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劳动法第三十八条:辛亥革命的精神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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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简介
辛亥革命是因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而引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接着各省纷纷响应，因为1911年为旧历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 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 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该年以干支计为辛亥年，故名。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 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领导这次革命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同盟会及其领袖孙中山。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 达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革命的准备
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1895年2月，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规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纲领。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开始。
20世纪初，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首先出现排满字样，有的刊物明确主张颠覆清政府。1903年，东京留学界思想愈益活跃，宣传民族主义、民权学说的刊物相继出版。上海知识界也出现了新气象，公开倡言革命。组织革命团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03年11月，黄兴建立华兴会。以后，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安徽等省也都建立了革命团体。
1905年7月，孙中山、黄兴、陈天华等70余人在东京集会，决定成立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小团体的成员陆续加入。8月中旬，孙中山在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了《中国应建设共和国》的演说。同月20日，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被推为总理，黄兴被推为执行部庶务，会议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16字纲领。11月，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 号召。《民报》创办后即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展开论战。辩论结果，革命派占据上风，改良派的政治影响大为衰落。
革命派积极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同盟会的主力遭到重大损失，但有力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与此同时，自发的群众斗争蓬 勃发展，多达千余次。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因切身利益与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参加并领导了收回路矿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
为了消弭革命力量，拉拢资产阶级，清政府被迫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1905年7月，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9、 10月，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允许资产阶级可以通过选举取得向清政府提出建议等部分权利。上层资产阶级从中看到了希望，纷纷成立各种立宪团体，从事君主立宪活动，准备参与政权。但是满洲亲贵们对立宪并不热衷。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同时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期。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摄政王载沣采取集权措施，积极推行由皇族独揽国家大权的政策，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加深，1910年，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连续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发布内阁官制，成立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立宪派分享政权的希望完全落空，少数人抛弃立宪的幻想，对革命活动开始表示同情。革命的形势愈益成熟。
革命的爆发
1911年5月，清政府唯帝国主义之命是从，将从中国人民手中夺得的权利拱手献给帝国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铁路国有直接相关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强烈反对出卖路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保路运动尤为波澜壮阔。9月， 保路风潮扩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群众暴动接连发生。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逮捕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并枪杀请愿群众数十名，造成流血惨案。同盟会 员龙鸣剑等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转战各地，攻城夺地，猛烈冲击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四川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在清政府全力应付四川保路运动的时候，湖北新军中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乘机发动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幕。9月下旬，革命党人感到形势紧迫，决定于10月6日(中秋节)发动起义，后由于形势瞬息变化，起义推迟。10月9日(八月十八日)，在预定起义的那一天，共进会负责人孙武在汉口装配炸弹时不慎爆炸，湖广总督下令闭城搜查，汉口和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遭到破坏，一些起义领导人被捕、被杀或避匿。在这种情况下，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士兵开始主动行动。10日晚7时，武昌城外塘角的辎重营和城内工程第八营几乎同时发动，各标营继起，经一夜苦战，11日晨革命军占领总督署，全城光复，首义成功。汉阳、汉口也先后为革命军占领。11日， 起义士兵聚集到湖北咨议局，在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的参与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革命党的领袖们未亲身参加起义，缺乏政治经验的起义士兵对自己 掌握政权没有信心，清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在革命士兵的枪口逼迫下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发布文电，号召各省为推翻清朝建立民国而奋斗。11月，湖北军政府公布《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它是全国第一个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拟定的地方宪法。
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得到了连锁反应，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行动起来。至11月底，全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有14省。 北方未独立各省，有的地方是清王朝统治较强，如直隶、山东、河南；有的远在边陲，革命党势力较弱，如新疆、奉天。这些省份也不平静，革命党仍然组织了一系 列武装起义。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纷纷表示赞成革命，这也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广大人民群众在各省起义过程中表现了高昂的热情。新军士兵、会党群众、知识 分子、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海外华侨、爱国士绅、少数民族都作出了贡献。中国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沸腾局面。
革命的胜利与失败
革命的胜利发展使清政府极为震惊。10月27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湖北军事的全权。11月1日，清军攻陷汉口。同日，摄政王载沣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黎元洪和黄兴、宋教仁等过高估计了袁世凯的力量和自身的困难，企图利用袁世凯和清朝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大总统的位置动员他倒戈，把最终推翻清朝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11月27日，汉阳为清军攻陷。12月1日，双方议订停战3日。此后又拟定双方派出代表讨论大局。停战是辛亥革命从武装斗争走向政治妥协的一个重要转折。
12月18日，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和革命军政府的代表伍廷芳在上海开始和谈。11月下旬，各省代表议决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督执行中央政务。接着14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筹备成立中央临时政府。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随即自武汉齐集南京。25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17省代表会议以16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告全国同胞书》等文件，正式宣告中华民国的诞生。1月2日，通电改用阳历。3日，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确定临时政府组成人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又成立南京临时参议院。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包括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3种政治势力。独立各省的军政府多数为立宪派和旧官僚所操纵，南京临时政府和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对它们事实上不能行使中央政府的权力。革命派自身的弱点也更多地暴露出来，孙中山的许多正确主张都遭到反对。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感到大总统的位置难以到手，立即撤销和议代表，造成谈判破裂的形势，迫使革命势力妥协。帝国主义列强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并且制造外国干涉的空气。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孙中山被迫退让。1月22日，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即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加紧逼迫清帝退位。2月12日，清朝皇帝终于接受中华民国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正式退位。这样，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垮台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也随之结束。2月13日，袁世凯向临时政府正式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因实力在北方，拒绝南下就职。孙中山派蔡元培为专使北上迎接，袁世凯暗中指使亲信部队在北京、天津、保定制造兵变;帝国主义也乘机调兵入京，制造紧张空气，以支持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再次退让。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个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25日，唐绍仪到南京接收临时政府，组织新内阁。该内阁中内政、陆军、海军、财政、外交等部均由袁世凯的亲信或拥护者担任，同盟会只分配到教育、农林、工商等几个点缀性的席位。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至此，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是因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而引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接着各省纷纷响应，因为1911年为旧历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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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发生于1911年（清宣统三年），旨在推翻中国五千年来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革命。又名“双十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性的革命！
