中西医结合杂志日文版》，促进了国内外中西医结合医学交流。也是在１９８１年，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正式成立了，他任首届秘书长，１９８５年又被选任副理事长，成为公认的中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学术带头人。
我国于１９７８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制度，陈可冀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评议组人员，并于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０年先后担任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导师，至今已毕业１４名硕士研究生及４名博士研究生，为中医、中西医结合事业培养了专业技术骨干。
祖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陈可冀在这个宝库中所取得的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已为中外医学界所瞩目。他现在担任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研究员、内科教授、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科委中医学专业组及生物医学工程学组成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常委，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理事长、中华老年医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老年学学会抗衰老科学技术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及中西医结合杂志副总编辑。应聘担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英国国际植物疗法研究（Ｐｈｙｔ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杂志及香港中医药文摘杂志（ＡＣＭＥ）顾问，《中国医学论坛报》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医杂志（中、英文版）、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中华老年医学杂志编委及老年学杂志顾问等。
陈可冀长期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及老年医学的研究，在活血化瘀及芳香温通方药治疗冠心病的理论及疗效研究方面，在补益脾肾方药延缓衰老理论及临床研究方面，在清代宫廷医疗经验的继承研究方面，均取得丰硕成果；在著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整理方面，在中医、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方面，在促进中西医结合学术交流方面，成就尤为突出。他医德高尚，治学严谨，亦为人们所称颂
系统全面继承著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
自１９５５年底，陈可冀应调到中医研究院学习和研究中医，至今已近４０年，他对祖国医药学宝库，进行不懈地探索、挖掘。从古医籍到现代医学最新文献，从《黄帝内经》到近代著述，他都进行了系统的学习。有人曾认为他的成功在于天资聪明，智慧超凡，记忆力过人。陈可冀引用诸葛亮的一句名言说：“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事业的成功要靠“有志趣，有目标；肯学习，能坚持”。
陈可冀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研究上的成就，还得益于几位名老中医的教诲和指导。他曾做过已故名老中医冉雪峰的助手和“关门弟子”，曾向北京名老中医王易门学习并同他共事两年余，１９５９年进行中医脉象现代化研究他又拜蒲辅周老中医为师，他曾多年随岳美中老中医临诊，１９６０年后他集中精力从事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研究又拜著名老中医赵锡武为师，并同著名老中医郭士魁合作共事２０余年，志同道合，亲如家人。
在中医学术的继承上，中医研究院根据老中医岳美中的建议，安排陈可冀集中地继承、整理岳老的学术经验。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先后主持整理出版了《岳美中论医集》（已有日译本出版）、《岳美中医案集》（１９８２年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及《岳美中医话集》（卫生部部级成果奖）。这些医籍忠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岳老的学术造诣与卓越技艺，令人屡读不厌。陈可冀还参加整理出版了《冉雪峰医案》、《赵锡武医疗经验》等学术专著。
由于陈可冀有机会跟随数位全国著名老中医学习和共事多年，能够在学术上做到博采诸名家之长，枝叶交融，自成一体。他的成就，深受老中医们的赞赏，著名老中医岳美中教授曾写诗称赞他：“英年绩学展鸿猷，中西结合喜善收，鸟影不移参邈邃，梅枝独侑企风流”。
致力于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研究
心血管病是当前我国人口死亡的第一位原因，也是国内外瞩目的研究课题。自５０年代，陈可冀就开始进行中医、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的研究，３０多年来取得了卓越成就，不仅在国内医学界享有盛誉，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１．为国内最早从事中医脉象的客观检测研究者之一。早在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间，陈可冀与章宗穆研究员合作，依据中医传统学术思想，在中国科学院声学教授马大猷的协助下，制成以酒石酸钾钠为换能原件的“寸关尺脉搏描记仪”，由著名老中医蒲辅周、杨树干把脉，对４００例１７种脉象图与心冲击图、心电图及心音图作了同步描绘，为我国早期之压电晶体式脉象仪。在此基础上，在黄宛教授和张锡钧教授的指导下，陈可冀进行了高血压弦脉特点及其产生机制的研究，将弦脉分为三级，临床及在他自己身上静脉滴注去甲肾上腺素等试验证明，弦脉形成与儿茶酚胺水平及血管敏感性有关，后发表于《中华内科杂志》（１９６２年）。由于他在中医脉诊研究和中医学术继承方面取得成就，获奖出席１９５９年全国群英会。
２．高血压中医辨证论治研究。６０年代前后，西方降压药有长足之发展，但调节症状效果似欠佳。陈可冀在著名老中医赵锡武、郭士魁及黄宛教授指导下，对２６２例高血压病分八型辨证论治，证明降压幅度虽不甚大，但缓解证候确较好。若能合理进行科际整合（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相信患者是欢迎的，他以后的实践证实了这一点。其中针对肝风型之天麻钩藤饮不仅具有调节大脑第二信号系统功用，更有温和降压和改善脑血循环之效果，平肝熄风，解除头晕、耳鸣有效，可以减少西药降压药之剂量。陈可冀对高血压病的中医辨证分型论治作了规律性总结，指出了中医药调节平衡缓解症状的优越性，可以补西药单纯降压之不足。１９５９年冬，他在西安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心脏血管疾病学术会议上就高血压病中西医结合治疗作了专题报告。 ３．脂质代谢与心血管病关系的探索。１９６３年，在陈可冀的倡议下，西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室对当时尚健在的年龄在６３岁以上、素食史达１４—７２年的北京各寺院中的僧尼的高血压和动脉硬化性心脏病、血脂水平及中医证候特点进行研究，设有同龄之对照组。结果证明，长期过分严格素食和膳食之不平衡，可致内源性脂质代谢障碍，虽形体未必肥胖，但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并不降低，与赛利（Ｓａｉｌｅ）调查欧洲僧侣资料略有差别。这１０７例北京广济寺等寺院之长期食素者，心肾阴阳两虚及肝风证候一般较突出。
４．博采众长，整理发扬名老中医治疗心血管病之经验。１９６２年以后，陈可冀集中进行冠心病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总结了中医治疗冠心病的“辨证论治”、“活血化瘀”、“芳香温通”、“宣痹通阳”、“补肾助阳”及“含黄酮类中药的应用”等几条途径。在１９７２年全国防治肺心病、高血压病、冠心病会议上他介绍了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推动全国进行这项研究工作的中西医结合起了积极作用。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间，陈可冀结合郭士魁的经验写成《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治疗规律探讨》一文，发表于《中医杂志》（１９６２年），注意到郭士魁在辨证施治基础上，善用血府逐瘀汤、失笑散、丹参饮和活血通脉汤，注重活血化瘀的治疗经验，同郭士魁一起，进行了一系列活血化瘀临床研究。
５．活血化瘀治疗心脑血管病的理论及疗效研究，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７０年代初期，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加强对冠心病之防治研究，陈可冀与郭士魁、中国医学科学院吴英恺、黄宛、陈在嘉教授等一起，组织北京地区冠心病协作组，对以活血化瘀法治疗冠心病经验为基础组成之冠心Ⅱ号方进行临床验证。该方以经典活血药为主，由丹参、川芎、赤芍、红花和降香组成。临床及实验研究相当系统，进行了千余例心绞痛的近远期疗效观察，证明其对缺血型心电图ＳＴ－Ｔ改变有改善作用，制成注射剂发现对急性闭塞脑血管病有效率可达９０％。以后将冠心Ⅱ号片改制成有效成分组成之精制冠心片，与阜外医院、同仁医院等单位合作，共同用随机双盲交叉对照法肯定其效果，同时在西苑医院开展了一系列抗心肌缺血基础研究工作。这项研究工作获卫生部部级成果奖及全国科学大会奖。冠心Ⅱ号方组成药川芎的Ｉ号碱四甲基吡嗪经北京制药工业研究所协助定结构人工合成，陈可冀亲自和同道观察到在电镜下确有抑制血小板聚集之作用，进一步在我国首先临床证明可使急性脑血栓形成患者治疗后７０％以上能下地自理生活，获北京市科技成果奖。后以“川芎嗪”商品名在北京及全国推广。此后，赤芍精抗血小板作用也得到研究证实。在益气活血方药治疗急性心肌梗塞的研究方面，陈可冀与广安门医院、东直门医院等合作，共同验证了益气活血复方（党参、黄芪、黄精、赤芍、丹参、郁金）的效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７．温补方药抗缓慢性心律失常的研究。陈可冀认为，缓慢性心律失常患者大多数属虚证、寒证，适合于用温补方药。他对温补方药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作了系统研究之后，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及药物研究所合作，验证了附子一号（去甲乌药碱）的疗效，观察到有改善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功用，具有明确的β－受体兴奋作用，与异丙基肾上腺素作用基本相同，可能是一组温阳药的共同药理活性。这项研究获卫生部甲级成果奖。
研究清代宫廷医疗经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清代宫廷医案及其他医学档案资料数量甚为可观，其中包括皇帝、后妃、太监及王公大臣等之原始诊病记录，有不少为当年封存后未曾启动。这些史料反映了清代医学水平，十分珍贵。１９８０年５月，陈可冀提出对清代宫廷医疗经验进行整理研究的倡议，得到中医研究院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领导的支持，双方达成了合作整理之协议。领导决定由陈可冀主持这项工作。
