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灵开利约克哪个好:国家京剧院 伟人周恩来关心京剧名伶的故事

    周恩来总理生前交了文艺界许多朋友。他以博大的胸襟，坦荡的言行，平易近人，亲切地与他们交往，让人感到他毫无大人物的架子，善解人意，是一位“平民总理”。他真诚地对待并帮助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程砚秋、盖叫天、马连良和剧作家曹禺、淮剧著名演员筱文艳、“中国动画鼻祖”万籁鸣等的事迹，感人肺腑，令人终生难忘。

    2008是周恩来诞辰110周年，本文摘取几个故事，以怀念这位“鞠躬尽瘁、急公好义”的伟人。

挽留周信芳

    周恩来与周信芳（艺名“麒麟童”）是“大同乡”。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出生江苏淮安；周信芳祖籍浙江慈溪，出生江苏青江浦（韩信家乡淮阴，今属淮安市）。

    周信芳的父亲周慰堂、母亲俞桂仙都是京剧伶人。他从小跟随父母漂泊江湖，历尽沧桑，受尽流氓恶霸和官吏的欺诈压迫，恨透了吃人的旧社会。“五四”运动前后受新文化的影响，周信芳倾向进步，曾演出《宗教仁》、《学拳打金刚》等新戏，抨击袁世凯等国贼。早年接触左翼戏剧界人士，得到中共地下党员田汉、欧阳予倩等很多帮助，在话剧《雷雨》中饰演过周朴园。抗日战争前后，积极参加救亡活动，编演宣传爱国思想的《徽钦二帝》、《明末遗恨》、《亡蜀鉴》等剧目。

    抗日胜利者，国民党挑起了内战，引起周信芳强烈的不满。驻国统区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派张颖同志登门拜访周信芳，向他转达了党对他的问候。1946年夏末，周信芳正在黄金大戏院演出。一天晚上，京剧界地下党员吕君樵来到后台，悄悄地递给周信芳一张请帖。周信芳接过来一看，只见请帖的落款写着3个遒劲清秀的字：周恩来。周信芳了解这位伟人，接到请贴，分外激动，当即表示：“明天我准时参加座谈会。”吕君樵小声说：“为了安全起见，明天不要坐小车，步行去，地点是马斯南路（今思南路）107号周公馆”次日，周信芳步行来到周公馆。刚进门，周恩来就迎上前来，紧紧握住他的手，两人互致问候。周恩来问：“是走来的吧，累了！你看对面就是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哨，今天来这里的人没有事，你要是坐车，目标就大了。你看，复兴路口就有特务的车，跟踪也很容易。”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听了这一说，这才理解昨天吕君樵再三叮嘱他不要坐车的原因。

    这天，周恩来在他的住处召开各界座谈会。他在会上作形势报告，着重揭露美蒋勾结、挑起内战的阴谋，操着一口浓重的淮安口音说：“。。。。。。希望你们在艰巨的环境中斗争，为了争取胜利的明天，一定要留在上海坚持和平民主、坚持进步的文化工作。”慷慨激昂，句句打动了与会者的心。抗战胜利后，周信芳目睹国民党治国无方，民主无望，曾一度对前途悲观，打算出走香港。听了周恩来的报告，便打消了这个主意，表示愿留在上海，继续从事进步文化工作。

    座谈会以后，周恩来特地将周信芳等几人留下，在一楼会客室宴请他们。席间，周恩来与周信芳作了更深的交谈。周恩来说：“你创造了‘麒派’艺术，拥有大量的观众，你的一言一行会影响观众的！”周信芳心领神会，更加坚定了留沪斗争的决心。

    同年，周信芳与田汉等人组织了“伶界联合会艺友联谊会”坚持斗争。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传讯了周信芳。在一间阴森森的传讯室里，两个警官模样的人对他说：“你是社会有影响的人，别跟田汉这伙人混在一起。警备司令部命令你们立即解散艺友联谊会！”

