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管道保温包清工多少1米:股市培育“负产阶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15 06:04:30
股市培育“负产阶级”
何济川
中国股市自创立以来，就把做大、做强企业作为追求目标之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为人心驰神往的世界500强没有培育出一家，倒是出人意料地培育出了一个“负产阶级”――债台高筑、巨额亏损，甚至资不抵债、无产可破的上市公司接踵而至。
据有关资料显示，沪深两市资不抵债的上市公司已由1998年的PT农商社、PT渝钛白、ST白云山、ST深中浩4家增加到目前的12家，扩容幅度达300％，净增200％，也许算得上是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这12家公司除了上述4家继续保持1998年创下的资不抵债纪录、成为股市“负产阶级”的奠基者之外，1999年股市“负产阶级”增加的新成员有：ST郑百文、ST南洋、ST粤金曼、ST网点、ST永久、ST华侨、ST金荔、ST深华源。此外，ST棱光、东海股份等也债台高筑，亏损严重，实际上也加入了股市“负产阶级”的行列。
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重插柳柳成阴”呵。那么，我们股市的这一支“负产阶级”队伍是如何“培育”出来的呢？
超负荷大量举债，是造就股市“负产阶级”的直接成因
上市公司的稀缺性和其特殊地位决定，它不仅可以从社会公众股东手里轻而易举地圈到钱，还能从银行获得大量贷款。某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母公司）正是看到了这一优势，往往利用上市公司为自己大量盲目举债。当它们无力偿还后，所有债务全压在上市公司身上，形成债务黑洞，最终导致上市公司资不抵债。就这样，“负产阶级”在股市逐渐出现了。下面，不妨举几个例子。
先说ST粤金曼，在它的母公司广东粤金曼集团（控股）公司看来，它所控制的上市公司就是它的钱柜，钱有多少拿多少，但要还钱，却没门。据ST粤金曼年报显示，截止到1999年12月31日，其母公司粤金曼集团及其子公司欠付ST粤金曼款项达9.95亿元，加上下属核心企业潮州金南食品公司欠付ST粤金曼的款项，共计欠付11.68亿元，致使其资产负债率高达154%。导致公司1999年末亏损22032.75万元，每股收益为-1.64元，每股净资产则由1998年的-3.05元下降为-4.69元，成为沪深两市资不抵债最为严重的公司之一。
再说ST郑百文，公司似乎成了银行的出钱口。早在1998年期末，公司短期借款就高达19.8亿元，比1997年增加839％；财务费用多达1.27亿元，比1997年增加1434％。到1999年底，总资产为14亿元的ST郑百文，总负债高达22.28亿元，实际净资产为-8.28亿元。
同样，东海股份的大股东也把上市公司视为联结银行的纽带，通往银行的桥梁――上市公司的金字招牌容易打开银行金库的大门。东海股份上市当年，公司净资产仅4.2亿元，但到是年末其他应收款就剧增至7.9亿元。这巨额应收款是如何形成的呢，大股东的左手拿着上市公司的金字招牌从银行获得借款，然后放到右手――把资金拆借给大股东及关联企业。东海股份向银行支付借款利息，然后向大股东收取资金占用费。开始，大股东尚能装模作样地向上市公司支付所谓资金占用费，到后来，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本性就原形毕露了。1998年中报公布时，东海股份的巨额关联债务首次披露。公司短期借款、一年期的长期借款、长期借款合计10.73亿元，占公司负债总额的81.35％。在巨额关联债务中，第二大股东上海农工商（集团）东海总公司拖欠东海股份的资金5.2亿元，农工商东海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万隆房地产公司拖欠7.02亿元，两家合计拖欠东海股份12. 22亿元。
东海股份到目前也只是一家净资产不过４.45亿元的公司，但截止1999年末，对大股东及其子公司应收款总计12.19亿元，占公司总资产85.14%。大股东把它控制的上市公司的杠杆作用发挥到极限，其筹资功能成倍地放大，几年来每年短期借款都在8亿元之上。到1999年末，东海股份的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仍达10.55亿元，占公司负债总额89.5％，其中逾期借款达6.26亿元。东海股份债务的如牛负重，带来财务费用的雪上加霜，达4600多万元，仅此一项费用，就吃掉了公司的所有收入。东海股份1999年报显示，由于对大股东欠款提取巨额坏帐准备等原因，公司经追溯调整已连续三年亏损。
股市“负产阶级”的出现是政府父爱主义的产物
长期以来，我们的上市公司都或多或少带有政府行为的胎记。谁能上市，谁不能上市，基本上都由政府说了算。加之把公司推向证券市场，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而是把为国企筹资解困作为首要任务，于是一些先天不足的公司也混迹其中。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它们往往凭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一套老“经验”来加以应对，结果造成种种失误，最后除了剩下一个上市公司的“壳”，其它再一无所有。
