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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洛宗教访谈记

    这是我1996年在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做社会调查留下的文字，收录在北大山鹰社1996年科考报告书中。这次调查让我获得了很多崭新的经验。这个报告写作我也比较满意，因为它耐人寻味。我见山鹰社已经把报告书挂在网上，我也就把自己的贴过来，以充实自己的博客。


果洛宗教访谈记

 ○肖自强

    雪线之州——果洛，这七万六千多平方公里的河源草原上，点缀着神山——阿尼玛卿、年保页什则 ，神湖——鄂陵、扎陵、欣姆措，神河——黄河和神药——冬虫夏草……还有渺远神秘的藏传佛教——喇嘛教。幽蓝的天空下，茫茫的草原深处，似从冥冥之中悠缓细慢地传来转经桶的吱——嘎、吱——嘎，转经轮的—珑、—珑，一种面对恐怖和死亡、神灵和美丽的颤栗顿从心底爆发出来。从沐着物质之风和文化之光的摩天大楼来到这四处闪着幽光的、暗淡的地区，抛开深奥玄远的经书，从与雪山、草原、帐篷、牦牛、骏马、乌红的脸和亮悠的嗓的亲近中，感同这“转”中的人生吧！我的访谈也许能露出一点“转”的轮廓来。


一

    据《安多政教史》载，藏传佛教传入果洛大约在15世纪，主要教派有宁玛、噶举、觉囊和格鲁，其中宁玛、噶陀系占优势地位。1958年以前，全州共有寺院47座，到1994年已达52座，其中班玛县18座；宁玛派39座。 据1956年统计，当时果洛宗教人员7000余人，其中住寺僧侣约3400人，而现在政府对住寺僧侣人数进行了规定，约4700人，实际可能更多。
    但州宗教民族局的一位同志说，尽管寺院增加，果洛地区的趋势是式微，主要表现有下：1)僧侣人数与80年代初比较大大减少。拉加寺的一位讲经老和尚介绍说：拉加寺1982年恢复开寺，有长住僧侣2000多，但每年放假结束，许多还俗不归，以至于现在只有400多人。尽管远远超过政府规定人数(350名)，而其中学藏医的就近百名。2)群众的虔诚程度减弱。以往信教群众遇见僧侣必定叩头和施舍，而现在很难见到这种现象。在大武集贸市场，我们曾见几个阿卡(和尚)摆摊乞讨(或者说化缘)，无人理会。3)宁玛教徒成家的可能性减少。娶妻生子是宁玛派在佛教中的一大特色，然而今天的藏族姑娘愿意嫁给着僧服的越来越少，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即宁玛教徒作不成红尘阿卡了。
    群众参与宗教的热情，这位同志说，与其是一种宗教活动，毋宁是一种生活习惯、风俗习惯。他还做了有趣的比方：内地有些同志见了如山的经幡十分惊讶，实际上内地的花圈积在一起，也很壮观了。青海电视台某部负责人也持这种观点，并以信教群众，并不领会教义为据。在果洛一些不信教的群众经常笑着谈起许多阿卡念了一辈子经，但不知经义何解。六字真言“啊嘛呢叭咪哞”，是佛教密宗莲花部的根本真言，包括“佛部心”、“宝部心”、“莲花部心”、“金刚部心”等修道成佛的全部意义。然而许多阿卡和信教群众竟含糊地说：大概是“保佑平安”的意思。做为信仰，特别是自觉信仰的宗教活动与做为生活习惯的宗教活动有什么样的关系很有意义，可作专题研究。
    但某副州长认为宗教问题很严峻，可惜只是提及许多寺院暗地里干预政府、法院和教育的正常活动，没有详细说明。寺院僧侣和活佛干预法制建设，在州检察院得到证实，即许多活佛和僧侣暗地里参与调顿传统的赔血价问题，置法院判决而不顾。而州佛协一同志认为佛协理事会里的活佛与政府相当配合。
    州人大某同志则对佛教式微给果洛地区的社会道德和治安带来坏的后果表示忧虑，特别列举在校学生如民师学生打架偷盗现象，认为不信教的群众精神空虚。这位同志对现代文明持一种矛盾态度。宗教及现代文明与道德的关系，在西方一直以理性和信仰或科学和宗教与道德的关系为问题的形式争吵不休，而马克思主义跳出这个圈子，从社会存在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因此不知这位同志是否做过这样的思考，即维持良好的道德岁月是否必须凭借宗教，和现代文明是否必然带来道德滑坡。


