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热水费45块钱一吨:考前作文素材大派送：热点事件及评析

    背景：2009年10月1日开始，首都机场高速就已实行单向收费，往返只需10元，而两年后，依然有很多司机每次交20元，收费口并不主动提醒。此事由央视报道，随后央视记者薛晨微博称，自己被首都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雷威胁：“你也是生活在北京吧，为这点事不至于，别到时给个人惹麻烦！”对此，冯雷予以否认，薛晨称有录音。

    中国青年报发表胡印斌的文章：两年来一直“闷头发大财”的首都机场高速，非但不提醒司机，不在适当位置按“人之常情”摆放单向收费的公示牌，反而对记者进行言语“提醒”和“敲打”，其在错误的道路上实在是走得太远了。首都机场高速获利之丰，可能超出公众想象。据央视报道，投资11.65亿元的首都机场高速，一开始是“还贷收费”，收了3年多后，又转为经营性公路，于1997年1月重新批准收费30年，至2005年底已收费32亿元，估算到收费期满的2026年底，还能收费90亿元。这样“丰厚”的收费，难怪割舍起来异常艰难。只是，“不舍得”并不意味着“不应该”。且不论首都机场高速收费该不该无休止地继续收下去，早已生效的单向收费却是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的。在这一点上，首都机场高速天然负有维护政令严肃性的责任，应不打任何折扣地落实。不仅如此，对于这两年来有意无意多收的通行费，也不能任其自然沉淀、沉没。既然车辆过往都有电脑票据，哪些车辆属于多交、多收，两年来一共多收了多少金额，这些数据想必不难查核明白。该退的退，该交的交。而无论如何处置，一个必须明确的事实是，因为来路并不正当，这些“不义之财”绝不能成为首都机场高速的“利润”。

身价过亿的袁隆平咋不当“富跑跑”？

　　背景：继2003年前后出现一轮国内富人移民潮后，新一轮国内富豪移民潮在2009年升温，有些富人移民的理由竟然是担心整个社会的“仇富情绪”。

　　华商报发表刘英团的文章：我们“仇富”吗？袁隆平爱水稻也爱汽车，“家里已经有六七辆车”，怎不见大家“拍砖”，甚至绝大多数人还支持。诚如社会学者许远国所言，“国家奖励他500万元，没人眼红，因为他不仅解决了中国的吃粮问题，而且解决了世界几千万人的吃粮问题”。一厢是担心“均贫富”的“富跑跑们”，一厢是身价过千亿的袁隆平，前者挥金如土，后者默默无闻、殚精竭虑地解决人类的吃饭问题。仇富不仇袁隆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健康的财富观——“仇富情绪”确实是存在的，但更多的是在仇恶、仇不公平、仇道德沦丧！靠自己的实力，靠自己的过硬本领致富的，这并不招人仇视。而靠权钱交易、昧着良心捞黑心钱的“富跑跑们”，不论是逃走或将逃，有几人敢把财富聚集过程亮出来晒晒？有移民国外的“富跑跑”坦承：“在国外，基本上挣不到钱，年投资回报率在15%左右，就已经算是暴利了，但在中国还算是低的”。换言之，动辄拿“仇富”说事，其实是某些别有用心的“富跑跑们”刻意模糊富和恶的界限，刻意把所有的富人绑架在一起。“富跑跑们”怕的更多的是追究“原罪”，就别拿“仇富”撒娇了。

没捞到“自肥权”就是失败者吗？

　　背景：媒体曝光浙江温州公路管理处9年来广招领导亲属，存在量身定制的萝卜招聘现象，目前查实的已不少于15人。温州公管处政工科科长林光夫说：“他们（公路系统的子女）从小在父母耳濡目染下，立志报考交通系统，所以考上的人较多，也是可理解的。”

　　华商报发表周明华的文章：只要是肥岗，不时传来世袭招聘丑闻，大家似乎已感“审丑疲劳”了。就拿温州来说，今年1月，就有科级干部子女公开考录的报道，回应称是为稳定干部队伍。而今的“立志论”、“人之常情论”，与之前的“求稳定论”真是互相照应了。大家早就心知肚明了，公路管理处应是不缺人只缺指标的。根本用不上什么宣传与立志教育的。只要这些单位小范围放出要招人的信息，立马会引起温州人才市场的人头攒动。这不缺实例，别说机关事业单位，就是最前哨的公路收费站，一个没多少技术含量的动辄月薪八千元的收费员岗位，也会被挤破门的。另外，牵挂子女就业问题，当然是为人父母之常情，但越是这样，越应坚守公正、公平、透明的招录底线。其实，说稳定是假，说立志是虚，说人之常情是推脱，将机关事业单位的金饭碗看做是权力的私人福利才是真。之所以这种“最牛内招”会出现在法治建设不断向前推进的今天，根源还是在于可以扭曲公务员法的法制精神和将权力异化为私人工具的行为尚未得到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约束和监督。