    周信芳回来后，与田汉、姜椿芳等人商议决定：避其锋芒，改变斗争方式，表面上解散了艺友联谊会。周信芳在解散会上说：“要牢牢记住这件事，我们要争取民主自由，坚持斗争到底！”这是周恩来对他说过的话。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解放区的进攻和对国统区人民的迫害。他们在上海搞一个什么“艺员登记”，妄图把戏剧工作者同妓女、舞女一样，每人发一张卡，作为“特种职业者”登记管理。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戏剧工作者的义愤。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戏剧界发动了反对“艺员登记”的运动。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就是田汉与周信芳。起初国民党当局很嚣张，警备司令宣铁吾亲自出面，警告田汉、周信芳。经过艺人斗争，不得不取消“艺员登记”规定。接着，上海文化界又发起了反内战、争自由宣言的签名运动。周信芳不顾反动派的威胁，毅然在黄金大戏院经理室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在文汇报发表反内战的文章。特务曾恐吓他，他正气凛然地说：“我已准备带着铺盖去坐牢！”不久，他拒绝赴电台演唱宣传“戡乱”反动节目。

    在斗争中迎来了新中国。1949年10月9日，周信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周恩来见到了周信芳，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们又见面了！”周信芳激动地说：“我是听了你的话才留在上海的。”

召回马连良

    1950年夏天的一个夜晚，中南海一处舞厅灯火辉煌，人们翩翩起舞，人群中还出现了周恩来总理的身影。为他伴舞的是京剧名老生马连良的女儿马力，她当时在军委卫生处做护士，年仅16岁。

    总理亲切地问马力：“你父亲在香港好吗？他是中国著名的京剧演员，人民需要他。你写封信告诉他，周恩来问候他。让你父亲回来吧，我一定设法安排他回来，我们欢迎他！”马力非常激动，回到住处，连夜写信，于次日清晨寄出。她没有想到这次舞会后不久，周总理就亲自安排，请梅兰芳、程砚秋、张庚、马彦祥4位京剧院院长联名写信给马连良，转达他和人民政府欢迎马连良回内地之意。

    马连良在中国京剧界是一位很有影响的老生演员，创造了“马派”，与京剧艺术大师麒麟童（周信芳）齐名，有“南麒北马”之誉。1947年，因国民党大打内战而导致金融崩溃、市场萧条，戏院维持不下去了，马连良、张君秋、俞振飞等名家便相继自沪赴港演出。1949年，大陆解放，马连良等滞留香港。那时香港经济并不景气，加上粤人居多，一般都喜欢看粤剧，对京剧兴趣不大。马连良演出机会大大减少，生活陷入困境。他想家，但他不明白共产党的政策，加之有很多谣传，使他归家顾虑重重。到底回不回大陆？一时举棋不定。国民党为了搜罗人才，命一个特务假扮成商人，从台湾飞赴香港，去找马连良，许以优厚待遇：只要去台湾登台演出，一场戏一根金条，每月外加6万港币。马连良看透了国民党本质，不屑一顾，婉言坚拒。他与妻子陈慧琏商量，其妻也拿不定主意，说：“等等看，等时局进一步明朗了，再作打算。”

    就在马连良犹豫不决之时，先后接到了女儿和梅兰芳等人的亲笔信。信中言词恳切，转达了周总理对他的问候、关心和期待。梅兰芳在信中说：“我们这里的京剧团，有属于国家的，也有私人创办的，不受任何限制。我现在是中国京剧院院长，还有自已的梅兰芳剧团。您也是艺术家，国家不会亏待您的！”

    又捱过了一年，马连良终于决定启程返回北京。就在1951年9月30日晚上，马连良兴冲冲地对妻子说：“快，准备一下，明天我回家了！”

    在当时的形势下离港而去，谈何容易！为避人耳目，奉周总理之命、专程赴港接应马连良回大陆的中南局一位干部，约马连良在一家酒楼秘密见面。来人详细说明了我党对艺术家的政策，转达了人民政府欢迎他回去的热切期望，并且告诉马连良说：“人民政府替你全部还清在香港的债务。”接着详细交代了归途中的细节。