政府部门对上市公司父爱主义的关怀，表现在对一些带有行政色彩的公司，未经过彻底改制，就首先将它们推荐上市，目的只有一个――多一条捞钱的通道。比如上海市农垦系统两家上市公司，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政府父爱主义孵化出来的一对难兄难弟。一家是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资不抵债之冠PT农商社，另一家就是东海股份。它们同出于半行政化的农垦一门，有着同一的思维方式：农垦办社会，盲目贪大求全，在资本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相继走上“负债发展，借钱还本，借钱还息，无钱还本也无力还息”的不归路。结果，PT农商社捷足先登，于1997年度率先成为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中每股亏损最大的公司，每股亏损达1.6786元。公司的现金流入不断减少，财务费用却多得惊人，1997年度为9900余万元。1999年，PT农商社负债总额达12.05亿元，财务费用仍高达7988万元，净利润亏损4.02亿元，继续以每股亏损6.17元，每股净资产-7.73元的最高纪录稳坐沪深两市的头把交椅。
东海股份像PT农商社一样，作为政府羽翼下一家农工商综合经营企业，主要产品涉及化工、出租车、纺织、自行车辐条、药品、装潢材料、包装材料、乳制品、汽车配件、不锈钢制品、嫩牛肉、轮胎等无所不包，活生生一个农垦小社会的供应点。受小而全惯性思维的支配，公司凡与农垦有关的什么都想做，结果什么都做不成，公司境况江河日下。在1998年主营业务利润比1997年下降46.67％、其他业务利润下降44.85％的情况下，财务费用则从1997年的178万余元猛增至1998年的5328万余元，1999财务费用仍然多达4800万元，公司资产负债率高达82.34 ％，且117859万元的总负债中有11778万元为流动负债，每股现金流量为负值，蕴含着巨大的短期财务风险。依据调整后的财务数据，公司一下子变成连续3年亏损，仅仅是因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讲情面，至今既没有给它戴ST的帽子，当然更没有戴PT的帽子。
政府部门对上市公司父爱主义的关怀，还表现在对行业性集团公司及其上市公司经营负责人的行政性任命。他们上任后，所作所为无不带有政府的影子，比如把上市公司当成自己的下级机构，当成出纳员。因为他们为自己创造了这个条件，集团公司也好，上市公司也好，都实行家长式治理，有的干脆就由同一人操纵。如东海股份的法定代表人曾经同时兼任农工商东海总公司和万隆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至1998年中报发表时，东海股份与农工商东海总公司仍是两个公司同一法人，东海股份与万隆房地产公司仍是同一位董事长。于是，便出现了一系列左手支付右手，右袋填充左袋的严重不规范运作，使上市公司的巨额募股资金及融资资金损失殆尽。
政府部门对上市公司父爱主义的关怀，还表现在以它巨大而有力的“手”，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及投资活动指手画脚，横加干涉。ST粤金曼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前几年作为当地最好的国有企业，粤金曼总是被有关部门“念念不忘”，建个养猪场啦，兼并个亏损企业啦，为各种名目的基金出个赞助啦，等等。有一阵子大兴剪彩热，似乎天天都有剪彩，当然粤金曼是不能无偿参与的。粤金曼在广州建的一座大厦，据说就是“领命”而行，投资达1亿多元。钱从哪来？当然是大股东手里把持的上市公司。
在带有政府权力彩色的大股东的操纵下，这些“负产阶级”的上市公司什么事都敢做。如粤金曼集团占用ST粤金曼资金达9.95亿元，ST粤金曼自己的短期借款也多达10亿元，还为福建福曼公司担保了6.2亿元，为水产发展总公司担保了约2.7亿元，担保金额共约8.9亿元。粤金曼集团凭什么能这样做？粤金曼上市后，虽然名义上大股东为当地国资办，但实际上政府已授权粤金曼集团经营ST粤金曼国家股权，公司与粤金曼集团之间一直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办公在一起，都在金曼大酒店，决策在一起，上市公司的领导便是集团的领导。而且，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人们注意到，ST粤金曼是由潮州市水产发展总公司改制而来，公司上市后才冒出来个粤金曼集团，先生子而后生母。作为“母亲”的粤金曼集团出生之后，便以上市公司母公司的身份授权经营国家股权。按理说，潮州市水产发展总公司既然已经改制成上市公司，原水产发展总公司就应该注销。然而，令人称奇的是，水产发展总公司不但没有被注销，后来反而成为粤金曼集团的下属企业。