陈可冀为这项工作的成功倾注了全部心血，时常工作到深夜。他将清代宫廷医疗经验归纳为８个特点：①维护宫廷利益，崇尚实效，辨证论治；②师古而不泥古，法度谨严，广用经方；③借重通腑治法，驱除积滞，推陈致新；④征用温病时方，不期斯古，承先启后；⑤废除金石丹药，补益增寿，侧重调补；⑥重视家常防病，清气化湿，消导通利；⑦实践归经理论，应用引药，丰富多采；⑧运用代茶饮法，调治兼顾，因病制宜。经过参加这项工作的全体工作人员共同艰辛整理，夜以继日，历时数载，陆续主编完成了《慈禧光绪医方选议》（中华书局出版，日本东洋美术出版社有日译本出版），《清代宫廷医话》（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在日本有日译本出版）及《清宫药引精华研究》（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等专著。３４０万字的学术巨著《清宫医案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也终于在９０年代的第一个金秋正式出版发行。
清代宫廷医疗经验的整理研究填补了这一领域学术继承工作的空白，不仅提供了清代高水平的医疗经验和方药，而且对清史研究也起到一定作用。自１９８２年起，在陈可冀主持领导下，西苑医院开始陆续对清宫方药进行科学的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并招收了此课题的研究生，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开辟中医、中西医结合老年医学研究新领域
１．整理继承，吸取中国传统老年医学理论及经验之精华。老中医岳美中在老年保健和老年病的治疗方面经验丰富。１９７７年，陈可冀根据岳美中多次介绍经验的谈话，整理成《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的经验》一书，经本人亲自审阅后，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现代中医老年病学较早期的著作。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陈可冀与李春生合作对我国早期老年医学专著宋代陈直所撰《养老奉亲书》作了评注，１９８６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历时３年时间，在西苑医院老年医学研究所的支持下，陈可冀组织全国从事本专业之专家，系统整理了近３００部与老年医学有关的古典著作，成百万言之《中国传统老年医学文献精华》，已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此后，他主编出版了《中国传统康复医学》。１９８９年，他又主编了《老年医学在中国》一书，概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国中医、中西医结合老年医学领域的最新成果，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些专著，为老年医学工作者提供了有益的启迪。
２．实验观察，阐明了益脾肾方药延缓衰老作用之机理。在中医、中西医结合老年医学临床与实验研究领域，１９８２年陈可冀首先主持了健脾方药清宫八仙糕治疗老年脾虚证的研究，此方由人参、茯苓、苡仁、莲子等８种药组成，原为慈禧等习用之医方，色、香俱佳、老幼咸宜。经对３１０例老年脾虚证进行治疗，表明可改善老年人脾虚证候，提高木糖排泄率３６％，血清胡萝卜水平亦提高２５％，较对照组为优。电镜观察实验，动物脾虚模型经治疗后可改善胃及小肠的粘膜改变，效验可靠。 随后，他主持进行了补肾方药清宫寿桃丸的临床和实验研究。该方原名增寿蟠桃丸，为乾隆皇帝晚年常用医方之一，此方经天津达仁堂遵古炮制。临床观察对平均年龄６２岁之老年人３１０例，不仅可改善衰老症状，改善性激素水平及头发微量元素状态，且有一定之清除血浆过氧化脂质之功效。有关的研究还表明，此方可延长老年鹌鹑及果蝇之寿命。
１９８５年，陈可冀又主持了清宫长春丹调整老年脂质代谢、改善老年智能的研究工作。该方原名长春益寿丹，曾为慈禧喜用医方之一，以补肾为主，兼顾五脏，益气血，调和阴阳。临床观察对６０岁从上老年人３０８例，可改善老年肾虚衰老症状，升高血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降低血浆过氧化脂质水平，改善老年人液化智能，改善老年肺功能。实验研究表明，还可延长老年鹌鹑寿命，具有较强的体外抗氧化作用，可增强老年大鼠肝脏内琥珀酸脱氢酶活性，提高其有氧代谢水平，改善老年大鼠记忆功能，增加其与记忆相关的海马胆碱能的受体数目，减少其脑内脂褐质。
以上研究把补益脾肾延缓衰老的临床实践与理论探索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３项研究均荣获中国中医研究院科研成果奖，并均已批量生产投放市场，畅销海内外。陈可冀所主持的另一项研究，是根据清廷香肥皂档案与辽原化工厂合作研制之紫禁城老年皂，对老年皮肤瘙痒证１６２例验证显效率达５３％，有效率６２％，获国家轻工业部银牌奖，目前也已畅销海内外。
３．脂质代谢与心血管病关系的探索。１９６３年，在陈可冀的倡议下，西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室对当时尚健在的年龄在６３岁以上、素食史达１４—７２年的北京各寺院中的僧尼的高血压和动脉硬化性心脏病、血脂水平及中医证候特点进行研究，设有同龄之对照组。结果证明，长期过分严格素食和膳食之不平衡，可致内源性脂质代谢障碍，虽形体未必肥胖，但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并不降低，与赛利（Ｓａｉｌｅ）调查欧洲僧侣资料略有差别。这１０７例北京广济寺等寺院之长期食素者，心肾阴阳两虚及肝风证候一般较突出。
培养中医、中西医结合专业技术骨干
自６０年代陈可冀担任西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室主任以后，就把培养中医、中西医结合专业技术人才放在重要位置。６０年代初，我国自己培养的中医学院或医学院毕业生陆续分配到了西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室，陈可冀请郭士魁、赵锡武等名老中医对他们进行带教，安排他们跟这些著名中医专家查房随诊，并到阜外医院进修学习现代医学知识，带他们一起整理中医文献，分析临床病例，让他们承担中医、中西医结合研究课题，让他们到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去经风雨、见世面。如今这些当年由陈可冀亲自带教过的住院医师已成为中医、中西医结合的骨干人才。
１９７８年，陈可冀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医学评议组成员，先后担任硕士研究生及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他要求研究生不仅要有较好的中医知识，而且要掌握现代医药学的最新进展；不仅要有良好的中、西医临床技能，而且要受严格的医学科研训练，掌握各种实验方法；不仅要从事中医传统研究，进行文献和临床经验整理，而且要具有医学科研的敏捷思维，进行高水平的严格科研设计下的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实验研究。他亲自查房带诊，提高研究生的中西医临床水平；深入实验室，指导检查研究生实验操作的每一步骤。研究生的每一个科研课题他都要严格审定，乃至其中的每一细节；每篇论文他都要认真审阅，乃至其中的每一数据。他要求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要有科学的思维，严格的设计，确切的数据，恰如其分的文字表达，合乎逻辑推理，要有所创新，在中西医结合临床与基础研究上有所突破。他还要求研究生的论文要实事求是，不搞虚、浮、假、大、空，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在陈可冀的悉心指导下，已先后有１４名硕士研究生和４名博士研究生毕业。这些毕业的研究生近１０年来先后在国内外的一流医学杂志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反映了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促进中西医结合学术交流
《中西医结合杂志》１９８１年正式创刊。陈可冀在繁忙诊疗研究之余，开始从事《中西医结合杂志》的创业劳动。他担任了该杂志的副总编辑，从稿件征用审阅，栏目的种类以及杂志印刷征订，编辑部的用房、编辑人员的调入，都到处奔走，一一落实。至今，《中西医结合杂志》已出版百期。每一期都渗透着他的心血。美国《ＩｎｄｅｘＭｅｄｉｃｕｓ》和《Ｍｅｄｌｉｎｅ》每期收录了该杂志文题。近年来，在国内中文版的基础上，又在日本出版了《中西医结合杂志日文版》。这份交融汇通中国中西医结合最新研究成果与进展的杂志受到了国内外医学界的好评，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促进了中西医结合事业走向世界。
１９８１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在北京正式成立。陈可冀被选任首届秘书长和活血化瘀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１９８５年被选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理事长，１９８８年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成立又被选任副主任委员。多年来为促进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发展和学术交流的开展，他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１９８１年与１９８５年，组织了第一、二届全国中西医结合学术交流大会，在会议上交流宣读的近千篇高水平的中西医结合临床与基础研究论著，反映出中国中西医结合医学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受到国内外医学界的瞩目。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０年，他分别组织了第一、二、三届全国中西医结合活血化瘀研究学术会议，推动了对中医活血化瘀这一独特治法研究的开展。１９８９年，在北京组织了国际活血化瘀学术会议，与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医学界交流了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保持了本项目的国际领先水平。
由于陈可冀在中医、中西医结合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１９７９年他被聘为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专家咨询团顾问，先后出席了在日内瓦、马尼拉和东京等地召开的传统医学治疗心血管病、糖尿病等会议，他在大会上报告了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病的新进展，受到国外学者的好评。１０多年来，他先后到１０多个国家或地区参加学术会议，讲学和考察。１９８１年，他赴日本和印度考察传统医学并分别在两国作了学术报告。１９８４年春，他应邀与董建华教授一起去香港讲学，受到赞扬。１９８６年，他应邀到美国讲学，并应聘主持美国美洲中国医科大学３名中西医结合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辨。他还与美国圣塔芭芭拉东方医学院余娟医师合作，第一例采用中医辨证论治方法延长了艾滋病患者的寿命，获得好评。１９８８年他应邀赴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参加了国际活血化瘀学术会议。１９９０年秋天，他作为中国著名医学科学家又应邀分赴日本和韩国学术交流。在这些国际性的学术活动中，陈可冀都要宣讲中医、中西医结合的成就，这些高水平的学术报告受到了国外学者的注意，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增进了国外医学界对中医药学和中西医结合事业的了解与互相交流。
医德高尚 治学严谨
陈可冀作为著名的临床医学家，长期从事临床医疗和科研工作，不仅医德高尚，而且治学十分严谨。他认为孙思邈的“大医精诚”是很好的警句，医生应当精益求精，经常检查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改进治疗方案，同时要诚心诚意地对病家负责，实事求是。自信，但不能说空话。他对于自己的同事和协作单位的同行，都尊贤容众，尽力就每人之优势而施展其技能，不突出一己。他对学生也是关心有加，大家相处甚融。
