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油漆加工工艺是:谢冀亮：聂元梓回忆录（口述）——夺权与分裂

夺权与分裂-------------------------------------------------------------------------------- 
军训和题词
     
     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1966年的12月份，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停止全国大串连，要求大中专院校的师生一律回本校，复课闹革命。为此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并且决定要派解放军到学校，帮助搞军训。
     我从上海串连回来以后，就在1966年12月，我参加了一个中央文革召开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头头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号召学生都回学校，复课闹革命，接受军训。我在这个会议上第一个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要求派解放军到北大来搞军训。北大来的是63军，受到热烈欢迎。
     
     这时候，各校的师生都在外面跑野了，要想马上收回来，可是件不容易的事。但是，北大回来的学生最多最齐，回校的超过了百分之九十。别的学校都没有回来多少。当时就有人讲，到底是北大，搞得好，把学生都叫回来了。
     
     照我的想法，运动应该告一段落了。当时，如果没有林彪、江青等人的阴谋，文化大革命就要进入后期，揭发批判，问题都差不多了，应该坐下来，研究一下运动以来揭发出来的各种问题，看看哪些是确有其事，需要进行整改的，哪些属于捕风捉影，无稽之谈的；总之，是需要具体落实一些措施和政策的时候了。
     
     派到北大来搞军训的63军很快就进校了。军队和我们的关系搞得很好，哪个部队到北大来，彼此的关系都搞得很好。北大的师生都非常欢迎解放军。我自己当年就是从太南游击队里走出来的，曾经是一名军人啊。
     
     63军在学校期间，1967年2月，他们帮助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新北大公社不是我聂元梓要拉一派势力而成立的。不是我聂元梓组织自己的一派。在这以前，北大有各种派别的红卫兵组织，军训中为了加强学生的组织纪律性，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群众组织。在这以前，北京大学的学生组成了几个小的红卫兵组织，63军在军训期间，进行了思想政治工作，在学生自愿的原则下，把这几个小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一贯统一的群众组织，取名为新北大公社。因为主要是学生群众组织，也有教员和干部参加，我没有参加。新北大公社的成立，还报了中央文革批准。
     
     这里要讲一讲"新北大"一词的由来。这是毛主席在1966年8月17日给北大校刊题的词。在陆平等人倒台以后，北大把自己称作"新北大"，就像彭真倒台以后李雪峰等人主持的北京市委称作新市委一样。当时是校刊的人对我说，你见到毛主席的时候，请毛主席给咱们的校刊题个字。我请毛主席题字，毛主席很爽快地答应了。主席第一次题的字送来了，他还嫌没写好，又派人送来第二个题字。毛主席写了一封短信给我，大意如下："聂元梓同志：上次送来校刊的题字写的不够好，现再送来一个，如不好，仍可再写"。这在当时都向全校公布了。毛主席的手迹很快就被中央档案馆给要去了(我们的七人大字报底稿，也是被中央档案馆要走了)。真可惜，我当时没有复印一份，留个底稿，现在全凭个人回忆，难以准确了。因此，新北大公社的命名，是根据毛主席的题词而定的。
      只联合，不夺权
     
