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郑州民航玺苑最新房价:新疆人现状深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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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曾3次组织人员赴新疆援建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07日11:08 环球人物杂志
环球人物2010019期封面：新疆人现状深度调查新疆人现状深度调查
2010年5月，中央召开新疆工作会议，新疆迎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契机。
新疆，是我们辽阔、遥远而古老的国土。在它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2130.8万各族人民。他们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专家们，从2009年7月到现在，历时一年，踏遍天山南北，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现状，进行了深入调查。
我们发现：新中国成立后，有过3次援疆、入疆。20世纪50年代，女兵和群众入疆垦荒；60年代，技术工人和知识青年进疆工作；90年代，14个省市的干部援助新疆。
我们发现：在新疆60年的发展历程中，有一个特殊的名字不可忘却，它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我们发现：这片古称“西域”的热土，一直是多民族聚居的好地方。除基诺族外，我国其他55个民族都有人口分布于新疆。
维吾尔族是隋唐时回纥、回鹘的后裔，蒙元时期译为“畏兀儿”，清朝时称“回部”、“回人”。“维吾尔”一名是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十二月新疆省政府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确定的。“维”是维护之意，“吾尔”，即“我和你”之意。“维吾尔”，“广意言之，为保护国家之意”。隋唐时期，维吾尔族的祖先大多信仰佛教，明朝时改信伊斯兰教。如今，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南疆。
在清朝统一新疆(1759年)前，新疆民族分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南回(维吾尔族人)北准(准噶尔蒙古人)”。蒙古族源于古时的鲜卑族。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明末，形成了漠西蒙古、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亦称额鲁特蒙古，它包括准噶尔蒙古等四大部落。如今新疆的蒙古族人，大多是额鲁特蒙古人的后代，主要居住于北疆和东疆，信仰藏传佛教。
哈萨克族主要由古代的乌孙、康居和原在中亚草原的塞种、大月氏，及以后进入该地区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等部族融合而成。目前，我国的哈萨克族主要分布于新疆，少数分布于甘肃省和青海省。
回族形成于元末明初，是以中亚阿拉伯、波斯族系为主体，吸收了蒙古族、汉族、维吾尔族等民族成分后而形成的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新疆的回族分布于自治区各地，大多与其他民族一起杂居。
……
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新疆各民族携手，将使这里变得更加美好。
八千湘女——
王丽湘，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卢一萍(新疆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
10年前，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我在新疆和湖南两地进行了数次采访。那时我就知道了王丽湘的名字，但没能找到她。在我的书稿完成之后，她根据我留下的电话找到了我。我因此有缘听到她的传奇故事。
10年间，我采访过的湘女，大多与我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我都会打个电话，表示问候；她们也经常传来些消息，像母亲一样唠叨近况。但近几年，我听到的越来越多的是哪个湘女病了，哪个又去世了——这是我最不希望听到的。
我见到王丽湘，是在不久前的一个葬礼上。她现在已是白发苍苍，步履艰难。她很少出门了，但哪个姐妹要是走了，她一定会来送一程。我看到，很多人都是向逝者鞠躬，唯有她是敬军礼。时光已过去60年，她仍然坚守着“湖南女兵”这个身份。
一纸招聘惊三湘
1949年9月，国民党驻疆部队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0月，王震将军率部挺进新疆。次年2月，毛泽东主席下令：“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新疆历史的转折就此开始——20万大军铸剑为犁，在寸草不生的沙漠、戈壁、碱滩、沼泽里开荒种地。
恶劣的自然条件，军人们并不怕，他们怕的是没有家。军垦战士大多是30岁以上的单身汉。他们找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将军“要老婆”：“在战争年代，我们这些军人没能成家。但江山打下来了，我们还一直打到了新疆。不能复员回老家，要在这儿开荒种地，也行。但你不能让我们在这里种了一辈子地，最后还落得光棍一条吧？”
王震心里明白，“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没有儿子扎不了根”。清代，他的湖南老前辈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也搞过屯垦戍边，就因为将士们没有在新疆安家，结果“一代而终”。可眼下，新疆人口总共才200多万，汉族人口只有30万左右。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解放军不准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妇女通婚。这一丁点儿汉族人口，怎么能解决驻疆官兵的婚姻问题？王震想到了家乡湖南。他对士兵们说：“很快给你们运来湖南‘辣子’！”
1950年初秋，王震让二军六师的政委、同为湖南人的熊晃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带一个招聘团回湖南，招一些十七八岁以上、未婚、有文化的女青年来新疆。他又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大力协助。
黄克诚、王首道十分支持，把左宗棠当年在长沙屯兵扎营的营盘街的一栋楼房拨出来，作为招聘团的办事处；又在《新湖南报》上刊登招聘消息，动员女青年参军，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只字未提“婚配”和“生儿育女”的事。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崇拜军人的年代，女孩子们闻讯而来，营盘街一时间成了长沙最热闹的去处。多年以后，熊晃的夫人回忆说：“那些个细妹子(长沙话对小姑娘的称呼)报名好踊跃啊。一些年龄太小的、个头太矮的、没有初中文凭的，(招聘团)都不收。她们就围在报名的地方不肯走，天天有人在那里哭鼻子。”从1950年到1952年，有10多批次共8000余名湘女远赴新疆。
八千里路尘与土
王丽湘就是八千进疆的湖南女兵之一。她是一个漂亮、单纯的湘妹子。父亲曾任国民党军队副师长，参加过抗日战争。抗战结束后，他因反对内战，解甲归田，带着一子一女，回到长沙老家。
1951年初，15岁的王丽湘刚考入长沙省立高级工业学校。上学不久，她就看到《新湖南报》上刊登的招聘消息。她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特别注意到了“不论家庭出身好坏，一律欢迎”这一条。她瞒着家人，虚报年龄前去应聘，最终顺利地考上。
做母亲的最知道女儿的心思。1951年3月，王丽湘出发那天，母亲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只说去隔壁借鸡蛋。她哪里明白，母亲这是要给她带着在路上吃。母亲出去后，王丽湘撒腿就往火车站跑。母亲煮好鸡蛋后，提着篮子往火车站追。到那儿一看，有700多个穿着军装的小姑娘！母亲一个一个车窗地找，好不容易才看到王丽湘，火车却开了。母亲就那样提着一篮鸡蛋，站在站台上，泪流满面地看着火车越走越远……年轻的王丽湘哪会想到，这竟然是她与母亲见的最后一面。
从长沙坐火车到西安后，铁路就不通了。女兵们改乘道奇牌敞篷汽车，编成一个车队继续往西北走。到了兰州，西北军区专门派了一个连队护送她们，每辆车上都有3名男战士，车头上架着机枪。女兵们则把头发盘在帽子里，扮成男兵模样，一有情况就端起手中的洋伞，虚张声势。
