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奏鸣曲op7简介:霍妮在《我们内心的冲突》中对回避型人格障碍的描述

 回避人
　　　　
　　 基本冲突的第三种类型是离群独居的需要，就是对他人的回避。每一个认真对待生活与自己的人偶尔都有一人独处的需求，渴望一种富有意义的孤独，绝不是神经症表现。相反，多数神经症患者不敢深入到自己心灵的内部，而失去了享有建设性孤独的能力，这倒正是神经症迹象。只有当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出现了难以忍受的紧张，而孤独主要是为了避免这种紧张时，想独自一人的愿望才是神经症表现。
　　 自我孤立型特征当中最明显的是普遍地疏远他人。患者格外强调这一点，但实际上他对人的疏远并不比其他类型的患者对人的疏远更严重。在前面讨论过的两种类型中，不好笼统地说哪一种更对人疏远。我们只能说这种特性在屈服型里是被遮蔽着的，患者一旦发现自己在疏远别人便惊恐不安，因为他亲近他人的强烈要求使他急于相信在自己与别人之间并无鸿沟。退一步说，对人的疏远只是人际关系失调的标志。无论那种神经症都是这样。疏远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关系失调的严重程度，而不取决于是那种神经症。
　　  孤独型所特有的另一特征是对自我的疏远，就是说，感情麻木愚钝，对自己之所是、所爱、所恨、所欲、所想、所惧、所怨、所信均无所知，但这种自我疏远也是所有神经症的通病。自我孤立者很象神话中的还魂尸。它们象活人一样工作生活，但却没有生命。而另外类型的患者却可以有较丰富的感情生活。既然存在这种多样型，我们便不能不认为自我疏远只属于孤独型。　　所有的离群者都共有另一个特性，那就是：他们都能够带着一种客观的兴趣来观察自己，就象人们观看一件艺术品。他们对自己都持旁观态度，这与他们对生活的总的态度一样。因此，他们常常是自己内心冲突的优秀的观察者。这方面突出的例证是他们常显示出对梦中的象征有神秘的理解力。
　　  最富于关键意义的是他们内心的一种需要：在自己和他人之间保持感情的距离。更精确地说，他们有意识和无意识地作出决定，不已任何方式在感情上与他人发生关联，无论是爱情、争斗、合作、还是竞争。他们好比在自己周围划了一个魔圈，任何人不得侵入。这就是为什么从表面上看他们还是可以与人相处的原因。当外部世界擅自侵入他划定的圈子里时，他便焦虑不安，这就是他的需要的强迫性表现。
　　 他们的需要和品质都服务于这一主要目的：不介入。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对自立自强的需要。这种需要的一个明确的表现是足智多谋。攻击性也可能显得有随机应变之才，但两者的精神气质不同。对攻击性而言，这种精神是他对抗敌对世界，击败别人的先决条件；在自我孤立型中，这种精神好象是鲁滨逊式的：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富于才干，这是他能够对自己的孤立进行补偿的唯一方法。
　　  一种更不可靠的维持自力更生的方式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限制自己的需要。要更好地理解这方面的各种动机，我们只需记住这一点：病人隐蔽着的原则是，决不对任何人或事表示亲近，以防那个人或那件事变得不可缺少。否则，他的自我孤立原则就会受到侵犯。还是少管他人为妙。比如，一个自我孤立者仍然可以感受到真正的快乐，但这种快乐离不开别人，他宁可放弃。他可以有兴致偶尔与几个朋友一起度过傍晚，但总的来说不喜欢与人往来和社交活动。同样，他回避竞争、出名、成功，他还常常限制自己的吃喝等生活习惯，使自己不致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就能挣够必须支付的费用。他十分怨恨疾病，认为那是一种屈辱，因为疾病迫使他依赖他人。他可能坚持对任何事物都要有第一手的了解，而不是从旁人的所说所写来获得信息；他只愿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当然，这种态度只要不发展到荒谬的地步，还是有助于形成宝贵的个人独立性格的。