辛亥革命成功颠覆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五千多年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在中国 农历的干支纪年法中，1911年为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口号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0000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推翻皇帝帝制，建立中华民国民主共和国，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提出了三民主义，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使之后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没有成功，孙中山也因此被称为国父
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由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里爆发的武昌起义，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段时间的历史。辛亥革命另一种广义的用法，指自清末开始在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满清统治结束为止。虽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攫取，平均地权也是没有实现，但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帝制，使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辛亥革命是我们中国步入新时期的一个大跨越，是我们全中国人民为之振奋的举动，是我们每一个入党积极分子应该学习的伟大精神。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革命的主要组织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国同盟会。除此以外，还有共进会，文学社，同盟会中的丈夫团等。
兴中会主要在华南一带开展活动，光复会在江苏，浙江，上海一带开展活动，华兴会主要在湖南开展活动，共进会在长江流域开展活动，而后来成立的同盟会是全国革命力量的一个松散同盟，同盟会会员还在各地建立了各种同盟会的外围组织。
革命的领导者主要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元培、赵声、章炳麟、陶成章等。
国情
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一般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中国长期的闭关自守终于被迫划上句号。国内部分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明白不变革并不足以应付中国千年未逢的挑战。1860年代至1890年代（同治至光绪初年）的洋务运动，是一场由清室自发的改革。其重点为改良生产技术，透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试图以兴办工商业来加强中国的国力。然而中国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再败于日本，显示只限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并未能根本改变中国自北宋以来重文轻武的观念，19世纪后期迅速强大的德国与日本在社会上却充斥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养成做事一板一眼的风气习惯。
康有为，维新派成员之一自1895年的公车上书，在知识分子中普遍出现要求更深层的改革。当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物成为维新派，主张在体制内的改良，提倡效法日本及俄国，在皇权之下大幅改变政治及社会制度。维新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而得以在1898年开展戊戌变法。但是进行103天以后，因清室内保守势力发动政变而告流产。部分维新人物流亡海外后，主张继续维持皇室；实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将政治实权逐渐交出至民选政府，主张这种变革方法的当时被称为“保皇党”或“立宪派”。
1900年中国因爆发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入侵，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也受到严重打击，在改革势力的呼吁下，慈禧同意开始推行康梁在戊戌变法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为清末新政。其中影响最大的政策，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经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后，大量以参加科举谋求官职的传统文人失去了出路。
此外，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即立宪运动。其后各省选出了以地方士绅为主要成分的咨议局代表，这些各省的实权人物，要求清政府加速推行制宪，成立责任内阁，但屡为清政府所阻。而宣统三年（1911年）5月所成立的内阁竟然是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13名内阁成员中有8名是满族其中还有5名是皇族，该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这样的结果更使立宪派人士大为失望。也因此种下在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士绅由支持立宪转而附和和支持革命。
编练新军
正在训练中的北洋新军清朝末年，以八旗、汉人绿营为主的旧式军队已失去战斗力。平定太平天国时主要倚靠的是已是地方团练武装。甲午战争后，因旧式军队已落伍，加上为免兵权旁落，清政府于1901年年起决定对陆军进行全面改革，计划在全国练新式陆军36镇，以取代八旗、绿营及地方的防营。当中北洋新军6镇直属朝廷，由袁世凯所编练的“武卫右军”扩编。其余各省亦由地方巡抚、总督负责编练新军。为了培养新军的军官，各地开办了许多新军学堂。部分地方的新军（如张之洞主持的湖北和湖南地区）大量起用为留学生为军官；相反北洋新军中留学生极少。到辛亥革命前夕已经编好整编16镇和10余个协、营。
反清思潮
满汉问题，在清初长期的盛世、文字狱的压抑以及薙发制度的影响之下，到了清中叶的思想中，已经几乎不成问题，绝大多数的汉人对于统治者为满人一事已不甚在意。但随着清朝统治的日渐衰弱，首先在太平天国革命中，开始再度引出了汉满问题。到了1890年代以后，排满思想更是再度大兴，明末遗老的著作成为当时人的重要思想资源，例如原本并不著名的王夫之的著作在清末重新被发现，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们的重要读物。许多革命人士更是藉反清复明思潮来鼓吹革命，最著名的反清宣传著作如邹容的《革命军》等，对于年轻的革命参与者们造成很大的影响。虽然一些革命家如孙中山在种族革命之外，所强调的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但清末革命最主要源动力仍是排满反满的思潮。推翻满清后，口号也迅速地从“打倒鞑虏”改为“五族共和”，以求统一分崩离析的中国。
发展历史
1890年代，不少人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及美国的共和政体。最早主张革命的人多数集中在海外，以留学生、华侨青年为多。最早期的革命团体亦是在海外成立，当中由杨衢云为骨干的辅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于香港。而孙中山亦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组织兴中会，为革命筹措经费。二者后来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并，继续称之为兴中会，并且于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事（史称“广州起义”），但并未取得成功。孙、杨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缉，并被香港当局禁止入境。孙中山于次年在伦敦为清廷所绑架，事件成为国际新闻，孙亦因而闻名国际。杨衢云则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杀。
1900年，中国华北爆发义和团事件。清朝皇室在事件中的拙劣举措使其威信大幅下降。1901年的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内的知识分子更感受到中国正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自甲午战争起，中国派往海外留学的学生大量增加，当中以日本为数最多，1904年时一度达到二万多人，不少为官费留学。革命的思想在留学生中广为散播，主张革命的学生成立各种团体，发行刊物鼓吹民主革命。当中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在日本非常活跃。后来不少留学生归国，成为国内革命组织的骨干。
1903年，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开战，满清政府划出部分国土让两国交战而自称保持中立；皇室内更有人称满清的国土“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令革命救亡的呼声更高。各种革命团体亦于此时纷纷在国内出现。最主要有黄兴领导的华兴会（1904年在长沙成立，成员有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以湖南青年为主），以及陶成章、蔡元培领导的光复会（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为会长，成员包括秋瑾、章炳麟等，以江浙青年为主）；此外有更多各式各样的革命小团体，如江苏的励志学会、强国会，四川的公强会，福建的益闻会、汉族独立会，江西的易知社，安徽的岳王会，广州的群智社等等。这些革命团体不一定互相隶属，而且多数带有地方色彩。但大致上他们都有相同的目标：谋求推翻满清、恢复汉人原来的江山；建立类似美国的共和制国家。当中推翻满清的诉求着重满汉之分；而要求恢复的江山亦只限以汉人为主的十八省，东北三省、新疆、西藏及内外蒙都被排除。排满的态度正与中国各地方地下帮会 “反清”传统相通。故此不少革命组织都有借助秘密会党的势力进行革命。例如华兴会与哥老会，光复会与青帮，兴中会与三合会皆有密切关系；而孙中山亦为洪门致公堂的会员。
孙中山在1905年夏，在日本成功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8月20日于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在《民报》（原名《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华兴会机关刊物，同盟会成立后易名民报）上阐述了这一观点。同盟会积极宣传他们的思想，大力推动群众的觉醒。《民报》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编下，由胡汉民、汪精卫等执笔，与主张保皇、由康有为、梁启超执笔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成为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同盟会虽在1907年曾一度出再次分裂（孙中山因未经众议收受日本政府资助，自光复会退出。孙中山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于南洋另组总部；黄兴则继续支持孙中山），但是在革命中仍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1906年2月，日知会召开成立大会，由刘静庵主持，到会的还有孙武、张难先、何季达、冯牧民等百余人。后来日知会成为同盟会湖北分会的机关。
1906年起，陈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后组织成立黄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学团体，1909年又组织成立南社，通过文学创作传播新思想。
1907年七月，在东京的部分同盟会会员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刘揆一、焦达峰、张伯祥、孙武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共进会性质及纲领与同盟会几乎相同，但不直接隶属同盟会。共进会是武昌起义的领导组织之一。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推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为新军内青年军人组织，旨在通过渗透到新军中，掌握武装。文学社是领导武昌起义的另一个领导组织。
- 主条目：武昌起义
1900年7月，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组织自立军，拟在长江沿岸五地同时发动勤王起义。事败，唐才常等12位起义领导人在汉口被捕，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
1906年初，反清革命志士刘静庵在武昌成立日知会，传播革命思想，组织行动支援萍浏醴起义，但是在当年年底被清政府破获。
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均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八镇第16协第32标发展会员。武昌起义时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文学社和共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新军士兵是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文学社和共进会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