进入戈壁后，全是坎坷不平的土路，车子一跑，四周就是望不到边的尘土，把女兵们裹成了泥人。白天再让太阳一晒，汗水和着泥土，每个人都是一身馊味儿。湖南的女孩是在水边长大的，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没水洗澡。可一路上，她们硬是冒着整整两个月的酷暑天，一身土、一身汗，都没法洗。
到了乌鲁木齐，她们终于看到一条小水渠。不远处有开荒的战士，但王丽湘和几个女兵再也顾不上了，穿了衬衣衬裤就下到水渠里。那是她一生中洗得最舒畅的一个澡！在旁边垦荒的战士都是年轻小伙子，知道是湖南来的女兵在洗澡后，全都背过身去。不一会儿，他们就撤到一个看不见女兵们的地方开荒去了。战士们的这份淳朴和憨厚，让王丽湘感动了很久。
洗完澡，王丽湘跑到一个带队领导跟前问：“前面还要去哪里？”
领导说是喀什。
王丽湘天真地问：“喀什是什么地方？”
领导想了半天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西边。王丽湘还是不懂，领导就说：“翻过天山就到了。”
“那到喀什还有多远？”
领导说：“不远，就1600公里。”
王丽湘以为自己听错了：“妈呀！你说什么？1600公里？”
领导笑了笑说，从长沙到乌鲁木齐是4000多公里，所以，剩下的那点路根本不算什么。
王丽湘一听，绝望了，跑到厕所里大哭了一场。现在她才知道自己离家有多远了。要是想回湖南，可怎么办呢？
18天后，车队终于到了喀什。没想到，她和另外两个女兵又被分到了驻扎在和田的十五团。和田在哪里？王丽湘连问都不敢问了。当时是10月，天气已变冷。她把发给她的毡筒和大衣都穿上，把头发拢在帽子里，往装满给养的敞篷车上一躺，任由车拉着往前跑。车由两个司机换着开，昼夜不停，颠簸了4天5夜，总算颠到了和田。一算时间，她们竟在路上走了7个月！当时王丽湘觉得，她把世界上所有的路都走完了。
天下太平儿无恨
到了十五团后，王丽湘她们连一床被子都没领到。她和另外两个女兵只有一床从湖南带来的薄被和一床在西安领到的军毯，3个人只好挤在一起睡，常常被冻醒。她们提了几回意见，但没人理。后来，她们才知道，组织上已打算让她们与军人尽快结婚，所以不用发被子了。
当时，新疆军区对战士结婚有严格的规定，优先考虑“二八五团”，即28岁以上、5年以上党龄、团级干部。然后依次轮到营级、连级、排级和士兵。介绍对象的办法大多是：把哪个女兵介绍给哪个干部，上级早就定好了，“不准挖老同志的墙脚”，是一条严格的纪律。分配工作时，直接把该女兵分配到男方所在的单位。
但王丽湘她们一直被蒙在鼓里。到和田没过几天，王丽湘就被调到驻若羌的骑兵团。组织上的说法是，骑兵部队要去追剿残匪，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当文书。实际上，王丽湘有了一个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身份——骑兵团一营长杨晋生的对象。
剿匪行动结束后不久，1952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那天，王丽湘被教导员叫住：“你该成家了，我给你找了个全兵团都有名的英雄模范，他是一个忠厚可靠的同志。明天给你半上午时间，你们见个面，谈一谈。”
16岁的王丽湘惊呆了，她想喊“不！不能！”但喊不出来，只是无助地哭了一夜。第二天吃过早饭后，杨晋生来了。他当时31岁，1938年参加八路军，前前后后打了100多次仗。这个战场上勇猛的河北汉子，满脸通红地站在“地窝子”(在沙土下面挖一个地洞，人就住在其中)里。两人都沉默着。组织上说他们有“半上午时间”，谁也不能提前“撤退”。直到半上午的时间快过去了，杨晋生才鼓起勇气说：“王丽湘同志，我们家世代贫农，成分很好，我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我一个弟弟参加了抗美援朝，牺牲了，一个弟弟在家种地……”
王丽湘没等杨晋生把话说完。“营长同志，我是个知识女性，我知道毛主席说了，我们妇女解放了。我也知道，婚姻是自由的，我不会嫁给你。”
“可我得把话说完，这是领导交待过的。其实，我也只剩下了一句话：我这人战争年代是英雄，生产劳动是模范。”杨晋生说完，如释重负地走了。
转眼到了1953年春节。大年三十那天下午，营部通信员牵着一匹马来团部接王丽湘，说是让她回营部过年。刚回到营部，她就被带到了一个“地窝子”里。全营连以上干部都喜形于色地坐在那儿，桌上放着两小堆水果糖，每人跟前都放着一杯水。一见她进去，教导员就说：“欢迎新娘子！”接着就响起了“噼里啪啦”的掌声。
王丽湘哭得跟泪人似的，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推到杨晋生身边的。突然，她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在无边的、漆黑的旷野里狂奔。但她很快就被追了回去。教导员对她说：“王丽湘同志，组织上介绍你和杨晋生同志结婚，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建设新新疆的需要。”
王丽湘只好回到“地窝子”里，但她坚决不跟杨晋生同房。组织上不断派人来做她的思想工作，王丽湘终于同意和杨晋生一起生活。但她从不和他照相。直到有了孩子，他们才有了第一张全家福合影。
八千湘女大多是知识女性，怀有对新时代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梦想。当组织上介绍她们结婚时，她们抗拒，未必是因为对象本人不好，而是因为她们还没有爱过。“湘女多情”这句话，说的就是湖南女子用情之深、之烈。但在戈壁上的洞房之夜，她们只能在心里说：“我从此再也不能爱了……”
庆幸的是，基于“战友之情”的婚姻，也给不少湘女带来了幸福。有一位湖南女兵的丈夫，在每个寒冷的夜晚，都会把她的一双脚紧紧抱在胸前，用自己的体温为她暖脚，直到晚年住进有暖气的楼房了，仍是如此。还有一位湖南女兵，丈夫的年龄比她大很多，她年轻时没少流泪。丈夫离休后去老年大学学习书法，第一幅作品就是写给她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她接过这幅字，热泪长流。此时，她早已忘了顺口溜“男四十，女十八，跑到新疆找爸爸”给她带来的心理障碍。
说起自己的婚姻，八千湘女中的很多人都会谈到2000多年前细君公主远嫁西域的事。“细君公主离开长安时，对汉武帝说：‘天下果得太平，儿虽死无恨。’她在这里终老，写了一首有名的诗：‘吾家嫁我兮天一方……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新疆这块土地的稳定和巩固，历来就与女人有一种特殊的联系。我们以小我的牺牲，换来了一个新的新疆。”
湖湘弟子满天山
1962年，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在苏联驻伊犁领事馆和驻塔城领事馆的煽动下，新疆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伊塔事件”，数日之内，伊犁和塔城等地有6万多边民外逃。
事件发生后，已升任副团长的杨晋生，奉命奔赴塔城边境，负责对边民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政权工作，实行“代耕、代牧、代管”，并沿中苏边境建立国营农场带。王丽湘跟随丈夫，带着9岁和6岁的两个孩子，来到边境垦荒。
王丽湘虽是副团长的爱人，但没有任何特权。除了开荒，她还要站岗放哨，一天最少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王丽湘瘦得只剩38公斤，孩子们也饿得哇哇直哭。
就这样，王丽湘和其他军垦战士一起，在380余公里的边境线上，建成了8个边境国营农场，其中47万亩耕地与苏联接壤。他们在苏联士兵的枪口下，把庄稼一直种到了边境的最前沿，甚至种到了苏军的铁丝网前。
1995年10月，王丽湘退休了。很多湖南女兵退休后的日子都很孤独，由于丈夫比她们大十几二十岁，她们中年时，有的丈夫就去世了。在湘女们自编的《我是湖南人——新疆石河子湘籍人名录》里，“配偶”一栏，一行一行都是“已故”。1992年，71岁的杨晋生去世时，王丽湘是56岁。
王丽湘养育了4个孩子，三儿一女。大儿子是新疆某边防团的团长，二儿子是驻疆空军某部的军官，小儿子和女儿大学毕业后都在新疆工作。王丽湘现在已经做了曾祖母，一家四代扎根于此。她和其他湘女一样，是当之无愧的“荒原上的第一代母亲”。她们孕育了儿孙，还孕育了一种独特的人文精神：爱、宽容、大义和坚韧。王丽湘说：“我们湖南人，和左宗棠、王震流着同样的血。左宗棠‘抬棺西征’，不收复新疆，就死在新疆。王震将军在乌鲁木齐对我们说：‘湖湘弟子满天山，这还不够，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我们湖南女兵做到了。这就是湖南人，这就是湖湘文化。”
王丽湘到新疆后，再没回过湖南。起初是因为路途遥远，后来交通条件好了，父母兄长却去世了，湖南已没有家。笔者问她“想回去看看吗？”她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怎么不想……”家门口的湘江、提着一篮鸡蛋哭着送她的母亲……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她的心里。在这块偏远的国土上，没有谁的牺牲比这些女兵的更大。
上海知青姜万富43年的苦与乐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7月07日11:08 环球人物杂志上海知青——
姜万富，43年的苦与乐
刘宏鹏 李玲(新华社新疆分社)
20世纪60年代，一辆又一辆敞篷大卡车前赴后继，满载着上海知青，行驶几十个昼夜后，停在新疆的戈壁上。
“到家喽！”司机大喊一声。