　　自我孤立型还有一个特殊的需要——保守个人隐私。他象有些住旅馆的店客，房门上总是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甚至连书籍杂志也被他看作是外部来的干涉者。任何对他个人生活的提问都叫他万分震惊，他总想用个人隐秘把自己包藏起来。一个自我孤立者发现别人并不特别地看待他，就会恼羞成怒，因为这使他觉得自己的“独特”别剥夺了。事实上，他宁愿工作、睡觉、吃喝时都是自己一人。与屈从型形成鲜明对照，他不想与人分享自己的 经验，怕的是别人会扰乱他。甚至在他听音乐、散步或与人谈话的时候，他真正感到快乐也是在后来回味时，而不是在当时。
　　 自立自强与保守隐私都服务于他最突出的需要——绝对的独立。他自己把这种独立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事。这种独立当然有某种价值，因为无论他怎样软弱无力，他也绝不是任人摆布的机器人。他盲目地拒绝附和他人，又自我清高不介入竞争，的确赋予他以某种廉洁正直的形象。这里，他的错误在于他把独立本身就看成了目的，而忘记了这一事实：独立的价值最终有赖于它能帮助他做些什么。他的独立只是他整个离群表现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离群的目的是消极的，那就是我行我素，不要强迫、束缚、义务。
　　 象其他种类的神经质趋势一样，对独立的需要是强迫性的、盲目的。它的表现是：患者对任何稍微类似强迫、影响、义务等的东西都过度敏感，敏感的程度衡量自我孤立趋势的尺度。不同的患者所感受到的限制也不同，对患者肉体的限制，比如衣领、腰带、鞋袜，都可能被感觉为压力。任何对视线的阻挡都使患者有禁闭之感；身居隧道或矿井中更会产生焦虑不安。患者尽可能逃避长期的义务：要他签一个合同、契约，只要超过一年期限，便畏首畏尾、万般艰难；要他决定婚姻大事，更是困难重重，犹疑不决。结婚对孤独离群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危险的举动，因为那样必然把他卷入人际亲密关系之中；当然，由于患者需要保护，或相信一个伴侣会完全与自己的特殊要求相符，结婚的危险有可能减轻。常常可见患者在决定结婚前显得惊慌万状。无情的时间以其必然性使他感到是一种强迫，他想方设法晚五分钟上班，就是为了维持一种自由的幻觉。时间表之类的东西只构成对他的威胁。别人如果期待他去做某种事或以某种方式行动，则会使他心中不快，大为反感，也不管这种期待是别人实际表示出来的或者只是自己觉得有的。他也许在一般时候送人礼物，但可能忘记生日礼物或圣诞礼物，因为别人期待。要他与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或传统价值观念保持一致，是他难以容忍的；他可能外表上保持一致以避免摩擦，但在内心里顽固地摒弃一切人们习以为常的制度和标准。最后，别人给他的参谋或劝告，他会觉得受到了支配，于是竭力抗拒，即使这种劝告正合他的心意。这里，他的抗拒也与一种有意无意的愿望有关，那就是：挫败他人。
