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水管道支管:毛澤東5封電報還原西藏解放經過

　　電文：“你們攻蘭州時請十分注意保護並尊重班禪及青甘境內的西藏人”

　　1949年的下半年，人民解放軍把紅旗插遍大半個中國，西北的甘肅，有個11歲藏族少年，是毛澤東格外關照的對象。

　　當年8月6日，毛澤東發電報給彭德懷等人：“班禪現到蘭州，你們攻蘭州時請十分注意保護並尊重班禪及青甘境內的西藏人，以為解決西藏問題的準備。”

　　藏諺有雲：“天上的太陽月亮，人間的達賴班禪。”西藏宗教領袖班禪外避內地，到了這時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可以說，兩位宗教領袖的恩恩怨怨，讓20世紀前半葉的西藏歷史格外的波詭雲譎。

　　1924年11月15日的夜晚，九世班禪率領少數隨從，逃出了西藏。他來到內地之后，四處奔波，尋求國民政府支持，力圖返回西藏。

　　1933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九世班禪有了回藏的希望，但因種種阻力，終未達成心願。4年之后，他在青海玉樹大寺甲拉頗章宮圓寂。堪布會議廳(班禪行轅機構)開始尋找轉世靈童，經過篩選，終從17名靈童中選中溫都。貢保才旦，即十世班禪。

　　1949年9月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攻克蘭州，占領西寧。7日之后，12歲的班禪派出堪布會議廳最高文官計晉美一行，晝夜騎馬趕到西寧，同解放軍取得聯系。

　　實際上在西寧解放之前，國民黨即屢次派員勸說十世班禪去台灣，不要被共產黨所利用。但他斷然拒絕：“我是西藏人，我要回到自己的家鄉去。”

　　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當天班禪即給北京發電報：“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朱總司令鈞鑒，鈞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國救民之業，義師所至，全國騰歡，班禪世受國恩，備荷伏崇。二十余年來，為了西藏領土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嘗懈怠??班禪謹代表全藏人民，向鈞座至崇高無上之敬意，並矢擁護愛戴之忱。班禪額爾德尼叩。”

　　獲悉班禪的來電，毛澤東格外欣喜。

　　一年半后的1951年4月27日，少年班禪來京，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了他。為表達感激之情，班禪獻給毛澤東多項禮物。其中有一面紅緞錦旗，上面用漢藏兩種文字書寫：“中國各族人民的大救星。”還有金盾一座，上面鑲嵌“毛主席萬歲”五字。

　　1952年，十世班禪終于回到了西藏的扎什倫布寺，離1923年九世班禪離開這座班禪世居的古寺，已有29年之久。

　　電文：“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

　　某種意義上，班禪在1949年10月1日給中央的電報，是堅定毛澤東和中央政府統一西藏決心的原因之一。在此前的1949年2月，毛澤東同蘇聯特使米高揚的談話中這樣談到西藏問題：“西藏問題比較麻煩，但也並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過于魯莽。”

　　毛澤東給出的原因有二。一是交通困難，大軍不便行動，給養供應麻煩也比較多;二是民族問題，尤其受宗教控制的地區，解決這個問題更需要時間，需要穩步前進，不應操之過急。

　　早在十世班禪發電報給中央之前，西藏還發生了一個事件，亦是影響毛澤東解放西藏決策的一個因素。

　　1949年7月，國民黨政府蒙藏委員會駐拉薩辦事處代理處長陳錫璋突然接噶廈政府(西藏地方政府)的通知，說有要事相商。

　　在布達拉宮前的噶廈辦公樓里，陳錫璋接到的是兩個星期之內必須和所有國民黨駐藏工作人員離開西藏的通知。

　　接下來，事件進一步升級，于是有了當年8月19日國民黨《中央日報》上這樣的一個頭條：“西藏發生了變亂，拉薩與外界的電訊全部中斷，中央政府駐藏辦事處全體人員被限令兩周內撤離，交通部在拉薩的無線電台被人搗毀，台長遇刺受傷。所有在拉薩的經商漢人皆遭驅逐，連寺院的漢籍喇嘛也無人幸免。”