一分钟过去了，没人下车，也没声响；五分钟过去了，还是没人下车，没声响。司机一看，整车的青年男女，都在面面相觑——荒漠、黄沙，风一吹，牙齿一咬，满嘴沙沙作响；没路、没房子，人们在沙丘旁的地洞里钻进钻出。他们惊呆了，吓傻了，连下车都不会了……
十万上海知青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初到新疆时的感受。
周总理的鼓励
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承担起屯垦戍边的使命。劳动力紧张，成了兵团最头疼的大事之一。第二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中向知识青年发出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兵团随之做出决定：动员内地知识青年支边。20世纪60年代，知青支边达到高潮，累计有10多万上海知青奔向新疆。
据《中国知青史》一书记载，1965年7月5日，周恩来总理来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视察，特意接见了12名上海知青。
周总理在一片葡萄架下落座。他见12名年轻人拘谨地站在一旁，赶忙站起来朝他们招手：“来，来，上海青年到这里来！”接着，总理拉家常似的，问起他们的思想、家庭、文化以及劳动等方面的情况。总理侧过身问女知青杨永青：“你家里是做什么的？”杨永青说：“我的父母在香港，父亲在一家轮船公司当职员。”总理说：“噢，你可来得不容易呀！他们在香港，你在这里，这里可是比香港苦，你能独立生活了，你是好样的。”总理又问她的文化程度，杨永青回答说：“我高中毕业，因为身体不好，没有去考大学。”总理高兴地鼓励她说：“这里也是大学嘛，是劳动大学，劳动大学照样出人才。”
总理又问女知青卓爱玲：“小姑娘，你的家庭是什么出身呀？”平时爱说爱笑能歌善舞的卓爱玲，低下头羞答答地说：“我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里。”总理又问：“你家里还拿不拿定息(新中国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按固定利率付给资本家的利息)？”精神紧张的卓爱玲听错了，着急地说：“我不要拿，我不要拿！”她的话，引得周围的首长和同志们都乐了。总理乐呵呵地说：“你爸爸拿定息是他的事嘛！”
接着，总理深有感触地对陪同人员说：“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我们都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嘛！”怕这些上海知青没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总理又解释道：“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
总理对12名上海知青说的这句话，随即成为《人民日报》头版的大标题新闻。在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很紧的岁月里，它使无数奔赴新疆的上海知青，感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在“地窝子”的第一晚
“1966年7月1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从一个待业青年变成10万上海知青大军中的一员。”今年61岁的姜万富，已经满头白发。从17岁到新疆算起，他在这里呆了整整43年，直到去年退休才回到上海。看着自己当年写在日记里的这段话，他感慨万千。
启程去新疆那天，姜家每个人都哭了。姜万富是家里最小的男孩，从没离开过上海。亲人的眼泪挡不住离别时刻的到来。汽笛一声长鸣，载着1900多名知青的火车，缓缓驶出上海北站。欢送的锣鼓、高音喇叭播放的进行曲以及亲人的哭声，很快就被抛在脑后。列车停靠苏州、南京时，无数中学生往车窗里递慰问信：“向上海大哥哥学习，保卫边疆，建设边疆！”
火车开了3天4夜，终于到达新疆吐鲁番的大河沿火车站。姜万富看了一眼车窗外，心立刻凉了：怎么这么荒凉？！可这个地方，离他们的目的地还有1500多公里！第二天，他们转乘敞篷卡车，一路沙尘滚滚，颠簸着翻越天山，又走了7天才到达目的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叶城二牧场场部。但是，知青们生活的地方还不在这里。卡车又拉着他们往昆仑山里开，走了十几公里的石头路，“感觉胃都要被颠出来了”。
“车停下来，我们一看都傻眼了，都不想下车。”姜万富说，这是一片连房子都没有的戈壁滩，仅有的两个“地窝子”，还是专门为迎接他们新挖的。迎接知青的许连长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喊道：“这是一个新连队，地没有一亩，房没有一间，路没有一条，条件很苦，委屈你们了。但是，我们的双手一定能在这片戈壁上开出良田，建成绿洲。眼下住的是‘地窝子’，喝的是涝坝水(土坑里的蓄水)，将来一定能住上砖房，点上电灯，用上自来水。下车吧，孩子们！”
那一夜，在“地窝子”里，没人睡得着。苦闷的姜万富，拉了位战友出来散步。他们爬上一个高高的沙丘，相视无语。良久，战友脸朝东方，朝着上海的方向，大声呼喊：“喂！我在雪域——”
姜万富也附和着，拖着声音：“哎！我在高原——”
似乎只有这样的呼喊，才能舒解他们心中的担忧。
叶城的外科医生
最初的半个月，知青们几乎没有笑容。支边前，他们都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是，这里苦得“出乎意料”——他们每天劳动11个半小时，每15天才休息一天，挖土、挑土、开垦荒地。
即便如此，所有知青都以干活积极为荣。姜万富自己出钱，到20公里外的镇上买了一把又薄又大的坎土曼(一种锄头)和一把大镰刀。它们让姜万富耍足了威风——在他的带动下，牧场知青们打破了日挖土方56立方米的纪录，达76立方米；打破日割苜蓿3.2亩的纪录，达3.6亩。“我就是要证明给大家看：上海青年不光能说，而且能干，我们是最棒的。”
没过多久，骄傲的姜万富就冷静下来。“这里有身上疤痕累累、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功臣，也有比我们早几年来的湖北、江苏、上海、浙江知青，他们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多年，现在和我们一样奋力苦干。我，一个上海待业青年，有哪一点比他们强呢？”
1967年9月28日，是决定姜万富一生职业的一天。“领导派人把我从地里叫回来，让我去学习当卫生员。”第二年，牧场送他去进修外科。结束一年的学习生活后，他成了叶城二牧场20多年来的第一个外科医生。
在这个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牧场上，最远的牧点，姜万富去一次要走8天。昆仑山上，仅有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和驴，姜万富走遍了远近数百个放牧点，成了戈壁上的“马(驴)背医生”。有些地方，连马和驴都过不去，他只好手脚并用爬过去。一次，姜万富出诊后回家，下山下到一半时，脚下一滑摔倒了，顺着布满积雪的山坡滚了下去。坡的尽头是悬崖，一眨眼的工夫，他就滚到了崖边。前面正好有一块大石头，他本能地一脚蹬在石头上。人停住了，石头滚下了悬崖！
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姜万富救人无数。8岁的小姑娘吐孙姑·阿吾提误食毒药，昏死过去。姜万富治疗了一天一夜，把她从生死线上拉回来；塞提江·努尔出了水痘，他父亲得了肠梗阻，母亲得了脑溢血，每次都是姜万富翻山越岭，赶过去救治；简陋的手术室里，姜万富实施了2000多例外科手术……43年就这样过去了！
妻子和女儿走了之后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知青掀起了返城高潮。当年和姜万富一起从上海来的伙伴，很多都离开了新疆。他远在上海的姐姐、姐夫，多次来电话催他回去：“只要我们有吃喝，就有你们的。”此时姜万富已与一名浙江女知青结婚并育有一女。他思来想去：“回城后工作没有着落，我又拖家带口，作为一个男人，哪能全家寄人篱下呢？再说，我的两个哥哥去世早，母亲年纪大，生活由3个姐姐照顾，我还要回去增加他们的负担，是个男人吗？”
姜万富决定不走了。妻子以离婚相威胁，他也不走。“我的医疗技术，若是放在上海，根本不值一提。叶城二牧场离城里远，牧业点的病人要是得了急症，送到那里要一两天时间，人还没到就早没命了。但有我这样的医生在，及时把病人处理一下，就争取到了救命的时间，就能保命。”
结果，妻子带着女儿回了浙江。离婚后，“那种孤独，真难受呀！”不出诊的时候，姜万富就自己拉二胡、敲扬琴，排解忧愁。
实际上，姜万富真的很想家。他后来跟牧场诊所里的护士赵军花结了婚。赵军花出生在新疆，比他小十来岁。姜万富设法教会了她上海话。实在想家的时候，他就用上海话跟妻子聊天。1998年，92岁的老母亲最终也没等到唯一在世的儿子回到上海，便撒手人寰。姜万富收到了姐姐们寄来的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装着一块黑纱。此后，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经常流着泪，独自跪在地上，向东方磕头。
姜万富说，他也对不住女儿。大女儿被前妻带离新疆时才8岁。他再婚后生下的二女儿姜玉娇，10岁时就被他送到上海跟奶奶过。“没办法，她妈妈是诊所的护士，晚上急诊手术时还是我的助手。夜里不敢把女儿一个人留在家里，只能带着她加班。她小小年纪就看着我做手术时血淋淋的场面，太残忍了……孩子在梦里都被吓得哭出声来，只能送回上海去……”