这样一来，ST粤金曼、粤金曼集团和水产发展总公司，实质上变成了三块牌子一套人马，成了“三代连体”的怪胎。这种体制上的怪胎是个什么概念呢？从公司成立的时间顺序来说，水产发展总公司应是ST粤金曼的“母亲”，而ST粤金曼又应是粤金曼集团的“母亲”，但目前它们之间的实际关系是，粤金曼集团成了ST粤金曼和水产发展总公司共同的“母亲”，而ST粤金曼与水产发展总公司倒成了一对姊妹，足见ST粤金曼与粤金曼集团和水产发展总公司之间“乱伦”到了为所欲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 “乱伦”关系虽说实质上错综复杂，但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却简而又直裸，那就是大股东（母公司）对上市公司的疯狂占有，在经过大股东三番五次敲骨吸髓之后，ST粤金曼结果成了一具枯髅。
在深沪两市进入“负产阶级”的十多家上市公司中，无一例外地存在超额负债、管理混乱的问题。但地方政府出于保牌的目的，往往亲自出面介入这类公司的重组，以至中国证券市场创建10年来，还没有一家被摘牌的。虽然中间世纪星源、琼民源、苏三山也曾被停牌过，但所有被停牌的公司到最后都金蝉脱壳。最近，轰动一时，被债权人要求破产的ST郑百，据传原告已取消上诉。正由于中国证券市场父爱色彩如此浓厚，才至巨亏公司肆无忌惮，与年俱增！
大股东为所欲为，少人监管，弱能监管
大股东动用上市公司的巨额资金，尤如探囊取物一般，毫无顾忌。何至如此？它们坐在股东席的头把交椅，牢牢把握着公司的控股权，一切都可以老子说了算。大股东把钱玩完了，按照会计政策要提跌价损失或投资损失准备了，又是它一人说了算，但承担损失的却是全体股东。如此这般，经过大股东的精心培育，股市“负产阶级”的一员就这样呱呱坠地了。
改制不彻底、运作不规范，使股市“负产阶级”的大股东将它们控制的上市公司作为“提款机”，而信息披露不透明、不及时，又掩盖了这一桩桩、一件件触目惊心的事实。在这方面，ST粤金曼的母公司粤金曼集团堪称表率。截至1999年末，粤金曼集团占用公司资金高达9.95亿元。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1999年末，粤金曼的总资产为9.08亿元，也就是说，大股东占用的资金竟然已经超过了上市公司ST粤金曼的总资产！粤金曼集团严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将上市公司的资金一起“统筹安排”进集团，用于投资自己的新项目，结果是ST粤金曼的资金长期无法收回。
ST棱光的大股东上海恒通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粤金曼集团也不相上下，可以说是像《聊斋》故事中的狐狸精吸吮上市公司“血液”的典型。1995年底，恒通即操控棱光斥1.6亿元巨资，以两倍的高价全额收购恒通下属的净资产达8488万元的恒通电能仪表公司。其时棱光的净资产仅有1.09亿元，首期要支付8000万元，迫使棱光不得不向银行大量贷款。1995年年报显示，棱光的短期借款由此骤增4.8倍，达到8117万元。结果，高价买来的是一个大包袱。于是，1999年棱光要求恒通按照当时的收购协议，以2.43亿元回购。但恒通只支付了1.22亿元，剩下的1.21亿元，至今未见踪影；棱光为此付出的资金占用费490万元，也悬而未决。此外，截止到1999年6月，恒通及其子公司占用棱光1.855亿元资金而应支付的749.4万元资金占用费，同样没有支付。资料显示，恒通集团在当初花费5160万元协议受让35.5％股权而成为第一大股东之后的5年，以溢价转让资产、担保、股权质押等名目，从目前总资产仅5.8亿元的ST棱光，巧取豪夺达8亿多元！
我们的上市公司出现如此严重的违法违规现象，尤如天马行空，谁也不来管，谁也管不了。比如担保问题，《公司法》第60条明确规定“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并规定董事会决议必须有过半数董事的签字同意；第63条又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恒通把持下的ST棱光上千万元的担保贷款，只要法人代表一人左手替右手画押即可。可见，ST棱光的大股东恒通集团已明显构成违法，但谁来执法？没有，有的是听之任之。公司主要经营负责人玩不下去了，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可以一拍屁股，一走了之，如恒通入主棱光5年，换了五任董事长，谁也奈何他们不得！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沦为“负产阶级”的上市公司中，可谓应有尽有，但谁来管？地方政府睁只眼闭只眼，证券监管部门鞭长莫及，而广大中小股东又无法行使对上市公司的监督。这就是中国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监管的现状！
大股东充当了股市“负产阶级”的掘墓人
某些掠夺成性的大股东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巧取豪夺，使一家接一家的上市公司沦为“负产阶级”的一员，是大股东充当了它们的掘墓人。
