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地砖水管漏水:灵魂工程师的内心世界3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背离了教育的本质，把一项培养人的事业变成了一个升学事业。”武汉市一位中学校长的话道出不少教师对当下教育的反思，但是作为基础教育领域的一名教书匠，多数教师却无力改变制度与社会的缺陷，当下大行其道的应试教育所戕害的，不仅是学生，还有老师。这一点，湖北省汉川县城关中学，一所中国再普通不过的县城初中，体现得格外明显，也极具代表性教育者的开场白“你看我们的武大附中，为了提高升学率，本校有校长人选不选，到天门市找了一个搞应试教育的行家来当校长。这位校长到任后马上从农村招来一批穷学生，不收学费，提供奖学金，只要他们能考取大学提升该校的升学率。堂堂大学的附中，都到这个程度了，社会基层的基础教育也就可想而知。”在珞珈山武汉大学的公寓内，老校长刘道玉的目光投向窗外，数次敲击着桌面。10年前武汉市教委举行的一次谈素质教育座谈会上，老人也是这般直言：“素质教育一直是叫得震天响，而应试教育硝烟弥漫。在教育学里，没有比这两个词汇谈得更多又理解得最少。很多地方，很多学校都在不断地介绍素质教育经验。我想请他们凭良心出来说一说，他们是不是真的搞了素质教育？考一考他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应试，什么叫素质？我看都是在说假话。现在的情况是基层的基础教育问题没有解决好，素质教育推展不了，应试教育里的唯升学率又纠正不了。”他的一番话致使全场哑然，一位湖北省副省长正坐在台前。“教育局在大会上反复强调。校长书记们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不要和记者谈及关于教育制度改革、应试和素质教育、课改等敏感问题。”在湖北省级重点中学武汉东湖中学校长办公室里，王才建双眉锁起，不愿就此话题与记者深谈。2008年年底，他还在《现代教育报》上发表了《如何在课堂上实施素质教育》的文章。稍作平息后，他才沉声道：“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背离了教育的本质，把一项培养人的事业变成了一个升学事业。教育本来是全面教育人的，现在是高考怎样搞，我们就怎样做。”此后他便不发一词。曾任国家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组组长的王加绵教授建言，“建议你去寻找一所县级城市的窗口初中学校。去倾听那里的校长、老师最琐碎的所思所想。从中你能感受到在基层，基础教育的某些实质。回头再来谈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校长的担忧汉川市城关中学和这座江汉平原上的县级市一样，并无特色。这所当地的老牌初中除初三部设在市内的西湖路上，其本部坐落在仙女街的市井地段。簇拥学校四周的，是吃吃喝喝的大小餐馆、油兮兮的早点毡篷，小马路上的三轮车响，商店里的广告叫卖声顽强地唱至下午，不绝地传入校内。校长胡继熊，40余岁，镜片后的眼神不徐不疾。20多年前，他从孝感师范学院毕业，从普通老师一路升至一校之长。他的身后现在跟着30名中层干部，百名教师，千名学生。“我以前做副校长时还好点。做了校长后，我感到让校长安安静静坐在学校里，很不容易，很多事情很复杂。”他发自内心地感慨。作教师心理咨询时，曾与校长们打成一团的王加绵透露，这些窗口中学的校长们，往往精力不能投放在教学上，而是疲于应付方方面面的关系。但凡到了中考时，校长们的手机一律关闭。只有极个别的朋友能找到他。