    马连良按照周总理的安排，偕琴师李慕良，搭乘一辆由英国人驾驶的小轿车，悄然驶离摩顿台住宅，向罗湖桥进发。马连良的妻子未随同行，因而未引起潜伏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的注意。

    1952年7月1日，周总理在北京饭店的“七一”庆祝会上接见了自香港归来的马连良一行。马连良紧紧握住周总理的手，不无歉疚地说：“很抱歉，我回来晚了。”周总理爽朗地笑了，真诚地说：“早晚都一样，爱国不分先后，回来就好嘛！”

    在马连良的带动下，张君秋、俞振飞等名家也分别回到了北京、上海。在南方局的安排下，又将马连良的妻子儿女接回大陆，让他们一家人团聚。

    马连良返回北京，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与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戌组成了民营京剧团，马任团长。所演剧目，久演不衰。他还出版了《马连良演出剧本选集》，所演《借东风》、《铡美案》已摄成影片。

介绍程砚秋入党

    周恩来喜欢京剧，对“四大名旦”的艺术艺德很了解。抗战胜利后，他率中共代表团驻南京梅园和上海马斯南路。在上海时，他秘密会见过“京剧伶王”梅兰芳、“麒派“创始人周信芳等，多次看过程砚秋的演出。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发起平津战役，包围北平。1949年初，我高级将领和部分军队暂时借住在程砚秋建在颐和园不远处董四墓村的“程家花园”。那时，傅作义派出的民意代表何思源先生和他的全权谈判代表邓宝珊将军为首的代表团，秘密与共产党、解放军洽商和平解放北平事宜，有时在“程家花园”碰面，有时到蓟县平津战役最高指挥官林彪的指挥部内进行。

    1949年3月下旬，周恩来到达北平。3月26日，开始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和谈。次日上午去六国饭店会见民主人士，下午就去报子胡同探访程砚秋。不巧程砚秋上街理发、洗澡；程夫人在内院上房料理家事；程的弟子王吟秋在外院温习唱腔。一辆黑色汽车缓缓驶进报子胡同，停在程家门口。汽车上下来三个穿灰布军装的人，为首者黑发浓眉、目光炯炯，年逾半百。他们叩门而入，王吟秋出来接待，让到前院中厅。

为首那位问：“程先生在吗？”

“我师父出去了。”

    那位浓眉的首长客气地又说：“我们专程来拜访程先生，不巧他不在家。”转脸又向另一位同来的青年人说：“那给程先生留个条吧。”青年人打开公文包，取出笔笺，那位首长伏在桌上写了几句，交给王吟秋：“程先生回来，请把这张条子交给他吧。”说罢告辞，登车而去。王吟秋送客归来，打开纸条一看，惊呆了，只见上面写着：

砚秋先生：

来访未晤，适公外出，甚憾。

此致

敬礼

周恩来

    啊！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到了！

    不一会程砚秋回来了，见了这张条了，笑得抿不住嘴，责怪王吟秋：“你怎么不好好招待招待？”又对程夫人大为感慨：“这几十年，我见过多少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大官，他们大多端着架子，不可一世，对咱们唱戏的表面客气，实际上看不起咱们呢！像周恩来这位大首长，如此礼贤下士，不惜屈尊来家看我，少见少见。”

    当晚，程砚秋去北京饭店参加周恩来举行的招待各界人士的宴会，席终赶回家略事收拾，就去怀仁堂演出。正在后台化妆时，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由电影明星张瑞芳陪同，到后台看望程砚秋。程忙站起身来说：“真对不起，我手脏（手上有胭脂），不能和您握手。下午您屈尊到我家来看我，失迎得很。”周恩来笑着说：“哪里。我给介绍一下，这位是邓颖超，这位是张瑞芳，你们是大同行。你忙吧，我们到前台去看戏，等会再来看你。”

