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山东红旗置业集团:孔子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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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
箴言名句
学而时习之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王肃注：“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悦。”王释“学”与“习”为一义，似专指诵读。但孔子教人学“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诵习”仅是“一端”（见刘宝楠《论语正义》）。皇侃疏“时习”说：“凡学有三时。”一指年岁，二指季节，三指晨夕。近人蒋伯潜认为“学是知新，习是温故”（《十三经概论》）。
敏于事而慎于言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学而》：“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又《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义相同。意为做事勤奋敏捷，说话却谨慎。朱熹注：“敏于事者，勉其所不足。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也。”（《论语集注》）又释：“事难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谨。”（《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二）另外在《荀子·子道》、《韩诗外传》、《说苑·杂言》等篇都有孔子语子路“慎言不哗”的记载。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为政》：“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罔”，迷惘。郑玄注：罔，犹罔罔无知貌。“殆”有两义：一为危殆，疑不能定。一为疲殆，精神疲怠无所得。当从前解。此句可与“温故而知新”章合参。近人杨树达注：“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学而不思也，不温故而欲知新者，思而不学也。”（《论语疏证》）孔子首倡学思并重，对孔门弟子有很深影响。如子夏言博学近思，《中庸》言博学慎思，都认为学思不可偏废。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郑玄注：“不知可者，言不可行也”。孔安国注：“言人而不信，其余终无可”。朱熹说：“人面无真实诚心，则所言皆妄。”（《朱子语类》卷二四）近人蒋伯潜区分信有二义：“说话必须真实；说了话必须能践言。”（《语译广解》）孔子及后儒极重信，“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是孔门的处世原则。
讷于言而敏于行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包咸注：“讷，迟钝也。言欲迟而行欲疾。”朱熹引谢良佐注曰：“放言易，故欲讷；力行难，故欲敏。”《论语》中尚有许多同义之句：“慎言其余，则寡悔”（《为政》）、“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等，均可反映孔子一以贯之之重行慎言思想。参见“敏于事而慎于言”。
德不孤，必有邻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里仁》：“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箴言名句
听其言而观其行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夜。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予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说苑·尊贤》记孔子言曰：“夫取人之术也，观其言而察其行也……是故先观其言而揆其行。”《大戴礼记·五帝德》：“子曰：‘吾欲以语言取人，于予邪改之。’”也即此章义。朱熹引胡氏注曰：孔子语听言观行，“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谨于言而敏于行耳。”（《论语集注》）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孔文子，卫大夫。“文”是他的谥。朱熹注：“凡人性敏多学不好学，位高者多耻下问。故谥法有以‘勤学好问’为文者，盖亦人所难也。”（《论语集注》）又说：“古人谥法甚宽”，“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此节此一惠，则敏学下问，亦是它好处”足见孔子“宽肠大度，所以责人也宽”（《朱子语类》卷二九）。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按字义，文，文采；质，质朴；彬彬，杂半之貌。南宋朱熹《论语集注》：“言学者当损有余，补不足，至于成德，则不期然而然矣”。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孔子此言“文”，指合乎礼的外在表现；“质”，指内在的仁德，只有具备“仁”的内在品格，同时又能合乎“礼”地表现出来，方能成为“君子”。文与质的关系，亦即礼与仁的关系。于此一则体现了孔子所竭力推崇的“君子”之理想人格；另一则反映了其一以贯之的中庸思想：即不主张偏胜于文，亦不主张偏胜于质；当不偏不倚，执两用中，而做到过点且属不易。“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文质得中，岂易言哉？”（《礼记·表记》）
敬鬼神而远之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雍也》：“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朱熹注：“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论语集注》）清刘宝楠则释此句为：“谓以礼敬事鬼神也”（《论语正义》）。《礼记·表记》：“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结合上述孔子告樊迟语，可看出孔子持与夏人商人不同的鬼神观，并教樊迟从周道。孔子在承认有鬼神的前提下，又提出对鬼神既不轻慢亦不要予以亲近，这与其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中强调先人事，后鬼神（《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相一致。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雍也》，孔子答子贡问仁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朱熹《论语集注》：“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闲矣。”清阮元《研经室集》：“为之不厌，己立己达也；诲人不倦，立人达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达者，如‘在邦必达，在家必达’之达。”此句犹言自己想要站得住也要使他人站得住，自己欲事事行得通也应使他人事事行得通。是以体现孔子所倡导的“恕”之道，亦即关于“仁”的实践途径与方法。以己所欲譬诸他人而成全之，系“恕”之高标准，即从积极意义上实践“仁”其低标准则是推己所厌及他人而不恶加，即从消极意义上实践“仁”（见《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察己知人，亦即承认他人之价值，关心他人之生存与发展，从又一侧面反映孔子思想的人道主义特征。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汉书·儒林传》：孔子“究观古今之篇籍”叙《书》、称《乐》、论《诗》、因鲁《春秋》、好《易》，“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朱熹《论语集注》：“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其句意谓传述旧章而不创作，对古代文化既服膺又喜好。“不作”与“好古”，系孔子对终其一生之教学与学术研究生涯的概括，同时亦体现出其整理历史文化遗产的原则及其对上古文化的基本态度。所谓“不作”，朱熹认为孔子“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同上）。然后世学者认为实际上孔子有述亦有作。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述而》：“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又见《孟子·公孙丑上》：“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吕氏春秋》亦记载：“孔子曰：‘吾何足以称哉！勿已者，则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其句意谓：默默将所见所闻记于心间，发愤学习从不满足，教导学生不知疲倦。南宋朱熹《论语集注》：“三者已非圣人之极至，而犹不敢当，则谦而又谦之辞”。近人钱穆认为“或以本章为谦辞，实非也。”（《论语新解》）孔子于此所举三事：其一，重在言识（记忆），不在言默，所谓“多闻，质而守之”（《礼记·缁衣》），“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其二、三，则表达了孔子于求知学问的勤勉不怠和教授弟子的一腔热忱，同时也是孔子从认识和方法对“学”与“教（教诲）”的合理总结。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汉郑玄注：“富贵而不以义者，于我如浮云，非己之有也”。南宋朱熹《论语集注》：“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意谓：以不义手段占有的财富与官位，对于我如同天际的浮云。又见《论语》同篇：“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于此重申其看待和求取富贵的具体原则，即须合于“义”与“仁道”，违此而获，则被视如过眼烟云之不足取。同时亦表明其于清贫生涯甘之如饴、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与襟怀。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述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汉郑玄《论语注》：言此才，勉人于学也。