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为什么是朱民

　　为什么是朱民

　　一个长期以来并非体制红人的“海归”，何以能被体制选中，代表中国行走全球舞台？

　　文 | 本刊记者 黄秋丽  李聪   编辑 | 张刚

　　“Who is he？”

　　几个棕色皮肤的外国人惊奇地问，吸引他们目光的，是一个被各路媒体里三层外三层围住以至于寸步难行的“中国面孔”。

　　他是朱民。还可以这么形容他：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成立60多年来的首位中国籍副总裁—这是中国人迄今为止在该机构取得的最高职位；也是继2008年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以来，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向国际组织输送的第二位高级管理人才。

　　9月14日，履新50天的朱民首次回国，亮相大连的夏季达沃斯。

　　9月15日，是他在达沃斯三天中最忙的一天。这天，他参加了两个早餐会，其中7点那一场有他的演讲—这拉开了他一天演讲的序幕。随后，达沃斯午餐会和晚上的一个论坛上，他都被安排了主题演讲。下午两点一刻，他参加了Bloomberg的电视辩论。此外，这天他接受了20家媒体的采访，原本安排了18家，但拒绝这些执着的记者让他心有不忍。一大早，一个电视台女记者就在酒店门口等他。“(她)都要哭了，我想想都不容易，都是为了工作，就临时又增加了两个采访。”朱民说。

　　晚上8点，在论坛上作完主题演讲，他很耐心地坐在会场听论坛嘉宾发言，直到9点半论坛结束。之后，他才以一碗面条结束了一天的匆忙。

　　远比“秀场”达沃斯的日程来得紧迫与复杂的，是世界宏观经济与金融的形势。朱民的上任，委实可以算作“生于忧患”，就在他履新当天，7月26日，美元指数一度跌至阶段性最低点。随后的8月，欧债危机恶化，甚至蔓延至全球经贸领域，部分国家通过提高贸易壁垒以求自保；继希腊之后，意大利也开始挣扎于泥潭边缘。关于欧债危机的争吵及博弈，也不单限于欧洲央行、IMF以及希腊政府，那些隔岸观火的新兴市场国家，也纠结在救与不救之间，他们有理由担心，未来设若自身陷入严重危机，IMF等国际机构，会否像持续数轮救助希腊一样救助自己？

　　某种程度上，朱民正是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言人”。他在IMF分管68个新兴市场国家，且在处理欧债危机中，他直接领导制订了欧洲财政、金融等方面全套的整改政策。

　　在提名朱民做IMF副总裁时，IMF总裁拉加德曾在多个场合表示：“朱民拥有政府、国际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场的丰富经验，高超的管理和沟通技能，以及对基金组织的机制理解，我期待着他的支持。”拉加德是IMF的改革派人物，她当选时曾表示要将IMF的改革推进下去，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份额和话语权。朱民担任副总裁，显然有助于增强基金组织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了解。

　　但朱民的角色扮演不止于此。试举一例：他上任前，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IMF前官员普拉萨德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朱民的提任反映出中国在IMF权力结构中地位日益重要，让人们开始担心，IMF日后是否愿意对中国政策做出不留情面的评估？

　　IMF的“独立”性似乎不用普拉萨德们担心。就在朱民出任IMF副总裁前几日，IMF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人民币被大幅低估23%并敦促人民币升值。但这多少让即将赴任的朱民有些尴尬，要知道，当他还是中国央行副行长时，他多次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人民币不是全球经济再平衡中的关键因素，各国应更关注于利用宏观政策解决储蓄和消费失衡问题……”

　　在朱民身上，折射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多重复杂关系：中国与IMF的关系，新兴市场国家与IMF的关系，新兴市场国家与欧美的关系，其它新兴市场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等等。

　　即便国内，对于朱民及其“副总裁”的新身份，也有不同声音，有质疑为：朱民将是“话筒”还是“金锤子”？前者只是种摆设，而后者则代表了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超过50%、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要决策权的诉求。但被美、欧、日三强把持达60年之久的IMF决策格局，能否因朱民的到来而有所改观呢？

　　客观来看，50天的时间，朱还没有在新的国际平台上展现过多的惊人之举。他自己，用一贯诚恳而谦和的语调对《中国企业家》表示：“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

　　“朱民完全可以胜任。”朱民的好友、招商银行(11.80,0.15,1.29%)(微博)行长马蔚华对《中国企业家》说，“IMF将他视为新兴市场的代表，我觉得新兴市场是有声音的。”

　　“他是被选中的”

