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义城监狱新地址:当代中国改革的走向和未来探析（二）

当代中国改革的走向和未来探析（二）

            作者：王福生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甘肃 兰州  730070）

（接上文）

前面的渐进式改革效果斐然，但问题确实不少。不仅国内理论界，连国外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也都看到了：不断加剧的“新三大差别”－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取代了原有的以工农差别、脑体差别、城乡差别为标志的“老三大差别”；地方政府迫于政绩需要的掠夺式的项目开发，使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权贵资本主义”的苗头显现，等等。改革缺乏方向性的战略指导，一味地“摸着石头过河”，到了水深的地方，就摸不着了，硬着头皮去摸，还有可能淹死。今天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显然，继续搞“摸着石头过河”是不行了，需要有明确的改革战略。

今天的中国思想界，冥顽不化地坚持正统苏式社会主义，反对市场化改革路线的人愈来愈少了。在国家的改革战略主张上，大体上可分为两派：一派为非主流的激进改革派，主张实行最快的市场经济改革，并尽快把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和机制移植到中国土壤上来。另一派为主流的渐进改革派，在主流中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坚持中国的“特殊发展道路”思想，只接受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反对任何形式的民主政治；一种是主张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由推动执政党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到逐步建立民主政治体制，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保持政治稳定和改革的可控性，探索及实行经过实践检验和深思熟虑的改革方案。应该说，这最后一种意见，才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顺应世界大势。

在今后的战略选择上，应该将宏观渐进与微观激进结合起来，如弹钢琴般的拿捏好快慢、轻重。不积硅步无以成千里，宏观渐进可以起“变压器”的作用，使改革在动态平衡中向前深入，短期内看起来有点慢，累积起来，比大起大落要好的多。目前的改革取向在宏观上体现了这种战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加快经济市场化进程，认可并开始逐步推动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民主。但是，应该与微观上必要的激进改革结合起来，对一些具体的领域，如农地制度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社会保障与医疗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解决要素市场的行政性垄断，需要及时推进。如若不果断地动大手术，敢于动真碰硬，宏观上的渐进也就实现不了，后果是整体改革的停滞，是社会不满的淤积。

3、坚定地走与国际接轨的道路而又不泯灭特色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延伸，对之感兴趣并分析研究的国家愈来愈多。日本《中央公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是将西方模式中国化；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11]其实，可以将这二点概括为一点，改革开放就是中国不断地与国际磨合、接轨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断地挣脱束缚和局限，越来越全面的“睁眼看世界”，越来越大胆的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相应的，世界也开始不断了解中国、接纳中国，伴随着接受中国产的商品，接受“孔子学院”， 接受中国投资，国际社会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和色彩。正是受益于与国际的持续性接轨，中国有了史无前例的现代化色彩，但并没有被“西化”或同化。

从逻辑上说，任何国家只要独立或相对独立，不可能被彻底西化或同化。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管制下的日本没有被彻底西化，柔道、相扑和日式料理等日本文化元素反而更广地走向了世界；前苏联驻军下的东欧、蒙古没有被同化，甚至属于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也不例外没有被同化，民族主义色彩反而很强烈。事实上，一个国家只要独立于世，肯定会有自己的特色。遍访当今世界，只怕找不着一个有一定独立地位，却没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和民族。过去那种一听要与国际接轨，就扣所谓“全盘西化”的帽子；一听要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就扣“全盘反传统”的帽子的做法，是基于一个拒绝西化或同化的伪命题。如果分析其缘由，或者是沿袭自“文革”的仍然若明若暗的极左主义，或者是迷醉于国粹往昔辉煌的怀古主义，或者是商业利益主导下的煽情语言。

这就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在朝向现代化的改革道路上，是走与国际接轨道路的同时又不泯灭特色？还是为了“特色”而特色，把“特色”当作目的去另外走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选择A还是选择B？成了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道选择题，也是一道必答题。选择A的理由：现代化是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现代化，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改革成功的欠发达国家，殖民地独立国家，无一例外都是走这条道路。从彼得大帝之后的俄罗斯、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凯末尔之后的土耳其、朱拉隆功之后的泰国，到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东亚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及喜马拉雅山南麓前不久主动建立民主体制的小王国不丹，是殊途同归的同一历史走向。同时，这些国家哪一个都没有因此而泯灭了自己的国家及民族“特色”。英国人从来不同于美国人，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都是有极鲜明文化特点的民族，日本人和韩国人也没有因社会制度西化而变成欧美人。韩国人至今仍是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民族，传统文化烙印在国民日常生活中的表现，甚至比中国人还明显和强烈。没有哪个国家因为走了现代化的一般道路而减少了自己的民族“特色”。选择B的理由：就是害怕西化。中国古人讲的杞人忧天，几千年后，我们的国人还在做同样的事。