　　 对优越感的需要虽然可见于所有的神经症，但在本类型中更得到强调，因为它与超群出众有内在联系。也许，对那种既不能使人变得特别强大而多谋、又不能让人觉得唯我独尊的孤立，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忍受的。这已从临床经验中得到验证。当患者的自我优越感被暂时粉碎的时候（不管是被某个失败还是被内心冲突的增加），他就再不能承受孤独，而是不顾一切地伸手求助，需要温情和保护了。这种波动在他的生活史中并非鲜见。在他十多岁或二十出头的时候，他可能有过一些不冷不热的友谊关系，但总的说来过着颇为孤独的生活，感到较为怡然自得。 他常编制着对未来的故事，幻想着将来完成一番大业。但是后来这些美梦在现实的岩石上摔的粉碎。尽管他在高中无庸质疑地在班上遥居第一，到了大学他碰上强有力的竞争，便知难而退了。他初次建立爱情的尝试也惨遭失败；或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认识到自己的梦难以实现，便觉得孤傲离群变得不可忍受了。在强迫性驱力的作用下他不可遏止地渴求别人亲近他，渴求异性，渴求婚姻。只要有人爱他，他便甘愿受屈。 当这样一个患者来要求分析治疗时，尽管他有明显突出的表现，却不要医生触动这些表现，他所要求的，只是医生帮助他找到任何一种形式的爱。只是在他感到自己比先前有力多了，他才会以极大的宽慰发现他更愿意一个人过日子并喜欢这样。他给人的印象是旧病复发，又陷入自我孤立。但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他现在第一次有充分而坚实的理由承认——甚至是向自己——他就是要求孤独。这正是医生的恰当时机，可以开展对他的孤独症的治疗。
　　自我孤立者对优越地位的要求，有某些特定的性质。由于他畏惧竞争所以他实际上并不想通过不懈的努力来超群出众。相反地他感到自己高贵的品质别人应该一看便知，而勿需自己费尽心机；他潜在的优点别人应该感受到，而不必有意表现。
　　 他的优越感的另一表现方式是他自认为的“独一无二”感，这直接产生于他对“与众不同”的渴求之中。他可能自比为高距山巅的一棵大树，而山脚下丛林中的树木生长却受到相互的阻碍。另外，假如说屈从型会在心中对伙伴产生这种疑问：他会喜欢我吗？ 而攻击型想知道：这对手的力量怎样？ ——那么孤立型最关心的是：“他会干预我的事吗？他是想对我施加影响，还是想让我独自一人不加干涉？” 他感到自己好象是珍贵的东方地毯，设计独特，图案和色彩也举世无双，永远不改变。他尤其自傲于抵制了环境的磨灭一切的影响，并决心继续抵制下去。对“不变”的宠爱使他把所有神经症固有的僵硬性当作神圣的原则来尊崇。他迫切地要扩充自己的模式，使这种模式更纯洁，更鲜明。他拒不接受任何外在的介入。
　　自我孤立者的感情生活不象其他类型的人那样有较为一致的模式。不同患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很大。原因是：前两种主要趋势是为了肯定性的目的——追求温情、亲近、爱或生存、支配、成功——而自我孤立型的追求带有否定性；他不要别人介入，不许别人干预或施加影响。所以，他的感情状态有赖于在这种否定性框架中得以生存并发展的特殊欲望
　　患者表现出压抑一切感情的总倾向，甚至否认感情的存在。“感情根本就不存在，人们总撒谎说有感情，象他们对许多事情都撒谎一样。”“自我牺牲也是一个谎言，若不是谎言，也是一种生理或精神的行为。”“我那时梦想着过独身生活，永不结婚，梦想着变得强壮、平静、寡言、不求人。我要个人奋斗，要更大的自由，不再做梦，而要清醒地过日子。我觉得道德毫无意义；只要是真的，还管什么好歹？乞求同情，希望外在的援助，才是大罪。心灵对我就好象是神庙，要严加守卫，里面总是进行着奇特的仪式，只有庙内的僧人，这圣庙的监护人，才可以知道有些什么。”
　　对感情的拒斥主要涉及他人的感情，见之于爱与恨，这正是想与他人保持感情的必然结果；因为有意识地经验到强烈的爱憎感情，只会使人与他人接近，或与他人冲突。但并不是说，在人际关系之外，感情是受到压抑的，所以它便活跃于对书本、动物、自然、艺术、吃喝等的兴趣中。另外，早期对感情的否定对后来实现孤立是必要的。