　　這就是震驚世界的西藏“驅漢事件”。

　　關于這個事件的原因，后人這樣解釋：“驅漢事件是在美、英帝國主義和印度擴張主度者唆使和策劃下發動的。事發前，印度駐藏總領事英國人理查遜曾經神秘地乘夜晚溜進噶廈政府辦公樓，他煽動噶廈外交局局長扎薩柳霞。土登塔巴、扎薩索康。旺秋次登說拉薩有許多共產黨人，留他們在拉薩，將來會充當內應，把解放軍引進來。”

　　顯然，這一事件與當時一些國家支持“西藏獨立”有關。

　　不久后的當年11月23日，毛澤東發電報給彭德懷並讓他轉告賀龍、習仲勛、劉伯承、鄧小平等人：“經營西藏問題請你提到西北局會議上討論一下，就現在情況看來，應責成西北局擔負主要的責任，西南局則擔任第二位的責任。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當然不只有西北一路，還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應著手經營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個軍，如何分配及何人負責指揮現在還難決定。但西北局現在即應于藏民干部準備問題及其他現在即應注意之問題作出計劃。”

　　出兵西藏，在這封電報里正式被毛澤東提出。

　　毛澤東告訴周恩來：“西藏代表必須來京談判，不要在港談判”

　　出兵並不是首選，和平解放仍是中央竭力爭取的。1950年1月20日，中央政府就要求西藏當局派代表赴京商談西藏和平解放問題。

　　當年5月27日，西南局向中央提出了與西藏地方代表談判的十項條件。內容主要包括：西藏回到祖國大家庭中來，其現行政治制度、軍事制度和達賴的地位及職權都不予變更;實行宗教自由、保護喇嘛寺廟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維持西藏現行軍事制度不予變更，西藏現有軍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之一部分等。

　　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親自審閱修改，並批語：“均可同意”。這個《解放西藏公約十章》由此成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基礎。

　　西北局也根據中央精神，曾先后派出兩批人去西藏勸和，結果一批被西藏政府限令出境，另一批竟遭扣押。

　　一些西藏高層人士，也為和談竭力奔走，格達活佛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

　　格達活佛是西康甘孜白利寺活佛，早在1930年代，他就與共產黨結緣，和朱德更是私交甚篤。1950年春，當解放軍扺達甘孜時，格達活佛用這樣的話歡迎解放軍：“你們這些無神論者又來了。可是我這個有神論者要熱烈歡迎你們，擁護你們。”

　　當聽說噶廈當局置中央政府的和談要求于不顧的時候，格達活佛決心赴西藏勸和。朱德知道這個消息，為了格達活佛的安全起見，立刻拍電報勸阻，但他不改初衷，朱總司令見格達活佛這樣堅決，就同意了他的要求。

　　格達活佛此一去，就再也沒能回到甘孜。

　　當年7月14日，他到達昌都，立即向昌都總管表明他此行之目的，隨后又給拉薩的朋友寫信，要求促成雙方和談。

　　格達活佛的一系列活動，讓分裂分子甚為恐慌。8月13日，英國駐藏間諜給他喝下毒茶。他中毒之后腹痛不止，口吐黃水，鼻孔流血，留下一句“為求和談，我死也不悔，但求到拉薩見到達賴啊”后離世。

　　而在格達活佛赴昌都之前，西藏地方政府已派出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和堪窮土登杰波為首的所謂“西藏派赴中國外交代表團”，別有用心地提出要在香港同中央談判，以拖延時間。

　　毛澤東告訴周恩來：“西藏代表必須來京談判，不要在港談判，請加注意。”

　　電文：“我們必須占領並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

　　和談的種種努力之外，“以打促和”的方針也在實施中。

　　昌都地區，西南軍區18軍正在向那里集結。

　　1950年1月2日，毛澤東下達命令，決定改由西南局實施進軍西藏任務。當日毛澤東發電報給彭德懷，並請轉告鄧小平、劉伯承、賀龍。電文提到：“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占領並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進軍，既有很大困難，則向西藏進軍及經營西藏的任務應確定由西南局擔負。我意如果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應當爭取于今年五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于十月以前占領全藏。”

