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民贷天下亏损:1971年林彪叛逃带给毛泽东身心重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1 19:34:32
林彪事件，毛泽东心灵受到重创，从而加速了他衰老的速度。新年刚过，毛泽东得到陈毅病逝的消息……
1972年的新年是寒冷的，严冬侵袭着中南海。 曾经郁郁葱葱的苍翠在寒风中迅速地枯黄、凋谢、飘零……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毛泽东，也无法背离日趋衰老的自然规律。他的精神受到林彪叛逃的极大刺激，身体健康状况日渐下滑，各种病症开始显现。有时可能一点诱因就能导致大的疾病出现。
一年多前，也就是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因游泳受了风寒，加之“批陈整风”并不顺利，林彪一伙攻守同盟，很难突破，心力交瘁的毛泽东觉得身体很不适，三步一喘，五步一咳，因为咳嗽剧烈，侧卧床榻，常常一夜无眠到天明。到了1970年11月下旬，毛泽东的病情越来越重，持续高烧不退，医生怕转成肺炎，赶紧找来专家给他看病。专家们一致诊断他得了肺炎。在此之前毛泽东身子骨很硬朗，几乎不生病，不要说肺坏了，就是头痛脑热也很少出现。所以他对待疾病的态度就像对待帝国主义一样，认为那是只纸老虎，你不怕它它就会怕你。毛泽东既不相信“病来如山倒”，也不信“病去如抽丝”。他一听医生说自己得了肺炎，立刻就火了。他不仅拒绝治病，也拒绝医生靠近。
毛泽东就这么一连发了两天高烧，也一连发了两天的脾气，导致病情持续恶化。
办公厅主任看见毛泽东病情万分危急，赶紧把跟随毛泽东多年的保健大夫紧急召了回来。深知毛泽东脾气的保健大夫为毛泽东检查后，故意轻描淡写地对他说：“看来仍旧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打针就好了。”
毛泽东听了保健大夫这一番话，觉得这才符合他身体的真实情况，心病没了，神情也放松了，开始同意接受治疗。
针药跟上，毛泽东的病很快有了起色。
最终肺炎是治好了，但是这场重病已经累及心脏和肺腑。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身体都十分虚弱，行动困难，走起路来，双腿只能像两条木棍子似地拖动……他的体态高大，心血管循环负担非常重。而心血管疾病又是人类的“头号杀手”，如果这个潜伏危险不被发现不去排除，那么人的生命随时会被这个“杀手”夺走。
去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78岁高龄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领导了对“林彪集团”的揭批查工作。
“批陈整风”改为“批林整风”。一字之改，却惊天动地，震魂荡魄……1970年以后，“文革”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显露出它致命的缺陷。当举国上下为庆祝粉碎林彪集团的胜利而纵情欢呼时，毛泽东所看到的前景却不容他有太多的乐观和轻松。林彪集团的覆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也意味着毛泽东的精神再次遭受更猛烈的重创……
因为“揭批查”过程也是“剥竹笋”的过程，一笔一笔地清算林彪的历史老账，一层一层把内幕剥开。林彪自井冈山以来所犯的十六条错误在政治局内部进行传达，接下来《“571工程”纪要》作为批判林彪的罪行材料也印发全国。
翻开《“571工程”纪要》，那些被当时认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反动至极的语言，更加激起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对死有余辜的林彪一伙恨之入骨。
但是，毛泽东已经发觉，揭批查到最后，暴露出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文化革命是不是“左倾”路线的产物？ ……他在精神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顿，他体内潜在的疾病也开始“秋后”向他算总账。
在精神与身体双重打压下，11月下旬，毛泽东又患了一次重病，经过医生全力抢救，方才脱离危险。一个半月来，他的身体都没有恢复元气。双脚严重浮肿，原先的布鞋、拖鞋一双都穿不上了。工作人员赶制了两双特别宽大的拖鞋，好让毛泽东穿着能够散散步。
毛泽东带着一身疾病迈入了1972年新年的门槛。此时的北京也进入了数九寒冬的季节。
寒流、大雪交替突袭而来，中央各种会议也少了许多。
毛泽东因为身体的缘故，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更不要说进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了。此时与中南海新华门一步之遥的人民大会堂在毛泽东政治生涯中已成为“遥远的地方”。从1971年9月林彪叛逃到1973年10月，两年多后，他才走进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当他步履蹒跚地出现在全国党员代表的视线里时，几乎所有代表的脸上都闪过惊诧的表情，大家内心顿时沉重起来。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毛泽东老了！
失去健康的毛泽东，整日躺在床上看大本线装书，可是就在此时，他又发现自己的眼睛不仅老花程度加深，白内障也随之严重起来，“内忧外患”导致他的情绪越来越不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几年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对此就深有体会。
曾经有记者问她：“毛主席向你们发脾气吗？”
张玉凤毫不犹豫地回答：“发！1970年以后，主席身体患了多种疾病，有时情绪不好，渐渐地，我就觉得毛主席也和平常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不过，他始终像父亲一样对待我们工作人员，是位非常慈祥的老人！我们在他身边久了，他也熟悉了我们，就像对家里人一样。有时遇到我们做错了事，或是他的情绪不好，就会发脾气。当时我也觉得委屈，觉得自己已经尽责尽力了，还是挨批评。现在看来，这不能怪主席。他操劳的是国家大事，加上国际风云不断地变幻，国内形势也不稳定，他心头有很重的压力。这些都是我们年轻人无法认识和体会的。所以就不能准确把握主席的内心活动。比如，主席正在看文件，我见饭要凉了，就提醒主席说：主席，饭菜要凉了，还是先吃饭吧。主席一听，火了：你没有见我在看文件吗？不吃！不过，主席发脾气，从不往心里去，发完也就忘了，并不计较我们的过失
主席一辈子爱看书，他读书几乎达到手不释卷的程度。主席读书有个习惯，不爱坐着看，常常捧着书靠在床上看。他的眼睛老花，又有白内障，看不清字体，却又不肯配带老花镜，只好借助放大镜看书。放大镜是象牙做的框，很重，他竟能拿着看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书。主席读书范围很广，历史天文地理文学，几乎没有他不读的。”
依靠读书舒缓内心的负累，或许是毛泽东一种减压的方式。他习惯从历史中寻觅政治灵感的毛泽东又从历代文人墨客的怀古诗中，为林彪一伙反党篡权找到相似的历史原型。记得当时社会上流传一时的唐朝杜牧的“折戟沉沙”等作，都是毛泽东读古书中挑选出来的。诸如“试玉还须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一类诗句，说明历朝历代接班人的选取都非常之难，都真伪难辨，而且被选者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今天的共产党政权也是如此……毛泽东要让历史照进现实，借古人之口为今天的政治说话。
寒冷，容易让人生病，也容易令人伤感。
据叶剑英报告说，他已经将这话带到了陈毅的枕边……
毛泽东望着窗外，零零星星的雪花一片一片地飘落在窗户上，渐渐融去。雪花就这么落下，融去，再落下，再融去……
人往往表面反映越是平静，内心活动越是剧烈。
毛泽东是在思念那井冈山战斗的岁月？还是对以陈毅为代表的老帅们有些愧疚？扳着指头数数，那些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元帅们，活着还有五位，除了叶剑英，其余四位都闲居在家……
毛泽东从一九七一年秋冬开始，不断在小范围内吹风，为“二月逆流”正名，把”文革”中几位老帅挨整的账全部算在林彪的头上。他说：“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它的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大闹怀仁堂，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
“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毛泽东穿着睡衣执意前往，令所有人措手不及……
陈毅去世了。他是在北京最寒冷的冬夜里去世的。