1911年5月8日，清朝廷成立皇族内阁，显示出清统治者毫无立宪诚意，令各地立宪派大失所望。5月9日，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这一举措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掀起了四省保路运动，尤以四川最为强烈。
6月17日，四川民间各团体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张贴文告，四处讲演，甚至上京请愿。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8月24日，群众开展罢市罢课，9月1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的号召下，开展抗粮抗捐活动。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领袖，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这一举措激起了大量群众到总督衙门请愿，赵尔丰下令清兵弹压，打死30余名请愿群众，酿成成都血案。9月8日，成都附近农民在同盟会和会党组织哥老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人领导荣县独立。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变，成都被围后，非常惊恐，忙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并调渝汉铁路督办端方署理四川总督，率一部分湖北新军入川。
湖北新军原为张之洞所练的“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当中以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渗透最广。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此时，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武汉的防务非常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机会。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处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正值筹备处设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起义机关定为1911年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进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受伤的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并在相邻的刘公住所内带走了刘公的弟弟刘同。湖广总督瑞澂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被斩首。
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农历8月19日）晚间八时(此时事发已无可考证，只能确定是日暮以后午夜以前事发)，程定国（旧说是熊秉坤较为正确）发出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士兵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澂逃走。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省咨议局大楼会议厅，新军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二营司务长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余人外，还邀请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国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跑，没有更好的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一说为总参议）。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晚上成立谋略处。在谋略处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咨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
10月12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赵承武率起义军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各省响应
在武昌起义成功之后，清政府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攻击武汉三镇的江北汉口（夏口）和汉阳，随后启用了早先被罢黜的原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以稳定北洋新军。革命军开展阳夏保卫战，最终战败，11月27日退守江南武昌。在47天的作战中伤亡约万余人，但仍能隔江坚守武昌。也因此在这的七个星期之内，中国15个省陆续宣布脱离清室独立。关内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三省效忠大清朝廷。独立各省主要以各省的咨议局成员为主要领导，少数地区由革命党主导。
10月22日，湖南共进会会员焦达峰、陈作新，按照早先与湖北共进会立下的相互响应起义的约定，率领以会党和新军组成的队伍在长沙发动起义。湖南巡抚余格诚逃走，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斩首。起义军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推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并发布《讨满清檄文》。
10月22日同日，陕西同盟会会员井勿幕、钱鼎、景定成等人同陕西哥老会联合，发动会党和新军的革命分子同时起义，经两天激战控制西安，护理巡抚钱能训逃走，西安将军文瑞投井自杀。起义军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推举原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张凤翙被为都督。
10月23日，江西同盟会会员林森、蒋群、蔡蕙等人策动九江的新军举行起义，胜利后即宣告独立，次日成立九江军政分府，推举第二十七混成协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为九江军政分府都督。
10月29日，山西同盟会会员、新军标统阎锡山联合姚以阶、黄国梁、温寿泉、赵戴文、南桂馨、乔熙等人发动新军在太原起义，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宣布成立山西军政府，推选阎锡山为都督。12月12日革命军因抵抗不住清军曹锟部进攻，撤离太原。
10月29日同日，直隶发生滦州兵谏。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矩楹、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镇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等，在直隶滦州打电报向清政府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十二条，要求在本年内召集国会，由国会起草宪法，选举责任内阁，并规定皇族不得充当国务大臣。
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会员李根源联合新军标统蔡锷、罗佩金及管带唐继尧等人率领新军发动重九起义，次日占领昆明，成立云南军政府，将云贵总督李经羲礼送出境，推举蔡锷为都督。
10月31日，南昌同盟会会员蔡公时等人率领新军发动起义并获成功，建立江西军政府，推举李烈钧为都督。
11月3日，上海同盟会、光复会、上海商团的陈其美、张承槱、李平书、李英石、李燮和等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主要力量有张承槱、刘福标等人组织的青帮洪帮敢死队，李平书和李英石的上海商团武装，李燮和联络的吴淞地区起义军警，朱家骅、徐霁生等人组织的中国敬死团。4日，最后攻占江南制造局，上海光复；8日，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府，推举陈其美为都督。
11月4日，贵州革命党人张百麟等的领导和发动新军和陆军学堂的学生举行起义 ，随即攻占贵阳，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推举贵州新军第一标教官兼讲武堂堂长及陆军小学堂总办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
同日，浙江光复会会员驻杭州新军八十一标标统朱瑞，同盟会会员新军八十二标周承菼部军官吴思豫、吕公望、蒋百里、蒋百器、杨廷栋、吴肇基人等，及光复会王文庆率领从上海赶来的敢死队发动起义，从笕桥、南星桥出发进攻省城杭州。朱瑞、吴思豫、吕公望等率八十一标及光复会王金发敢死队攻占军械局。周承菼统八十二标和同盟会蒋介石、光复会尹锐志（女）所属敢死队攻占抚台衙门。杨廷栋率兵包围了巡抚府，巡抚增韫被俘，5日，杭州光复。浙江咨议局议长陈?宸、副议长沈钧儒及马叙伦等人，推举立宪派前咨议局议长汤寿潜为都督。
11月5日，江苏的立宪派及绅商怂恿江苏巡抚程德全在省城苏州宣布独立，成立江苏革命军政府，程德全自任都督。
同日安徽同盟会会员吴旸谷等率标炮营等也在当日起义，并向省城安庆进攻。立宪派则劝说安徽巡抚朱家宝独立，11月8日，咨议局出面宣布独立，推举朱家宝为都督，王天培为副都督。
11月6日，广西咨议局在省城桂林作出决定，与清政府脱离关系，宣布广西独立，原清朝巡抚沈秉堃担任都督，几天后清军提督陆荣廷发动兵变夺取了都督之位。
11月9日，福建同盟会会员郑祖荫、彭寿松、许崇智、新军第十镇统制孙道仁率领所部在福州起义，向清军发起进攻，清总督松寿自杀，11月11日，福建宣告光复，福建军政府成立，推举孙道仁为都督。
10月底，广东同盟会会员陈炯明，邓铿和彭瑞海等人在广东化州、南海、顺德、三水等地组织民军起义。11月8日 在胡汉民的劝说下，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和新军第二十五镇统制龙济光同意反正，民军声势浩大，两广总督张鸣岐被迫召集各界代表在咨议局讨论广东独立问题，决定次日宣布广东独立。11月9日，陈炯明率部光复惠州，同日，广东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举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
11月12日山东烟台同盟会栾钟尧、宫锡德等“十八豪杰”同盟会会员发动起义，占领烟台海防营，烟台道台徐世光闻变携家眷逃到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梅尔公馆寻求保护。“十八豪杰”立即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宣布烟台独立，成立山东军政府。
11月13日，在山东革命党人丁惟汾的劝说和新军第五镇统制部分贾宾卿等中下级军官的胁迫下，山东巡抚孙宝琦同意山东独立，推举孙宝琦为都督。11月24日，孙宝琦又取消独立。
11月17日宁夏同盟会支会发动宁夏会党起义，23日在银川成立支那宁夏革命军政府。
11月21日，广安州组成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
11月22日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决定独立并派出蒲殿俊等11人与四川总督赵尔丰的代表在在成都圜通银行进行谈判，27日四川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赵尔丰发表宣示四川自治文告，将权力交给新政府。立宪党人蒲殿俊担任都督，赵尔丰的嫡系部将朱庆澜任副都督。27日，进入四川的鄂军在资中反正，杀死前来上任代理四川总督的端方。
清军向革命军投降11月8日，在同盟会会员策划和支持下，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于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关宣布起义。徐绍桢与上海都督陈其美及苏浙起义军将领商定组建联军会攻南京，徐绍桢任总司令。11月11日，联军司令部在镇江成立。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总司令徐绍桢的统一指挥下，联军相继攻占乌龙山、幕府山、雨花台、天保城等据点。后黄兴赶来加入指挥。12月2日一举攻占南京城（见苏浙联军攻克南京之战）。至此，长江以南全部为革命军据有。
11月中旬，进攻武昌的清海军反正。海军提督萨镇冰，与黎元洪是师生，海军参谋汤芗铭与汤化龙是昆仲，被劝反正。11月中旬，各舰自武昌下驶九江，归附革命军。
12月2日，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斡旋，武汉革命军与清军达成停战协议。
12月22日，河南开封同盟会会员张钟端领导的河南仁义会起义行动被破获，次日张钟端被杀害。
成立南京临时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一次内阁会议11月1日，清政府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海外华侨，留学生和国内舆论界认为“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主张争取袁世凯反正，推举其为第一任大总统。11月9日，黄兴致函袁世凯，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主张给袁世凯“一个民选的总统”，避免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悲剧。11月16日，孙中山在巴黎也致电国民军政府，表示同意举袁世凯为总统。
1911年11月，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和以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为代表的上海集团，同时展开了筹组中央政府的活动。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向独立各省发出通电，要求各省速派代表到武昌开会，商组中央政府事宜。11月11日，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等三省军政府都督电邀各省派代表到上海开会。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举行，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代表参加。武昌集团坚持会议要移到武昌召开。由于武昌最先发动起义，多省代表已抵达武汉，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人也在武汉。最后，上海集团让步，议决各省代表赴武汉，定于30日在汉口召开会议，商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但每省在上海仍须留1名代表作为通信联络机关。