    周恩来一天之内，几次看望程砚秋，使他格外激动。那天晚上，他的嗓子特别好，《红拂传》唱得格外精彩。

    周恩来对程砚秋和程派艺术很器重。在程砚秋一生的最后阶段，周恩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

    1951年，程砚秋从西北考察归来，赶上两件事：一件事是全国戏曲工作会议。1951年5月5日，由周恩来签署发布的《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在“推陈出新”之前，又加上“百花齐放”，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戏曲工作方针。程砚秋对此事很为满意。二是朝鲜战争爆发了。1951年夏天，各地掀起了为朝鲜前线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戏曲界纷纷举行义演。程砚秋一向热心公益，也积极投入这场活动。与旁人不同的是：他除了义演外，还捐献了他刚刚得到的国家发给他的工资。

    1951年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梅兰芳被任命为院长，程砚秋、马少波、罗合如为副院长。程从此成为国家公职人员，每月有工资，由戏曲研究院送到家。程砚秋从四川演出回来，得知此事，立即写了亲笔信：

梅、马、罗三位院长：

现在抗美援朝运动正在继续加强，前几天院方送来一笔款子，说是自本年三月以来给我的工资 。我觉得是非常惭愧的。但我亦知道不应该不接受的。现在抗美援朝运动正在继续加强，我愿意把这笔款子全部捐献，敬祈代转。今后工资，亦同此办理，直至抗美援朝工作胜利完成为止。

程砚秋谨启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附上支票一张，计玖佰陆拾伍万玖仟肆佰伍拾贰元，又此次本院义演献款壹仟柒佰万元 整，祈并查收（按：当时币值，与现行人民币为一万比一）程砚秋这些作为，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人强迫、影响他，确实体现了他胸怀坦荡、爱国无私的精神。按当时购买力，这也是数额不小、相当可观的款子，值30万两黄金。程砚秋一生唱戏30年上下，他积累了可观的房产、珠宝、文物、存款。但他不是只认钱不认人的敛财者；相反他把财帛看得不重，所以才有义拒张宗昌6万元馈赠，不断帮助贫苦同业，自己出资办学，宁肯坐吃山空也不为敌演出，直到不领工资，把7所私产房舍无偿献给国家，是一脉相承的，构成了他思想和道德情操的可贵一面：重义轻利。

    周恩来了解程砚秋，在上世纪50年代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艺术界传为美谈。

    1958年3月9日，程砚秋因患心肌梗塞症在北京逝世。周总理闻讯，沉痛地说：“我国艺术界失去了一颗巨星！”

探访盖叫天

    盖叫天，本名张英杰，号燕南。河北高阳人，1888年出生佃农家庭。幼年家乡连年闹荒，颗粒无收，随兄逃荒到天津，入隆庆和科班学京剧。历经磨难，苦学成才，擅演短打武生，其代表作有《武松》、《恶虎村》、《一箭仇》、《洗浮山》等。表演精湛，自成一家，创造了“盖派”艺术，与京剧艺术大师杨小楼齐名，有“南盖北杨”之称。

    梅兰芳、周信芳、盖叫天长期在上海演出，都是京剧一代宗师。建国初期，如何安排他们3人的工作，使其各得其所，不因职位高低而产生不悦？这个问题一时难住了有关部门，遂请示周总理。周总理经过深思熟虑，命京沪浙三地作出妥善安排：梅兰芳出生北京，是“伶界大王”，让他出任中国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在上海发迹，一直在上海演出，让他出任上海京剧院院长；盖叫天家在杭州，在金沙港建有宅院，让他担任浙江戏剧家协会主席。这样安排，梅、周、盖都表示满意。周总理还指示文化部，抓紧为上述3位大师拍摄舞台艺术影片，以留下宝贵的艺术遗产，供后学观摩研究。1954年8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功《盖叫天舞台艺术》。1963年，盖叫天的彩色舞台艺术片《武松》摄成。在此前后，上海、北京两家电影制片厂也相继拍成《梅兰芳舞台艺术》、《周信芳舞台艺术》。

