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不如怀念:中国模式虽不是普世样板,却是伟大的实践

中国模式虽不是普世的样板，却是伟大的实践中国三十年来一直高速前进，引起世界的关注，特别是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以后，议论的人多起来了，“中国发展模式”屡屡被提起，但反对的也不少。在国外，有把它说成“国家资本主义”、“特色资本主义”、“权威主义；在国内，也有认为“把现在中国发展的许多做法列为模式，过于勉强”。其实大可不必担忧。从三十年发展看，中国走的不是“华盛顿展模式”，而是有中国特色社会经济发模式；虽不是普世的样板，却是伟大的实践。中国三十年的成就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此有了两条道路、两种核心价值观、两种伟大的思想、两种人类文明；第一次被事实证明人类制度文明具有多样性。我们不必顾虑“中国发展模式”还有很多不成熟地方。既然有了开始，今后也会有变化，但这都不妨碍深入研究。可以相信，伟大的中国人民会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使现在的中国模式更完善。任何社会发展和形成都有主客观的条件。中国发展模式的形成，一是共产党的领导；二是严峻的国际环境；三是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实际，决定了中国只能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从社会形态发展史看，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也只能在改造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核心是私有制和个人主义。西方吹嘘的民主、自由制度的核心也是个人主义，崇尚个性的解放，唯利是图，说什么“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在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弥漫着任性和贪婪。“贪婪”虽能刺激人们创新，但也制造了世界金融危机，重伤了资本主义自己。马克思从解剖“商品”这个单个细胞中发现，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商品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从而断言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这也说明个人主义是不符合朝流的。其实商品经济不是自私自利经济。商品生产的初始动机可能出于个人的利益追求，但是商品是为他人生产的劳动产品，必须为他人所需要，博得他人的喜欢；商品经济是消费经济，只有大家都富裕了，生产与消费循环才能周而复始，永续不断。现在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情况更加复杂，彼此间应该有更多的宽容与关爱；只有各国和睦相处，经济全球化才能向前推进。由此可见，个人主义应该有所约束。所以我们把“互利双赢”作为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座右铭，把“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坚持在发展中既要讲发展，更要讲协调，讲可持续，讲共同富裕。遏制“贪婪”，加强管理就成为我们政治、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制度设计上，削弱私有制，增加公有制成份。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私有制，说什么“没有私有制，就没有市场经济。”其实私有制是历史的产物，有历史的局限性。有些关键产业部门，掌握在国家手中，比掌握在私人手中好。所以，在中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制度，国有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承担着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应对随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平衡市场的力量等多种功能，存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我们也实行市场经济，但是一种宏观调控与市场化相结合的、政府调节型市场经济， 为配合经济发展需要，我们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首先是政党制度的改革。无论是美国的总统制或英国的议会制都是通过政党行使国家的权力，进行政治活动。不同的历史背景，产生了不同的政党制度，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进而创造出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世界上政党制度形形色色，简单地分主要有二：柔性政党与刚性政党。或者说，竞争性政党和非竞争性政党。前者政纲柔性，党章内容也较模糊，随着选举情势保持较大的弹性，因选情与领导人政见而常有变异。党纪松散，甚至没有党员登记制度，政党机构不清楚其党员人数和身份，出入自由，不需考察。柔性政党中央与基层组织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大多只在选举期间活动，平时仅是俱乐部与谈话性质，中央领导只是候选人的竞选总干事，没有实质的政党领导权。与这种政党制度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适应“个人主义”的胃口。与柔性政党不同的，刚性政党就截然相反。刚性的政党政纲、党章规定严谨，具有长期性、一贯性。党纪较为严格，党员实行登记制度，入党有严格要求，且要履行考察、审批手续。中央与基层组织框架较为清晰，具有明确定义的日常业务，行政领导职权明确。一般诞生于革命年代。我们党属于后一类。与这种政党制度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宏观调控与市场化巧妙结合的市场经济，它对执政党的要求是很高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败的关键。“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既是执政党的宣言，也是人民对执政党的期望。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价值观是：既承认个人利益的合法性，又讲社会责任，主张互利双赢。 第二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改革。