中国改革自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受制于封建文化传统包袱太深、太重，始终游离于主方向、主道路之外。到如今，中国人想主要在经济领域与国际接轨，继续试图以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实现走入现代化国家的梦想，代价太大，时间太长，这是中国历经百年迟迟不能完成社会转型的根本原因。中国的香港、台湾是个例外。依然坚持这条道路，还是如凯末尔改革般的痛下决心，毅然决然地走向与现代文明的主流逐步全面接轨？这道艰难的选择题到了需要回答的时候了。

由于民族特性使然，让我们这个民族选择全面与国际接轨并不容易。英国广播公司有一篇文章论及“中国特色”，有一位英国记者疑惑地说：中国人真行，似乎永远有道理，……中国人手中配备着两把万能钥匙，即“国际接轨”和“中国特色”。这两个“四个字”是中国人最熟悉，也是最时髦的新词了。略作梳理，不难发现，与国际接轨的往往是硬件部分，涉及到软件的部分却容易保持中国特色。……拿中国特色说事，近些年来常见。^[12]一个国家拥有特色是必须的，但不能容忍以“中国特色”为借口，掩盖自己的问题，把中国特色当成“遮羞布”。

三、克服未来的不确定性

中国改革开放创造的经济奇迹，堪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日本奇迹”相媲美。在取得如此举世瞩目的成就之后，尤其应该心怀警惕，以史为鉴，告别“麻痹与遗忘”。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说，中华民族要实现现代化，实现民主富强，必须要穿越“历史的三峡”。这种穿越，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长期的希望与失望交替、成功与磨难并存的渐进过程。

按照一些学者专家的分析，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在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为复杂的社会转型的国家，最终崛起所需时间不会少于100年。纵观世界，从英国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现代化国家才走上了政治和经济成熟、稳健、良性发展的轨道，历时约300年。中国社会转型从洋务运动算起，也才用了150年左右，因此我们应具备打持久战的准备。

中国的社会转型需要有耐心建设、不期速成的思想和实践智慧。历史告诉我们，“有两种电能：当它们结合在一起时，能产生什么--有益的光明和温暖，还是破坏性的烧毁一切的闪电？”^[13]米格拉尼扬认为，俄罗斯历史上亿万民众用其坎坷的命运回答了这个问题，而且从那时起，这个“儿童”就没有长大，也没有长聪明。把这个问题移到中国，同样适用，也面临一个全民族“长大”和“长聪明”的过程。

今后中国改革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克服四种极端主义。需要防止被类似《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中国无榜样》之类的作品忽悠，引入歧途。

第一种极端主义，是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以现在的朝鲜、古巴为活化石。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怀旧意识，在中国并没有绝迹。由于中国有深重的绝对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历史传统，对计划经济+绝对公有制的传统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些老“布尔什维克”难以忘怀，就是在普通群众中也仍然大有市场。

第二种极端主义，是用极端民族主义装扮下的新的国家主义思潮。将时代搞倒错，类似二战结束前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以《中国不高兴》为代表，可能是把金庸的武侠小说看多了，要“持剑经商”，“在世界上除暴安良”，“成为英雄国家”。对照翻一翻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差别是就缺两句话：中国人种族优越，中国应该统治世界。在世界上坚定的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没错，随着国力增强了，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政治、经济作用也没错，但不能试图去当“江湖老大”。以《中国无榜样》为代表，当这些人高喊“中国无榜样”时，身上大概穿的是“西装”，或者至少是孙中山从日本舶来的“中山装”，反正不会是传统的长袍马褂。这些穿“西装”的所谓“爱国者”，说着自己也不会相信的疯言疯语，否则他们应该穿着正宗的“国粹”长袍马褂到大街上试一试。这些人的极端论调，不管他们个人是出于商业或者其它什么目的，对社会和国家造成的影响是极其负面的。

第三种极端主义，是理想化的自由主义，主张快速的、休克式的“全盘西化”。类似叶利钦在俄罗斯所做的，还嫌其不够全面、不够彻底。异想天开，要求一步登天。叶利钦的改革有彼得大帝以来打下的历时300年的西化的底子，结果如此！中国的底子何在？更何况中国的封建小农社会和专制集权的历史积淀更悠久、更深厚。