　　劉鄧最后決定派18軍赴藏，那一年，軍長張國華36歲。

　　陰法唐將軍這樣回憶這支部隊：“18軍是1949年2月18日在河南鹿邑縣五台廟成立的。當時喊的口號是‘打過長江去，活捉蔣介石’。”

　　就在赴藏之前，功勛簿上這樣記載：“從1949年3月1日自豫皖蘇地區出動，到12月底成都戰役結束，十八軍轉戰豫、皖、浙、贛、湘、黔、滇、川等8省，行程4000余公里，進行大小戰斗74次，斃、傷、俘敵l .7萬余人。”

　　受命之后，一些不情願的聲音在這支飽受戰爭之苦的隊伍中流傳。“18軍過去吃苦最多，這次又去西藏，上級不公平!”“西藏人湮稀少，不毛之地，讓我們上那干什麼!”“西藏，西藏，一輩子老婆找不上!”

　　張國華這樣說服他的戰士：“有人說，西藏是不毛之地。你把西藏看成是不毛之地，可是帝國主義卻不嫌它荒涼，長期以來在那里鑽，現在美帝國主義也積極插手，難道我們對自己的國土倒不如帝國主義熱心。有人提出，能不能和藏族姑娘結婚?大家知道，在一千二三百年前的唐朝，就有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和西藏王結了婚;現在到了西藏也是可以和藏族姑娘結婚的，況且藏族婦女都非常勤勞和善良??”

　　為赴西藏預熱，18軍在川西掀起了大練兵運動，當年入藏的新華社記者趙奇這樣描述：“每天天不亮，戰士們小跑三十華里才吃早飯，有人背著粗圓木，也有人背著磨盤，平均負重70斤，許多人腳磨破了，磨起了一片血泡，炊事員每天晚上都要燒上一鍋鍋水，讓大家洗腳后用馬尾把一個個血泡穿透，讓膿血流出來。”

　　精簡體弱有病的戰士2779人后，18軍挑選優秀戰士14609人，補充了大批強壯騾馬和便于攜帶的火炮等大量的各式武器，面貌煥然—新。

　　毛澤東決定從蘇聯購買30架高空運輸機，停在四川新津機場，以支援進軍。

　　電文：“藏軍似有相當強的戰斗力，必須準備打幾個硬仗”

　　1950年3月29日，18軍52師先遣隊，從四川夾江縣啟程，向甘孜進發。

　　當地群眾高喊著“你們走到哪里，我們就支援到哪里”、“解放西藏，保衛國防的同志最光榮”等口號為先遣隊壯行。

　　原18軍52師炮兵連一排三班副班長魯發海這樣講述過他在去甘孜路上發生的故事：“我們從雅安出發便沒了公路，開始徒步行軍。山路曲曲彎彎，盡是羊腸小道。這些小道是過去馬幫走的道，給全團的進軍帶來很大困難，當時我們身上除槍支彈藥全副武裝外，每人要背10至15斤大米，負重50多斤，最多的身上負重七八十斤。第一天走了五六十里，以后逐漸增加到七八十里，一天行軍下來，人困馬乏、腿肚子酸麻。”

　　此行路上，最艱險的莫過于過二郎山了，這座海拔三千多米的雪山，很多地方陡峭無比。部隊每隔15分鐘就要吹一次休息號，休息時間為3分鐘。

　　魯發海說：“渴了就喝雪水，我們還把雪水灌進行軍壺里，放上點蘇打片，水立刻像啤酒一樣冒出泡沫子，我們管它叫‘雪水蘇打啤酒’。”下雪山的時候，為省體力，先遣隊的戰士和牲口一起，幾乎都是滑下去的。

　　一路上缺糧，后方的飛機只得從空中投下糧食，一共成功空投6次，總計2.3萬斤糧食。不夠的，就要到當地藏民家里買。據說藏民只認銀元，飛機就用木箱裝好“袁大頭”往下扔。