中国政治制度的最大特色就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这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的政权组织形式。一是因为共产党性质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为工人、农民求解放的政党，而不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她的目标现阶段是社会主义，她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执政只是革命的一个过程。《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在无产者不同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共产党宗旨明确，旗帜鲜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某个群体服务。二是因为共产党有特殊的成长过程。中国共产党诞生在阶级严重对立年代。在腥风血雨中诞生，在腥风血雨中崛起。经历了：上海四．一二大屠杀、五次反革命大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接下来的三年内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为了建设新中国，为了实现神圣的使命，共产党员身先士卒，抛头颅，洒热血，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经过不屈不挠的奋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政权，带领中国工人、农民站上了历史的新舞台，做了国家的主人。共产党也在残酷的斗争中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爱戴。在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又遇到敌对势力的封锁和遏制。共产党总是以身作则，团结广大群众历经艰难困苦、披荆斩棘获取了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功，人民群众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党和人民结下深厚友谊，树立了极大的权威。。三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明确的、成熟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奉行的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阶级、阶级斗争理论和唯物辩正法是理论的核心部分；她要建立一个压迫、没有剥削的新社会。她的奋斗目标非常明确，意志非常坚定。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以后路还长呢！党的使命是坚定不移地团结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共产党必须坚持下去，也只有共产党能够坚持得下去。所以“一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是一种历史现象，是革命的必然归宿。党不能、群众也不会同意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取得伟大成就之时退出去，让各党派轮流执政。当然共产党也不是封闭的，也不搞专制。只要愿意并具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人，都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实行“绩效选拔、层层选拔”、和“集体推荐与民主选举”的人才选拔制度，量才录用，各个党派、各种人才都可以参政，都有机会为人民服务。党的决策过程、执行过程也讲民主的。政治局有定期的学习制度，重大决策，事前政治局有学习，有分头调研、有专家论证、有广泛征求意见过程，决议作出后又分头广泛征求意见，体现了深厚的民主精神。“一党执政”绝非“一党专政”。可以预料，只要共产党能一如既往、一丝不苟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廉洁奉公，保持先进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个民主党派也乐意支持中国共产党执政。一党执政还将延续下去。是党的性质、党的成长过程、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决定了共产党要“一党执政”；“一党执政”，决“不是“一党专政”。第三是中国政权组织结构改革。为避免因采取“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多党制”而引发互相倾轧、恶性竞争，造成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中国的政治体制则采取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务院、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分立的权力运作模式。这种政体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体现党的领导，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致力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种政体结构是建立在政治理念一致的基础上。不仅仅表现在政党组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占有关系，又表现在民主政治进程中政党组织依据宪法和法律，组织、调控和操作的政权机器，是通过政权机构处理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国家机构是法治机构。这就决定了执政既是政治活动，还是更重要的法治活动。在这里，政党起的是领导功能，政府起的是执政功能，人民代表大会是立法机构、监督机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各民主党派民主协商平台，起的是参政、议政作用。党制订出重要政策之后，先在政治协商会议中民主协商，再提交人民代表大会审查、通过，提交国务院执行，完成了民主决策的全过程。同时围绕民主监督建立了一系列管理法则，出台了监督法，创立了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巡视员制度等，强化了权力制衡机制。第四是中国的监督机制改革。