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亩地大棚西红柿利润:徐元宫：苏联三次大饥荒真相

苏联三次大饥荒真相---来自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的解密文献

　　1921：征粮队催化粮食危机

　　1917年苏联政权建立之后，立刻出现了战时粮食危机，来春演变成饥荒。1918年5月列宁向全国各地发出电报：“没有粮食。红色首都因饥荒而处于灭亡的边缘……我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义，要求你们毫不迟疑地支援彼得格勒。”

　　为保住政权，打赢内外战争，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苏俄政府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内容包含了禁止买卖粮食和余粮收集制。

苏联闹粮荒时，人们只能看着空饭碗

　　1919年1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要求农民按照政府规定的数字交纳农产品，交出全部余粮和一部分口粮来支援红军和工人。为落实法令，苏俄政府派出了一支支携带武器的征粮队，用军事办法征集粮食和农产品。征粮队常常将农民们的种子粮和最基本的口粮也征集了上来，并将为数相当多的中农甚至贫农当作富农镇压或惩处了。这引发了农民阶层对与苏维埃政权的离心。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出于应急，却被列宁等苏联领导人一度视为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1919年1月，列宁在回答历史学家尼古拉·罗日科夫的信中称：“……不应当搞贸易自由、向后退，而应当通过改善国家垄断继续向社会主义前进……”此后列宁强化了这一思想。

　　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却延续了下去，被征收的农村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抵触情绪，转化为不愿意种粮或者尽可能少种粮、故意缩减耕地的不合作行动。农业急剧萎缩，1920年的谷物总产量比战争前减少了一半，棉花产量仅为战前的6%。1918年春已发端的粮食危机开始放大，最终在1921年酿成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

　　本次大饥荒的起止时间目前尚存争议。И.В.科切特科夫等俄罗斯学者认为“绝对饥饿”持续到1925年。俄罗斯历史学副博士奥尔洛夫·弗拉基米罗维奇则得出结论说，一些地区饥荒持续了苏联政权的整个头10年。

　　在苏联的合作社商店里，肉类食品只能凭票购买

　　毒气弹镇压农民暴动

　　苏联大饥荒时期的城镇街头景色

　　战时共产主义制催化了饥荒，引发了波及全国多个省份的农民暴动。1920年底至1921年春，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先后都爆发了农民暴动，高潮在1921年23月，西伯利亚伊施姆一县参加暴动的农民就达6万多人，参加坦波夫省农民暴动的有5万多人。

　　坦波夫省有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粮食一度销售到全俄与欧洲，十月革命前是俄国最富饶的省份之一。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该地一直对余粮征集制消极抵制，并演变为公开的农民武装暴动。而随着苏俄政府对坦波夫省暴动农民的镇压，该省的经济也滑落到整个国家的倒数第二位，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居民，沦落到养不活自己的境地。

　　为从农民手中强行收缴粮食，苏俄政府组织了一支支“武装征粮队”在同一时间从四面八方进入坦波夫省境内。但是农民游击队反击了这些官方的武装征粮队，有时候将征粮队打得溃逃，甚或全歼征粮队。

　　苏俄政府还将肃反小分队及红军部队开到坦波夫省境内。农民暴动却愈演愈烈，至1920年已席卷坦波夫全省。当年夏天，若干支零散的农民游击队逐渐组建成三个统一指挥的游击集团军，宣告成立坦波夫游击区民主共和国，仿效苏联组建了内卫部队、警察局、检察院等机构。

　　1920年末至1921年初，暴动者的人数达30多个团。1921年1月底，苏联政府对坦波夫省的暴动农民武装实施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却未获成功。不少农民和工人出身的红军士兵加入了暴动农民的队伍，暴动蔓延到相邻的沃罗涅日省和萨拉托夫省。

　　1921年5月19日苏俄政府镇压农民暴动部队司令员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发表《告前线红军将士书》，号召红军将士们对“劳动者阶级的敌人”实施“勇敢而坚决的打击”，“坦波夫的匪徒们注定要灭亡！”为彻底平定坦波夫农民暴动，苏俄政府“反匪徒委员会”甚至于1921年6月21日决定建议图哈切夫斯基可以动用毒气攻击“匪徒”，“要极其谨慎，在有充足的技术准备并且确保成功时可以使用”。1921年8月22日，一个驻坦省的炮兵旅就消耗了82枚毒气弹。

　　农民暴动期间，1921年2月28日爆发了喀琅施塔得军人暴动。2.6万名暴动水兵大多数来自农村，曾经在十月革命期间首先向冬宫开炮，此时却因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集权和“余粮征集制”再度起义。

　　大饥荒的燃眉现实，迫使苏俄政府从1921年3月起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过渡式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替代余粮征集制，准许农民拥有剩余粮食和进行贸易。新经济政策形成对农民暴动的釜底抽薪。1921年9月，暴动最后平息。

　　出外逃荒的饥民

　　萨拉托夫伏尔加河畔，准备乘船逃荒的难民

　　死亡与国际救援

　　1920年代初的苏俄饥荒发生了人吃人的悲剧。全俄第九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来自发生大饥荒的萨马拉地区的农民代表布尔马特诺夫在自己的大会发言中指出，当地因为饥荒而发生了人吃人事件。会议休息期间，列宁找来萨马拉省负责该省赈济饥民委员会工作的领导人安东诺夫询问：“你们省的农民代表布尔马特诺夫讲得很好，但是，安东诺夫同志，他说他们那里发生了人吃人的事情。”安东诺夫回答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志，情况不仅仅是这样，人吃尸体的情况不仅仅只发生在那里。”“人吃尸体？！”列宁惊诧地发问道，又立刻愤怒地指出：“武装干涉者要为此受到惩处！”自然，他没有提到武装粮食征集队。