　　1950年5月28日，52師先遣隊到達甘孜，53師的一支先遣隊也于8月2日扺達目的地巴塘。另一方面，18軍主力部隊和兄弟部隊、民工修路、民工一道于1950年8月末修通了雅安至甘孜的公路。

　　1950年7月24日，18軍前指進駐甘孜，與52師先遣支隊會合。7月30日，苗丕一率南路先遣支隊157團進扺巴塘，與先期到達這里的陳競波部會合。一路上，先遣隊掃清了土匪及國民黨余部。

　　在中央“多路向心”戰略下，從雲南、青海、新疆也分別派出了部隊向西藏進發。其中，西北軍區進藏先遣連從新疆和田啟程，以巨大的犧牲精神向藏北地區艱難跋涉。

　　此時的北京，毛澤東時刻關注先遣隊情況。8月18日，他給西南局發電報：“你們關于向昌都進軍各電均悉。一個師進攻昌都是否夠用，藏軍似有相當強的戰斗力，必須準備打幾個硬仗，這方面你們有足夠估計否。”

　　電文：“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

　　北京方面，始終沒有放棄戰前的和談，仍然在督促西藏代表來京談判。然而，控制著西藏地方政府實權的西藏上層分裂勢力對此置若罔聞，自恃有外國勢力的支持，拒不安排西藏代表團赴京談判。同時，英國、印度方面也一再制造借口，阻止西藏代表團前往北京和談。

　　1950年8月23日，毛澤東發電報給西南局：“如果我軍能于10月占領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當然也有別種可能)。”

　　9月5日，18軍軍長張國華、政治部主任劉振國扺達甘孜，調查情況，部署戰斗，箭似已在弦上。

　　各參戰部隊于9月26日向戰區開進，到10月初，解放軍完成戰役部署。北起青海玉樹，經西康境內的鄧柯、德格、巴安，南至雲南德欽，沿金沙江約700多公里的寬大正面，對昌都地區藏軍形成了蹄形包圍。直接參戰兵力為6個團加3個營和各種勤務保障分隊，共約2萬人，各種火炮57門。

　　1950年10月6日，在被稱為西藏門戶的昌都，解放軍發起了戰斗，這便是彪炳史冊的“昌都戰役”。

　　當年作為18軍偵察兵的王貴回憶這場戰役，給他留下深刻記憶的是解放軍俘虜藏軍的故事：“我所在先頭部隊俘虜三千多藏軍，他們開始很害怕呀，但是沒想到我們對他們那麼好。藏軍過去抓到俘虜，剁手、剁腳、挖眼睛，隨便怎麼樣處理。但是，解放軍卻給他們治病。我們的傷病員后治，他們的傷病員當場就給包扎，除了武器彈藥上繳外，他們的私人財物都發還。”

　　進藏部隊當時向藏軍俘虜們宣傳昌都一役的目的：“你們的藏政府不跟中央談判，還殺害了去昌都勸和的格達活佛，所以必須打這一仗才能撬開和談的大門。”放回去的俘虜一路上說解放軍的好話，“沒想到當解放軍的俘虜還挺不錯的”。

　　昌都戰役歷時19天，殲敵5700余人，這是解放中國大陸的最后一場戰役。劉少奇喻之為西藏的“淮海之戰”。

　　消息傳到拉薩，布達拉宮里，主戰派的攝政達扎與他的反對派發生激烈爭吵，最后雙方不得不求神靈來裁決。

　　根據師博主編的《西藏風雨紀實》所描述，10月26日晚，布達拉宮達賴喇嘛的寢宮里，燈火輝煌，青湮從神台上的香爐里一縷縷裊裊升起，彌漫在寢宮內，兩名神職人員口里念念有詞，在青湮的彌漫中開始求得啟示??最后得到的“決定”是：攝政達扎下台，15歲的達賴親政。

　　1951年1月，在亞東的達賴喇嘛，親自任命阿沛。阿旺晉美為西藏地方政府談判首席全權代表，與此同時，由拉薩派出的四品官土登列門和桑頗。登增頓珠一道，經康區前往北京求和。

　　1953年7月16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解放西藏時不無感慨地說：“我們對西藏是先禮后兵，兵后又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