也有人说，他们这时会收到某人捎来的纸条，如果纸条是铅笔或圆珠笔所写，校长就打哈哈不予理睬。如果是钢笔或红笔批示，他们心领神会，格外认真。“生源数量下降后，有些情况自然少了很多。”对于王加绵的说法，胡继熊既未肯定，也未否定。学校在高峰期能招生1700多名，如果不是校长把控，“压都压不住”，今年却只招了700多名。眼下，他深感头痛的不是生源量，甚至不是学校的经费问题。“我担心的是师资力量。我们学校的师资力量一个老化，一个懒化。”在汉川教育界流传着一句话：哥哥姐姐教高中，叔叔阿姨教初中，爷爷奶奶教小学。华中师大教育学院副院长周洪宇说，基础教育改革首先在师资，教师无论就其数量与质量，还是知识结构都要合理。然而，配备需要有编制，政府在这方面管理得非常严格。“教师是教育的重要资源。现状却是小学教师过剩，初中持平，高中缺少。”周说道。1990年代中期，汉川新办4所高中，市教委将城关中学一批年富力强，师专毕业的教师调走，未再管它。随后，应试教育、唯升学率教育愈演愈烈，“外省学校挖本省，本市学校挖周边”，陆陆续续，城关中学被挖或自动调职的优秀老师又流失了一部分。以胡继熊的年龄为界，中年老师占这个学校编制的20%，直接从专科或当地电大毕业，来到学校的年轻教师不足20%。全校英语老师加起来，仅有一名是英语专业毕业的。“我是20年前分配进来的。从那以后，年轻老师进来得蛮少，有的留都留不住。老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代沟，暮气沉沉。”晚上8点，结束一天课程的数学老师张连娇面容憔悴，她大声直率地说道。老教师在学校里占据60%的编制比例，多数学历偏低。教师的抱怨“胡校长说不愁钱，那是他不愁学校的钱。去年城关镇政府划拨给我们一笔钱，让我们维修了学校。他本人工资能拿到两千多。这并不代表教师们不愁实际待遇。”饭桌上，管后勤的干部刘兵大快朵颐。刘兵自恃家中际遇不错，不然靠每月工资卡上的1300多元，日子怎能过得滋润？“这千把来块还是3年前稳定下来的。更早以前，教师的工资要从学费里凑。有些老师上有老下有小，一家人长年依靠他的微薄工资过活，又带毕业班，又是子女升学。”刘兵摇了摇头。“我老公就没有工作。一个儿子正准备考大学。上面还有个80多岁的婆婆要养。”声线沙哑的周丽是初三（9）班的班主任，生活闭塞单调，工作与生活的重负让她比实际年龄显得苍老。城关中学的老师们晚上回家，路过条件更好的市实验中学的大门口，看到接送的私家车车水马龙，不免心生不平。“学校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家庭背景好的学生都上了他们那里。政府教委扶持的不是我们。我们的学生家里要么是从乡上转到街上，要么是父母双职工下岗，外出打工，要么是家庭收入微薄。家长一方面把所有的希望放在孩子身上，一方面又要谋生，没有能力管自己的孩子，仅仅能顾到吃饭的嘴巴。学校也想孩子们考得好，这样一来，不仅他们的前途有了，学校也能提高声誉引来生源。几头的担子最后都落在老师的肩上。”班上有男生染上网瘾了，有女生早恋了，自己的家庭琐事，一桩桩一件件地缠着周丽。不过她仍深深地理解学生们，“他们苦啊，正在发育期，一天学十几个小时，做作业做到转钟，生活很枯燥。我们不能再犯过去教育的错，生硬地对待孩子的思想感情，又不能不顾他们的学业。”她直视现实的残酷，“初三是一道坎，全班58个孩子要是这道坎过不去，未来的生存空间只能越发窄小。”课改也令周丽们百思不得其解。江凡平等一批数学老师说，数理化进行课改后，书本上的习题是简单了，但如果不是额外加大习题量和增加补课量，学生们哪能通过真正的中考？“我看素质教育都是唬人的鬼话！什么加音乐课、画画课，在乡镇，素质教育根本不可能落实。我们这里老师的英文水平差，所以要牺牲孩子们的体育课去补课。开学这么长时间，他们连一节体育课都没上过。