如ST粤金曼，由于大股东的巨大“贡献”，使公司财务经追溯调整后，1997年提取坏帐准备减利3.42亿元，当年由盈利变为亏3.6亿元；1998年提取坏帐准备减利4.99亿元，当年调整后亏损额高达7.14元，每股净资产迅速跌至-3.05元；1999年公司再亏2.20亿元，每股净资产进一步跌至-4.69元。ST粤金曼净资产已从1997年的6.65亿元变为1999年末的-6.30亿元，按调整后数据，已连续三年亏损，累计亏损达到12.95亿元。东海股份经过追溯调整，导致1998年以前减利近亿元，1997年原盈利4000多万元变为亏损4793万元。1998年进一步减利3259万元， 1999年亏损6103.96万元，同样变为连续3年亏损。而且，12亿元的欠款，目前累计提取坏帐损失准备的比例仅10％左右，如果这一比例再高一些，东海股份的净资产也会变成负值。以ST粤金曼和东海股份目前的窘境，根本无力偿还借款，以致连连因债务纠纷遭诉讼。而且，随着逾期借款增加，类似的诉讼还会越来越多，上市公司的日子会更难过。
至于ST南洋，以公司副总裁叶方林的话说：“假如公司有一天被申请破产，我们也许已‘无产可破’。”何至如此？由于大股东经营决策严重失误，其全部资产已化为乌有。如：ST南洋耗巨资订造的四艘化工品船，由于公司已无力继续履约，四艘新船及其单船公司全部已以1美元价格卖掉，直接损失9.54亿日元。“建中”轮及其子公司、“新南洋1号”轮及其子公司以各1美元的价格被转让，公司被迫损失800万美元。为减少公司负债，以1元价格转让“海南南洋东方石油有限公司”，损失300万元。“东海”、“洋浦”轮1月20日被法院拍卖，用于偿还两轮在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抵押的部分贷款，损失约2939万元。南洋1号、2号、3号、5号、“海鹫”轮，接连被贱价转让或拍卖。迄今，ST南洋这家经营航运的公司，眼下已经没有一艘轮船。另据公司人士透露，内地11个子公司中有6个已资不抵债，而海外的香港分公司、新加坡分公司，都已巨额亏损。年报显示公司1999年全年亏损28686万元，每股亏损1.15元，公司已资不抵债，净资产为-13521万元，每股净资产-0.54元。资产虽说没有了，但官司多的是，截至2000年3月22日，涉讼案件多达110起，还不包括境外的诉讼。
再说ST棱光，法人股公开拍卖，2000年4月10日在上海拍卖行第三次流拍。导致这次大宗股权拍卖的缘由，来自于大股东恒通1997年12月向上海浦发银行的股票质押借款合同。根据这份合同，恒通用4000万股（10送1后为4400万股）棱光法人股质押借款5000万元，因逾期未还而遭到债权人向上海高法申请执行拍卖变现还款待遇。ST棱光4400万股法人股经历3次拍卖都没人要。太贵吗？每股起价只有单位净资产的六成多；太少吗？付诸拍卖的4400万股，占到棱光总股本的29.07％。由于是整体拍卖，竞买得主无疑将能够控制一家上市公司。而摆在眼前的控股权，却屡拍未果。而且，截至1999年年底，棱光披露的诉讼已有20多起，棱光的大部分资产和银行帐户都已被法院查封。ST棱光的尴尬处境，无疑给我们敲响警钟：这些已经和将要成为“负产阶级”的上市公司，已经被社会视之如弊屣，成了被唾弃的对象了。这对ST棱光的投资者来说，除了面临巨大的风险还意味着什么？
大股东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将多种风险转嫁给了上市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如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欠款，可以部分提取坏帐准备，甚至可以坏帐核销，“死猪不怕开水烫”，没钱还便不还，它手下的上市公司奈何不得。但上市公司的债权人是银行，是必须承担还款责任的。直至破产清算也脱不了干系，而且要累及社会公众股股东。比如，东海股份1997年股东大会曾决定10派1元，总计派发红利2379万元，但至今未能实施。到2000年4月24日，东海股份发布公告就这一问题向广大投资者致歉。一声道歉就能不付2000多万元红利，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倘若东海股份的中小股东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都联合起来，把它告上法庭，此事该如何收场？这不是大股东在活生生葬送自己手下的上市公司、为它充当掘墓人又是什么呢？
然而，某些大股东虽说为它们把持的上市公司掘好了坟墓，但这些行尸走肉般的“负产阶级”们在二级市场却大受追捧。如ST永久1月22日发布预亏公告，公司将出现连续三年亏损。从该公司公告之日起，两个月的时间里，股价从6元一路涨到15元，比许多绩优股的股价还要高得多。进入3月，ST南洋董事会虽然三番五次提示风险，公司严重亏损和官司缠身的公告也一个接一个，但其股价一个月内几乎翻了一番。类似这样的情况可以说不胜枚举。为什么？投资者对政府的父爱主义坚信不疑。在中国股市，叫上市公司破产简直是天方夜谭！这就是中国证券市场“负产阶级”们不断发展壮大的宽松的政策环境。