　　“Min,you are the biggest star！”9月14日，在中欧商学院举办的晚餐作主题演讲时，一位外国朋友对朱民竖起了大拇指。这并不夸张，头发斑白、温和睿智的朱民，确是本次达沃斯论坛上最耀眼的红人。

　　在达沃斯一场论坛中，主持人、荷兰Leiden大学公共经济学教授Victor开场甚至这样介绍朱民：“朱民先生，IMF的二号人物。”

　　朱民马上纠正：“Victor，你可不能这样说话。我们四个人(IMF副总裁)都有分工，你这样说会让我们丢饭碗呢。人人都想升职，你说是不是？”

　　IMF真正的二号人物是美国前总统特别助理戴维·利普顿—实际上，IMF的二号人物从来都是美国人，一号人物则是欧洲人，这个惯例60年来没有改变过。在欧美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世界银行和IMF这两个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长期都是欧美人轮流坐庄。

　　1946年3月正式成立的IMF，是欧美中央银行以及其它一些掌控了世界经济命脉的银行家们所掌握的国际金融组织。在这个“寡头俱乐部”中，中国属于后来者。1980年4月17日，该组织才正式恢复中国的代表权。

　　但朱民又的确是个“特例”。他的IMF副总裁职位，是满头银发、气质卓然的拉加德女士担任IMF总裁之后的一大创举：之前IMF只有三个副总裁，从朱民开始，增设了第四个副总裁的职位。

　　这不是“二号人物”，但确实是个关键角色，意味着在国际货币体系维护与改革方面，中国人开始从外圈走到了内圈。就在达沃斯论坛召开几天前，意大利希望中国政府购买他们的国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像几年前的“中国威胁论”一样，“中国责任论”又开始流行。“欧债的问题，可能会把朱民的位置放大。”一位观察人士分析，尽管他是增设的、排名最后的副总裁，但“他天然是欧元区与中国的纽带”。达沃斯那三天，朱民的观点被海外媒体频频引用，他的照片常常出现在媒体的重要位置。形成鲜明映衬的是，2010年他上任IMF总裁特别顾问和今年7月上任IMF副总裁时，国外主流媒体对他可没这么友好，并质疑中国不应获得这样的职位。

　　“朱民热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热。”央行原研究局副局长景学成对《中国企业家》说，中国恢复IMF席位时，拿不出外汇，向中国银行(2.98,0.02,0.68%)(微博)借了几百万美元才交上了IMF份额的钱；而现在，中国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是不可想象的改变。“朱民热，实际上是他个人魅力加上中国的实力、威望，两者缺一不可。”

　　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到这次欧债危机，这场席卷全球的风暴至今没有完结。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又是不争的事实；2010年，新兴经济体第一次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47.8%，新增消费总量的73%，对经济增长贡献占70%。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IMF显得力不从心，可使用的资源捉襟见肘。后来，IMF与中国达成了双边的“信用卡式”的新借款安排—IMF成员国有需要时，中国以庞大的外汇储备提供资金。最终，在中国推动的多边协议框架下，IMF成员国对IMF注资7500亿美元，使其可用资金翻了两番。

　　正是从那时开始，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国家强烈呼吁对IMF进行改革，包括增加发展中国家权重、改革特别提款权等。一位高层人士透露，提出加入IMF高级管理团队，是中国决策层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之一。尽管2009年中国决策层就希望参加IMF副总裁的角逐，却由于美国的反对，最终不了了之。但值得注意的是，同年10月，中国银行副行长中排名靠后的朱民“连升三级”，被火速提拔为央行副行长，仅4个月后的2010年2月，他就任IMF总裁特别顾问—这一任命算作各方势力平衡的结果。

　　在2010年通过的IMF份额改革方案中，中国的份额从之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升至6.07%，位列美、日之后，成为第三大表决权国。

　　富于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2011年5月。5月14日，IMF前总裁卡恩因性侵案被纽约警方逮捕，IMF的领导层和管理结构出现了一个巨大改变的可能。5月24日，金砖五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IMF新总裁遴选过程应真正秉承透明、择优及竞争的原则，应摒弃IMF总裁来自欧洲的不成文习俗。但是，在与发达国家博弈之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博弈，使得金砖五国并没有就候选人提名达成统一意见。最终的结果是，墨西哥央行行长卡斯滕斯单挑法国前财长拉加德，并以失败告终。

　　中国对拉加德投了赞成票。在朱民获任IMF副总裁之后，海外媒体尖刻地指出：朱民的职位是拉加德对中国支持竞选的回报。对于这一说法，朱民对本刊的回应是“No comments”(不予置评)。

