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和安招聘吗:大道至简，王财贵教授讲??国学之涵育与时代使命1

大道至简，王财贵教授讲  国学之涵育与时代使命1

分段整理者：慕容浩、王坤、陈出林、成枫锋、徐仙萍、李芸鑫、胡翔、崔迅铭、李芬、彭璐珞

总整理：方哲荁

2010年04月10日 王财贵修订

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几天听说要我来北京大学国学社做一个交流，今天看这个场面，原来我有些误会了。首先的误会是，我以为来北大国学社参加活动的人都是北大的学生，是要我跟同学们见见面，谈谈话。不过看今天来的却有很多老朋友──「老朋友」的意思，除了有些是多年来熟识的朋友之外，还有的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又有不少各行各业的前辈。这是我第一点误会。第二点误会是，本来约定是要「交流」，结果刚才主持人说，是要叫我做个「演讲」，可能又是我误会了。因为这两方面的误会，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讲什么才好哩。其实昨天就有人要我出个题目，我说如果是交流，就不需要什么题目，大家随意谈谈。如果一定要有个主题呢，我出的题目是：「国学的涵育及其使命」，「涵育」就是涵养和教育，就是要谈如何涵养国学的素质，如何教育出国学的人才，并看看国学在这个时代有什么使命。这个题目很大，关涉的层面也很深广。既然我以为是交流，其实是要我演讲，那我就尽量先做个引言，之后让大家交流，也算两面俱到了。

  我一进到北京大学，尤其到国学社，又要讲有关国学的事，是有一点伤感，一点痛心的。因为「国学」，就是被你们北大所发难把它打倒的。所以今天如果反省到当时的打倒是不应该的，北大人应该有赎罪的心情和行动，应该立志从北大再把它复兴起来。我们这个社团叫做「国学社」，一定可以负一点责任，起一些作用的。我对这个社团了解并不很多，也不知道所谓「国学社」的「国学」是指什么，又，这个社团最主要的活动在哪些方面。因为「国学」这个词，有胜义有劣义，「国学」──国家国族的学问，本来应该是好的意思啊，但有一度是有争议的，有坏的意思，因为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有一些新进的知识分子，主张西化，他们西化的代价是要打倒传统文化，有人就声明要来维护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而自称为「国学」。而那些维护国学的人又常常是政治和文化的保守派，所以国学就与变成落伍的像征了。我想「国学社」的国学，应该不会取劣义。至于胜义，又可以有广义和狭义。广义的理解，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国学的「国」，顾名思义，就是国家或国族，「国学」，就是这个国家族群的学问。为什么要讲这个国家的学问呢，一定还有其它国家的学问。所以「国学」就有一个类别的意思，它有些特色，凡是跟其它国家的表现有所不同的表现，都可以叫做国学，这是广义地说的国学，这是从外表上说，从量上说的。如果从国学的内涵看，也就是从它的质上说，一个国家族群之所以有不同的表现，是因为其文化的不同，一般我们都说我们的文化是「中华文化」，所以必须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学问，才可以叫做国学，如果再进一步看，知道文化的核心在「哲学」，所以必须带着中国的哲思的表现，也就是带有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在里面，才可以叫做「国学」，这是国学狭义的意思。

　　「中国的哲思」或「中华民族的智慧」，笼统一点讲，就是所谓的「中国的文化」，「文化」，轻松一点讲，就是「中国的文明」。由哲学、智慧，下降一层说文化，再下降一层而落实地看，说文明，就是各种人生的实际表现，包括文学的、史学的，甚至天文律历、医卜星相、衣冠服饰、语言音乐、烹调饮食，凡有特色者，皆在国学的范围之内。如果取这广义的意思，那「国学社」办起来就很方便了，因为什么都可以沾上一点边。如果取其狭义，「国学社」应该就是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智慧特别热心的一些朋友组成的社团了。我不知道「北大国学社」的「国学」自我定位在什么层次上？