想家想了大半生，可2009年退休回上海时，60岁的姜万富老泪纵横，舍不得走。他走了，病人们怎么办？多年来，他带过的有文凭、没文凭的医护人员，先后走了十几个。去年冬天，有个准备到这里来工作的大学生，一看周围的环境，连车都没下就走了。“B超没人了，接生也缺人了，盼望已久的X光机很快要来了，也没人会用！”
离开新疆时，姜万富流着泪说：“对不起了，乡亲们！我们的家训是：少不出家乡是废人，老不返家乡是罪人。以后的清明节，我要去拜祭父母啊！”
2009年8月，60岁的姜万富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黄浦江畔。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们一家住进了两室一厅的新房子，女儿姜玉娇大学毕业后也被上海市闵行区中医医院录用。昆仑山里的乡亲们生了病，还是打电话给他，找他“看病”；杏干和葡萄干晾好了，会给他寄到上海。
抛繁华而乐寂静，舍安逸而取艰难，姜万富的43年，是支边上海知青的缩影，是10万人的青春无悔。
援疆干部——13年的情无法衡量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雅婷
1996年，为促进新疆发展，中央做出开展援疆工作的重大决策。1997年，第一批援疆干部进驻新疆，拉开了援疆工作的大幕。此后13年中，有6批共计3700多名援疆干部来到这里。不管是年轻的“80后”公务员，还是人到中年的教师，回想起援疆生活，都饱含深情。
“日全食”带来紧急任务
今年7月，广东的“80后”援疆干部刘慧，已在哈密地区伊吾县旅游局工作了两年。她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援疆干部。
2004年，刘慧从广州大学旅游学院毕业，进入广东肇庆旅游管理部门工作。专业对口，又是公务员，刘慧的前途一片光明。然而，4年后，刘慧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要去新疆！”“我非常热爱旅游事业，对于旅游管理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这是我想去新疆的初衷。”
“不过，报名援疆也是一件非常巧的事。一直以来，我对新疆和西藏这两个地方都非常向往。2008年5月，肇庆市委组织部下发援疆通知，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到了报名截止时间，没想太多就赶快报了名。”刘慧说，当时，肇庆市旅游局已有十多人报名，后来经过层层公开选拔，她进入了“四选二”名单，但不是第一人选。“市委组织部的干部找我谈话，说我是后备的。我听了并不意外，只是一再表达了援疆的信心和决心。”
刘慧参加竞聘前，身边一些朋友都来“泼冷水”。“我的一个好朋友竟然问我，去援疆是不是想升职啊？我几句话就否定了他的想法。我是想在一个不同的地方磨练一下自己，而且也可以为贫困地区做些事，何乐而不为呢？”
竞聘的日子终于到了。刘慧做了大量的功课，尤其是对支援地哈密地区伊吾县做了深入了解。“我从网上查阅了有关伊吾的大量资料，了解了当地的旅游资源和发展状况，对今后的工作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规划。”结果，并非第一人选的刘慧成了“黑马”，获得了去新疆的资格。
2008年7月29日，刘慧刚一踏上伊吾的土地，就接到一个紧急任务——两天后出现“日全食”，伊吾将是全球最佳观测点，世界各地的大批天文爱好者将蜂拥而至，她的任务就是利用这一时机，向外界展示和宣传伊吾。刘慧来不及多想，“马上上网、下图书馆、找资料，恶补了一通天文知识，然后跟旅游局的领导沟通如何做好现场宣传工作。这次活动过后，我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完全适应在伊吾的工作角色”。
回想起这两年的生活，刘慧说：“我不是来出风头的，我把援疆当做是一次深造。我已经用行动证明了我的诚意，这是一笔重要的人生财富。”
“我想多陪孩子们几年”
35岁的郑文彬，是浙江温岭市第四中学的一名教师。2007年3月，经过选拔，他来到了新疆和田地区民丰二中支教。
郑文彬第一次走进民丰二中时，“虽然心里已有所准备，但看到眼前的情景，还是很震惊。整个学校只有一排平房，教室里布满灰尘，桌椅破旧。操场坑坑洼洼。孩子们瞪着眼睛，有些胆怯又有些渴望地望着我。我心里一酸，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民丰县气候非常恶劣，全年浮尘天气在220天以上。3月底、4月初的时候，风沙很大，10米以外就看不见人……由于没有老师愿意来，这里的老师只能常年超负荷工作。
刚来的时候，郑文彬教的是民丰二中附小五、六年级的英语课，一共4个班，每周8节课。“这些孩子没学过英语，但都很努力。每个星期三和星期五晚上，我还会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给当地的老师上课，讲计算机基本软件的使用。”
除了教课，这里的老师还有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每年3月去荒漠植树。一次，郑文彬跟着去植树。“一眼望去，41亩土地上没有一点绿色。在工地上站了不到5分钟，我的嘴里、耳朵里、鼻孔里、衣服上、鞋子里就全是沙子了，最后连眼睛也不敢睁开……我们学校有些老师，已经在工地上干了9天，上面马上要来检查验收了，可学校的植树任务还有一半没完成。我们决定让一些学生来帮忙。其实我有些犹豫，担心学生们不愿意来。但是，电话打过去后，所有的孩子都来了。他们一锹一锹地铲土，风沙将他们变成了一个个小沙雕，但没有一个孩子去避风，也没有一个请假。多种点树，就少点风沙，这样的活他们愿意干。”从那以后，郑文彬再也忘不了这些学生们“喝着凉水、吃着冷馕、战着荒漠，还坚持学习的样子”：“我真想多陪孩子们几年。”
除了刘慧和郑文彬，还有更多更感人的故事。这13年里，援疆干部带来了1200多个项目、近300亿元的援助资金。而知识和技术援助等，则是无法用数量和金钱来衡量的。“我们想给新疆留下更多东西。”这是3700多名援疆干部的心声。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代人的千秋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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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三代人的千秋功业
冯建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新疆作为我国西北地区的门户，是我国最靠近国际宗教势力交汇中心和国际“热点”多发地区的省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简称“兵团”)正是一支组建于这样一个特殊地方、承担着屯垦戍边职责的特殊组织。从成立到现在，兵团已走过了56年的风雨历程。其间，三代兵团人在茫茫戈壁大漠间垦良田、兴水利、造绿洲，凭着坚忍不拔的勇气和毅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叹的神话。
第一代兵团人：戈壁惊开新天地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这是1960年3月王震将军视察兵团农一师时的题词，也是兵团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
1954年10月，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解放军驻疆官兵连同家属近17万人，集体就地转业，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党中央赋予其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三大任务。
王群英就是在这个时候作为山东女兵的一员来到新疆阿尔泰，并成为农十师一名青年骨干的。
王群英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有三样东西最能表现当年的生活环境：第一是“地窝子”。当时没有房子住，战士们就在地下挖个洞，支起树干，在树干上铺好树枝及芦苇草，再在上面糊一层泥巴，中间开个斜坡作进出口，就成了“地窝子”。“它夏不避暑，冬不御寒，一觉醒来，浑身是土。碰到雨天，里头会积上一尺深的盐碱水。”第二就是粮食。一个人每月只有二十几斤的粮食，加上肉食、油料和蔬菜极缺，王群英和战友们干活时饿得头晕眼花。有的战友为了填饱肚子，煮甜菜皮、白菜根以及废弃的羊蹄甲和牛尾巴当饭吃，就连地上的草根也成了充饥的美食。“最厉害的是第三样：蚊子。很少有人知道新疆蚊子的可怕。”王群英所在的阿勒泰地区，是世界上的四大蚊区之一。据说，那里的蚊子能把树上的乌鸦咬得一头栽下来。为了坚持劳动，王群英和战友们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全身裹紧衣服，脸上涂满泥巴。
1963年，28岁的王群英经人介绍，认识了大她4岁的湖北小伙肖万金。第二年，他们结了婚，婚后育有两子两女。和王群英一样，绝大多数山东女兵最终都扎根新疆，孕育了第二代兵团人。阿尔泰山灿烂的草原菊，额尔齐斯河两岸的白桦树，见证了他们的浪漫、坚韧和崇高的人生。