11月21日，各省代表陆续到达武昌。此时恰值清军攻陷汉阳，武昌危急。各省代表于11月30日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十四省代表二十四人，推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议决临时政府成立以前，由鄂军政府代中央军政府职权，鄂军都督代中央军政府大都督。12月2日，决定先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组织大纲起草员。并做出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共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定。12月3日，会议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分三章共二十一条，并即日由全体省代表签名宣布。同时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确定临时政府为总统制共和政府。各省代表于七天内齐集南京，如有十省以上代表到达，即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
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却召集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马良、王照、欧阳振声、居正、陶凤集、吴景濂、刘兴甲、赵学臣、朱福诜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举行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章炳麟、赵凤昌、章驾时、蔡元培、王一亭、黄中央、顾忠琛、彭锡范。大会以投票的方式，议决公电孙中山归国主持大政，推举黄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由大元帅主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决黄兴对于大元帅一职再三推辞，黎元洪却不愿屈居黄兴之下，表示反对，17日改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在讨论国旗时，湖北代表提议用十八星旗，福建代表提议用青天白日旗，江浙方面提议用五色旗为国旗象征五族共和，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最后形成了以五色旗为国旗、铁血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的折衷方案。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12月11日，上海和汉口两地的17省代表来到南京，继续商讨建立中央政府。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总统，此时各代表分成支持在湖北首功的黎元洪以及黄兴两派，相持不下。12月15日，代表获悉袁世凯赞成共和，决定暂缓选举临时总统，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
12月25日，孙中山从法国马赛回国抵达上海。孙中山由于有着比较高的威望，受到许多革命团体的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立宪派和旧势力也认为孙中山是在争取袁世凯反正之前的总统人选。12月28日，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临时大总统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选出。参加选举的有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孙中山获得十七张有效票的十六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时合影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月2日，孙中山通告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年，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1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推选黎元洪任临时副总统，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临时政府各部总长、次长名单，正式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下设十个部，陆军部总长黄兴兼任参谋本部总长，海军部总长黄钟瑛，外交部总长王宠惠，司法部总长伍廷芳，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内务部总长程德全，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实业部总长张謇及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此外，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法制局长宋教仁，印铸局长黄复生。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纲领，以南京为临时首都，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1月28日各省代表会议成立临时参议院，各省代表会为任参议员，推林森、陈陶遗任正副议长。
朝廷反应与南北议和
任内阁总理大臣时的袁世凯- 主条目：南北议和
10月14日，经奕劻、徐世昌、那桐保举，监国摄政王醇亲王载沣任命两年前被罢黜，现在彰德养病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托病不就。10月22日湖南独立。10月23日江西九江独立。10月27日任命袁为钦差大臣，统率北洋军向武汉进攻。袁督师到鄂，驻节孝感萧家港。10月29日山西独立。同日新军第二十镇在直隶境内发动滦州兵谏，提出解散皇族内阁等《十二条政纲》。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称病上奏辞职。11月1日，摄政王载沣被迫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组阁。11月2日，在攻下汉口之后，便按兵不动，开始暗中与南方议和。11月3日清政府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11月6日，宣统帝下罪己诏，释放革命党刺客汪精卫、黄复生。11月13日，袁世凯带卫队抵京任内阁总理大臣。11月16日，组成袁世凯内阁。12月6日，袁世凯迫使醇亲王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位，退归府邸。12月16日，调冯国璋来接替禁卫军总统，解除良弼禁卫军第一协协统职，调禁卫军炮队支援围剿山西革命军，分散禁卫军力量，又用准备出征的名义把禁卫军调出城外，派段芝贵另编拱卫军，驻扎城里。北京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到12月18日南北议和谈判开始之前，当时关内18省都发生过武装起义，其中湖北、湖南、陕西、江西、云南、江苏（含上海）、贵州、浙江、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共十三省宣布独立，只有直隶、河南、甘肃、山西、山东五省在袁世凯控制下之外，其中山西、山东、甘肃境内宁夏地区都曾宣布独立，后被袁军控制。
11月26日，袁世凯通过英国公使朱迩典爵士（Sir John Newell Jordan ，1852-1925）及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1870-1939）向军政府和各省代表提出议和三条件：停战，清帝退位，选袁世凯为总统。12月1日，南北双方签订了《武汉地区停战协定》，武汉地区于12月3日上午8时至12月6日上午8时停火三天。12月3日，武汉地区停火，进行休战谈判。
12月8日，袁世凯派唐绍仪为总理内阁大臣的全权代表，12月9日，唐绍仪等离京赴武汉与黎元洪或其代表商谈大局。同日，各省代表正式推举伍廷芳为民军议和全权总代表。12月11日，唐绍仪抵汉口，第二天过江到武昌会晤黎元洪，被告之，要他到上海谈判。原来，伍廷芳受张謇、赵凤昌等人劝阻，托英驻沪总领事请朱迩典爵士向袁世凯说项，令唐赴沪议和。于是，袁世凯12月13日电令唐绍仪“赴沪讨论”。
12月18日，在上海南京路工部局市政厅，南北议和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除南北议和代表外，还有英、日、美、德、法、俄6国驻沪总领事及外商代表李德立。后来达成协议，袁世凯支持逼清廷退位，换取南方各省支持袁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为了防止新生的共和政体遭到内战或外国军队可能的入侵而夭折，孙中山同意袁世凯提出的把中国统一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之下的要求。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11日、17日、19日，南京临时政府接连三次要求列强承认，均无一字答复。1月2日，袁得知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撤销唐绍仪和谈代表的资格。
清帝退位
1月12日王公会议，奕劻主依优待条件交出政权，载泽、载洵、善耆及恭亲王溥伟反对，决组宗社党与南方对抗。
1月16日，袁世凯在下朝的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同盟会京津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幸免遇难。17日袁派人向革命党人表示效忠革命，希望革命党人不要再对其进行暗杀活动。[来源请求]
1月20日，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正式提出清帝退位优待条件。
1月22日，孙中山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自积即行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后，便加紧了逼宫的进程。袁世凯以利害游说和买通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并以金钱贿赂隆裕太后身边受宠的太监张兰德（人称小德张），威吓隆裕太后，大势已去，如果革命军杀到北京，则皇室生命难保，而同意让位，则可有优待条件。
1月22日，英国公使朱尔典会同法、俄、日公使声明赞成清室退位。美国不愿干涉内政，不曾参加。
1月25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将领47人联名致电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军已答应对清朝皇室、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的优待条件，陈情“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要求“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1月26日强硬派宗社党首领良弼在住宅门口被革命党刺客彭家珍炸成重伤，三天后死亡。善耆、溥伟分逃大连、青岛。
1月29日，召开清廷御前会议，会上决定推诿，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
退位诏书2月10日，南京参议院通过清室退位《优待条例》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优待条例包括：
- 一，大清皇帝尊号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
- 二，民国每年拨四百万元供皇帝支出。
- 三，皇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
- 四，清王室的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并由民国派兵保护。
- 五，德宗（即光绪）崇陵所有产用经费由民国支出。
- 六，宫内执事之人，继续留用，唯不得招阉人。
- 七，皇室私有财产，由民国派兵保护。
- 八，禁军编入民国陆军。
除清室退位优待条例外，还有对清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七条。
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溥仪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退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退位诏书》由张謇起草，并由临时参议院通过，但其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为袁世凯手下所添加。至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并被中华民国取代与继承。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也宣告灭亡。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在北京外交部迎宾馆内就任临时大总统宣统退位后，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提出辞呈，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和设都南京。袁世凯以北京兵变为由，迁都北京。3月8日临时参议院又通过《临时约法》。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武昌起义之后，在中国有重大利益的外国列强保持了观望态度，并试图从北京政权或武昌政权中寻找到最能符合各方利益的一派来支持。直到此时，各强国才开始陆续承认中华民国。
从此至1928年间称为“北洋时期”，该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也称为“北洋政府”。