　　人际关系之外的感情压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任何有可能使孤立者产生依赖性的欲望、兴趣或快乐，都被他看成对自己的背叛，因而加以压制。在患者看来，似乎在允许感情流露之前，需要小心地分析局势，以防可能损失宝贵的自由，任何对独立的威胁都只促使他把感情的大门关得更紧。但当他发现局势无害于他的自由是，便会欣然投入其中。患者心中既害怕惮于欢乐，又怕因此而自由受限，所以有时几乎变成了禁欲主义者。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禁欲主义，起目的不是自我否定或自我折磨。我们还是称之为自我限制更好。我们如果承认他的理论前提，那么它并非缺乏明智。
　　自发的情感体验应该在我们身上有他的位置，这对保持心理平衡有极重要的作用比如，创造性才能可能是一种拯救手段。假如这种才能先受到了压抑而不能表现，然后通过分析治疗或别的体验而被解放出来，那么对病人将产生良好的影响，甚至使人觉得治疗中发生了奇迹。 但在估计这种疗效时却要谨慎。首先，如果把产生的疗效普遍化，则是错误的；他对一个自我孤立型患者不一定有好处。甚至对那个患者本人而言，如果从是否改变了他的神经症的基本因素看，那么严格地说这种效果还不能称作治愈。它只提供给他一种更满意，失调程度更轻一些的生活方式。
　　感情愈是被克制，病人就愈有可能强调理性的重要。他的希望便是一切事情都能够只凭理智思维的力量便得到解决，好象只要知道了自己的问题就足以治疗自己的毛病了；或者好象单靠理性就能解决世上的一切麻烦了。
　　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了：任何亲密持久的关系都必然威胁他的自我孤立，因而可能产生很坏的后果；当然，如果与他交往的人也同样自我孤立，自愿尊重他对保持距离的要求；或者，他的伙伴因为某些理由能够愿意顺应他的孤立需求，那么又当别论。 如果她对他有什么要求，那将吓坏他，正象他如果失去对自己感情的控制也会给吓坏一样。可以说他不知道他给予别人的是多么少，而他却以为自己已经献出了未表达出口、未体验过的感情，把对自己珍贵无比的东西已给予了她。只要感情距离得到足够的保障，他能够保持某种程度的持久的忠贞。他也许可以卷入与他人的短暂的交往的关系，时隐时现，这些短期关系是脆弱的，任何微弱的力量都会使他马上退缩。
　　异性关系之于他，完全有如一张桥牌之于别人。只要这种关系是短暂的，不干预他的生活，他就欣赏；而且，这种关系还必须严格限制在专门为之划出的时间、地点、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他可能对这种关系极端冷漠，根本不愿哪个异性进入自己守护的“领地”。这时，他自然用完全是想象出来的关系来取代真实的关系。
　　我们所描述的这一切特殊表现，都出现于分析过程之中。自然，自我孤立者对医生的分析大为不快，因为那的确可说是对他私生活的最大侵犯。但他也有兴趣对自己作一番观察，医生的分析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看到自己内心的复杂斗争，因此，他又对此又感到神往。他可能对自己所做的梦的生动性感到好奇，或对自己偶然的联想的恰当性感到迷惑。在找到能证实自己的臆断的材料时，他就象科学家找到了证明那样快活。他感谢医生的努力，希望医生在某些地方给他以指点，但若是医生“强迫”或催促他走向自己未曾料到的地方，则会引起他的反感。他老是担心分析中的暗示会带来危险，而实际上对于他这种类型的人来说，危险性远远小于另两种类型，因为他早就“全副武装”来防范外来影响了。本来，合理的自卫方法，乃是去证实分析医生的暗示是否正确，他却不这样做；相反，他的做法是：凡医生所说的若不符合他对自己的看法或对生活的总的看法，他都必然盲目的加以拒斥，尽管他表面上作到了礼貌周全，不直接反对。他尤其感到可憎的是医生居然要他来个改变。当然他希望摆脱扰乱他的那些东西，但不能触及他的人格。他一方面欣然观察自己，另一方面又无意识地坚决不改。在很长的时间以内，分析医生对他只是传过来的一个声音。在梦中表现为两个记者从相隔遥远的不同国家互相打长途电话，它表现了病人想让自己不与医生及其分析工作沾边的动机——不让这种分析触及自己。