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事业近４０年来，陈可冀融汇中西医学于一家，形成了自己的治学主张：①主张辨证论治和专病专方相结合。既要讲究中医辨证论治的整体性精髓，也要切中病损关键，立方遣药务要提高疗效。②主张经方、古方、时方可因证施用，不应偏废。③重视活血化瘀法则的应用。认为气血为人身及疾患之两大端，重病久病多有气滞、血瘀之嫌，所以应予重视。④中西医取长补短结合是发展中医学术的重要途径。可以增效验，可以补不足，可以明理论，是时代赋于今人的使命。
陈可冀教授作为中医、中西医结合事业的临床医学专家，他热爱我国传统医学，热爱现代医药学，也热爱中西医结合。这是因为中西医结合不仅具有传统性，而且具有时代性，是传统和时代的交汇，９０年代前夕，陈可冀荣获了世界文化理事会授予的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他坚信中西医结合是千古芳馨的事业，将能更好地为世界人民服务。
(作者：张文彭)
简历
１９３０年９月 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
１９４９年７月 毕业于福州第一高级中学．
１９５４年７月 毕业于福建医学院医学本科。
１９５４年９月—１９５６年３月 任福建医学院内科助教、内科医师。
１９５６年４月—现在 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师、主治医师、副研究员、研究员，西苑医院心血管病研究室主任、老年医学及清宫医案研究室主任，西苑医院副院长及硕士、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教授。
主要论著
１ 陈可冀．切脉．中华医学杂志，１９５７，４３（１）：４０—４３．
２ 陈可冀，章宗穆．高血压病弦脉及其机制的研究．中华内科杂志，１９６２，１０（１０）：６３８—６４１．
３ 陈可冀，郭士魁．高血压病中医分型与治疗．全国心血管病学术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０，１２９—１３９．
４ 陈可冀，郭士魁等．长期素食人动脉粥样硬化发病情况及其中医证特点的研究．全国高血压及心血管内科学术会议汇编，中华医学会，１９６４，３０９—３１０．
５ 陈可冀，赵锡武等．长期素食人高血压患病率的调查研究．全国高血压及心血管内科学术会议汇编，中华医学会，１９６４，７８－７９．
６ 陈可冀，郭士魁．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的中医治疗．中医杂志，１９６０．
７ 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内科（陈可冀等）．川芎一号碱对冠心病患者血小板影响的电子显微镜观察．中华内科杂志，１９７６，１５，（２）：８９—９２
８ 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内科（陈可冀等）．温补方药对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治疗作用．中华内科杂志，１９７６，１５（５）：２８０—２８３．
９ 陈可冀．试谈冠心病心绞痛及心肌梗塞的中医治疗．中华内科杂志，１９７７，１６（４）：２３２—２３５．
１０ 姜文卿，陈可冀，竺清渝，等．附子一号对缓慢性心律失常的作用初步临床观察．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１９８０，８（２）：９５—９８．
１１ Ｃｈｅｎ Ｋｅｊｉ．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ｍ Ｊ ＣｈｉｎＭｅｄ，１９８１，９（３）：１９３—１９６．
１２ Ｃｈｅｎ Ｋｅｊｉ．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Ｋｕａｎ－Ｘｉｏｎｇａｅｒｏｓｏｌ ｏｎ ａｎｇｉｎａｌ ａｔｔａｃｋｓ．Ｊ．Ｎａｔ１．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Ｍｅｄ．Ａｓｓｏｃ．（Ｉｎｄｉａ），１９８２，１４（４）：１０７—１１０．
１３ 陈可冀，陶寿淇，陈在嘉等．精制冠心片双盲法治疗冠心病心绞痛１１２例疗效分析．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１９８２，１０（２）：８５．
１４ Ｃｈｅｎ Ｋｅｊｉ，ｅｔ 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ＭＩ－Ｍｉｘｔｕｒ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Ｐｌａｎｔａ Ｍｅｄｉｃａ， １９８３，４８（１）：６３—６４．
１５ 陈可冀，张问渠等．６０例急性心肌梗塞的舌象分析．中西医结合杂志，１９８４，４（４）：２１３—２１４．
１６ 陈可冀，钱振淮等．活血２号注射液治疗急性闭塞性脑血管病的疗效观察．中西医结合杂志，１９８５，５（２）：１００－１０１．
１７ 陈可冀，等主编．心脑血管疾病研究．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８ 陈可冀主编．中西医结合防治老年心血管病．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９ 陈可冀．心律失常中医治疗．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１９９０，１８（３）：１４８—１４９．
２０ 陈可冀．９０年代心血管病中医药的临床研究方向．中医杂志，１９９０，３１（９）：５６０—５６２．
２１ 陈可冀等主编．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０．
２２ 陈可冀．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的经验．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１９７８．
２３ 陈可冀等．清官八仙糕治疗老年脾虚证的临床研究．中华老年医学杂志，１９８４，２（３）：１２９．
２４ 陈可冀等．清宫寿桃丸延缓衰老的临床研究．中西医结合杂志，１９８４，４（１１）：５５８—５６０．
２５ 陈可冀等主编．中国传统老年医学文献精华．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６．
２６ Ｃｈｅｎ Ｋｅｊｉ，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ｐｅｎｇ．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ａｎｔｉ－ａｇｅｉｎｇ ｈｅｒｂ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ＣＭＥ（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１９８７，１（２）：３０９—３２０．
２７ 陈可冀，李春生．养老奉亲书订正评注．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８ 陈可冀，陈楷．中医药防治老年精神障碍．中西医结合杂志，１９８８，８（１）：５８．
２９ 陈可冀主编．中国传流康复医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８．
３０ Ｃｈｅｎ Ｋｅｊｉ，Ｌｉａｎｇ Ｈｏｎｇｚｈｉ．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ｔ．Ｊ．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Ｍｅｄ，１９８９，１４（１）：５—４３．
３１ 陈可冀主编．抗衰老中药学．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
３２ 陈可冀主编．老年医学在中国．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
３３ 陈可冀，周文泉．中国养生学精萃．香港：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
３４ 陈可冀主编．慈禧光绪医方选议．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３５ 陈可冀等．慈禧、光绪、珍妃、宣统脉案选论．中医杂志，１９８１，２２（７）：４—７．
３６ 陈可冀等．慈禧医案中经方之运用．上海中医药杂志，１９８１，（９）：４—８．
３７ 陈可冀主编．慈禧光绪医方选议（日文版）．东京：东洋美术版社，
１９８２． ３８ 陈可冀等．清宫医案中有关时方之应用．上海中医药杂志，１９８２，（１）：７—１０．
３９ 陈可冀等．清宫运用《局方》方剂治疗脾胃病的经验．上海中医药杂志，１９８２，（９）：２７—３０．
４０ 陈可冀等．清代宫廷医疗经验的特点．故宫博物院院刊，１９８２，（３）：１９２６
董建华，（1918-），中医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医教育和临床研究。临床经验丰富，对脾胃病、热性病以及某些疑难病症的治疗，有独到见解。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工作，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在长期的中医工作和作为人大代表的参政议政工作中，为中医事业的发展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董建华出身于中医世家，他的曾祖父是一位中医眼科大夫。外祖父是位秀才出身的儒医，善治热病急症，闻名乡里。耳濡目染，使他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先在本乡私塾学习古文，然后进入中学学习，为后来学习中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１７岁时，按照父亲的安排，拜上海名医严二陵为师。严二陵是驰名沪、江、浙一带的中医大家，不仅擅长内科，对妇儿杂症也有独到之处。在随师应诊的过程中，董建华细心观察，揣摩，勤思勤问虚心刻苦。随诊之余，他苦读《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及《诸病源候论》、《丹溪心法》、《景岳全书》、《温病条辨》、《医学心悟》、《时病论》等各家论著。每读一书，他都要摘录，结合临床实践写出心得体会。遇到疑问，虚心向老师及师兄求教。日积月累，不仅学到了老师临床诊治疾病的经验，而且掌握了中医理论，深得老师的真传。他知道，要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必须广开思路，集思广益。因此，他一面精益求精地探索严先生的学术思想，同时博采众家之长，广泛收集名家验案，临证加以运用、比较，开拓了自己的思路，为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风格，打下了基础。
１９４２年，董建华返回故里，开业行医。他一面为患者诊治，一面在秦伯未开办的中医函授学校深造。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社会动乱，百姓生活困苦，天花、霍乱、伤寒等传染病流行，董建华不计报酬，无论穷富，精心为患者治病，积累了极丰富的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了青浦县城厢联合诊所主任，县卫生协会主任，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县分会副会长以及县政协委员等职。
１９５５年，董建华被选送到江苏省中医师资进修学校深造，使其１０多年的实践经验得以升华。由于成绩突出，受到了学校的嘉奖，尔后留校负责伤寒与温病的教研工作。
１９５７年，董建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卫生部为加强并充实北京中医学院的师资力量，董建华奉命首批由南京调到北京工作。在他担任学院温病教研室主任期间，致力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改革试点工作，为教学质量的提高，为教研室的建设，为开创阶段的北京中医学院的教学、医疗、科研工作，发挥了卓有成效的奠基作用。为此，于１９６０年被评为北京市和全国先进工作者。