　　在招商银行董事长马蔚华看来，朱民“当个副总裁是必然”，理由是，作为国际组织，IMF不能忽视中国这样有如此重大作用的经济体。

　　那么，在从IMF总裁顾问到副总裁的道路上，朱民做了什么？“朱民根本没有办法做准备。”一位分析人士说，“他是被选中的。”在这场由金融危机掀起的、漫长的全球经济格局转换的过程中，在国与国的博弈中，每个人就是一枚小小的棋子。

　　不过，当年在IMF副总裁人选上，中国满足条件的候选人并非朱民一人。

　　记者采访的一些接近央行的高层人士透露，为世界金融体系输送中国人才，早在多年前就已开始酝酿。1984年，中国恢复了在IMF中的执董地位。当时中央指示，要做好派驻IMF的人员选派工作。现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兼行长李若谷当时应这股东风，被派驻到IMF担任临时副理事，1990年升任IMF亚洲部经济学家。任职多年后，李若谷于1999年回国，并升任央行国际司司长。此外，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也可能是符合条件的候选人之一。

　　朱民在IMF的工作内容，除了分管68个新兴市场国家、与其它国际组织的多边合作之外，比较重要的部分是负责全球金融政策的制订，编制《金融机构稳定报告》。

　　“金融危机带来第二次职业生命”

　　勤奋，博学，谦和，幽默，有人情味儿，但又极有学者与官员的分寸感—从在中国银行做副行长开始，朱民就是这种公众形象，现在依然。

　　在接受本刊采访的一开头，他就不无温和地拒绝了记者针对他个人提出的问题。“很抱歉，不能回答你的问题。我是个很普通的人……我们可以谈专业，谈宏观经济，谈金融，但是不要谈我个人。”在所有媒体面前，他都只乐意以“经济学家”面孔出现，“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和交流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与想法。但是，我没有任何的资格和能力去说我自己。更不要去评论别人。”

　　“我最烦别人说：‘嘿，你该这么做！’”

　　“朱民是一个非常善于把握机会的人。”朱民在中国银行的一位下属这样描述说，“朱民一直在搞研究，长期的观察让他变得很敏锐。”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于搞研究的人来说，是一次“百年一遇”的机会，因为它提供了非常多、非常好的研究素材。危机刚刚开始，朱民就组织中国银行中银国际研究所的人搞研究。在很多人懵懵懂懂，觉得雷曼兄弟的破产不过是华尔街的常事时，朱民已经很快地对此做出了反应。其实早在2007年的达沃斯上，朱民就对西方金融机构的“过度金融化”提出了批评，并且警示了潜在风险。

　　这位下属说，也许朱民当时也没有看到这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世界格局的变化，“但是他愿意持续地跟踪研究，他了解的情况是比较全面的，这使得他的研究从深度、广度上都是很有说服力的。”

　　那段时间，朱民写了大量的文章，且于2009年出版了一本在业界影响比较大的书《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这是当时中国学者写的第一本关于金融危机的学术专著。“我个人认为，是这本书奠定了朱民在金融危机研究领域的地位。”这位下属说，也许，正是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引起了高层的注意，“你想想，挑选IMF的副总裁，怎么会想到一个商业银行的副行长呢？”

　　当然，朱民有着非常丰富的职业经历—深厚的学术素养、政府工作背景、国际组织工作经验、金融市场经验，他全都有，这也是他最终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

　　朱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2年，朱民从复旦大学(微博)毕业，成为上海市体改委的一名工作人员。他还短期担任过汪道涵(曾任上海市市长、海协会会长，2005年病逝)的秘书。于1985年赴美留学后，朱先后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读博士期间，他曾师从保罗·沃尔克—这位国际金融界的传奇人物曾在卡特和里根总统任上担任美联储主席，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特别经济顾问。朱民还有在复旦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经济学的经历。

　　1991年，朱民进入世界银行，成为总部政策局的经济学家，任期五年。1995年，时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司长楼继伟(后任财政部副部长、现任中投董事长)和时任国家体改委国际司副司长曹远征去美国访问，与老朋友朱民见面，言谈甚欢。朱民当场表示：自己想回国效力，拜托两位老友代为转达。两个现实的因素是：其一，一个人在国外，终归处在西方社会的边缘；其二，国内老友的发展都不错，说明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朱民很快获得了回应—中国银行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在中行，他等到了作为银行家难得一遇的机会，那就是中银香港的重组上市。1999年12月1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中银香港重组上市计划，中行成立1216办公室，朱民担任办公室主任。2002年，中银香港上市，当天便引发港股狂潮。中银香港上市成功后，朱民升任中行行长助理。