超负荷的劳动，在许多兵团人身上留下了烙印。王群英晚年被诊断为陈旧性腰肌劳损。
兵团人还承担了保卫祖国的戍边任务。1962年5月，新疆“伊塔事件”爆发后，兵团指挥部命令北疆各师抽调干部，前往塔城、裕民、霍城、额敏四县执行代耕、代管、代牧任务。又按中央要求，在西北部边界建立农场带，以此作为国防屏障。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群英所在的农十师获得了长足发展。1966年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有了“北屯”两个字和一个相应的小圆点。这让王群英和战友们兴奋不已。毕竟，他们是这座城市的创造者。农十师的张仲翰师长曾指着那个小圆点说：“别小瞧了这个小圆点，它可是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最高奖赏。”
第二代兵团人：创伤与重生同在
兵团第二代经历了新疆的发展和转型，见证了兵团经受的挫折，也目睹了兵团的重生。
兵团建工师发改委的张其明，对这段历史的感触颇深。1949年，国民党驻疆部队宣布起义，他的父亲从一名国民党老兵，转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八师(现兵团建工师前身)的一位营职参谋。1954年，张其明的父母跟随部队参加玛纳斯河流域水利工程建设。在这里，张其明出生了，成了第二代兵团人。小时候，张其明跟随父母辗转于各个建筑工地。直到1957年，父母所在部队入驻石河子，张其明才停止了四处迁徙的生活。而此时的兵团，已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经济实体，10个师遍布各地，生产、销售、再生产，都在这个集体里独立完成。
没过多久，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文革”开始了，张其明的父亲未经审批即被投进劳动队。这一时期，因中苏关系恶化，兵团过分强调戍边，不重视屯垦，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从父亲被打倒开始，年幼的张其明从“祖国的花朵”变为“国民党残渣余孽”。张其明还记得他考高中时的场景：考场里摆着3张桌子，3名来自不同学校的招考老师分别坐在一张桌子旁，考生报哪所学校，就把考卷交到哪张桌子上。张其明每门功课都是头一个交卷，可每张桌子前的招考老师都冷漠地拒收。考完后，母亲无奈地安慰他说：“忍着！将来让你的儿子上大学。”张其明想的却是：“国民党残渣余孽”有将来吗？
此时，新疆掀起了一股移民潮，部分人回了老家，但张其明和母亲没离开，因为家里的男主人还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初中毕业后，张其明作为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成为一名普通的兵团职工，辗转于新疆各地，参与了很多重要的水利、路桥工程建设。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外部势力的影响下，新疆出现了一些民族分裂行为。针对兵团被撤后出现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王震将军适时地向中央提出恢复兵团建制的请求。1981年8月，邓小平指出：“要解决新疆问题，就必须恢复生产建设兵团，新疆不能没有生产建设兵团。”1981年12月，中央正式批准恢复生产建设兵团。不过，其隶属关系已不在国防序列，名称也由撤销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改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此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好转，张其明的人生境遇得到了改观。“我们这些农场子弟慢慢浮出水面，引起社会的关注。赶马车的鞭子、拖拉机的方向盘，开始轮到我们这茬子年轻人握了。我也被列入‘以工代干’(指未办提干手续，选调工人从事干部岗位的工作)，接近‘排级干部’了。”
第三代兵团人：迎接跨越式发展
如今，新疆每3.5亩耕地中，就有1亩是兵团开垦的。兵团农业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先进水平，使新疆成为我国陆地棉、长绒棉种植基地，番茄、辣椒、葡萄酒、鹿茸等产品在全国市场上的地位也举足轻重。
建工师的王进森2008年从山东大学毕业后来到新疆，被安排在乌鲁木齐的师机关工作。他很认真地说：“是传唱多年的《我们新疆好地方》这些优美动听的歌曲，吸引我到这里来的。”
坐火车赴新疆途中，车外尘沙飞扬，浩瀚的沙海看不到头。一路上，王进森的心头涌起了莫名的思乡之情。想起在山东菏泽的父母，想起和女朋友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他不由流下眼泪。
尽管身处大都市，王进森仍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来适应大西北的干燥和冬天的寒冷。
就在王进森开始适应乌鲁木齐的生活时，“7·5”事件发生了。当时，他躲在一个维吾尔族老板的店铺里，逃过了一劫。现在，每当回忆起那天发生的事情，他仍然有些紧张。
事件发生后，建工师立即启动应急指挥机制，先后集结了440人。王进森作为其中的一员，参与了维稳任务。后来，他还参与了乌鲁木齐市307路公交车线路的维稳执勤任务。
“7·5”事件发生后，王进森父母多次来电话催他回到内地工作。他的女友也对新疆的形势充满了担忧，委婉地表示愿与他一起到北京、上海等地找工作，实在不行可以先考研。可是，王进森并不这样想。他坚定地认为，“障眼浮云难蔽日”。在他的劝说下，不久前，刚刚大学毕业的女朋友也来到新疆，在乌鲁木齐的一家上市公司找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
半个多世纪的风沙，三代兵团人历尽艰辛，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故事。沙漠变良田，戈壁建新城，瀚海通大道，这惊人的奇迹，今天仍在延续。
维吾尔族——
一位考古工作者的自述
艾克拜尔·尼亚孜(吐鲁番学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
我叫艾克拜尔·尼亚孜，是一名普通的维吾尔族考古工作者。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考古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细细回想起来，这也许与我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有关。
从哈密王朝走来
我的曾祖父是守护哈密王陵的众多谢赫中的一员。谢赫是一种宗教职位，有“伊斯兰教长”或“王陵守护者”之意。哈密王陵位于哈密市回城乡阿勒屯村，是清朝哈密王及其王室成员的墓葬建筑群。在过去的新疆伊斯兰社会，谢赫除了守护王陵，还担负着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任务，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拥有深厚的宗教知识，还熟知本民族、本地以及王室的历史。曾祖父所在的时代，正是统治哈密近200多年的哈密王室走向没落的时期。他去世没多久，哈密的最后一个王室——比希尔王室，就被蜂拥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
我的祖父为人厚道，能写会读并且熟知历史文化，被当时的哈密农民起义军领袖尼牙孜迪汗尔招为随从秘书。后来，他还将女儿许配给了我祖父。
上世纪30年代末，新疆处于军阀混战的时期。1938年，尼牙孜迪汗尔被军阀拘捕后死于乌鲁木齐。这一年，我的父亲出生了。祖父对孩子的教育非常严格。父亲说，他小时候最害怕的就是祖父手中的戒尺。不到10岁时，父亲就能阅读《古兰经》，还能用维吾尔语写文章，而且写得一手好字。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疆地区医护人员奇缺。1954年，父亲经考试被录取为新疆第一所卫生学校——乌鲁木齐卫生学校的首届学生。后来，这所学校的最初几届毕业生，成了自治区医疗卫生界的骨干力量。
就是在这所学校里，父亲与母亲相识并相恋。每当谈起这段上学经历，父母说得最多的，就是假期回家过程中的艰辛。当时，乌鲁木齐到哈密全是土路，交通工具是敞篷大卡车。卡车出发后，一路上尘土飞扬；车上没有座位，大家只能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夏天酷热难忍，冬天寒风刺骨……而且经常需要3天时间才能到达。但父母始终以乐观的态度面对这段生活。
父亲毕业后，留校当了教师；母亲则被分配到乌鲁木齐铁路医院，成为一名医生。1962年，哈密地区成立卫生学校，父亲带着母亲回乡，到该校任教。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单位的正常工作几乎陷入停顿。为了打发整天无所事事的生活，父亲经常独自到熟悉的农村和山区牧业公社行医。在这一时期，父亲学会了哈萨克语和汉语。他常说：“对很多人来说，‘文革’十年失去了很多；但对我来说，医疗水平提高了，还学到了许多知识。”