二

    在自然条件恶劣、生产方式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的地区，占人口一定比例的阿卡凭借什么生活是个大不同于内地佛教的问题。
    过去寺院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发放贷款以及化缘、受布施、经商等渠道。而前三种多是硬性摊派，因此牧民的宗教支出，往往要占全年总收入的一半左右。现在政府禁止发放贷款和摊派，据前面提及的某副州长和宗教民族局的同志介绍，寺院现在的收入来源主要有：
1)信教群众自愿捐献。数量不等，有些信教群众公开声称，他是为寺院劳动，除了家庭必要开支，全部捐给寺院；有的在死前将遗产交托给寺院；还有人为了积得厚德，求得来世平安，把劳动所得全捐，然后等待政府周济。雪山乡一户牧民说他年收入七、八万元(主要是冬虫夏草和牲畜)，而捐给寺院就有一万多。
2)外出念经，接受布施。藏人无论生病、闹灾和死人都要请和尚念经。过去大喇嘛念经七天收马一匹，小喇嘛收牛一头，一般阿卡收羊一只，作为报酬。据宗教民族局的同志介绍，现在丧葬，活佛念经一天，收一匹马的价钱，然后阿卡念七七四十九天经超度亡灵，每天二、三十元到二百元不等，虽然数量随施主意，但群众最怕生病死人，许多人积累的家产还不够自己死后的念经开支。这位副州长用“倾家荡产”四个字形容。拉加寺的那位讲经和尚，虽没有透露数目，但很有感慨地说，每年外出念经最多分得一两回，因为全由寺院安排。看来外出念经是个肥缺，不免有番明争暗斗。地位低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和尚的腰包鼓荡起来。因此最富的是活佛。
3)家人供养。住寺僧侣不仅与家人关系密切，而且有供养关系，特别是许多一般阿卡，除了寺院布施外，全靠家人送钱送粮，这也是藏传佛教的一大特色。它可能与寺院规模庞大、人数较多，单靠集体化缘和受施不够有关。那位讲经老和尚，七岁入寺，现已七十多岁，会讲汉语和英语，尚靠一个老姐姐和一个老弟弟供养。据说阿卡贫富悬殊，首先是因为家人贫富差别。我亲眼见到有阿卡骑着摩托一驰而过，而有些阿卡衣衫不整，千里迢迢，徒步外出。拉加寺有些僧侣养有骏马，老和尚简单地说那是家境好的。家人一般心甘情愿，而且觉得光荣；有二兄弟以上的家庭，如无人皈依，全家觉得难过。
4)经营商店和请人代牧。
    
信教群众宗教负担是否沉重，州人大那位同志持不同看法，认为自政府禁止摊派来，信教群众也理智得多，因此基本上不会带来生活窘迫。这位同志还认为，寺院收入大多投入了公益事业，如修路筑桥。宗教民族局的同志断然否定了这个说法，并痛心地说：活佛把大笔钱财花在寺院修建和雕塑菩萨上，寺院金碧辉煌而学校和政府破破烂烂……感慨万千。那位副州长认为活佛们的年收入不会少于州财政收入，如果投入财政支出，国家补贴可节省一半多。寺院经济在果洛经济发展中起什么样的作用，需要扎实调查研究，这关系到藏区的现代化。


三

    街头少年僧侣随处可见，着僧服的和着俗服的你追我赶，扭作一团，行乞的也遇见几回；一个少年僧侣还伸手抢夺一女生的相机袋和钱包。宗教民族局的同志解释说：政府原则上禁止适龄儿童入寺，也禁止寺院接收十四岁以下的；但为了继承和发扬藏族传统文化，政府又允许一些寺院接收一部份少年学习藏医和天文历算等，特别是藏医学习，须从少年开始。那位老和尚提到拉加寺的近百名学藏医的，就有60多名是少年喇嘛。这部分少年喇嘛管理很严，一般不许外出和上街。街头游逛的多是父母给披上僧服的，这是希望他们以后成为一个喇嘛。
    许多领导、学者和群众提到一点，即父母宁愿小孩入寺也不愿他们进学校。为了提高入学率，果洛州许多地方建立了强制性措施。譬如雪山乡，据一位校长说，乡政府规定家庭的送学指标。例如有三个小孩的必须送一个或两个上学，完成任务的，不奖不罚；完不成的罚三千元一个；超额完成的奖三千元一个。乡政府还根据国家、集体和牧民兼济统筹资金提供学费和基本生活费，然而入学率仍为50%，据说还是最高的。据某县委书记说，送学的多是家里穷的，供养不起了才送来，这和内地恰恰相反。青海电视台某部负责人解释：这主要因为当地生产方式落后，知识含量不高，学校教育不对口，而寺院教育能适应当地传统的生产方式。因此许多家长千方百计把小孩送往寺院，特别在解放以前，这是穷人孩子有出息的唯一途径。民族宗教局的同志也持这种看法，许多牧户家长回答大体一致。
    在保护儿童成为世界潮流时，上述现象不仅是个保护问题，而且是个理论问题。如何理解未成年人的宗教信仰?如何对待藏区的转世灵童?如何处理家长强制小孩披上僧服问题?如何保护少年喇嘛的正常成长?……等等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在州政协任职的某学者深有感触地谈及“文革”，文革尽管给他带来了不公正的待遇，但终于使他脱离转世灵童的命运，对于一个当时不谙事的儿童来说，全赖外在环境的作用。当谈到许多牧民仍然把他看作活佛时，他不竟笑了。如果研究这些问题，现实世界中不存在抽象的人权和公民权，但是在藏区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些问题无法逾越或者绕过。
    这不加评说的介绍，渗透着多少暗暗的感叹和沉思；脱去神秘的外衣，显出粗糙和直白式的边缘，而粗糙和直白更让人神秘和恐惧。我们没有带走什么，带走的只是草原、雪山、湖泊、天蓝、繁星和夕阳的印象，还有恐怖的人生的回忆。我们时时回眸，带着疑惧和泪水。祝愿果洛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