１９７４年，董建华作为中国卫生代表团顾问，出席了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第２７届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传统医药学在保障人民健康与改善环境卫生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的报告，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他还应邀出席了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东洋医学会学术年会，并作为国家医学专家先后专程为菲律宾、喀麦隆等国家的首脑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医疗保健工作，为中医走向世界作出了积极贡献。
１９７８年，董建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被选为中华医学会理事，继而担任了中华全国中医学会（１９９１年改称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中医内科学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医专业组成员，卫生部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发展我国中医事业和弘扬中医学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１９８３年，董建华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３年连任了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作为人民代表，他不顾年迈，多次深入基层视察，组织中医界的人民代表收集、研究中医工作中的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议案。为中医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毕生致力于中医教育事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中医栋梁之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为培养更多的中医人材，于１９５６年在北京、上海等地成立了中医学院。董建华作为中医专家及师资力量，调至北京中医学院工作，他将全部心血和精力都投向中医教育事业。当时中医学院尚无完整的教材，他率先组织教研室教师编撰了《温病学讲义》及《伤寒论释义》，并参加了全国《中医内科学》的统编教材的编写，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他根据中医学的特点，提出中医学院学生应早临床、多临床才能真正掌握中医学的要契的想法，并身先士卒，带领学生深入矿山、农村、医院实习、调查，使学生在医疗工作的第一线，思想、医德和技术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培养了一批既精通理论又有很高的临床技能的中医人材。这批学生走上了工作岗位后，相继成为全国各省市的中医骨干力量，其中不少走上了中医工作的领导岗位，成为中医事业的栋梁。
建立研究生制度之后，从１９７９年开始，他先后招收了２４名研究生，其中攻读硕士学位的１１人，攻读博士学位的１３人。鉴于他在社会上的声望，身兼数职，每日业务、会务繁忙，但为带好研究生，他宁愿自己减少休息，也尽量保证每周两个半天带研究生门诊。遇到开会，他就减少午休提前门诊。若去外地开会，他常常是刚看完门诊病人就立即去机场，或者上午刚下飞机，下午就到门诊应诊。这样，跟他学习的研究生得以经常亲聆他的教诲。他对研究生的要求非常严格。首先要求研究生有良好的医德，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他指出：看病不仅要有良好的技术，同时开药处方要考虑到患者的实际情况。药源匮乏的，尽量不用；价格昂贵的，尽量少用。对待患者要亲切和蔼，说明病情时要避免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心理压力等等。他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同时，发现研究生不当之处，严厉批评，毫不姑息，使人难以忘怀。他对医疗技术的要求更是精益求精，从一点一滴做起。如处方字迹一定要工整、清楚，防止调剂人员因看不清而出错。特殊煎服方法也要写详尽。对于如何观察病人的病症及其变化，如何进行临床研究、疗效分析和总结，以至如何写好中医病历等，他都不厌其烦地一一讲述。半天门诊，边讲授边诊病，顾不上喝水，常常口干舌燥，他都毫不在意。他还抽出时间，带研究生深入基层讲学治病。他带学生和研究生去河南省商丘市讲学、诊病，当地群众听说董教授来了，看病的人络绎不绝，每天患者达七八十人，非常劳累。但他高兴地说：“这里看到的大多是疑难病，这是你们学习的好机会”。研究生被深深地感动了，为了不辜负老师的一片苦心，他们更加努力刻苦学习。１０年来，跟他学习的研究生已有１８人毕业，获得博士学位的７人，获得硕士学位的１１人。目前他以耄耋高龄，继续带５位博士研究生和４名学术继承人。
精于脾胃病和外感热病的辨证论治
董建华在继承先师学术的基础上，集百家之长，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形成了独特的学术风格。在治疗内科、妇科及儿科疑难重症及多发顽症方面有独到之处。特别是治疗脾胃病和热病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
脾胃病是现代常见病，多发病，他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和理论推导，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前人“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的理论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体会，强调胃气和降是胃主要生理特征。胃为水谷之海，主要功能是“传化物而不藏，”以通为用，以降为顺。胃气得降，则“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居”。胃病的病机则是以种种原因造成的胃失和降为主要特点。气滞、血瘀、湿阻、食积、痰结、火郁、寒凝、劳倦等都可使胃气失其通降之职，而出现一系列病证。同时，胃为多气多血之府，胃府为病必然会出现气血的损伤。一般说来，初病多在气，病症以胀为主；久病多伤血络，病症以痛为主。从病程的长短及症状特征可以初步区分胃病的性质。总的来说，其病机演变是从气滞到血瘀，然后发展为气血阴阳虚损的这样一个过程。由于历史条件的原因，生活状况之差异，前人治疗脾胃病，重于脾而轻于胃。他发现现代人的脾胃病与前人之异，治疗脾胃病重于胃而轻于脾。他认为治疗脾胃病当以疏通气机、调畅气血、疏其壅塞、消其郁滞，使上下气机通畅则升降有序，阴阳寒热调和，胃病自除。在临床治疗中，他总是迅速地从大量的症状中抓住主要症状，结合面色、舌象、脉象，准确地辨清气血、寒热、虚实、分别施以理气通降、理气活血、化瘀通络、降胃导滞、通腑泻热、滋阴通降、辛开苦降、疏肝理气、升清降浊、散寒通降、辛甘温阳等１０余种方法，并自制了胃苏饮、胃痛宁、化瘀煎、温胃汤、养胃汤等系列胃病方剂和成药。良好的临床效果，得到了广大患者的欢迎。他曾经治疗一例胃病患者，胃痛反复发作２０余年，有时剧痛难忍，有时隐痛绵绵，终无宁日，虽经多方治疗，未能取得效果。诊时体瘦面黄，胃痛午后及夜间为甚，疼痛难忍，纳少便结，经董建华辨证属气滞血瘀，以瘀为主，用理气降逆、活血化瘀治疗，仅服５剂，胃痛基本消除，又经２诊治疗，２０年重疾霍然痊愈。被西医认为不可逆转的慢性萎缩性胃炎也不同程度地好转或得以痊愈。
在治疗热性病方面，他辨证准确，处方精练，用药简捷轻灵，看来平淡无奇，却有惊人的效果。外感热病往往变化快，危重症多。他认为中医治疗外感病一方面要注重逐邪解毒，另一方面调整机体气血脏腑功能也不能忽视。他治疗外感病善于抓住病性、病位、病机，以轻宣透达、疏通气血为主要特点。一些急重热病，经多种治疗无效，经他３剂汤药治疗就可热退身凉、脉静而转危为安。如治疗一位老人，高热一月余，体瘦、舌红、苔灰腻，经他人治疗多次毫无效果。他辨证认为，患者虽然年迈阴虚，但中焦湿热阻滞，故高热不退，屡治无效。他用豆卷栀子汤加味，３剂服下，热即退净，再予调理。患者和学生们都惊叹不已。
董建华精湛医术蜚声于海内外，慕名而来的患者甚众，有专程从海外归来的华侨，也有从偏僻地方来的农民，他都一一精心诊治，其中不少疑难重症，中医、西医治疗未获效的，通过他的治疗获得很好的疗效。
为弘扬我国中医学术 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而尽力
董建华在长期从事中医工作过程中，十分关注中医事业的发展和前途，在教学时，他谆谆教导学生热爱中医工作，练好基本功，在继承前人学术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他强调，学习西医或其他知识都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医，决不能见异思迁，学了西医，丢了中医。他致力于中医事业的精神，给学生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受到深刻的教育。在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以后，更是时时刻刻把发展祖国中医事业作为己任，多次在政协和人大会议上发言，呼吁全党全国重视中医工作。他在１９８０年全国政协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大力发展中医事业》在《人民日报》刊登以后，在全国中医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得到中医各界人士的积极支持和响应。接着在１９８３年的中医辩证法学术讨论会上，作了《当代中医发展的几个重大问题》的讲话，并发表于《大自然探索》和《大公报》上，引起了国内和港澳中医界的高度重视。他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以后，在他的倡导和组织下，每次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都召开一次来自各省市代表团的中医代表的座谈会。听取各位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并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同志一起共商振兴中医之大计。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改进和促进中医事业发展的议案和建议。如关于中医立法问题、中医发展规划、中医人才的培养、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制等问题，均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和肯定，有些正在落实。他还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迅速抢救老中医的学术和经验”的建议，得到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决定恢复中医教育的师承办法，并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继承名老中医经验拜师大会”。组织了一批有一定学术水平和临床经验的中高级中医师，继承老中医经验。这一计划，无疑将为推动和发展中医事业起到重要作用。
(作者：陈光新)
简历
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１７日 出生于上海市青浦县。
１９３５年 毕业于上海青浦中学。
１９３５?１９４１年 随中医严二陵学医。
１９４２年 在上海市及青浦县开业行医。
１９５０年 任青浦县城厢联合诊所主任，县卫生协会主任。
１９５６年 当选为青浦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１９５５年 在江苏省中医师资进修学校学习后任教。
１９５７年 任北京中医学院温病教研室主任。
１９６３年 任北京中医学院内科教研室主任、附属东直门医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