     一过新年，形势大变，在张春桥、姚文元的参与下，上海的造反派第一个起来，夺了市委和市政府的大权，并且以此影响了全中国。上海的造反派夺权，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评价，夺权之风吹向全国，就是所谓的"一月风暴"。夺权的势头越来越大，不参加夺权也不行啊。
     67年1月夺权的时候，在北大搞军训的63军部队和学生一块儿出去夺。中央号召夺权，号召军队要支持地方上的左派夺权。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夺，可是毛主席号召夺权，中央号召夺权，学生们到处跑着夺权，瞎跑了几天，有跑到中央组织部的，有跑到华北局的，我也跟着上华北局去了。跑去以后，觉得不对劲，这是去干什么？学生还能取代华北局？可是不行动也不行，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夺权号召啊。开始几天，我也跟着学生一块跑了几个单位，如华北局、中央组织部等，瞎跑了几天，不知道怎么样夺权。后来，我先冷静下来，我理解，党中央的精神是说大联合然后才能大夺权。主席号召，让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中央的文件和报纸上也是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大联合大夺权，我必须响应和紧跟啊。我就到地院去找王大宾，正好蒯大富也在这里，还有其它学校和单位的人也在这里，大家就商量如何联合起来夺权。当时，上海夺权以后成立的机构，不是叫上海市革委会，而是叫作"上海公社"，后来才又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和王大宾、蒯大富商量，成立一个"北京公社"(全名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为夺权做准备。说着说着，他们就都跑了，他们都不理睬我，就剩下我自己了。在地质学院落空了，我就到清华大学去找蒯大富，蒯大富正在主持开会，在蒯大富那里开会，计划联合的有工厂、机关、学校。我来了，大家都欢迎我，愿意和北大一起联合夺权，但是会正在开，蒯大富又跑了。他不辞而别，把我们甩在清华大学，自己跑到市委那里夺权去了。当时的夺权，好像是谁跑得快，谁先到，先把公章抢到手，夺权就是谁的了，所以蒯大富他们自己跑掉，就不会告诉我们了。
     
     当时，人们对于夺权的理解，就是以为夺权就是夺大印夺公章。把一个机关的印章拿到手里，这就是夺权了。但拿到手以后怎么办？事先没有想，但是觉得被夺权的单位领导人就是走资派，反正夺了权，把大印拿在手里也没有想交给谁。反正不能叫坏人掌权，可是好人是谁？叫谁来掌权？事先一点儿想法也没有，更没有一个计划。就是领着学生瞎跑，还要跑得越快越好，哪个学校的学生先跑到那个单位了，先入为主，就算人家是头了。但是，就是这个学校是头，也不一定就是他掌权。几个年轻学生，他掌得了这么重要的权力吗？
     
     蒯大富跑掉了，这样一来，我们也不好在清华呆着了，蒯大富都跑了，我们还呆在清华干什么？我们已经联络起来的一批工厂、机关、学校的群众组织，就决定在广电部大楼里设了一个点，一个联络站——广电部大楼在西长安街上，地点适中，便于地处全市四面八方的人们来往联络——工厂、机关、学校的方方面面都有，我说，毛主席号召我们是联合起来夺权，我们先联合起来吧，至于怎么夺权，我们都要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中央一声号令，我们马上就去夺权。我们高教部去夺权，就是听了周总理的话去的。是我当时的一个既定想法，夺权要听中央的。当下就成立了一个大联合的组织，叫什么名字我记不住了，我说大家先登记一下，各组织要参加崐大联合的都把单位、电话、联系人登记下来，都回去等着，要中央有了指示，我们就立刻通知你们，立刻就叫你们来，就去夺权。几个造反派组织都是敲锣打鼓地来，来了就算参加大联合了，登记完毕，又喜气洋洋地回去了。表面上看，我们有多少个组织，我们有多少人，搞得声势很崐大，实际上都是空的，没有什么具体行动，也就没有犯大的错误。
     
     虽然说，文革发动起来不过半年时间，但我对于当下的夺权运动，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已经从最初的坚信不移步步紧跟，向着独立思考、冷静分析转变了。我毕竟比那些单纯的大中学生、来自社会基层的工人农民们多一些工作经历，对于党政机关和各部门的情况了解多一些，对于政策性的问题也思索得多一些。我想，党中央规定的"十六条"里明明白白地讲，党的各级干部分为四种情况，好的、比较好的、犯了严重错误的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后来又把这最后一类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明确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现在号召夺权，也是号召向不肯改悔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但是，"走资派"是相当模糊的概念，它的划分依据是什么？具体而言，应该向哪些人夺权？当然应该是向走资派夺权，总不能把所有的老干部都打倒，把所有的权力都夺过来吧？老干部不等于走资派，何况，即使是走资派，也还有可以改悔的，不能够一概都打倒。我自己也是个"年轻的老干部"，对于干部队伍，自认为是比较了解的。这样，在如何夺权的问题上，我就有自己的考虑。这也影响到北大的学生，对夺权运动参加得比较少。
     
