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备案去哪里:吴长青：被误读的《孔乙己》2

　　他身着传统文化人的标志性长衫，身材高大，脸色青白。至于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似乎十多年不曾洗过、补过的一袭长衫、面部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自言自语时满口之乎者也，则表明他生活得并不惬意。他那句一本正经的诲人之语“茴香豆的回字有四样写法”，以及那句“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的文过饰非的狡辩之辞，已经成为我们嘲讽他人或自嘲的准经典用语。问题在于，鲁迅创造了孔乙己的形象，仅仅是用来让我们取笑的么？

　　和鲁迅创造的另一个人物阿Q相比，孔乙己的命运似乎更为悲惨。阿Q最后虽然上了断头台，但他是抱着“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信念并且默唱着“手持钢鞭将你打”慷慨就义的。而孔乙己呢，除了在咸亨酒店被站着吃酒的“短衣帮”取笑以外，其一生的行止概被忽略。阿Q之在未庄，毕竟还有“优胜”“革命”之“中兴”一段的轰轰烈烈，其后才走上“末路”。孔乙己的生命中则没有那些波澜壮阔，他除了被笑就是被打，又且鲁镇的人少有直接见到他被打的，只是透过他脸上皱纹里夹着的伤痕才可以推断出这回事。他的被笑不仅是因为他恪守“茴香豆的回字有四样写法”的文化传统、“君子固穷”的清高操守，当然还有“窃书不能算偷”的孔氏逻辑；他的被打是因为偷，偷什么呢？偷书，但这只是“听人家背地里谈论”的。孔乙己被陷在一种鲁镇人为他构设的两个悖论之中，你读过书吗，那“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因而用知道茴香豆的回字有四样写法来作为你读过书的佐证就显得可笑了；你若没偷人家的东西因此被打，怎么“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呢，伤疤掩饰不住，就只得用窃书不能算偷为自己狡辩，因而显得可笑。孔乙己的走上末路，是他千不该万不该去偷丁举人家，“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终至于被打折了腿，高大的身材先是折去了一半，然后就悄无声息地不见了。“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暧昧的“大约”连着干脆的“的确”，用在那些从此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失踪者身上是太恰当不过的，比如我们可以这样说，文革期间失踪的著名民主人士储安平先生“大约的确是死了”。鲁迅是有预见的，他知道在中国的大地上类似于孔乙己这样消声匿迹的事情今后还会发生的，才给后人示范了一个表达无可奈何的金句。

　　《孔乙己》写作于1919年，那可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在当时以及后世一般人的观念上，传统文化整体上就是落后的，恪守传统的文人被视为阻碍进步的绊脚石。以鲁迅的清醒和深刻，他绝不会作如此简单判断，他写作《孔乙己》，依我看来，恰恰是对于轻视历史、鄙薄人文潮流的不屑，对于传统文人命运的同情和担忧。“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书，换一碗饭吃。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但，这只是听人家背地里谈论的，不一定是事实，小伙计在咸亨酒店里亲眼见到的孔乙己，“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好在何处？“他从不拖欠酒钱，虽然间或没有现钱，但不出一月，定然还请”。如此看来，作者是并不相信那些不利于孔乙己的传言的。由此，我想到文革后期电影《决裂》中的一个情节，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松山分校教务主任孙子清（由葛优他爹葛存壮老先生扮演），恪守大学教育的传统，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当孙主任在教室里给学生讲“马尾巴的功能时”，一个老农将一头牛牵到教室门口，牛哞哞的叫声打断了他讲课，孙主任出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头耕牛发烧，请孙主任给治治，孙主任当场拒绝了他。电影利用这种完全没有生活依据的情节，无非是想激起观众对于所谓资产阶级教育方法的鄙视和憎恨，这就是根据意图来虚构典型情节，激化矛盾，为革命制造正当性的理据。试想，一个拥有二十多年教学经验的兽医学专家，可能对于耕牛的发烧束手无策吗，可能拒绝施诊吗？《决裂》中的孙子清被演成后来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实行了“决裂”，他的医术也得到了老农的赞佩。这又是一个虚构的逻辑：专业技术人员不是以职业伦理，而是以依附强权或政治方能发挥其专长。孔乙己的时代，大量的普通文化人还不太重视依附的问题，越往后，他们的依附问题就和生死攸关了。

　　孔乙己坚持穿着长衫，意味着他始终将自己归入文化人之列，并且一直想到有所作为。他提醒小伙计要熟记回字有四种写法，体现了他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坚守，这样一种高贵的文化品质，却是那样的不合时宜，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后来必然要走向歧途的隐喻。嘲笑他最力的是“短衣帮”（做工的）吃酒者，“孔乙己自知不能和他们谈天，只好向孩子说话了”。当小伙计也对他的“学问”也表示出不屑时，显示出极惋惜的样子。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疏远孩子们，他给来取笑他的孩子们吃茴香豆，一人一颗，孩子们仍然不肯散去，他自言自语“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孩子们在笑声中散开”。以此看来，孔乙己无疑是孤独的。