１９７８年?现在 先后任北京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中医系第一副主任、北京中医学院顾问、教授。
１９８３年 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科教文卫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学术委员会委员。
主要论著
１ 董建华．伤寒论释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
２ 张伯臾，董建华．中医内科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５．
３ 张伯臾，董建华．中医内科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８．
４ 董建华．董建华医案选．北京：内部出版，１９７８．
５ 董建华．温热病论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６ 董建华．临证治验．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１９８６．
７ 董建华．中医内科急症医案辑要．太原：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８．
８ 董建华．中国现代各医医案精华．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０．
９ 董建华．谈谈治疗胃脘痛的经验．新医药学杂志，１９７９，１０．
１０ 董建华．温病之“热”与“汗”．浙江中医杂志．１９８０，１５（７）：３０７－３０９．
１１ 董建华．谈谈补法之误用．中医杂志，１９８０，９．
１２ 杜怀棠、马朋人整理、董建华．咳喘医案．湖北中医杂志，１９８１，（１）１３－１４．
１３ 董建华．治疗痹证临床经验．中医杂志，１９８２，２．
１４ 杜怀棠，董建华治疗温病经验琐谈、山东中医杂志．１９８３，（２）：３９－４１．
１５ 王长洪，董建华治疗慢性泄泻的临床经验．江苏中医杂志，１９８４，５（３）：１２－１３．
１６ 董建华．理气法的临床应用．黑龙江中医药，１９８３，（４）１－６；１９８４，１．
１７ 董建华．胁痛的病理及其治疗．河南中医．１９８４，（１）：２０－２２．
１８ 董建华，宋立人．浅谈《伤寒论》少阳病的证治三要．北京中医学院院学报，１９８４，（１）：９－１１．
１９ 董建华．浅谈热性病临床治疗规律．云南中医杂志，１９８１，（１）：１４－１６
刘渡舟，中医学家。着力于《伤寒论》的研究。强调六经的实质是经络，重视六经病提纲证的作用。提出《伤寒论》３９８条条文之间的组织排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临床辨证善抓主证，并擅长用经方治病。从事中医教育３０多年，为培养中医人才作出了贡献。
刘渡舟，原名刘荣先，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９日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市。幼年时，因体弱多病，常延请中医大夫治疗，亲身感受到了中医药的疗效，逐渐对中医药产生了兴趣。由于他体质虚弱的原因，他的父亲在择业时给他选择了中医这条道路。１６岁时在营口正式拜当地名医王志远先生为师，矢志学习中医，从而迈出了此后漫长中医生涯的第一步。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年，在营口德育堂随王志远学习中医基础理论，系统地学习中医经典著作，以及《药性赋》、《方歌括》等基础知识。１９３３-１９３６年，在大连市志远药房跟随老师学习临床知识及临床技能。
６年的学习结束后，他又在大连寿民药房跟随谢泗泉学习中医临床一年。谢先生曾告诉他：“学中医临床，莫过于外感与内伤两大类。学外感病必须读张仲景的《伤寒论》，而学内伤杂病则应该读《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因而，这一年他主要在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与《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二书上下了功夫。这对于他此后的治学道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１９３８年，刘渡舟在大连志远药房坐堂行医。为了让他铭记行医的职业道德，努力救治患者，使患者从疾病的苦海中得以解脱，他的父亲正式给他取字为渡舟。
１９４５年５月，刘渡舟随家迁居北京。１９４６年冬在北京参加并通过了“中医师特种考试”。１９４７年５月至１９５０年底，在北京东四钱粮胡同挂牌行医。期间，曾受华北国医学院之聘担任教授，讲授中医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参加了卫生部组织举办的“中医进修学校”学习西医基础知识，学期一年，于１９５１年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北京天坛华北人民医院中医内科工作。此后又先后任北京永定门联合诊所中医科主任，北京南苑区大红门联合诊所主任。
１９５６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了振兴中医事业，决定在北京、广州、成都、上海四市建立中医学院。这是医疗卫生系统的一件大事，各级部门对筹建北京中医学院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千方百计为中医学院的教师队伍寻找人才。经人推荐，刘渡舟来到北京中医学院参加中医教学工作。先后任伤寒教研组副主任、主任，兼任金匮教研组主任。１９７８年任北京中医学院教授，并开始培养中医硕士研究生。１９８５年又成为全国第一批招收中医博士研究生的指导老师。他还任北京中医学院院务委员会委员、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教材编写委员会委员以及《北京中医学院学报》总编等职。在教学中，他辛勤工作，获得群众的拥戴。１９８３年被评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１９８５年又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从１９７８年至今，他历任第五、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１９８５年至今，任国务院学位评议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医学）成员，１９８７年以来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１９９１年更名为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
刘渡舟于１９５６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１９８４年以来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着力于《伤寒论》的研究
刘渡舟注重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研究，特别对《伤寒论》六经辨证理论体系的研究。刘渡舟认为，研习《伤寒论》，一定要结合《内经》、《神农本草经》和《金匮要略》诸书，这不但有利于全面地正确理解六经辨证理论体系，而且，在学习后世医家论著时，也就有源可寻，有本可依。他潜心研究数十年，撷古采今，旁涉诸家，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著有《伤寒论通俗讲话》、《伤寒论十四讲》、《伤寒论诠解》、《伤寒契要》、《新编伤寒论类方》等书，有理论、有临床，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伤寒论》的六经辨证理论体系，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尤其是《伤寒论通俗讲话》与《伤寒论十四讲》二书，在国内多次重印，并被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发行。同时，他还任主编，组织编写了自研究《伤寒论》以来的第一部专门工具书??《伤寒论辞典》。
刘渡舟还十分重视六经病提纲证的作用。《伤寒论》六经病证，各有提纲证一条。提纲证是指能够反映出每一经络及其相关脏腑之生理、病理基本特点的证候群，对于某一经的辨证具有比较普遍的意义。例如太阳病提纲证曰：“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脉浮”，是邪气客于肌表，人体正气抗邪于外的反映；“头项强痛”，是太阳经脉受邪，而经脉气血不利的反映；因为太阳经脉络脑下项，头项是太阳经脉所主之专位，故头项强痛是太阳经受邪独有的证候；“恶寒”与“脉浮”并见，是卫阳被伤，不能温煦肌表的反映。此一脉二证反映了太阳经病变的基本脉证特点，揭示了太阳主病在表的病变规律，因而，临床辨证只要掌握了提纲证，就能做到纲举目张，心中?然。此外，刘渡舟还认为六经辨证方法，原为邪气伤人而立论，并非只针对伤寒之一病。应该看到，辨证之法是从六经之体而求证，由于六经之体各异，与六经相互络属的各脏腑的生理、病理特点各不相同，所以每一经的证候特点也就随之不同。六经病提纲证反映了六经各自证候的共同特点，因此，掌握了六经病提纲证，不仅能够掌握其在伤寒病中的辨证规律，而且还可以将其扩大至杂病的辨证范围。正如清代医学家柯韵伯所说：“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
对于《伤寒论》３９８条条文排列意义，刘渡舟认为《伤寒论》３９８条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条文之间，或隐或现，或前或后，彼此间都有联系。作者在写法上，充分发挥了虚实反正，含蓄吐纳，对比互明，言简义永的文法与布局，从而把辨证论治方法表达无遗。研究《伤寒论》，首先要领会条文的组织排列意义，要在每一内容中，看出作者的布局和写作目的，能学到条文以外的东西，要与作者的思想共鸣，才能体验出书中的精神实质。例如《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篇》３０条：从第１条到第１１条的内容是全书的纲领，具有指导全书，统领辨证的意义；从第１２条到第２８条，以穿插交叙的方法阐述了桂枝汤方的临床适应证、禁忌证以及加减变化诸证，并引出麻黄桂枝合方的３个小汗法，作为其后论述麻黄汤证之先序；第２９条与第３０条，以误治救逆的形式具体地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作了示范。可见《伤寒论》之３９８条有经有纬，发生着纵横的联系，以尽其辨证论治之能事。
临床善抓主证 擅用经方
刘渡舟还有着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辨证时抓主证是他临床上的一大特色。他认为，主证是决定全局而占主导地位的证候，直接反映了疾病的基本性质及规律，所以是最可靠的临床依据。抓住主证，不但是辨证的关键，而且也是取得疗效的关键，具有带动全局的作用。如有一次，为一崔姓产妇治疗，患者因产后腹泻，被误认为是脾虚，多次服用补益剂无效；又因其舌绛，苔薄黄，脉沉滑，下利而口渴，按厥阴热利证，投白头翁汤亦无效。后详审其证，知有小便不利、下肢浮肿，寐差，咳嗽等水气表现，因而抓住小便不利及“渴呕心烦咳不眠”之主证，参以舌绛脉沉，乃知此属少阴阴虚，水热互结之证，与猪苓汤５剂，小便得利而腹泻诸症皆除。
擅长用经方治疗疾病，是刘渡舟临床上的又一大特色。仲景之方谓之经方。他认为，仲景制方，不拘病名为何，但求脉证切当，病机合宜，有其证则用其方，故不论外感、内伤，随手拈来，因证而施治。他还认为，经方治病有两大优势，一是组方精简，配伍严密，药少量轻而功捷；二是方证结合紧密，观脉证而定病情，随证施治，不拘一格。他在临床上运用柴胡剂治疗肝胆疾病，泻心剂治疗脾胃疾病，苓桂剂治疗水气病变等，都取得很好的效果。他还从临床实践出发，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师仲景之意而广仲景之法，创制了不少疗效很好的新方。如柴胡解毒汤、柴胡三石解毒汤、柴胡活络汤、柴胡鳖甲汤等治疗各种急、慢性病毒性肝炎及早期肝硬变的系列方剂，疗效显著。