  不过，不管如何，「国学」两字好像与我有一点关系，因为我这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广所谓的「儿童读经教育」。一般人对于「读经」两个字不很了解，尤其大陆对于「经」这个字更是心存忌讳。在台湾，早期，也有人要我不要用「读经」这两个字，在大陆更多朋友他劝我不要用这么犯忌讳的词语。那么不要这词语要使用什么呢？他们就说可以用「经典教育」。「经典」两个字，就冲淡了「经」这个字封建的气氛。其实「经」就是「经典」，何必自欺欺人呢？我觉得「读经」一辞比较简捷方便，而且读经两个字可以同时表现教育的两大原则：就是教材和教法。「经」就是教育的内容，「读」就是教育的方法。不是很简捷明白吗？不过有的人，因为我们读经的传统已经丧失了九十年──1919年五四运动，今年是2009，今年是五四运动之后的第九十年，读经传统断丧九十年之后，观念的重新导正，确有相当的难度。

　　九十年，如果你认为五四值得纪念，今年是五四的纪念年，如果你认为应该要痛切反省，今年应是五四的反省年。因为九十年，在古人叫做三代，人生经过了三代，往往会有大变局。三代，正确地说，是三世，世界的世。这个世字的构字法，是一个十、再加一个十、再加一个十。总之是一横再加三条竖，把三十用一个流线连在一起，这样写下来（先生一面讲，一面用手比划），这个字叫做「世」，所以一世是三十年。在《论语》有子张问：「十世可知耶？」就是问：十个世代的事情能不能预先知道啊？孔子答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商朝继承的夏朝的礼，礼，就是典章制度礼乐教化，商朝继承夏朝的典章礼乐，周朝又继承商朝的典章礼乐，每一个朝代的继承，都有损有益。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以后还后有继承周朝的世代。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你只要看从夏朝到商朝，从商朝到周朝，我们就可以推，从周朝以后，纵使经过一百个世代的更替，还是可以知道的。孔子这段答话，意义相当奇特，不容易了解。商朝继承夏朝，我们可以从历史上了解，究竟哪些典章制度有损有益，或多些，或少些，就是所谓「改革」。周朝继承商朝，又有损益改革。孔子是周朝的人，孔子以前的有损有益可以从历史故实中知道，孔子以后的损益怎么也可以知道呢？所以，孔子说三代的损益可以知道，应该不只是知道损益的事象，而是知道它为什么要损益，也就是知道改革的道理。如果改革有改革的道理，而道理是千古不变的，则孔子就理上说说「虽百世可知也」，是可以的。改革，是不是一切的改变都可叫做改革呢？当然是发现了以前的表现有所不足，所以现在要有一些改变。但，以什么标准来判断足不足，要怎么改革，才是真正具有意义的改革呢？

　　所谓改革、变革，最大的变革叫做革命，本来，「革命」一辞是不能乱用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是指改换朝代，是大的变革。而小的变革随时发生，或许只能叫「改革」。譬如，现在全世界都在做教育改革，这种改革是小的变革。什么叫做「革命」？革就是改革、变革，命就是天命，什么天命呢，就是政治上的天命，古人认为政治是由天所命，其实是民心所在，以民心为天心，天心随着民心转。所谓变革天命就是人心转了，改朝换代了，称为「革命」。现在革命被用滥了，被用得听起来就令人毛骨耸然。其实孟子对革命曾经下过个定义，革命就是「顺乎天，应乎人，吊民伐罪」。吊者，哀悯也。悲悯百姓，去讨伐有罪暴君，使人生回归到天理正义，社会回归到安和乐利，叫做顺乎天应乎人，这样叫做革命。假如革命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革命虽是一种变革，其实它又是一种回归。回归什么？回归天理人心。在政治上回归天理人心，变革天命，改朝换代，叫「革命」。同理，我们在任何的事物上，能回归天理人心，才叫做「改革」。所以三代典章礼乐的损益，也是为了回归，把被残暴无理的人所扰乱的政务，回归到正常的、合乎天理人心的运作，也就是让百姓回归安居乐业的生活。那如果变革就是回归，变革的理由在哪里，变革的方向在哪里，是不是百世以后，也都可以知道？所以孔子在这段话里，就蕴涵了一个非常广大深远的志向，点醒人性，维护价值，气贯古今，要人随时回归人的理想性，回归天地之心，在这意义上，不仅百世是可知的，千世万世都是可知的。