无论相信与否，他都静静地躺在那儿，仿佛睡熟一样，那么安详。
此时，日历上印着赫赫黑字——1972年1月6日。
凌晨的钟声，再有5分钟就要敲醒新的日程。而陈毅生命的钟声却永远地沉寂了。
按照周恩来与几位老帅商议的意见，陈毅元帅治丧程序只比上将、副总参谋长的规格略高一点。参加追悼会名单上有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郭沫若等人。叶剑英致悼词。周恩来特别注明：因天气太冷，江青、宋庆龄可以不参加。一向怕冷的江青却传话：她能够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员确定了，可由于中央还没有对“二月逆流”正式平反，悼词如何草拟，无人敢轻易表态。
悼词成稿后，周恩来亲自动笔修改，他煞费心思，字斟句酌地补写了一段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他写道：陈毅的一生“努力为人民服务，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接下来采取对功实写而对“过”虚写的方式，这样，既能避免刺激党内文革派，又彰显了陈毅在历史上功劳，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为他恢复名誉的目的。
周恩来将悼词改完，放下笔，仰天长叹，他多么希望陈毅知道他的内疚和无奈！如今老友归去，周恩来心痛之余，要通过陈毅的治丧活动为朋友作出力所能及的补偿。
陈毅死后，三〇一医院门口自发地聚集了许多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的干部和群众。他们站立在寒风中等候，久久不肯散去，坚持要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人数越聚越多，最终惊动了中央高层。
周恩来这时决定将陈毅的悼词送给毛泽东审阅，请他最后定夺，并在附信中说：“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注2)
当天毛泽东就圈发了有关召开陈毅追悼会的文件，包括陈毅追悼会的规格。
按照文件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人数为500人，定于1月10日下午3点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
但是接连两天，副主席宋庆龄来电话，坚持要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西哈努克亲王发来唁函，并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请求；许多民主人士也纷纷表示要前来悼念。
这一切令周恩来十分为难，他不知如何解释为好，只能用天气寒冷、场地狭小等理由反复劝阻他们前来。
工作人员发现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要起来到沙发上坐一坐。工作人员搀扶他走进书房。毛泽东坐下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了一会儿又放下，显得心事重重。
自从圈阅了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他就一直这样意乱心烦，越加显得面色憔悴，腮边的胡须很长。
当时毛泽东手边没有日历，桌子上没放钟表，也没有任何人提醒他，在追悼会快要开始之前，毛泽东突然抬头询问工作人员：“现在是什么时间？”当得知是一点半钟的时候，毛泽东拍打了一下沙发的扶手：“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说完，他便缓缓站起身来。(注4)
太突然了！工作人员愣怔住了。毛泽东没有多作解释，一个人颤巍巍地向门外走去。
大家反映过来后，立即通知派调汽车。
这时，毛泽东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工作人员急忙拿来他平时出门见客时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装要他换上，他却觉得耽误时间：“不要换了。”大家赶忙替他披上大衣，再给他穿制服裤子时，他还是拒绝了。
只穿着薄毛裤出门，这怎么行呢？然而毛泽东的脾气大家是很熟悉的，他决定要做的事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再动员也无济于事。工作人员中有两位搀扶着毛泽东上车，另一位快速拨通了西花厅周恩来的电话。
周恩来得到这一消息，立刻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声音洪亮而有力地说：“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
接着他又电话告知外交部：“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注5)
周恩来搁下电话，忘记了自己身上还穿着睡衣，一边让卫士长张树迎赶紧调车，一边匆匆往外走。他要赶在毛泽东之前到达八宝山！
在汽车抵达目的地之前，周恩来才好容易将睡衣换了下来。而毛泽东则将睡衣穿进了追悼会场。
周恩来一下车，三步并作两步，一进八宝山休息室就激动地通知张茜：“毛主席要来！”
神情黯淡的张茜听到这个突如其来消息，眼水长流。
周恩来安慰道：“张茜，你要镇静些啊！”
张茜强忍住抽泣询问：“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来啊？”
周恩来没有回答，但他明白，这是毛泽东对昔年战友的重新认可。
毛泽东首次将“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归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成为邓小平复出的重要“信号”
毛泽东一下车就被人们拥簇着来到燃着电炉的休息室里。他的悲切和疲倦显而易见地印在明显苍老、憔悴的脸上。
张茜看到了毛主席，令人心碎地惨然一笑，多时的委屈化为苦涩的泪花在眼眶里盘旋：“主席，您怎么来了？”
毛泽东也忍不住凄然泪下！他握住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重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 ！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宽慰和喜悦如温暖的春风从每个人心头吹过，张茜激动地挽住毛泽东的手臂，这肺腑之言虽然姗姗来迟，可它毕竟来了！
杜修贤此时按下快门，留下了这个别有意义的瞬间。
张茜尽力抑制悲痛，向毛泽东告白：“陈毅病危时，还想到主席的寿辰。12月26日那天，他进食已经很困难，但是还吃了一点寿桃、寿面，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
毛泽东眼眶红了，他深知陈毅的至情至诚。他关切地问：“孩子们呢？叫他们进来嘛。”
陈毅的四个孩子进来后，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深情地对孩子们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立了功劳的。”
“陈毅同志26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主席，从那时起，在你老人家的指引和教导下，他才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也正是这样，才有了我们这一家。”张茜表示了对毛泽东的由衷感激。
毛泽东回应：“陈毅同志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
听到这些，张茜心潮起伏，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陈毅同志和我有过几次争论，那个不要紧嘛 ，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是能团结人的。”毛泽东再次表示了对战友的肯定。
谈话告一段落时，张茜真诚地请求：“主席，您坐一会儿就请回去吧！”
毛泽东微微摇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
张茜忍着泪水连忙说：“主席，那怎么敢当啊！”
有人进来报告：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来了。毛泽东稍稍地一怔，立刻转身朝门外望。
西哈努克和陈毅相识了十多年，交往颇多，对陈毅的感情很深。陈毅去世后，他几次向周恩来提出要亲自来八宝山，参加追悼会。周总理没法答复他，当时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参加，怎能同意一个外国人领导人来呢？