水气病，是中医特有的病证概念。但自仲景之后，还没有哪位医家对水气病证治疗进行过系统的论述，致使水气的概念不清，证治不明。通过长期临床观察与治疗，刘渡舟发现水气为病在临床上既常见又多发，涉及面很广，特别是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常常表现为水气病变，临床上不得其法，常难取效。因此，他刻意对水气病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表了《试论水气上冲证治》、《谈谈人体的津液链》、《谈谈“水证”的证治》等专题学术论文。他认为：“水气”的概念，应该是既有水饮，又有寒气。其发病的机理与心、脾、肾三脏的阳气虚衰有关。心为阳中之阳，上居于胸中，能行阳令而制阴于下；脾为中土，能行津液而制水于中；肾为水脏而主宰水液的气化作用。若心、脾、肾三脏阳气虚衰，则水阴之邪无制而汪溢为害。其中，尤是以心阳虚不能降伏下阴而为二：一是由“心下”部位气往上冲，主要责之于心脾阳虚；二是由“脐下”部位气往上冲，主要责之于心肾阳虚。水气病的辨证，典型者可出现明显的气由下往上冲逆的感觉。不典的辨证，典型者可出现明显的气由下往上冲逆的感觉。不典型者，虽不见明显的气冲之感，但从下往上依次出现的或胀、或满，或悸等证也十分明显，故临床不难辨认。甚者水气上冒清阳之位，还可以出现头目眩晕，或眼、耳、鼻、舌诸窍因之不利，亦当注意。此外，色诊，脉诊对诊断水气病也很有意义。水气之色上于头面，其人面带虚浮，其色黧黑，或出现水斑（额、颊、鼻柱、口角等处，皮里肉外，出现黑斑，类似色素沉着），谓之水色；舌淡嫩而苔水滑，甚者舌面津津然欲滴，谓之水舌；脉沉而弦，谓之水脉。色脉相应，便可辨为水气病而无疑。治疗水气病，法当温阳降冲，化饮利水为主。获苓桂枝白术甘草汤是治疗水气病的基本方。方中以获苓、桂枝为主药，获苓之用有四：甘淡利水而消阴其一；宁心安神而定悸其二；行肺治节之令而通利之焦其三；补脾固堤而防水汪其四。桂枝之用有三：通阳消阴其一；下气降冲其二；补心制水其三。此方若有获苓而无桂枝，则不能化气以行津液；如有桂枝而无获苓，则不能利水以伐阳。故苓桂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余如苓桂姜甘汤、苓桂枣甘汤、苓桂杏甘汤、苓桂味甘汤等苓桂剂，皆可视作在此基础上的加减化裁。除了将经方有效的用治于水气病外，刘渡舟还创制了苓桂茜红汤、苓桂杏苡汤、苓桂龙牡汤、三参救心汤等治疗水气病的有效方剂，丰富并发展了中医治疗水气病的内容。
热心教育 诲人不倦
刘渡舟在中医教育这块园地上辛勤耕耘了３０多年，深知教书育人、培养中医接班人的重要性。在长期的中医教学中，他积累了两点非常宝贵的经验：一是读书须要背书；二是理论必须结合临床实践。
他认为，背书有两大好处：第一，背书有益于明理识证。《医宗金鉴?凡例》中说：“医者书不熟则理不明，理不明则识不清，临证游移，漫无定见，药证不合，难以奏效”。他指出“背”是为了“书熟”，“书熟”是为了“理明”，“理明”是为了“识清”，而“识清”最终是为了临床上能够准确地辨证用药。第二，背书有益于日后进一步理解中医理论。由于经典著作文字简要，理论深奥，初学者难以一下子弄懂其全部义理，如果能够先将书中的内容熟记于心中，日久以后，随着所学知识的广泛与深入，尤其是随着临床知识的提高，对某些疑难问题就逐渐地有触类旁通之功，这可能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悟性”吧，这种“悟性”越多，其中医水平也就越高。刘渡舟曾说：“巧者人皆受之，若平时不下苦功先熟书于心中，则临证之时又有何巧之可言”？这对初学中医者来说，尤为重要。
在扎扎实实的理论基础上，他十分重视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他常常跟学生们说：“中医之所以能几千年而长盛不衰，就是因为它在临床上能解决很多问题。在课堂上学习基础理论，就是为了能在临床上正确地运用它。如果一个中医不会中医临床，那他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中医。通过临床实践，不但可以验证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而且还可以激发对理论学习的兴趣，在实践中求发展。
刘渡舟对青年中医总是予以极大的关怀与支持。在他门诊时，周围总是围着一大群本科学生跟他抄方学习。对于学生的提问，从来都给予耐心细致的指点与教诲。在刘渡舟家里他的书案的玻璃台片下压着河南中医学院学生小杨的一篇散文，从中可以看出他为人师表的崇高品德。标题为《不曾见面的老师》。文中写道：“１９８２年，我还是个中医盲，考入河南中医学院之后，听高年级的同学说，在北京有一个著名的中医专家对《伤寒论》颇有研究。我怀着渴望知识和仰慕名人的心情，给在远方的老专家发出了第一封信。信中写道：‘敬爱的老师，我是多么渴望成为您的学生啊！’没想到，７天后就接到了回信。信中说：‘你的精神很使我感动，我认为，中医要发展，老年人就应该授业于年轻人，因此，我愿与你交个朋友，共研医道’。信是用正楷写的，苍劲有力。虽然我没见过他的手迹，但我相信，这封信是老专家亲自书写和发出的”。
“一个青年，能与闻名于世的医学家交朋友，真绝了，我失眠了”。
“随着学习进行，大脑里的问号愈来愈多了，我们的通信也就愈加频繁了。３年，到底通了多少封信，我告诉您，没统计过”。
“时间越长，我和他相见的心情愈急迫。我想，将来，或许能成为他的亲授弟子。我终究是他的学生，我一定要见到他，我最尊敬的老师，刘渡舟教授”。
除繁忙的教学，临床工作及大量的日常事务外，刘渡舟还承担着多项部级科研任务。如《中医古籍整理研究??伤寒论》、《柴胡鳖甲汤治疗慢性迁延肝炎，早期肝硬变的实验与临床研究》、《老中医电脑程序??苓桂术甘汤加减的临床运用》等。其中，《中医古籍整理研究??伤寒论》的科研工作，历经５年，经过反复的研究和专家论证，已经通过鉴定。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如今刘渡舟虽年逾古稀，但仍精神抖擞，坚持工作在教学、科研和临床的第一线，决心为弘扬中医事业，培养新一代的中医人才，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作者：姜元安)
简历
１９１７年９月１０日 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市。
１９３１-１９３７年 在营口、大连等地跟随王志远、谢泗泉学习中医。
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 在大连挂牌行医。
１９４７-１９５０年 在北京挂牌行医。
１９４８年２月-１９４８年９月 任华北国医学院教授。
１９５１年 在北京毕业于由卫生部举办的“中医进修学校”。
１９５１-１９５４年 任北京永定门联合诊所中医内科主任。
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 任北京南苑区大红门联合诊所主任。
１９５６年-至今 任北京中医学院伤寒教研组副主任、主任、教授。
主要论著
１ 刘渡舟．伤寒论通俗讲话．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０．
２ 刘渡舟．伤寒论十四讲．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２．
３ 刘渡舟，傅士垣等．伤寒论诠解．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３．
４ 刘渡舟，聂惠民，傅世垣．伤寒契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３．
５ 刘渡舟．中国伤寒论解说．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１９８３第１版；１９８５年第２版；１９８８年第３版．
６ 刘渡舟，苏宝刚，庞鹤．金匮要略诠解．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４．
７ 刘渡舟．新编伤寒论类方．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８ 刘渡舟，程昭寰．肝病证治概要．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５．
９ 李培生，刘渡舟．伤寒论讲义．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５．
１０ 刘渡舟，白永波等．伤寒论讲解．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１ 刘渡舟，李宪法，秦克枫等．伤寒论辞典．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２ 刘渡舟，杨波，侯钦丰等．肝病源流论．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３ 刘渡舟．我对甘温除大热的体会．北京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６０，（１）：５９．
１４ 刘渡舟．我对“战汗”证的一点体会．中医杂志，１９６１，（５）：４．
１５ 刘渡舟．阴火与阳火的证治．中医杂志，１９６２，（４）：１１．
１６ 刘渡舟．试论水气上冲证治．浙江中医药，１９７６，（６）：２０９．
１７ 刘渡舟．阴虚性的肝胃不和证治．新中医，１９７８，（１）：１６．
１８ 刘渡舟．对《伤寒论》一书几个问题探讨．新医药学杂志，１９７８，（２）：１８．
１９ 刘渡舟．谈谈温胆汤证及加减运用的体会．新医药学杂志，１９７８，（４）：１７．
２０ 刘渡舟．试论《伤寒论》条文排列组织的意义．陕西中医，１９８０，（１）：４．
２１ 刘渡舟．《伤寒论》刍言．新中医，１９８０，（４）：１２．
２２ 刘渡舟．运用经方的关键在于抓主证．北京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８０，（２）：１７．
２３ 刘渡舟．谈谈成无己对《伤寒论》的贡献．湖北中医杂志，１９８０，（３）：２３．
２４ 刘渡舟．谈谈人体的津液链．陕西中医，１９８０，（４）：１．
２５ 刘渡舟．谈谈《金匮》泽泻汤证．中医杂志，１９８０，（９）：１７．
２６ 刘渡舟．谈温经汤的方义．山东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８０，（３）：１２．
２７ 刘渡舟．清阳下陷的病机和证治．北京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８１，（１）： ２３．
２８ 刘渡舟．学习中医的点滴体会．山东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８１，（１）：１２．
２９ 刘渡舟．桂枝汤加减方证的应用．陕西中医，１９８１，（１）：７．
３０ 刘渡舟．论八纲辨证与六经辨证的关系．新中医，１９８１，（９）：１１．
３１ 刘渡舟．《伤寒论》方证概述．辽宁中医杂志，１９８１，（９）：２８．
３２ 刘渡舟．分析《伤寒论》几种载药上浮的方法．陕西中医，１９８１，（６）：１．
３３ 刘渡舟．谈谈“水证”的证治．北京中医，１９８２，（１）：１８．
３４ 刘渡舟．怎样正确使用小青龙汤．北京中医，１９８３，（４）：８．
３５ 刘渡舟．“六经”析疑．北京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８４，（４）：９．
３６ 刘渡舟．小柴胡汤解郁功效例举．中医杂志，１９８５，（５）：１２．
３７ 刘渡舟．试论《伤寒论》之水火痰郁证治．北京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８５，（４）：２３．
３８ 刘渡舟．使用“经方”应灵活变通．光明中医，１９８９，（２）：９．
何任，（1921-），中医教育家和临床家。长期潜心于中医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中医人才。临床长于内科、妇科病的治疗。喜用“金匮方”，对湿温急证以及胃脘痛、崩漏等疑难杂病疗效显著。对《金匮要略》的研究，颇见功力，著述甚丰。