　　五四运动，1919年5月4号由爱国运动所引发的文化运动──文化改革以来，已经三代了，这三代我们如果称为老中青，我和诸位都在其中，我们这三代人所处的，是中华民族变革的时代。我们要自问：这九十年来的政治变革，是为了回归天理人心而变革吗？政治我们不谈，我们说文化，九十年来的文化变革，回归到天理人心了吗？不，这一番的变革，是中华民族远离他自己文化的变革，是从古以来所没有的乱象，是一种令人痛心的衰象！中国文化曾经衰落过，但那是由于时代动乱，或者外族入侵（古人说的外族，现在或许已经不是外族了），总之是迫于不得已。单单是五四，中国人起来声称要打倒自己的文化，这不是很奇怪的现象吗？这不止是中国历代所没有，也是全世界的民族绝无仅有的，中华文化真的罪孽深重，必须如此打倒吗？我们反省这九十年，是文化衰败的时代，也是民族衰败的时代，衰败是有道理的，衰败的原因，就是不遵循天理人心。所以我常说五四那批人是心里变态，甚至说他们丧心病狂，都不为过。

　　我在国学社谈话，先讲到五四，因为我现在在推广的读经，跟五四是有关系的，跟国学也是有关系的。假如没有五四运动，我们今天就不需要这么辛苦了，所以我跟五四的关系是消极的。我到各地演讲，介绍人常常这样介绍：欢迎某某人来为我们讲「国学教育」，所以我跟国学的关系是积极的。不过，我常要澄清说：我讲的不是「国学教育」，我讲的是教育的理论，是全面性的教育理论，不单单是国学教育。但为什么很多人会误解呢？因为我所推广的读经，其最大的特色是用经典做教材，而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要读那些经典？最亲切的当然是自己民族的经典，所以和国学就有很密切的关系了。其实，我认为：经典就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智慧从哪里来呢？从人性的深处开发而来，而人性之深处通于天地。假如有人能够体证天地人生之道，它的体证就有普遍而永恒的意义，是所有人的共识，这种共识的记录，我们称为经典。经典一代传一代，就成为其民族的传统。而不论那一个民族，人性基本上是一样的，假如一个民族有经典，那我们可以说它不应单单属于一个民族，而应该为全人类所共有。这样，如果中华民族有经典，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可以继承和发扬，西方民族也有继承和发扬的权利。西方民族如果也有从人性深处发出来的智慧和成就，那它也不单是西方民族的权利，凡是人都有权利。所以我们所提倡的经典教育，其经典的范围，就不仅是本族的经典，也包含外族的经典。当然为中华民族子孙着想，首先推的是中华民族自己的经典。

　　至于哪些算是中华民族的经典呢？我没有固定的答案，可以由每个人为自己开列，他认为有智慧的书，就是他的经典，就是他给下一代的教材。所以五四的人说我们要重新估价经典，好像不能算错，说对中国文化要「批判的继承」，似乎也有道理。不过，各位，现在我们不妨再想一想，我们怎么看待「经典要重新估价」，「文化要批判的继承」这两句话？我认为这两句话在某一方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其中有很大的漏洞──那是两句不负责任的话！假如那一个人是胡适、或鲁迅、或陈独秀、或蔡元培、王国维等，讲这些话还有一定的底气，为什么？他们曾读破万卷，姑且不管他们是否有诚意，至少他们自己觉得有能力来重估经典批判经典。但是一般人随随便便的跟着这么说，就是不再相信中国的经典，不再研读中国经典的意思了。不读中国经典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不懂中国的文化。不懂中华文化的结果是什么呢？中国人不再是中国人。不是吗？所以我们不要被骗了，我们已经被骗了九十年了。现在大家在北大成立国学社，也是因为有五四，如果没有五四，大家是不用成立什么国学社的。我认为国学社重新出来，最主要的意义，就是要对五四拨乱反正。