     但是，在全国上下的轰轰烈烈的夺权风暴中，我的这些想法，是不可能公开地讲出来的；不执行毛主席联合起来夺权的号召，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把毛主席号召群众联合起来夺权的指示，为了慎重，故意作为是两个阶段，第一步是要做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把联合夺权的口号喊得很响亮，行动却停止在联合上，也搞得轰轰烈烈；但是，怎么样夺权，向谁夺权，我都坚持一定要听党中央毛主席的，等待中央有了明确指示再去夺权。
     
     这时候，北京的几个大学造反派头头，都非常活跃。蒯大富、韩爱晶都到市里去夺权，谭厚兰和王大宾也都有各自的一个摊子。蒯大富跑到市委夺了权，成立了“北京市夺权委员会”，派人到广电部叫我去参加。是造反派，我不去一好就待浇失委去了。蒯大富说，我们要夺权，你参加我们的夺权委员会吧。我说行啊，我回学校，跟我们的学生说一说，你等我的回话吧。结果是回去就没话了有下文?
     
     在那种形势下，夺权的行动，口头上我不能说不参加，但是我心里明白，我绝对不参加。我到了市委，看到那里的情况，更觉得不能参加。参加夺权的组织和人都很多，乱七八糟的，把市委的办公室造得一塌糊涂。这叫谁掌权呀？这些人也能掌权呀？还有，夺权的人们把新北京市委的负责人吴德、丁国钰、刘建勋等人都关起来了。我想，你们把他们关起来做什么？你们不是背上包袱了吗？关起来容易，你们怎么放呀？(我们北大校文革对被工作组关起来的陆平等人都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如何管理，觉得是个沉重包袱呢！)你们要是把旧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关起来，还说得过去，毛主席给他们定了案了。吴德、丁国钰、刘建勋都是彭真和旧北京市委倒台后新调来的，刚刚在北京工作了几个月，犯错误也来不及犯大错误，他们能有什么大事？他们有什么大问题？既不是走资派，也不是叛徒、反革命，要是说，他们原先所在的单位，出面揪斗他们，如河南之于刘建勋，吉林之于吴德，那还说得过去，北京的造反派能抓住他们什么致命弱点、要害问题？难道说，所有的老干部，统统都烂掉了，一个都不能要了？我在现场看了一下，那种乱哄哄的局面，更使我坚定决心了。我不能跟你们一起，你们掌不了权啊。
我的想法，跟谁也没有说，我做的就是搞大联合，把群众组织都联系到一起，等着听毛主席党中央的，他们说怎么夺权，就怎么夺权，他们说夺谁的权，就夺谁的权。反正，我的行动就是听毛主席指示，搞大联合，把联合起来夺权的口号喊得轰轰烈烈，却没有具体的举动。我知道哪个单位的走资派是改不了的，该到哪里去夺权？还有，夺了权让谁来掌权？就交给那些学生呀？学生就能掌权？我就能掌权？北大的事情我都被搞得焦头烂额，我管得了那么多呀？
      高教部夺权起风波
     
     坚持要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进行夺权，北大在校外就是实实在在地参加了一次夺权，到高教部去了，这还是接受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按照系统夺权，学校就在教育口夺权去的。周总理有一个指示，他说，学生不要夺党政机关的权，夺权要在本系统夺权。周总理还说，别的学校都到高教部去了，你们北大的学生也应该去啊。北大学生就跑到高教部去夺权。北大到高教部去，搞军训的６３军部队也参加了。我并没有跟着学生，我没有到高教部去。
     
     去了高教部以后，学生们就到处找公章，北大毕业刚刚留校的赵某某说是拿上大印了，就算夺了权，但也还不知道、没有计划让谁掌权。下一步怎么办，心中一点儿底都没有。到了高教部才知道，北师大呀，地质学院呀，许多高校的学生都跑去了，都跑到高教部来夺权，都是要在教育系统夺权。赶来夺权的人一多，自然就乱了。人多嘴杂，意见没有办法统一。
     
     在高教部夺权中，矛盾集中在应该由谁来掌权，集中在关于卢正义的评价上。王、关、戚和受他们影响的学生组织，支持高教部的一个干部叫卢正义的出来掌权，北大学生认为卢正义历史上有问题，是叛徒，反对他。为此，两边争执不下。
     