何任，字祈令，别署湛园，１９２１年出生于浙江杭州市一个世医家庭。父亲何公旦是杭州颇负盛名的中医，就诊者远及湘、滇、蜀、粤、苏、鲁等地。家庭陶冶，使何任从小就萌发了学医志趣。中小学时，除涉猎《四书》、《史记》、《古文观止》等书外，还熟读了《本草备要》、《药性赋》、《汤头歌诀》、《医学心悟》等医书，这对他以后医学深造，奠定了基础。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将战火烧到浙江，何任一家避难到浙东缙云乡间。１９３７年７月他考取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二年级插班生。当时的医学院设备简陋，环境艰苦，何任只能住在里弄中一个小亭子间里。他每天除上课之外，便刻苦自学，潜身于图书馆的医书之中，还经常向中医和西医各科老师请教，遂使他对中医理论和诊治疾病的方法逐步有了全面的了解。４年后，何任于新中国医学院毕业。此后不久，其父逝世。当时江浙一带疾病流行，诸如天花、鼠疫、疟疾等烈性、急性传染病随处可见。出校门不久的青年中医何任沉着应诊，并不断地总结、摸索诊治温病的规律，使许多危重病人转危为安。１９４７年，他在杭州开设了杭州中国医学函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何任以极大的工作热情投身于人民共和国的中医事业。他先是负责杭州市中医协会工作。１９５５年负责筹建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并任副校长。１９５９年该校发展成为浙江中医学院，他担任副院长，１９７９年被任命为院长。１９８４年，开始任浙江中医学院顾问。近４０年来，何任潜心于中医教育事业，从学校的学制长短、课程设置，到教学计划，学生工作等，都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和实践；他长期坚持临床医疗，经验丰富，屡起沉疴；在教学、医疗之余，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医学术，勤于著述，出版了研究《金匮要略》的专著等７种，在国内外中医药刊物上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是我国研究《金匮要略》的知名专家。在此期间，他还先后担任了中华全国中医学会（１９９１年改称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高等中医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中医理论整理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大成果评审委员会委员，浙江中医学会副会长、会长，浙江省教授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主任医师评审委员会副主任，浙江中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何任还是第四届浙江省政协委员，第五、六届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１９８８年起，为全国人大代表。
为中医教育事业尽心尽力
中医传统的教学是以师带徒方式进行的，这对多培养中医人才，满足社会需要是不够的。早在１９４７年，何任就创办了杭州中国医学函授社，将平时读书、临证心得，整理成《实用中医学》、《医摘便览》等函授教材，初步积累了办中医教育的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何任在主持浙江中医进修学校、浙江中医学院教学工作期间，率先开展中医函授教学，于１９５７年６月在学校内设立函授教学部，招收在职内科中医师等函授学员４００名，采用自学、小组讨论、大组座谈，印发学习资料和巡回辅导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对全国中医界有较大的影响，对中医函授教学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我国的高等中医教育是在实践中摸索、逐渐建立起来的。５０年代虽然各地相继建立中医进修学校、中医学院，但对怎样搞好高等中医教育仍无较完整的经验可供借鉴。从教育计划到教材编写，从教学方法到学生临床见习，实习的安排，都处在摸索中。何任在担任了浙江中医学院的领导职务以后，亲临教学第一线，给学生讲课，批改作业，带学生临床实习。前后讲授的课程就有《中医诊断学》、《中医各家学说》、《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等多门。他每上一堂课都认真备课，并十分讲究授课艺术，深入浅出，语言生动活泼，条理清楚，说理透彻，深受学生的好评。何任还非常注意按照中医学自身的特点进行教学，并善于从实践中找出规律，加以总结提高。他认为，中医学院与其他高等院校的教学相比有它自身的特点。因为中医不少理论常常是取类比象，还有不少问题难以口授，需在实践中体会，掌握。例如脉象往往是“心中了了，指下难明”。所以学生在掌握中医基本理论之后就应该注意早临床、多临床。１９５６年、１９６４年他分别在《浙江中医杂志》上发表了《我对中医进修教学工作的几点体会》、《中医学院教学工作初探》两篇研究中医教学的论文。
３０多年来，何任一心扑在中医教育事业上。从筹备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到建立浙江中医学院；从浙江中医学院办学初期单一的本科生教学层次，到１９８３年发展成７个专业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包括各种进修班在内多层次的教育格局，走过了一条艰苦创业办学之路，为国家输送了数千名中医人才。
治病善用经方
何任学验俱丰，从医近５０年，始终坚持医疗工作，临床以内科、妇科为主，悉心诊治，务求疗效确凿。
对内科杂病，何任常用《伤寒论》、《金匮要略》之经方，尤以《金匮要略》方取效。他认为，仲景之经方，组方有法，配伍有制，运用恰当，疗效确凿。例如用麻杏薏甘汤治疗表湿，用小青龙汤治疗喘息，用风引汤治疗癫痫，用下瘀血汤治产后瘀闭，用当归芍药散、温经汤治妇科病，用金匮肾气丸治肾炎，用桂枝获苓丸治子宫肌瘤，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治疗风疹，用苓桂术甘汤治疗痰喘，用甘草泻心汤治疗狐惑病，用赤小豆当归散治疗便血，用半夏厚朴汤治疗梅核气，用甘麦大枣汤治疗脏躁证等等，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曾有一中年妇女患者，西医诊为“脑萎缩”，神情呆滞，步履困难，经何任投四逆散加味１４剂，步履自主，言语对答清晰，足见其运用经方之纯熟。
何任治疗时病、急证有胆有识，于湿温研究尤深。湿温是时病中的大证。他在“谨守病机，细心体察，随证施治”原则指导下，常常收到较好的疗效。如治一湿温患者，初则根据表湿的症状投以豆卷、豆鼓等解表化湿之剂；继则根据身热、胸部红疹、神昏，投以三仁汤、竹叶石膏汤、安宫牛黄丸；尔后又针对突然大量便血，四肢厥冷，脉细如线，而急投别直参、黄连阿胶汤合犀角地黄汤，使患者便血止而神志转清，最后以益阴和胃之剂善后治愈。他认为治湿温病要胆大心细，初则芳化表散，次则清化，终则滋养。此是常法，临证却要注意通常达变。他治急证亦有明确的针对性，如治一误食野蘑菇中毒患者，在没有现代医疗设备情况下，他以玉枢丹为主药，单纯用中药治愈了这一重病人。
何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他根据金铃子散、芍药甘草汤化裁创制的“和胃止痛散”，对溃疡病、胆囊炎、肠炎引起的脘腹疼痛，止痛迅速，疗效显著，已被浙江中医学院制剂室制成“脘腹宁”膏剂，试用于临床，颇受欢迎。１９８７年他还根据自己临床积累的经验，研制了具有和胃、醒酒、消胀、助消化作用的“舒胃宝”，已正式投产，为中医药事业增添了光彩。
对妇科病，何任则继承家学，多采用傅青主方，以取其“论极精详，方皆平易”之长。如对月经不调，常采用定经汤，初产诸疾常不离生化汤，老妇下血用安老汤以及妇科培本之安奠二天汤。对治崩漏、他采历代女科之长，本“血崩当辨虚实，实者清热凉血，兼补血药；虚者升阳补阴，兼凉血药”的原则，常以宋代陈素庵黑蒲黄散取效。对久崩不愈者，则采用通补奇经法为治，常收到满意的效果。
何任治病常着眼于扶正培本，强调脾肾之重要。认为“脾非先天之气不能化，肾非后天之气不能生，补肾而不补脾，则肾之精何以遽生，是补后天之脾，正所以补先天之肾也。脾肾可不均补乎”？对白血病、糖尿病、癌症等，分清邪正盛衰之程度，重视从培本论治。何任曾治疗一位黄疸半年以上不退、经许多医院治疗无效的患者，他用“疸久不愈当补脾”的培本法，很快得到治愈。在方药的选择方面，他崇尚少而精，重在药证相对。对慢性疾病则倡导“验不变法，效不更方”，反对轻率改法变方。他还善于辨证与辨病结合，选用单方、单药治疗疑难重症。
潜心于《金匮要略》的研究
《金匮要略》为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最早的内科杂病方书，具有很高的临床实用价值。但因年代久远，文辞晦涩，错讹颇多，亟待整理研究。有感于此，４０余年来，何任从理论到临床，孜孜不倦地对该著作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国内外研究《金匮要略》的知名专家。５０年代，研究《金匮要略》的专著尚且不多，１９５８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何任的第一部研究《金匮要略》的专著——《金匮要略通俗讲话》。１９６０年又出版了他的《金匮要略归纳表》。前者将深奥的《金匮要略》原文，用浅显的白话表达，使其通俗易懂；后者则是他从事《金匮要略》教学的经验体会，将丰富且又琐碎的内容，提纲挈领地加以归纳。这两部书的出版，对中医界学习和继承《金匮要略》起到了较好的作用。《金匮要略通俗讲话》自１９５８年问世后，前后印刷５次，印数达２０万册。《金匮要略归纳表》则广为《金匮要略》教学所使用。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３年他又在上述基础上，将多年临床应用《金匮要略》方剂的经验、体会加以补充、发挥，分别出版了《金匮要略新解》和《金匮要略提要便读》。鉴于何任研究《金匮要略》的造诣，１９８３年，卫生部委托他主持卫生部科研项目——“《金匮要略》整理研究”，并承担全国《金匮要略》函授教材的编写。在从事“《金匮要略》整理研究”这一科研工作中，何任选择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孤本——元·邓珍刊本为校勘的底本，悉心校勘，补缺正误，剖析疑难，历时４年，三易其稿编成《金匮要略校注》一书，１９８８年９月通过了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专家审定。专家们称之为当今《金匮要略》的最佳版本。
何任研究《金匮要略》不仅在国内享有盛名，而且在国外也有较大的影响。早在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北京“日中《伤寒论》学术交流会”上，日本访中团团长、医学博士藤平健就曾赞扬何任的有关《金匮要略》专著是“中医学杰出著作”。１９８５年１２月他应日本东京医药专门学校的邀请，去日本东京作《张仲景方之应用》的讲演，并同时为东洋学术出版社作“《金匮要略》之认识”的学术讲座，深得好评。东京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医学博士桑木崇秀先生称何任为研究《金匮要略》的“第一人者”。 除《金匮要略》外，何任对《伤寒论》等其他古典医著亦有广泛而深刻的研究。４０多年来，出版的著作有１５种，撰写的学术论文近百篇。 数十年来，何任在中医药园地里辛勤耕耘，成绩斐然，深受中医界的同道和师生们的好评。１９７８年他出席了第六次中国共产党浙江省代表大会。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８日《浙江日报》第四版以“献身于洁白事业的人”为题，报道了何任的事迹。现在他虽年逾古稀，仍壮心不已，不知疲倦地奋战在中医教育、医疗、科研战线上。“老年明知夕阳短，无待扬鞭自奋蹄”，是他为浙江中医学院外宾接待室所写的条幅，也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简历
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１日 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
１９４０年 毕业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
１９４７年 创办杭州中国医学函授社。
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 任杭州市中医协会主任委员。
１９５５—１９５９年 任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
１９５９—１９７９年 任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
１９７８—１９８３年 任浙江中医学会副会长。
１９７９—１９８４年 任浙江中医学院院长。
主要论著
１ 何任．实用中医学（第１～３集）．杭州：中国医学函授社，１９４７．
２ 何任．医摘便览．杭州：中国医学函授社，１９４９．
３ 何任．金匮要略通俗讲话．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５８．
４ 何任．金匮要略归纳表．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６０．
５ 何任．医宗金鉴四诊心法白话解．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６５．