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弑身亡，袁世凯被认为是背后策动暗杀者。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但被袁击败。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经国会选举，正式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袁就职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断绝了一些革命党人分省独立的企图。同时袁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
但是袁世凯1915年废共和称帝，遭到反对，引发护国战争，旋即宣布取消帝制。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时期。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孙中山则在广州多次组织护法政府（即“三次革命”)，中国出现南北分治局面。
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民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由新华社湖北分社、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合办，中南文化产业孵化中心、湖北省公共关系协会协办，武汉天下为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精心打造的"辛亥革命网"是全球唯一一家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大型公益性门户网站，它运用现代网络的宣传形式，建造一个开放式的窗口，协助政府宣传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地位；搭建一座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推向世界的桥梁，向全球华人提供一个了解辛亥革命历史、弘扬辛亥革命精神的平台，同时在辛亥首义之处宣传湖北·武汉，认识湖北·武汉，向世人展示湖北·武汉辛亥革命100周年以来的建设新貌，开创湖北·武汉文化的新局面；为广大科研人员多角度开展辛亥革命研究提供一个权威的资料库；为辛亥革命百年纪念隆重献礼，谱写光辉一页。
引?"将努力弘扬"敢为天下先"的辛亥首义精神，传播"善为天下先"的科学创新理念，为湖北·武汉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做出贡献。网站由八大内容栏目和九大功能板块组成，全方位、多视角，真实地展现"辛亥革命"的历史人物、事迹、旧址、遗迹、文物、文化和民俗等。网站同时还提供多终端、多形式的分享、交流、沟通方式，权威的内容报道，精彩的互动平台。
戊戌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巨大的历史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戊戌变法运动充分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朝气,表达了这以新型阶级的政治追求.他们在国难当头,瓜分危机迫在眉睫的关头挺身而出,单枪匹马的掀起了变法图存,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救国运动,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民族的意志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亦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觉醒.
第二,变法维新运动积极提倡资产阶级新学,努力追求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传播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科学文化,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唤起了近代民族意识,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也促进了 资产阶级革命的早日到来.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次变革社会制度的伟大革命。这次革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2.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廷的腐朽统治，对外国资本主义侵华势力给以沉重打击。
3.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新的推动力。民国成立后，国内掀起兴办企业的热潮，短短几年内，资本主义经济实力迅速增长。
4.辛亥革命使人们的精神和思想获得空前的解放，民主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打破了政治舞台上沉闷的局面,共和国的建立激发了人们的参政意识,参政热情,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5.辛亥革命是在20世纪初年半殖民地国家爆发的革命运动，它打乱了殖民主义在亚洲的统治秩序，对于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6,资产阶级革命派把爱国,革命,共和的思想相结合,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同时,也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专家：辛亥革命在根本意义上并未成功
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广州市社科联与孙中山基金会合办“辛亥革命中的偶然与必然”论坛文/ 记者 薛世君 整理
图/记者 莫伟浓 摄
广州开启近代民主革命的先河
石安海（广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孙中山基金会理事长）
有人说辛亥革命就是武昌起义，另一种说法是武昌起义推翻了满清王朝，这些说法有其合理性，但又绝非仅此而已。在武昌起义之前，广东人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致力于推翻满清王朝，奔走呼号，前后领导或引领了11次武装革命，大部分发生在广东。只要走一走广州先烈路,大家就可以看到,从区庄立交一直到沙河,马路两边几乎都是民主革命先贤们的安葬之地,最集中的就是黄花岗。所以说，广州开启近代民主革命的先河，是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
辛亥革命既有成功也有失败
张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我们既要看到辛亥革命的必然，也应该看到其偶然性。为什么武昌起义全国响应，黄花岗起义就其影响来说是所有辛亥前起义中影响最大的，反而没有这样的结果呢？这就是偶然性的作用。
辛亥革命之前，农民战争失败了，维新运动也失败了。因此历史需要开创民主革命的道路，推翻清朝政府，颠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开拓中国历史的新时代。所以孙中山带领革命民主派，建立革命团体，都是历史的必然。
1895年广州起义是第一枪
关于辛亥革命，现在有一个争论——谁打响了第一枪？有人说是武汉，有人说是广州。我的看法是：如果把辛亥革命看成一个历史过程，从1894年到1922年，辛亥前是创建共和，辛亥后是捍卫共和，作为一个30多年的长期历史过程来看，第一枪毫无疑问是广州打的。第一枪不是辛亥年打的，而是乙未年打的。
1894年11月兴中会成立，1895年9月9日孙中山就策划了广州起义，但因为消息泄露而失败。这个第一枪虽然打得不够响亮，但是它比辛亥革命早16年，这才是真正的第一枪。我不是讲辛亥年具体那四个月的“辛亥革命”，而是说，辛亥革命是一个历史过程，不能只看那四个月。
广东作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有各种历史的偶然和必然因素，第一枪就是在广东打的。这一枪，按照毛泽东的解释，是孙中山革命战争事业的开始。
广州迈出走向共和第一步
在我看来，这一枪也是走向共和的第一步，走向共和不是从洋务运动开始，也不是从晚清新政开始。
辛亥年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分别是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黄花岗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把革命形势推到了极致，随后，保路运动爆发，老百姓对清政府反感到极点，恰好武汉空虚，武昌起义爆发。
可以说，黄花岗起义是序幕，保路运动是导火线。随后，武汉首义的枪声响了，引起全国范围内的革命火焰，两个月后，二分之一的省份独立。第二年，建立共和制，推翻了清朝。孙中山称赞黄花岗起义是“碧血横飞，浩气四塞”，将其作为序幕和武昌起义比较时，结论是两个字——“齐寿”，也就是说都是永恒的。
辛亥革命到底有没有胜利？
辛亥革命到底有没有胜利？我认为既胜利了也失败了。说胜利是因为：第一，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制，这是极重要的政治变革，是世界性的变化。第二，意识形态有了一次启蒙和解放，用民主主义启专制主义之蒙。辛亥革命之后，人们认为可以不要皇帝，通过鲁迅的小说《药》、《阿Q正传》、《风波》，可以看到辛亥革命在农村和小城镇的影响。第三，推动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割除了很多陋习，废除跪拜等。第四，为后来的进步斗争开拓了道路，打开了进步的闸门。
虽然辛亥革命是伟大的、划时代的，共和思想由此深入人心，中国由此进入了近代，但是我认为，辛亥革命在根本意义上并未成功，因为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也没有改变人民无权和贫困的状态。
辛亥革命打开了时代进步的闸门
周兴樑（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辛亥革命对中国民主革命和近代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作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奠基石的地位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和颂扬。我认为主要有三点：第一是结束了中国民主革命长达半个世纪的准备阶段，并以正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姿态开创了推倒封建专制，建立共和民国的新时代，成为中国旧民主革命的顶峰。第二是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闸门，推动了新民主革命的勃兴和发展，以及整个历史的前进。第三是其宝贵的经验教训，一直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力借鉴和思想材料，为日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也是深刻的启蒙运动
黄明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震撼中外的政治运动，而且是一次深刻的启蒙运动，它对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起着关键性的推进作用。在辛亥革命之后，在新的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与捍卫的进程中，中国同时发生了经济、文化各领域的变化，中国渐渐步出“中世纪”，而走向现代文明。不仅有经济上的实业建设、农业近代化，以及教育体制改革和设立学校等，在民俗方面，如陋习的涤荡、旧礼仪渐被新礼仪所代替、新服饰逐渐风靡等方面，也格外突出。比如说剪辫，裹足等陋习被废除，禁鸦片、禁止买卖人口，改变了社会风气。废除了跪拜礼。服饰上，男士穿西装、女士穿旗袍渐成时尚。
社会风俗的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的急速转型，是辛亥革命深维度的、长远的历史意义所在，即在于把传统的中国社会推向现代文明。
孙中山革命活动发轫于广州
李穗梅（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馆长）
孙中山一生奔波世界各地，但我们考察其早年的学习、成长，青年的武装起义，晚年的征战和建设，几乎都不能忽视广州。以辛亥革命为界，在此之前，孙中山视广州为革命的策源地，武装起义的酝酿和发生，主要以此地为重心。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尤其在1917年之后，孙中山主要视广州为建设之根据地。
孙中山从1917年至其去世，先后在广州三度建立政权，这也是他一生革命事业中，仅有的一个掌握一定力量、实践其三民主义理想的时期。广州，这个孙中山一生革命事业的发轫之处，也成了他的最后经营之所。孙中山任职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期间，筹组了广州市政公所，负责广州市政建设，而这是中国近代市政制度的开始。《建国方略》是孙中山建设广州的思想遗产。
孙中山在广州革命活动的旧址和遗迹至今仍保留了40多处，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瑰宝。比如，南华医学堂旧址、东西药局遗址、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黄花岗起义烈士墓、广东咨议局旧址等。
出席本次论坛的还有广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顾涧清及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李婉芬。
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题解：梁启超先生是辛亥革命前“保皇改良”派的第二号人物。他在坚持保皇改良和反对国民革命上所起的作用，较之康有为更大。但是，他一生能够时时做到“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是故，辛亥之后，他非但能够对反袁复辟的护国运动殊有贡献，而且在国民革命和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之际，由衷地赞扬辛亥革命，坚定地维护中华民国，从而奠定了自己先贤的历史地位。这对于今天的人士，是否可以为历史之一鉴？
辛亥革命之意义
梁启超
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
〔编者按：梁启超先生是辛亥革命前“保皇改良”派的第二号人物。他在坚持保皇
改良和反对国民革命上所起的作用，较之康有为更大。但是，他一生能够时时做到
“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是故，辛亥之后，他非但能够对反袁复辟的护国运动
殊有贡献，而且在国民革命和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之际，由衷地赞扬辛亥革命，坚
定地维护中华民国，从而奠定了自己先贤的历史地位。这对于今天的“保共改良”
派人士，是否可以为历史之一鉴？〕
我想中国历史上有意义的革命，只有三回：第一回是周朝的革命，打破黄帝、