　　还可以在分析过程中以及过程以外观察到一种特点，就是患者在面对医生的进攻时死命防卫自己的孤立。这种现象当然也见诸所有的神经症。但这一类患者的抗拒更持久，几乎成了生死搏斗，病人想出一切办法来对付干预。事实上，早在自我孤立真正受到威胁以前，这种反抗就已经暗暗地但带有破坏性地进行着了。拒不让医生的分析来干预自己，只是病人意图的一个方面。如果分析医生试图使病人相信他与医生有关，他心中有冲突在发生，那么病人的抗拒便更巧妙，更委婉一些。病人至多会对分析医生表现一点同情达理的看法。假如病人的无意识产生出自发的感情反应，他也决不会任其进一步发展。总之，病人常常对人际关系分析持有根深蒂固的对抗。病人与他人的关系一般都非常含糊暧昧，医生常难于得出清晰的印象。病人的这种抵制是可以理解的。他一直与他人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医生谈起他的问题只会使他震惊、不安。医生如果多次提说这些问题，病人便公开怀疑医生有什么动机。这个分析医生是不是要使我合群？这种方法只会引起病人的蔑视。如果后来医生成功地使病人知道离群索居的缺陷，病人便惊恐不安、烦躁易怒。他可能意欲离开医生。在分析过程以外，他的反应更强烈。平常本来是平静温和、通情达理的人，可能会因恼怒而变得僵硬冷漠，或出言不逊，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孤傲与自由受到了威胁。病人一想到加入什么活动或专业团体，一想到别人需要他的是参与行动而不仅仅是交纳一笔会费，便真正恐惧起来。即使他不慎卷入了进去，他也会不顾一切使自己脱身出来。比起一个生命受到威胁的人，这种病人更有本事发现逃避的办法。他不仅用一切能够用得上的方法来防卫自己的孤立，还觉得为了孤立任何牺牲也值得。他把外在的好处和内心的价值都抛弃了；在意识上，他把任何可能干涉自我孤立的欲望都清除掉；在无意识中，他便自动地实行了对欲望的压抑。
　　任何受到如此激烈捍卫的东西一定具有一种巨大的主观价值。只有在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才希望理解孤立具有的功用，从而最终对患者进行治疗。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这几种对他人的基本态度中，每一种都自有其积极的价值。在亲近人的类型里，患者试图为自己创造出一种与外部世界友好的关系；在对抗人的类型里，他在竞争性世界中为了生存而自我武装；在回避人类型里，他企图获得某种清高和明澈的心境。事实上，对人的发展来说，这三种态度不仅可取而且必要。只是当它们表现在神经症中时才变成强迫的、僵硬的、盲目的以及相互排斥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它们本来具有的价值，但并没有完全取消这种价值。
　　自我孤立的确有很大好处。意味深长的是，在所有东方世界的哲学里，孤身独处都被看作是达到精神的更高境界所必须的基础。当然，我们不能将这种意愿与神经症孤独混为一谈。在前者，孤立是人的自愿选择，被认为是达到达到自我完善的最好途径，选择了孤独的人如果愿意的话，也满可以选择另一种不同的生活。在后者，情况则不同，神经症冲突不是一种可以选择的东西，而是内心的一种强迫，是患者唯一的生活方式。不过，从这当中同样可能得到好处，虽然好处的大小取决于整个神经症过程的严重程度。纵然神经症有巨大的破坏作力量，自我孤立者有可能保持某种纯正诚实。当然，如果是在一个人际关系普遍良好的真诚的社会里，这种品质算不了什么；但在一个充满虚伪、狡诈、忌妒、残忍和贪婪的社会里，弱者很容易因为自己的诚实而遭殃，与他人保持距离则有益于维护自己的品质。还有，由于神经症通常会剥夺心灵的平静，自我孤立到可以通向内心的安宁和沉静；所做的牺牲越大，所得到的安宁也越大。