６ 何任．金匮要略新解．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１．
７ 何任．何任医案选．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１．
８ 何任．金匮要略提要便读．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３．
９ 何任．何任医论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５．
１０ 何任．金匮要略讲义．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１ 何任．湛园医话．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２ 何任．金匮要略解说（日文版）．东京：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３ 何任．金匮要略校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４ 何任．金匮要略语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５ 何在中医对心脏病的认识和处理．中医杂志，１９５５，（５）：１４—１６．
１６ 何任．我对中医进修教学工作的几点体会．浙江中医杂志，１９５６，（试刊号）：１７１９．，
１７ 何任．几种有痛症的疾病在祖国医学上的认识．中医杂志，１９５６，（４）：１７４—１７９．
１８ 何任．略述多寐证的论治．上海中医药杂志，１９６２，（１１）：２９．
１９ 何任．眩晕证论治．上海中医药杂志，１９８３，（５）：１０１１．
２０ 何任．痫症议治．上海中医药杂志，１９８４，（２）：１６．
２１ 何任．消化性溃疡的中医治疗（专题笔谈）．中医杂志，１９８４，（８）： ４—５．
２２ 何任．对《伤寒论》方药的认识和应用．中医杂志，１９８４，（１２）：４５．
２３ 何任．肿瘤扶正去邪治法蠡测．浙江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８５，（１）：１４．
２４ 何任．肺炎（专题）．中医杂志，１９８５，（３）：１２．
２５ 何任．高血压（专题）．中医杂志，１９８６，（２）：１１．
祝谌予 男，北京市人，1914年11月出生。是中国医界的知名人士，著名的中医临床家和教育家。三十年代初，在北京汇文中学毕业后，即师从于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致力于中医理论的学习研究和临床医疗实践，深得其传。1939年留学日本金泽医科大学医学专门部，系统学习西医四年。归国后行医开业即应用中西两法诊治疾病。1949年后历任昆明第三公路局医务室主任、工地医院院长。1956年在北京中医研究院西医学习中医班任教。1957年调至北京中医学院担任教务长兼“金匮”教研室主任，长期从事中医课堂与临床教学工作，参与制定全国中医高等院校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等项工作，提出中医教育应早临床、多临床、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观点。七十年代初，曾在中国医学科学院主持开办十期西医学习中医班，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中西医结合骨干力量。1975年担任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主要从事临床医疗和科研工作，尤其侧重于中医药治疗糖尿病和妇科病的研究。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协和医院教授，北京中医学院名誉教授，中国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副理事长，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七届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届中央委员及北京市主任委员等职。担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0年被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首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指导老师。主要著作有《祝选施今墨医案》、《施今墨临床经验集》，并在国内多种专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在学术上提倡中西医结合，强调辨证论治，注重医疗实践。行医六十年，擅长糖尿病、脾胃病、妇科病和疑难病症的中医治疗，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深受患者欢迎和赞扬。
在糖尿病的中医药疗法方面颇有建树，系统总结过糖尿病的中医辨证分型，打破中医传统上的“阴虚燥热、三消分治”的理论认识，提出气阴两伤和气虚血淤辨证。通过临床观察，发现糖尿病合并有大血管或微血管病变者，大多具有中医的淤血表现，并参照血液流变学测定和微循环检查异常，率先提出糖尿病淤血证，首创活血化淤法治疗糖尿病的新途径，这些见解目前已被国内同行所公认和证实。
治疗妇科病侧重于益气养血和培补脾肾，总结出的一套治疗妇科病的有效方药和服药方法颇有祝氏特色。例如治疗妇女更年期崩症，本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常用补中升清，固冲摄血法以止血，侯血止后再用滋养肝肾法以培其本，若检查有子宫肌瘤者则用软坚消症法，一般用丸药20天，另10天待经前开始服汤药控制经血过多。其他如用艾附四物汤加味治疗痛经；用五子衍宗丸加味治疗闭经或不孕症、用芩连四物汤加味治疗更年期综合症等，均是多年临床体会出的经验效方。
治学态度严谨，实事求是，敢于创新。曾治1例罕见的肺泡蛋白沉着症患者。他根据中医辩证原则，采用张锡纯创制的升陷汤加味，配合西医超声雾化吸入疗法，患者不仅症状大为改善，复查脾功能也有明显恢复。又如脑血管病变后发生脑软化，一般认为是不可逆的，但经辨证应用补阳还五汤加味治疗，使1例患脑软化的患者，由发病初的记忆丧失、命名失语，逐渐能正常工作，CT复查脑部病变有明显好转。
今年85岁高龄的祝谌予，出生于京城望族，家中并无人从医，18岁时母亲的病故，使他萌生学医之志，并投身于施今墨名下，这之后，祝谌予不仅深得施今墨的真传，而且在中西医结合方面也卓有建树，当然，他对西医的学习是从对中医的不解开始的。
我开始看病都是把施老那一套东西拿来，现成的，他的东西都是一套一套，结果我就感觉到一个问题，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就问施老，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有效，是怎么回事。施老说你最好看看西医的生理、病理、解剖学，你看后有好多东西你就明白了。
在祝谌予的记忆里，施今墨是最早要求他掌握西医理论应用于临床的人。1939年，施老还送他去日本留学，系统地学习了四年的西医理论。当祝谌予用它来审视中医，并应用于中医临床时，他对许多问题又有了新的认识。
所以我看病是两种思路，我看病不是单纯中医，也不是单纯西医，这两种思路很自然就结合起来，我就考虑问题了，你比如说看糖尿病，那中医就讲症状了，对不对，什么三多一少这些现象，可是西医呢，它就讲什么血糖、尿糖、检查这些东西，你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提高了我们的认识。
在六十多年的行医生涯中，对中西医结合，祝谌予不仅在临床上躬身实践，而且在学术上也大力地提倡。1956年，当国家筹建北京中医学院时，急需既懂中医，又懂西医的人才，于是，一纸调令，祝谌予成了北京中医学院的第一任教务长。
那时候，施老给周总理看病，经常给周总理看病，周总理就问有没有这样人，既懂得中医又懂得西医的人，有这样的人，咱们把他找来，将来办中医班，或是搞个中医学院，两套技术全有的，施老一想当然是我啦，因为哪有这么现成的人，我又学过中医，又学过西医，于是提出我来了。
祝谌予擅长于治疗内科病和妇科病，而且在治疗上带有明显的祝氏特点。从七十年代开始他又潜心研究糖尿病的中医治疗方法，率先总结出糖尿病的辩证分型，提出气阴两伤与气虚血瘀辩证施治的原则，开创了用活血化瘀治疗糖尿病的新途径，这套治疗方法已获得了国内同行的公认。
我对糖尿病有一个特别看法，就是舌头下面静脉、舌股静脉，一般挺细细有两根，看得不清楚，可是糖尿病人，这种病人又粗又黑，又青紫，这表示瘀血，还有一种最厉害，舌头瘀斑，一块一块瘀斑，那更厉害了，所以糖尿病活血化瘀，我就是从这点发现的，发现之后当然用活血化瘀，这效果挺好的。我有一个对药，基方六位药全是降糖药，就是生地、黄花、蒿根、丹参、苍术、元参，这六位药，全是降糖的。
在总结治疗了上万名糖尿病患者的基础上，祝谌予创制了糖尿病的基本配方。临床效果十分显著。许多病人在经过祝谌予的治疗后，病情都有了好转。祝谌予常常教育他的学生，对待中医遗产要有分析地继承，不能循规蹈矩，思想不能束缚在本本里，要有创新精神，否则中医就很难发展。年青时代就深感求医不易的祝谌予，自学医以后常把为病人解除病痛视为人生之快事。不管每天他有多累，他都对病人来者不拒。如今祝老虽已退居二线，仍然经常为人看病和参加一定的社会活动，力争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经验留给他人，造福更多的患者。
祝谌予治疗糖尿病降糖基本方剂：生黄花30克，生地30克，苍术15克，元参30克，蒿根15克，丹参30克。
刘弼臣，男，(1925?)，江苏扬州人。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会科教文卫体委员，北京 市人大代表,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儿科研究室主任,江苏扬州中医医院及鉴真 医院名誉院长，中国中医药学会理事及北京中医药学会理事长，《医学百科全书》中国 医学编委，中医儿科临床专家。 50余年来把心血倾注于儿科临床、科研、教学。尤其擅长儿科疑难病症：如小儿脑 积水、小儿难治性的肾病、小儿哮喘、小儿重症肌无力、小儿抽动秽语综合征。编著了 许多中医儿科专著，在全国医学杂志曾发表百余篇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1995年获 “国际人体科学大会”在美国召开的研讨会论文金质奖。多年来所医治的患儿难以数计 并誉以“京城小儿王”。
著名中医 刘弼臣
刘弼臣，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著名中医儿科专家，人称“小儿王”，擅治儿科多发病、常见病及小儿重症肌无力、小儿心肌炎、儿童抽动秽语综合症等疑难杂症。
我们中医治疗的方法是望闻问切，做为对儿科来讲，以望诊为主。因为小孩子沉于中而形于外，闻诊就是比较迟，问诊有很多家长问不出来，有很多小孩子在幼儿园里一放，跟家长接触很少，所以家长对发病切脉的情况不太了解。切脉呢，小孩子因为幼小，气血还没稳定，见了大夫就哭，所以脉象都是乱的。所以我们中医儿科“望”闻问切里面主要以“望”为主。
刘弼臣1925年出生于江苏扬州，他的老师孙谨臣是当地一名著名的儿科医生。1941年，刘弼臣来到上海复兴中医学校，这使得他有机会接触到不同派别的许多名家，而一些学术派别的相互对立也使得刘弼臣深受启发。
患者：这孩子三岁得了哮喘以后，一直治疗不好。96年10月，我们找到了刘老这儿，在刘老这儿看了三个方子吧。吃了三个方子也就十八副药吧，就把孩子的哮喘程度减轻，痰就少了。
我现在治疗主要是在晚期，一些顽固的哮喘病例，我采取了与其他大夫不同的方法，就是采取敛肺的办法。所谓敛肺嘛，也就是从肺论治的一个方法之一了。就是采取收敛的方法。例如用乌梅、紫菀、用五味子、这种收敛的方法。因为他喘的时间久了，肺气就耗散，他的精力无形当中就受到损失，因此我们采取敛肺，把肺气固摄住，这就是固本了。固了本以后，使得消耗减少，慢慢体力得到恢复，自身免疫功能也得到加强，抗病能力增强，这样可以收到长期的效果。
患者：吃药大概是由五月份开始的，在一开始吃的时候，我们孩子就是经常扭脖子、伸脖子、眨眼。治得挺快的，吃了一个疗程之后，七服药，脖子很少扭了，没有这个症状了。我就光给他吃成药，没有给他吃草药，后来又出现这种症状，别人说要坚持半年，我就一直给他吃草药，现在症状已经没有了，但还得坚持。
刘弼臣认为这种病是这样的，本源在肝，病发于肺，它是有风有痰，在经络里鼓动，所以造成不是这儿动，就是那儿动，这就形成了阳气亢于上，阴气静于下，阴阳动静失衡造成的。我们现在治疗呢，一个针对它的风，一个针对它的痰，我们就必须宣肺，肺贮痰之器。肝呢就祛风，所以我采取祛风、化痰、镇惊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