　　他的第二次机遇，是2003年12月中央汇金公司向中行和建行注资450亿美元，中行重组大幕拉开。此后剥离不良资产、引入战略投资者，直至中国银行成功IPO，朱民都是亲历者和主导者之一。

　　对他这段经历，曾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汤敏(微博)评价说，朱民长期在中国金融界摸爬滚打，尤其主抓中国银行的上市工作，亲自参与了把中国金融从一个非常落后和非常危险的体系改造成比较健康的体系的全过程。“这些经验、理念，应该说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所贡献。”

　　中国建设银行(4.60,0.02,0.44%)(微博)董秘陈彩虹则用类似比喻表达自己的观点：货币天然不是金银，但是金银天然是货币；“这句话套用在朱民身上很合适：朱民天然不是IMF的副总裁，但是IMF的副总裁天然是他。”在他看来，朱民“不是做好准备要去做IMF副总裁”，但他的专业能力、职业经历和个人魅力，决定了他是“最好的人选”。

　　“是金融危机带给了他第二次职业生命。”上述那位下属表示，朱民出生于1952年，如果一直在中行做副行长，到2012年60岁就该退休了。“金融危机是个宝藏，朱民很专注地深挖，结果挖出了IMF副总裁职位。”

　　除了勤奋、专业，朱民的“交际圈”也不容忽视。

　　多年来，朱民活跃在国际学术界，经常参加各种国际论坛，并担任主旨演讲人。之前在美国求学、工作多年，他能说流利的英文，这让他能在各种国际论坛上显得轻松自如。

　　他是达沃斯的常客。从2005年开始，基本上每年冬夏两次达沃斯他都参加，如今他还是达沃斯的执行董事。这个论坛，见证了朱民从默默无闻到被人关注、再到超级明星的全过程。一位资深金融记者回忆，最初朱民到达沃斯主要是讲中国，很多老外爱听，那时他不算有名；后来，达沃斯论坛会对朱民的演讲做预告，“他的名字经常在电子屏幕上出现”，而只有重要的演讲嘉宾才有类似资格。

　　一米八多的个头，声音洪亮，言语风趣，即使在论坛上和一群老外在一起，朱民也是非常抢眼。他不逃避回答任何专业问题，信手拈来的各种数据(精确到小数点)、严密的逻辑、轻松的表达、驾驭全场的能力，让他看起来无懈可击、招人喜欢。本届达沃斯大连论坛上有记者问：“今天上午温总理说中国要买欧洲政府债券，您认为是合适的吗？”他略停顿一下，像跟老朋友说话一样，很幽默地说：“问题不是这么个问法。我怎么觉得，您这是要炒一把呢？”恰如他预期，满堂大笑。他接着说，“中国政府历来支持全球经济稳定，总理表达了很明确的信心，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跟炒一把没有关系。”

　　“老余(余永定，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从来不上电视，我上电视，但是我不谈个人。”朱民说。和其他很多中国学者相比，朱民更善于展示自己。很多记者都是他的朋友，坐在论坛讲台上，他也经常用眼神和台下的记者打招呼。

　　朱民的气质中混杂着经济学家的专注、外交家的风度和平民的朴实、谦和，并不像从体制内走出来的高官。一位接近他的朋友说：“他在中行很另类。”他说，朱民在中行工作了13年，用了8年的时间才成为中行的副行长，且是非核心业务的副行长，体制内的工作“并不很愉快”。

　　在他的那位前下属看来，朱民和其他领导也很不一样。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朱民业余生活丰富，“很懂得生活和工作平衡”。他经常组织员工户外活动，比如爬长城、滑雪等。“很少有这样级别的领导，跟员工走得这么近，”他说，朱民50多岁了，一点没有体制内即将退休、垂垂老矣的状态，反而精力旺盛。“他为什么精神状态好？就是他生活丰富、充实，懂得平衡。”早年，16岁的他在工厂当装卸工时，晚上休息时还会拉一段小提琴。

　　在中国银行时，朱民每年底都亲自策划、主持国际金融论坛。论坛的主题固定，均为“中国与世界”，副题则是当年的金融热点。在这个论坛上，能看到活跃在国际金融界的大腕级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金融抑制”之父麦金龙、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等等，还有多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北京所有的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金融学者，基本上都是这个论坛的常客。

　　请这些大腕并不容易，有些人要收费，还很贵。“但是他们给朱民面子，有的就不给，有的给也比较少。人家为什么给朱民面子？首先就是他确实有学术水平，其次他很擅长沟通，思维很西化，老外都喜欢跟他打交道，都把他当成朋友了。”朱民的前下属说。