毛泽东告诉西哈努克：“今天向你通报一件事，我那位‘亲密战友’林彪，去年9月 13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但在温都尔汗摔死了。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西哈努克亲王惊异地望着毛泽东。林彪出逃，中国还未向国外公开发布消息，他是毛泽东亲自告知林彪死亡消息的第一个外国人。
“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叛逃摔死了。难道你们在座的不是我的亲密战友吗？”毛泽东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陈毅跟我吵过架，但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他和另外一些人不一样，例如林彪，他要搞政变，搞阴谋投降苏联。”
毛泽东左顾右盼，竟没有发现几张熟悉的面孔。他怀旧了，开始想念那些和他一起走过近半个世纪岁月的老战友们。在接着的谈话中，他不仅谈起了陈毅，还谈到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注6) 毛泽东第一次把“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归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毛泽东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周恩来在一片低沉的哀乐声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当场暗示陈毅的子女，要将毛泽东替老同志们说话的信息传出去，为尽早解放老干部先造一些舆论。
毛泽东抱着多病之躯亲自参加陈毅追悼会，是对死者的一种悼念，也是对生者的一种安慰。
陈毅追悼会由于毛泽东的突然出现，原定较低的规格一下子提了上来。才接到通知的宋庆龄和一批民主人士也纷纷赶来。八宝山礼堂并不宽敞，一下子搁不了这么多人，很多着冒寒风赶来的老干部只能站立在追悼会场外为陈毅元帅送行。尽管1月10日那天下午气温在零度以下，阴沉的天空还飘散着零星雪花，寒风刺骨，可是没有一人退场，没有一人抱怨。大家通过悼念陈毅，表达着内心的不平。今天，毛主席来了，亲自为陈毅元帅送行，人们的心灵得到了些许宽慰！
原准备致悼词的叶剑英悄悄将悼词稿塞进周恩来的手里。追悼会规格提高了，致悼词自然落到周恩来的肩上。
这时，工作人员拿来了一块宽宽的黑纱戴在毛泽东的大衣袖子上，张茜搀扶着毛泽东，迈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向会场走去。
追悼会下午3点整准时开始。会场内没有军乐队，只有一架留声机反复播放着哀乐。
哀乐声中，毛泽东和全体人员面对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骨灰盒——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毛泽东凝重而深沉地弯下他高大的身躯，低下他花白的头颅，为他的战友致哀。当他再次抬起头时，泪光盈盈，久久凝视着陈毅肃穆的遗像……
不足600字的悼词，周恩来竟读得两次哽咽失语……会场里的悲痛气氛更为浓烈，很多人发出了抽抽搭搭的哭泣声……
毛泽东站在队伍的最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前倾，他静静地听着，默默地望着，双唇不停地抿动，似乎有无尽的话要说……
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再一次握着张茜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张茜搀扶着毛泽东，一直把他送到汽车前。毛泽东双腿明显无力，几次用力迈步都没有登上汽车，最后，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他才勉强坐了进去。
张茜和所有到会人员没有想到，这一次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参加的追悼会。
追悼会结束后，杜修贤一头扎进了照片的后期制作，暗红色的灯光下他熟练地将一张张白色的相纸放进药水中显影，没有一会功夫儿，白天追悼会上催人泪下的悲伤场景就跃然纸上。他在洗好的照片中首先选了一张全景照片，将它从毛泽东大衣下摆处裁去。这样就遮挡了毛泽东身着睡衣的痕迹。
第二天，陈毅追悼会的照片和消息在全国各大报上刊出，立刻引起很大反响。毛泽东亲自前去追悼陈毅，陈述了一番评价，无疑是给“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陈毅之死，也为周恩来解放老干部提供了机会。周恩来尽量顺水推舟，扩大此事的影响。他在一些场合中反复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从这以后，毛泽东先后在一批受到诬陷和打击的老干部及家属的来信上分别作出批示：同意陈云回北京；指示对谭震林、罗瑞卿、谭政、杨成武、李一氓、苏振华、林枫、叶飞、吴冷西、舒同、郭化若、李卓然、何长工、白坚、李克如、贺诚、许涤新、范长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铁、陈丕显、刘景范等人或予以释放，或解放恢复工作，或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酌情做出安排。他在杨成武女儿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陷害的采访上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他还特别批准了陈云、王稼祥要求进行经济和外事调查工作的来信，又专门指示周恩来，说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当让他回来”。
一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会议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直言：“在揭批林彪集团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注7)
此时邓小平已在江西新建县的一幢破旧的小楼里，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
邓小平从1969年被“战备疏散”到江西，就顶着“二号走资派”的头衔，很谨慎也很平静地潜居在民间。他与同时被打倒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不同，他可以通过汪东兴和毛泽东保持着一种间接的联系。这种状况也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安排的。
毛泽东在1971年9月南巡途中，严厉批评林彪的同时，看似无意却有意地对在座的军区司令员们说：“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毛泽东这些话通过间接渠道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他棉团藏针的性格使他能够冷静观象，明辨是非。
邓小平这位年近70岁的老人除了去不远的一家机械厂做工，，每天总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锻炼身体。清晨或黄昏，他在院子里来回踱步，反思“文革”中的失误，也思考困境中的出路。
久而久之，墙根下的荒草地被踩出了一条小路，后来人们称它为“邓小平小道”。
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罪行，同时也表示：“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
这封信正是林彪事件后处于内心痛苦中的毛泽东很愿意看到的。毛泽东交代汪东兴：“他的事还要你来管。”并且把邓小平的来信批印中央政治局。
然而，中央高层里跑了一个拿枪杆子的，还有一群耍笔杆子的，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依然乌云重重。这封信并没有马上“开花结果”。
“邓小平小道”通往中南海的路还很漫长……
林彪叛逃周恩来如何应对国内政局突变？
10时40分左右，秘书急匆匆地推开门，来到周恩来身边悄声耳语了几句，说张耀祠来电话，有紧急情况要直接报告总理。
张耀祠当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分管毛泽东的警卫工作。
周恩来离开会场，匆匆来到他在大会堂办公的地方新疆厅，拿起红色的电话听筒。
话筒里响起了张耀祠的声音：“总理，刚才接到张宏(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说林立衡(林彪之女，又叫林豆豆)来队部报告，叶群、林立果要挟持林彪出逃，先去广州，再去香港，已经调来了林彪的专机256号。”
周恩来大吃一惊。
