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管敷设工程检验批:民主是中华民族振兴的要求与保证

民主是中华民族振兴的要求与保证 
 
刘永佶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1/5，中国的民主对于人类的民主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如何在20世纪所取得的进步基础上，在21世纪加速民主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要求与保证，也是人类摆脱“史前时期”的重要环节。古代中国的集权官僚制是农业文明中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也正是由于实行了这个制度，中国才得以保持农业文明的领先地位。集权官僚制在形式上看是君主制，但官的作用又是相当突出的，系统严密的官僚体系中皇帝只是最大的官，同时又要受官僚系统的制约。因此，不能简单套用孟德斯鸠关于君主制的定义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从其特点来看，中国古代的集权官僚制是君主和官主的结合，或者是以君主名义的官主制。这种政治制度是在变革了封建君主制之后形成的，与之相应，它废除了封建领主的特权，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控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这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大三角”结构，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和系统性。因此，在没有强大外力冲击的情况下，集权官僚制是不可动摇的。虽然历史上有若干次因农民起义和异族进犯而导致某一王朝的灭亡，但结果也只是改换皇帝，官主制度依然。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分析中国元、清两朝的统治时，发现如果用西方人的种族观念来解释元、清两个异族王朝，是说不通的。满洲人在全中国只占人口的2%，却可以统治98%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他通过对清王朝的探讨，指出：

中国是一个专制集权国家，官僚经济垄断了政治生活，而平民百姓几与政治绝缘，无论是谁执政对他们关系都不大。朝廷的统治只限于社会的表层或上层，对乡村影响很小。而中国的政体是国家与文化综合而成的，国家的集权程度很高，但文化却全然分散在平民百姓当中。这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国家可能掌握在异族统治者手中，但中国的文化生活仍然得到了延续。（费正清：《传统与变迁》，第25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他的这种认识是深刻的，并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明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我将中国从秦至清这两千余年时间内的社会制度规定为集权官僚制，而非国内某些史学家按苏联人观点所说的“封建制度”，是经过10余年的反复探讨得出的结论。费正清的上述论证在一定层面上说明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西方的差异。

集权官僚制是社会制度，也是政治制度，官僚政治对社会的统治，保证了个体劳动的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因此，它的矛盾相比其他阶级社会要缓和一些，更重要的是，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既不可能退回到旧的封建制度，也不可能形成资本雇佣劳动制度。这样，两千余年的中国，就在这日益保守的制度中缓慢地演进着，一直到明朝末年，虽然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制度对社会发展的束缚，但尚未找到变革的方向和途径。满洲人的统治，阻断了变革的思路。对于中原汉人已经相当陈旧、腐朽的集权官僚制，对于“未开化”的满洲人来说却是新的、先进的制度，为了统治多于自己近50倍的汉族人，清王朝所能做的，只有强化集权官僚制。这样，就使集权官僚制得以延续。也正是清王朝统治的二百余年，欧洲开始了由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文化变革，与之相应的以重商主义导引的经济变革，又为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奠定了经济基础。到19世纪，英、法、美、德等国，都已展开了工业革命，并相继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的本性要求不断地扩张以增加利润和增殖资本，于是，在18世纪还盛行“全盘华化”的西方列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足可以向中华帝国挑战，并侵入这庞大帝国的腹地。更为重要的是，列强在进行军事上的侵略和经济上的掠夺时，又将其文化带入这古老国家。至此，集权官僚制的根基开始动摇，面对内忧外患而焦虑的知识分子，开始探求救国方略，其中先进分子经过痛苦的抉择，不得不承认作为民族敌人的列强在制度和文化上的优越，“向西方寻求真理”。从康有为到孙文，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展开了一场文化和政治上的变革。

这场变革的核心，是以民主政治取代集权官僚专制。但对这一点的认知和实践，却充满了曲折。这里既有民主势力自身的思想、组织，以及斗争方式等问题，又有旧的统治势力从外部和内部的阻挠和破坏。20世纪的中国，是在民主运动中迈开其前进脚步的，而这种前进又因没有深厚的民主文化根基，以及受旧统治势力与外国大资本财团勾结的干扰，显得相当不稳和曲折。虽然如此，中国的民主运动却也以压缩的形式，经过了君主立宪、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都明显地失败了，后一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建立了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

然而，这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又遇到来自帝国主义和旧的统治势力的攻击，更来自那些“混进”民主运动中谋取私利者从内部的破坏，因此步履艰难。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中，认为防止“人民公仆”变成“人民主人”是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中国的民主政治，就是被那些以“人民公仆”身份出现的在公共权利机构供职者中的少数人所破坏，以至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宪法颁布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宪法中规定的选举权、言论权、结社权等民主权利，依然不能完全落实。相应的，少数人以权谋私者的行为，则日益有恃无恐，在猖狂地侵吞国有财产形成其官僚资本的同时，又以各种理由，如“民主种族论”、“民主条件不成熟论”等，反对民主政治。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只有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才是他们真正的克星！也只有全面展开民主运动，实行民主政治，才能真正消除腐败和官僚资本。