　　所以如果狭义地看国学，把国学的意义提升，国学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一个民族学问的源头与归宿──那不就是经典所记录与展示的吗？每个民族对人类智慧的开发，其方向与层面是不一样的，这点古时候的中国人或是不知道的。因为古人只生活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汉朝开始有印度的学问传到我们中国来，中国人看到印度的学问也很高明。什么叫高明？就是有智慧。什么叫有智慧？就是从人性的深处开发出来的一种永恒的见识。所以佛学传到中国来，被中国人接受，乃至弘扬。中国自尧舜三代春秋诸子以来，形成儒道两家的本统，从唐宋以后，说起中国文化，我们指的是儒释道三家，我们把印度的文化也看成自己的文化主流了！中国人怎么吸吸佛教的呢？是从他们的经典──经典书籍和经典人物吸收的。印度来的和尚有智慧有修行，是经典型的人物，他们带来的书籍，就是他们的经典。许多去西天取经的中国人，也是经典型的人物，他们离乡背景，历尽艰辛，为的也是取回经典。

　　到了近代，我们中国人又遇到另外一个可以称得上伟大的、丰富的文化系统，也可以说是一个智能系统，叫做西方文化传统。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是怎么接触西方文化的？在近代以来，有谁可以代表西方的经典人物来到中国？有谁可以代表中国的经典人物跟西方人交往？就是「五四」那批人呐！「五四」那一批人他们认为自己是时代的先锋，他们感受到了时代要转变了。西方文化已经临到我们眼前，我们总要有一个策略。如果照孔子所教导、照汉朝以来我们中国读书人的志气，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很简单！古人既然可以从中国本有的儒、道两家变成儒释道三家，现在再加上西方，让儒、释、道三家变成儒、释、道、西四家，不就行了吗？而当代的从儒、释、道三家变成儒、释、道、西四家和古人从儒道两家变成儒、释、道三家又有更深沉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佛家跟儒家、道家是比较相近的，也就是在人类的理性的开发的层面是比较相近的。所以要儒家、道家吸收佛教是相当顺理成章的。现在儒、释、道三家变成儒、释、道、西四家，意义就更广大了。因为西方文化跟中国文化──或者说──西方人对心灵的开发、开展，跟东方人对心灵开发、开展的面向和层次是有相当大的差异的。性质相近的文化，吸收起来相顺而容易，既然相顺，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成长，帮助就没有那么大。面对异质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文化，或许正是民族心灵开展的大好时机。但，请问，我们有没有好好地把握这契机，合理地面对？

　　一般人都知道：学问有两种，一种叫科技，一种叫人文。大学的分科，大略也就是这两种，不是吗？这是在学术上的分法。假如不从学术上讲，就着我们常挂在嘴上的，对一个人，或者对一个孩子，我们赞赏他，说他是「品学兼优」。「品」跟「学」就对应了人文和科技，两面都是人生必须追求的质量。何以一般人很自然地会有这种两面的意识呢？这样分，整全不整全呢？有无道理呢？依照康德的哲学，他认为人类的理性有两种作用，叫做「人类理性的二用」。这两种作用，一种是思辨的使用，叫做「思辨理性」；一种是实践的使用，叫「实践理性」，这里不是两种理性，而是同一理性的两种功能。而思辨理性大抵是西方人所注重的，或者说西方人大抵开发了人类的思辨理性。思辨理性的发用，从逻辑开始，展现为数学几何，用数学几何再去研究自然事物，成就了自然科学。当然，人类的所有知识和技能都必须透过认识，也就是透过思辨，你才能够拥有它，才能够使用它。思辨理性的开展，成就了科学与技能，简称「科技」，这是西方文化的特长。而东方文化，包括儒家、道家、佛家，就是中国与印度两大民族的文化的特长，则是从理性的实践的使用而来。所谓的实践，就是向往于人生的最高理想，做功夫而接近它。以理想来改善、来净化自己的生命，使自己的生命境界提升，能够达到像儒家说的「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像道家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像佛家所说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成就无量功德法身」。成佛、成真人、成圣人，这是从人类的实践理性开发出来的智慧成就，这是西方人所不讲，至少是讲得少、讲不透的学问。人类的理性既然有这两种用途，人类的文化成就就应有这两个面向。而人类的理性如果只有这两种用途，人类的文化成就也就只能有这两个面向了。如果人类文化的成就只能有这两面，人类在地球上发展了这么久，到这一百年来，应该算是人类的伟大时代。什么叫伟大时代？人类理性都照面了，人类可以自己知道他所有的理性都已经被相当的开发了，只是每个民族开发的层面不一样。而最能够代表实践理性成就的就是中国了，因为中国已经把印度的实践理性也吸收进来了。而要成就人类的实践理性，对生命的境界有所提升，大概也超不出儒家、道家、佛家这三家，纵使将来还出现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应该也超不过这三家了（如此说，是有其义理的确定性的，另详）。而两千多年来，西方人把思辨理性从逻辑开始，一步一步非常的认真地、精密地开发了。虽然科学的发展还永无止境，但是到现在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成果，我们人类其实应该颇为满意了。整个人类的文化成就都摆在我们眼前了，所以我们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个大时代，这是千古所未有之机缘，不是吗？我们不应自我庆幸吗？既然文化的成就是从人性中开发出来的，人性是共通的，不分古代、现代，中国、西方，所以文化是共通的。凡是讲文化，分古今、分中西，他就是一个心灵不健全的人，叫心理变态。「五四」运动那批人，就是心理变态！（零落掌声）──听到这样的斩截的评论，应该要鼓掌！（掌声）大时代在你眼前，生长在这个时代的人都应该开发他的志气，要见识到中华民族要走入另外一个阶段了，乃至整个世界都要走入另外一个阶段了。而人类的前途，走入另外一个阶段，谁来负责任呢？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应该负责人啊！这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掌声）这是世界共同的命运啊，人人有责啊！