    1952年夏，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盖叫天应邀随华东地区代表团赴京演出。盖叫天时年65岁，仍演出了《武松打店》这类含有激烈开打动作的戏。此前的1950年12月，他与梅兰芳、周信芳一起曾应邀在北京参加全国戏曲工作会议，讨论戏曲改革的方针大计，并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武打戏《一箭仇》，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总理等都出席观看。毛主席一边看一边点头称好，热烈鼓掌。1952年，盖叫天再次赴京演出，毕竟年事已高，因而受累病倒了。

    盖叫天病倒的次日下午二三点钟，住在前门外鲜鱼巷一个大院里的著名淮剧演员筱文艳正在洗衣服，忽听身旁有人问她：“同志，请问盖叫天先生住在哪个房间？”问话人五十上下年纪，穿着一套深蓝色布料制服，身高1.7米以上，方脸庞上两道浓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他操着一口深重的淮安口音，说话时微笑中带着热情，态度和蔼可亲，穿着简朴，看上去不像大人物。其实他就是周总理，乘轿车到鲜鱼巷巷口，让警卫员等在车上，只身到大院里找人。当时筱文艳不认识周总理，便用手指指楼上，答道：“盖老住在二楼靠中间的那个房间。”周总理很有礼貌地道了一声谢，走上楼梯。

    翌日清晨，华东地区领队于伶微笑着告诉大家：“昨天下午，周总理特地来看望盖老……”“啊，是周总理！”盖叫天和筱文艳几乎同时叫出声来。盖叫天动情而懊悔地说：“我还当他是一般干部呢！前天我演出《武松打店》后病倒了，想不到周总理会亲自来看望我，问我烧退了没有，还伸手摸摸我的脑门……”

    盖叫天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不禁想起了旧社会的不幸遭遇：他是个硬汉子，因不肯受戏院老板的挟制而遭受排斥，上海各戏院老板联合起来，自1923年至1933年不让盖叫天演出。整整10年间，盖叫天除去南昌、汉口、宁波、开封等地作短期演出外，长年困居，生活陷入困境，靠典当借贷过日子，无人关心，无人资助。今日演戏生病仅一天，周总理就来看望他，太令人感动了。1956年，文化部为盖叫天举行舞台生涯60年纪念活动，盖叫天发表了《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一文，说了许多心里话。

    1957年，上海市文化局安排盖叫天率领剧团赴杭州、上饶、南昌、长沙、武汉、九江、庐山巡回演出。每到一处，就深入部队、工矿企业、家村，为工农兵作慰问演出。

    同年3月，第一站在杭州人民大会堂演出时，正逢苏联贵宾伏罗希洛夫由周总理陪同来到西子湖畔。盖叫天决定亲自拜见周总理，他说：“黄忠虽老，宝刀不老。我要向周总理讨令，为伏罗希洛夫演出。”次日清晨，盖叫天由上海文化局干部陪同，同坐一辆三轮车，冒着飘泼大雨，直奔周总理下榻的杭州饭店。周总理立刻接见了盖叫天。盖叫天坐在周总理和贺龙无帅中间，说明了来意，要求在文艺晚会上为苏联贵宾演出。周总理笑道：“您年高了，不能太累了。好吧，我代您向文化部门提提看，您先请回，等我回音。”一边说一边从桌上水果盘中取过一只大苹果，放在盖叫天面前请他吃。

    中午时分，周总理派来一位秘书，说总理请问盖老下午是否有空，他想来拜望您。盖叫天心想：“总理来访还要派人先来征求同意，真叫人太过意不去了。总理的民主作风，是干部们的榜样！”