1970年8月庐山会议时，林彪及其一伙有预谋地搞“突然袭击”，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因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但是，毛泽东对林彪比较“客气”，还是没有放弃对他的最后希望，给他以觉悟认错的机会。这一点周恩来是清楚的。从庐山回到北京后，周恩来曾受毛泽东之托，带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去北戴河找林彪，要他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用周恩来的话说，“此行的目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林彪表示完全拥护庐山会议以来毛泽东关于批陈问题的历次指示，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检讨。据此，难以推断林彪会走到叛逃这一步啊！
1972年8月，周恩来在向回国述职的大使们和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作报告时说：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林彪)会跑，因查问他私调飞机一事，他胆战心惊，逃跑了。
然而，报告林彪要叛逃的恰恰是林彪的女儿。周恩来知道林豆豆同她的家庭一直存在着矛盾。林豆豆的这个报告，会不会夹杂着家庭纠纷的因素呢？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是党章指定了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他要叛逃，可是一件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危的大事，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稍有延宕，将会给党和国家酿成难以估量的灾难。但是，如果判断有误，匆忙采取措施，其后果同样非常严重。
这恐怕是一生经历过无数次政治风浪的周恩来碰到的最为棘手的政治事件之一。周恩来的思维在高速地运转……在情况不明的危急关头，要求在瞬间片刻对一件如此复杂的事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这是对一个久经风霜的政治家素质的全面检测。
“告诉警卫部队，密切注意。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不要鲁莽行动。”周恩来作出了在当时情况下能够作出的唯一的正确决断。
当时在北戴河林彪住地负责林彪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队长姜作寿后来回忆了汪东兴对他说过的一段话。汪东兴对他说：你们请示怎么办？我下不了决心，周总理也下不了决心，只能说让你们监视，了解情况，及时报告，情况复杂啊！复杂得很啊！
周恩来随即又问张耀祠现在在什么地方？张耀祠说在中南海游泳池。周恩来此话的用意是了解毛泽东在哪里。因为张耀祠总是在毛泽东身边。
放下电话，周恩来回到会场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政治局成员留下，其他的人可以回去。
与会人员从周恩来紧锁的眉头和凝重的神情推测，可能哪里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急需总理处理。但绝对料想不到是林彪要出逃。
林豆豆报告的情况是否属实？必须迅速查明情况。
周恩来查问吴法宪：“空军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是怎么回事？今天调飞机去山海关机场没有？”
吴法宪：“没有。”
“究竟是没有，还是不知道？”细心的周恩来进一步追问。
“我不知道。”吴法宪支支吾吾。他也确实不知道。林彪还没来得及通知他。
“你要迅速查清楚，立即向我报告。”
周恩来想到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下属的一个机场，于是又查问李作鹏：“你立即查一查，今晚是否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山海关机场。”
不久，李作鹏、吴法宪回话：确实有一架三又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
吴法宪说：“我问了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林彪死党)，他说是一架改装后的三叉戟到山海关夜航试飞的。”
夜航试飞是胡萍欺骗周恩来的谎言。
周恩来当即命令吴法宪：“你通知这架飞机马上回来，飞机回来时不准带任何人。”
过了一会，吴法宪说：“胡萍说这架飞机有故障，不能马上回来。”
有故障？不能立即回来？周恩来机警地感觉到这架飞机的行动不太正常。他以严肃的口气责令吴法宪：“飞机就停在那里不准动，修好后马上回来。”
叶群撒谎就在周恩来打电话查问三叉戟飞机一事之时，在北戴河联峰山96号林彪的住地，林彪、林立果、叶群等人早已乱作一团。
不料，周恩来一再严厉追查三叉戟飞机之事，打破了他们南逃广州的阴谋。林彪一伙见南逃阴谋败露，便决计叛逃，飞往前苏联伊尔库茨克。
晚11点20分左右，周恩来办公桌上那部红色的电话机又急促地响了起来。周恩来迅即抓起话筒，里面传出叶群的声音？
“总理啊，首长(指林彪)要我向你报告，他想动一动”。
“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周恩来仍是沿用他多年养成的保密习惯。凡关系到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活动，他都用对方可理解的保密语言。
叶群：“是空中动，我们需要调几架飞机”。
周恩来：“哦，你们调了飞机没有？”
叶群：“没有，首长要我先向总理报告，再调飞机。”
叶群的这一回答露出了“马脚”。明明已调一架飞机到山海关机场，而且是林立果坐了去的，为什么撒谎说没调飞机？为什么刚刚查问了三又戟飞机的事，叶群就来了这么一个电话？叶群的电话原本是想来试探追查飞机的周恩来，她没有想到此举却为周恩来证实林豆豆报告的情况提供了依据。
周恩来略加思索，不露声色地回答叶群：“今晚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等我同吴法宪同志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定吧。”
“他们的这次行动有鬼，有阴谋。”周恩来放下电话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命令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中央的命令：“停在山海关的飞机不准动；要动，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和李作鹏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
派吴法宪立即去西郊机场随时掌握机场的情况，并派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工作。杨德中当时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主管周恩来的警卫工作。他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当然理解总理派去“协助”的含意。
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以协助自己负责空军的指挥。
要黄永胜留在大会堂，“协助”处理发生的情况。实际上是切断他同林彪一伙的联系。
下达完命令后，周恩来叫其他的政治局委员在福建厅待命。他自己驱车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他要亲自向毛泽东报告所发生的一切，并从安全角度考虑，建议毛泽东转移到人民大会堂118厅。那里是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和休息的地方。
从中南海回到人民大会堂，电报大楼大钟的时针已指向深夜12点。
周恩来又命令吴法宪：“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林彪一定要起飞，我亲自坐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去劝阻。”
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周恩来准备只身投入虎穴……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
林彪一伙原打算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不料周恩来紧紧追查停留在山海关的飞机使他们觉得南逃的阴谋败露，于是便决计叛逃国外。就在周恩来下达命令的同时，林彪一伙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开枪打伤警卫人员，仓皇逃离了北戴河96号楼，乘红旗牌轿车向山海关机场狂奔。