　　这么大的文化业绩，要我们承担，何其艰巨？但既然都本于人性，所以只要尽其性，尽人之性，就可以了，这又是很平常很容易的事。以我们的民族来说，我们说中华民族应该继承自己的儒、释、道三家，还要吸收西方。而既然西方的文化既然是从人性开发出来的，中国人也有人性，西方人从逻辑开始发展它的学问，中国人也有逻辑的心灵啊，只是没有逻辑「学」就是了。也就是说：中国人没有把他本性中的逻辑能力一步一步开展变成一门学问而已。没有，不代表不能有啊！你怕什么呢？本来一百年来的中国人应该这样想：我们中华民族要负起为全人类文化做最大的综合，引领人类的心灵走向另外一个新阶段的责任。但因为「五四」的教导，让一百年来的中国人没有能力负这个责任！其实不仅中国人要负这个责任啦，西方人也要负这个责任，你是人嘛。西方人开发了认知理性、思辨理性，但是他既然是人，他对于实践理性，也应该有所向往，也可以做实践的功夫，也可以成圣成佛成真人。古代人或许还没意识到文化的完整不完整，那是一种历史的遗憾。现在，总该知道了。知道了而不去做，是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祖先，对不起后代子孙，对不起整个人类。如果中国人继承中国的学问，又吸收了西方的学问。西方人继承西方的学问，又吸收了东方的学问。到最后，不就世界大同了吗？

　　但是，作为人呐，是有相当限制的。我们刚才那样讲，是一种理想，哪一个人真能做到这呢？真能做到了，就是圣贤吶！不过，我们虽不是圣贤，而是凡夫，至少不可以没有这种志气！有了志气，才有可能成功，乃至于全民族有这个志气，以整个民族的力量，就比较容易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不必要求每一个人都完成人类──中国五千年，西方五千年──总体的学问。整个民族只要人人有如此心量，学理工科的尊重人文嘛，学人文的尊重理工嘛。这样，整个民族综合起来，就有一个新的文化气象，这有困难吗？在乎一念之间而已！

