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车安装图:壶公评论：人与法（二）

壶公评论：人与法（二）

二、山西“黑奴”案的启示

这个案件确实让笔者十分愤怒，这是原始形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恶果。虽然这一个案子没有发生多少争论，并且迅速处理了，但是这一个事实却在警示人们：

自由状态的中国将有多少可悲的事情发生，我们社会的存在状态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自由放任的水平，这是对那些所谓精英们的一次告诫－－如果他们还听得懂人话。
文章：山西“黑奴”案的启示

网络可真是个好东西，一个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在这样的过程中，大家批判了丑恶，也教育了自己。人人都有善良的本质，就在于自己的发挥，就在于社会的鼓励。当善良成为社会的氛围，我们这个社会也就进入良性的发展状态。
我们在论坛对一些近期发生的事件都有积极的讨论。但是我们认为大家应该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现象的实质，也就是从哲学和历史的角度分析问题。
一、功利主义的谬误：
不必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即使使用资本主义的理论，我们都能够明白揭露现代一些伪精英的真实面目。
例如前些时间有人在这里揭露自由主义者茅于栻的关于富人和穷人的言论。其实茅于栻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就是18世纪英国变革中的边沁功利主义。
西方功利主义的主旨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的安排能够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该社会安排就是恰当的，因而也是正义的。
于是中国的功利主义者以“发展”的观点发展了功利主义，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的安排能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该社会安排就是恰当的，因而也是正义的。
对于外国功利主义的表现，我们有点耳闻，不曾听说有过“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回事；
对于中国功利主义的表现，我们倒是司空见惯，诸如山西黑奴的事件并不新鲜。虽然不能说先富总是以他人的致贫为代价的――山西黑奴的事件仅仅是一些较为负面的现象，但是先富并不能引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现象，至少不具有普遍性――最典型的表现是贫富差距的剧烈扩大和绝大多数人的相对贫困。
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边沁功利主义的不切实际已经被康德的道德论和西方道德伦理学家麦金太尔的理论所批判，后来更成为美国哲学罗尔斯《正义论》批判的对象。
罗尔斯的《正义论》否认为了一些人享受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也拒不承认多数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够绰绰有余地补偿少数人迫不得已的损失。
罗尔斯的《正义论》有一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当这样安排，以使它们：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与正义的储存原则相一致；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下使所有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
边沁主义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理论，是现代主义批判和后现代主义批判两大阵营持久的争论的焦点。参与者包括哈贝马斯、福柯、利奥塔和德里达及其追随者，影响极为持久和深远。
但是中国的伪精英们却把一些已经被证明是荒唐的理论搬到中国，欺骗社会大众，俨然摆出学者的形象自以为得计。必须说明的是 罗尔斯的《正义论》是现代美国政治哲学的主流观点，这一点至少证明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精英们高唱的与世界接轨的说法是虚伪的――从基本理论上已经相悖。
二、自由讨论是纠偏的唯一方法：
为什么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其本土产生积极的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却引发灾难？关键的原因在于，这些理论在发达国家并不是以权威存在，而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得到讨论、调整和改进，如同上述关于现代主义批判和后现代主义批判两大阵营持久的争论。但是这些理论进入发展国家却没有得到消化，并且在应用中适时调整。即使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实体中，各种理论常常也只是生搬硬套。
近三十年来，比较大规模的争论只发生过一次，是由外来客郞咸平发起的，但是最终也没有结论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理论。其原因固然在于郞咸平本身不具备充分的哲学或经济学功底，也在于大陆的学术界讨论问题的基本要素并没有形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张维迎为代表的新自由经济学派其实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以刘国光为首的保守学派所固守的阵地本质上仍然是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
要完全批驳这些不合理的理论，为社会的发展出力，就要学习，就要从根子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即使以地域来说，也有很大的不同。长三角和广珠地区是外来经济为主，但是长三角外来经济的主体是东北亚和台湾，而广珠地区外来经济的主体是港澳和东南亚；浙江和福建都是以个体经济为主，显然福建的个体经济和华侨、台资有更为密切的关系。而我们现在关注的山西经社的特点则与上述地区经社的特点完全不同，带有浓重的原始形态经社的特点。
从理性的角度，可以看出全国各个区域所显现的经济发展的特点。山西的黑奴事件反映的是山西经济特色的一个侧面――也许是比较负面的一个表现。但是即使以出自于这一地区的电视影片《苍天在上》、《诀择》等所表现的社会形态，就其本质而言与现在的黑奴事件基本上是一致的。应该说，山西的情况仍然具有进步的意义，既然把问题揭露出来了，总是向问题的解决向前了一大步，而更多的地方连这个盖子都不能打开，正如这次黑奴事件揭示的事实，几千的失踪者，现在不过解救了数百人。
研究山西“黑奴”事件在经社理论上应该具有个性，值得大家关注的点不在于那些黑心的老板－－犯罪分子任何时候都会存在。问题出在山西这个地方，为什么那里的人们对这样恶劣的事情置若罔闻，或者认为是理所当然－－这种事情存在决不是一、二天的了。那里的官员为什么不闻不问？据说其中一个犯罪分子的父亲还是一个村的书记和人民代表。必须承认，那里的社会还远没有走出封建意识，甚至还沉浸在奴隶社会的意识形态中。
从经济社会本身来探讨这个问题。如果仅仅着眼于这个事件本身，目前有了党中央干预，谅谁也不敢顽抗。但是发生在我们社会的仅仅只是这样一件事情吗？每一件事情都要中央干预才能解决吗？需要深入的思考，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并非单纯的犯罪事件。