尧舜以来部落政治的局面；第二回是汉朝的革命，打破三代以来贵族政治的局面；
第三回就是我们今天所纪念的辛亥革命了。
辛亥革命有什么意义呢？简单说：一面是现代中国人自觉的结果。一面是将来
中国人自发的结果。
自觉，觉些什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情。第
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件叫民族精神的自觉，第二件叫
做民主精神的自觉。这两种精神，原是中国人所固有；到最近二、三十年间，受了
国外环境和学说的影响，于是多年潜在的本能忽然爆发，便把这回绝大的自觉产生
出来。
如今请先说头一件的精神。原来一个国家被外来民族征服，也是从前历史上常
有之事，因为凡文化较高的民族，一定是安土重迁，流于糜弱，碰着外来游牧骠悍
的民族，很容易被它蹂躏。所以二三千年来世界各文明国，没有那一国不经过这个
苦头。但结果这民族站得住、站不住，就要看民族自觉心的强弱如何。所谓自觉心
，最要紧的是觉得自己是“整个的国民”，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例如犹太人
，是整个却不是国民；罗马人是国民却不是整个；印度人既不是国民更不是整个了
。所以这些国家从前虽然文化灿烂，一旦被外族征服，便很难爬得转来。讲到我们
中国，这种苦头，真算吃得够受了。自五胡乱华以来，跟着什么北魏呢，北齐呢，
辽呢，金呢，把我们文化发祥的中原闹得稀烂。后来蒙古、满州，更了不得，整个
的中国，完全被他吞没了。虽然如此，我们到底把他们撵了出去。四五千年前祖宗
留下来的这份财产，毕竟还在咱们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放
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那里去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
是比我们晚了好几辈。我们好象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万难，
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万事都带几分幼稚。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我们自古以来
就有一种觉悟，觉得我们这一族人就象同胞兄弟一样，拿快利的刀也分不开；又觉
得我们这一族人，在人类全体中关系极大，把我们的文化维持扩大一分，就是人类
幸福扩大一分。这种观念，任凭别人说我们是保守也罢，说我们是骄傲也罢，总之
我们断乎不肯看轻了自己，确信我们是世界人类的优秀份子，不能屈服在别的民族
地底下。这便是我们几千年来能够自立的根本精神。民国成立前二百多年，不是满
州人做了皇帝吗？到了后来，面子上虽说中国人被满州人征服，骨子里已经是满州
人被中国人征服，因为满州渐渐同化到中国，他们早已失了一个民族的资格了。虽
然如此，我们对于异族统治的名义，也断断不能接受。这并不是争什么面子问题，
因为在这种名义底下，国民自立的精神总不免萎缩几分。所以晚明遗老象顾亭林、
黄梨洲、王船山、张苍水这一班人，把一种极深的观念传给了后辈，未尝断绝。到
甲午年和日本人打一仗打败了，我们觉得这并不是中国人打败，而是满州人拖累中
国打败的。恰好碰着欧洲也是民族主义最倡的时代，他们的学说给了我们极大的刺
激，所以多年来磅礴郁结的民族精神，尽情发露，排满革命，成为全国人信仰之中
坚。那性质不但是政治的，简直成为宗教了。
第二件再说那民主精神。咱们虽说是几千年的专制古国，但咱们向来不承认君
主是什么神权，什么天授。欧洲中世纪各国，都认君主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是君主
的所有物。咱们脑筋里头，却从来没有这种谬想。咱们所笃信的主义，就是孟子说
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拿一个铺子打比，人民是股东，皇帝是掌柜；
股东固然有时懒得管事，到他高兴管起事来，把那不妥当的掌柜撵开，却是认为天
经地义。还有一件，咱们向来最不喜欢征服扩张权力，干涉人民，咱们是要自己料
理自己的事。咱们虽然是最能容忍的国民，倘若政府侵犯咱们自由超过了某种限度
，咱们断不能容忍。咱们又是二千年来没有什么阶级制度，全国四万万人都是一般
的高，一般的大。一个乡下农民，只要他有本事，几年间做了当朝宰相，并不为奇
；宰相辞官回家去，还同小百姓一样，受七品知县的统治，法律上并不许有什么特
权。所以政治上自由、平等两大主义，算是我们中国人两千年来的公共信条。事实
上能得到什么程度，虽然各时代各有不同，至于这种信条，在国民心目中却是神圣
不可侵犯。我近来常常碰着些外国人，很疑惑我们没有民治主义的根底，如何能够
实行共和政体。我对他说，恐怕中国人民治主义的根底，只比欧洲人发达得早，并
没有比他们发达得迟；只有比他们打叠的深，并没比他们打叠得浅。我们本来是最
“德谟克拉西”的国民，到近来和外国交通，越发看真“德谟克拉西”的好处，自
然是对他的本性，起一种极大的冲动作用。回顾当时清末的政治，件件都是和我们
的信条相背，安得不一起动手端茶碗送客呢？
当光绪、宣统年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恐怕没有一个不算革命党。但
主义虽算不同，手段却又小小差异。一派注重种族革命，说是只要把满州人撵跑了
，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说是把民治机关建设起来，不愁满州人不
跑。两派人各自进行，表面上虽象是分歧，目的总是归着到一点。一面是同盟会的
人，暗杀呢，起事呢，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
的人，请愿呢，弹劾呢，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
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地起一种大联
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
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地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
头角峥嵘地诞生出来了。这是谁的功劳呢？可以说谁也没有功劳，可以说谁也有功
劳。老实说一句，这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起迸现的结果。现在咱们中华民国
，虽然不过是一个十岁小孩，但咱们却是千信万信，信得过他一定与天同寿。从今
以后，任凭他那一种异族，野蛮呢，文明呢，日本呢，欧美呢，独占呢，共管呢，
若再要来打那统治中国的坏主义，可断断乎做不到了。任凭什么人，尧舜呢，桀纣
呢，刘邦、李世民、朱元璋呢，王莽、朱温、袁世凯呢，若再要想做中国的皇帝，
可是海枯石烂不会有这种事了。这回革命，就象经过商周之间的革命，就象经过秦
汉之间的革命，不会推不倒贵族阶级的世界。所以从历史上看，是有空前绝大的意
义，和那红脸打倒黑脸的把戏，性质完全不同。诸君啊，我们年年双十节纪念，纪
念什么呢？就是纪念这个意义。为甚么要纪念这个意义？为要我们把两种自觉精神
越加发扬，越加普及，常常提醒，别要忘记。如其不然，把这双十节当作前清皇太
后万寿一般看待，白白放一天假，躲一天懒，难道我们的光阴就这样不值钱，可以
任意荒废吗？诸君想想啊！
辛亥革命，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国共风云人物都在干嘛？[
1911年，辛亥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满清的黑暗统治，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就快走过一百年了，影响后世的各位风云人物，当时都在做什么呢？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有袁世凯，孙中山，蒋志清，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他们当时都在干嘛呢？
袁世凯，当时还在河南养“足疾”，武昌起义后的11月16日，再度出山组织内阁，撑握满清实权，为推翻满清起了临门一脚的作用！是推翻满清的决定性力量！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孙中山，当时正在遥远的美利坚洗碗，对革命之事一无所知，数周后在地上捡了张报纸知道革命胜利了，兴奋地马上买船票回国抢夺“胜利果实”！
蒋志清，当时正在日本北海道野炮第十三联队实习，听说革命成功了，请了48小时假回到上海，参加陈其美恐怖集团，暗杀革命功臣抢夺胜利果实！
毛泽东，当时正在湖南，武昌起义成功，他马上去参加湖南新军加入革命，半年后，南北议和成功，中国重新统一，他“以为革命已经过去”，于是结束了在新军中的半年军旅生活，仍回学校念书！
朱德，1909年，朱德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由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在讲武堂中，朱德加入反清革命的同盟会。后参加了辛亥革命。
邓小平，1904年生，当时七岁，未加入革命。。。。
影响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国共领导人中，直接参加辛亥革命的只有朱德，毛泽东勉强算一个，炮党那一边，一个都没有。。。请问，炮党有啥脸纪念辛亥革命？
宋石男：辛亥革命遗产对今日政治社会仍不失启迪意义编者按：1911年10月10日，是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让历史选择了这个注脚。99载后的今天，百年倒计时已经开始。这百年内，我们的中国发生了什么？国民的精神孕育了怎样的改变？在即将踏入辛亥百年的门槛上，我们穿过历史的脉腾，透过人们的眼睛去回望、去思索、去寻找，辛亥革命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遗产，而我们今天又为了什么来隆重地纪念百年前那场运动。
为此，我们希望通过不同人的视角去看百年前的那场革命和百年来的中国。开篇第一章，我们看到的是“微流血”的辛亥革命留下的地方自治的遥响。
本文作者宋石男：笔名四一，自由撰稿人，知名blogger，现于高校任教。写作能力全面，尤长于短篇小说、文史考据及时政评论。其自述为：“左手写小说，右手搞历史，就是上帝要来跟我换个位子，我也要用笔打它的脑壳，说，老子不干”。
辛亥鼎革，今已百年。若说其最重要遗产，我认为一是“微流血”，二是地方自治。前者是革命的物理表现形式，后者是革命的至要推力。而此二者，对今日之政治社会，仍不失启迪意义。
辛亥革命也许是中国史上流血最少的一次革命，笼统而言，双方将士死亡总数仅数万人，即以其中规模最大、烈度最强的阳夏之战而言，民军阵亡将士也不过4000余人。此外，平民因辛亥革命丧生之人数，也较历代革命远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辛亥革命为何“微流血”？美国人石约翰对此解释说：“清王朝最后10年最显著的特征便是社会各阶层以至实际上每一政治派别都不再支持现状。同时，士大夫与民众反抗继续靠拢，结为一体。最重要的是，造反与革命此前主要得到的只是劳动人民的支持，现在又得到社会上层前所未有的支持。10年政治酝酿的高潮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许多方面它是精英政治的产物，但得到广泛的支持，它的突出特点也许就是表现为惊人的不流血的事件。”
在“微流血”中完成的辛亥革命，其主要推动势力并非传统型的叛军或异族军队，而是蓄积于民间的各省之力。日本人沟口雄三将之称作“无中央的革命”，且有精辟论说，可惜在此基础上导出的结论却令人瞠目结舌：“辛亥革命只能是现代化之反动。若从1920年代以降的反封建、反殖民地之革命课题观之，辛亥革命与1949年的建国革命相比，则只能是不彻底的革命”。
在我看来，辛亥革命的“无中央的革命”性质，恰恰是它留给我们宝贵的遗产之一。所谓“无中央的革命”，也即各省以独立形态代衰落清王朝而起，而各省之所以能纷纷独立，又缘于其各自成熟的“一省之力”。
按照沟口雄三的说法，终结王朝体制的“一省”，系指明末尚在县范围内的“乡里空间”，迨至清末扩充至省的范围，由此民间自治空间领域得以扩大，并形成以省为单位的代替王朝体制的新体制框架。终结王朝体制的“之力”，则包括其源头可追溯于湘军时代的地方武装力量；实行乡治的地方行政力量；建立在士绅及宗族乃至帮会势力之上的地方社会力量；以及以商业行会为纽带的地方经济力量等等。几相叠加，遂形成民间的综合性力量。
1909年1月开始，清廷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等一系列章程，可视为当时执政方对地方自治大潮的妥协，从中可看出在自治问题上执政者的容忍程度，也可看到中央与地方的攻防界线。
1911年，起于铁道国有化的保路运动终于勃发辛亥革命。当年5月，清政府为将民营的川汉线与粤汉线收归国有，沿线的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各省的铁路公司被强制接收，以便将铁道抵押清廷的对外贷款。这是中央对地方的一次傲慢冒犯，而有强烈的地方自治意识及实践的各省立即起来反对，外加一系列偶然因素的作用，10月武昌军队起义，11月下旬全国24省中有14省脱离清朝独立。至1912年1月，清朝气数已尽，孤儿寡母只能任袁世凯上下其手，最终宣统逊位。现在看来，铁道在地理上贯通各省，在经济上汇聚各省利益，最后也联合各省之力，由保路运动而致辛亥革命，这看上去偶然，其实却藏着不得不如此的必然。
遗憾的是，地方自治在辛亥革命后竟走向地方割据，其中有复杂深刻之因，非本文可展开。
以今日眼光看，实行地方自治是实行直接民权的最好保障之一。学者喻希来有《中国地方自治论》，以为中国未来全面实行地方自治制度，应以地方自治原则入宪、制定《地方自治法》和采纳司法审查制度等，为中央与地方的规范化分权提供多方保障，同时实现地方自治体与社区自治体的事权划分。学者吴国光提出“县政中国”构想，学者陈子明则喊出“州政中国”的口号。这些带着民国气息的论说，在某种意义上或可视为辛亥革命遗产在今日的遥响。
许倬云：回望辛亥百年，文化革新亟待开始许倬云：历史学家，有“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之称。江苏无锡人，1949年赴台，毕业于台大历史系，后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文学科博士学位。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夏威夷大学讲座教授、杜克大学讲座教授、匹兹堡大学史学系退休名誉教授等职。
采访人：陈书娣
被称为中国台湾历史学界耆宿的许倬云，有“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之称。凤凰网找到正在美国讲学的他，在与凤凰网探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他提出要“整理一套自己的关于辛亥革命的系统理论。”
他说，儒家文化与皇朝实力、清末变法的崩溃是辛亥革命的大背景，“辛亥革命只是一颗大树在完全蛀空的时候，风吹草动都会将大树吹倒。”
关于孙中山，许倬云说，孙中山“无论在文化上，或是社会上，他都是一个边缘人，离精英和核心都很遥远”。也因此，“孙中山先生没有任何包袱，可以提出革命的理论，而且一生不断的修改自己的革命理论。”
但是，许倬云认为三民主义中忽视了农村的重要性，生于江苏无锡长于台湾学于美国的许倬云，自然而然地拿台湾农业来举例，他说，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农村正在被工业占有，“海峡两岸都有都市过度发展的臃肿病，也都逐渐呈现农业用地的不足，最后会导致粮食的不足，在全世界都粮食不够的时候，中国人到何处买粮？”