　　如果说朱民为在IMF的职位刻意准备过什么，那么论坛就算一个。在这样平台上，他不仅与国际名流交流，提升了知名度，还交到了一批重要朋友。

　　在国际金融界的深厚人脉，无疑给朱民进入IMF乃至此后的工作铺好了路。

　　待解之题

　　作为第一个进入IMF领导层的中国人，朱民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一是要看中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二是看总裁拉加德的信任，三是朱民本人积极主动的努力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长兼副所长向松祚(微博)表示，“目前看，三个因素都具备，相信朱民将发挥重要作用。”

　　IMF总裁拉加德是个政治性人物，在金融治理专业能力上比较薄。朱民在IMF负责全球金融政策的研究和制订，这正是她需要倚重的。

　　谈到新工作的挑战，朱民很谨慎：“这是一个国际化的舞台，需要国际的视野。”他的工作阅读量非常大，他要看所负责的68个国家的宏观评估报告。挑战在于，“写的都是外交辞令，很精致、很婉转，所以要认真地读、读清楚，我觉得压力还是蛮大的。”

　　摆在朱民面前的，是全球经济波谲云诡的复杂景象—但如果不是这样的景象，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重要性可能不会被重视，朱民也很难上位。

　　9月20日，IMF发布了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下调全球今明两年GDP增长预期至4%，同时将今年中国经济增速由6月份预期的9.6%降至9.5%；而对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调到9.0%。同时，IMF预期中国今年CPI达5.5%，远高于去年的3.3%。

　　朱民的世界，主要就是由这些数据构成的，这些可都不是让人省心的数据。

　　欧债危机，是身为IMF负责全球金融政策副总裁的朱民上任之后面临的第一个大挑战。现在，已经到了欧洲债务危机最为焦灼的时期。“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实施和落实扩大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能力范围的决议，从而能够加强欧洲银行业的资本空间，防止危机进一步蔓延。”朱民说，防止欧债危机向银行业扩散是他最关注的事情。

　　朱民介绍，IMF在欧债危机的政策建议、督导执行，以及资金投入方面都在做很多工作。但欧债危机的能否解决，有赖大量的外交和协调工作。朱民在很多场合呼吁，国际社会，包括欧盟和IMF要做的就是“共同努力朝着原有方案走”。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许小年(微博)教授认为，欧债问题无解的关键，是各国对于后美元时代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没有共识，这很麻烦。“没有共识，会谈结果会很差。”他对《中国企业家》表示。

　　世界经济的复杂性，欧债只是其一。美国现在也是自顾不暇，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新兴经济体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政策导致过度贷款，资产质量存在很大的潜在风险。“发达国家需要采取果断的措施，预防即将可能发生的危机，新兴经济体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朱民说。在他描述的未来经济格局中，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如果新兴经济体探索出了自己的发展模式，形成经济的主导性，那么世界就真的变了。”他略顿一顿，说，“这个事情有可能发生，但是不一定必然会发生。”

　　有一种悲观的论调认为，新兴国家崛起后，与发达国家的摩擦可能使IMF走向分裂。“朱民的出现恰可增进沟通、缓和对立情绪，并以此展示IMF内部结构更趋多元化的整体思路。”中国外国语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教授应惟伟说。

　　朱民说，IMF管理层扩大多元文化背景和经济背景后，新成员可以把新兴经济独特的视角、经验和体验带到IMF，“这对IMF本身是有帮助的”。

　　朱民的老友，已从摩根士丹利退休、现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史蒂芬·罗奇，对朱的作用很乐观。他对《中国企业家》表示：“朱民是个出色的经济学家，对现在困扰中国、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压力和变数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说，作为IMF高级官员，朱民现在也有难得的机遇，“使得在世界最需要他的宏观调控方式时，在精准的时间点，把这些能力转化为行动。”

　　“朱民在IMF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经济学家能够对世界做出贡献的水平，”景学成说，“朱民能不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帮助解决全球经济面临的问题，并推动IMF的改革……”这些，将是他的压力所在。

　　朱民上任IMF副总裁，对中国人心态是一次检验。大多数国人对朱民的上任都抱以极大的期望，认为朱民是要到IMF“给中国争取利益”。

　　“朱民到IMF上任不是给中国争取利益，而是代表中国为全世界服务。给国家争取利益的是IMF的执行董事。”景学成回应说，争取利益的想法，说明国民心态未免狭隘，“小家子气”。

　　汤敏也乐意为朱民减压。他说：“我们老习惯是阴谋论，总觉得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在吃亏，所以总要去争取什么，以这样的心态融入世界很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