关于林彪一伙逃离北戴河的情形，林彪的贴身卫士李文普有过详细回忆？
大约11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我说：“等要了飞机再走。”叶群插话骗我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
……这时，林立果把我叫到叶群的办公室，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叫我在门外看着。我听到林立果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他放下电话出来，催我快去调车。我回到秘书值班室给58楼8341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告诉他：“首长马上就走。”张副团长问我：“怎么回事？”林立果又走了进来，问是谁来的电话，我说：“是张副团长。”林立果立即伸手把电话压了。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刚到车库门口停下，林彪光着头出来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走到车旁。这是一辆三排座大红旗防弹车，林彪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旁边。第三个上车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林彪前面。第四个上车的是刘沛丰，坐在叶群的前面。我最后上车，坐在前排司机旁边。身后就是林立果坐的位置。
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叶群说：“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冲！”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58楼。
李文普听说林彪要去伊尔库茨克，意识到他们要叛逃，后中途从车上跳下来，被林立果开枪打伤。他的回忆是真实的。姜作寿大队长也回忆说？
大约11时半左右，首长(林彪)的内勤小陈打电话给我说：“大队长，他们走了，都乘首长那辆车，连我也不让上车……快点，快点。”听得出小陈很是紧张。我放下电话，向张副团长(张宏)做了报告，便往楼下跑。从96楼乘车出去，必须经过58楼门前，我想在这里把车拦住问一问：首长，你们现在要去哪里？我们警卫部队怎么跟你走？我刚站到马路中央，就看见林彪那辆大红旗保险车拐过了弯，开着大灯直射过来，照得我连眼都睁不开，转眼之间，车子驶过百余米的坡路逼近我的身边。我做出紧急停车的手势，高喊：“停车！停车！快停车！……”可是，车不仅不减速，而且在加足马力，鸣着短促的喇叭，旁若无人地直冲过来，根本没有停车的意思。若不是我快捷躲开，看那样子，就是把我撞死了也不会停车的。瞬息之间，红旗保险车从我身边擦身而过。
距姜作寿大队长不远，6中队的中队长肖奇明带领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也在试图阻拦，也险些被风驰电掣的红旗车撞上。肖中队长见此情景，举枪向汽车尾部连开两枪。无奈这是一辆红旗防弹车，事后检查，这两枪打在了汽车的后挡风玻璃上，只在玻璃上留下了两个小白点。后来，周恩来对这两枪还提出批评，说是没有明确指示，怎么能开枪呢？
就在林彪一伙疯狂出逃时，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的周恩来接到了张耀祠的报告：林彪已离开住地，向山海关机场去了。周恩来询问警卫部队能否先赶到机场控制飞机，张耀祠难以做出肯定的回答。
因为警卫部队的车再快，也快不过林彪的大红旗。尽管张宏副团长和姜作寿大队长带着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驱车加足了油门在后面紧紧追赶，但林彪的红旗轿车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这时，周恩来又一次命令李作鹏，要他下命令给山海关机场，不准停在机场上的任何飞机起飞，要设法阻拦。
但是，李作鹏没有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下达命令。
当时的256号飞机正在加油，油罐车的管子还连着256号飞机。
叶群第一个从车上跳下来，嘴里喊着：“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誓死捍卫林副统帅！”
林彪第二个下车，光着头，没戴帽子。他平时夏天都要戴帽子，今天仓皇出逃，连帽子都丢在了北戴河96号楼。
林立果第三个跳下车，提着手枪在一旁气急败坏地催促人们赶快登机。
一切太突然了。这时，林彪专机组的9名成员还有副驾驶、报务员、领航员等5人没有赶到，只有机长潘景寅和3名机械师上了飞机。
13日凌晨零点32分，林彪、林立果、叶群、刘沛丰等连滚带爬、狼狈不堪地抢上三叉戟256号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了。
几乎在林彪座机起飞的同时，周恩来接到了林彪强行起飞的报告。
为了最后挽救林彪一伙，周恩来命令空军指挥调度室：“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回来。不论在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如不行，在锡盟(即内蒙古中部锡林郭勒盟)降落也可以”。
指挥所的呼叫声，通过无线电波，连续不断地撞击256号飞机，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据当时万幸没上飞机的林彪专机副驾驶分析说，可能是飞机上没有把通讯电台打开。因为一旦打开电台，包括3名机械师在内的机组人员都可以听到调度室塔台的呼叫声，禁止256号飞机起飞的命令也会传到3位机械师的耳朵里。
空军司令部指挥室的雷达密切地跟踪林彪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墙壁般宽大的雷达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的亮点正向北移动。
“0点46分，航向310度，飞机向西北方向飞去。”
“现在飞机时速550公里，高度3000米。方向正北。”
空军司令部作战部指挥室通过专线保密电话，不断地把飞机的最新情况向周恩来报告。
13日凌晨1点10分，西郊机场的吴法宪来电话报告：“飞机的方向不对头，向蒙古方向飞了，马上就要出国境了，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由于当时对林彪一伙策动政变的计划和他突然出逃的原因还没有掌握，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林彪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要是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1时55分，256号飞机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境内。又过了一会，256号飞机从空军指挥室的雷达屏幕上消失了。
至此，林彪一伙叛逃的面目彻底暴露。
周恩来回到新疆厅，向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宣布了林彪北逃的消息，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讲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大厅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毯上的声音仿佛都听得见。
林彪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掌握了我党我军大量的核心机密。他叛国投敌不仅对我党产生严重的危害，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立即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通报林彪事件情况，作紧急战备部署，以应付突发事件。
周恩来告诉大家：请你们呆在这里，都不要离开新疆厅。
据当时在场的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说：“周总理走出新疆厅，对厅外的环境作了进一步的安排，指定专人看守厅门，无关人员不准进入，所有随领导们进来的人员，一律原地休息，谁也不准靠近新疆厅。”
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内有一个北小厅，宽大的办公桌上摆着军用电话和各种电话，旁边还有一张小床。这里是周恩来常来办公和休息的地方。
