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逸才”杨度

    ●金满楼

    原本是租界时代万国公墓旧地的宋庆龄陵园，如今已经是上海西南角的繁华之地。在这个闹市中难得的寂寥之地，一块墓碑傲然拱立在一个更加寂寞的角落里，上面刻着“湘潭杨皙子先生之墓”几个大字，碑文笔锋健锐，取法隽古，乃出于民国知名的书法家、篆刻家夏寿田之手。

    杨度从小就天分很高，长得眉清目秀，五官端正，颇有贵人之相。晚清名儒王闿运在得知杨度的文名后，派人将他招至自己所办的石鼓书院重点栽培。在王闿运的门下学习三年后，杨度果然顺利地考中举人，当时年仅十九岁。据杨度的堂弟杨敞说，“兄中顺天乡试中后……高视阔步，有狂士风”，但在次年的会试中，杨度名落孙山。

    杨度一度沉迷于王闿运的帝王之学，但在甲午年的会试失败后，杨度对王闿运的旧学产生了怀疑而转而对新学产生了兴趣。1902年，他瞒着王闿运自费前往日本留学；次年，清廷举行经济特科考试，杨度得讯后回国参加考试，不想差点惹出一场祸事。

    原来，在初试揭榜后，杨度高中一等第二名，排在他前面的则是广东三水人梁士诒。但在复试的时候，梁士诒与杨度被小人暗箭所伤，有人在慈禧太后面前告了他们一状，说梁士诒“梁头康尾”、人品可知(“梁头”者，梁启超也；“康尾”者，因康有为字“祖诒”之故耳)。至于杨度，一是戊戌年被杀的杨锐与刘光第的同门，二来被人告发在日本期间有攻击朝廷的言论。杨度等人也只好远遁而去，免得招来横祸。

    受此挫折后，杨度再度远赴日本学习法政。由于他人品潇洒，智商很高，很快便在留学生界中声名鹊起，后来被推为在日留学生总会干事长。孙中山对杨度也颇为欣赏，一度想拉他入同盟会，但被他婉拒了。由于杨度为人谦和好客，他在东京的饭田町寓所经常是高朋满座，黄兴、宋教仁、蔡锷等人都是座上客。

    1908年春，在军机大臣张之洞与袁世凯的共同保荐下，杨度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不久，杨度又在“皇族内阁”中做上了统计局长，但武昌革命一声炮响，杨度的官途也就烟消云散了。尽管袁世凯对杨度颇为赞赏，但一直没能给予他施展才华的机会。

    好在此时风云有变，民国初年的乱象让一些人在束手无策中，又开始怀念其从前的帝制，而不幸的是，袁大总统便是其中之一。对政治一向敏感的杨度，自然嗅出了其中的风向，而他恰好又是君主立宪思想的铁杆拥趸。

    1915年夏，在总统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了《帝制共和论》一文后，杨度趁机抛出自己的万言雄文《君宪救国论》，其中公然声称：“中国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 策 … … 今 欲 救 亡 ，先 去 共和……欲求立宪，先求君主”；“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袁世凯看到杨度的雄文，忍不住拍腿赞叹：“真乃旷世逸才也！”随后，袁大总统亲自题写了“旷世逸才”四个大字，并交政事堂制成匾额，由专人送给了杨度。杨度接匾后，更是又惊又喜，他立刻上了一个谢折，称自己“猥以微才，谬参众议”，而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自己愿以“忧患之余生”，鞠躬尽瘁，报国不已。

    杨度不但是个理论家，还是个实干家。1915年8月14日，杨度拉拢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成立了筹安会，主张君主立宪，鼓吹帝制，史称“筹安六君子”。为此，先前的好友梁启超骂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而在日本时经常出入杨度寓所的蔡锷在起兵反袁时也通电要求将杨度等六人“明正典刑，以谢天下！”而王闿运则在日记中记道：“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杨度仍不认为自己错了。当记者来采访他时，杨度很安详、很坚决的答道：“我的政治主张虽然失败了，但是我的君主立宪的主张是不动摇的。十年前，我在日本东京时，黄兴、孙中山主张共和革命，我不同意，我认为共和有缺点。我和梁启超是老朋友，最初他也是主张君主立宪，可是到后来，他又改变了主张。我则始终没有改变。”

    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黎元洪发布惩办帝制祸首令，杨度名列第一名。好在北洋时期的通缉令大多是当不得真、也没有人认真追究的，杨度也就避祸搬进了天津租界，闭门读书。这时，倒是张勋公然站出来为他说话：“君主民主，主张各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

    一年后(1917年)，这个留着大辫子的老头终于干出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史称“张勋复辟”。但是，张勋是个有勇无谋的武夫，行事又如此鲁莽与操切，他所导演的这场短命闹剧，最终只能将杨度的“君宪理想”彻底葬送。杨度空有一身帝王术和治国理念，最终因这次短命的复辟而落花流水，不复再问矣。心灰意冷的杨度由此遁入空门。从此，民国政坛上少了一个政客，而佛学界则多了一位“虎禅师”。

    杨度晚年寓居上海，并成为杜月笙门下“清客”。杜月笙对杨很敬重，但杨度对上海小报说他是杜月笙的徒弟不以为然：“我一没递过帖子，二没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只是清客而已。”

    在1929年的白色恐怖时期，杨度却利用“清客”的身份掩护了不少共产党人，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度的入党是秘密的，系潘汉年介绍、伍豪(即周恩来)批准并由夏衍单线联系。曾有人讥讽杨度投机多变，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杨度系共产党员的身份一向鲜有人知，直到四十多年后，此事才公之于世。1975年冬，周恩来在病重时特意提到，在重新修订《辞海》之时，一定要把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写进去，并叮嘱道：“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

    杨度死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后葬于上海外国公墓。去世之前，杨度为自己预备了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抗战期间，杨度的墓一度迁移至沪西漕宝支路寅春庙十三号门前，但在“文革”中遭到严重破坏，直到“文革”结束后，才迁移到虹桥路宋庆龄陵园中的西侧。历经劫波后，所幸墓碑仍旧是夏寿田亲笔所书的那块，只不过担心大多数人已经不知道“杨皙子”是谁了，所以有关部门特意请赵朴初在墓碑前又题写了“杨度之墓”四个大字。

    历史有时候过得真的很快……不知道“杨皙子”是“杨度”，难道就知道杨度是“杨度”么？

    ◎金满楼，民间研究者，著有《晚清帝国回忆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