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建筑公司排名:一部描写文革的长篇小说

我说的是《迷失在1966》，一部写普通人文革经历的长篇小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写的都是改头换面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青少年时期，我亲历了文革，在早，也是在那种气氛中度过的。我一直就想写这样一部作品。在我经历文革时，或在早经历那种特殊的前文革的校园生活时，我就有种朦胧的想法：把我经历的这一切写下来。但真正动笔写《迷失在1966》已是2000年的事了。

自然，构思要早得多。86年，我写下了初稿。写的是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从学生生活写到文革，再写到上山下乡。时间跨度太长，一部尚不成熟的作品。

后来，我把写学生生活的部份分出来，作为描写老三届学校生活的作品，独立成篇，取名为《青果》，于94年出版。

我在乡下呆了九年。我把这段经历诉诸文字，于99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书名《血色黎明》。

现在，就剩下我最感兴趣的这一部分了，从红卫兵运动到上山下乡。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驾驭它，迟迟没有动笔。直到2000年初夏的一天，我才突然发现自己找到了叙述的语言与节奏。用了两年时间写完第一第二稿。有些章节我是含着眼泪写的。主人公一家活得很艰辛，但他们也想尽可能地活得有尊严。我写的是普通人的文革，不是走资派的文革，造反派的文革；我得用那时的眼光看问题，经历已相当遥远，描写与复制那个时期的生活，最不好把握的是分寸感。

写好后放置了一段时间，作了些修改，又写了第三稿。我把它寄给几家出版社，均遭退稿。其中一家出版社明确告之不能采纳的原因是因为题材的关系；这类题材送审，往往就再没下文了。

这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不是说文革是十年浩劫，是祸国殃民吗？为什么还不让写？这是让人难以理解的。理论上否定了，实际中为何还要设限？

托尔斯泰曾打过一个比喻，说一个患了大病而痊愈的人，总是很乐意谈论自己的病情。他以此为乐。而我们却不愿谈论，爆发三十年了，结束也四十年，我们这个病人难道还没痊愈？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文革的经历刻骨铭心。文学正是描述那种刻骨铭心的东西。这样的作品正该亲历者来写，不是写得太多，而是写得太少。刻意回避与选择性遗忘不是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而且，我还认为文学创作应该受到鼓励。应该促进文学创作，而不是扼杀。对文学创作不能搞计划生育，不能像计生委那样把关：这个孩子能生，那个孩子不能生；这个孩子发给准生证，那个孩子不发。这不是按艺术规律办事。

《迷失在1966》写出来了，但却没有人要。就像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这孩子上不了户口。

怎么办？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我想到在互联网上发出来，在互联网上给它办个户口。

我觉得说说这件事是有意义的。为《迷失在1966》，也为已写成或正在写作中的这类题材的作品。文学无禁区，反思文革无禁区，这是我们的祈望。

2005年四月，我买了台电脑，自此与互联网结缘。

我担心过不了拼音这一关。老三届的学生，在校时没正规学过拼音，加之四川方言，用拼音打字可能会有困难。然而克服困难也正是学习的乐趣之一。我买了两本电脑入门书籍，在记事本上练习打字，勤查词典，与普通话相左的音便记下来。十天后我开始打稿件了。

我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一边修改一边把二十七万字的文稿输入电脑。我觉得“微软拼音2003”非常美妙，近似完美，常常使我惊异不置。在word上写作比在稿笺上写作更令人喜悦，效果更好，卷面始终干净整洁，这在稿笺上是很难办到的。打字就像玩游戏，尽管我打得很慢。

在互联网上发表《迷失在1966》带给我真正的乐趣。我给作品加了如下的内容简介：

长篇小说《迷失在966》写的是1966-1968年间一个黑五类家庭及其子女的经历，抄家、查抄教堂、批斗、造反派与保皇派、武斗等文革期间发生的种种事情都得到了真实的描述。作品通过一个黑五类子女、主人公刘义的视角来讲述这一切，描述的是普通人的经历，非常时期的日常叙事，个人的体验与感受。刘义是老三届学生、黑五类子女同时又是一名天主教徒，因此在同一类题材的作品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叙述视角。

我有点担心，有点拿不准。既然是禁忌的东西，也许会有麻烦吧？也许正是这种担心激发起了我兴趣。每天早上，我都有点迫不急待了。打开电脑，点击我的文档，仔细检查，作一些小的修改，然后复制，然后登陆网站，粘贴，等等。它连载完毕，我一颗悬着的心也放下来了。

没有麻烦，互联网比我想象的更开放。

我在好几个论坛上发帖，有的被删除了，有的保存了下来。

我写的都是自己亲身经历和感受过的东西。不存在绝对的写实。文学创作有其自身规律，它有事实也有虚构。它是再现的经历。正如作品中所说：就像蜂蜜与花粉的关系，复述的记忆已不只是重复与再现，它按自己的方式把一切转换为词语。

也许，《迷失1966》能增进或丰富读者（尤其是未经历过文革的读者）对文革的了解，给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留下一幅真实的画卷。这也是我创作的初衷。对文革，我们既需要理论的认知，也需要感性的认知。对一个时代的了解我们往往更依赖于直观感性的文学叙事。由于真相的缺失与歪曲，赞美文革以及对那个年代的怀旧之情在网上仍相当活跃。我一直认为真实地描述文革、还文革以本来面目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与良知所在。我尽了自己一份微薄之力。

历史总是从将来一端加以把握。1966将永远作为一个话题被谈论。不可能不谈论它。我们谈论的是自己头脑里的东西。有些事是无法忘记的，除非记忆丧失。

南美一位作家在谈到法国的现代派文学新小说时说，法国对作家来说已是一个没有多少东西可说的国家。但当今中国却是一个有许多东西可说的国家。现实主义写作并没有过时。

我个人认为，我属于文学圈（它已不存在正常的文学批评）外的写作者。文学圈外存在另一种写作，存在默默无闻、但笔耕不辍的写作者。他们写自己最感兴趣的东西，不跟潮流，面对时尚保持冷静的头脑，在心中永远为文学保留一片纯净之地。他们安于贫穷、寂寞，一点点文学上的价值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回报。一些东西写出来了就感到自己没有白活，正如奥尼尔在《漫长的黑夜》（记忆可能有误）中借剧中人物一位剧作家之口所言。他们走的是一条崎岖小路，还有许多路要走。他们追求真实，哪怕写好后搁在抽屉里，也不再让谎言出现在自己的作品中。潮流变幻莫测，他们心中的信念始终不变：没有真实就没有文学；唯有真实才是弥足珍贵、至高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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