　　鲁迅的这个短篇用了第一人称，那个温酒的小伙计，分明就有鲁迅自己的影子。“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由于样子太傻，怕伺候不了长衫主顾，故只得放在柜台外伺候短衣帮，却也无法在维护老板利益（比如在酒里面不露马脚地羼水）的前提下对付那些短衣帮，对于老板而言，我有什么用呢？只是由于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的职务了。以此读来，鲁迅写作《孔乙己》不是拿了孔乙己作为嘲讽的对象、放箭的靶子，而是对于自身所在阶级命运的一种前瞻性的哀叹。近百年来文化人的遭际，时时验证着他的寓言。拒绝依附的文化人在文化的革命中被打断脊梁甚至被割断喉管的，或依附不牢的文化人在牛棚中脱胎换骨改造思想的，由于长期的被压制，许多人已经失去了对于高贵的坚守，因此他们或许都有过如孔乙己那样可笑的表现。如文革结束后的宗白华先生，坐在人力的平板三轮车上在大街上东张西望的镜头；沈从文先生在被女记者问到文革期间认真打扫男女厕所的屈辱，霎时抱住记者如孩子一般的痛哭流涕，或许有人也觉得是可笑的。

　　孔乙己最后一次来到咸亨酒店，是在被人打折了腿之后。他盘了两腿坐在蒲包上用了手走来，当掌柜提醒他还欠着十九个钱时，他说下次还清罢，不过这次付现钱，酒要好。于是小伙计给他温酒并送至他手上，再接过他的四个大钱。他的预期没有落空，他没有被搜了四个大钱再被打将开去，四个大钱，还账都不够，还想吃酒！这一幕给人的感觉是温暖的，是那种真正的中国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也是鲁迅企图用《孔乙己》警醒人们的理由所在，可是我们没能真正理解他的用心。前些时报道的武汉某人民的医院，农民工青年因工伤在医院手术缝合，因为不能接受高额的手术费用，宁愿不在此治疗，医生遂将已缝合的线真给拆了。

　　孔乙己身后的近百年来，中国读书识字的人是大大的增加了。又随着国家义务教育政策的推行，当今的“短衣帮”（做工的）也有了“文化”。假如将“茴香豆的回字的四样写法”作为当今高考的语文题目，不屑一顾的人们可能就更多了。又假如必须回答正题才可以得分，可得满分的人想必也不会太多。尽管连《新华字典》上也一直罗列着它的三种写法，试问有几个人愿意带着尊重传统的虔敬去深究有没有第四种写法或第四种写法是什么呢？这或许才是国人的悲哀，轻视历史的结果，就是我们的文化变得越来越粗鄙化。最具象征意义的   是，故宫博物院一本正经地赠送给北京市公安局的锦旗、那面由国家电视台拍摄下来向全国人民展示的锦旗上，将捍卫的“捍”写成了撼动的“撼”，有人指出其谬误时，利益攸关方人员第一时间是拒绝认错，并申言此“撼”比彼“捍”更加意义深重；还有豫章故郡的洪都新尉们，将该省的简称“赣”（笔画21画）字误写成“赣”（笔画22画，↗部分不同——编注）字，挂在该省的每一辆机动车的前头和尾部，当有人指出其笔误时，他们说，那是他们有意而为之，目的是避免有人仿造假牌；还有将北京上海广州简写成“北上广”而弃“京沪穗”而不顾的，其理由好像是“北上广”比“京沪穗”更容易让人记住。写错字、读错音的事谁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不发生，问题在于我们对于错误的态度。还有，我们是怎样理解创新的，假如有权的人可以将一次无意的错误约定为创新（这样的事历史上是有的）而维护永不出错的神话，那也要有点神来之笔、且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才行。假如我们正视孔乙己的教诲而不是将酸腐二字冠在他头上，或许不致于像今天这样，华夏大地上到处都在埋怨文化不再、道德沦丧了。一点点的知识型错误的确算不得什么，本不应和文化、道德这样的大问题挂起钩来，恶劣的是，犯错的人理直气壮，而指出错误的人反被取笑。我们资深的文史编辑金文明先生一定是深有体会的，他指出余秋雨大师散文作品中的文史常识性错误，不仅没见到作者涉及是非的正面回应，而是引出一大堆讥讽他的文字。金先生岂不是又做了一回孔乙己么！

　　中国的文化人被丁举人棒打、被短衣帮取笑，如一场戏百年来一直没有谢幕。和孔乙己当年一样，穿长衫的文化人照旧分成两拨，一拨是有能力进里间坐着吃酒的，一拨仍如孔乙己般站在柜台外面站着吃。在里间的无疑是依附牢靠的文化人，他们决不会掺合孔乙己们的糗事，他们还想着有朝一日成为丁举人或丁举人家的。站在柜台外吃酒的长衫客们免不了要谈点人文常识、谈点普世价值，一样会引来短衣帮的取笑。若是惹恼了丁举人，一样会被打折了他们的腿。小孩们似乎也没变，吃了孔乙己的茴香豆却一样无名状地拿他取笑。

　　误读《孔乙己》的时代有没有结束之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