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母子的城镇化之路

筲箕凹的老院子变得像一个打摆子的人：平时冷清，只有老人加一两个媳妇带着娃；过年骤然热闹，各路弟兄加上初一二里回来的姊妹，再带上各自的儿女，牌打得昏天黑地，饭吃得转席流水，人熬得鬼迷日眼。

过完重阳节，秦金忠开着私家车把母亲从陕西平利县广佛镇送回了筲箕凹（微博）的老院子，这是自去年冬天她下山到镇上居住以来第四次回去。

母亲在山上住下后，秦金忠就赶下山去张罗第二天大伯的生日。大伯今年80岁了，搬到镇上已有5年多，比母亲更适应市镇的生活。

这些年来城镇化建设在全国遍地开花。上世纪90年代的广佛镇仅有几千人，现在已经超过25000人，面积也扩了数倍。

母亲下了山，满心忐忑

秦金忠的母亲共生了7个孩子，长子秦金忠是筲箕凹走出的第一个中专生，他曾在陕西省供销商业学校念财会专业，毕业后回广佛镇当供销社会计。

作为当时镇供销社最年轻、学历最高的会计，两年后他就当上了主任，第三年还兼任了党支部书记。工作外，他精明地经营着在镇上的生活。“我承包了一个店面，当时镇上干部冬天穿的呢子大衣，我每件180块在安康进货，400块一件卖出去，利润很高。”

经济好转了之后，秦金忠不想父母再住在山高、人少、交通不便的筲箕凹，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在山上老院子里出了两场事，给了秦金忠充足的理由说服她到镇上住。

一次是母亲在山房上用洗衣机，山雨来得急，母亲赶忙关机子收插线板。插线板一头还连在屋里，电线老化，下雨导电，母亲就被电打晕在泥水里。

另一次是母亲吃了一碗剩洋芋，半夜上吐下泻，解了三道溲后怎么也上不了床了，双手扶床沿，双腿跪在床前一直到天明。

两件事情后，秦金忠坚决要接母亲下山进镇，“底下的楼房都起好了，也有地炉子烤。”

“我跟她说，百年后还把她送到山上叶落归根。另外，到镇上住不让她受约束，儿子多，哪个都不跟，单独给她一套房。平常只要她做饭我就去吃，其他兄弟也经常过去看她，逢年过节都要聚。”母亲辩不过，只好同意。

临下山的前几天，母亲睡不安稳，说一合眼就到了板栗子树下，或是水井湾丈夫的坟边上。伸手往床边一摸，总感觉是一手板栗树叶或拜台上的纸灰。想到去镇上她很是畏难，从没住过楼房，不知能不能习惯。

虽然不想搬，但母亲知道，一个人在山院里住总惹儿女们担心。2010年冬天，她坐着儿子的小车下了山，满心忐忑。

秦金忠在镇上的新房是徽派风格，墙上粘着白瓷砖，中间有个露天空场，洗浴设施俱全，为了照顾老年人的生活习惯，还专门修了地炉。

“都好，就是屋子太大了，地炉的火也没山院子里的暖和。”母亲住下后，果然时常感到不习惯，她不喜欢出去逛，说“怕路上过来过去的车”。除了早上买菜，她多数时间待在屋内，顶多搬把椅子坐在门边看看远处的山。

“早就意识到集镇化的必要”

母亲在镇上住的房子是秦金忠2009年连着建的7套房子中的一栋。

“原来是片荒坡，别人都看不上。我考虑镇子一直在发展，迟早那里会成为好地段。”总是“思想超前”的秦金忠，当时专门挑着月夜去勘察，用脚大致丈量了那块地皮，盘算着有一天要把筲箕凹的亲戚都搬下来，“到时候大家还住在一块，热闹。”

秦金忠买下了这块地，起了7套房。“现在有母亲、幺叔、弟弟秦金雨、侄子洪娃子几家住进去了，剩下3套空着。”秦金忠告诉本刊记者，有的亲戚已经在城镇化过程中利用政府补偿自己进镇上住了，空的房子他准备卖出去，“按建设成本，我现在卖30万一套，以后还会升值。把钱存银行才几个利息，况且地皮越来越少。”