南宋朱熹《论语集注》：“未得，则发愤而忘食；已得则乐之而忘忧；以是二者俯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数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学之笃耳”。近人康有为《论语注》：“忘食，则不知贫贱；忘忧，则不知苦戚；忘老，则不知死生；非至人安能至此”。其句意谓：发奋用功连吃饭也不记得（学有所获），便高兴得忘了忧虑，连入老境也未觉察。此实乃夫子自道，自勉之辞。《礼记·表记》：“子曰：‘《诗》之好仁如此。乡道而行，中道而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俯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其一生好学不倦，倡导积极有为，对所创立学说的实现孜孜以求，“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礼记·中庸》），是以展示了孔子自强不息，终老不疲与明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朱熹注：“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恶，则我从其善，则我从其善而改其恶焉。是二人者，皆我师也。”（《论语集注》）刘宝楠引旧说，又提出两解：一谓“我并彼为三人，若彼二人以我为善，我则从之；二人以我为不善，我则改之。是彼二人，皆为吾师。书洪范云：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此之谓也。”一谓“三人行，本无贤愚。其有善有不善者，皆随事所见，择而从之改之。非谓一人善，一人不善也。既从其善，即是我师。”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述而》。《说文》：“坦，安也。”荡荡，广远之称。戚戚，时时忧虑之称。君子通晓事理，故待人接物处世犹如在平坦大道上行走，安然而舒泰。小人心思常为物役，患得又患失，故常有戚戚之心。皇侃疏引江熙曰：“君子坦而夷任，荡然无私。小人驰兢于荣利，耿介于得失，故长为悉府也。”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于物，故多忧戚。”（见《论语集注》）《荀子·子道》篇言君子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与此义同。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子罕》：“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雕，凋谢；松柏，喻栋梁之材。朱熹引谢上蔡注曰：“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论语集注》）荀子则把松柏喻君子：“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见君子无日不在是。”（《荀子·大略》）《庄子·让王》引孔子言曰：“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孔子名言。《论语·子罕》：“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正义》引《申鉴·杂言下》注曰：“君子乐天知命故不忧；审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惧。”又《论语·宪问》所记三者次序不同：“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自谦其不具备知、仁、勇三者达德，而自子贡视之，孔子三道尽备，故曰：“夫子自道也。”（《宪问》）
民无信不立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颜渊》：“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此即孔子对子贡问政之答。民信之与足食足兵为孔子治邦强国之政。然可去兵去食，不可使民无信；民信则为本。此也即与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身取义有相通这处。后朱熹有曰：“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不失信于我也”。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孔门名言。语出《论语·颜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此是孔子弟子有若答鲁哀公所问“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时所言。也即是发挥孔子“政在使民富”（《说苑政理》）的儒家思想。孔子认为，民富在于薄税敛“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同上）。朱熹注为：“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贫。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论语集注》）《荀子·富国》曰：“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多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
君子成人之美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颜渊》：“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朱熹注曰：“成者，诱掖奖劝以成其事也。”《大戴礼·曾子立事》：“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与孔子之意相近。
其身正，不令而行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子路》：“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虽令不从。”儒家一贯认为：为上者，“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汉书·公孙弘传》）“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淮南子·主术》）
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子路》：“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朱熹《集注》：“见小者之为利，则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又引程子言曰孔子深知弟子“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以切己之事告之”（同上）。《论语正义》引荀子曰：“利谓便国益民也。为政者见有大利，必宜兴行，但不可见小耳”。《大戴礼记·四代》：“好见小利，妨于政。”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泰伯》：“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宪问》亦有此语。其旨“欲各专一于其职”（刘宝楠《论语正义》）。也是儒家一贯的处世态度。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后孟子又言“位卑而言高，罪也”；《中庸》也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均与此文相近。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正义》引解：“虑之不远，其忧即至，故曰近忧。”《荀子·大略》云：“先事虑事，先患虑患。先事虑事谓之接，接则事犹成。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事至而后虑者谓之困，困则祸不可御。”而人宜远虑历为儒家所重。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此即施“仁”于人。西汉董仲舒作了发挥：“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春秋繁露·仁义法》）《吕氏春秋·举难》又曰：“故君子责人则以仁，自责则以义。责人以仁则易足，易足则得人，自责以义则难为非，难为非则行饰。”朱熹注曰：“责己得厚，故身益修；责人薄，故人易从，所以人不得而怨之。”（《论语集注》）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孔子名言。《论语》凡四见，旨同而文小异。《学而》载：“子曰：‘不患人这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为不必担心别人不知我，该担心的是我不知人。《里仁》作：“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上句意同，下句意为：该担心我有什么可为人知道的。《宪问》作：“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又作：“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朱熹注：孔子“于此一事，盖屡言之，其丁宁之意亦可见矣。”（《论语集注》）王夫之注：“能夺我名而不能夺我志，能困我于境遇而不能困我于天人无愧之中，不患也。”（《四书训义》）
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包咸注：“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举人也。”王肃注：“不可以无德而废善言。”意谓不因某人之言中听而举荐他，也不因某人有缺失而鄙弃其言。孔子这种稳重、全面的举人之术、听言之法为后世所重。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孔子此即言仁。《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又言恕。孔子常以“恕”释“仁”。朱熹《集注》：“恕，推己以及人也。”也即子贡所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公冶长》）以后儒家都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实施“仁政”。
小不忍则乱大谋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朱熹《论语集注》：“小不忍，如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又说：“妇人之仁，不能忍于爱；匹夫之勇，不能忍于忿，皆能乱大谋。”（《朱子语类》卷四五）近人杨树达又分不忍有三义：“不忍忿”；“慈仁不忍，不能以义割恩”；“吝财不忍弃”（《论语疏证》）。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意为人能把道廓大，而不能用道来廓大人。王肃注：“才大者道随大，才小者道随小，故不能弘人。”朱熹注：“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论语集注》）董仲舒天人对策中也引此句，言治乱废兴在于己。今人杨伯峻认为与愿意不合。