在这里，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亲自下达了应对林彪事件的一系列紧急措施。
首先，周恩来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全国所有机场。没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5人联合签发的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
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不许任何飞机飞进北京。
派陆军进驻空军、海军机场，与原守卫部队共管，严格遵守净空命令。
随后，周恩来拿起保密电话，亲自逐一给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外逃情况。为了暂时保密，又能使对方听懂，周恩来既含蓄又清楚地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备战。”
当时，有的大军区负责人一时还没听明白，还在电话中提问是谁跑了。周恩来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我再说一遍，……”
这一圈电话打下来，周恩来的嗓子都喊哑了。
13日凌晨3时15分，林彪的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劫持一架直升机，从北京沙河机场强行起飞，他们携带大量文件，企图追随林彪逃往国外。坐镇在空军作战部的李德生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果断指示：“迫使它降落，不听就把它打下来，决不能让它飞出去。”空军随即派出了8架次战斗机拦截，但因为天黑没有及时找到这架直升机。
好在这架直升机的驾驶员陈修文是一位有高度政治觉悟、智勇双全的同志，在得知周宇驰他们的阴谋后，他千方百计地把飞机降落在怀柔县境内。落地时，他和周宇驰等人英勇搏斗，壮烈牺牲。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身亡，李伟信被随即赶来的战士捕获。
北京是党中央所在地，是心脏，安全至关重要，一点纰漏都出不得。为了确保北京首都的安全和稳定，周恩来又把北京市、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的主要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通报情况，并部署了几项应急措施？
一、要监视和搜索外逃被迫降的直升机，要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
二、派卫戍区部队封闭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没有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在没有接到允许飞机起飞的命令或通知时，发现有飞机起飞，要将其击落。
三、卫戍区要加强对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警卫目标的警卫工作，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附近地区，要增派部队，加强警卫。
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并部署北京地区防空降的作战任务。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为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北京军区命令38军的3个机械化师、坦克一师、坦克六师和炮兵六师共6个师，归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兵力就由原有的4个师增加到10个师。防御区域重点是北至南口，东到首都机场，南到河北保定以北。考虑到当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军委办事组的成员，是解放军各总部的负责人，为了确保北京卫戍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周恩来指示卫戍区部队对来自军委、各总部的电讯只收听，不汇报，即只接受来的电话、电报，不汇报卫戍区根据中央指示部署的应变措施。
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密切注意外电反应，抓紧研究和提出因林彪事件可能引起的对外交涉所需的应对方案。
在做完这一切后，天已经亮了。人民大会堂外面，丝毫没有显示出什么异样。人们依旧是那么的平静，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该散步的散步。天安门广场上，首都民兵师的队伍还在演练队形，准备迎接国庆22周年的检阅。广播喇叭的新闻播音中还不时有林副主席的字眼。外面的行人谁又能料到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刚刚渡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不眠之夜？
北小厅，周恩来在办公桌前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连卫士轻轻地把窗帘拉开和关灯的声音都没能把他惊动。
从12日晚上7点半吃过一顿饭后，到现在连续紧张工作10多个小时没吃东西，也没休息。卫士担心他的身体，但此时此刻也不敢说什么，只能在一旁静候。
沉思了好一阵子，周恩来起身走出北小厅，前往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往常，周恩来总是会问：主席休息了没有？但这次他没问，他知道毛泽东肯定没有休息。
据当时在周恩来身边的卫士高振普回忆，周恩来在毛泽东那里大约谈了半个小时。
从毛泽东处回来后，正好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电话。
许世友的嗓门很大：“报告总理，我已派参谋长带部队占领了南京的全部机场，辖区内的其他机场也已同时出动部队全部占领，请总理放心，请毛主席放心。”
“好啊，世友同志，有情况随时报告。”周恩来脸上露出了昨晚以来难得的一丝笑意。
类似的电话还有一个，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打来的。电话是打到中南海西花厅的。秘书纪东接的电话。丁盛在电话里说：请报告总理，我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我就怎么办，我已经遵照总理的指示去办了。
周恩来得知后，吩咐把纪东叫到了人民大会堂，暂不要回西花厅。这样做当然是为了保密。
13日上午9时左右，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周恩来吃了一碗面条和一个包子。随即又召集政治局委员、军委和总参作战部的同志到大会堂东大厅开会，分析由于林彪外逃可能发生的情况，研究制定紧急方案，调整部队部署，重点是应付外国势力的入侵，并拟定向全军发出的紧急战备指示。
从12日下午5点多从西花厅出来到13日一整天，周恩来都没有回过西花厅，连续20多个小时没回家。在西花厅的邓颖超担心周恩来的身体，来过好几次电话。从卫士们支支吾吾的言语中，政治经验丰富的邓颖超预感到国家肯定出什么大事了，她不是像以往那样催周恩来早点散会，而是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按时给周恩来吃药。1967年，周恩来就已检查出患了冠心病。
13日晚上10点15分，空军司令部送来一份报告：18时4分，蒙古人民共和国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2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从18时起进入一等戒备。
周恩来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这可能是关于林彪座机坠毁的最早消息。虽然当时还不能确定这架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的飞机就是林彪的座机，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周恩来一定会把它与林彪的座机联系起来。因为从时间上和方向上都存在这个可能。
那么，接下来，周恩来会不会电告我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使馆，要他们密切注意这件事呢？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推想，目前还没有材料显示周恩来是否有这样的动作。