另外，假如患者在他划定的“魔圈”的范围内并没有完全窒息掉自己的感情生活，那么，他的自我孤立还会使他产生出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和感情。最后，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他对世界的观照和相对来说不那么严重的神志错乱，都有助于创造性才能的发展和表现——如果他有这种才能的话。 我并不是说神经症孤立是创造性必具的前提，而是说在神经症状态下自我孤立可以提供最好的机会以表现患者潜在的创造性能力。
　　尽管这些好处不容忽视，它们并不是病人顽固防卫自我孤立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种好处不大或被伴随的搅扰所掩盖，病人还是会坚决防卫自己的孤独。这一观察方式把我们领向问题的更深处。如果孤独者被硬拉进与他人的接触中去，他很可能在精神上土崩瓦解，用通俗的术语来说，就是神经崩溃。“崩溃”这个词概括了一系列紊乱失调现象：机能紊乱、酗酒、自杀、抑郁、工作能力丧失、精神错乱。病人自己，有时还有精神病医生，容易把刚好发生在“崩溃”之前的某一件事当作致病的原因。诚然，这类事情可能与发病有关。医生应该认真看待它们，尽量弄清某一具体事件究竟诱发出了病人的什么毛病。但这样远远不够，因为问题还摆在那：为什么病人受到这样强烈的影响？为什么他的整个心理平衡只因为一件事就给打破了，而这件事一般看来只不过是普通的挫折和意外？换言之，即使分析医生懂得了病人以何种形式对某一特定事件作出反应，还远远不够；他还必须懂得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诱因就产生出这么严重的结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指出这一事实：正象其它神经症趋势一样，自我孤立只要真能得到保障并起应有的作用，患者便得到一种安全感。反过来说，如果孤立趋势被妨碍而不能发生作用，患者则产生焦虑不安。在患者还能保持与他人的距离时，他感到比较安全；而一旦因为某种缘故他的“魔圈”被别人践踏而擅自侵入，则感觉受到了威胁。这样，我们就更能够理解，何以患者在不能维护与他人的感情距离时便惊慌失措。我们还可以再加一句：他之所以这样害怕，是因为他没有应付生活的其他办法。他只能独善其身，逃避众人。这里再一次表明，正是孤独症所具有的否定性质，使这一趋势显得特殊，与其他类型大相径庭。具体说，自我孤立患者面对困难局势时既做不到委屈妥协，也做不到奋起抗争；既不能俯首合作，也不能颐指气使；既不能爱也不能恨。他毫无自卫能力，有如一头困兽，只有一种应付危险的办法——逃跑和躲藏。这种状态充分解释了他何以对生活总持有焦虑不安的态度。对这种状态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明白这一个道理：他把孤独离群作为一种全面的自我防御手段，他死死地依赖这种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之。所有类型的神经症趋势说到底都是防御性手段，但除了孤独症以外，其余那些趋势是患者力图以肯定的方式来应付生活的尝试。然而，如果孤立脱群成为占优势的倾向，患者则完全无力真正应付生活中的矛盾，结果孤独症变成只是一种纯防御手段了。