第四种极端主义，是新左派的社会主义，类似委内瑞拉冒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不管叫什么名目，无非是试图在失败的苏联模式之外，再经过试验搞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国内外已经有舆论，宣称“中国模式”、“北京共识”已经成功，世界上包括西方国家都在学中国了，就差“万国来朝”了。尤其是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一开始，思想界有观点荒腔走板，以为“风景这边独好”，美国也要搞社会主义了。后来才发现中国无法独善其身，因为我们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在主要国家中是最大的，受内伤自然最重。委内瑞拉是小国，想试尽管去试，拿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作实验品，是极其危险的。在经济有所发展时，人们往往极易头脑发昏。

若是对症下药，药方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胡锦涛各发明的一句“三字真言”：邓小平是“不争论”，胡锦涛是“不折腾”。历史证明，狂热的主义之争害死人；历史还证明，内政外交的政策若是走极端误国误民。要避免这四种极端主义的危害，需要持之以恒的坚持“不争论”和“不折腾”，认准与国际接轨的大方向，把握好稳、准、狠改革的尺度，才有可能排除干扰，通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中国古人早有良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后多借鉴一下各主要国家现代化之路上的崎岖教训，对于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以德国的现代化之路而论，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100年前就极具先见之明地认识到，德国有希望成为未来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但由于没有经历过英、法等国那样长期的民主政治的洗礼，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如果德国民众的普遍的政治能力在短时期内无法获得与经济增长同样快速的提升，不仅将影响到德国的未来发展，甚至有可能还会给整个民族带来灭顶之灾。这个巨大的悲剧在上世纪30--40年代已经发生。现在的德国，是经过美、苏、英、法占领及西德、东德分裂，德意志民族痛定思痛后，经过整个民族的自我批判、自我反省，抛弃民族沙文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使民主政治扎根，如经过炼狱般苦难后的浴火重生。

印度的现代化之所以坎坷，完全是因为它在数十年中把苏式计划经济和西方的政治制度结合起来，创造了“印度模式”一东方国家社会转型的又一怪胎。具有可比性的是，与中国同样，印度独立时的领导人和知识界并不都是情愿西方化。圣雄甘地就打算割断那些把印度纠缠在西方世界泥坑的线团，他曾宣教说：“要用你们自己的印度人的双手纺织我们印度的棉花”，“我命令你们，不要采取在印度的土地上建立西式的新的印度纺织机器的办法来消灭这些外国产品”^[14]可是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和普遍贫困，使印度人发现，“有印度特色的”发展模式并不好玩，终归还是得像中国人一般搞市场化改革。他们几十年前接受了西式民主政治，几十年后还得回过头来接受市场经济。印度人在有自己特色的发展模式中耽搁的太久，所幸终于醒悟了。现在印度在基础设施、劳动密集型产业等方面落后于中国，但印度在社会“软件”，在健全的制度体系上的优势，却被世界看好，被作为未来“印度象”可能超越“中国龙”的核心优势。

印度式民主与中国式效率孰优孰劣的争论，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两种模式趋向相融，而不是“印度象”打败“中国龙”或者“中国龙”打败“印度象”。民主需要效率，“效率”也得走向民主，相互竞争和借鉴之下，这两个亚洲大国在制度模式上可能会越来越接近，而不是差别越来越大。

制约中国社会转型的因素与德国、印度有所不同，未来改革崛起的挑战与希望并存。

中国改革面对的主要挑战是：如何适时启动政治现代化，同时确保改革的可控性。在以往社会，可以推迟实现政治现代化，因为不用担心会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在科技经济加速发展的现阶段，因信息技术革命而不可能有效阻断网络信息传播的现阶段，政治现代化不可避免。问题在于如何稳步实现，既不能停滞不前，也不能盲目从事。如米格拉尼扬请求的：任何一个大国的领导人都要牢记着对人民所负的责任，在存在着改革有可能导致极为悲惨后果的现实危险的时刻，无权在实现现代化和民主化之时犯错误。我们需要记着米格拉尼扬对中国人的提醒：对前苏联及俄罗斯改革经验的了解，可以巩固中国领导人对他们选择的道路的正确性的认识，可以防止中国知识分子受到进行急剧政治改革的诱惑，因为这些诱惑有可能会破坏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改革成果的可预测性。

中国改革的希望是：坚持社会市场化和多元化的改革方向有可能成为社会共识。只要朝着与世界现代化道路的主轨道接轨的方向持续前进，不去刻意地、人为地追求“独特”而脱离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在这个前提下，不断加速发育市场经济，伴随着市场化水平在广度和深度的提升，由发展执政党党内民主、基层民主入手，由扩大新闻媒体对腐败现象的监督自由作为调控器，把威权政治难以避免的腐败现象抑制在不失控的范围内，如同市场化不可逆转一样，逐步使政治现代化也变成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能够做到这一切，那就真的有可能走出比俄罗斯、印度更为成功的现代化改革之路。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