还提什么素质教育？我们的孩子生来只有一条路——鲤鱼跳龙门。过去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也一样。”周丽望着操场雀跃欢呼的生命，陡然间忿忿地说。被焦虑症困扰的老师“朋友都说我屋头有个垮脸先生。”王云兰守着店铺，温和地聊起了自己的先生刘一粟。刘在城关中学教数学，这学期坚决辞掉了班主任的工作。“不做班主任后，脾气变得好了些。往日里，我在屋头弄个饭，巴不得等他回家一起吃。他一回来就把脸丧到，我最怕他这个样子。”刘一粟年轻时不想教书，只因家境困难，迫不得已，教书一生的父亲逼着他考了汉川中师。人生抱负不能得以施展，注定蜗在乡镇里教书，这是他心头的一大郁结。慢慢地，他将重望寄托在学生身上。他引以自豪的是，“我带过最差的班，毕业时这个班考了全校第一。学生们在路上亲热地冲我叫‘一粟哥’，把讲给我的话写成纸条，一张张塞进瓶子里送给我……”“没想到去年我带的班太差了。我教书30年了，是不是读书的苗子，一看就知道。”同一数学组的张连娇说，老师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儿女与所教最优秀的学生相比。刘一粟年近半百，偏遇学生不上进，儿子又考试不如意。这点让王云兰眼泪婆娑，“他觉得儿子考了个三类大学，没有为他争气。他人是很好的，就是气头上说出的话生硬得不得了，堵得你心里难受半天。”刘一粟断定是学校人事关系复杂，自己不谙此道，才把最差的班交给了他。2004年，针对全市所有中小学教师的心理状况，武汉市教科所组织过SCL-90心理健康量表测试，“情况表明初中老师心理压力最高，高中老师次之。”此外，中青年教师焦虑得分指数最高。产生压力的因素除人际关系紧张、家庭情感纠纷外，“主要来自整个基础教育的重荷，老师是直接承受者。社会的期望，升学率以及它带来的学习要求，包括从早到晚，老师陪着学生无休止地学习等等，这种压力确实超过他们所能承受的。”说话者是武汉市中小学教师心理工作室江南点负责人石小林。2008年11月，该工作室由武汉市教育局主持创办，武昌与汉口两地分别设了江南点与江北点。江北点负责人张国成说，焦虑症状严重的教师，已呈现躯体化病症与神经症表现。他们通常肠胃不好，睡眠不佳。严重者的干群关系已恶化到极端敌对偏执、需要进行专业精神治疗的地步。2007年年底，武汉市某区教育局再次组织问卷调查。小学到高中共305位老师，其中145人称不愿担任班主任。在回答“您认为许多老师不愿当班主任的主要原因”时，有160人表示：现在的学生不好管理，而家长又不配合；166人表示，学校给班主任的压力太大，工作太繁杂；177人表示班主任待遇低，与付出不成比例。“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武汉江岸区教委人事科科长张专江重复着这句话。可是面对“县镇乡村教师的心理压力将如何解决”时，他只能抱歉，武汉教师心理工作室尚且乏人问津，至于何时辐射到周边城市，为乡镇教师进行心理咨询，他们不得而知。“估计实行了绩效工资以后，县级教师的压力会有所缓解。绩效工资的整个概率根据划分，农村教师还要高于我们城市教师20%。” 张专江想了想，补充道。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我们老师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绩效工资，结果一算才涨了百把元。你看看我，我才45岁，头发都白了。”城关中学初三部，屋外晨操刚刚结束。简旧的校舍里，胡敏华扯住自己的一绺银丝。他是初三年级的班主任、语文老师。班主任每天的生活两点一线：早上5点起床，6点赶赴学校开早课，中午1点快速解决便餐，晚上6点半等待任课老师到堂，方能离校。