谁都知道，沦为“负产阶级”的这些资不抵债的公司，已经不存在任何壳资源的价值。继续保留这些公司的上市地位，只会促使其进入连续不断的恶性循环之中，同时也大大助长了股市的投机风气，加剧市场风险。如果股市中“负产阶级”的成员只见增加而不见清除，有朝一日其聚积的市场风险就有集中释放的可能。那时候，只怕充当股市掘墓人的不只是“负产阶级”的大股东，要埋葬的也不只是几家资不抵债的公司，只怕整个股市都要遭受灭顶之灾了。
2000/05/20/
何济川
中国股市自创立以来，就把做大、做强企业作为追求目标之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为人心驰神往的世界500强没有培育出一家，倒是出人意料地培育出了一个“负产阶级”――债台高筑、巨额亏损，甚至资不抵债、无产可破的上市公司接踵而至。
据有关资料显示，沪深两市资不抵债的上市公司已由1998年的PT农商社、PT渝钛白、ST白云山、ST深中浩4家增加到目前的12家，扩容幅度达300％，净增200％，也许算得上是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这12家公司除了上述4家继续保持1998年创下的资不抵债纪录、成为股市“负产阶级”的奠基者之外，1999年股市“负产阶级”增加的新成员有：ST郑百文、ST南洋、ST粤金曼、ST网点、ST永久、ST华侨、ST金荔、ST深华源。此外，ST棱光、东海股份等也债台高筑，亏损严重，实际上也加入了股市“负产阶级”的行列。
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重插柳柳成阴”呵。那么，我们股市的这一支“负产阶级”队伍是如何“培育”出来的呢？
超负荷大量举债，是造就股市“负产阶级”的直接成因
上市公司的稀缺性和其特殊地位决定，它不仅可以从社会公众股东手里轻而易举地圈到钱，还能从银行获得大量贷款。某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母公司）正是看到了这一优势，往往利用上市公司为自己大量盲目举债。当它们无力偿还后，所有债务全压在上市公司身上，形成债务黑洞，最终导致上市公司资不抵债。就这样，“负产阶级”在股市逐渐出现了。下面，不妨举几个例子。
先说ST粤金曼，在它的母公司广东粤金曼集团（控股）公司看来，它所控制的上市公司就是它的钱柜，钱有多少拿多少，但要还钱，却没门。据ST粤金曼年报显示，截止到1999年12月31日，其母公司粤金曼集团及其子公司欠付ST粤金曼款项达9.95亿元，加上下属核心企业潮州金南食品公司欠付ST粤金曼的款项，共计欠付11.68亿元，致使其资产负债率高达154%。导致公司1999年末亏损22032.75万元，每股收益为-1.64元，每股净资产则由1998年的-3.05元下降为-4.69元，成为沪深两市资不抵债最为严重的公司之一。
再说ST郑百文，公司似乎成了银行的出钱口。早在1998年期末，公司短期借款就高达19.8亿元，比1997年增加839％；财务费用多达1.27亿元，比1997年增加1434％。到1999年底，总资产为14亿元的ST郑百文，总负债高达22.28亿元，实际净资产为-8.28亿元。
同样，东海股份的大股东也把上市公司视为联结银行的纽带，通往银行的桥梁――上市公司的金字招牌容易打开银行金库的大门。东海股份上市当年，公司净资产仅4.2亿元，但到是年末其他应收款就剧增至7.9亿元。这巨额应收款是如何形成的呢，大股东的左手拿着上市公司的金字招牌从银行获得借款，然后放到右手――把资金拆借给大股东及关联企业。东海股份向银行支付借款利息，然后向大股东收取资金占用费。开始，大股东尚能装模作样地向上市公司支付所谓资金占用费，到后来，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本性就原形毕露了。1998年中报公布时，东海股份的巨额关联债务首次披露。公司短期借款、一年期的长期借款、长期借款合计10.73亿元，占公司负债总额的81.35％。在巨额关联债务中，第二大股东上海农工商（集团）东海总公司拖欠东海股份的资金5.2亿元，农工商东海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万隆房地产公司拖欠7.02亿元，两家合计拖欠东海股份12. 22亿元。
东海股份到目前也只是一家净资产不过４.45亿元的公司，但截止1999年末，对大股东及其子公司应收款总计12.19亿元，占公司总资产85.14%。大股东把它控制的上市公司的杠杆作用发挥到极限，其筹资功能成倍地放大，几年来每年短期借款都在8亿元之上。到1999年末，东海股份的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仍达10.55亿元，占公司负债总额89.5％，其中逾期借款达6.26亿元。东海股份债务的如牛负重，带来财务费用的雪上加霜，达4600多万元，仅此一项费用，就吃掉了公司的所有收入。东海股份1999年报显示，由于对大股东欠款提取巨额坏帐准备等原因，公司经追溯调整已连续三年亏损。
股市“负产阶级”的出现是政府父爱主义的产物
长期以来，我们的上市公司都或多或少带有政府行为的胎记。谁能上市，谁不能上市，基本上都由政府说了算。加之把公司推向证券市场，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而是把为国企筹资解困作为首要任务，于是一些先天不足的公司也混迹其中。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它们往往凭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一套老“经验”来加以应对，结果造成种种失误，最后除了剩下一个上市公司的“壳”，其它再一无所有。