许倬云由辛亥革命本身引申到了对现代农业以及文化的回归思考。他说，在多元的变化世界中，过去坚持的一些价值观今天已经逐渐衰微，“我们必须要依靠以”人类“和”人“本身，作为建构起点的普世价值观念。”关于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许倬云与历史学家章开沅有着共同理念，他说，“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是以人的'心''性'，为基础的文化体系。我们已经经过了两次政治革命，但是，文化的革新，可以说还没有开始。也许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承担的重要任务。”，最后，许倬云强调说，纪念辛亥只是一个回顾，整顿自己才是开拓未来的重要契机。
辛亥革命大背景是清朝被蛀空、变法不畅
我们必须要先考虑到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有这么一场大革命的背景，终结了几千年的帝制，也同样终结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法国大革命，终结了欧洲的封建制度，也终结了教会神学的独占文化，法国大革命的背景是在封建制度本身无法应付兴起的社会经济，宗教革命也已经将神学的独霸切断了。
回顾中国几千年发展，儒家文化从汉代发展到相当完整的地步，一路走来也吸收了佛教和中亚一些其他宗教的因素，构成一个庞大复杂的思想体系，也影响到中国人几千年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到了宋代，理学出现，订下了一套相当固定的规格，再加上儒家知识份子被科举制度和文官制度的影响，和皇权的庇护，结合为一个互相依靠的共同体，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系统，实际是走向了僵化。明代晚期，阳明之学兴起，要回到个人自己的心性，争回个人的自主权，但是，清代的考证之学，又将义理的探讨搁在一边，儒学终究失去了活力。
另一方面，清人入关，以武力征服了中国，中国的统治结构，有主奴之分，莫此为甚。清代的统治机构，在康熙时代，国土极度扩张，也极度的消耗了满清的实力。乾隆号称极盛，实际上是强弩之末。文官制度，也已经败坏。中国的经济，在明代曾经因为大洋航道的开通，吸纳了大量新大陆的财富，但是，经过清代的大量耗费，而生产方式又没有改变，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长期出口的顺差已经转成逆差。因此，清代国力，到嘉道以后不断的走下坡路，经不起鸦片战争以后一连串的失败。无论从文化的活力和皇朝的实力，中国都已经走到疲惫衰退的情况，已经躲不开最后的崩溃。清朝像一颗大树，完全被蛀空了，辛亥革命的风吹草动就将这颗大树吹倒了。
清末的变法，一直走不顺畅，起头是不愿变，后来是打了折扣的变，最后只是想模仿日本明治维新的变，从头到尾，没有人讨论过中国种种特殊的情况，该如何的变。从满清本身的统治阶层和科举制度出身的文化精英，我们都看不见有能够真正规划变法，贯彻君主立宪的领导者。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以及八国联军以后东南督抚，都拘于儒家的君臣名分，都不敢出头敦促朝廷变法。以致于最后，武昌城内的新军，仓促起义，竟终结了几千年的皇权。
孙中山在革命中有独特地位
孙中山先生在整个革命运动中，确实有其独特的地位。无论在文化上，或是社会上，他都是一个边缘人，离精英和核心都很遥远。也因此，孙中山先生没有任何包袱，可以提出革命的理论，而且一生不断的修改自己的革命理论。
他最初是简单的种族革命，驱逐鞑虏，后来又加上“平均地权”，加上一些经济革命的诉求。他想动员的会党力量，其实是华南沿海以农村为基地，延伸了海外华侨社区的民间组织。十次革命，都只是在沿海小地方，做一些小规模的尝试。如果一直这么做，这些微弱的力量撼动不了满清的皇朝。
武昌起义的新军，是黄兴领导的华兴会渗透，而武汉又是长江中游枢纽之地，才能一举成功。长江流域的会党，是以城市和交通路线上的“底”“边”群众作为基础的团体，华兴会的群众性格和华南和海外的洪门相比，是属于城市而不是农村的。
1930年后中国知识分子才接续辛亥革命后续动作
辛亥以后，东南各省立刻响应，带头的都是各省刚成立的议会领袖，这些人其实就是东南各地的地方士绅，东南沿海的城市文化对他们已有重大影响，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也已经逐渐转移到城市之中.可是，他们并没有掌握军事力量，而且他们一直寄望于立宪，在革命的阵容中，他们至多只是配角而已。
袁世凯领导的北洋政权，是以武装力量维护了前朝的既得利益阶层，从清朝晚年的捐官之风，和“官督商办”的制度，许多旧日社会上层掌握的资源，转变成新的政治权力和财富，在皇朝的废墟上，主宰了中国的命运。
辛亥革命之后，二三十年内，中国基本上只在缓慢的走向现代。要等到1930年以后，一些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新兴城市里面的中产阶级，逐渐成长为中国的主导阶层，中国才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北伐以后新政权的建设。在那段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不断的辩论中国该走的方向和发展的模式，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等等理论，都是大家讨论的课题。这一段时候才是直接接续辛亥革命的后续动作。
南京政府完全忽视农村特色与需求
从有了新兴的城市以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工作，实际上是以城市文化为基础，也以城市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制度，推动现代经济，逐渐组合为以个人为基础的现代社会。
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偏安时期，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理论。“三民主义”是以美国的民主政治模式，加上社会主义的理想，和民族主义的坚持，合为一体，又配上中国传统文官制度的考试，与谏官制度的监察权，作为新政权的结构理论。
在南京中央政府，是依仗城市知识分子和城市经济为基础的政权。这一个政府，最严重的缺陷，是以西方的模式，完全忽略农村的特色和需求。因此，那十年的工作，农村是抛在后面，统治者疏离了农村，农村的建设极为有限，城乡的距离几乎一面倒的疏远。
1949是1911的承继及辩证发展
八年抗战，中国民穷财尽，疲惫不堪，再加上五年内战，战时毁损的城市文化，重创之余，终于被游击战之中茁壮的农村文化打败了。
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另外一个方向发展，由将近三十年，是以农村文化为主力，改造中国的社会和经济。
从长远历史来看，1911年和1949年两次革命，是一种辩证式的历史发展，正反合的三段论，是不是能在最后提升？确实要看目前和往后二三十年的变化，也看我们自己的努力。我盼望1949年和1911年不是断裂，而是延续，即使是摆动的延续，也要在摆动中获得经验，吸取教训，寻求一步步的提升。
辛亥革命在三地有不同的意义
至于说到辛亥革命在两岸不同的解释，在大陆，辛亥只是一个历史事件，孙中山只是革命的先行者。在台湾，国民政府是南京时代的延续，辛亥的开国，在台湾的观点看，并没有终结，孙中山的理想，还有待实现。辛亥革命在台湾本身的历史上，又是一个不同的意义。1911年，台湾已经属于日本，然而在台湾的有志之士，故国的革命对于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还是重大的事件。
1949年到今天，台湾的发展也已经有60年了，“三民主义”的理想还并没有在台湾实现。在中国分裂的情况下，民族主义怎么办？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下，台湾的社会福利政策，还离理想很远。在族群冲突的僵局下，民权主义躲不开民粹的干扰，常常沦为争权夺利的闹剧。不过，台湾的城乡距离确实已经缩短，台湾全岛几乎是一个大的都会区；可是，农村终究还是吃了亏。
在大陆，三十年来的建设和发展，又一次，城市在吞灭农村，现在农村的劳力一批批的流入城市，农村的土地一块块的被工业占有，农村也在消失中。台湾和大陆两个发展的例证，看来都没有城乡正反的合，而是牺牲了农村的一面倒。海峡两岸都有都市过度发展的臃肿病，也都逐渐呈现农业用地的不足，最后会导致粮食的不足，在全世界都粮食不够的时候，中国人再到何处买粮？当全国都是水泥地的时候，我们可以呼吸的绿色空间在哪里？
整顿自己才是开拓未来的重要契机
前面说过，满清晚年，中国文化已经进入僵化状态，这一弊病使得最近一百年的中国人，只知道模仿：模仿日本，模仿欧洲，模仿美国，模仿苏联……最近三十年来确实中国经济有极大的进步，可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的工业和建设有多少是自己的创新？
我们种种政策有多少是针对实际的情况，认真的设计，而不是学这个学那个？今天大多数人，既不知道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也不知道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大家只是一天天过日子，能赚钱就好。长此以往，我们不就回到原始野蛮人的境界了吗？辛亥革命是一个政治革命，五四以后对新文化的向往，一直是摸摸索索，以模仿为主，而不自己用心。
今天的世界，正面临同样的危机，西方文化从宗教革命到启蒙运动以后，建构的现代文明，正在逐渐衰败，其主要的问题也是在多元的和变化的世界，过去坚持的一些价值观念，今天已经逐渐衰微。正在到临的科技文明和全球化的世界，我们必须要依靠以“人类”和“人”本身，作为建构起点的普世价值观念。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是以人的“心”“性”，为基础的文化体系。我们已经经过了两次政治革命，但是，文化的革新，可以说还没有开始。也许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承担的重要任务。纪念辛亥只是一个回顾，整顿自己才是开拓未来的重要契机。
章开沅：辛亥革命需探索上下三百年章开沅：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辛亥革命研究院的创始人和领导者。1985年8月-1991年3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现任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采访人：陈书娣
"我很惭愧"，在谈到辛亥革命后100年国民心态的变化时，历史学家章开沅说。
86岁的章开沅声音年轻。但当展开辛亥革命"上下三百年"的叙述时，章开沅便成为意料之中的章开沅。他对孙中山的倾慕显然超出于一个历史学家的理性范畴，他说，"我尊敬孙中山。"
但章开沅的感性，又远让于历史本身的严谨。在大陆、台湾、欧美对辛亥革命认识的三种观念交锋中，章开沅倾向于这样的认识："资产阶级革命的源流不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我们认为资产阶级学者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就有。辛亥革命的最后归宿是立宪派。"他说，我的研究仅限于研究，绝不受控于政治。"于是我受到攻击。"
章开沅执掌六年华师大，创办辛亥革命研究会，90年代赴香港及美国研究近现代史……岁月荏苒，像章开沅这类历史学家，他们用生命丈量中国历史形态与世界千种变幻，他们的一生亦是一部共和国奋斗史。所以，章开沅说，"我要探索的绝非辛亥革命本身，还包括对辛亥革命所做的研究，以及研究它的那些人。"因为"我们的研究是有缺陷的。"
"在近代的中国政治领袖里边，孙中山是唯一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章开沅盛赞孙中山。即使孙中山"军事上有缺陷"，但他的家世背景，他所受到的教育，他的主张都与国际和世界先进文明接轨。"最重要的是，他领导辛亥革命的功绩无可否认。"
将对孙中山的盛赞，放置于一部分对辛亥革命的理解中，作为辛亥革命研究院的创始人，章开沅无疑比其他学者更为热情洋溢，但钦慕与感佩并没有影响他的清醒，章开沅将1911年那次划时代事件扩充研究到"上下三百年"，因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面提到的，历史的前进都不是一条直线的，是一个平行四边形。"除了展望过去，他更认为下一个一百年值得期待。
"我们不仅是历史的守望者，历史的叙述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我们现在正在创造历史，但我们做的不好；我们有所追求，但是好像离理想太远了。"谈及辛亥革命后一百年中国人的变化，章开沅有强烈的代入感和参与感。他的"惭愧"来自于这里，他觉得中国人个人意识觉醒不够，"即使有一定进步。"
与许多历史学家不同的是，对人性的回归与社会伦理的困惑，探究，思索，是章开沅认为下一个百年中国人最需要解决的事。电话中，他突然提高了声调："如果没有科技，中国要亡国；但是如果没有人文，中国要亡种！"人性回归在章开沅脑海中意指对人文与社会伦理的重视，他复轻轻地说，"这是我的一个梦。这个梦也许很远，但只要我们还活着，就绝不放弃希望。"
三地评价辛亥革命均以孙中山为中心
凤凰网：辛亥革命至今已有100年，以地域来划分，大陆、台湾以及西方如美国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有怎样的分歧？
章开沅：大陆原来把辛亥革命定位为资产阶级革命，主要是就当时的社会发展、在客观上提出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马克思提出的，西方史学家已有这个既定名词，大陆把它借用了，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上的含义：共产党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当然比资产阶级革命高一点，无形中间就有一点贬低的意思。
台湾学者认为大陆的评价把孙中山贬低了。孙中山不能够仅仅代表资产阶级，实际上追求的是全民享有，同时共同治理这个社会，依靠全体人民进行革命。从辛亥革命一直到后来的国民革命，都是全民为基础的，这是一种情况；另外同时批评大陆把孙中山、辛亥革命矮化了，这是另一种情况。
西方的见解很多。西方有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说法，包括日本也存在这种说法，尤其是日本的左派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我们的观点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西方在六七十年代、在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开始讨论辛亥革命，后来又加入了文革以后一些拨乱反正的说法，西方的辛亥革命讨论可以说达到一个高潮，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是以当时耶鲁大学一个女教授芮玛丽（MaryClalaughWright)为中心的。这个女教授举办了相关研讨班，除了在欧美，包括日本、台湾、香港都有人去。没想到她影响了一代海外学者。
她认为，大陆也好，台湾也好，都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的，这种中心是一种正统观。台湾绝对肯定孙中山，孙中山是完人，所以叫"旧路正统观念"；大陆对孙中山有贬意，是"新正统观念"，但都基本上还是以孙中山为中心，这一点是大陆跟台湾共同的。而芮玛丽的新社会观，就是把辛亥革命看作一种绅士运动。
凤凰网：gentry?