市人大代表醉驾袭警该当何罪？

　　背景：5月26日晚，湖北鄂州市人大代表朱三咏醉酒倒车时，撞坏了别人的车，企图逃离时，被4名着便装的民警阻止。朱随即叫来几名小青年对便装警官拳打脚踢。110赶到后，朱又大叫道：“我是市人大代表，警察粗暴执法！”血检显示朱的确醉酒驾车，在得到市人大批准后，警方次日刑拘了朱三咏。

　　新京报发表季渚鸿的文章：本案是“人大代表醉驾第一案”，公众十分关注代表醉驾能否被公正处置。朱三咏作为一个人大代表，在本案中丑态百出。人大代表，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人大代表的身份不是个人秽行、乃至罪行的挡箭牌。朱某不仅应接受醉驾的刑事审判，还应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关于人大代表，何时该被罢免，是判决之前，还是判决之后，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代表法》第48条规定：代表因刑事案件被羁押正在受侦查、起诉、审判的，“暂时停止执行代表职务”。可见，代表受到刑事追究，并不必然被罢免代表资格，这是因为按“无罪推定”原则，任何人在法院依法宣判之前都被假定为无罪，所以就朱三咏案来说，目前他不必然被罢免。但是，这也不是说他就不能被罢免，因为人大代表一旦辜负了选民对他的嘱托，选民、原选举单位和人大本身都有权启动罢免程序。对于一些案情复杂、是非难定的案件，人大自然需要等待法院的判决，才能决定是否启动罢免程序，否则可能造成“冤案”，但就本案来说，不仅法律事实清楚，责任明确，就单单是朱三咏车祸之后纠集他人围殴警察，就已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为避免这种影响继续毒化社会，果断罢免其代表资格，不失为良策。

中国孩子只配玩“劣等玩具”吗？

　　背景：国家质检总局日前对童鞋、童车和儿童玩具进行了一次专门监督抽查，结果显示，童鞋不合格率为17.5%，童车不合格率为20%，塑胶玩具和电玩具不合格率为8%，部分玩具产品被发现含有重金属铅和铬。

　　齐鲁晚报发表潘洪其的文章：据报道，目前国内市场上70%的塑料玩具含有危害儿童健康的邻苯二甲酸酯，出口欧盟、美国的儿童玩具不含有此类物质。同时，欧盟的玩具标准对19种可能影响儿童健康的重金属含量严加限制，中国出口欧盟的玩具一般不含重金属；国内标准限制的种类只有8种，大多数玩具重金属含量超过欧盟标准，成为事实上的“毒玩具”，这在中国玩具行业已是公开的秘密。同为中国企业生产，内销产品使用有毒的染料和原料，外销产品使用无毒的染料和原料，安全玩具给外国孩子玩，“毒玩具”只伤害中国孩子，这是何等鲜明的对比，又是何等严酷的事实！固然，使用有毒染料和原料往往能降低成本，使内销的儿童用品具有某种价格优势，但是，关键的原因还在于，欧盟和一些发达国家的玩具标准高于中国的玩具标准，引导着中国玩具企业“看人下菜碟儿”，分别按“国际标准”生产外销玩具，按“国内标准”生产内销玩具。就这一点而言，谓之“都是标准惹的祸”并不为过。如果说，中国企业按照“国标”生产质量欠佳、安全性差的内销产品，主要是出于节约成本、追逐利润的“本能”，那么，职能部门和监管部门的“本能”选择，应当是认真参照“国际标准”，果断摒弃陈旧的标准，及时改进较低的标准，依法制定并严格执行更高的标准，尽最大努力遏制“毒玩具”等不合格儿童用品出笼。

你的裸体，我永远不懂

　　背景：在2011广州美术学院毕业生作品展开幕式上，校领导在台上讲话，突然来了一群学生（男生），拉起上衣躺在地上，希望以此行为“抗议讲话时间太长”。

　　华商报发表一豆灯的文章：我上小学中学大学的时候，也曾遇到过领导在那里长时间地絮叨，可是，我以及我的同学，只能是默默地承受，默默地等待，等待着领导啥时候讲渴了、讲累了，然后自己下台，从来没想过，竟然可以以某种方式 “告诉”领导——你们这样真的让人很烦。由此来看，时代啊，还真的是不一样了，现在的学生，真的了不起啊。在夸完学生之后，我更想说的是，相较于“了不起”的学生，有勇气接受抗议、宽容抗议的学校领导更了不起。毕竟，大学的要义在于培养“独立的人格”，而“独立的人格”哪里来的？就是在学校的大氛围中熏陶出来的，而这个氛围的多寡，离不开校方领导的眼界与心胸。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学既然有这个“大”，那么，就绝对不能离开“海纳百川”的胸怀。在这个胸怀里，抗议不是罪，“脱”不是罪，有罪的只能是“容不下异质思维”的想法。于是，我再一次重复：同学脱吧脱吧不是罪，并且希望，所有的大学领导都能听到，并且能宽容待之。