政府部门对上市公司父爱主义的关怀，表现在对一些带有行政色彩的公司，未经过彻底改制，就首先将它们推荐上市，目的只有一个――多一条捞钱的通道。比如上海市农垦系统两家上市公司，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政府父爱主义孵化出来的一对难兄难弟。一家是沪深两市上市公司资不抵债之冠PT农商社，另一家就是东海股份。它们同出于半行政化的农垦一门，有着同一的思维方式：农垦办社会，盲目贪大求全，在资本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相继走上“负债发展，借钱还本，借钱还息，无钱还本也无力还息”的不归路。结果，PT农商社捷足先登，于1997年度率先成为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中每股亏损最大的公司，每股亏损达1.6786元。公司的现金流入不断减少，财务费用却多得惊人，1997年度为9900余万元。1999年，PT农商社负债总额达12.05亿元，财务费用仍高达7988万元，净利润亏损4.02亿元，继续以每股亏损6.17元，每股净资产-7.73元的最高纪录稳坐沪深两市的头把交椅。
东海股份像PT农商社一样，作为政府羽翼下一家农工商综合经营企业，主要产品涉及化工、出租车、纺织、自行车辐条、药品、装潢材料、包装材料、乳制品、汽车配件、不锈钢制品、嫩牛肉、轮胎等无所不包，活生生一个农垦小社会的供应点。受小而全惯性思维的支配，公司凡与农垦有关的什么都想做，结果什么都做不成，公司境况江河日下。在1998年主营业务利润比1997年下降46.67％、其他业务利润下降44.85％的情况下，财务费用则从1997年的178万余元猛增至1998年的5328万余元，1999财务费用仍然多达4800万元，公司资产负债率高达82.34 ％，且117859万元的总负债中有11778万元为流动负债，每股现金流量为负值，蕴含着巨大的短期财务风险。依据调整后的财务数据，公司一下子变成连续3年亏损，仅仅是因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讲情面，至今既没有给它戴ST的帽子，当然更没有戴PT的帽子。
政府部门对上市公司父爱主义的关怀，还表现在对行业性集团公司及其上市公司经营负责人的行政性任命。他们上任后，所作所为无不带有政府的影子，比如把上市公司当成自己的下级机构，当成出纳员。因为他们为自己创造了这个条件，集团公司也好，上市公司也好，都实行家长式治理，有的干脆就由同一人操纵。如东海股份的法定代表人曾经同时兼任农工商东海总公司和万隆房地产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至1998年中报发表时，东海股份与农工商东海总公司仍是两个公司同一法人，东海股份与万隆房地产公司仍是同一位董事长。于是，便出现了一系列左手支付右手，右袋填充左袋的严重不规范运作，使上市公司的巨额募股资金及融资资金损失殆尽。
政府部门对上市公司父爱主义的关怀，还表现在以它巨大而有力的“手”，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及投资活动指手画脚，横加干涉。ST粤金曼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前几年作为当地最好的国有企业，粤金曼总是被有关部门“念念不忘”，建个养猪场啦，兼并个亏损企业啦，为各种名目的基金出个赞助啦，等等。有一阵子大兴剪彩热，似乎天天都有剪彩，当然粤金曼是不能无偿参与的。粤金曼在广州建的一座大厦，据说就是“领命”而行，投资达1亿多元。钱从哪来？当然是大股东手里把持的上市公司。
在带有政府权力彩色的大股东的操纵下，这些“负产阶级”的上市公司什么事都敢做。如粤金曼集团占用ST粤金曼资金达9.95亿元，ST粤金曼自己的短期借款也多达10亿元，还为福建福曼公司担保了6.2亿元，为水产发展总公司担保了约2.7亿元，担保金额共约8.9亿元。粤金曼集团凭什么能这样做？粤金曼上市后，虽然名义上大股东为当地国资办，但实际上政府已授权粤金曼集团经营ST粤金曼国家股权，公司与粤金曼集团之间一直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办公在一起，都在金曼大酒店，决策在一起，上市公司的领导便是集团的领导。而且，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人们注意到，ST粤金曼是由潮州市水产发展总公司改制而来，公司上市后才冒出来个粤金曼集团，先生子而后生母。作为“母亲”的粤金曼集团出生之后，便以上市公司母公司的身份授权经营国家股权。按理说，潮州市水产发展总公司既然已经改制成上市公司，原水产发展总公司就应该注销。然而，令人称奇的是，水产发展总公司不但没有被注销，后来反而成为粤金曼集团的下属企业。这样一来，ST粤金曼、粤金曼集团和水产发展总公司，实质上变成了三块牌子一套人马，成了“三代连体”的怪胎。这种体制上的怪胎是个什么概念呢？从公司成立的时间顺序来说，水产发展总公司应是ST粤金曼的“母亲”，而ST粤金曼又应是粤金曼集团的“母亲”，但目前它们之间的实际关系是，粤金曼集团成了ST粤金曼和水产发展总公司共同的“母亲”，而ST粤金曼与水产发展总公司倒成了一对姊妹，足见ST粤金曼与粤金曼集团和水产发展总公司之间“乱伦”到了为所欲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 “乱伦”关系虽说实质上错综复杂，但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却简而又直裸，那就是大股东（母公司）对上市公司的疯狂占有，在经过大股东三番五次敲骨吸髓之后，ST粤金曼结果成了一具枯髅。