     这时候就发现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问题了。应该怎么夺权，我确实不知道，但是有一条，无论如何不应该让坏人掌权。高教部有个一般干部，叫卢正义，对待这个人，群众中间是有争议的。王力、关锋、戚本禹要支持高教部由卢正义掌权，还有林杰、吴传启等都是支持卢正义的。张春桥也出面证明说，他和卢正义在国民党监狱里坐牢，是同敌人共同进行斗争的，因此，张春桥最了解卢正义不是叛徒，是个好同志。北师大的群众组织"井冈山"，和它的头头谭厚兰，跟着中央文革的指挥棒，都是支持卢正义掌权的。但是北大的学生就发现卢正义历史有问题，据有关材料说明他是叛徒——关于卢正义的问题，不是我经手搞的，是学生们搞出来，汇报上来的。北大的学生就反对卢正义，不同意让卢正义在高教部掌权。这本来是需要继续调查情况的。至少，在历史真相澄清之前，是不应该匆忙地把卢正义扶持上台的。我们就进行一些口头调查，并且揭露卢正义的叛徒身份。
     
     因此，围绕高教部由谁来掌权的问题，参加高教部夺权的各高校学生发生了争执。我们是坚决反对分裂群众的，只要把卢正义的问题查清楚，群众的意见，谁是谁非，马上就明白了，意见也就统一了。可是，不等我们把问题查到底，这时候，中央文革的人就出面干预，把局面搞得更乱，搞得不可收拾了。
     
     北大学生到高教部夺权，本来是根据周总理指示的。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党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强迫北大学生撤离高教部。陈伯达给我打电话，叫我把北大的学生叫回学校，并且要向谭厚兰道歉。王力、关锋、戚本禹也纷纷出面了。王力和关锋也给我打电话施加压力。他们说，本来是找孙蓬一的，没有找到，那就跟你说吧——你们北大学生要兵分三路，一路冲中央文革，一路冲北京军区，一路冲《红旗》杂志社（当时中央文革决定，要是冲这三个地方，就以反革命论罪）你们为什么要冲？好，你们来吧，我们不怕，我们等着你们呢！我听了电话，感到莫名其妙，北大学生哪里会有这种事情？这纯粹是造谣！可是，他们代表中央文革，他们讲了话，我就得有所反应啊。这些干扰下，就迫使我们放弃对于卢正义的叛徒问题的追查，转而在北大进行内部检查，看是否有与这些“冲击事件”有关的人和事。
     
     与此同时，戚本禹就拉住北师大的谭厚兰，开始拉派了。《红旗》杂志有个林杰，和谭厚兰关系很好；林杰又和戚本禹关系很好，他们都是《红旗》杂志社的。这样，戚本禹就鼓动谭厚兰出头反对北大，北大的学生当然不干，就和谭厚兰发生矛盾，互相辩论，互相争执。谭厚兰的后台是戚本禹。戚本禹就造谣说，北大的军训部队和学生一起到高教部冲谭厚兰，解放军搂抱女学生，污辱了女学生，你聂元梓在学校遥控指挥，你聂元梓必须得到高教部给谭厚兰道歉。
     
     当时63军也知道这件事情。我对63军说了来自中央文革的指责，他们在高教部也听说了，63军对这事很重视，把他们的造谣当作是确有其事，非常紧张，有部队官兵搂抱女学生这样的事还了得？63军连夜在内部追查，一个战士一个战士都问过了，在高教部有什么举动，结果没有查出什么上述行为来。63军马上给中央文革写了报告，澄清这件事。
     
     可是戚本禹还不放过我，硬逼着要我到高教部去给谭厚兰道歉。道歉就道歉吧。我算是能够忍耐的。他们还让我把到高教部夺权的北大学生叫走，叫走就叫走，外面的局面难以应付，我们正想回学校去呢。我到了高教部，找不到谭厚兰，她躲着不见我。我就是要向她道歉，她也得露面呀。我等了好久，没有找到谭厚兰，那就算了，我也不能没完没了地等下去，我是人到心到了。我和63军的同志一块儿把北大的学生叫回学校。在学校，还在学生中间查了一番，看是否有人混水摸鱼有流氓行为，结果也没有查出来。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嘛。
     