当仁不让于师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当仁”有两解：一为面临仁德；一为担当实现仁道之重任。朱熹注：“当仁，以仁为己任也。虽师亦无所逊，言当勇往而必为也。盖仁者，人所自有而自为之，非有争也，何逊之有？”（《论语集注》）“师”字一般训解为“师长”。近人钱穆训为“众人”。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为政》：“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知也”之“知”，同智。朱熹注：“子路好勇，盖有强其所不知以为知者，故夫之告之。”（《论语集注》）《荀子·子道》所记可为佐证：子路盛服见孔子，孔子曰：“今女衣服既盛，颜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谏女矣。”又说：“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又《儒效》篇云：“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子罕》：“子曰：‘三军要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安国注：“三军虽众，人心不一，则其将帅可夺而取之；匹夫虽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夺也。”朱熹引侯氏曰：“三军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帅可夺而志不可夺。如可夺，则亦不足谓志矣。”（《论语集注》）《礼心·缁衣》篇亦曰：“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
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阳货》：“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皇侃疏：“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师人必当温故而知新，研精久习，然后乃可为人传说耳。若听之道路，道路乃即为人传说，必多谬妄。所以为有德者所弃也。亦自弃其德也。”近人钱穆说：“道听，听之易，途说，说之易。入子耳，即出于口，纵闻善言，亦不为己有，其德终无可成。”（《论语新解》）《荀子·大略》：“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道远日益矣。”与孔子反对道听途说之义相近。
道不同，不相为谋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史记·伯夷传》引此言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老庄申韩传》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近人钱穆之释有两说，一为“君子亦有意见行迹之不同，然同于道则可相与谋。惟小人贼道者，有善恶邪正之分，斯难于相谋矣。”一为“道指术业，如射与御，各精其重，不相为谋也。”（《论语新解》）
孔子哲言
人生态度、做人格言、孔子论学习、政治格言
人生态度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修己以敬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君于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君子易事而难说（悦)，说（悦）之不以道，不说（悦）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子谓于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
其使民也义。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放于利而行，多怨。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提手与之言，能无说
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见善无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士而怀居，不足为士矣！
先秦评孔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诸子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其中以儒、道、墨、名、法五个学派最为著名。儒家虽为显学之首，但不立于一尊的地位。故各家对孔子的毁誉不一。
孔子门人及其后学者均推尊孔子。门人中以子贡为代表，他对孔子赞美备至，奉如天人，把孔子比拟为高天、日月、木铎，凡人是永远不可企及的，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亚圣孟子认为孔子所行的“圣人之道”是遍及自然界和社会的至高准则。然而当时民间一般看法认为孔子是博学成名的大学者。
战国末期大儒荀子，虽然其礼的思想根源于孔子，然而他有浓厚的“法”思想的成分。他以继承儒家正统自任，称颂孔子，认为孔子的美德永远不可泯灭。但他贬斥子张、子夏、子游为“贱儒”，批评子思、孟子。他的著作多处称引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借孔子之名表达他重视礼法和“亲贤用知”的思想。
墨家对于儒家学说非议颇多，批评孔子的“述而不作”，主张“述而且作”，批评孔子和儒家的繁琐礼仪。
道家以自然无为为宗旨，蔑视礼法，对于儒家的礼仪道德持否定态度。
先秦法家学说思想上与儒家对立，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为孔子学说与法家农战思想对立，致使国家“必贫而削”。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孔子个人颇为尊重，但他认为孔子学说不合时宜。
上述先秦诸子对孔子的毁誉褒贬，各持己见，正是反映了当时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兴盛景象。这与汉以后独尊儒术的局面则截然不同。
秦汉评孔
秦汉时代是儒学发展中的关键时期。在先秦，孔子只算是诸子之一，儒家虽号为“显学”，也只是百家中的一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此居于统治地位，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儒学在秦汉时期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1.秦始皇虽焚书坑儒，但秦朝博士中有许多儒生，祖述孔子，传播儒学，秦尚法术，儒学并未居于统治地位；
2.西汉前期，崇尚黄老，博士诸儒具官待问，未见尊显；
3.汉武帝以后，定儒术于一尊，此后进入儒学统治时期。
汉代儒学的特点是：
1.融摄百家，综合吸取诸了各家之长来充实儒学，使儒学更加丰富；
2.由于定儒术于一尊，孔子的地位愈来愈高；
3.神化孔子和经书，使孔子由圣人变为神人，经学变为神学。
魏晋南北朝评孔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汉魏之际，曹操崛起于北方，其所遵循的思想和采取的政治措施皆为名法之治而重道德名节，从而影响了整个时代。在思想理论上，体现道法结合的刑名之学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
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
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
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
南北朝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不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隋唐评孔
自南北朝以后，迄于隋唐，佛教盛炽，儒学统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宋元评孔
宋元时期对孔子的评价总体上是对孔子推崇备至，进一步把孔子神化，用孔子的神圣光环和纲常伦理来维护其封建统治。
宋元时期，中国结束了晚唐以来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确立了以官僚地主阶级为支柱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宋元时期的哲学运动以更典型的形式表现了中国中世纪哲学思维的特点及其逻辑发展的曲折。从以前儒教、佛教、道教相互攻伐到相互吸取，由三教鼎立到三教合流，从而产生了宋元时期十分精致的官方哲学：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精巧的哲学学说为理论基础，吸取佛老思想营养而建立起来的理学唯心主义。
孔子学说是理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孔子本人的形象在宋元时期作为至圣先师也被塑造得更加完美与高大，无论是皇家朝廷，还是学林名流，对孔子都极力颂扬，对孔子的学说也极力阐发光大。
明代评孔
继宋元之后，明代理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心学极盛。与之同时，还出现了与之对立的所学。呈现理学、心学和气学三大思潮鼎立的局面。三者对孔子及其学说亦各自有其阐发和评述。
清代评孔
在清朝时代，孔学由盛而衰。论孔者依时代之不同而歧见纷呈，其要者有：
1.治统、道统合一论；
2.朱学即孔学论； 以孔学批评理学；
3.以孔、孟之学批评君主专制；
4.“经学即理学”论；
5.“六经皆史”论；
6.“中体西用”说；
7.“孔子改制”说；
8.以夷变夏论； 孔子尊君论； 儒学汗漫说
近代以来评孔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制约和影响着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围绕如何评价孔子及其儒学的争论，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反映了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