章开沅：对。Gentry的意思很广泛，它描述了某一个阶层，绅商也好，绅士也好，包括gentleman也好，都在其中。她认为是上层绅商的一个社会运动，主导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党当然需要抛头露面，但是它最后的归宿是靠绅商，就是立宪派。台湾也是这个观点。日本的中央文库原来一些科学家也有这个观点，在美国也有很多类似的。
彼时立宪派和革命派的结合是必然
凤凰网：您认为立宪和革命，哪一种对于当时的历史来说是更好的选择？
章开沅：我没有贬低任何一种意见的企图。客观上回想起来，这三种意见，对中国辛亥革命的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重新认识了立宪派。以前对立宪派，完全把它归纳成反革命的康梁，就是论战都是革命派有理，立宪派没道理，但是现在看来不完全是这样。
立宪派有很多的贡献，首先就是梁启超思想有所变化，更趋近于革命，康有为还是老一套。保皇派也不是铁板一块，更重要的是国内的立宪派活跃，因为国内的立宪派是合法存在的。各种媒体，各种地方各个机构主导一切，所有这些都对辛亥革命以后的爆发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君权的尊严已经逐渐暗淡，而民权思想悄悄的挣扎，媒体的出现对人民，特别资本主义这一层有相当大的影响。有些人不一定是通过革命派来接受民主思想，民权思想，反而是通过立宪派。革命爆发以后，革命派毕竟是少数，而且革命派缺乏政府工作经验，又求援于立宪派，立宪派已经给寻找政府了，很自然的他们就结合一起来了，共同分享革命的果实。这一点，我们历史学家已经达成了共识：历史是一个获利的结果。
阶级斗争不能主要讲一个画面，好像革命党当时就主宰一切了，革命党当时力量很小，而且没有治党政权的准备，只有少数人是像孙中山、宋教仁、黄兴，少数海龟，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这些精英他们是比较清楚的，他们也没有政权的经验。立宪派他们有很多的经验，特别是各种绅商，他们已经掌握了地方的实权，所以这种结合是必然的。
回望辛亥100年，个人意识进步不够
凤凰网：100年下来，您觉得中国人的政治参与度，以及我们的国民心态，甚至包括我们的精神面貌等方面，有怎样的改进？
章开沅：感慨很多，也很惭愧。我们不仅是历史的守望者，历史的叙述者。我们有所追求，但是好像离理想太远了，当然有进步了。现在至少老百姓在维权这一点，已经进步了不知道多少倍，而且用法律来维权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向。但是总体上来讲，还差的很远，特别是在个人意识上，我认为变化是很不够的。
孙中山那个时候提出的民权，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完成。我叫做盘点辛亥百年，第一百年要盘点一下，我现在主张就是不要弄那些虚假的盛典。不能就辛亥革命讲辛亥革命，要盘点三百年，三个一百年。
所以孙中山了不起啊，孙中山当时没有政府，没有军队，没有钱，就他一个人，以天下为己任，既研究世界的历史，又研究中国的历史，然后提出三民主义，提出解决三大问题。
所以应该了解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特别是辛亥革命怎么来的，孙中山的纲领怎么来的，它都是有依据的。同时还要盘点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还要研究从现在开始，往后的100年。
我们的研究是有缺陷的，这一百年中，不仅要研究国统区，也要研究共产党的根据地，不仅要研究大陆、也要研究台湾，这一百年怎么过来的，不然，辛亥革命也算是没有很好的理解。
辛亥革命与1949年建国各算一次腾飞
凤凰网：您认为辛亥革命本身与1949年建国，它们两者的影响孰大孰小？
章开沅：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中华民族的三次腾飞中，辛亥革命算第一次腾飞，辛亥革命的影响不是短期能够突出的，总要经过一些事件。它当时的任务就是解决帝制，建立共和。虽然三纲五常没有最后消灭。这样才有五四运动。经过种种修改，经过正反两方面力量的交集或者是发展成为内战，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它结束了所谓新民主革命的时代，新民主革命时代没有必要去苛求他们，我们有一种理想主义，好像一个方案一定胜过另外一个方案，这肯定不对。因为历史本来就是曲折的。
1949年是更深刻的变化，是全民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制度根本的变化，作为过来人，我们最欣赏的还是工农的翻身，尽管这个问题没有全部解决，但是至少当时一个政策体现上，以及他们的地位，他们的思想面貌等等，实际上工人比农民更好一点。1949年是根本上的独立。从民权来讲，工农的解放还是一个很明显的变化。
另外就是我们也曾有过辉煌，比如改革开放，邓小平的英明，作为草根一分子来讲，我感觉是第三次解放。我们现在正在争取第四次解放。
下一个百年需要人性的回归
凤凰网：您所说的第四次解放是什么？
章开沅：是下一个一百年。
凤凰网：您是觉得需要解放一些什么呢？
章开沅：人性的回归。
凤凰网：是指公民的权利，还是？
章开沅：不仅是公民权利。公民权利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一个权利概念，人性回归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现在我们所受的苦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大家对政治体制方面期望很多。人性不回归，任何政治体制改革都会成为一个新瓶装旧酒。
凤凰网：您认为人性的回归主要包括哪些方面呢，人性本身代表哪些含义呢？
章开沅：最主要就是要纠正目前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社会伦理的这种堕落。
但是科技决定主义带来很大的问题，就是科技自己决定不了人的关系，如果没有科技中国要亡国，但是如果没有人文，中国要亡种。科技是不能决定中国命运的，科技本来是一个中心的问题，可以为商，也可以为国，过度的膨胀带来很多问题，现在问题已经存在了，环保的问题，资源浪费的问题，犯罪率的问题，道德沦丧的问题等等，这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不仅要做好一个中国的公民，而且还要承担世界公民的责任，这才叫真正的现代化公民。
欧洲经过千年黑暗之后迎来了文艺复兴，迎来了人性的复苏，开动觉醒的人民共同联合起来推动改变这个现实，然后出现一个新的人性回归。大家共同来追求，营造一个真正的和谐世界、和谐社会，也不是没有可能。这是一个梦，但是这个梦应该是有的，有梦比没有梦好，问题是我们离这个梦的远跟近的问题。
目前公民权利不完整，希望改革
凤凰网：那我们如果回到辛亥革命本身，像辛亥革命它摧毁了政治人物的道德体系，您认为新的体系有没有建立呢？
章开沅：孙中山所设立的五权分立这个制度一直保存，你不能不说它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多少比过去那种毫无制约的要强，但是因为后来限制不住了，中国枪杆子出政权，共和党、国民党都是这样子的。谁掌握了军权，谁就掌握了一切。政权由共产党接手后，开始在解放区的时候，选举用豆子来选举，很落后，但是很可爱，很真实。我们现这个选举，有多少诚意呢？我到现在我没有用过一次选票，我也是公民啊。我究竟是被剥夺了，还是我自己放弃了，我都说不清楚。没有任何一次通知我去投票。我们参加所谓投票那都是一种形式，不是行使民主权利，我这样的人，当过校长的，教授层级的人，公民权利都是不完整的，你还说什么我们社会主义民主地位的优越性，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我们还是希望改革，虽然已经成为一个瓶颈。
凤凰网：作为学者，您非常真实。
章开沅：很多学者在文革之后都洗心革面了，再不讲违心的话了。要不就不讲话，要讲就讲真话。
孙中山伟大但有缺陷
凤凰网：您怎么评价孙中山以及他在辛亥革命中的作为？
章开沅：孙中山不是一个完人，但是孙中山确实伟大，他在军事上是有缺陷的，他还是研究军事的，但是有错误的，有缺陷的。因为他那种办法跟卡斯特罗他们那种办法差不多，就在海外组织义军。中国不行，中国太大了，四次起义都失败了，特别是黄花岗起义，黄花岗起义最大的问题就是革命党一些精英在第一线白白牺牲了。他自己在那里独行其事，所以从起义的成功来讲，他在政治思想上、威望上，作为唯一一个最高革命领袖来讲，是无可代替的，但是他在革命的战略上，至少在军事部署上，已经证明原定的方案是错误的。
但是我认为对孙中山不能苛求，他在国外争取国外的承认，争取外援，不能说是错误。因为国内的战争，他也指挥不了，主要靠中国同盟会来做这个事情。最重要第一无军队，第二无军饷，连政府都没撑下来，财政困难到了极点。对军变，南京军变，他也控制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接受一个既定的事实，就是国内原来已经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让给袁世凯。
他很天真想当华盛顿，革命后，不恋栈，不贪权，他也无从贪权，也控制不了，因为他不像毛泽东，不像周恩来，夺取全国政权以前，他们的共产党已经拥有治理天下的本事了。这些人马，这些骨干，这些精英都是现成的。孙中山当时不行，他没有自己的人，有的是立宪派，有的是旧官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他根本没有力量跟袁世凯干。
所以这一点上应该原谅他，他把国民党都交给宋教仁，就弄铁路去了，连袁世凯都感到惊讶，所以这个也有些个人的问题，也是中国的国情。但是我们不能要求革命一次，要求什么都那么完美，他是坚持民主，坚持共和，尽管一度有所考虑不周。失败以后，他起来二次革命，保卫宪法，护法战争等等，他自始至终是一个民主革命家，也是一个不屈不挠的革命者，是我们伟大的先驱，我很尊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