14日上午11时左右，连续忙碌了50多个小时的周恩来看上去显得格外疲倦。在身边工作人员的一再劝说下，周恩来服了安眠药，在北小厅躺下休息了。连续高度的紧张和劳累使他很快就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躺下休息前，周恩来告诉卫士：有什么情况随时叫醒他。
下午2时，刚刚入睡不到3个小时的周恩来，就被外交部的一个紧急电话叫醒。电话是王海容打来的，她说有重要情况要向总理报告。秘书只好把周恩来叫醒。周恩来预感到可能有林彪一伙的什么消息，叫王海容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并吩咐卫士到门口等候。
王海容送来的是我国驻蒙古使馆发回的密报：我国一架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左右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9人全部死亡，其中有一女的。机号：256。
看完报告，周恩来顿感如释重负。虽然报告未说明那架飞机就是林彪座机(当时我驻蒙使馆也不知道)，但是，周恩来已猜到十有八九了。他高兴地连说；“啊，摔死了，摔死了。”
随后，一向注意仪表的周恩来穿着睡衣和拖鞋，疾步走向毛泽东所在的118厅，向毛泽东报告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
据当时在场的周恩来卫士高振普回忆，这一进去，周恩来和毛泽东谈了一个多小时。
从118厅出来后，周恩来来到福建厅，向等候在这里的政治局委员宣布了林彪一伙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的消息。会场在短暂的沉寂后马上涌动着阵阵欣喜。
在这天的晚餐时，周恩来破例喝了点茅台酒。
从14日午夜开始，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分批向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和军队系统的主要领导人通报林彪事件的经过，要求各单位的领导回去后把握住本单位，紧紧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制定防范措施，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事情。
分批的通报会到15日下午4时才结束。至此，73岁高龄的周恩来几乎连续紧张地忙碌了整整3天3夜，中间只睡了不到3个小时，加上沙发上的几次小憩，总共也不足5个小时。
当周恩来迈着疲惫的双腿离开大会堂回到西花厅时，等候在门口的邓颖超心疼地对周恩来说：“老伴啊，看你的两条腿已抬不起来了。”
两个多月后，周恩来对在京的上层爱国人士回顾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之夜时说：“事后说来惊险得很，但当时处理并不紧张。因为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群众，相信绝大多数干部。”
林彪在温都尔汗折戟沉沙，使周恩来大大松了口气。它至少消除了国际敌对势力可能给党和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然而，就国内来说；危机并没有完全消除，紧急战备状态仍未解除。
摆在周恩来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保持国内政治局面的稳定，防止出现其他可能发生的事变。
为此，周恩来指示：对林彪事件要严格保密，保密时间尽可能长些，以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这是因为：除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外，林彪集团的其他党羽当时都还没有惊动。对这些人，要尽快找恰当时机解决，防止他们有些人狗急跳墙。另外，对当时国内的大多数人来讲，说林彪反对并阴谋暗杀毛主席，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更不要说相信这是事实了，这也就是毛泽东所顾虑的“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的问题。因此，如果过早地把林彪事件泄露出去，不但会引起广大群众的一些不必要的猜疑，而且可能会使林彪集团的一些党羽铤而走险，挑起暴乱。
笔者曾采访过一位当时在空军司令部任职、后来担任过空军司令员的老同志。他告诉我，后来空军向高级干部传达林彪事件时，空军司令部的一位二级部部长竟当场站起来，指责文件是胡说八道。
随同孙一先回国的还有中国建筑公司驻蒙古公司的蒙语翻译贺喜。周恩来专门指示符浩去车站接车。
2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听取孙一先的汇报。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外交部的姬鹏飞、韩念龙、符浩，公安部部长李震、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李际泰、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等。
会上，大家根据带回来的材料分析了飞机坠毁的原因，应该是飞机由于燃料将要耗尽，被迫紧急降落。驾驶员不太熟悉地面情况，冒险以飞机肚皮擦地降落。飞机降落后失去平衡，与地面冲撞，油箱里还有残油，引起爆炸。从死者的遗体上看，都取下了手表等易于擦伤身体的物品，说明迫降是事先作了准备的。
会议开始时，周恩来看到只来了孙一先一人，当即警觉地问孙一先：“一同回来的不是还有一个翻译吗？”
孙一先一时被周恩来严峻的神色弄得不知怎么回事，忐忑不安地回答说：“他回家了。”
周恩来脸色一沉眉头顿蹙，严厉地责问：“谁让他回家的？”
在一旁的符浩回答说；“是我让他回家的。因为他没有到过现场，也不了解有关情况”。
周恩来有点火了：“那也不行，飞机坠毁他总知道吧，立即派人把他找回来！”
随后，周恩来严厉地批评了符浩：“你当过兵没有？你不是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嘛！”
两个小时后，那位翻译贺喜被人从酣睡中叫醒，送进了警卫森严的外交部招待所。此后，孙一先和贺喜这两位同志就被“隔离”了半个来月，直至他们听了有关林彪事件的传达后，才恍然大悟，恢复了自由。
有了这滴水不漏的保密措施，于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的十几天里，人们从新闻广播、报纸杂志里听到看到的仍然有“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的字眼。天安门广场上，成群的学生仍旧在为庆祝国庆操练队列，仍旧高喊“向林副主席学习！向林副主席致敬！”的口号。一切都显得那么风平浪静，那么井然有序。然而，就在这样一种“内紧外松”的平静中，林彪集团的党羽都一个个从政治生活中悄悄地消失了。
从当时获取的一些材料就已见出，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当时分别任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海军第一政委、总后勤部部长，都身居要职，手握兵权。如何处理这几个人，关系重大。考虑到他们过去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历程中都有过战功，毛泽东对他们还是寄予了一定的希望，希望他们能主动承认错误，争取宽大处理。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看他们10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但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4人非但不主动揭发林彪的问题，也不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而且还在家里拼命烧材料，销毁罪证。对他们的活动，周恩来已经觉察。
“请主席放心，这件事我马上去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上午一定办成。”周恩来明白毛泽东的意图，已经到了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采取措施的时候了。
从毛泽东处出来后，周恩来立即布置逮捕黄、吴、李、邱等人的工作。
本来打算在23日晚上对黄、吴、李、邱采取行动，但因为第二天上午李先念要率代表团去越南访问，邱会作要去机场送行，而林彪事件尚未对外公开，对黄、吴、李、邱采取行动仍需要秘密进行，为不引起外界的猜测，周恩来和其他有关负责人商量，临时决定改在24日上午。以开军委办事组成员会议传达毛泽东指示的名义，通知黄、吴、李、邱24日上午9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
23日晚上，周恩来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一切都已布置完毕。
