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申日柱男命与母亲:带一本书去巴黎_Love my world, love my life

终于看完了《带一本书去巴黎》，本想像向子一样酣畅淋漓地24小时之内搞定，但是上个星期终究是事情太杂，到处游荡，到今天，一个人在家，安安静静，才终于把剩下的半本读完。

这是一本随着寻访巴黎历史遗迹的脚步解读法国革命史的书，又或者是一段跟随法国革命史寻找巴黎的故事。合上最后一页的时候，我必须承认，它包含了远比我最初想像的要多得多的沉痛、纠结、鲜血……

它首先震撼人的，是对“革命”的视角，林达的口吻从一开始就带着质疑。18世纪末、路易十六手中的法国，历经路易十四的高压专政和路易十五的无道，“三级会议”已停开百余年，民怨积压，如果一个只有进气口没有出气口的高压锅炉，随时会爆炸。绝大多数的历史书就是从这里开始介绍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人民冲上大街、攻占巴士底狱、进而处死路易十六和王后、建立共和国。但是林达的目光看得更远，从文艺复兴开始回顾，他用一路思考一路行走得出结论：爆发，并不是这场革命的最佳方式。

是的，我无法想象在封建中国能够产生文艺复兴。且不说在16世纪的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算是在资本主义相对发展、封建王朝已摇摇欲坠的19世纪末，慈禧、光绪会允许一群文学家自己发行抨击封建秩序的小说、艺术家歌颂人的本性之美、思想家、哲学家高呼“自由平等博爱”吗？如果伏尔泰在中国，会有那么一群群的贵族，明知他以笔作剑为封建制度掘墓，明知他的一言一行都在削弱自己与生俱来的特权，还要把他捧为明星、一次次为他辩护、为他倾倒吗？想想文字狱，想想康梁的下场，答案大概并没有多少争议吧。但这一切在法国发生了，远在革命之前的法国。法兰西独特的文化孕育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背景，一个被许多历史书生硬地与“革命的法国”一刀切断的背景。在底层人民的力量爆炸之前，法国一直在改革，从伏尔泰、卢梭尖锐和带着典型的法兰西色彩的言论中，在贵族阶层的不遗余力地推进下改革。那场引发革命的三级会议，是封建贵族们一手推动、路易十六亲自同意进行的；在那场会议的“第二级（贵族）陈情书”中，全部都是当时那些深受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思想影响的封建贵族们精心思考、讨论后的结果：保证人民权利；设立议会，制定宪法；实行法治，限制君主权力……；当然，他们不免自身阶级的局限性，仍然要求保留贵族阶级，但是，一群“反革命”会愿意放弃自己贵族的优越生活环境甚至奉献家产到美国去支援美国革命吗？拉法耶特这样做了，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青年贵族……

这场由上流社会精英们用理性推动的革命点燃了底层民众的热情，而这种热情轻而易举地、也是不可逆转地成为了一种不可抑制的、非理性的力量。革命中的巴黎血流成河，愿意和平改革的路易十六被处斩，最先呼喊革命的贵族们一夜之间被打为反革命，来不及出逃国外的全部身首异处，再接下来，出身平民的、当初激进的革命们也被打为反革命，充满激情的“人民”可以冲进监狱，不经审判直接给里面各色的“反革命”处以死刑……最深刻地记得，林达写下，当人们攻破巴士底狱、高呼胜利的时候，被认为是封建专制标志的巴士底狱经过酝酿已久的改革，里面只关押了7名犯人；而在革命成功之后，为了关押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巴黎的监狱全部满员，甚至教堂、学校都被改造为监狱，在庭院前的小广场上都几乎随时在执行死刑……这，大概是这“自由平等博爱”的革命，最讽刺的场景吧。

如果，当时没有民众力量的介入呢？或许，法国会像拉法耶特们设想的那样，由一群社会精英闭门制宪，经过激辩与妥协，制定宪法，平稳地走上法制吧。或许会有人说，这样的革命很不彻底；但是真实的法国革命就“彻底”了么？所有的皇家血统、贵族血统确实是“彻底”地消失了；而我所遇到的每一个历史老师，都只是轻描淡写地带过一句带过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帝国到第五共和国之间的血腥和混乱。

历史没有如果。

这样的结论对于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革命，自从认识这个词，仿佛就是一个越彻底越好、越草根越好的东西。但这本书引发的思考远不仅仅是关于革命——我想，它在迫使人直面社会智慧的非均匀分布的事实——一个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后革命年代，都不可争议地存在的事实。

民主当然是好的；但是，有时我们无法否认，很多时候“底层民众在面对强权的时候是愚民，在面对弱者的时候是暴民”；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太容易变成失去理性的赞扬。我们似乎有根深蒂固的逻辑，受苦的人一定是善的，一定是美好的，一定比高高在上者要高尚得多；而这个逻辑，现在却显得很脆弱。人生而平等，没有一个好出身，不是任何人的错，因此因为出身阶级而限定一个人生命价值的行为肯定是错误的；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那些有着好出身的人，他们确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到更好的教育，可能能够更加理性地为一个群体做出决定。对于一个社会契约，对于人们在群体中的决策权，确实不能够简单地按照人数来划分权重，社会智慧的集中度同样需要考虑。因此，没有一步到位的，“彻底的”民主吧；在民主初步形成的时候如此，在民主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依然如此。

林达在书中有一个假设，如果美国制宪会议的时候，没有采取闭门秘密会议的形式，民众知道了代表们在门里宣誓“上帝赐予我们妥协的勇气”，他们大概要么会不再信任制宪的代表们，要么激动地在广场上聚集、尽可能地支持自己的代表坚守立场。无论是哪种结果，恐怕那部虽不完美却伟大的１７８７宪法，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诞生。

由此可以看出，教育，在这其中是起着关键的作用了。真正的民权，唯有在教育资源与教育机会的平等下才有希望实现；而民主的循序渐进也正体现在这里，当人们在法律上获得平等的地位之后，他们在法律上获得公平的教育资源，而后，社会、法制、教育的发展逐渐地使让教育资源的实际分布趋向公平，也就是社会智慧、理性力量的分布趋向平均，进而，民主，趋向于“真实”。这个过程，大概会缓慢得让人有些绝望吧。

对这本书的思考突然让我对半年多以前我们班辩论的新闻自由度的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自由，需要有一个恰当地定义和限度。记得当时我们这边阵营的结论是，公众需要提高自己的判断力。是的，唯有具有较强判断力的公众基础，新闻自由才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否则，不一定会比思想控制的结果要好。现在看来，竟似有殊途同归之妙了。另外，我还想到了环境激进主义（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虽然这个貌似和之前提到的纯政治问题关系似乎并不密切了，但还是觉得，当今国际的环境问题作为一个牵涉面极广、涉及多方利益、高度复杂的问题，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地人的激情。这个ＡＣＴＩＶＩＳＭ，是否真的会向那种激进主义演变呢？当这个问题越发政治化、国际化的时候，坚定地支持它的人们，是否真的是在用理性思考来引导自己的行动呢？就比如说，环境保护很容易就会变成各种各样的指标，而当这些政策、指标在被一群并不真正懂得环境科学的人去执行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很多反而伤害环境的情况，就像为了自由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