1969年，父母有了第三个孩子，就是我。我出生几年后，国家秩序逐渐恢复正常，父母工作也越来越忙。父亲整月出差在外，母亲在医院经常加班，还要照顾我哥哥和姐姐，只好把我寄养在一户回族人家，直到我8岁那年，才把我接回家。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无论说维吾尔语还是汉语，都带着一口浓浓的回族腔调。父母担心我长大后会因这种发音而被人笑话，每逢寒暑假都会将我送到外公家。
外公家住哈密市回城乡。他是哈密最大的清真寺的主持。在外公家的日子里，我每晚都听外婆讲历史故事。从那时起，我开始热衷学习历史、文学和地理知识。
有一次，有几个重要的客人来到外公家。他们是从日本来的一个摄制组，到哈密拍摄丝绸之路的风土人情。这些人走的时候，送给我几本丝绸之路上风土人情和古迹的图册。虽然看不懂上面的文字，但图片中的古城、古迹，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钟爱考古事业
1985年，由于父母的工作调动，我们全家搬到了乌鲁木齐。后来，我在这里读完了中学，并进入新疆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92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考古工作是艰辛的。我们有家不能回，长年奔波在考古工地上，没有休息日的概念；白天冒着酷暑或严寒进行发掘，晚上编写考古记录，修正各类平剖图，整理汇总报告；在野外工作时，每天深夜后才能睡觉，唯一能休息的时候是刮风、大雨或下雪天……新疆的遗址、遗迹大都分布在戈壁、沙漠中，我们常常是带着一个馕、几瓶水跑一整天。最怕的是车坏了和刮大风。1994年，在喀什，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将我们几个考古队员埋了起来，钻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满头、满脸、满嘴的沙子。1996年11月的一天，我们在罗布泊荒漠结束对一处墓地的发掘工作，返回途中，在距离库尔勒绿洲还有
考古工作也是喜悦的。每当清理出一座墓葬，每当发现一片墓地，每当找到一个遗址，所有人的疲劳和艰辛顿时化为乌有。
2003年，我到日本国学院大学深造。3年后，我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考
长时间的考古工作，使我对新疆这片土地，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
从遥远的古代开始，维吾尔族就与生活在这里的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共同开发和建设这片土地。这里不仅是维吾尔族和其他各民族赖以生存的家园，更给予他们创新和发展的动力。
无论是世人早就关注的丝绸之路，还是正逐渐引起学术界关注的北方游牧民族纵横驰骋的草原路，新疆都曾经是其中的关键路段。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古代波斯文明、古代希腊文明等，这些人类历史上曾经闪耀过异彩的辉煌成就，都曾经通过新疆彼此发生联系，并相互影响。在古代的亚、欧大陆上，远古居民曾东来西去，不绝于途。这样的历史、地理背景，如此理想的保存古代文化遗迹的自然条件，对于考古工作来说，是得天独厚、它处难求的。我做好了为我热爱的新疆考古事业终生奋斗的准备。
千年一部兴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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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
阿勒泰巴依，从游牧到定居
吕文利(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夏天的夕阳下，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满眼都是绿色及柔和的金光。我们在这时见到了一位哈萨克族小伙子——阿勒泰巴依。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阿勒泰富人”。“你可以看出父母对我寄予多大的期望了吧！”小伙子乐呵呵的。他刚从内蒙古大学放暑假回到家乡——阿勒泰地区富蕴县的喀拉通克乡。
“阿勒泰”是蒙古语，意为“金子”；富蕴，原名“可可托海”，为哈萨克语，意为“绿色丛林”；“喀拉通克”为蒙古语，意为“黑色的圈草”。由此可见，阿勒泰巴依一家生活的地方，是一个留着多个民族痕迹的地方；在每一个民族心中，这里都是一个水草丰美的地方。
曾经的游牧生活
阿勒泰巴依说，他的生活是以2005年为分界线的。2005年之前，他们一家人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游牧地点以冬营盘(冬季放牧的地点)和夏营盘(夏季放牧的地点)为主。
“每年3月份，我们离开冬营盘往北走。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到达中国与蒙古国的边界一带。那儿就是我们的夏营盘。呆上一两个月，等夏季过完了，又往南迁徙，到达与乌鲁木齐交界的奇台县和魔鬼山一带，寻找合适的冬营盘。一年走下来，路程有上千里。”
说阿勒泰巴依是“马背上长大的孩子”，恰如其分。很小的时候，他就学会了每迁到一处，便用石块和羊粪砖围成一个羊圈，把牛和羊都赶进去。而他和父母、哥哥、姐姐都住在蒙古包内。
对父母来说，带着孩子放牧是让人最担忧的事。有一年的元旦过后，冬营盘上的一个少年放牧时出了一身汗，便在一块没有雪的树下休息，结果汗水结成了冰，他再也没站起来，冻死在雪地里。“父母也想过把我放到学校里，冬天不带着我走。可是，那样一来，他们就得有半年时间见不到我，舍不得。”从那以后，一到冬营盘，阿勒泰巴依和哥哥、姐姐就呆在蒙古包里，父亲一个人去放牧。母亲不敢离开他们去几公里外的水渠取水，就用家里的大号钢锅，从雪地里盛雪，烧开后做饭、洗衣。
一家人的经济账
2005年，富蕴县实行“围封转移”(为保护草原生态环境而实施的围封牧场、减少放牧、增加农业的政策)，阿勒泰巴依一家由牧民变成了农民，在这块“水草丰美的地方”定居了。现在，他家有6间房和一个大院落，有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和好几部手机，以摩托车为代步工具。
阿勒泰巴依找出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一些数字。原来，这是他们家一年的“经济账”——第一笔收入是种地所得。上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阿勒泰巴依家分到了10亩地和一些牛羊。这些地全部用于种小麦，一年投入1000多元，收入大概有4000元，不用交税。第二笔收入来自卖小牲口、牛奶和羊毛。他们家养了15头牛、30只山羊，也不用交税，每年只用交100多元的防疫费。第三笔收入来自30多亩的草场。从草场上收割的草料，除了喂自家的牲畜，多余的用来卖钱。一辆小四轮拖拉机的草，大概能卖出600元。第四笔收入是打工得来的。阿勒泰巴依的父母农闲时就到一个工地打工，一个月能有2000多元的收入。“每年暑假，我去草原上捡一种野生的红褐色小蘑菇，
阿勒泰巴依家仍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早晨，喝奶茶吃馕饼；中午，炒个菜，还是喝奶茶吃馕饼；晚上，煮面条。这样的饮食习惯已深入他们的骨髓。他们一周只吃一次肉，禁食猪肉、狗肉、驴肉、旱獭肉和獾肉。
结婚不是件容易事
哈萨克族人在17世纪后，普遍信仰伊斯兰教。但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他们同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比起来，有自己的特点。哈萨克族人居住于山区草原，彼此间距离很远，很多地区没有清真寺，加上四处游牧，他们往往习惯于在家里做礼拜。
哈萨克族在婚姻上有许多限制，规定同一部落的青年男女不能通婚，如果通婚则必须超过七辈以上。“结婚时的彩礼比较多，我们村子里，男女双方订婚时，男方要给女方彩礼1万元，以及5头牛、2匹马和6只羊。这对于普通的哈萨克族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曾经有户人家，家中兄弟两个，哥哥因拿不出彩礼，和心爱的姑娘劳燕分飞；弟弟学“聪明”了，带着女友逃婚，等生米煮成熟饭后，才抱着孩子回家，躲掉了昂贵的彩礼。
阿勒泰巴依现在还不敢想结婚的事儿。“父亲、母亲、大姐都是农民，他们太辛苦了，要供二姐在新疆医科大学读书，还要供我在内蒙古上大学。结婚？我现在还不着急。”
经过多年的奋斗和发展，现在哈萨克族人的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供出大学生的家庭越来越多，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在飞速提升，人们都努力活得更精彩。
回族——
买阿訇的心事
黄达远 牛燕军(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在乌鲁木齐访古，不得不去陕西老坊寺。”据说，陕西老坊寺是这里最古老的一座回族清真寺。可如今，在城市钢筋混凝土的“森林”里，它几乎被淹没了。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一个街巷中找到它。伸手一推大门，“嘎嘎吱吱”作响，顿时将我们带入一种古朴的意境中。