24日上午7点多，周恩来驱车来到首都机场为李先念送行。纪登奎、邱会作等先一步等候在候机室。像往常一样，周恩来和他们一一握手，气氛没有丝毫的异常。只有知情的杨德中等人，始终紧随在周恩来的左右，警惕着周围的动向。
送走李先念后，周恩来对纪登奎、邱会作说：“上午9点在人民大会堂开军委办事组成员会议，传达主席的指示。”纪登奎知道这个会是要解决黄、吴、李、邱的。
在回城里的路上，周恩来对同车的杨德中说：“把车开快一点，我们先一步到大会堂，再与邱会作单独谈一谈，争取让他多交代些问题。”
不料，周恩来的座车提速，在后面的邱会作等人的车也加快速度跟了上来。
本来中央领导人专用的红旗车上配备了通讯设施，但因为反窃听都拆掉了。杨德中心里只能干着急。
大会堂北门，邱会作的车与周恩来的座车几乎同时停下。尽管杨德中抢先下车，但已来不及了，早已等候在这里的执行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邱会作隔离到了福建厅。
周恩来和叶剑英、纪登奎在东大厅等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到来。9点，黄永胜、李作鹏先后来到，与邱会作一起隔离在福建厅，只有吴法宪迟迟未到。
周恩来在东大厅来回走动。叶剑英急了，甚至要北京卫戍区作好到住地逮捕的准备。
过了十几分钟，吴法宪终于来了。
警卫森严的福建厅，气氛显得非常紧张。黄、吴、李、邱4人已经觉察到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了，都低着头沉默无语。
当周恩来走进福建厅时，他们4人惶恐地站了起来。周恩来还是一一跟他们握了握手。这些人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毕竟还是有过战功的老同志。
落座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黄、吴、李、邱4人实行离职反省。
周恩来说：“中央决定对你们4人隔离审查，希望你们与林彪划清界限，交代你们的错误。”
“林彪叛逃后，根据多方查证，证明你们4人是站在林彪一边，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搞分裂活动。毛主席等了你们10天，希望你们觉悟，主动向中央交代问题。你们不仅没有交待，反而相互串连，销毁证据，完全站在党中央的对立面。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中央不能不采取断然措施，把你们分别隔离起来。这便于你们交待问题，也便于中央对你们进一步审查。”
“你们放心，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事，你们的家属、孩子不会受到牵连，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
宣布完后，周恩来问：“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黄、吴、李、邱4人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周恩来随即下令将他们4人带走。
黄、吴、李、邱是林彪集团的4员干将，对他们的隔离审查，是中央在林彪事件后采取的又一重大行动。同日，周恩来召集军队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央处理黄、吴、李、邱4人的决定。会后，周恩来起草了中央通知，通知宣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林彪反党宗派活动中“陷入很深”，“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该通知经毛泽东批准后下发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
在此前后，林立果“联合舰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也相继被抓捕归案。
林彪叛逃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为避免引起大的震动，这一文件根据内外有别分步骤传达的原则，先是在9月18日传达到党内高级干部，9月28日扩大到地、师一级，10月下旬传达到全国人民。继短暂的惊讶唏嘘之后，举国上下发出了阵阵欢呼。
林彪坠机：惟一女尸身上却有避 孕药 不是叶群？2010年08月31日 08:35 凤凰网 本文摘自：《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作者：孙一先，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 坠机现场仍有衣服残留的唯一女性尸体（来源：资料图） 九具尸体一个身份证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1994年1月31日刊登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的文章称，1971年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杜卡加汶·丹吉德玛正守候着蒙古东部靠近贝尔赫的荧石矿的炸药库，她说：“我看到那架飞机在坠落时飞机尾部起火。从我所处的地方，我能够一直追踪那架飞机直到它坠毁的地方（9英里远）”。这架机翼上标有中国民航256号的字样的英制三叉戟1E飞机就这样结束了它的飞行。 警察图瓦尼·久米得是第一批抵达失事现场的人，并查看了散落在这片草原上的残骸。他说：“我看到三处大火，所以问题是哪一处最先起火。我从车中走出，走了两三步几乎被什么东西绊倒。当我往下看时，我看到那是一个背朝上的男人。” 黎明来到显示出一片可怕的场景。八具烧焦的男尸和一具女尸散落成一线。大火几乎烧尽了他们的衣物，只剩手枪皮套和腰带。当时的蒙古外交部副部长杜格瑟仁金·额德毕力格回忆说：“这几乎不可能辨认飞机上的任何一个人。”他是当天稍后从200英里外的首都乌兰巴托赶来，视察了这些尸体。 大火后仅存的一份个人文件——一个身份证，是林的儿子林立果的证件，这个证件在事后证实了他在这架飞机上。其他八具尸体没有线索证实他们的身份，尽管有飞机的印记、毛的像章、飞航笔记本和其他文件表明了这架飞机以及它的乘客都是中国人。 机上女性不是叶群？ 现任蒙古民主议会议员根登山布金·祖奈在失事现场帮助撰写了第一份医疗报告。他说：“作为一个在场的医疗专家，我确认没有一个人年龄超过50岁。祖奈同时确定惟一的女性尸体过于年轻，不会是林50岁的夫人叶群。 一名被调查者告诉彼得，他对林彪在这架飞机上的说法表示怀疑。当年他在蒙古外交部担任英语翻译，一天深夜，他被陌生人的电话叫起，10分钟后一辆汽车将他带到了安全部，关在一间小屋里。有人给他一张印着英文的纸片，让他立即翻译成蒙古语。看着纸片，他十分惶恐——这是一张避孕药的说明书，上面写着药效和服用方法。看过译文，安全部的人笑了。事后他们告诉他，避孕药被放在那个女人的口袋里。 按常识推算，叶群已经过了使用避孕药的年龄——这个女人很可能不是叶群，那么林彪是否在飞机上也就存在很大的疑问。 林彪准儿媳：林家的确上了飞机 但是，1971年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订婚的张宁，坚持认为林彪一家确实上了那架飞机。 当彼得问张宁，叶群是不是到了绝经期。张宁对此感到非常意外，她想了想，很肯定地说叶群当时确实还有生育能力。她回忆说，在北戴河，林彪因获知毛泽东在巡视南方时的秘密讲话而坐卧不安。有一天，他很反常地去了叶群的卧室。次日，叶群着急地去找大夫，问是否可能因此怀孕，大夫作了检查，才让她放了心。 于是，彼得告诉张宁，在坠机现场的女尸口袋里发现了避孕药，并道出他的疑问：叶群会不会经常服用避孕药？ 张宁说，不大可能，因为她非常爱惜身体，会害怕避孕药的副作用。但林立果有时带着避孕药，也许他把避孕药塞进叶群的口袋里。 张宁诉说了1971年9月12日最后几个小时发生在林彪别墅的事情。 那天，一家人正在看电影，林彪吃了安眠药，进房睡了。林立果突然回来，把叶群叫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密谈。随后，叶群向大家宣布，作好准备，明早7点乘飞机去广州。与叶群一直不和的林彪之女林豆豆急忙去给警卫部队打电话，给北京报信。11点，周恩来打来电话询问，叶群在电话里谈了十多分钟，显得很慌乱。放下电话后，她改变了决定，要求大家立即出发。林豆豆拒绝离开；林立果没有去叫正要入睡的张宁，而是带上几名亲信，和叶群一起把还没清醒过来的林彪架上汽车，驱车向山海关机场冲去。 叶群的司机事后告诉张宁，仓皇中，林彪等人是顺着从飞机上抛下来的软梯爬上去的。林彪很虚弱，下面有人把他扛在肩膀上，上面叶群用力拽他，才登上飞机。 飞机最初向东南方向飞去。二十分钟后又折回来，在机场上盘旋几周，然后向北飞去。而彼得在蒙古和俄罗斯调查林彪坠机事件时，曾有人告诉他，失事的飞机最初进入蒙古境内，一直向北飞到苏蒙边界，却又折回向南飞了两百公里，然后在温都尔汗坠毁。这其中的缘由始终不能破解。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林彪一家的确在飞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