    下午2时，天下着雨，周总理果然来了。他乘车到冷僻的金沙港，车在路口停下。因为路窄车子开不进去，从路口到盖叫天的寓所还有一段路，周总理走下车来，撑着雨伞，一路踩着泥泞小道，走到“燕南寄庐”。盖叫天将总理迎进堂屋，周总理坐下边喝茶边与盖叫天谈话。周总理说：“您70高龄不服老，还带团体巡回演出，为国效劳精神可嘉。考虑到您正在演出，所以晚会节目没有把您安排进去，做事考虑不周，请盖老原谅。我很愿意在今晚邀请伏老来看您的戏，可是伏老有他自己的活动日程，能不能来，我不能代他决定。如果伏老不能来，今晚我一定来看戏。”

    听了周总理的这番话，盖叫天既感动又兴奋。他陪同总理参观他的“燕南寄庐”。从前厅到后院，最后来到后院犄角的一个小庭院，就像鲁迅故居中那个被叫做“老虎尾巴”的地方。堂屋中供奉着佛像，四面排列十八尊瓷质罗汉群像。京剧武戏中有《十八罗汉斗悟空》、《十八罗汉收大鹏》剧目，盖叫天是用来观察各种罗汉造型，琢磨如何塑造人物形象的。他见周总理饶有兴趣地仔细观赏，就说：“总理，这十八尊罗汉我送给您吧！”周总理笑笑说：“它们对您有用，还是放在这里的好。”

    坐了片刻，雨也停了，周总理辞别步行而去。当晚盖叫天演出《恶虎村》，周总理果然陪同伏罗希洛夫来观看。演出结束，周总理和伏老上台向演员们祝贺演出成功。总理向伏老介绍说：“盖老是我们戏剧界的老英雄，他为了欢迎您，主动争取来演出的。”伏老紧紧握着盖叫天的手说：“谢谢，谢谢！”盖叫天实现了为国争光的心愿，想到周总理的鼓励与赞扬，他兴奋得一夜未曾合眼。

    盖叫天一生为人仗义。他见金沙港附近农民有急事想打电话，而这一带无电话可打，就出资安装了一部电话，放在院子门口，让人使用不收费。夏日炎炎，盖叫天命家人烧好开水，等凉透了倒进大木桶，放在院外，让附近的农民和过路人喝，同样不收茶费。

    金沙港远离市区，没有电灯，夜晚点油灯和蜡烛。建国初期，盖叫天去北京参加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一天举行宴会，周总理与大家敬酒欢叙。盖叫天围着桌子角绕脚腕说：“我每天练功就得二千下，我是武生，一天一遍功。可是晚上我家没有灯，只能摸黑练，怪不方便的。”

    周总理听了他的话，记在心里。盖叫天自己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哪知他回杭州不久，一位干部登门拜访，对他说：“周总理把您家没电灯的事通知了上海，上海通过华东局与浙江联系，说定要为你家安装电灯。”为了接通电源，特地从岳坟起，沿途竖起7根电线杆，方将电线接到金沙港。从此盖叫天不再摸黑练功了，同时还惠及周围邻居，一起装上了电灯。想到解放前每天夜里在马路上星光下练功的往事，他真是感慨万千：共产党真心实意关心艺人，无微不至地为艺人改善生活、工作条件。他打心眼里热爱党，热爱周总理。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全国。从春天起，周信芳就被点名批判。盖叫天在劫难逃，也被贴满了大字报。此前，周总理曾指示浙江省文化局与分管艺术的副局长李碧岩：要保护爱国人士和各领域的代表人物。浙江方面，马一浮、盖叫天、潘天寿、沙孟海都是保护对象！造反派我行我素，仍然残酷迫害上述艺术家。一天，他们把盖叫天从批斗会上拉下来，扫地出门，将他扔进了一间漏雨的小木屋，恶声恶气地说：“向你们的周恩来告状去吧！”

   80以上高龄的盖叫天，经受不住长期的批判、毒打，生了重病也不给治。当周总理知道此事，盖叫天已于此前1971年1月15日含恨逝世，享年83岁。周总理叹口气说：“盖叫天逝世，太可惜了！”

                                                                                     摘自《京剧名伶》