这个道理，以权谋私者明白，广大民众也明白。但是，由于民主思想对中国来说迄今依然是外来的，不论是资本主义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其理论的论证都来自欧美国家，虽然其中有世界的一般性，但也有国度的特殊性。这一点，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来说，是必须注意的。但由于救亡和建设的急迫性，中国人并没能对民主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特别是没有通过对传统官文化的批判，形成中国自己的民主理论。因此，在中国人的词汇中，民主的含义是模糊的，既不能明确区分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也不能对民主政治与公有经济的统一进行规定，而且没有关于民主权的系统论证。以致直到今天，一些人所积极鼓吹的“民主”，还是以财产私有权为根据的资本主义民主，孰不知这种民主已成过时的、保守的，在中国鼓吹这种“民主”，就和鼓吹对私有财产的自由竞争一样，不仅不能触动官僚资本，反而有助于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的民主运动，虽然遇到了挫折，但毕竟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它是不可能倒退的。既不能退回“君主立宪”，也不能退回资本主义民主，中国所应有的，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也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导引中国的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是劳动者的民主，也是劳动者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每个国家的劳动者都可以，也都应该在概括自己的利益和意志的同时，根据本国的特殊矛盾，对社会主义民主做出规定。当然，在这过程中，要学习外国先进的思想和经验，但这是从一般意义的学习，而非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民主文化和民主运动中先行的一步，他们的思想和经验中包含着世界的一般性，同时也有国度和时代的特殊性。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世界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习外国先进民主文化和经验中的一般性成分的同时，还要注意其特殊性，更要分析本国现时代的特殊性，由此形成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即在特殊性中体现世界一般性的民主文化。

今天中国人民主的观念已普及，从民众到政要，都在谈论民主，并把民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如果说一个世纪前的中国思想界几乎没有人谈民主，就是当时最先进的“孙大炮”，也只能提出“民权”。当时的中国，谁个说出“民主”二字，必定犯下重罪。而今天的思想界，则几乎无人公开反对民主。但这并不等于民主文化在中国已居主导地位，其一，对民主的理解歧义纷乱，不仅有源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观和社会主义民主观的差异，更有将儒家“民本”思想说成民主，甚至有人把民主视为一种“工作方法”。其二，传统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仍普遍存在，有的对民主文化的抵制与歪曲，时而可见。

中国的民主运动，绝非只是思想界的议论，而是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它涉及文化、政治、经济各个层次。中国民主运动的任务，集中起来说，就是完善民主制，改革依然保留着的行政集权体制。与古代不同，今天的行政集权体制是在初级民主制之下的政治体制，但由于民主制的不健全，民主权威的不充分，不能掌控和监督集权体制，甚至会出现该体制中的少数人以权谋私和对民主制的干扰、破坏。在这些人的观念中，根本就不理会民主，也不认为他们所任职的公共权利是由民主权派生并控制的，而是把自己塑造成某种类似“天命”的观念的代表，或者只承认授予其官职的“领导”。这样，他们本人的私利就成为至高无上的利益，他们也就可以为了私利而为所欲为了。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很少受到制约。

强化民主权，健全民主制，确立民主权威，是改革行政集权体制的前提，也是现阶段中国民主运动的重点。为此，首要的一点，就是探讨并形成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文化。这是有条件的，不仅宪法上规定了社会主义民主，而且规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说明在中国探讨和论证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应该的。这种探讨，必须在坚持马克思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和原则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中国的现实矛盾，概括中国劳动者的利益和意志，同时要借鉴外国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的经验。第二，就是展开民主文化的大讨论，区别两种民主文化的差异，与那些仍坚持已过时、保守的资本主义民主的人论争，由此而使社会主义民主文化更为明确和深入人心。第三，进一步从法律上完善民主权的规定，规范民主权所派生的各种公共权利机构的职责，规范在其中任职者的行为。第四，也是基本的一条，在民主运动的进程中，保卫和改革、发展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民主的立脚点和归结点，都是公有制经济，民主运动由此而发，也只有在改革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过程中，进行民主政治的改革，才能真正地在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的同时，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素质技能，由此而发展生产力。

中华民族的振兴，其内容就是全民族素质技能的提高，而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则是提高和发挥全民族素质技能的内在机制。20世纪开始的民主运动，能否在21世纪得到进一步扩展，关系中华民族总体的振兴，也关系每一个成员的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