每天，周而复始。“身心俱疲。”胡的口吻貌似平静，双肩耷拉。他用心计算过，虽说汉川是县级市，但消费水平不比武汉低。教书20年了，每个月工资才一千多块，女儿快升初中了。“劳碌一辈子不过混个养家糊口。”“我们价值到底是什么呢？”上课铃拉响后，他挟起课本急忙起身，将这个问题抛给了我。“我们这里的个别老师心理存在问题，他们自身还没意识到。”城关中学校长胡继熊靠在背椅上仰头发叹。每年，老师的年终奖金是两三百元。分得不均时，有人烦躁地跑到他办公室，痛苦地说，少拿钱是对自己一年工作的全盘否定，恨不得马上死了好。“才少了100块钱，你说好大个事嘛？”下属的偏激让他目瞪口呆。尽管如此，城关中学比起农村学校无疑强上许多。令胡继熊欣慰的是，学校里还没有老师在外搞补习赚取外快。“搞补习的在职老师，没有一个敢挂牌的。”傍晚时分，在汉川小天桥附近的新华书店门口，一个浓眉大眼的中年汉子口称。他自称汉川市某重点中学的在职老师，刚刚评上了中高职称。“去年9月份上面来了文件，如果查到哪个在职老师在外搞补习，不但扣除工资福利，连职称都不保。所以我不能把学校名告诉你。”接下来他自报身价，擅长数理化，精通奥数，每次补习收费是一小时30元。“不过，第一次补习地点必须您来安排，这是对我们双方的考察。”他红着脸强调。“老师的特点是清高。他们在外搞补习也是迫不得已。他们讲了一天的课，人累得要死，还要在外继续讲课。如果有钱，谁愿这样搞？”小天桥上的一家补习班里，一位年轻老师坦承。教室里10岁到13岁不等的孩子们，眼睛圆圆瞪着，齐涮涮地投向窗外。这时一个家长打进电话，他操起手机粗着嗓门：“我这里平常一小时30元。如果您的伢基础太差，特殊情况是一小时50元。我姓X，我就是城关中学的在职老师，您只管去打听。”奥数与升学率“考试也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不管城市农村，哪个家长不想自己的子女通过考试一举改变命运？”神情淡然的刘嘉是武汉市明心资优教育中心的校长。刘嘉在武汉三镇已有学生5000人，以培训奥数为主。一年分别在春秋两季为学生们开课。一周晚上开一次课，一小时收费60元。自1992年创办第一家培训学校始，其间，“教育部屡次下文禁止开设补习班，禁止奥数补习。为什么屡禁不止，因为市场需要，现代应试教育的需要。”“如果学校每年招生1600名，那么其中150名学生是靠‘摇号’走运抽中就近入学。另有1300名学生的家境非富即贵，他们根本不在乎高额的学费，点名要上该校，因为学校抽调本部大量的优质师源。剩下的150名学生又是靠什么进一个好初中？——靠的就是奥数！奥数的成绩是这些一般家庭出身的孩子们能进入优质初中的敲门砖。奥数起码为他们多提供了一种可能。“择校预示着升学率，升学率直指就业率，就业率的背后，透视的是社会等级的划分。所以我常说，农村的孩子靠考试走出来的，靠的是一种天赋，上天赋予的命运。”“中国的整条教育链上有4股力量形成了强大的现行教育的社会基础，让人动弹不得。第一股是我们的行政领导部门，第二股是我们的学校，第三股是学生，第四股是学生家长，他们价值观是一致的。只要升学率上去了，教育行政部门便有一种政绩感，学校有一种业绩感，学生有了荣誉感，而家长则是回报感。”刘道玉分析道。“在任何一个区里，教师的编制占有一半，这意味着教育开支占区开支的一半。如果升学率不高，区长面上无光不说，老百姓都会质问他，好的生源在你那儿，你花了那么多钱在上面，你怎么当的官？所以没有官员不在乎教育。”周洪宇为“升学率与官员政绩挂钩”的说法略作辩解。他曾任江岸区副区长，分管基层教育。不过，他话锋一转，意味悠长：“在所有改革里，教育体制改革步履艰难。难就难在它涉及到人，它的改革核心是人，它直指人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