这并非秦金忠第一次买地建房，早在2001年，还在供销社任职的他就以内部职工的身份买了单位的地。“当时起了4间两层，低价卖掉，又买了单位的办公房，改造成住房，赚了一笔??”秦金忠说自己一直懂得让钱活起来，但这也让他吃过亏。

受市场经济冲击，供销社在2000年前后效益不断下滑，面临改制承包。秦金忠在单位挂职后，贷款14万元只身去了延安承包水泥厂。“厂离机场太近，因为污染，两年就停了。”之后，他又去温州考察，在镇上搞了一个活性炭项目，很快也垮了。但与此同时，平利县实施“撤乡并镇”，广佛镇的急剧发展膨胀，使他买下的供销社门面和房屋不断获得丰厚的租金回报。

秦金忠说自己“早就意识到集镇化建设的必要”，与他在西安读书学到的经济知识有很大关联，作为筲箕凹第一个靠念书走出来的子弟，他的想法总与山上的亲戚有所不同。

比起大城市和农村，这里更有用武之地

近两年，随着采矿的发展和国家对企业财务的规范化，秦金忠迎来了事业的转机。他搞过财务，又曾是供销社领导出身，镇周边的一些矿老板赏识他的口才和交际能力，前后有多家矿请他负责账务，“我现在同时给6个矿管账。”

有些矿老板的知识不多，处理跟周边老百姓的关系上也不在行，秦金忠时常还帮着他们化解危机。“一回矿上修路，一位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人，认为路修到了他家祖坟，闹得厉害。我就以情动人，打听了他的生日，买了很多礼物，送过去给了他一个大惊喜，他很感动，就没再闹了。”

秦金忠的办公室设在自己家里，柜子里竖摆着整齐的蓝色资料袋，桌子上的电脑是他晚上做账报税时用的，还有一个老式算盘摆在显眼的位置，“加减法的话，算盘比计算器快多了。周总理就说，这个东西不能丢。”

私家车停在屋前，此外矿上有配车，接他不定期地下矿去检查事务。他专门订了《中国安全生产报》，学习安全知识，还设了一个财务咨询公司。

忙碌的事业外，秦金忠喜欢了解农村的习俗文化，跟老人的闲聊所得也用本子记录下来，“农村这本书很丰富，它有一整套的传统文化，比如小孩升学、婚礼葬礼怎么安排等等。举个最简单的，农村吃的‘搅糊涂’，就是玉米粥，配什么菜好？肉不好，要酸菜，或干菜，或腌菜，就比较好??”

很多农村人有钱后到市里买房，但秦金忠说，他更喜欢和农村联系更密切的镇上，“开车半个多小时就能进城，镇上除了医疗、餐饮和文化等方面，其他的和城里没差别。当然，住在山上也不行，那里没有我的用武之地。”

老院子的热闹，搬到了镇子上

在集镇扩大的过程中，筲箕凹老院子的生活条件渐渐好转。

山上通了电，用上了钢磨，石磨闲下来了，人们再不用半夜半夜地推磨，扶着磨把子就睡着了。剁猪草用上了猪草机，打洋芋粉也用上了机器。老院子里还牵上了水管，洗衣机也用上了。再后来号召修路，秦金忠的三叔领着大家把车路接到了老院子，摩托车小汽车都能走。再后来，政府提出“路面硬化”，叫农民出门天晴不沾灰、下雨不沾泥，老院子前的道路又铺上石子。

虽然改善许多，但山上的人口还是一点点减少。只有到年底，天南地北的人都回来了，筲箕凹的老院子变得像一个打摆子的人：平时冷清，只有老人加一两个媳妇带着娃；过年骤然热闹，各路弟兄加上初一二里回来的姊妹，再带上各自的儿女，牌打得昏天黑地，饭吃得转席流水，人熬得鬼迷日眼。

除夕的情形年复一年地重复，去年又起了新变化。秦金忠一大家亲戚年三十上筲箕凹团了年，上了坟，随后就乘坐两部小车下了山。母亲养的那只狗站在院坝上平静地送走了他们。

“除了两个在外地的，院子里一块长大的十几个堂兄弟，大都住在镇子上了。老院子的热闹，现在搬到了镇子上。”秦金忠告诉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