寺里的回族阿訇(指主持清真寺教务和讲授经典的人)买建光，听说我们要来，早已着装整齐，等候在那里。
“三劝马军长”
买阿訇是乌鲁木齐人，今年45岁。他精神饱满，说话时带着典型的新疆回族口音。去年3月他来到陕西老坊寺当阿訇。他经文娴熟，很快就得到周围人的信任，融入了这个“新家”。
买阿訇告诉我们，这座清真寺始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至今已有260多年的历史。当时，清廷征召了许多陕西的回族将士、民户，来新疆屯田。按照回族穆斯林“围寺而居”的传统，陕西老坊寺得以建成。这是乌鲁木齐回族人的第一座清真寺。
“后来，很多回族人受雇于山西商人，从事长途商业贩运，所以乌鲁木齐的回族聚居区被称为‘山西巷子’，这一带的清真寺渐渐多了，还走出了大名鼎鼎的新疆回族总教长马良骏大阿訇。”买阿訇向我们讲述了大阿訇“三劝马军长”、促成新疆和平解放的事。
1949年，中共中央力促新疆和平解放。国民党新疆警备部队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都同意，唯有手握重兵的国民军第五军军长马呈祥反对。陶峙岳、包尔汗想到马呈祥是宁夏回族人，或许可以请马良骏大阿訇来做工作。
82岁的马良骏不顾个人安危，三次亲赴军营，以教长的身份，劝马呈祥放弃武力。老人恳切地对马呈祥说：“我们的教门是以和平顺从为主旨的，真主能知人的动机、善察人的心地，对行好事、向善的人，是会有好的回赏的……如果不避免战争，致无辜者遭殃受难，破坏地方，教门有所摧残，罪过是严重的。从历史和我们穆斯林身受的经历上看，历次战争穆斯林都灾难深重。我看你还是奉从口唤，顺应潮流，和平谈判，才是明智的上策。”
三次规劝后，马呈祥握着大阿訇的手说：“老人家，我遵您的口唤。”就此交出兵权，新疆实现和平解放。
一天生活的缩影
尽管陕西老坊寺历经沧桑、外表破旧，但周围回族居民对它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都是陕西籍贯，世代承袭着看护清真寺的职责。对他们来说，清真寺就是“根”。
买阿訇对老坊寺倾注的感情更多。当这座城市还在朦胧的天色里沉睡时，买阿訇就已起床，洗漱完毕。从早晨5点25分开始第一次礼拜，到晚上11点30分结束最后一次礼拜，每天五次礼拜，风雨无阻。
在每个“主麻日”(即聚礼日，指穆斯林于每个星期五下午在清真寺举行宗教仪式)和大型宗教节日上，买阿訇都会站在寺里的大殿上，给回族穆斯林讲“卧尔兹”(劝善演讲)。买阿訇还要为穆斯林家中的各种红白喜事举行宗教仪式。有人结婚，他为新郎新娘念“尼卡哈”(结婚证词)；有人生子，他为孩子取经名；男孩子长大后，他为他们举行割礼；有人去世，他为其做祈祷。
“解决问题的机遇就要来了”
买阿訇的日子有点紧巴巴的。由于来寺里的时间不满3年，他还没有国家发放的基本工资，固定收入是寺里每月给他的300元生活补贴，以及周围居民给的一些赠礼。他们一家三口租住在陕西老坊寺附近的民房里，妻子因工厂倒闭而失业在家。 “我还没有养老、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不知道年老后怎么办。毕竟我们也和‘城里人’一样了，希望有一天也能有‘三金’。”
买阿訇知道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新疆工作会议。“听说这次中央十分强调民生问题，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干部也来了解我们生活上的困难。也许，解决问题的机遇就要来了。”
我们每次拜访完毕后，穿行在“山西巷子”里，到处可见新疆大盘鸡、新疆拌面、新疆凉皮的招牌，这些都是回族创造出来的美食。汉族朋友如果想和穆斯林朋友聚会，也喜欢拥到回族的菜馆里。我们意识到：新疆的回族，在汉族与其他各族穆斯林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沟通桥梁，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蒙古族——
老巴特尔的幸福生活
吕文利(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暮春时节，刚刚下过一场透雨。牧民老巴特尔站在儿子的蒙古包前，望着绿油油的昭苏草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昭苏草原是一片高山草原，北面的山叫乌孙山，南面的就是天山。就在今年春天，昭苏县经历了持续的雨雪天气。如今草原终于变绿了，老巴特尔的心情轻松了不少。
老巴特尔一家是额鲁特蒙古达什达瓦部的后裔。在清代，这个部落属于准噶尔的一部，居住于今新疆伊犁地区，后为躲避战乱，历经磨难，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迁到承德，被清廷编入蒙古八旗，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乾隆三十年(1765年)，清廷考虑到伊犁驻防空虚，命达什达瓦部的500名官兵携同眷属共1000余人，离开承德返回伊犁游牧。据老巴特尔回忆，他们祖上最显赫的大官名叫库卡，从1907年到1911年，当了5年的镶黄旗总管，“较为残暴”，后来下了台。目前，整个昭苏县蒙古族人口约1.3万，占总人数的7.8%。
年复一年的转场
在风景如画的昭苏草原上，有一个马场，老巴特尔一家就是这里的牧民。2002年马场改制，老巴特尔家分到了50只羊和冬、夏营盘各一处，以及3000亩草场。他们重复着祖祖辈辈的放牧方式：5月到9月，住在昭苏草原上的蒙古包里，此时水草丰美，正是放牧的最好季节。为了避免过度放牧，他们还会在7月份迁移一次，带着羊群搬到山腰上。9月后，他们会迁移到乡亲们的春营盘上(春秋两季放牧的地点)，居住在一间和羊圈连在一起的砖房里。10月中旬，他们必须迁到冬营盘。冬营盘俗称“冬窝子”，是在山腰上选择一个既背风又宽敞的地方，挖一个能睡四五人、六七平方米的洞，洞口旁留一个小窗户，洞口用木头、石头围成一道“门”。这样挡土又挡风，人住在里面非常温暖。洞外的羊圈是用木头垒的，上面搭有棚子，使牲畜可以抗击严寒。
这样的游牧生活，被牧民们称为“转场”，是他们世代摸索出来的生态环保方式，已经被当地政府提升到行政命令层面，即牧民们每年必须转场，否则要被当地的草原站罚款。
如今，老巴特尔老了，不得不和老伴定居在镇上，羊群交给大儿子去养护。他的老伴原是马场的工人，每月有900元的退休金，基本够两位老人的生活费。其他收入主要是卖牛羊所得。老巴特尔家现在有40多只大羊、20多只羊羔、2头母牛和1匹马。马是交通工具。母牛用来挤奶和产牛犊。每年卖一两头牛犊，就有一两千元的收入；一年卖15只左右的羊，能有近4000元的收入。算来一年大约有1.6万元收入。这在当地不算很高，但也说得过去。
2006年，老巴特尔的大儿子得了一种从牲畜身上传染的病。为了给儿子治病，老巴特尔咬牙把牛羊全卖了，花了四五万元。现在，大儿子虽然痊愈了，但不能在太冷的环境中生活。
2009年，老巴特尔家开始试着种地。一家人以每亩每年20元的价格，包了28亩地，前后投入了6000多元。由于经验不足，收入刚好和投入持平。不过，来年他家应该能有不错的收成。
额鲁特蒙古人的传统
老巴特尔家有一项重要的开支，就是“随礼”。这是额鲁特蒙古人的一种传统。在比较清闲的冬天，办婚礼的人家比较多。如果亲侄子结婚，叔父要送1000元礼金；一般的关系要送100元；较远的送50元。有的牧民会送一头牛或一匹马代替礼金。老巴特尔一家每年平均下来，仅随礼一项就要花近4000元。这笔开支不算小，令他非常头疼。但让他欣慰的是，在内蒙古师范大学读书的小儿子，通过勤工俭学
老巴特尔所属的额鲁特蒙古人，还有一种延续了千百年的传统：信仰藏传佛教。昭苏县有一座藏传佛教寺庙——圣佑庙，于1883年建成，是当地蒙古族人的心灵家园。
老巴特尔有很多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邻居。几个民族的人们相处得很融洽，偶尔也会有通婚的情况。蒙古族女子嫁入哈萨克族或维吾尔族人家，必须改信伊斯兰教；哈萨克族或维吾尔族女子嫁入蒙古族人家，不必改变信仰。大家彼此尊重对方的民族习惯，大事小情互相照应，使昭苏草原充满了和谐之风。
明天一定会更好
老巴特尔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大儿子婚后为他带来了一个小孙子。小家伙已经上学了，每天活蹦乱跳的，是老两口的开心果。小儿子很争气，大学毕业后考上了研究生。
老巴特尔经常听收音机、看电视。了解到中央召开新疆工作会议的消息后，他对今后的生活更加憧憬。
目前，新疆设有蒙古族自治州、自治县及民族乡。截止到2008年，新疆的蒙古族人口有17.7万，都是历史上移居到新疆的。无论他们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都逐渐走向了富裕。他们把金钱当牛羊，期望它不断繁衍；把汽车当骏马，但驰骋的空间已不限于草场……昭苏草原让所有人都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
千年一部兴疆史
厉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
历代王朝移民实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称“西域”，从西汉时期开始，就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代以来，以优惠条件实施“移民实边”，成为历代王朝治理与开发西域新疆的传统国策。
历史上，中国人口的相当比重，都集中在自然条件较好、社会经济发展较为稳定的中原地区。秦统一后，为改变边疆人稀地旷的局面，将“徙民实边”确立为一项治理与开发边远旷地的国策。