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不但以物质武器批判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而且从思想上冲击了一切束缚人民的绳索。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并未完全摆脱儒家纲常思想的影响。
早期改良派目睹当时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关心时政，热心西学，提出了“器变道不变”的“中体西用”思维模式。
甲午战争后，面临列强瓜分中国的危局，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变法运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发动革命与改良之辩，深化了近代评孔运动。
辛亥革命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
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激进分子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未能建立，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触动旧思想、旧道德。
五四以后，围绕评孔问题的争论仍一直继续，最后由毛泽东作了科学的总结，提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并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者评孔的应持态度和方法。
台港评孔
1.现代新儒家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力图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2.儒家资本主义又称“第三种现代化模式”或“东亚工业文明”。现代新儒家设想的以儒家文化为背景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或模式。
3.儒学第三期发展，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现今发展阶段和可以展望的未来前景，及其在儒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所提出的一种看法。
教育生涯
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时间，是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他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一整套正确的学习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思想；树立了良好的师德典范。
孔子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开始办学，到去齐国求仕之前，约7、8年时间。这一阶段他的的门徒还不大多，但是办学有成效，在社会上已经有了较大的名声。在这一时期，孔子的学生中有比他只小6岁的颜路（颜回之父），有比他只小9岁的子路。子路几乎是终生陪伴着孔子。
第二阶段：自37岁（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从齐国返回鲁国到55岁（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周游列国之前。这一阶段共计18年的时间。这18年中，孔子虽然有4年多的时间在做官从政，但并没有停上授徒。这一阶段是孔子教育事业大发展的阶段。他的教育经验越来越丰富，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名气越来越大，所收的弟子越来越多。除了鲁国的学生之外，他的学生中还有来自齐、楚、卫、晋、秦、陈、吴、宋等国的求学者。孔子的威望已经树立起来。他的一些有名的弟子，如颜回、子贡、冉求、仲弓等，大都是这一时期进入孔门的。这些弟子中的一部分人后来跟随他周游了列国，一部分从了政。
第三阶段：自68岁（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周游列国结束回到鲁国，到他去世，共5年时间。这时，他虽然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但鲁哀公、季氏最终并没有任用他。他虽然有大夫的身份，有时也发表一些政见，但没有人听从他的意见。他把精力集中到办教育与整理古代文献典籍上了。这一时期他的学生也很多，并培养出了子夏、子游、子张、曾参等才华出众的弟子。这几个人后来大都从事了教育事业。对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对孔子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十四年中，也没有停止过教育活动。他在卫国、陈国先后住了数年的时间并没有从政，弟子就在身边，师生之间不可能不进行学术研讨。他带着弟子到列国去周游，本身就开阔了这些学生的眼界，他们的意志也受到了磨练。这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活动。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在德行方面表现突出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语言方面表现突出的有宰我、子贡，办理政事能力较强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都干出了一番成就，对于当时政治，尤其是对于孔子思想的传播，对于儒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纵观孔子的一生，他对他的学生的影响，一部分是通过言传，通过学习古代文献、传授各种技艺，而更多的、更为深刻的则是身教。他的勤奋好学，他对真理、对理想、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他的正直、善良、谦虚、有礼，他对国家的忠诚与对老百姓的关心，都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学生与后人。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既是孔子的高尚师德，也是孔子提出的一条教育原则。孔子爱教育、爱学生，诲人不倦，他能平等对待学生，做到教学相长，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孔子是具有高尚师德的一代宗师。
学生们对老师非常崇敬，当有人诽谤孔子时．学生们站出来为孔子辩护，捍卫孔子的崇高人格。“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孔子的弟子中，有些人几乎是终生陪伴着孔子，其情感之深，胜于父子兄弟。
孔子死后，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弟子们以对父亲之礼仪对待孔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在孔子的坟前盖了一间小屋，为孔子守坟6年。中国历史上创办私学的先行者，第一位职业教师，得到了弟子们的衷心尊敬。
政治生涯
孔子终生热衷于从事政治，有一腔报国之热血，也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但 最高统治者对于他始终是采取一种若即若离、敬而远之的态度。他真正参与政治的时间只有四年多, 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他干了不少事，职务提升也很快。但 终究因为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了。此时他已50多岁，迫于形势，他离开了鲁国，开始了被后人称之为周游列国的政治游说，14年中，东奔西走，多次遇 到危险，险些丧命。后虽被鲁国迎回，但鲁终不用孔子。(左图为孔子夹谷会齐王)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 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 孔子由此结 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 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 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 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 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 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 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 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 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做所为有意见，怕孔子 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 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
箴言名句
学而时习之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王肃注：“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悦。”王释“学”与“习”为一义，似专指诵读。但孔子教人学“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诵习”仅是“一端”（见刘宝楠《论语正义》）。皇侃疏“时习”说：“凡学有三时。”一指年岁，二指季节，三指晨夕。近人蒋伯潜认为“学是知新，习是温故”（《十三经概论》）。