　　「五四运动」就是连这种见识，这种志气都没有！它如果真的是一场革命，是一种文化的革命，这种革命应该就像刚刚说的，是「顺乎天，应乎人」、回归天理、回归人性的活动。请问「五四」有没有教我们回归人性、回归天理？它值不值称得上是革命？值不值得我们怀念？我们反省一下，就知道了。本来，它说「我们要吸收西方文化」，要吸收西方文化没错，但是它又说「要吸收西方文化必定要以打倒中国文化为代价」，各位，大家现在听起来，不觉得可笑吗？这真是一场笑话，民族的笑话！百年的笑话！它还说「我们要现代化」，现代化应该没有错，──现代化有现代化的意义，现代化的最主要意义就是民主和科学。不是生活在现代就是现代化，有些民族还没有现代化哩！中国现在正在努力追求现代化，所谓开发中国家。什么叫「开发」，开发什么？最主要是实现民主和科学！科学就包含经济。所以现代化的精神，主要表现在追求政治的民主和经济的发达，从这两件事来测量现代化的程度。我们可以认为现代化至少是比较好的，现代化没错，现代化是人类本来应该有的成绩，现代化是人性应该追求的。──但是五四的人又说「凡是要现代化，一定要打倒传统」，各位，这种思想，你现在听来，不觉得莫名其妙吗？但是中国人继承「五四精神」，为了要学西方，打倒中国传统已经打倒了九十年了，不是吗？我到国学社来拜访，还不敢穿中国的衣服来呢。我虽然不赞成全盘西化，但也相当西化了对不对？我理着个西装头啊，穿着衬衫，早上还打领带呢……服装虽是小事，但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代表中国人的心里头和外表都没有中国文化了。

　　我常想，假如五四运动那些知识分子，真有良心，真有眼光、见识、心量，你想，这九十年、三代，那中国就不得了了！中国人可能已经完成整个人类文化的大融合了！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五四那时候也来中国，中国的文化运动正到了沸沸扬扬的时候，他冷眼观察中国，对中国知识分子提出建议。他说：「请你们中国人不要这样子对待自己的传统，你们应该好好的保存你们的传统，或许将来西方人还有向你们学习的地方。」结果中国人令罗素失望了，不止是让罗素失望，让所有西方人都失望。西方人遇到中国人，看不到中国人身上有所谓圣贤气象君子之风了，西方人无从尊重中国，不能低心下气地学习中国，西方人一百年来还是趾高气昂。是我们对不起西方人，西方人很对得起我们。因为在中国到处看到都是假洋鬼子，食衣住行，我们都学得蛮像的，所以西方人对得起我们。罗素又说：「假如给中国三十年稳定的社会」──就是不要再内乱了──「再给一笔够用的基金」──就是要有经济的支持──「中国人在三十年之内，科学就可以跟西方并驾齐驱。」各位，又是三十，什么叫三十年？一代人嘛。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子孙好好教育，如果我们敢跟他们说：「科学是人类的本性，逻辑是我们心灵里面的本来就有的能力。你只要好好一步一步的推演，在实验室里不疾不徐的实验，你也会像西方人那样有所成就。」我们的子孙，就真能表现，而那表现是与西方人完全一样的，甚至可以超越西方人。大部分科学家都在三四十岁就有所表现了，所以罗素才说三十年中国的科技可以赶上西方，现在经过多久了？九十年了，还落后一大截，而且好像有永远落后的态势！难道你打倒中国文化就真得吸收得了西方文化吗？所以为了吸收西方文化而打倒中国文化，不仅是吸收不进西方文化，而且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文化，我常说五四带领中国人成为两面不是人。如果打倒了传统而真能现代化，这个现代化也是空的，没有根的。其实，传统一定妨碍现代化吗？刚才我们不是讲传统么，什么叫传统？传统者，流传之统绪也，为什么会有流传，会有统续？它的根源是什么？他的根源就是智慧，是人性。从人性发出理想，于是就凝聚一个共识，是人文，而形成教化，叫做文化，由人文之教化而形成一个传承统绪，叫传统。我们现在去看五四那时候那些人的言论，他们所指要打倒的传统，是传统吗？是这种有文化意义的传统，有哲学意义的传统，有人性意义的传统吗？还是他要打掉的是历史上的污点、社会上的习性？在长远的历史中，那个民族没有污点？在社会生活中，那个民族没有坏习性呢？以历史的不尽完美，日常生活习性的不合理，来打倒人类理性的光辉，这种手法不是太粗糙了吗？这种粗糙的手法居然骗了中国人九十年，现代的中国人就这么莫名其妙！所以我们要恢复，我们一定要恢复，这才是真正的改革，改革是为了回归。回归什么？回归人类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