在深沪两市进入“负产阶级”的十多家上市公司中，无一例外地存在超额负债、管理混乱的问题。但地方政府出于保牌的目的，往往亲自出面介入这类公司的重组，以至中国证券市场创建10年来，还没有一家被摘牌的。虽然中间世纪星源、琼民源、苏三山也曾被停牌过，但所有被停牌的公司到最后都金蝉脱壳。最近，轰动一时，被债权人要求破产的ST郑百，据传原告已取消上诉。正由于中国证券市场父爱色彩如此浓厚，才至巨亏公司肆无忌惮，与年俱增！
大股东为所欲为，少人监管，弱能监管
大股东动用上市公司的巨额资金，尤如探囊取物一般，毫无顾忌。何至如此？它们坐在股东席的头把交椅，牢牢把握着公司的控股权，一切都可以老子说了算。大股东把钱玩完了，按照会计政策要提跌价损失或投资损失准备了，又是它一人说了算，但承担损失的却是全体股东。如此这般，经过大股东的精心培育，股市“负产阶级”的一员就这样呱呱坠地了。
改制不彻底、运作不规范，使股市“负产阶级”的大股东将它们控制的上市公司作为“提款机”，而信息披露不透明、不及时，又掩盖了这一桩桩、一件件触目惊心的事实。在这方面，ST粤金曼的母公司粤金曼集团堪称表率。截至1999年末，粤金曼集团占用公司资金高达9.95亿元。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1999年末，粤金曼的总资产为9.08亿元，也就是说，大股东占用的资金竟然已经超过了上市公司ST粤金曼的总资产！粤金曼集团严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将上市公司的资金一起“统筹安排”进集团，用于投资自己的新项目，结果是ST粤金曼的资金长期无法收回。
ST棱光的大股东上海恒通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粤金曼集团也不相上下，可以说是像《聊斋》故事中的狐狸精吸吮上市公司“血液”的典型。1995年底，恒通即操控棱光斥1.6亿元巨资，以两倍的高价全额收购恒通下属的净资产达8488万元的恒通电能仪表公司。其时棱光的净资产仅有1.09亿元，首期要支付8000万元，迫使棱光不得不向银行大量贷款。1995年年报显示，棱光的短期借款由此骤增4.8倍，达到8117万元。结果，高价买来的是一个大包袱。于是，1999年棱光要求恒通按照当时的收购协议，以2.43亿元回购。但恒通只支付了1.22亿元，剩下的1.21亿元，至今未见踪影；棱光为此付出的资金占用费490万元，也悬而未决。此外，截止到1999年6月，恒通及其子公司占用棱光1.855亿元资金而应支付的749.4万元资金占用费，同样没有支付。资料显示，恒通集团在当初花费5160万元协议受让35.5％股权而成为第一大股东之后的5年，以溢价转让资产、担保、股权质押等名目，从目前总资产仅5.8亿元的ST棱光，巧取豪夺达8亿多元！
我们的上市公司出现如此严重的违法违规现象，尤如天马行空，谁也不来管，谁也管不了。比如担保问题，《公司法》第60条明确规定“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并规定董事会决议必须有过半数董事的签字同意；第63条又规定“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恒通把持下的ST棱光上千万元的担保贷款，只要法人代表一人左手替右手画押即可。可见，ST棱光的大股东恒通集团已明显构成违法，但谁来执法？没有，有的是听之任之。公司主要经营负责人玩不下去了，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可以一拍屁股，一走了之，如恒通入主棱光5年，换了五任董事长，谁也奈何他们不得！类似这样的问题，在沦为“负产阶级”的上市公司中，可谓应有尽有，但谁来管？地方政府睁只眼闭只眼，证券监管部门鞭长莫及，而广大中小股东又无法行使对上市公司的监督。这就是中国证券市场对上市公司监管的现状！
大股东充当了股市“负产阶级”的掘墓人
某些掠夺成性的大股东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巧取豪夺，使一家接一家的上市公司沦为“负产阶级”的一员，是大股东充当了它们的掘墓人。