敏于事而慎于言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学而》：“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又《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义相同。意为做事勤奋敏捷，说话却谨慎。朱熹注：“敏于事者，勉其所不足。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也。”（《论语集注》）又释：“事难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谨。”（《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二）另外在《荀子·子道》、《韩诗外传》、《说苑·杂言》等篇都有孔子语子路“慎言不哗”的记载。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为政》：“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罔”，迷惘。郑玄注：罔，犹罔罔无知貌。“殆”有两义：一为危殆，疑不能定。一为疲殆，精神疲怠无所得。当从前解。此句可与“温故而知新”章合参。近人杨树达注：“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学而不思也，不温故而欲知新者，思而不学也。”（《论语疏证》）孔子首倡学思并重，对孔门弟子有很深影响。如子夏言博学近思，《中庸》言博学慎思，都认为学思不可偏废。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郑玄注：“不知可者，言不可行也”。孔安国注：“言人而不信，其余终无可”。朱熹说：“人面无真实诚心，则所言皆妄。”（《朱子语类》卷二四）近人蒋伯潜区分信有二义：“说话必须真实；说了话必须能践言。”（《语译广解》）孔子及后儒极重信，“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是孔门的处世原则。
讷于言而敏于行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包咸注：“讷，迟钝也。言欲迟而行欲疾。”朱熹引谢良佐注曰：“放言易，故欲讷；力行难，故欲敏。”《论语》中尚有许多同义之句：“慎言其余，则寡悔”（《为政》）、“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等，均可反映孔子一以贯之之重行慎言思想。参见“敏于事而慎于言”。
德不孤，必有邻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里仁》：“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箴言名句
听其言而观其行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夜。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予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说苑·尊贤》记孔子言曰：“夫取人之术也，观其言而察其行也……是故先观其言而揆其行。”《大戴礼记·五帝德》：“子曰：‘吾欲以语言取人，于予邪改之。’”也即此章义。朱熹引胡氏注曰：孔子语听言观行，“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谨于言而敏于行耳。”（《论语集注》）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孔文子，卫大夫。“文”是他的谥。朱熹注：“凡人性敏多学不好学，位高者多耻下问。故谥法有以‘勤学好问’为文者，盖亦人所难也。”（《论语集注》）又说：“古人谥法甚宽”，“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此节此一惠，则敏学下问，亦是它好处”足见孔子“宽肠大度，所以责人也宽”（《朱子语类》卷二九）。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按字义，文，文采；质，质朴；彬彬，杂半之貌。南宋朱熹《论语集注》：“言学者当损有余，补不足，至于成德，则不期然而然矣”。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孔子此言“文”，指合乎礼的外在表现；“质”，指内在的仁德，只有具备“仁”的内在品格，同时又能合乎“礼”地表现出来，方能成为“君子”。文与质的关系，亦即礼与仁的关系。于此一则体现了孔子所竭力推崇的“君子”之理想人格；另一则反映了其一以贯之的中庸思想：即不主张偏胜于文，亦不主张偏胜于质；当不偏不倚，执两用中，而做到过点且属不易。“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文质得中，岂易言哉？”（《礼记·表记》）
敬鬼神而远之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雍也》：“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朱熹注：“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论语集注》）清刘宝楠则释此句为：“谓以礼敬事鬼神也”（《论语正义》）。《礼记·表记》：“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结合上述孔子告樊迟语，可看出孔子持与夏人商人不同的鬼神观，并教樊迟从周道。孔子在承认有鬼神的前提下，又提出对鬼神既不轻慢亦不要予以亲近，这与其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中强调先人事，后鬼神（《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相一致。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雍也》，孔子答子贡问仁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朱熹《论语集注》：“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闲矣。”清阮元《研经室集》：“为之不厌，己立己达也；诲人不倦，立人达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达者，如‘在邦必达，在家必达’之达。”此句犹言自己想要站得住也要使他人站得住，自己欲事事行得通也应使他人事事行得通。是以体现孔子所倡导的“恕”之道，亦即关于“仁”的实践途径与方法。以己所欲譬诸他人而成全之，系“恕”之高标准，即从积极意义上实践“仁”其低标准则是推己所厌及他人而不恶加，即从消极意义上实践“仁”（见《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察己知人，亦即承认他人之价值，关心他人之生存与发展，从又一侧面反映孔子思想的人道主义特征。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汉书·儒林传》：孔子“究观古今之篇籍”叙《书》、称《乐》、论《诗》、因鲁《春秋》、好《易》，“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朱熹《论语集注》：“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其句意谓传述旧章而不创作，对古代文化既服膺又喜好。“不作”与“好古”，系孔子对终其一生之教学与学术研究生涯的概括，同时亦体现出其整理历史文化遗产的原则及其对上古文化的基本态度。所谓“不作”，朱熹认为孔子“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同上）。然后世学者认为实际上孔子有述亦有作。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述而》：“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又见《孟子·公孙丑上》：“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吕氏春秋》亦记载：“孔子曰：‘吾何足以称哉！勿已者，则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其句意谓：默默将所见所闻记于心间，发愤学习从不满足，教导学生不知疲倦。南宋朱熹《论语集注》：“三者已非圣人之极至，而犹不敢当，则谦而又谦之辞”。近人钱穆认为“或以本章为谦辞，实非也。”（《论语新解》）孔子于此所举三事：其一，重在言识（记忆），不在言默，所谓“多闻，质而守之”（《礼记·缁衣》），“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其二、三，则表达了孔子于求知学问的勤勉不怠和教授弟子的一腔热忱，同时也是孔子从认识和方法对“学”与“教（教诲）”的合理总结。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汉郑玄注：“富贵而不以义者，于我如浮云，非己之有也”。南宋朱熹《论语集注》：“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意谓：以不义手段占有的财富与官位，对于我如同天际的浮云。又见《论语》同篇：“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于此重申其看待和求取富贵的具体原则，即须合于“义”与“仁道”，违此而获，则被视如过眼烟云之不足取。同时亦表明其于清贫生涯甘之如饴、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与襟怀。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述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汉郑玄《论语注》：言此才，勉人于学也。南宋朱熹《论语集注》：“未得，则发愤而忘食；已得则乐之而忘忧；以是二者俯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数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学之笃耳”。近人康有为《论语注》：“忘食，则不知贫贱；忘忧，则不知苦戚；忘老，则不知死生；非至人安能至此”。其句意谓：发奋用功连吃饭也不记得（学有所获），便高兴得忘了忧虑，连入老境也未觉察。此实乃夫子自道，自勉之辞。《礼记·表记》：“子曰：‘《诗》之好仁如此。乡道而行，中道而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俯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其一生好学不倦，倡导积极有为，对所创立学说的实现孜孜以求，“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礼记·中庸》），是以展示了孔子自强不息，终老不疲与明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朱熹注：“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恶，则我从其善，则我从其善而改其恶焉。是二人者，皆我师也。”（《论语集注》）刘宝楠引旧说，又提出两解：一谓“我并彼为三人，若彼二人以我为善，我则从之；二人以我为不善，我则改之。是彼二人，皆为吾师。书洪范云：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此之谓也。”一谓“三人行，本无贤愚。其有善有不善者，皆随事所见，择而从之改之。非谓一人善，一人不善也。既从其善，即是我师。”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述而》。《说文》：“坦，安也。”荡荡，广远之称。戚戚，时时忧虑之称。君子通晓事理，故待人接物处世犹如在平坦大道上行走，安然而舒泰。