“混搭”的雨润火腿把谁当傻子？

　　背景：针对媒体报道的雨润火腿疑将过期火腿二次加工销售，雨润集团予以否认，称火腿的生产过程都是自动机械化的，可能是在包装的时候把包装膜和卡扣搅到火腿里面去了，问题火腿可能是加工中的过失所致。

　　华商报发表马九器的文章：一著名门户网站为此做的调查显示，近九成网友表示相信雨润火腿存在 “过期肉二次加工”。不要责怪网民和公众疑神疑鬼谁也不相信，在自证清白这件事上，靠一纸声明一番辩解就能化腐朽为神奇的做法，不合时宜了，因为民众在过去30多年里，普遍开始了独立思考。瘦肉精事件后，双汇又是发声明又是开媒体会又是搞公关，但公众的信心依然在风声鹤唳中，毕竟信誓旦旦的豪言壮语、情真意切的美文，民众看得多了、见得广了，不看到你开诚布公地拿出行动来，不看到你把企业的真相晒在公共的操场上，公众岂能轻易就范？你看，当年三鹿奶粉事件后，任何一个奶业品牌有点风吹草动，很多顾客立马就翻脸不认人，无情抛弃。为什么？只见你口口声声喊冤，却不见你坦坦荡荡行动，在你云遮雾罩的企业品牌背后，民众看不到你的真相在哪里啊。　民众公共信心的建立，不仅仅是建立在真诚美丽的话语基础上，更建立在勇敢明智的行动基础上——打开公开之门，把监督交给社会交给民众。雨润火腿以及许许多多它的“难兄难弟”们，要是不明白这个法则，那么就要被另一个法则决定：优胜劣汰。

罚款难挡联合利华涨价，啥时候涨薪？

　　背景：24日，联合利华旗下的夏士莲、力士两大品牌在广州等地部分超市涨价10%。由于此前因散布涨价信息，联合利华被发改委罚款200万元，因而，联合利华的此番涨价很低调。

　　华商报发表曹旭刚的文章：此前发改委的约谈和那张前无古人的200万罚单，就引来了一场是非质疑：发改委为何不约谈“两桶油”，为何对低调涨价的宝洁视而不见，为何对玩着“瘦身”这样变相涨价戏法的饮料厂商听而不闻？如果是个别企业凭借垄断或者行业优势地位挖空心思地操纵、串联涨价，那我们当然有理由去斥责它，当然有理由认为它的血液里缺乏道德的血液，但如果这种涨价只是涨价大潮中的一朵浪花，那我们需要反思的，就不只是“行政的手”为什么失效的问题，还要包括我们的市场环境、监管措施以及相关政策的得失。对此，有学者早就指出，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没有大的天灾，一定是个货币问题，如果是宏观政策出了问题，用微观控制的方式去解决，注定很无力甚至无效。在这里，所谓的微观控制的方式，无疑就是约谈、限价之类的手段。以此来看，发改委的做法，显然没有打到价格问题的七寸之上。我们无意于为涨价企业作辩解，但必须要看到，不管是联合利华也罢，还是别的什么企业也罢，都只是市场中的一个个体，都只是宏观政策的飓风以及市场土壤中的被裹挟者，他们的任何行为，都摆脱不了大政策与大环境的影响。当权力干预失效的时候，比紧盯联合利华们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唯有对大环境、大机制的改善。

谁“批准”领导收受购物卡了？

　　背景：国办25日转发央行、监察部、财政部、商务部等七部门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意见：对于购买记名预付卡和一次性购买1万元以上不记名预付卡的单位或个人，由发卡人进行实名登记。严禁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公务活动中收受任何形式的商业预付卡。

　　华商报发表张海英的文章：购物卡行贿受贿有多个便利，不仅办理、使用便利，而且洗赃便利，还有送卡、用卡风险小等特点。仅在北京石景山区检察院，购物卡贿赂案件2009年就占到了该院立案查处行受贿案件总数的83%，可见，购物卡已经成为重要的腐败手段。治理“购物卡腐败”关键在于实名制，一旦实名制就有据可查，对腐败也是一种威慑。但有点遗憾的是，意见只是要求由发卡人进行实名登记，这意味着很可能只能登记购卡人的名字，而不一定能登记实际消费人的名字，这就给“购物卡腐败”留下空间。而更忧虑的是，发卡单位不仅仅是商场超市，现今各种消费场所都在发放各种预付式的金卡、银卡，恐怕有关部门很难一一监管。况且，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购物卡监管政策也许免不了要遭遇各种对策。显而易见，无论何种腐败，根源都是因权力不受制约，所以，购物卡治理是治标，而如何治理权力，才是我们要考虑的“本源”问题。当然，七部门规范购物卡也不仅仅是因为腐败，购物卡还涉及破坏经济金融秩序、偷税漏税、洗钱等经济问题，因而，购物卡也要治理好。而要治理好购物卡，我认为，不仅在发卡环节进行实名登记，而且在使用环节也要核实身份、实名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