     从此以后，我对王、关、戚，还有陈伯达，有了一些认识。怎么作为中央文革的领导人还说谎话呢？凭空捏造，诬陷学生和解放军，这算什么行为？
     
     而且，从此以后，北京的造反派就分裂了。地质学院"东方红"，王大宾就开始搞活动，反对北大，和北师大的谭厚兰一块儿搞。因为我们不同意他们的做法，坚决反对让叛徒卢正义在高教部掌权。这事情是学生先闹起来的，从学生那里发端，我是同意学生的看法。我认为，有必要根据调查的材料弄清楚卢正义的历史，以及他与张春桥的关系。我觉得，不管卢正义是不是叛徒，夺权不能这么夺。到底怎么样夺权，我也说不好，我就认为不能让坏人夺权掌权。这时候，地质学院，北农大，北师大，各个学校加一些学生，反北大的，都是被王关戚挑动学生搞分裂的结果。这时在我的思想里认为，夺权应该是有领导的，由中央说了算，不能每一个单崐位都夺权，所有的当权派都是走资派呀？即使是走资派，这里头还有不少是愿意改悔的，不能都成了不肯改悔的，那也不符合客观事实和党中央精神呀！从此我就不叫学生这样到处跑去乱夺权了。
      天派、地派的分裂
     
     北京学生的两派，就是从高教部夺权的分歧开始，被中央文革加以利用搞起来的。要是划分派性，我们北大是反王关戚的，对立的另一派则是紧跟王关戚，就是反北大，他们有中央文革、有江青的支持。
     
     搞派性斗争，北大历来是处于守势，是被迫应战，从来没有主动地出击，没有到外校去搞武斗，都是人家上门来打我们。
     
     1967年的春天，4月11日，他们挑动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带着几个学校的学生到北大挑动武斗。他们坐着汽车，开着高音大喇叭，在北大校园里游行了一圈，呼喊着口号："新北大公社是老保组织"，是"二月逆流派"，"北大校文革压制真正的造反派"等等。他们的汽车走到南校门，被他们惊动了的北大学生涌出来，把校门关起来，跟他们辩论，事态继续发展，就会形成武斗。他们毕竟是外边来的，比北大的学生人数少很多，要是动了手，他们准会吃亏的。可是，我心里明白，不能让学生打学生，不能在北大发生这样的武斗。我闻讯赶到现场，我对北大的学生说，不要打，不要动手，这件事情我来处理。我出面给外面来的学生们道歉，并且对他们说，欢迎他们给我和北大校文革提意见，但是不应该用现在这种方法。我要北大的学生打开校门，让外校的学生离开。这样，平息了事端，把外校学生打发回去了。
     
     这次武斗是周景芳安排指挥的。发端仍然是关于卢正义的评价问题。北大学生反对卢正义，说他是叛徒，戚本禹要让他掌权，遭到北大学生反对，而且，从卢正义的历史里发现，他有一段历史不清楚，需要继续调查。这还涉及到张春桥。但是，王关戚等人就硬性地要支持卢正义上台掌权。反对卢正义，主要是学生搞的。我没有更多的行动，我认为学生讲的是事实，有道理，所以我坚决支持学生反卢正义的行动。并且，由此也启发了我更深刻地对王关戚等一帮人的认识。结果卢正义在高教部呆不住了，就到西苑中医院看病住院了。我有一天感冒发烧，也到西苑医院去看病。因为我的体温高，医生就不让我走，在医院住了一夜。有人告诉我说，卢正义就住在这里，在楼上。那以后，卢正义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文革以后也一直没有露过面。我所知，是至今下落不明。
     