　　大饥荒究竟造成了多少人死亡，迄今尚无定论。1986年出版的《苏联农民史》称大饥荒共造成了100万人死亡。苏联学者В.П.达尼洛夫则在《集体化前夕的苏联农民》一文中称：此次饥荒的死难者“有520万人”。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研究员季马·费奥多罗维奇在2008年撰文指出，因为饥饿和疾病死去了500多万人。

　　1920年代的苏联未完全对外部世界封闭，这次大饥荒处于国际视野之中。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苏联政府借由作家高尔基发出呼吁，吁请国际社会伸出援助之手。

　　美国是最早作出回应的国家之一。 1921年7月26日，时任美国救济署署长的胡佛给高尔基回复了一份电报，声称美国救济署可以向苏俄饥民提供必要的援助，条件是苏联政府必须释放被关押在苏俄监狱中的美国人。同一天，美国方面通过无线电广播向全世界播发了胡佛给高尔基的这封电报的内容。

　　1921年8月两国达成协议，美国救济署派员到苏俄境内实施援助，苏联方面保证这些工作人员的行动自由和豁免权，苏联政府可以派遣代表参与救援；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不得在苏联境内从事政治和商业活动。

　　美国救济署在苏俄境内的16个区开展救济，从美国购买粮食运抵苏俄境内，截至1922年7月共计运抵苏联72万吨粮食等食品。美国救济署还向饥民提供医疗帮助，并为苏俄政府在国际市场代购粮食。

　　美国救济署还发动国际援助机构向苏俄居民直接邮寄食物包裹和物品包裹，此外还在苏俄境内开设食堂和物资发放站。1922年7月胡佛给美国总统哈定的报告中说：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在苏俄境内共计开设了15700个食堂和物资发放站，向大约325万名儿童和530万名成年人提供了食物。

　　高尔基在一封给美国救济署署长胡佛的信中感激地指出：“……你们从死神那里夺回了350万名儿童和550万名成年人……在我所了解的人类受难史上没有任何行动就其规模和慷慨能够与这次援助相提并论……?

　　1922年秋天苏俄的饥荒严重程度开始缓解，至1923年2月美国救济署工作人员及其在苏俄境内招募的苏俄方面工作人员的总数从1.6万名减少到2000名。当年6月14日，经双方签订协议，美国救济署结束了历时将近两年的对苏俄饥民的赈济活动。

　　敖德萨，等待救助的人群

　　1928：“非常措施”催生集体化运动

　　1927年10月，苏联放弃过渡性的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以大工业化为核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之配合的是农业的集体化。由于保证城市和工业粮食供应以及出口的需要，需要以国家核定的低价收购粮食，农民对余粮的拥有和贸易权再次面临取缔，公开的理由则是1927年的粮食收购量下跌。

　　1928年1月斯大林秘密前往西伯利亚考察，在边疆区会议上提出将苏联《刑法》第107条运用于粮食收购工作，该条文内容为“通过采购、藏匿商品或不投放市场等手段蓄意抬高商品价格者处以1年以下监禁并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或仅监禁”。以刑法用于粮食收购，对拥有余粮者以投机罪名惩处，这一“非常措施”此后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粮食收购三人特别小组”，“三人小组”是衍生于战时的特殊机构，拥有不经审讯批准逮捕、判刑和处决犯人的权力，在苏联二三十年代各级政权中仍旧存在。此后苏联全国纷纷仿效，先后都成立了这种拥有极大权力的“三人小组”来统一领导各自的粮食收购工作。与“余粮征集制”相比，仅是强迫的手段由武力转为刑罚而已。

　　“非常措施”的实行，再次激化了苏维埃与农民阶层的对立。1928年3月26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基谢廖夫的报告称：“由于拿走了农民的粮食，最近农村中的反苏维埃情绪进一步激化。”“在北高加索成立了若干三人小组以加强粮食收购……由于三人小组有逮捕权，所以它们就逮捕了没有完成指令任务的农民……”

　　《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7期刊登的材料充分地揭示了当时农民们的反抗情绪，甚至一位贫农出身的村苏维埃主席也反映说：“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共产党人发疯了或者正在发疯。……完全是在抢劫……1928年上半年苏联全国各地就爆发了150多起农民暴动事件，这些农民暴动事件是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参与之下被镇压的。联共（布）中央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1928年春天分歧越来越严重，斯大林坚持认为产生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富农囤粮不售，蓄意制造饥荒，是阶级斗争的表现。

　　粮食收购危机还为斯大林提供了政策论据。斯大林认为，粮食收购危机表明用市场方法从富农那里获取粮食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苏维埃制度不能长久地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基础——联合的社会化工业和个体小农经济之上，他由此得出结论：必须把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使“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如此方能确保国家工业的粮食需求。

　　布哈林等人不同意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产生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主要原因是国家用在工业上的投资过多，而对农业投资过少。另一方面，粮食价格又定得太低，挫伤了农民们的生产积极性。1929年4月，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富农长入社会主义”理论受到批判，布哈林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斯大林可以放开手脚实施其农业集体化了。

　　美国救济总署在苏联的物资发放站

　　大饥荒期间大量出口粮食

　　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通过的《关于集体化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确定要在五年计划结束时基本消灭小农经济。苏联全国各地各级党和政府组织自上而下地推行全盘集体化，不能如期完成任务的地方干部要受到撤职、开除党籍的处置，而不愿意立刻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则被斥之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准）富农分子”，并没收土地。

　　莫斯科的美国救济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