如ST粤金曼，由于大股东的巨大“贡献”，使公司财务经追溯调整后，1997年提取坏帐准备减利3.42亿元，当年由盈利变为亏3.6亿元；1998年提取坏帐准备减利4.99亿元，当年调整后亏损额高达7.14元，每股净资产迅速跌至-3.05元；1999年公司再亏2.20亿元，每股净资产进一步跌至-4.69元。ST粤金曼净资产已从1997年的6.65亿元变为1999年末的-6.30亿元，按调整后数据，已连续三年亏损，累计亏损达到12.95亿元。东海股份经过追溯调整，导致1998年以前减利近亿元，1997年原盈利4000多万元变为亏损4793万元。1998年进一步减利3259万元， 1999年亏损6103.96万元，同样变为连续3年亏损。而且，12亿元的欠款，目前累计提取坏帐损失准备的比例仅10％左右，如果这一比例再高一些，东海股份的净资产也会变成负值。以ST粤金曼和东海股份目前的窘境，根本无力偿还借款，以致连连因债务纠纷遭诉讼。而且，随着逾期借款增加，类似的诉讼还会越来越多，上市公司的日子会更难过。
至于ST南洋，以公司副总裁叶方林的话说：“假如公司有一天被申请破产，我们也许已‘无产可破’。”何至如此？由于大股东经营决策严重失误，其全部资产已化为乌有。如：ST南洋耗巨资订造的四艘化工品船，由于公司已无力继续履约，四艘新船及其单船公司全部已以1美元价格卖掉，直接损失9.54亿日元。“建中”轮及其子公司、“新南洋1号”轮及其子公司以各1美元的价格被转让，公司被迫损失800万美元。为减少公司负债，以1元价格转让“海南南洋东方石油有限公司”，损失300万元。“东海”、“洋浦”轮1月20日被法院拍卖，用于偿还两轮在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抵押的部分贷款，损失约2939万元。南洋1号、2号、3号、5号、“海鹫”轮，接连被贱价转让或拍卖。迄今，ST南洋这家经营航运的公司，眼下已经没有一艘轮船。另据公司人士透露，内地11个子公司中有6个已资不抵债，而海外的香港分公司、新加坡分公司，都已巨额亏损。年报显示公司1999年全年亏损28686万元，每股亏损1.15元，公司已资不抵债，净资产为-13521万元，每股净资产-0.54元。资产虽说没有了，但官司多的是，截至2000年3月22日，涉讼案件多达110起，还不包括境外的诉讼。
再说ST棱光，法人股公开拍卖，2000年4月10日在上海拍卖行第三次流拍。导致这次大宗股权拍卖的缘由，来自于大股东恒通1997年12月向上海浦发银行的股票质押借款合同。根据这份合同，恒通用4000万股（10送1后为4400万股）棱光法人股质押借款5000万元，因逾期未还而遭到债权人向上海高法申请执行拍卖变现还款待遇。ST棱光4400万股法人股经历3次拍卖都没人要。太贵吗？每股起价只有单位净资产的六成多；太少吗？付诸拍卖的4400万股，占到棱光总股本的29.07％。由于是整体拍卖，竞买得主无疑将能够控制一家上市公司。而摆在眼前的控股权，却屡拍未果。而且，截至1999年年底，棱光披露的诉讼已有20多起，棱光的大部分资产和银行帐户都已被法院查封。ST棱光的尴尬处境，无疑给我们敲响警钟：这些已经和将要成为“负产阶级”的上市公司，已经被社会视之如弊屣，成了被唾弃的对象了。这对ST棱光的投资者来说，除了面临巨大的风险还意味着什么？
大股东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将多种风险转嫁给了上市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如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欠款，可以部分提取坏帐准备，甚至可以坏帐核销，“死猪不怕开水烫”，没钱还便不还，它手下的上市公司奈何不得。但上市公司的债权人是银行，是必须承担还款责任的。直至破产清算也脱不了干系，而且要累及社会公众股股东。比如，东海股份1997年股东大会曾决定10派1元，总计派发红利2379万元，但至今未能实施。到2000年4月24日，东海股份发布公告就这一问题向广大投资者致歉。一声道歉就能不付2000多万元红利，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倘若东海股份的中小股东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都联合起来，把它告上法庭，此事该如何收场？这不是大股东在活生生葬送自己手下的上市公司、为它充当掘墓人又是什么呢？
然而，某些大股东虽说为它们把持的上市公司掘好了坟墓，但这些行尸走肉般的“负产阶级”们在二级市场却大受追捧。如ST永久1月22日发布预亏公告，公司将出现连续三年亏损。从该公司公告之日起，两个月的时间里，股价从6元一路涨到15元，比许多绩优股的股价还要高得多。进入3月，ST南洋董事会虽然三番五次提示风险，公司严重亏损和官司缠身的公告也一个接一个，但其股价一个月内几乎翻了一番。类似这样的情况可以说不胜枚举。为什么？投资者对政府的父爱主义坚信不疑。在中国股市，叫上市公司破产简直是天方夜谭！这就是中国证券市场“负产阶级”们不断发展壮大的宽松的政策环境。
谁都知道，沦为“负产阶级”的这些资不抵债的公司，已经不存在任何壳资源的价值。继续保留这些公司的上市地位，只会促使其进入连续不断的恶性循环之中，同时也大大助长了股市的投机风气，加剧市场风险。如果股市中“负产阶级”的成员只见增加而不见清除，有朝一日其聚积的市场风险就有集中释放的可能。那时候，只怕充当股市掘墓人的不只是“负产阶级”的大股东，要埋葬的也不只是几家资不抵债的公司，只怕整个股市都要遭受灭顶之灾了。
2000/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