西方政党都是为某个群体利益而成立的政党，对应的政治体制也是实行“三权分立制”或议会制，以利用派别的利益机制，通过相互角斗，强化对权力的监督。所以这些国家往往派别斗争不断，内耗巨大。中国也有民主党派，是历史形成的，在反帝、反封建、反独裁的斗争中，与共产党结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战斗联盟。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声称拥护中国共产党，承诺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所以中国的民主党派不再是某个利益群体的代表。原有与某个群体利益关系淡化了，仅是一个政治派别，它们没有为选举而战的任务。所以在中国也就铲除了派别存在的土壤，派别观念淡薄了！政府适时把权力监督从“派别监督”改为“分工制衡监督”，通过完善监督机构，强化监督责任，提高了监督质量。各民主党派也坚持以人民服务为宗旨，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协调彼此利益关系，为建设强大的祖国献计献策。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行政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党派监督、公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成为中国监督体系的一大特色。第五是民主制度改革。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预设人不分良莠，均行使同样的权利，是“一人一票”制度的灵魂。这种制度貌似公平、公正，但是在质量上确有先天性缺陷，西方的党派都局限于某个群体利益的代表。政客常通过拉帮结派、控制票源，控制选举过程，为“暴民”政治、为坏人上台提供了机会，也为干涉它国内政提供了方便。实行西方民主政治的国家常为之闹得鸡犬不宁。美国也受到困扰。奥巴马的医保方案本是一个好方案，医保覆盖面从85%提高到95%，3200万低收入者受到实惠，但是这样方案竟讨论了800多次，最后才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共和党议员百分百投了反对票，国家还因此种下了分裂的祸根。美国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强国，富得冒油，打起侵略战争，搞起太空战，可以说挥金如土，但讨论起老百医保事，却是如此艰难！真让人百感交集。这种“一人一票”式的选举性民主，它的局限性是明明白白的。民主原意是多数人统治，它的前提是社会价值观认同的一致性，但是人，由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经济条件不同、文化素质、政治素质不同，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了不同的人生观、社会价值观，觉悟也有先有后，所以说一个共同的社会价值观有一个形成、演变、成熟过程，民主机制的形成也有一个发育、成长过程。所以我们主张增量民主，意即在此。我们认为人的觉悟可以有先有后，主张把先觉悟的人先组织起来，闹革命，搞建设，民主制度的实施也分先党内后党外，逐步扩大到全国。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都有一个渐进过程，不同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各民主党派虽有不同的政治背景，也都愿意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原则上，“求同存异”、“患难与共”，在维护人民利益的前提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坐下商量、协商解决。我们在人才选拔上，实行“绩效选拔与层层选拔”相结合，“集体推荐与民主选举”相结合的选才制度，公开、透明，讲求德才兼备。我们政体改革的目标旨在建立起一个清正廉明的政府和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的和谐社会，从多方面优化了“一人一票”选举制度。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性民主制度。中美两国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成长过程，不同的政治理念，不同的经济基础，从而选择了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同的民主制度。我们就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制度上建立起来自己的发展模式。它保留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又剔除了资本主义弊端、融入了新的思想而形成的新的发展模式。概括这个发展模式最大的特点，则是启动了“国家”这个机器，与西方11方地位缺失相比，结果截然不同。在中国，政府通过制度、体制创新，建立起以强化管理为核心的发展体制，以宏观调控与市场化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取代完全自由市场经济。中国采纳了市场经济制度，就是允许人们去追求正当利益，并且用人对利益的追求作为动力，来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但同时认为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人的利益追求也需要有效调节的，应该有一只“看得见的手”予以匡正和补充。所以我们一方面承认市场在资源分配中基础性作用，广泛地利用市场竞争机制，以激发社会和个人积极性和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则是借助宏观调控政策和国家的宏观监督来克服市场机制的消极方面。政府凭借自己具有把握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策略地位上的优势,制订并实施各类宏观经济政策，完善整体稳定功能机制。同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充分运用丰厚的财政资源，加快公路、铁路、电站、机场、港口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出台了新的法规、规划、调节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高整体抗经济风险、抗干扰的能力，为企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宏观环境。市场不仅需要有效管理，管理还需要被管理者的赞同，但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又有教育程度差异，人的思想觉悟也有先有后，改革应该是渐进的，管理手段、方式方法也应该有差别；我们创建了经济特区，“摸着石头过河”。