　　 但患者对孤独状态的坚决维护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解释。对自我孤立的威胁，对攻破围墙的担心，常常还不仅是暂时的恐惧。它可能产生的结果是：一种表现为精神错乱的人格分裂。如果在分析过程中自我孤立状态便开始被打破，病人不仅感到隐隐的忧虑，而且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明显的畏惧。例如，患者害怕淹没在变动不居的人流中，这主要是怕失掉了自己的独特性的恐惧。他还害怕被可怜地置于带有攻击性的人的强迫和支配之下，这是他毫无防卫能力的结果。他还有第三个恐惧，就是怕精神失常，失常的可能性显得如此大，他需要绝对确信不会成为事实。他的这种失常并不是发疯，也不是因为想不负责任而作出的反应。它直接表现了一种对人格被分裂的畏惧，常见于梦和联想之中。这就意味着，要放弃他的自我孤立，就必须面对自己的冲突；这还意味着，他承受不住这个打击，只会象被雷电击中的大树那样给劈成碎片。这一断言已为其他的观察所证实。有极端自我孤立倾向的人，对内心冲突的说法有不可遏制的反感。到后来，他们会对分析医生说，他们当时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完全不懂他所说的冲突是怎么回事。而一旦医生真的使他们看到了他们内心正在激烈进行的冲突，他们会以令人难以察觉的方式，以无意识的巧妙手腕回避这个问题。如果他们还没有作好思想上的准备，却突然偶然地认识到一种冲突的存在，他们便感到巨大的惊恐。当后来他们在更安全的基础上达到对冲突的认识时，便表现出更大的孤立倾向。
　　 自我孤立是基本冲突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但也是病人用来对付冲突保卫自己的手段。自我孤立正是病人用来保护自己对付基本冲突的更为积极主动的类型。这里我们必须重申一句：基本态度中某一类占了优势，并不妨碍其余类型照样存在并发生作用。首先，这几种相矛盾的倾向常常可见于患者的生活史。在他明确地表现出自我孤立的倾向之前，他往往经常有过屈从依附的经历和攻击对抗的记录。自我孤立者的价值观也与那两种类型的人形成对照：那两种类型的价值观是清楚的、界定分明的；而他的价值观却充满矛盾。对他奉为自由独立的东西，他是一直估价甚高的；但除此以外，他也许会在分析过程的某个时候对善良、同情、慷慨、自我牺牲等品质表示出极端的赞赏；而在另外一个时候则又马上推崇丛林哲学，信仰弱肉强食、自私自利的生活准则。他自己也有可能对这当中的矛盾感到奇怪，但他总是尽量用某种合理化作用来否认自己那些倾向的冲突性质。分析医生要是对整个结构没有清晰的统观，则很容易对此感到迷惑不解。医生可能在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上追踪一气，但走不多远便会碰壁，因为病人总是躲进自我孤立中避难，把医生的通路全给关闭了，就象人们关上了轮船上的防水隔舱。
　　 在孤独者的这种特殊的“抗拒”中，掩藏着一个完整而又简单的逻辑：他不愿与医生发生干系，不愿作为一个人来自我认识。事实上他根本不想分析他与别人的关系。他不愿正视自己的冲突。如果我们理解了他看问题的出发点，我们就会明白，他甚至根本不关心对冲突因素的分析。他的出发点是：认定自己不需要关心什么关系，只要自己与他人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就行了，纵然存在着关系的失调也与他无关。他确信，甚至医生指出的冲突也可以而且应该不去管它，否则便是自寻烦恼；没有必要去把一团乱麻理出头续，反正自己龟缩在自我孤立之中。如前所述，这种无意识的想法逻辑上是正确的——至少在一定的限度内是这样。他所忽视并老是拒绝认识的，是他不可能在真空里成长和发展。
　　 这样可知，神经症自我孤立的最重要的功用，是使主要冲突发挥不了作用。它是患者用以对付冲突的最极端最有效的防御手段。作为众多的制造人为和谐的神经症方法的一种，自我孤立试图通过回避而达到解决冲突的目的。但这不是真正的解决，因为患者并没有消除掉对亲近、支配、利己、出名等的强迫性渴求，这些强迫性渴求即使不造成他思维的瘫痪，也会持续地烦扰他。最后，只要继续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价值观，他是绝不可能获得内心平静或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