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危害很大的成语:邹恒甫: 散论气节（一）-邹恒甫-搜狐博客

2007-06-16 | 邹恒甫: 散论气节（一）

邹恒甫: 散论气节（一）

太史公曰：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第一。这就是太史公赞颂的伯夷和叔齐的崇高气节. 它是一种抽象意义上亘古不易而又在具体内涵上不断变易的气节. 它是中国文化五千年的魂灵.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於变；礼经纪人伦，故长於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於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於风；乐乐所以立，故长於和；春秋辩是非，故长於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後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尧将逊位，让於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於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於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於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非邪？唬骸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蹠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後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岁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贾子曰： “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後世哉？

由此可见, 太史公并没有给气节规定一个范围. 气节是多方面的体现: （１）许由的逃隐；（２）岁寒的松柏；（３）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４）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５）举世混浊，清士乃见；（６）颜渊好学而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所以，我（太史公）欲载之（气节）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太史公自己的伟大气节之一是他的惊人的忍辱负重意志力: 他遭李陵之祸，幽於縲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这种怨而奋的气节鼓励了多少仁人志士啊.

陈寅恪所言之气节, 其实也就是中国文化之本质的定义：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迎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 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如果我们死守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这未必是中国文化之本质. 恰好相反, 违背三纲而追求自由的精神也是陈寅恪所推崇的文化气节和文化气质（请看他对陈端生和柳如是的评价）．

陈寅恪把他一抽象意义的气节具体化为许多方面（即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例如, 他对王国维死得有气节主要是从两方面来诊断的: 殉文化和死自由.　二者甚至更多种解释都可通．

（１）殉文化:《〈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苦痛亦愈深，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２）“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 “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纵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末由共喻，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

陈寅恪他自己也不断地在不同方面来实践这一抽象意义的气节：

（１）无气节和可耻: 1949年后, 陈寅恪怒骂那些与他相熟、并加入了民主党派的朋友，称之为无气节，可耻。这是他的一贯思想.他在《元白诗笺证稿》总结道： “综观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递嬗之间季，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

(2) <<吴宓日记》（1919年12月14日）所记陈寅恪先生论中西文化要点也是我们理解中国文化和气节与西方世界差别的关键之一.

    （一）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习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 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

    （二）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高尚，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馀如管、商等之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实精粹之学说。……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于性理之学 Metaphysics 独有深造， 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之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故昌黎等功辟之。然辟之而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辟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而常人未之通晓，未之觉察，而以中国为真无教之国，误矣。……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 ，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欧洲之中世，名为黑暗时代Dark Ages，实未尽然。吾国之中世，亦不同。甚可研究而发明之也。

（三）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惟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理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而大乘实粗浅，小乘乃佛教古来之正宗也。然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故拘泥于宗教之末节，而遵守“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训，任儒、佛、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有如欧洲以宗教牵入政治，千余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至于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视，几欲尽铲除异己而后快。此与中国人之素习适反。今夫耶教不祀祖，又诸多行事，均与中国之礼俗文化相悖，耶教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立国之精神亡。

(3)中国文化的本质在不断更新: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 ……．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绝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销沉歇绝……．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环皆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4) 陈寅恪人格的最大特征是独立的精神。“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杨。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只要有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我才开课。”

(5) 中国文化中最杰出的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乃为宋朝之史学: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 “吾国旧史多属于政治史类，而《资治通鉴》一书，尤为空前杰作”。

    欧阳修《新五代史》: 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谓“梁负大恶，当加诛绝，而反进之，是奖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应之曰：“是《春秋》之志尔。鲁桓公弑隐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郑厉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卫公孙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圣人于《春秋》，皆不绝其为君。此予所以不伪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则《春秋》亦奖篡乎？”曰：“惟不绝四者之为君，于此见《春秋》之意也。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夫欲著其罪于后世，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则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尔。使为君者不得掩其恶，然后人知恶名不可逃，则为恶者庶乎其息矣。是谓用意深而劝戒切，为言信而善恶明也。桀、纣，不待贬其王，而万世所共恶者也。《春秋》于大恶之君不诛绝之者，不害其褒善贬恶之旨也，惟不没其实以著其罪，而信乎后世，与其为君而不得掩其恶，以息人之为恶。能知《春秋》之此意，然后知予不伪梁之旨也。”知

其子欧阳发说，“作本纪，用《春秋》笔法，虽司马迁、班固不如也。……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其论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

《唐家人传论》曰“甚矣，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者欤”，《晋家人传论》曰“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

《死节传》: “呜呼，天下恶梁久矣！然士之不幸生其时者，不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如彦章者，可谓得其死哉”。

《杂传》贬斥冯道: “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又突出表彰为守节而自断其臂的王凝妻李氏（“王凝……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贫，一子尚幼，（妻）李氏携其子，负其遗骸以归。东过开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见其妇人独携一子而疑之，不许其宿。李氏顾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长叹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即引斧自断其臂”）.“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伏望陛下……察其愿忠之意，以清闲之宴，时赐省览，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故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认为，“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迄《文侯之命》而系之秦。鲁《春秋》则始于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传《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赵襄子惎智伯事，《通鉴》则书赵兴智灭以先事。以此见孔子定《书》而作《春秋》，《通鉴》之作实接《春秋》《左氏》后也”.  

  “故天水一朝文化，竞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莫传衍而己”，中国学术文化“将来所止之境……可以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己”。

(6) 陈寅恪还说: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

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

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

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

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

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

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

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

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

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

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

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

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

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

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

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7) 陈寅恪对有自由思想的女子陈端生在《再生缘》中的赞赏: 再生缘中述孟丽君中文状元，

任兵部尚书，考取皇甫少华为武状元。岂端生平曰习闻其祖门下武三元之美谈，遂不觉取此材料，入所撰书，以相影射欤？)则知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曰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籍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曰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

吾国昔曰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现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

而端生之思想自由，则远过于楚生。撰述长篇之排律骈体，内容繁复，如弹词之体者，苟无灵活自由之思想，以运用贯通于其间，则千言万语，尽成堆砌之死句，即有真实情感，亦堕世俗之见矣。不独梁氏如是，其他如邱心如辈，亦莫不如是。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此易见之真理，世人竟不知之，可谓愚不可及矣。

(8) 陈寅恪用八十多万言之《柳如是别传》来赞赏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和节气高超的女子柳如是: 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於婉娈倚門之少女，綢繆皷瑟之小婦，而又為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后卋軽薄者所厚誣之人哉！

(9) 陈寅恪对杨树达的气节和治学的称许: 百年以来，洞庭衡岳之区，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闻于世。先生少日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后复游学外国，其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学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惨酷之世界而为清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丧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

承示金文跋尾，读之钦佩至极。论今日学术，公信为赤县神州文学、音韵、训诂学第一人也。嘱为大作撰序，为此生之荣幸。他年贱名得附以传，乃公之厚赐也。　　

(10) ) 陈寅恪的梦想:至若追踪昔贤, 幽居疏属之南, 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 托末契于后生者, 则有如方丈蓬莱, 渺不可即, 徒寄之梦寐, 存乎遐想而已。世传隋末王通讲学河汾, 卒开唐代贞观之治.

在《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末首云:

俗学阿时似楚咻, 可怜无力障东流。

河汾洛社同丘貉, 此恨绵绵死未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