中国发展模式启用“国家”这部机器的初衷还因为我们生长在资本主义包围圈中，我们实行的新的社会制度，在发展中遇到的最大干扰，很多来自外部。我们决意甩掉了多党制，改革了民主制度，讲求“增量民主”，排斥派别斗争，控制“大民主”，切断外来势力干扰中国内政之路；中国用组建国有企业的办法，有效地对抗跨国公司的挤压；中国共产党与“一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体组织形式则是因革命斗争需要而诞生，因发展与管理需要而完善，使之成为保卫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国家能够有效行使管理职能的基石。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五个统筹，重视地区间的协调、平衡，构成国家管理的基本的指导方针。国家基于长远思维、规划和可延续的管理需要，不断摸索、旨在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建立起平衡关系，建立起有助于个人创新的体制。反映出中国管理的系统性、连续性和协调性。正是党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宏观调控权掌握又在有实力的国家手中，所以中国总能在深思熟虑的长远规划指引下，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沉着应对国内外的挑战。危机证明中国具备足够的应对在不利国际环境中进行发展模式转变的手段和能力，西方几乎不具备这些政治能力。因为西方已被派别斗争、公众欲望、部门之间的各自为政的作风拖得筋疲力尽。管理，其实就是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以人为中心，对组织所拥有的资源进行有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以便达到既定组织目标的过程。中国发展模式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根据自己的国情，运用国家这个机器，通过精心规划、科学管理，创造性地解决了社会经济发展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在解决问题时，善于把实力、计划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发展模式的独特优势。纵观几十年改革实践，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都是伟大的创新，很有特色，很有效率，且在不断革新中。曾有人担心中国这种体制会妨碍个人创新，但是法刊有篇文章说，“中国科研活力世界无人能比”。看来我们不必自叹不如美国，当然也没有理由过于自信，这种发展模式目前还有两大问题需要继续改进。一是在集中型体制中如何有效解决民主建设和权力监督问题；二是在市场经济中如何有效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民主建设可能因体制性障碍而犹豫不决。市场是无法解决社会分配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不在制度创新上解决共同富裕问题，也有可能走向反面。君不见，我们化了极大精力、物力发展了国有经济，可是国有企业上交的利润很少或没有，百姓不是在望梅止渴？我们的汇率机制是货币发行加部分对冲来购汇，如果办法不改，百姓就要继续不断上交货币税，也会被外汇储备不断壮大而拖累；地方政府转卖土地，发大财，实际也来自百姓；金融体制向大企业倾斜，以及低利率政策﹍﹍，都加剧了分配的倾斜，不断扩大贫富差距，加深了社会不满。患的实质是市场化不足症。群众投资门路窄，也是源于市场发育不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双轨增长经济，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有个平衡问题，权力与权力监督也是相辅相成的。这既有认识问题，更多的是体制性原因。还有可能蜕变成中国特有的体制性顽症。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和一些大党、老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的教训看，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是死路一条，实现不了共同富裕问题，群众对社会主义就会失去信心；不改革政治体制、不实行人民民主同样是死路一条。现在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民主与自由的要求也会更加迫切。商品经济发展后，社会价值多元化需要民主机制来解决。世界民主、自由的浪潮奔腾而来，“公平、正义”是百姓的一致呼声，人心不可欺啊！如果我们不下决心从体制入手解决分配公正问题，解决人民民主、民主监督问题，从而有效地遏制干部腐败问题，保证政令畅通，保证人民合法权益，我们就会失去群众，断送了社会主义的前程。可以坦言：我们这种“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治体制正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模式,其实就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高度，这就是模式。我们也没有必要把模式神化。简单地说，模式就是国家求富强的路线图。我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冲破重重包围，排除了种种干扰，缔造了新的创业环境，激发了大家的创新精神，使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经济使用，建立起物资比较丰富、精神生活比较充实、而又和谐的社会。人民吃也好了，住也好了，寿命也长了，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我们有条件自豪，我们也有责任加以总结、提高，使之归纳到理论的高度，以加深人们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我们才有可能使之进一步发扬光大。中国发展模式对世界的贡献在于给世人一个启示，是中国开启了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多元化的新纪元！当然中国发展模式现在还不完美，但框架非常清晰。中国是一种政府调节型模式，其特点也非常清新。政府，不再是“守夜人”，而是“主持人”；市场，不再是“放任自由”，而是“有效管理”。我们应该给予积极的评价。实践证明，中国发展模式很有战斗力的，是值得人们期待的。不要说今天中国缺少伟大的思想，中国发展模式本身就是一次伟大的实践，蕴藏的新的伟大思想即将喷薄而出。(2010年5月18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