小人心思常为物役，患得又患失，故常有戚戚之心。皇侃疏引江熙曰：“君子坦而夷任，荡然无私。小人驰兢于荣利，耿介于得失，故长为悉府也。”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于物，故多忧戚。”（见《论语集注》）《荀子·子道》篇言君子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与此义同。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子罕》：“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雕，凋谢；松柏，喻栋梁之材。朱熹引谢上蔡注曰：“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论语集注》）荀子则把松柏喻君子：“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见君子无日不在是。”（《荀子·大略》）《庄子·让王》引孔子言曰：“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孔子名言。《论语·子罕》：“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正义》引《申鉴·杂言下》注曰：“君子乐天知命故不忧；审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惧。”又《论语·宪问》所记三者次序不同：“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自谦其不具备知、仁、勇三者达德，而自子贡视之，孔子三道尽备，故曰：“夫子自道也。”（《宪问》）
民无信不立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颜渊》：“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此即孔子对子贡问政之答。民信之与足食足兵为孔子治邦强国之政。然可去兵去食，不可使民无信；民信则为本。此也即与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身取义有相通这处。后朱熹有曰：“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不失信于我也”。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孔门名言。语出《论语·颜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此是孔子弟子有若答鲁哀公所问“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时所言。也即是发挥孔子“政在使民富”（《说苑政理》）的儒家思想。孔子认为，民富在于薄税敛“诗云：‘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同上）。朱熹注为：“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贫。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论语集注》）《荀子·富国》曰：“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多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
君子成人之美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颜渊》：“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朱熹注曰：“成者，诱掖奖劝以成其事也。”《大戴礼·曾子立事》：“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与孔子之意相近。
其身正，不令而行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子路》：“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虽令不从。”儒家一贯认为：为上者，“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汉书·公孙弘传》）“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淮南子·主术》）
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子路》：“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朱熹《集注》：“见小者之为利，则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又引程子言曰孔子深知弟子“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以切己之事告之”（同上）。《论语正义》引荀子曰：“利谓便国益民也。为政者见有大利，必宜兴行，但不可见小耳”。《大戴礼记·四代》：“好见小利，妨于政。”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泰伯》：“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宪问》亦有此语。其旨“欲各专一于其职”（刘宝楠《论语正义》）。也是儒家一贯的处世态度。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后孟子又言“位卑而言高，罪也”；《中庸》也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均与此文相近。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正义》引解：“虑之不远，其忧即至，故曰近忧。”《荀子·大略》云：“先事虑事，先患虑患。先事虑事谓之接，接则事犹成。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事至而后虑者谓之困，困则祸不可御。”而人宜远虑历为儒家所重。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此即施“仁”于人。西汉董仲舒作了发挥：“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春秋繁露·仁义法》）《吕氏春秋·举难》又曰：“故君子责人则以仁，自责则以义。责人以仁则易足，易足则得人，自责以义则难为非，难为非则行饰。”朱熹注曰：“责己得厚，故身益修；责人薄，故人易从，所以人不得而怨之。”（《论语集注》）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孔子名言。《论语》凡四见，旨同而文小异。《学而》载：“子曰：‘不患人这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为不必担心别人不知我，该担心的是我不知人。《里仁》作：“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上句意同，下句意为：该担心我有什么可为人知道的。《宪问》作：“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又作：“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朱熹注：孔子“于此一事，盖屡言之，其丁宁之意亦可见矣。”（《论语集注》）王夫之注：“能夺我名而不能夺我志，能困我于境遇而不能困我于天人无愧之中，不患也。”（《四书训义》）
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包咸注：“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举人也。”王肃注：“不可以无德而废善言。”意谓不因某人之言中听而举荐他，也不因某人有缺失而鄙弃其言。孔子这种稳重、全面的举人之术、听言之法为后世所重。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孔子此即言仁。《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又言恕。孔子常以“恕”释“仁”。朱熹《集注》：“恕，推己以及人也。”也即子贡所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公冶长》）以后儒家都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实施“仁政”。
小不忍则乱大谋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朱熹《论语集注》：“小不忍，如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又说：“妇人之仁，不能忍于爱；匹夫之勇，不能忍于忿，皆能乱大谋。”（《朱子语类》卷四五）近人杨树达又分不忍有三义：“不忍忿”；“慈仁不忍，不能以义割恩”；“吝财不忍弃”（《论语疏证》）。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意为人能把道廓大，而不能用道来廓大人。王肃注：“才大者道随大，才小者道随小，故不能弘人。”朱熹注：“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论语集注》）董仲舒天人对策中也引此句，言治乱废兴在于己。今人杨伯峻认为与愿意不合。
当仁不让于师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当仁”有两解：一为面临仁德；一为担当实现仁道之重任。朱熹注：“当仁，以仁为己任也。虽师亦无所逊，言当勇往而必为也。盖仁者，人所自有而自为之，非有争也，何逊之有？”（《论语集注》）“师”字一般训解为“师长”。近人钱穆训为“众人”。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为政》：“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知也”之“知”，同智。朱熹注：“子路好勇，盖有强其所不知以为知者，故夫之告之。”（《论语集注》）《荀子·子道》所记可为佐证：子路盛服见孔子，孔子曰：“今女衣服既盛，颜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谏女矣。”又说：“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又《儒效》篇云：“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子罕》：“子曰：‘三军要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安国注：“三军虽众，人心不一，则其将帅可夺而取之；匹夫虽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夺也。”朱熹引侯氏曰：“三军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帅可夺而志不可夺。如可夺，则亦不足谓志矣。”（《论语集注》）《礼心·缁衣》篇亦曰：“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