     北大反对卢正义，反对林杰，而卢正义、林杰都是受中央文革支持的，地质学院王大宾、师范大学谭厚兰也都是支持卢正义的。为此，北京的大学学生组织分裂了。分裂就分裂，其实也没有分什么派。谁给弄的派？就是中央文革弄的。1967年9月份，揪出王力关锋，就在那个会议上，中央文革和江青给扣上的帽子，她说你这几个学校是"天派"，你这几个学校是"地派"，关于"天派"和"地派"的说法就是由中央文革发明出来的。这样，我和蒯大富、韩爱晶成了"天派"，谭厚兰和王大宾成了"地派"。原先的分歧，本来只是针对一些具体观点，没有明确的派性，没有明确的界限，被中央文革这么一弄，矛盾越闹越大。然后就正式形成完全对立的两派。而且，一派是保守的，后来分裂出来的另一派是真正的革命派。"五大领袖"(指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地质学院王大宾)的说法也是这次会上宣布出来的。
     
     江青等不但将北京高校的群众组织划分为两大派，而且，他们支持地派的倾向性非常明显，地派的后台就是中央文革。我们新北大公社则处处受到排斥和冷遇。后来，各单位纷纷成立革委会，"地派"那边一个学校一个学校都安排好了，他们懂得抓权啊！他们都让谭厚兰、王大宾当了学校的革委会主任。"天派"掌权的学校就没有成立革委会。清华的蒯大富在政治上比较糊涂，因为他就是一个学生，很年轻，也没有更多的经验。蒯大富反过江青，所以江青就不喜欢他，又没有办法把他弄掉，就把他塞到"天派"里头。还有韩爱晶，根本不是我拉他，是江青他们划拉人马把他和我划拉到这一边来。学生组织之间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江青就利用学生的幼稚和单纯搞阴谋诡计。彭总(彭德怀)就是他们授意，让红卫兵从四川抓回来的，就关在北航韩爱晶那里，本来彭总是王大宾从四川三线那里弄来的，交到韩爱晶那里看起来。他们为什么不把彭总交到北大？他们不敢交，他们知道北大的观点，知道北大是反中央文革的，知道北大成了反对王关戚的据点了。还有，我从来不接受"五大领袖"的提法，也不接受所谓"天派"、"地派"的划分。所谓"天派"、"地派"是很模糊的。"地派”倒可能是形成了一派，而反对“地派”、与“地派”不一致的，就划到了“天派”里面。其实，北大、清华和北航，从来没有形成真正的派系，我和蒯大富、韩爱晶等都没有在一起开过任何“天派”的会议，相反地，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是有分歧，意见和行动都不一致的。
     
     "五大领袖"的帽子，当时我就不同意，我不是"领袖"，我不是拉群众拉派性，我就是根据"5.16"通知，根据毛主席反修防修的指示，参加文化大革命。到了"一月革命"，我就看出了问题。我不是单纯反对卢正义，我是想，这夺权到底应该怎么夺，应该由谁来夺？夺了以后谁来掌权？所谓走资派，都是一些老干部，哪个是肯改悔的，哪个是不肯改悔的，就都统统不要了？他们过去都是有过功劳的，都是有光荣历史的，当年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出生入死，现在就一个都不要了？都烂掉了？我的观点就是，夺权和掌权都不能不要老干部。《十六条》上还说，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呢。光靠学生能掌得了权？到底叫谁掌权，还得党说了算。根本的分歧就在这里。
      "对派性也要做阶级分析"
     
     明明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和王关戚等人在群众组织中大搞派性，制造分裂，但是，他们又借着批派性整我们。我忍无可忍，就回敬他们一下子。
     
     1968年的春天，大约2、3月间，在北大，我找了赵建文，魏杞文几个人，以两个子虚乌有的组织，"独立寒秋"战斗队等的名义写了一个报告，"对派性也要做阶级分析"，是写给毛主席的。由魏杞文起草，我修改以后发出的。
     