汉代承袭这一国策，并对实边的徙民实施了优惠政策。汉文帝采纳重臣晁错的建议，为徙民提供优惠措施，使他们能安居乐业。此后，汉武帝两次大规模迁移徙民到朔方、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等地。西域都护府建立后，汉王朝在西域实施设官建制、驻军屯田的治理方式，驻防官员和士兵成为中原移驻西域的主要人员。
公元439年(南北朝时期)，割据中原西北部的北凉王朝为北魏所灭，北凉的1万多部众及百姓迁入西域高昌郡(今吐鲁番)。这是首次有明确记载的中原向西域移民行动。
唐代恢复对西域的控制后，在当地设置了3州(相当于郡)12县，掀起了中原向西域移民的第二波高潮。唐代，西州(今吐鲁番)的人口将近5万人，其中汉族人口居多数。
清代统一新疆后，1762年，新疆总人口为38.375万人。此后30年间，中原内地人口成规模地向新疆迁徙。其中，迁往新疆的中原内地各民族兵丁眷属人口约为12.4万人。此外，清政府还招募大量内地百姓到新疆去屯田。
由于清代的内地移民主要聚集在北疆，使得北疆的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果。至19世纪中期，内地移民已在新疆总人口中占到一半以上，成为有史以来移民实边最成功的时期。
但随后，清政府百余年经营新疆的成果，毁于反复出现的宗教“圣战”与民族仇杀。1864年，新疆爆发反清暴动；1865年初，境外浩罕军官阿古柏侵入南疆。屯田被毁，数十万中原内地携眷驻军与屯田移民、商贩等，大多死于战乱。1878年初，左宗棠收复新疆后，以招民屯垦为第一要务。1884年，新疆建省，首任巡抚刘锦棠改革屯田，招募流民，重振移民实边政策，着力推动南疆的社会经济发展。但是，当年遍布全疆的民族仇杀，在民族关系方面形成了深度心理创伤，内地移民新疆的水平，再也无法达到乾(隆)嘉(庆)盛世之时。
民国时期，新疆被军阀统治。在南疆的和田、喀什和北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等地，再次出现民族仇杀，使当地的汉族人口再次锐减，移民实边政策无法继续。1949年，新疆人口为433万，其中南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已达329万。
新中国建立后，新疆出现了几次移民潮。目前，新疆一共生活着维吾尔、汉、哈萨克等55个民族(只有基诺族未见于新疆)。2008年，新疆总人口为2130.8万人，其中维吾尔族965.1万、汉族823.9万、哈萨克族148.4万、回族94.3万、柯尔克孜族18.2万、蒙古族17.7万。
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
从历史经验来看，新疆发展与否，取决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的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49年到1960年是第一阶段，为基本建设时期。1949年，国民党驻疆部队和平起义，加上挺进新疆的10万人民解放军，号称20万人。他们是建设新疆的第一批人。当时，乌鲁木齐河穿城而过，冰水四溢，百姓苦不堪言。驻扎乌鲁木齐的解放军官兵靠人扛马拉，建出一条“和平渠”，解决了乌鲁木齐河冰水乱流的问题。全疆无一尺机纺布，无一枚机制钉，部队便白手起家建起了“八一钢铁厂”等工厂。1954年和1955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继成立后，由于新疆紧靠较为先进的苏联，有比较明显的区位优势，国家便把中苏之间政府协定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放在新疆。大批苏联技术人员进入新疆，建立了很多工厂和科研院所。这一时期，内地的很多群众自发到新疆垦荒。
1960年到1984年为第二阶段，是新疆在发展上的“欠账”时期。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后，新疆成为“反修”前线。按照当时的设想，北疆的戈壁和草原地带无法有效防止苏联装甲部队进入，所以要“放弃北疆守天山”。在这一背景下，整个新疆地区特别是天山以北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1984年，新疆只有一座八层大楼。
1985年到2000年是第三阶段。1985年，中苏关系出现缓和，新疆随之从中受益。198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30周年时，修建了新疆人民会堂等“十大建筑”。随后，新疆和全国各地一道，步入了改革开放新阶段。
2001年以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最早的西部大开发设想，是以新疆为中心，后来扩大到西部10省区。新疆抓住了这轮发展的机遇，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2010年3月，中央召开了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对内地19个省市援助新疆的各地区进行了研究。具体安排是：吉林省对口援助地区是阿勒泰市、哈巴河县、布尔津县、吉木乃县；黑龙江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清河县、富蕴县、福海县、农十师；江苏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伊犁州、农四师、农七师，还有阿图什市、乌恰县、阿合奇县；深圳市的对口援助地区是喀什市、塔什库尔干县；广东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疏附县、伽师县、农三师、图木舒克市；上海市的对口援助地区是莎车县、叶城县、巴楚县、泽普县；山东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麦盖提县、疏勒县、岳普湖县、英吉沙县；北京市的对口援助地区是和田市、和田县、黑玉县、洛浦县、农十四师；天津市的对口援助地区是民丰县、策勒县、于田县；安徽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皮山县；湖南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吐鲁番地区；福建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昌吉地区；山西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阜康市、五家渠市；辽宁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塔城地区、农八师；河南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哈密地区、农十三师；湖北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博州地区、农五师；河北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巴州、农二师；浙江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阿克苏地区、农一师、拉拉尔市；江西省的对口援助地区是阿克陶县。5月，中央召开了新疆工作会议，标志着新疆的发展步入一个新的时期。
三大制约因素
目前看来，制约新疆发展的主要因素有：
区位优势有限。苏联解体后，新疆的区位优势丧失；其周边省份全为经济欠发达地区，不能为新疆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新疆和内地尤其是东部沿海距离远，运输成本高；新疆的企业和内地企业相比还缺乏竞争力。
没有人才优势。2008年，新疆的文盲有270万人，占全区12周岁以上人口的21%，南疆地区更是高达30%。这严重制约了新疆经济的发展。由于缺乏吸引人才的环境和政策，新疆本土人才的流失也相当严重。
市场化程度较低。和其他省份相比，新疆的市场化程度较低，主要原因是政府机构和人员规模较大，财政支出比重过高。另外，非国有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要克服这些困难，政府需着力培育和发展新疆的市场经济，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发展开放型经济，实现区域全面开放。值得注意的是，新疆有一个独有的地缘优势——与8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长达5600 多公里，是连接东、中、西亚的重要通道。换句话说，它靠近中亚、西亚、南亚、东欧及俄罗斯市场。特殊的区位条件，决定了新疆在全国对外开放中的地位。除此之外，还要精简政府部门，规范政府行为，建立高效的政府。最后，就是中央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新疆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这一点已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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