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阳货》：“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皇侃疏：“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师人必当温故而知新，研精久习，然后乃可为人传说耳。若听之道路，道路乃即为人传说，必多谬妄。所以为有德者所弃也。亦自弃其德也。”近人钱穆说：“道听，听之易，途说，说之易。入子耳，即出于口，纵闻善言，亦不为己有，其德终无可成。”（《论语新解》）《荀子·大略》：“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道远日益矣。”与孔子反对道听途说之义相近。
道不同，不相为谋
孔子名言。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史记·伯夷传》引此言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老庄申韩传》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近人钱穆之释有两说，一为“君子亦有意见行迹之不同，然同于道则可相与谋。惟小人贼道者，有善恶邪正之分，斯难于相谋矣。”一为“道指术业，如射与御，各精其重，不相为谋也。”（《论语新解》）
孔子哲言
人生态度、做人格言、孔子论学习、政治格言
人生态度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修己以敬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君于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君子易事而难说（悦)，说（悦）之不以道，不说（悦）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子谓于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
其使民也义。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放于利而行，多怨。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提手与之言，能无说
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见善无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士而怀居，不足为士矣！
先秦评孔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诸子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其中以儒、道、墨、名、法五个学派最为著名。儒家虽为显学之首，但不立于一尊的地位。故各家对孔子的毁誉不一。
孔子门人及其后学者均推尊孔子。门人中以子贡为代表，他对孔子赞美备至，奉如天人，把孔子比拟为高天、日月、木铎，凡人是永远不可企及的，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亚圣孟子认为孔子所行的“圣人之道”是遍及自然界和社会的至高准则。然而当时民间一般看法认为孔子是博学成名的大学者。
战国末期大儒荀子，虽然其礼的思想根源于孔子，然而他有浓厚的“法”思想的成分。他以继承儒家正统自任，称颂孔子，认为孔子的美德永远不可泯灭。但他贬斥子张、子夏、子游为“贱儒”，批评子思、孟子。他的著作多处称引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借孔子之名表达他重视礼法和“亲贤用知”的思想。
墨家对于儒家学说非议颇多，批评孔子的“述而不作”，主张“述而且作”，批评孔子和儒家的繁琐礼仪。
道家以自然无为为宗旨，蔑视礼法，对于儒家的礼仪道德持否定态度。
先秦法家学说思想上与儒家对立，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为孔子学说与法家农战思想对立，致使国家“必贫而削”。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孔子个人颇为尊重，但他认为孔子学说不合时宜。
上述先秦诸子对孔子的毁誉褒贬，各持己见，正是反映了当时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兴盛景象。这与汉以后独尊儒术的局面则截然不同。
秦汉评孔
秦汉时代是儒学发展中的关键时期。在先秦，孔子只算是诸子之一，儒家虽号为“显学”，也只是百家中的一派。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从此居于统治地位，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
儒学在秦汉时期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1.秦始皇虽焚书坑儒，但秦朝博士中有许多儒生，祖述孔子，传播儒学，秦尚法术，儒学并未居于统治地位；
2.西汉前期，崇尚黄老，博士诸儒具官待问，未见尊显；
3.汉武帝以后，定儒术于一尊，此后进入儒学统治时期。
汉代儒学的特点是：
1.融摄百家，综合吸取诸了各家之长来充实儒学，使儒学更加丰富；
2.由于定儒术于一尊，孔子的地位愈来愈高；
3.神化孔子和经书，使孔子由圣人变为神人，经学变为神学。
魏晋南北朝评孔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在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汉魏之际，曹操崛起于北方，其所遵循的思想和采取的政治措施皆为名法之治而重道德名节，从而影响了整个时代。在思想理论上，体现道法结合的刑名之学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
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玄学进一步得到强化。
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发展，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
东晋时期，佛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方法，故出现玄佛合流的趋向。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佛教。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分别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佛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创造性。
南北朝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沉寂，佛道二教继续发展。佛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佛教，出现了大批反佛思想家。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趋于复杂化，但儒学不但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发展。孔子的地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冲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成分和神学外衣，开始表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就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改革、发展和补充儒学的愿望。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概念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他们虽然倡导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断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符合自然。此时期虽然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不始终处于正统地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隋唐评孔
自南北朝以后，迄于隋唐，佛教盛炽，儒学统治地位受到严重挑战。
宋元评孔
宋元时期对孔子的评价总体上是对孔子推崇备至，进一步把孔子神化，用孔子的神圣光环和纲常伦理来维护其封建统治。
宋元时期，中国结束了晚唐以来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确立了以官僚地主阶级为支柱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宋元时期的哲学运动以更典型的形式表现了中国中世纪哲学思维的特点及其逻辑发展的曲折。从以前儒教、佛教、道教相互攻伐到相互吸取，由三教鼎立到三教合流，从而产生了宋元时期十分精致的官方哲学：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精巧的哲学学说为理论基础，吸取佛老思想营养而建立起来的理学唯心主义。
孔子学说是理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孔子本人的形象在宋元时期作为至圣先师也被塑造得更加完美与高大，无论是皇家朝廷，还是学林名流，对孔子都极力颂扬，对孔子的学说也极力阐发光大。
明代评孔
继宋元之后，明代理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心学极盛。与之同时，还出现了与之对立的所学。呈现理学、心学和气学三大思潮鼎立的局面。三者对孔子及其学说亦各自有其阐发和评述。
清代评孔
在清朝时代，孔学由盛而衰。论孔者依时代之不同而歧见纷呈，其要者有：
1.治统、道统合一论；
2.朱学即孔学论； 以孔学批评理学；
3.以孔、孟之学批评君主专制；
4.“经学即理学”论；
5.“六经皆史”论；
6.“中体西用”说；
7.“孔子改制”说；
8.以夷变夏论； 孔子尊君论； 儒学汗漫说
近代以来评孔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制约和影响着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围绕如何评价孔子及其儒学的争论，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反映了各个不同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