三、呼唤道理与正义：
在这里笔者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作为一种呼吁，并非笔者对于这个西方的理论特别感兴趣，仅仅只是为了现代中国社会时髦的功利主义提出了一个反证。
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不正义现象并没有因经济的繁荣迎刃而解，反而愈加突出，成为社会冲突层出不穷的一个根源。改革开放、发展迅速、矛盾突出，正义也成为人们争论的中心。
正义原则在社会中通行的关键在于人们对它的认同，牵涉到道德心理学和正义感的形成。如果社会没有一种正义的心理氛围和文化环境，一种正义原则就不可能被接受，罗尔斯称之为“正义即公平的相对稳定性”。
如何在一个官僚体制的社会唤醒社会的正义感，确实是一个颇费探讨的问题。
正义原则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理，中国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国度，尽管它曾经受到鞑靼势力野蛮的践踏，但是道理深植于民心，关键的在于唤起。
笔者长时间探讨了程朱理学，正如罗尔斯响应社会的呼唤，把自己的一生付之于正义的探索。因为笔者认为，中国人是讲道理的，道理之源就在于中国唐、宋间出现的道学和理学。千年以来，道理是中国社会的基石，高于一切。
关于程朱理学的讨论，或者是正义问题的讨论，并非出于纯学术的偏好，而是在响应社会的感召。道理－正义问题的争论之所以引起关注，并非源自人们的主观情感，而是因为现代社会存在着大量的蛮不讲理的事情和不正义现象。讲道理，讲正义当然有着充分的植根于社会本身的理由，也自然能够得到社会的共鸣。
四、迎接新政治经济学的发生：
中国官方政治哲学的衰落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在当前政治学说的阳光下已经没有多少新东西了。是谁可以打破中国政治哲学万马齐喑的冷清局面？是谁能够引导中国走出传统思辨方法构筑的理论体系的困境？
中国经济的发展并不具备有效的经济理论的指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处在自由的状态，一种强大的潜规则控制着这个社会经济。它是由落后、没落和腐朽的官僚经济意识和经济发展原始冲动的综合物。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的成绩固然应该肯定，但是没有丝毫值得夸耀的理由。试问一个人均GDP在世界排名百位以上的经济体，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走出经济发展的原始状态，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经济模式无疑是当前中国极为迫切的课题。著名的《三家村夜话》中有一个放下即实地的故事。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关键的是社会对事实的正视。
结束经济混乱的局面，迎接中国经济理论的诞生。我们眺望东方海天之际的霞光。
壶公评论07年写于麒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