     为什么写这个报告？就是因为江青他们在群众中制造分裂，煽动派性，挑动群众组织互相斗争；但是，当我们组织反击、揭露中央文革的丑恶嘴脸的时候，他们却又以批判派性的借口，用批派性的理由整我们。因此，有的时候，我们反对江青的斗争，在他们控制的舆论中，也似乎成了一种派性斗争。我的意思就是要分辨这种情况，我们反对王关戚，反对江青陈伯达谢富治，不是在搞派性，我们和"地派"的斗争，也是和江青等人的斗争。我们不是反对"地派"的学生群众。"地派"的有些人则是受中央文革指使的，他们搞派性，是在替中央文革排除异己。因此，北京的高等院校里，表面上看是两派在闹，实际上是有中央文革的手在操纵，我们是在与中央文革那帮人做斗争。当时我就认为，北大分裂出来的那一派，叫"井冈山兵团"的，就是站在江青和中央文革一边的，所以认为他们站错了队。总之，这个报告是针对中央文革分裂群众而写的。这个报告没有用我的名义，用的是两个并不存在的战斗队的名义（一个叫“独立寒秋”战斗队，另一个我忘记了，据别人说，是“除隐患战斗队”），送给毛主席的，是为了自我保护，要是我自己出面，那被江青他们追究起来，又成为我的一条罪状了。就假装是学生们交给我的，要是追查起来，就说那两个战斗队已经解散，那些学生也找不着了。北大上万名学生，我到哪里去找？
     
     这篇报告，是请中央文革办公室转送的，江青等人并不知道。毛主席看了这篇报告，非常欣赏，做了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江青扣下来，没有对我讲。她只是对我说，"你们战斗队的那个报告，毛主席批了。"从她的口气听出来，毛主席对这个报告是很欣赏的。
     
     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个短评，标题用的就是《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内容是讲派性也是阶级性，讲"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这句话是毛主席讲的，是毛主席对"对派性也要做阶级分析"的报告的批示中讲的。但是，毛主席的批示还有什么别的内容，江青就没有对我透露了。
     
     (注：《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是《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于1968年4月27日的《人民日报》及随后出版的《红旗》杂志1968年第9期。文章中说，"各个派别，各种派性，都代表着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观点和要求。在错误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要辨别谁是真正的、完全的革命派，谁是口头‘革命派‘谁是反革命派，就必须根据他们的实际行动，进行阶级分析。就是说，不仅要看他们的口号和言论，更重要的，是看他们实际上站在哪个阶级一边，执行的是哪个阶级的路线，他们的行动对哪个阶级有利。"毛泽东的话，"派别是阶级的一翼"，是在同年5月1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乘胜前进——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文章中首次公开引用的。——笔者)
     
     这份报告送上去，批回来，我这时还不知道。哈斯为这件事情到学校里来，我正好不在学校。是在外边开会。哈斯找到一个学生，也姓聂，名字记不清了。这份报告是经他的手印刷的。和哈斯一接触，聂很紧张，不知道是吉是凶。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不好了，家里出了事了。"我问他，"出什么事了？"他说，"卫戍区来了人，叫哈斯，他们逼我把报告的底稿找出来交给他。我说这底稿一时半会儿找不见，他们就让我下午找好了给他。"这个学生不知道问题何在，以为要倒霉，就跑掉了。他跑到颐和园躲了起来，不敢回学校去。
     
     这件事有误会。哈斯是卫戍区派去，那时候军人本来就威风，哈斯又说得很严肃，好像是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就把聂给吓坏了。我心里有底，我自己的动机我自己清楚，这个报告我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可是，这报告打上去以后发生什么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我也怕出了什么问题。我就告诉这个姓聂的学生说，你不要怕，不要躲，不会有什么事的，有事也找不到你头上。我就告诉他们，说是报告交到上边了，底稿不要交，就说找不着。
     
     接着，我也想摸一摸中央文革的情况，看看对这个报告有什么反映，我就给中央文革写了一个报告，说是有紧急的事情，要求江青接见。江青接见我，我就讲了这件事情：本来是给主席写了一个报告，现在卫戍区派人来查，哈斯把学生给吓跑了。我也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结果，江青告诉我，这是谢富治派卫戍区的人去要的，(知道毛主席很欣赏这个报告)谢富治想看看这份报告，江青也想看看这份报告，所以派卫戍区去要。我就说，你江青、谢富治要看这个报告，打个电话给我就行了，派了卫戍区的人去直接找学生，哈斯又那么威风，学生以为出了什么问题，还不吓坏了？
     
     我和卫戍区，就是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后来，江青把这件事栽到傅崇碧身上，作为傅崇碧的罪状之一。反过来，又成为我去搞傅崇碧了，又给我加了一条"莫须有"的罪名。具体的过程，我也说不清楚江青搞了些什么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