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不但以物质武器批判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而且从思想上冲击了一切束缚人民的绳索。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他并未完全摆脱儒家纲常思想的影响。
早期改良派目睹当时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关心时政，热心西学，提出了“器变道不变”的“中体西用”思维模式。
甲午战争后，面临列强瓜分中国的危局，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变法运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发动革命与改良之辩，深化了近代评孔运动。
辛亥革命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尊孔复古的逆流。
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激进分子认识到，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未能建立，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触动旧思想、旧道德。
五四以后，围绕评孔问题的争论仍一直继续，最后由毛泽东作了科学的总结，提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并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者评孔的应持态度和方法。
台港评孔
1.现代新儒家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力图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2.儒家资本主义又称“第三种现代化模式”或“东亚工业文明”。现代新儒家设想的以儒家文化为背景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来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或模式。
3.儒学第三期发展，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现今发展阶段和可以展望的未来前景，及其在儒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所提出的一种看法。
教育生涯
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时间，是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他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一整套正确的学习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思想；树立了良好的师德典范。
孔子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开始办学，到去齐国求仕之前，约7、8年时间。这一阶段他的的门徒还不大多，但是办学有成效，在社会上已经有了较大的名声。在这一时期，孔子的学生中有比他只小6岁的颜路（颜回之父），有比他只小9岁的子路。子路几乎是终生陪伴着孔子。
第二阶段：自37岁（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从齐国返回鲁国到55岁（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周游列国之前。这一阶段共计18年的时间。这18年中，孔子虽然有4年多的时间在做官从政，但并没有停上授徒。这一阶段是孔子教育事业大发展的阶段。他的教育经验越来越丰富，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名气越来越大，所收的弟子越来越多。除了鲁国的学生之外，他的学生中还有来自齐、楚、卫、晋、秦、陈、吴、宋等国的求学者。孔子的威望已经树立起来。他的一些有名的弟子，如颜回、子贡、冉求、仲弓等，大都是这一时期进入孔门的。这些弟子中的一部分人后来跟随他周游了列国，一部分从了政。
第三阶段：自68岁（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周游列国结束回到鲁国，到他去世，共5年时间。这时，他虽然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但鲁哀公、季氏最终并没有任用他。他虽然有大夫的身份，有时也发表一些政见，但没有人听从他的意见。他把精力集中到办教育与整理古代文献典籍上了。这一时期他的学生也很多，并培养出了子夏、子游、子张、曾参等才华出众的弟子。这几个人后来大都从事了教育事业。对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对孔子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十四年中，也没有停止过教育活动。他在卫国、陈国先后住了数年的时间并没有从政，弟子就在身边，师生之间不可能不进行学术研讨。他带着弟子到列国去周游，本身就开阔了这些学生的眼界，他们的意志也受到了磨练。这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活动。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在德行方面表现突出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语言方面表现突出的有宰我、子贡，办理政事能力较强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都干出了一番成就，对于当时政治，尤其是对于孔子思想的传播，对于儒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纵观孔子的一生，他对他的学生的影响，一部分是通过言传，通过学习古代文献、传授各种技艺，而更多的、更为深刻的则是身教。他的勤奋好学，他对真理、对理想、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他的正直、善良、谦虚、有礼，他对国家的忠诚与对老百姓的关心，都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学生与后人。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既是孔子的高尚师德，也是孔子提出的一条教育原则。孔子爱教育、爱学生，诲人不倦，他能平等对待学生，做到教学相长，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孔子是具有高尚师德的一代宗师。
学生们对老师非常崇敬，当有人诽谤孔子时．学生们站出来为孔子辩护，捍卫孔子的崇高人格。“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孔子的弟子中，有些人几乎是终生陪伴着孔子，其情感之深，胜于父子兄弟。
孔子死后，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弟子们以对父亲之礼仪对待孔子，为其服丧3年。子贡在孔子的坟前盖了一间小屋，为孔子守坟6年。中国历史上创办私学的先行者，第一位职业教师，得到了弟子们的衷心尊敬。
政治生涯
孔子终生热衷于从事政治，有一腔报国之热血，也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但 最高统治者对于他始终是采取一种若即若离、敬而远之的态度。他真正参与政治的时间只有四年多, 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他干了不少事，职务提升也很快。但 终究因为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了。此时他已50多岁，迫于形势，他离开了鲁国，开始了被后人称之为周游列国的政治游说，14年中，东奔西走，多次遇 到危险，险些丧命。后虽被鲁国迎回，但鲁终不用孔子。(左图为孔子夹谷会齐王)
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 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 孔子由此结 识了齐景公。鲁昭公25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27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9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51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12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 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 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13年，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 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 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 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 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 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2年（孔子59岁），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 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做所为有意见，怕孔子 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7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 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64岁时又回到卫国，68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鲁哀公16年，孔子73岁，患病，不愈而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